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敘事中的女性視角

攝影問世近200年來，男性位居主導地位，性別人口的另一半“女性”─如同許多職業一樣，雖有不少人從事攝影工作，但少有被提及，此現象國內外皆然，新聞攝影界亦然。女攝影記者在職業生涯中的背影模糊，恰如英國作家卡洛琳·克里亞朵·佩雷茲（Caroline Criado Perez）所述的“被隱形的女性”（Invisible Women），即由于女性的缺席，而產生“性別數據缺口”。關于中國女性攝影師的研究，目前國內尚不充分。不過近幾年，隨著中國攝影理論研究和數字攝影的發展，中國女性攝影師開始進入策展人和理論家的視野。從職業角度來看，人們對于女性以攝影作為自我職業追求已視為尋常，新聞攝影比賽中也可見到女性積極參與的身影，加上攝影器材更加輕便，媒體平臺愈加多樣，似乎女攝影記者的就業形勢漸趨明朗，但事實卻是從業人數沒有明顯增幅，2017年路透社統計“年度照片”發表情況，其中只有15%是由女性攝影師拍攝；在有人物出現的照片中，64%以男性為主要對象，女性為26%。這意味著大部分國家新聞媒體對社會的描述與觀察，幾乎都是通過男性攝影記者的鏡頭來完成的，這種性別缺失是否會帶來社會視角的缺失？中國女攝影記者的職業生涯與創作又有何獨特之處？

一、巾幗英雄：中國的女性攝影記者

新聞攝影是中國近現代重要的攝影門類之一?？谷諔馉幰詠?，無數新聞行業的革命先烈記錄下重要的歷史時刻，他們無所畏懼的精神和現實主義的拍攝風格代代相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攝影事業奠定了堅實基礎。在那個烽火連天的中國，女性義不容辭地投身抗戰，女攝影記者也成為革命洪流中的重要力量。

1926年，顧淑型（1897-1968）記錄了北京發生的“三·一八”慘案，成為中國女攝影記者的先驅。1937至1949年的中國硝煙四起，此時的中國女攝影師是萬千保家衛國的革命戰士，為了民族大義、為了找條活路，積極投入到解放全中國的革命中，因此，在革命根據地涌現出一大批女性戰地記者，如陳菁、楊玲、李淑珍、呂紅英、侯波、何慧、牛畏予等。這當中很多人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和成立的全過程，成為我國攝影事業的中堅力量。

更有女性攝影師跟隨一線部隊，記錄了戰爭前線的場景，楊玲（1922-2001）就是其中的代表。1945年調入《山東畫報》后，楊玲向鄭景康等前線攝影師學習攝影，在解放戰爭時期，她跟隨丈夫康矛召[1]參加了淮海戰役戰地采訪工作。1949年4月，震驚中外的“紫石英號”事件發生時，楊玲、康矛召夫婦就在現場，這對伉儷一位是新華社記者，一位是炮團的政委。楊玲為英艦“紫石英號”留下的“全身照”成為此次事件的影像見證，后來，這張照片入選《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圖片集》。

在解放區成長起來的兩位女性攝影師侯波（1924-2017）、牛畏予（1927-2020）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攝影事業上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作為攝影記者，侯波最廣為人知的作品是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拍攝的《開國大典》，當時的侯波被調入中南海，擔任新成立的攝影科科長，專門負責為領導人拍照，包括活動和生活照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不久，她成為毛澤東的專職攝影師。在中南海工作的12年，侯波拍攝了《毛主席與亞非拉朋友在一起》《毛主席在北戴河》等攝影作品，不僅記錄了毛澤東作為國家領導人參與的各種活動和重要講話，也有作為普通人的喜怒哀樂，傳遞了其平易近人的日常形象。牛畏予1945年參加革命，1948年開始從事攝影工作，歷任《華北畫報》《西南畫報》攝影記者，1951年轉業到新聞攝影局擔任攝影記者、新華社華北分社攝影組長，1973年調任對外組攝影記者，1978年任香港分社攝影組長，直至1982年退休。1949年后，牛畏予在工作中主要拍攝女性相關的新聞，同時拍攝了大批女性行業代表的視覺形象。由于工作關系，牛畏予接觸到了國家領導人、各行各業的勞動模范和文藝界人士，并為何香凝、裕容齡、華羅庚、郭沫若、王進喜等人拍攝肖像。

