“兄弟之邦”：現代中國的朝鮮想象

韓 琛

青島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山東 青島 266071

1933 年9 月，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創作小說《雞之歸去來》。題材應該取自現實經驗，主要講述一只白雞的去而復返。最后，小說結束于對朝鮮人的議論：“我”聽到日本女人們說，白雞的失蹤肯定是朝鮮人的作為；不過，當“我”出其不意地幾次聽出“朝鮮人”三個字時，居然激動地在心底叫起來：“——啊，朝鮮人！我在心里這樣叫著，好像在暗途中突然見到了光明的一樣?！薄拔摇边M而想象了一個解釋：住在附近的朝鮮人，深夜偷走我的白雞。但他的伙伴們告訴他：“兄弟，你所闖入的是中國人的園子啦，他是和我們一樣時常受日本警察凌辱的人啦?！庇谑窃诘谒奶煲估?，白雞失而復返。①郭沫若：《雞之歸去來》，《郭沫若全集 文學編 第10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 年，第375—378 頁。在這個交織現實與想象的小說中，郭沫若以中朝兩國人民為邦國兄弟，并認為朝鮮兄弟是反抗日本帝國的英雄。不止郭沫若的《牧羊哀話》 《雞之歸去來》，朝鮮英雄兄弟也是諸多中國現代作家的書寫對象，主要作品有臺靜農的《我的鄰居》、舒群的《沒有祖國的孩子》《海的彼岸》、蔣光慈的《鴨綠江上》、巴金的《發的故事》以及無名氏的朝鮮人抗戰三部曲《紅魔》《龍窟》《幻》等②中國現代文學的朝鮮書寫的資料整理、文獻編目及文學研究，可參見李存光、金宰旭等學者的著述。詳見金柄珉、李存光：《中國現代文學與韓國（資料叢書）》，延邊大學出版社，2014 年；李存光、金宰旭：《“中國現代文學與韓國”文獻補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 年；金宰旭：《值得珍視和銘記的一頁——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韓國人和韓國》，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 年。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之所以使用朝鮮而非韓國的國名，乃是遵循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指稱慣例，其在地域上涵蓋今天的整個朝/韓半島。。朝鮮英雄兄弟形象的廣泛出現有其現實背景：朝鮮淪為日本殖民地，中國與朝鮮的歷史連帶，中國抗日運動的興起，反法西斯戰線的形成……由此形成的朝鮮想象因此意味深遠，在與現實世界形成共振的同時，亦不乏指向大同未來的激情。塑造朝鮮英雄是為召喚中華英雄，想象兄弟邦國是為強化中華認同，表征中朝抗日共同體則蘊含著強烈的國際主義精神，現代中國的朝鮮書寫構成一個內外糾結、親疏交織的文學地緣學①文學地緣學是指從地緣政治學視角進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致力于從歷史化的時間政治學轉向地緣論的空間政治學，從而在文學研究的歷史/時間軸線之外增加一個地緣/空間軸線。即在與地理、疆域、國族等因素相關的空間政治視野中分析、闡釋中國現代文學生產的國族認同、區域政治、世界想象、域外書寫、傳播效應、歷史轉型等等。在地方、國家、區域、全球彼此聯結、互動的現代世界體系中，本土現代文學生產與地緣政治空間重組往往存在著聯動關系，文學地緣學的任務就是對地緣空間政治與現代文學生產之間的互動關系進行現象梳理、文化詮釋與政治分析，既試圖通過文學分析來理解現代地緣政治空間的形成與變化，也要通過地緣政治思想重構文學研究的學術視野，最終意在強調中國現代文學生產之立足本土、落眼周邊、跨界全球的空間政治特征。圖景。

一、受難、離散與兄弟共同體

在1918 年完成的《歐游心影錄》中，梁啟超認為“一戰”是人類歷史的一大轉折，民族主義、世界主義和民主主義從此占據世界舞臺，中國人要自覺建設一種“國際主義的國家”，以對全體人類文明有所貢獻，“我們的愛國，一方面不能知有國家而不知有個人，一方面不能知有國家而不知有世界”。在參加巴黎和會期間，他覺得最奇怪的第一件事是各殖民地自主權擴大，居然直接辦起外交；另外，一些前殖民地或歐洲弱小民族紛紛獨立，成為巴黎和會上“面生可疑的國家”②梁啟超：《歐游心影錄節錄》，《飲冰室合集》第7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影印本，第21—64 頁。。弱小民族的獨立自主與中國的國際主義立場是并行不悖的，這意味著在促進中國自身的進步之外，也需要理解并支持弱小民族的解放、獨立與自由。

“一戰”的殘酷后果導致對西方民族國家體系的質疑，一種交織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新式國家觀念，成為此一時期民國知識分子的共識。魯迅認為，19 世紀的俄羅斯文學讓人們看到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掙扎；……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由俄國文學的啟發，而將范圍擴大到一切弱小民族，并且明明點出‘被壓迫’的字樣來了?！雹埕斞福骸蹲Ｖ卸砦淖种弧?，《魯迅全集》第4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第473 頁。周作人晚年在談及早年翻譯出版的《域外小說集》時，以為其可以與1921 年《小說月報》的《被損害民族的文學號》相提并論，二者皆是介紹弱小民族文學、抵抗帝國壓迫的翻譯運動④周作人：《知堂回想錄》，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8 年，第206—208 頁。。周氏兄弟以弱小民族文學為中國借鑒的翻譯活動，一方面是以之為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借鏡，另一方面也是共振于世界范圍內的反殖民運動。作為殖民帝國主義的受害者來說，中國與“弱小民族”具有國際主義連帶性。老舍認為，他創作小說《小坡的生日》，便是要“以兒童為主，表現著弱小民族的聯合”⑤老舍：《還想著它》，《老舍文集》第14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年，第31 頁。。締結“弱小民族”聯合陣線，實現反帝、反殖民的目標，顯然是一個國際主義的革命性事業。相對于其他遙遠國度，鄰邦朝鮮對中國而言，應是最為切近而現實的弱小民族代表。吳藻溪在《朝鮮童話》前言中寫道：“我希望你們從這本小小的童話中，想到朝鮮的小弟妹們的心理和現在所處的境遇，并且聯想到東方各民族乃至世界各民族的小弟妹們的心理和現在所處的境遇?！雹迏窃逑骸督o小弟妹們》，《朝鮮童話》，北平：北平世界科學社，1936 年，前言。

從歷史上看，朝鮮的“弱小”一以貫之。李朝時代，朝鮮作為中國王朝的藩屬國，不得不采取“事大主義”的策略。近代以來，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朝鮮迅速從附庸國淪為殖民地。正因為“弱小”帶來的屈辱，朝鮮民族主義運動往往極為激烈，經常會采取暗殺等激進手段。在1919 年的巴黎和會期間，感應于民族自決的世界潮流，從實現民族解放的內在需求出發，朝鮮爆發要求國家獨立的“三一運動”。這場運動雖然最終被鎮壓，但是卻形成了一個統一的領導機構。1919 年4 月，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上海成立，并一直存續到抗戰勝利的1945 年。石建國認為，兩國間自古以來的“兄弟般的情誼”，“在抗日戰爭中進一步得到深化和發展”①石建國：《中韓合作抗日的歷史回顧和現實意義——紀念抗戰勝利70 周年》，《當代韓國》2015 年第2 期。。兩國間兄弟情誼是否自古如此可存而不論，但需要共同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則是不能回避的現實。有關朝鮮的文學書寫在抗日戰爭期間達到頂峰，便是這一歷史狀況的反映?！笆聦嵆浞终f明，中國當時屬于不同政治集團、思想立場和文學流派的中國作家，雖然政治立場和文藝思想的分野明顯，甚至互不相容，但是在關注韓國人民的苦難，支持韓國人民的正義斗爭方面，各方面的作家的基本傾向是一致的。這一情況是為當時韓中兩國面臨的相似的國情和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合作、全民抗戰的時代特點所決定的，是那個時代給與中國文學的特別恩賜?！雹诮鹪仔瘢骸吨档谜湟暫豌懹浀囊豁摗袊F代文學中的韓國人和韓國》，第107—108 頁。

考察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朝鮮書寫就會發現，除了《牧羊哀話》等不多的作品，大部分小說都是關于在華朝鮮人的，而且超過半數都是表現在華朝鮮革命者和愛國者的。即便是那些以朝鮮為背景的作品，如《牧羊哀話》或者無名氏的小說，作者也大多沒有居留朝鮮的親身經歷，而是根據二手材料的想象與虛構。無名氏創作的幾部朝鮮人抗日題材小說，就是根據朝鮮軍人李范奭的生活加工而成。雖然匱乏對于朝鮮的真實體驗，但是在華朝鮮人卻是可知可感的現實對象，這些朝鮮流亡者的抗日英雄事跡，給予正面臨日本威脅的中國人帶來極大精神鼓舞。于是在很多作品中，如郭沫若《牧羊哀話》、臺靜農《我的鄰居》、舒群《沒有祖國的孩子》、蔣光慈《鴨綠江上》、巴金《發的故事》等等，中國作者都是作為一個傾聽者出現的。這種置身性的第一人稱敘事，既虛擬出一個“客觀性”情景，形成“我”在場的強烈現實感，又建構起一個對話情景，造成“同是天涯淪落人”的身份感應。事實上，在華流亡朝鮮人的確曾與中國作家一起并肩生活、戰斗。1936 年，巴金在談及小說《發的故事》時說：“我雖然沒有參加他們的斗爭，但是我也認識他們中間的一部分人。至少對于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思想，他們的為人，我多少有一點點了解。我并不完全贊成他們的斗爭的方式。但是我仍然尊敬他們?！雹郯徒穑骸蛾P于〈發的故事〉（代跋）》，《巴金全集》第11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年，第110 頁。至于無名氏與李范奭之間的接觸與友誼，則是他創作朝鮮人抗戰作品的直接動因。

日本殖民造成的國破家亡、受難離散，既是這些小說著重書寫的主題，也是展開反帝反殖民敘事的前提。舒群的小說《沒有祖國的孩子》，就描寫了一個朝鮮孩子的遭遇。這個沒有祖國蔭蔽的兒童，承受著來自各個方面的欺凌，不僅有來自日本人的凌辱，也有來自蘇聯孩子的歧視。這個小說再現了一個相對復雜的東北/滿洲地緣政治空間，日本人、中國人、蘇聯人、朝鮮人雜居其間，并形成了一個層級性的國族結構。日本人、蘇聯孩子對朝鮮孩子的凌辱與歧視，“我”作為一個中國人對他的同情和支持，就反映著這個國族結構體的分層狀況；“沒有祖國的朝鮮孩子”，明顯居于這個層級結構的最低端。巴金在散文《一封公開信》里也曾談及，中朝兩國人在東北地區承受著來自日本和蘇俄帝國主義勢力的雙重壓迫。在《沒有祖國的孩子》的結尾，當這片土地也最終淪陷時，蘇聯人可以自由返回祖國，“我”也可以回到中國內地，朝鮮孩子卻無處可去，只能繼續流落異鄉他國。當然，作為流亡者的“我”，最終與朝鮮孩子一樣，其實都是“沒有祖國的孩子”，他的屈辱也是“我”的屈辱。

同樣的，蔣光慈的《鴨綠江上》也虛構了一個離散他鄉的故事背景?！拔摇?、一個波斯人、一個朝鮮人和一個中國人，一同住在蘇聯學校宿舍里；在圍爐夜話中，朝鮮人李孟漢講述了自己國破家亡、愛人犧牲的遭際，他自己也變成一個失國的“亡命客”。在臺靜農的小說《我的鄰居》中，“我”將朝鮮人鄰居稱為“異國的漂泊者”，而且生出許多沒有根據的猜想：“我無端地感到我這不幸的鄰人身世的悲哀，他怎樣地遭遇惡人的毒手，他怎樣地逃開惡人的羅網，他含淚地別了祖國，別了慈母，別了他的愛人！”臺靜農的中國臺灣人身份和舒群的中國東北滿族人身份，讓他們關于朝鮮人受難、流亡的書寫，也充滿來自他們自己的“流亡者”體驗。中國臺灣和東北自1895 年之后先后被日本占領。從反帝反殖民、爭取國家獨立的角度來看，共同的失國、受難、流亡的歷史體驗，讓這些作品中的中國人和朝鮮人彼此聯合抗爭，成為并肩戰斗的反帝反殖民、爭取各自國家自由解放的“兄弟共同體”。在1926 年3 月發表的散文《一封公開信》中，巴金深情地寫道：“親愛的高麗弟兄們，自那時以來，我不論在何時何地，都不能忘卻你們了?！雹侔徒穑骸兑环夤_信》，《巴金全集》第18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年，第78 頁。穆木天的詩歌《獻給朝鮮的戰友們》，著意表現中朝人民是比鄰而居的戰友：“我的家和你們的家/只隔著一道水/那白浪滾滾的鴨綠江。/我的家和你們的家/只隔著一道山/那高高的哈爾巴嶺?！雹谀履咎欤骸东I給朝鮮的戰友們》，《朝鮮民族戰線》第4 期，1938 年5 月25 日。力揚的《朝鮮義勇隊》則直接以朝鮮和中國為“最親切的兄弟”：“從遼遠的年代起，/中國和朝鮮/就是最親切的兄弟//今天，/中國和朝鮮，/呼吸著同一的痛苦，/呼吸著同一的仇恨；/日本帝國主義/帶給我們朝鮮的/一切災難/也在帶給/親愛的中國”。③力揚：《朝鮮義勇隊》，《新華日報》1939 年2 月5 日。