曉莊（莊冬鶯，1933- ）從1950年開始接觸相機，從業經歷橫跨中華人民共和國“十七年”（1949-1966），是“文化大革命”時期以及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發展的觀察者。在2003年出版的攝影集《瞬間的回憶》中，她寫道：“作為一個女性，我怎么也沒有想到會在攝影崗位上，一干就是一輩子?！痹凇缎氯A日報》工作的近30年中，她拍攝過農業合作社、公私合營等社會經濟的變遷，記錄過抗美援越萬人集會的場景、“文化大革命”時期普通百姓的多樣面貌。與侯波、牛畏予關注的視點不同，曉莊的畫面中更多的是普通人生活的點滴，折射著社會的變遷。

值得注意的是，紅色一代女性攝影記者的關注視點并不完全是自主選擇，而是“工作職能”劃分的要求。從國家層面來看，她們承擔著國家形象的視覺塑造任務，題材包羅萬象，不僅記錄國家領導人的衣食住行，也有中國優秀代表人物肖像，同時記錄了社會發展的重要工程；從社會層面來看，這些女性攝影師關注百姓生活，尋找社會發展的溫度；從攝影的角度來看，她們是中國攝影事業的奠基者，也成為后來者的榜樣。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更加追求男女在職業上的平等。在這個階段的女性攝影記者，一方面追蹤社會新聞熱點、關懷弱勢群體，在某些嚴肅的社會議題中，體現出女性特有的溫度；另一方面，隨著國際交流的進一步深入，許多女性新聞攝影記者開始關注國際重大事務及發展，并獲得世界級認可及榮譽。

1997至1999年，黃文時任新華社常駐波恩及柏林攝影記者。1999年3月爆發科索沃危機，她主動請纓，但得到的反饋卻是“我們認為唯一的缺點是，你是女的”[2]。但最終，黃文以自己得天獨厚的語言優勢爭取到了去南斯拉夫的機會。在那里，她穿越槍林彈雨，甚至見到了三位遇難同行的尸體。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黃文在整個戰爭期間向新華總社發回了300余張照片，并獲“國際戰場上第一個中國戰地女攝影記者”的美名。

在《法制日報》工作的居楊，從《丟丟的故事》到《賣淫女》《嫖客》，無不體現了人性與愛的糾葛和矛盾，居楊從業近30年，她尊重生命，并用女性的細膩、堅韌記錄社會，是一位優秀的女性攝影記者。在《中國殘疾人》雜志社工作的張立潔持續關注非典后遺癥，安靜、平等的注視是她與遺忘無聲的斗爭，是她對那場疾病受難者的尊重。

2000年之后，除了官方通訊社，網絡媒體甚至自媒體也成為女攝影記者主要的工作場所，因為職業需要，女攝影記者無疑是從“他者”的視角關注社會變遷，而網絡則給了女攝影記者一定的自由度，蓋蒂圖片社攝影記者艾莉森·喬伊斯（Allison Joyce）認為，由于固有的生活經歷，女性對于這個世界的看法確實與男性略有不同。一些女性做得更多的是“非常規”的事——而男人未必會被這些安靜的故事所吸引。另外，世界上有許多非常保守的社會，通常來說，男性很難進入這些地方拍攝，這是女攝影記者的另一優勢。當女性攝影記者直擊客觀表象，從內心出發去觀察外在的環境與變化，以自己的生命體驗展開同自我、同他人乃至同世界的對話時，照片中所呈現的色彩則更加斑斕，世界也變得更加完整。

二、公共敘事：去性別化與女性視角

整體觀之，中國女攝影記者的從業人數不多，結合中國社會發展、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數字媒體發展的多重因素，可以發現她們的工作方式隨著媒體的興衰而起伏，同時也映射著時代的脈動。

首先，中國平權運動極大激發了女性在新聞崗位中吃苦耐勞、欲與男人試比高的精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馬克思主義婦女觀作為婦女解放運動的指導思想，在中國獲得廣泛傳播?！皨D女能頂半邊天”的口號響亮了70余年，甚至在1995年，央視開設的第一檔女性欄目就命名為《半邊天》。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不完全從屬于西方的“女性主義”，雖然都是以“平權”為目標，但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側重“去性別化”而不是“認識性別差異”。這一點，可以從毛澤東的表述中略窺一二：“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男同志能辦到的事，女同志也能辦得到?！盵3]“去性別化”的核心是男女平等，主要表現在女性男性化、女性勞動化和女性革命化。男性化是女人與男人看齊，比數量和質量，是否同工同酬；勞動化是女性走出家庭，到各種生產現場去做實實在在的勞動者，男人能到的現場女人都要到達；革命化是女人與男人比力量、比耐力，比對同志好，比對敵人狠，總之在各個方面要趕超男人。