一致的日本敵人、相似的殖民屈辱、共同的流亡體驗，讓中朝兩國建立起一個民族主義的反帝聯合戰線。當然，在“民族兄弟共同體”想象之外，也存在另外一種超越國族的“階級兄弟共同體”的文學想象，其在一個更為廣闊的東亞/世界資本主義視閾中展示了反帝反殖民斗爭的復雜性。在這個方面，以日本為背景的兩篇小說——郭沫若的《雞之歸去來》和梅娘的《僑民》，是非常值得關注的作品。這兩部小說基于個人現實體驗的寫實主義風格，其實更為接近旅日華人、朝鮮人的日常生活。與描寫“在華朝鮮人”的文學作品不同，《雞之歸去來》《僑民》以“在日朝鮮人”為書寫對象，至于小說第一人稱的敘事，則將“我”與朝鮮人緊密聯系在一起?！峨u之歸去來》中的“我”，是一個“中國人”；《僑民》中的“我”，則身份相對含混，是一個“滿洲國人”。國族身份認同上的差異，導致了兩篇小說對于在日朝鮮人書寫的不同。前者試圖與朝鮮勞工形成一個“被壓迫者共同體”，后者則再現一個竭力將“我”與朝鮮人區隔開來的滿洲人，然而最終卻從相反方向上證明了滿洲人“我”和朝鮮人都是“被殖民者”的事實。

在全球拓殖的過程中，帝國從殖民地掠奪的不僅是原材料，而且也包括勞動力。與被一次性消耗的前者相比，后者作為可以被不斷再生產出來的廉價勞動力，才是保持帝國運轉的真正動力。郭沫若的《雞之歸去來》便討論了朝鮮勞動力給日本帝國發展帶來的巨大推動力：“由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所潰滅了的東京，經營了近十年，近來更加把范圍擴大，一躍而成為日本人所夸大的‘世界第二’的大都市了。皮相的觀察者會極口地稱贊日本人的建設能力，會形容他們的東京是從火中再生出的鳳凰。但是使這鳳凰再生了的火，卻是在大地震當時被日本人大屠殺過一次的朝鮮人，這要算是出乎意外的一種反語。八九萬朝鮮工人在日曬雨淋中把東京恢復了，否，把‘大東京’產生了。但他們所得的報酬是什么呢？兩個字的嘉獎，便是——‘失業’?！雹俟簦骸峨u之歸去來》，《郭沫若全集 文學編 第10 卷》，第375 頁。不獨朝鮮人在日本從事低階勞作，中國勞工也一度把日本當成做工的目的地。自1918 到1923 年，為解決工業發展對于勞動力的需求，日本招募中國勞動者到日本從事體力勞動，至1923 年8 月，在日底層華工總數已逾7000 人。與朝鮮人的遭遇一樣，在東京大地震期間，在日華工也遭到屠殺、遣返，導致日本華工群體在1923 年10 月即頃刻瓦解②鄭樂靜：《二十世紀初旅日浙南籍下層華工商社群的歷史變遷研究》，《寧波大學學報》2015 年第1 期。。在日中國勞工與朝鮮勞工一樣，既是底層勞動力的即時補充，也是特定時刻轉移社會危機的對象。當郭沫若在《雞之歸去來》中表明，我和朝鮮人都是被日本人欺凌的對象時，不僅僅是立足于反帝反殖民的民族主義立場的反思，而且也隱含著一個階級共同體的認同。從階級立場來衡量朝鮮勞工的意義與價值，顯然與郭沫若的身份相關。在小說的結尾，郭沫若還浪漫的暢想，朝鮮人“吃人肉”的流言中隱含著反抗與革命的種子。

與朝鮮抵抗者抗日復國的海外流亡不同，朝鮮和中國勞工為生計而僑居日本的務工生活，實際上是一種更為普遍的離散狀況。而這最為普遍的一方面，卻恰恰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因為這個事實偏離乃至顛覆了那種本質主義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并暗示了被殖民者對于帝國政治的潛在認同。與郭沫若《雞之歸去來》不同，梅娘的《僑民》幾乎沒有任何中華民族主義色彩。然而，小說題目“僑民”所表征的國族認同身份，卻又直接將民族認同問題擺到明處?！秲S民》的主人公是位僑居日本做速記員的滿洲人，周末去海邊度假，在電車上遇到一對朝鮮族勞工夫婦，朝鮮男人強迫妻子為主人公讓座，引發了主人公作為帝國邊緣人的復雜感受。小說的特別之處在于，讓座引發的被殖民者共同體認同，是糾結了階級認同、國族認同與階級區隔、國族歧視的復雜想象?！拔摇焙统r一家人雖然極力融入日本社會，但是卻依然被當成低等異族他者看待，而“我們”作為貧窮底層工作者的階級身份，又強化了這種低等族群身份。為擺脫這種被殖民——既包括國族層面也包括階級層面的被殖民——的劣等感，“我們”沒有抵抗來自宗主國的壓迫以尋求最廣泛的平等，反而在“被殖民者共同體”內部再生產了殖民主義政治，被殖民者往往把殖民者的歧視話語內在化而分斷自己人③岸陽子、郭偉：《試論梅娘的短篇小說〈僑民〉》，《抗戰文化研究》第1 輯，2007 年。：朝鮮男人通過強迫朝鮮女人讓座而生產出自己的優越感，“我”則通過羞辱朝鮮男人的貧窮而高人一等，在小說中初露端倪的“被殖民者共同體”頃刻瓦解，“我們”并不能在殖民主義壓迫體系之外想象其他身份政治的可能。

共同的受殖經驗未必會讓不同國族結成反殖民聯合體，相似的離散體驗也并不能讓流亡者們變得四海一家，對于普通中朝大眾而言，生存壓力遠比民族主義情懷要來得現實可感。梅娘、李輝英等人的小說就充分展示出中朝“兄弟共同體”的復雜性。不過，基于激發中華民族主義情感以及共同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現實政治需要，各種建構于國族、階級、受難、離散等經驗之上的中朝“兄弟共同體”想象還是蔚為潮流，并呈現出一種極為簡單、刻板的浪漫主義敘事形式。在其中，呈現朝鮮兄弟的勇于犧牲的烈士精神與英雄氣質，則是最為引人側目的內容。

二、朝鮮烈士：現實與虛構

1926 年2 月26 日，周作人在《京報副刊》發表的《李完用與樸烈》中，以李完用為“確實的逆徒”，而以樸烈為“烈士”“朝鮮的忠良”，并將對樸烈的欽佩投射于朝鮮民族：“我對于這亡國的朝鮮不能不表示敬意……朝鮮的民族，請你領受我微弱的個人的敬意?！睒懔蚁德萌粘r人，1922 年接受韓國臨時政府指示，策劃暗殺日本天皇計劃，未及實施便被告發逮捕，后被判“大逆罪”而處以死刑。周作人贊美樸烈、朝鮮的目的在于諷刺中國人。他認為中國多有李完用一般的“逆徒”，少見樸烈這樣的烈士，繼而悲嘆：“我們看了朝鮮的往事，不能不為中國寒心?！雹僦茏魅耍骸独钔暧门c樸烈》，《晨報副刊》1926 年2 月26 日。1920 年代，隨著日本殖民東北的“滿洲危機”不斷惡化，歌頌抗日朝鮮志士的文字有逐步增多的傾向。吳敏認為，周作人筆下的樸烈形象，完全不同于消極貶義的——作為中國“集體想象物”——朝鮮認識，而是一個不屈不撓、浴血戰斗的朝鮮人新形象②吳敏：《臺靜農、周作人筆下的韓人形象》，《當代韓國》2008 年第2 期。。

不過，就郭沫若1919 年發表的《牧羊哀話》來說，英雄的朝鮮兄弟形象已經被確立起來，并與那些消極貶義的朝鮮認識一道，共同構成了一種相對復雜的朝鮮想象。更早之前，黃世仲以“世次郎”為筆名在《南越報》上連載的小說《朝鮮血》（又名《伊藤傳》）③世次郎：《朝鮮血》，《南越報》諧部，1909 年底—1910 年5 月7 日。，則描述了1909 年10 月26 日朝鮮志士安重根在哈爾濱火車站刺殺伊藤博文的情況，謳歌安重根是“彈藥轟開新世界，風潮造出好男兒”，以之為爭取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的民族英雄。當然，在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主導的帝國年代，天演就是法則，強權便是正義，國與國之間恃強凌弱似乎并無不妥，黃世仲因此也把伊藤博文視為日本民族英雄。李騰淵認為，《朝鮮血》采取中立的“雙絕”敘事，安重根與伊藤博文是“英雄對英雄”的對立，二者都是中國所缺少的英雄人物④李楠、徐金柱：《近代有多現代？──“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9年第6 期。?！敖^代雙驕”式的英雄想象，也體現于梁啟超1910 年完成的《秋風斷藤曲》，其中稱頌安重根、伊藤博文都是為國捐軀的英雄賢者，而堂堂中華則“空見危樓袖手人”⑤梁啟超：《秋風斷藤曲》，《飲冰室合集》第5 冊，第37—38 頁。。

1895 年至1945 年間，朝鮮人的各種抗日復國行動在中國激起反響，中國的新聞輿論、文藝創作對這些事件多有關注。特別是個人英雄主義式的朝鮮人暗殺日本軍政要人事件的屢次發生，更給中國人造成心理上的巨大沖擊。安重根事件、樸烈事件之外，又有1932 年李奉昌在東京向天皇馬車投擲炸彈、尹奉吉在上海暗殺日軍將領等抗日事跡。至于朝鮮人群體性的抗日復國的運動，如1919 年的“三一運動”，則與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彼此共振，形成了一個區域性的反帝反殖民風潮。這些英雄事跡也許真的改變了中國人對于“弱小”朝鮮的認識，至少在很多文學作品的浪漫主義表述中是這樣。舒群的小說《沒有祖國的孩子》中，蘇聯孩子嘲笑朝鮮孩子“果里”是沒有國家的人：“你看高麗人多么懦弱，你看高麗人多么懦弱。他們早已忘記了他們的祖國，那不是恥辱嗎？”“我”作為一個中國人，對此的回應是：“那么，安重根呢？”安重根改變了懦弱朝鮮的想象，顯示出英雄朝鮮的別樣可能。舒群不僅以安重根為朝鮮民族英雄圖騰，而且自安重根開始設置了一個英雄系譜：“沒有祖國的朝鮮孩子”其實擁有一個因為反抗日本殖民被槍殺的父親，他是英雄的后裔。也許，安重根、果里的父親、果里都是“沒有祖國的人”，但是他們的“英雄”壯舉，卻構成了一個傳承有序的“國族英雄血脈”，是朝鮮永遠不會滅亡的證明。蔣光慈小說《鴨綠江上》的主人公李孟漢，與他被日本人殺害的父親，實際上也是反映朝鮮人反日復國事業的綿延不斷。另外，樸烈事件可能是臺靜農小說《我的鄰居》的原型，尹奉吉事件之后，以其事跡為素材的文學作品也屢屢出現。

1910 年之后，由于大批朝鮮志士流亡中國，中國作家得以與朝鮮人士近距離接觸，從而了解到朝鮮抗日運動的一些情況，文學創作素材經常來自于朝鮮流亡者的自述。在談及涉及朝鮮人抗日斗爭的小說《發的故事》時，巴金承認自己并沒有參與他們的行動，而只是有“一點點了解”他們的生活與思想①巴金：《關于〈發的故事〉（代跋）》，《巴金全集》第11 卷，第110 頁。。在小說《火》第一部的后記中，巴金認為《火》是“一本宣傳的東西”，自己并沒有寫出他們的主要精神②巴金：《火·第一部·后記》，《巴金全集》第7 卷，第173—174 頁。。不過，巴金所謂“他們的主要精神”，其實也多源自傳說和想象，也是一些“宣傳的東西”，這就導致相關書寫總是充滿浪漫主義色彩，朝鮮兄弟往往被描述為道德純凈的“貴族英雄”。小說《牧羊哀話》中的朝鮮烈士尹子英生于仆役家庭，卻在敘事中被轉換為朝鮮子爵的“兒子”，從而具有了象征性的貴族身份。他的名字“子英”是子爵所起：“子爵十分喜愛他，常叫他作‘英兒英兒’。英兒比佩荑小姐大一歲，小姐常叫他作英哥，英兒也僭分著叫小姐是荑妹。他們兩人你憐我愛的，倒真正地如同同胞骨肉一樣?！雹酃簦骸赌裂虬г挕?，《郭沫若全集 文學編 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年，第8 頁。在蔣光慈小說《鴨綠江上》中，主人公李孟漢說自己和愛人云姑都是“貴族的后裔”；舒群小說《海的彼岸》則塑造了一個因為暗殺日本將軍而流亡中國的“朝鮮的貴族之子”。無名氏小說《北極風情畫》《荒漠里的人》《露西亞之戀》，大都取材于朝鮮人李范奭的經歷，李氏乃朝鮮現代史上的傳奇人物，也是朝鮮皇族的后裔。人物身份的貴族化可能反映出：一方面中國作家所接觸的朝鮮流亡者大多來自社會精英階層，另一方面想象朝鮮貴胄隱含的是對自我身份的期許。