翻看1949至1979年的畫刊，新時代工農兵是當時的典型形象，也體現著革命年代追求的攝影美學。照片中的女性和男性一樣，在田間勞動，享受勞動的喜悅；或者手持武器，正在進行軍事訓練。女攝影記者的職業屬性更要求她們像男性一樣，手持相機武器，沖到炮火第一線。她們的特質被極限弱化，不屈不撓的韌勁、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始終伴隨其職業生涯，比如，為了拍攝《開國大典》，侯波冒著從城樓上掉下去的風險；在一次次勞動改造中，曉莊依舊不忘拿起相機拍照。

其次，生育與家庭的兩難，是女攝影記者繞不開的職業困擾?！百t妻良母”的中國傳統文化，雖然在民國和抗戰時期的婦女解放運動中有所淡化，但是家庭和孩子依舊是大部分女性生活的中心，女攝影記者也不例外。牛畏予在采訪中曾提到，孩子很小的時候，她就要出去采訪[4]，多虧丈夫高帆的鼎力支持；而曉莊更是在采訪中提到孩子時哽咽。幾乎每個女攝影記者都表現出“家庭焦慮”，在家庭男女分工中表示歉意。在生育和母職的捆綁之下，女攝影師記者如何在創作和工作中尋求自我定位和突破，是面臨的一大難題。

再次，在記者職業屬性的遮蔽下，男女攝影記者的觀看差異也體現在拍攝對象、主題等方面。女攝影記者更關注婦女、兒童群體，突發事件中的“女性形象”或“母親形象”也是女攝影師的偏好對象。她們不再依賴于畫面刺激感，而是側重通過溫柔有力的畫面進行情感表達，加深觀者印象；她們似乎更擅長表達沖突邊緣的故事，而不是沖突本身，這絕不意味著女性不愿意參與到“激烈沖突”之中，反而許多由女攝影記者參與或主導的長期社會專題攝影報道更為動人。

小結

1980年12月，北京北海公園展出了四名女攝影記者的作品，她們分別是《北京日報》司馬小萌、《中國體育報》呂英亮、中國新聞社羅小韻、《中國青年報》潘英。1999年《中國記者》雜志《新聞攝影界的“半邊天”——女攝影記者調查》（上、下）一文分別采訪了新華社記者黃文、山東《菏澤日報》王超英、中國新聞社蒲莉、《鹽阜大眾報》程曉萍、江西畫報社何福霖、《深圳法制報》曹紅、《瞭望》攝影編輯兼記者林慧、《大觀周刊》任琴……改革開放后，女攝影記者激增，她們大多受過良好教育，更具有國際視野，雖然記者這份職業是“去性別化”的，但女攝影師還是在這個崗位中闖出了一片天地。2010年之后，新聞媒體的時效性逐漸減弱，短視頻逐漸取代平面照片，攝影記者的編制逐漸縮減，新聞攝影記者不斷改變工作形態，女性或以“自由攝影工作者”的身份繼續承擔新聞攝影工作。

攝影是推翻成見、探索社會問題的工具。攝影記者的影像除了呈現新聞事件，反映其攝影專業能力以外，必然也體現個人生命經驗和文化背景，來自不同性別、學科專業相異的新聞工作者可以為群眾帶來多樣化的主題內容和影像觀點，由此更好地反映多元社會。女攝影記者參與到公共敘事之中，關注社會中女性群體問題、記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解放進程，并用細膩的情感、另類的角度記錄突發事件，引起觀者共鳴，成為中國社會和新聞攝影中不能缺少的“女性視角”，或許這才是女攝影記者存在的必要意義。

（李靜怡，鄭州財經學院教師）

注釋：

[1]康矛召（1919-1994），湖北武昌人，1938年赴延安參加革命，1942年開始攝影活動，1943年參與創辦《山東畫報》，兼任社長、主編。1949年后做外交工作，歷任駐印度大使館、阿富汗大使館參贊，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等職務。

[2]盧楚函：《荷賽獎三屆評委黃文：攝影師不該為獲獎而討巧》，環球新聞網，2006年4月，http：//www.hqrw.com.cn/2016/0414/49046.shtml。

[3]毛澤東：《〈婦女走上了勞動戰線〉一文按語》，《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3頁。

[4]譜莊、牛畏予：《牛畏予：老照片背后沒有故事》，《中國攝影家》2008年第11期，第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