朝鮮英雄兄弟的“貴族”身份塑造極具象征意義，因為在民族主義的種族主義想象中，為國殉難者的血統必然高貴純凈、不同凡俗。于貴族身份想象之外，諸多小說中也致力于宣揚朝鮮兄弟的雄性氣質，令這些抗日英雄書寫往往充斥著一種吊詭的男權政治。無名氏的朝鮮題材小說往往激蕩著難以遏制的男性氣質，“抗日英雄”無不具有超級男性氣質。于是，《北極風情畫》中的波蘭女人最終為“他”自殺，變成“他”生命傳奇中的一個故事。同樣，郭沫若小說《牧羊哀話》中朝鮮白衣牧羊女的存在，不過是為要以其貞潔無瑕來陪襯“朝鮮兄弟”的英烈之舉。當然，蔣光慈小說《鴨綠江上》則呈現出——與國族政治、國家關系相關的——更為復雜的性別政治圖景：在其他國家的人們眼里，朝鮮流亡者李孟漢像一個“女性”。這個二十幾歲的美少年“實在帶有幾分女性，……在同學面前，我時常說他是我的老婆”④蔣光慈：《鴨綠江上》，《蔣光慈文集》第1 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 年，第89—90 頁。。在“我們”這些異鄉客的圍爐夜話中，李孟漢講述了他與云姑在朝鮮國內的戀愛故事，這個故事以李孟漢去國流亡、云姑為國犧牲而告終。小說在“我”、李孟漢與云姑以及中國與朝鮮之間建構起一個等級性的性別政治關系：中朝兩國之間歷史上形成的地緣權力差序，被共同的反帝反殖民訴求掩蓋起來。

實際上，中國作者相當清楚本國的朝鮮認識充滿大國偏見，中朝之間也存在著差序權力關系。魯迅曾經談到的“譬如現在論及日本并合朝鮮的事，每每有‘朝鮮本我藩屬’這一類話”①魯迅：《〈一個青年的夢〉譯者序二》，《魯迅全集》第10 卷，第212 頁。，意指中國對朝鮮的蔑視自古如是。在演講稿《無聲的中國》中，魯迅又特別提及在弱小民族中，朝鮮也是沒有聲音的一個②魯迅：《無聲的中國》，《魯迅全集》第4 卷，第15 頁。。他認為要將無聲的中國變成有聲的中國，也意味著無聲的朝鮮需要變成有聲的朝鮮，一切弱小民族都應有發聲的權力。也許就是為證明一個“有聲的朝鮮”的存在，中國現代作家的朝鮮英雄兄弟敘事，往往也具有代朝鮮民族立言的傾向。巴金說，寫作《發的故事》是為不忘那殉道者的血③巴金：《關于〈發的故事〉》，《巴金全集》第11 卷，第111 頁。，寫作《火》是為有機會向朝鮮朋友表示敬意，并期待有第4 部出來，“寫朝鮮光復的事情”④巴金：《火·第一部·后記》，《巴金全集》第7 卷，第174 頁。。在《關于〈荒漠里的人〉》中，無名氏認為，人們太不了解“韓國革命與韓國民族的偉大”，并要為他們寫一本書，“來掃除世人對韓國民族的種種偏見”；在《露西亞之戀》文末，無名氏更將亡國之難當成歷練韓民族的“試驗”：“對于這個飽經亡國痛苦而始終奮斗不息的白衣民族，我寄予最大同情與敬意，并愿意把這本與韓國民族多少有些瓜葛的小書獻給她。只要歷史的輪子不倒退，我相信韓國民族一定能夠再生，猶如從黑暗深淵中升起的紅日?！雹轃o名氏：《〈露西亞之戀〉后記》，《露西亞之戀》，北平：中國編譯出版社，1942 年。安重根、樸烈、尹奉吉等韓國烈士的英雄義舉，進一步強化了他們對于朝鮮民族的推崇、欽佩之情。在中國作者的浪漫主義想象中，朝鮮民族“更將化成千萬個戰斗的安重根！/千萬個安重根的熱血，/沖開了鴨綠江的源水，/濺紅了大韓古國的國門！”⑥萬眾：《我懷念你的祖國——給朝鮮金滿昌同志》，《大路》第2 卷第1 期，1940 年6 月1 日。

在弱者無聲的世界中塑造一個“有聲的朝鮮”，是中國現代文學朝鮮書寫的一個主要敘事策略。在郭沫若的《牧羊哀話》、蔣光慈的《鴨綠江上》、舒群的《沒有祖國的孩子》以及無名氏的《北極風情畫》等小說中，第一人稱的中國人“我”，僅僅是一個故事的傾聽者、轉述者，而朝鮮人則是自己家國悲情的主動傾訴者。這雖然是中國作者的有意設計，但是依然能夠說明“有聲的朝鮮”是一個積極的意象，對于他們的傾聽則是我們的責任。其實，安重根、樸烈、尹奉吉等朝鮮志士的刺殺行動，也是一個向世界發聲的行為：被殖民、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往往需要通過激進主義運動來證明自己的存在、獨立與尊嚴。渲染朝鮮烈士的貴族身份、雄性氣質、殉道精神，是為賦予“想象的英雄朝鮮”以有形的肉身，進而將之營造為一個普遍的形象。然而，梅娘的《僑民》、郭沫若的《雞之歸去來》則提醒我們，這些精英主義的朝鮮抗日烈士形象只是極為特殊的個體，更多的被殖民者實際上已經內化為日本帝國臣民，他們不但試圖在帝國體系內重構身份認同，而且極其努力地向帝國中心進取。在這里，不是哪一個狀況是事實的問題，而是更愿意接受哪些事實以及國家如何記憶自身歷史的問題，事實與虛構往往只有一線之遙。當然，一些相對負面的朝鮮人形象在東北作家筆端的不時出現，也在不斷地質疑主流抗戰作品塑造的正面朝鮮形象⑦金宰旭：《值得珍視和銘記的一頁——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韓國人和韓國》，第122—123 頁。。

也許正是意識到虛構的限度與現實的復雜，一些小說的朝鮮英雄往往被描寫為“熟悉的陌生人”。熟悉是因為這些英雄兄弟的刻板化塑造符合期待視野，陌生則是源于中國作者實際上并不真正理解朝鮮，基于隔閡、誤讀的朝鮮書寫成為常態。中國作家甚至有意將“隔閡”狀況設置于文本中，以期待形成一種“陌生化”效果。臺靜農小說《我的鄰居》就是其中典范。在小說中，隔壁租客雖然與“我”一墻之隔，但是卻咫尺天涯一般，鄰居的沉默、精悍、冷靜，讓“我”如遇魔鬼般的不寒而栗，“我”對他的所有了解就是——“他”是一個朝鮮人。后來，“我”真正認識他是通過報紙報道——“他”是一個謀劃炸日本皇宮的朝鮮人。顯然，“我”更愿意承認報紙上的“英雄”是真正的“他”，不過，“英雄壯舉”僅僅是這個“人”的特殊面向，并不能改變他是一個陌生人的狀況。這就是紀念碑效用。人們對于矗立于公共空間的紀念碑熟悉無比，但是往往不清楚它們紀念的具體是誰，更不必說“無名英雄紀念碑”。在無名氏小說《北極風情畫》中，朝鮮主人公在小說伊始就被“我”形容為“野獸”“陌生怪客”“陌生漢子”?！拔摇睂λ摹笆煜ぁ?，實現于他對自己傳奇人生的講述，故事講完之后，他即刻不知所蹤?！拔摇庇谑钱a生了一些疑問：“他究竟是真人？還是個魅影？他的故事，是真實事跡，還是一座海市蜃樓？我再想，此時此刻的我，我自己，究竟是一個真我？還是一個幻影？”①無名氏：《北極風情畫》，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年，第172 頁。也許，《我的鄰居》才真實反映了中國作者對于朝鮮英雄兄弟的了解：我們對于“他們”的英雄認識，不是源于熟悉，而是因為陌生。個體的自我認識，也需要在陌生化的一面出現之后，才真正開始。

在《李完用與樸烈》一文中，周作人稱頌樸烈夫婦、貶低掉李完用之后，則直指中國的茍安無能?！疤貏e在現今這個中國，滿洲的情形正與合并前的朝鮮相似，……我相信中國可以有好些李完用，倘若日本（或別國）有興致來合并中國，但我懷疑能否出一兩個樸烈夫婦?！雹谥茏魅耍骸独钔暧门c樸烈》，《晨報副刊》1926 年2 月26 日。自安重根以降，朝鮮志士的英雄主義事跡的確給了中國作者以很大刺激，讓他們試圖通過書寫朝鮮英雄來激發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意識。不過，書寫朝鮮英雄除了反帝的現實訴求之外，亦有更深刻的歷史淵源蘊含其中。

三、朝鮮英雄兄弟與中華民族主義

朝鮮英雄的文學生產并非例外，而是與中華英雄的文學生產聯系在一起。在現代世界，塑造民族英雄及其系譜是發明民族共同體的重要策略，國族歷史及其開端總是由民族英雄來創造的。在談及中國現代轉型的困難時，魯迅認為原因就是缺少“敢于最先”并“不恥最后”的“傻子/英雄”：“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戰具比我們精利的歐美人，戰具未必比我們精利的匈奴蒙古滿洲人，都如入無人之境?！雹埕斞福骸哆@個與那個》，《魯迅全集》第3 卷，第152—153 頁。前述各個文本中的朝鮮英雄，就符合魯迅的英雄想象。與魯迅一樣，周作人的《李完用與樸烈》同樣也意在頌揚朝鮮民族的英雄面向，進而反向召喚勇于犧牲的中華民族英雄。

歷史發明國族，國族制造英雄。重構輝煌歷史、創制偉大現實、設計光明未來，是現代國族敘事的應有之義。民族英雄的歷史發明、現實生產與文學賦形，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內容。首先是民族英雄系譜的歷史建構。自晚清以降，通過書寫民族英雄系譜來建構中華民族，是中國民族主義話語的主要面向之一。黃帝、屈原、岳飛、鄭成功、史可法等漢族英雄符號的歷史生產，皆是通過英雄神話來打造國族精魂，以之為基干形成中國的脊梁。其次是抗敵民族英雄的現實生產。在現代中國，抗敵民族英雄典范的生產高潮主要出現在兩個時期。一個是晚清排滿革命過程中英雄人物的涌現。陶成章、萬福華、吳樾、秋瑾、徐錫麟、汪精衛等，皆是此一階段出現的漢族英雄，這些革命人幾乎都是在暗殺行動中完成英雄形象的建構。暗殺是個人英雄主義的極端行動，其以只身挑戰強權的孤膽行動體現出崇高的民族意志，而且能夠與中國歷史上那些著名的刺客英雄如高漸離、荊軻等產生共鳴。另一個是民族英雄人物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涌現與宣傳。這個時期的中國民族英雄主要是在對日戰爭中出現的典范人物，較少孤身刺殺的個人主義英雄形象。無論是歷史英雄還是當代英雄，他們最終都在文學修辭中被建構成型并廣為傳播，國家以之作為進行民族主義動員的象征符號和情感資源。

實際上，中國現代文學中出現的朝鮮英雄形象，仍處于中華民族英雄想象的整體脈絡之中。其一，朝鮮英雄形象多具有中華傳統的“俠”氣質。離散、流亡的境況，則強化了其“游”俠的形象。無論是現實中的朝鮮烈士安重根、樸烈、尹奉吉，還是小說中的朝鮮志士，無不具有游俠氣度與犧牲精神。其二，朝鮮英雄以民族國家為“義”之所指。諸多小說中的朝鮮英雄，實際上都通過效忠于一些“民族主義原型”例如君主、族群、傳統、禮教、血統等等①[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李金梅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44—78 頁。來凸顯其精忠報國的訴求?，F代民族主義往往需要向歷史傳統征召文化、思想符號，來形成一個嶄新的國族共同體想象。其三，朝鮮英雄往往具有“儒”家色彩。朝鮮民族主義的現代興起，一方面以建立區隔于中華帝國的“朝鮮性”為自身獨立自主之起點，另一方面又延續了儒教思想體系的文化根基，甚至是一個比中國本邦更為儒教化的“小中華”。其四，朝鮮英雄也是華夏英雄。各種文學文本似乎一直在暗示，“朝鮮英雄兄弟”依然是華夏之一員，以共攘日本夷狄而捍衛華夏本邦。陳寅恪、朱自清在詩歌中指認朝鮮是“萁子的子孫”，小說、詩歌頻頻以朝鮮人為“兄弟”，就是最為顯著的癥候。這是一個糾結歷史因素與現實狀況的中華中心主義敘事，支持朝鮮獨立、頌揚朝鮮英雄敘事終要指向中國的解放、復興與強大。

以朝鮮英雄敘事來表征中華民族主義，不僅是立足反日抗戰的現實需要，也有其可供參照的歷史淵源。雖然都處于反法西斯主義聯合戰線中，中國現代文學鮮有書寫蘇俄、蒙古、美國兄弟的，但朝鮮兄弟的文學敘事卻綿延不絕。這是因為在“內華夏而外夷狄”的中國天下體系中，朝鮮、越南、琉球作為“藩屬國”，也是漢化程度極高的諸夏之國，并構成了中華文明的邊緣。當然，越是文明邊緣之地，越會極力堅持文明中心的政教意識形態，以證明自身作為文明成員的合法身份。古代朝鮮的“小中華”認同，其實就是強調自身的華夏身份，古代中國王朝也視朝鮮為文明教化之地。近代以來，朝鮮雖然一直努力去中國化，進而塑造一種朝鮮性本質。但是，就像魏建功1920 年代僑居漢城所觀察到的，已經被日本合并20 余年的朝鮮，依然處處蒙受中國的“嘉惠”：“海外無事，總想看一點‘大國’化育群小的‘恩澤’究竟是什么。我也許自己功力不深，所覺到的都不是些‘嘉惠’于別人家的，而以為處處只見得人家受了我們的累?！雹谖航üΓ骸秲S韓瑣談》，《魏建功文集》第5 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186 頁。獨立建國之后的朝鮮，并未擺脫“小中華”意識，而致力于反日復國的朝鮮抗戰志士，也將中國看成他們避難、抗爭的廣闊腹地③巴金：《關于〈發的故事〉（代跋）》，《巴金全集》第11 卷，第111 頁。?？傊?，敘述華夏邊緣的朝鮮英雄兄弟，是為鏡照中華民族認同，并反映出學者王明珂謂之“民族心性”的“隱藏的景”④王明珂：《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根基歷史的文本與情境》，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第12—13 頁。。

王明珂以“歷史心性”“文類”“模式化敘事情節”三種敘事結構來分析華夏歷史。其中，“歷史心性”是建構歷史的核心理念，“英雄祖先歷史心性”“兄弟祖先歷史心性”則是中華歷史敘事的兩個核心范式。正是憑借“英雄兄弟歷史心性”“文類”“模式化敘事情節”產生的歷史敘事，諸夏才能構成一個整體性的華夏空間。王明珂認為，這些歷史敘事結構在現代已經失去效力，“最后還是由民族史以及語言學、民族學、體質學、考古學等等之新知，在主流觀點上完成了近代中國的邊緣再造”①王明珂：《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根基歷史的文本與情境》，第19—186、204 頁。。不過，建立在科學理性基礎上的現代歷史敘事，依然依賴于營造新的“歷史心性”。語言、種族、宗教等要素不是建構民族的決定性條件，“并不足以創造出民族性、民族，更遑論國家”②[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李金梅譯，第73 頁。，但是可以以之為素材想象民族共同體。晚清以降的中華民族主義敘事，對于“漢族英雄敘事”與“中華兄弟敘事”的強調，顯然延續了兩個主要的“歷史心性”。晚清漢族革命黨人建立的排滿民族主義敘事，以種族主義為核心意識形態營造出各種“漢族英雄系譜”，從而發明一個漢族主體的中國史。與此同時，梁啟超則揚棄種族主義的民族主義論述，提出了超越小民族主義的大民族主義觀念，以中國境內諸民族為兄弟而組成一大中華民族③1903 年，梁啟超論述道：“吾中國言民族者，當于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于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于國外之諸族是也?！越褚酝?，中國而亡則已，中國而不亡，則此后對于世界者，勢不得不取帝國政略，合漢，合滿，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類，以高掌遠跖于五大之上，此有志之士，所同心醉者也?！痹斠娏簡⒊骸墩螌W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飲冰室合集》第2 冊，第75—76 頁。。民國初建，革命黨人從排滿革命到五族共和的轉變，同樣也是用大民族主義取代小民族主義?！靶∶褡逯髁x”的“漢族英雄敘事”是一種排他的種族民族主義敘事，而“大民族主義”的“中華兄弟敘事”則不免是一種現代帝國民族主義論述，二者實際上皆繼承了中華傳統歷史敘事范式，使之成為中國現代民族主義敘事的潛在結構。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朝鮮英雄兄弟敘事，亦在現代民族國家敘事的表征之下，潛藏著中華傳統帝國敘事的“歷史心性”，并與民族國家敘事構成對話關系。

與現代歷史敘事重視塑造歷史英雄系譜不同，現代文學中的英雄書寫以反映現實人物為主。這也許是“英雄祖先歷史心性”的現代版本，現實民族英雄也是祖先英雄的當下表征，古典英雄神話轉換為現代英雄神話。這不是抹殺民族主義實踐的現實性，而是說像安重根、樸烈、尹奉吉等等這些朝鮮烈士的壯舉，必須在個人英雄實踐之后的一系列歷史敘事建構中，才能作為國族典范被銘刻并記憶下來。即通過小說、詩歌、紀念碑、祭祀日等文化再生產，讓這些人物及其歷史實踐構成新的現代神話。朝鮮英雄之所以被認為是“我們”的英雄，一方面是因為中朝兩國需要面對著共同的日本敵人，另一方面，根據“萁子奔朝鮮”的“英雄徙邊記”神話，朝鮮本是華夏一脈，朝鮮志士流亡中國，亦不過是“英雄還鄉記”，朝鮮民族是與中華我族分享共同的創傷、歷史與光榮的兄弟。雖然中國和朝鮮今天是各自獨立的民族國家，但是由于歷史上宗藩關系、文化連帶等情況的影響，導致雙邊關系中總是隱含遺留自中華帝國時代的政治無意識。特別是對于曾經作為東亞中心帝國的中國來說，雖然已經完成從天下帝國到民族國家的轉型，但是在其有限的國家認知中一直保存了無邊的帝國想象，現代民族國家認同中依然殘存著傳統中央帝國意識④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第28—29 頁。，梁啟超的“大民族主義”論述就是傳統帝國意識結合現代民族主義的產物。與朝鮮、日本等族群相對單純的國家不同，脫胎于多民族天下帝國的現代中國，其民族主義意識其實兼具排他性與開放性。

在王明珂的研究中，古典時代的“英雄兄弟”神話象征性地建構起中華認同的核心與外延，“英雄祖先歷史心性”系大一統的華夏認同的表征，“兄弟祖先歷史心性”則表征出華夏邊緣所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朝鮮英雄兄弟敘事雖然是現代敘事，不過依然可以看到其中所蘊含的中華帝國意識，朝鮮雖然被承認作為一個現代主權國家的獨立身份，但是依然被投射了其作為華夏邊緣—中國藩屬的歷史無意識，并具有依附于中華政治文化腹地的傾向。郭沫若的小說《牧羊哀話》非常直接地表征出朝鮮的“慕華”意識，至于各種文本對于中朝“兄弟之誼”的不斷強調，亦不免帶有以朝鮮為華夏邊緣的立場。不過，“英雄兄弟”的歷史心性作為“隱藏的景”，除卻底定華夏中心與邊緣的“大一統”認同之外，其中也存在被刻意忽略的“反一統、去中心”的“另類的雜音”，并對主流的華夏認同構成持續的挑戰。如果華夏認同的確成型于春秋戰國時代，并構成區別于外“夷狄胡戎”的“內華夏”，那么“內華夏”諸夏之間亦有不可忽略的區隔與對抗。特別是對于大國周邊的諸小國而言，如何在合縱連橫、臣服抵抗中避免為大國吞并，是不得不時時面對的問題。

故此，“華夏兄弟”不僅是“共御外辱”的“兄弟怡怡”，也是“內爭霸權”的“同室操戈”。于是，在建立起大一統華夏帝國的帝王英雄——秦皇漢武之外，亦有反抗帝國霸權的弱者英雄——如屈原、荊軻、高漸離等；在華夏帝王神話原型黃帝之外，也有對抗黃帝的炎帝、蚩尤神話。因此，在“華夏英雄兄弟祖先”的“歷史心性”之中，不但存在著華夏一統的集體認同意識，也存在著以區域/地方/諸侯國為認同基礎的華夏分離意識。特別是對于華夏邊緣的區域/族群/藩國而言，承認或否認華夏身份，往往是根據現實功利需要作出的權益性調整。據此言之，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朝鮮“英雄兄弟”敘事在彼此認同之中，亦隱含彼此分離、區隔、對抗的傾向，這種狀況也是一種范式化的“歷史心性”的現代生產。各種文本中對于朝鮮英雄兄弟的“陌生化”再現，未必不是這個反帝國、反霸權、反中心化的“華夏歷史心性”的現代文學表征。

從表層上看，朝鮮英雄的中國文學塑造是為召喚中華民族英雄并構成一個華夏兄弟聯手共御外辱的共同體想象；而朝鮮歷史上與中華王朝間的緊密聯系、李氏朝鮮王朝的極端儒家化傾向、李氏朝鮮與明朝中國在“壬辰倭亂”中聯合抗擊日本的歷史事實，以及中朝兩國需要在現實世界中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合作，無疑強化了這個“英雄兄弟”想象的合歷史性。與此同時，也可以從這些朝鮮英雄兄弟敘事中，抽象出“英雄兄弟祖先歷史心性”的現代轉化形式?，F代民族國家作為一個想象的共同體，不但意味著通過否定過去而表明自己空前的現代性，也需要通過繼承過去而持續發明自己永恒本質，在歷史敘事中創造中華民族的“英雄兄弟系譜”，并在民族主義斗爭實踐中再生“英雄兄弟典范”，自然是振興國魂、再造國民的國族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開疆拓土、構建天下帝國過程中形成的“英雄祖先歷史心性”，通過與現代民族主義、帝國主義相結合，轉換為中華民族主義意識的一部分，其強調中華民族認同的絕對性以及對外擴張的必要性，抗擊外侮與對外擴張、民族自決與帝國主義實際上是現代民族主義的一體兩面，并構成了一種自我背反的民族帝國主義意識形態。與此同時，諸夏自主、多元共存的“兄弟祖先歷史心性”亦與民族主義、世界主義相結合，形成了與民族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相抗衡的“民族國際主義”理想。中國現代文學的朝鮮書寫雖然游蕩著帝國的幽靈，但是也并不缺少國際主義的精神。

對于現代中國而言，面對現代性的沖擊以及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威脅，除卻以啟蒙革命來完成自身的現代化轉型外，通過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詢喚建構民族國家也是必須達成的任務，發明民族英雄歷史系譜、塑造現代民族英雄典范則是一個有效的策略，因由中朝兩國之間的歷史淵源與現實關聯，有關朝鮮英雄兄弟的文學書寫得以不時出現。當然，這些文學也表征了一種超越民族主義范疇的國際主義立場，但是也依然是一種民族主義的國際主義傾向，并在總體上并未脫離中國視野。

余論 遠東的曙光

1952 年2 月，郭沫若完成燈影劇《火燒紙老虎》。該劇以正在發生的朝鮮戰爭為背景，指責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同情朝鮮人民正義戰爭，進而確立中國“抗美援朝”的道義合法性。該劇中，郭沫若結合民族主義、國際主義與共產主義，從歷史上中朝兩國的密切關系出發，認為朝鮮是中國的“兄弟之邦”，“朝鮮的災難就是我們的災難”，“我們要保家衛國，我們要抗美援朝”，“中朝兩國人民的勝利是全世界人民的勝利，這不僅是救了朝鮮，不僅是救了遠東”①郭沫若：《火燒紙老虎》，《郭沫若全集 文學編 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24—32 頁。。在該詩劇中，朝鮮、中國、遠東、世界形成一個同心圓結構，朝鮮是同心圓的中心。朝鮮兄弟的解放，不但關乎朝鮮自身的獨立，連帶中國的國家安全，也影響整個世界的和平?，F代以來，朝鮮半島成為遠東火藥桶，不同帝國霸權皆以之為跳板爭奪遠東霸權，朝鮮半島事關世界局勢、中國安全的地緣政治狀況，一直延續到今天也未能終結。郭沫若的燈影劇《火燒紙老虎》、中國當代文學中的“抗美援朝”敘事，既接續了民國時代的民族國際主義立場，又在冷戰境遇中建立起新的政治連帶性，有關中朝兄弟之誼的敘事別有時代新意。當然，“兄弟之邦”的朝鮮想象固然合乎情理，但是也隱含難解的結構性矛盾：兄弟是手足，也是對手。兄弟邦國總是在連帶性中糾結對抗性，在親緣性中包含疏離性，中朝兩國的現代國家主體意識，便生成于彼此親疏交錯的地緣政治糾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