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政治正確”：概念演變與學界批判*

包向飛，許一諾

（武漢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武漢 430072）

“政治正確”以及與其密切相關的“身份政治”，近年來逐漸上升為西方政治的核心議題。在中國學界，已經有逾百篇論文討論西方的“政治正確”，但大多針對美國的情況。①許紀霖、劉擎主編：《西方“政治正確”的反思》，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1頁。本文將基于語料實證，探討德國“政治正確”概念的流變，并闡述德國學界對“政治正確”的批判。

在梳理德國“政治正確”的概念史之前，我們要首先解釋“政治正確”在德國學界的最新意義，因為“政治正確”所涉及的語言規則，總是由德國學界最先提出，并引發社會各界熱議。與絕大多數中國網民將“政治正確”等同于“身份政治”的理解不同（見第一節的討論）。德國學界談論的“政治正確”的最新、最典型意義是：避免使用冒犯“受壓迫群體”的語言，代之以無冒犯性的、將受壓迫群體納入討論的語言。在德國左翼政治的理解中，此處“受壓迫群體”特指女性、同性戀和跨性別者、猶太人、黑人、難民、穆斯林、吉普賽人、患有創傷應激障礙的人群等。受到德國社會性別意識復雜化和性別沖突普泛化的影響，當前德國最典型的“政治正確”采取了“性別平等的語言”（gendergerechte Sprache）①又作geschlechtergerechte Sprache。Geschlechtergerechte Sprache強調在稱呼中凸顯女性的存在，但不一定考慮第三性別；gendergerechte Sprache通?？紤]到男女之外的第三性別。的形式。例如，當一位作家抽象地討論其作品的潛在讀者時，此時讀者的性別是未知的，按照“政治正確”的規則，他應當用Leserinnen und Leser（女讀者們和男讀者們）來稱呼他的讀者，即需要在字面上彰顯女性的存在，并將女性置于男性之前。2020年出版的《政治正確》論文集，盡管副標題為“文化與社會史視角”，但其中超過80%的論文以語言而非思想和道德為切入點來討論“政治正確”，體現了德國學界對于“政治正確”概念的最新理解——“政治正確”首先是一套左翼語言規則，其次才涉及語言之外的形式、行為和思想傾向。②Georg Albert，Lothar Bluhm，Markus Schiefer Ferrari，Political correctness：Kultur-und sozialgeschichtliche Perspektiven，Tectum Verlag，2020，p.6.

除性別平等的語言之外，以下幾種情況也被德國人視為典型的政治正確。一是用委婉語改寫，使用委婉語保護某些人群的心理。例如：將“難以管教的孩子”（schwererziehbare Kinder）稱為“行為令人注意的孩子”（verhaltensauff?llige Kinder），或者“行為不凡的孩子”（verhaltensoriginelle Kinder）。③Iris Forster，Politische Korrektheit （2018-07-12），Goethe-Institut Polen，https：//www.goethe.de/ins/pl/de/kul/dos/fnw/21458973.html.避免使用可能引發對特定人群的負面刻板印象的詞語也屬于此類，例如為了避免對黑人的負面印象，不使用Schwarzfahrer（逃票者，其中schwarz 在德語中是“黑色”的意思）一詞，改為Fahrende ohne gültigen Fahrschein（沒有有效票的乘車者）。二是審查文本，批判和修改文學經典和法律條文中不符合當今政治正確的措辭。例如：瑞典兒童文學作家阿斯特麗德·林德格倫（Astrid Lindgren）的《長襪子皮皮》在德國是一本經典兒童讀物，但其中出現了Neger（“黑鬼”）一詞，按照政治正確，Neger 會被改為Südseek?nig（“南海王”，按童話中黑人角色的身份）等無種族歧視意義的詞語。④J?rg Kilian，Pippi Langstrumpf als Negerprinzessin：Tabuw?rter，Euphemismen und kritische Semantik im Deutschunterricht，Deutschunterricht，vol.60，no.2（2007），pp.15-19.三是發表左翼言論，在女性、難民、少數族裔、伊斯蘭教、性少數群體、氣候保護等議題中，發表或支持與西方新左翼⑤西方的新左翼主要指信奉類似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的人。德國的新左翼主要包括左翼黨（die Linke），也包括社民黨（SPD）和綠黨（Bündnis 90/Die Grünen）的部分成員。德國新左翼常見的觀點包括支持接納難民、反對種族歧視、推動性別主流化運動、反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等。思想相合的言論，或至少保持沉默，不發表右翼言論。

一、“政治正確”詞義的基本辨析

德國人將“政治正確”理解為“身份政治”⑥“身份政治”是一種基于心理學的“認同”（Identit?t）概念的政治概念。按照“身份政治”，人們因不同的種族、宗教、性別、家庭背景，有著不同的身份認同，從而有不同的訴求。西方左翼政治強調這些身份的存在，并主張制定專門政策迎合“受壓迫的身份群體”的訴求；右翼政治則認為身份政治破壞了團結和公平。的語言規則。換言之，兩者在思想上一脈相承，⑦Karsten Schubert，Political Correctness als Sklavenmoral? Zur politischen Theorie der Privilegienkritik，Leviathan，vol.48，no.1（2020），pp.29-51.但“政治正確”很多時候外顯為對于語言規則的強調，而“身份政治”更多地觸及語言之外的觀念層面。

中國網民對“政治正確”的理解常常不包括對于語言的強調，例如觀察者網報道時尚品牌CK選用黑人“男變女”跨性別者同性戀大碼模特作為代言人時所用標題為“這位大碼模特已經逼近政治正確的極限”，①董佳寧，這位大碼模特已經逼近政治正確的極限（2020-07-02），觀察者網，https：//www.guancha.cn/dongjianing/2020_07_02_556045.shtml.在該報道評論區，沒有網民對“政治正確”的用法提出異議，可見多數人認為這是“政治正確”的典型情況。但德國人會認為此例屬于最典型的“身份政治”，但不是最典型的“政治正確”，因為此例并未顯示出語言規則的影響。

一些詞典將“政治正確”解釋為“避免使用冒犯到特定人群的語言和行為”②Definition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2022-09-02），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https：//www.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english/political-correctness?q=political+correctness.，使人感到“政治正確”不僅包括語言規則，還包括行為規則。然而，這些詞典解釋語言所依據的都是古典的對于概念的理解，這種理解力圖從最廣泛的意義上確定概念的范圍，并假定概念內的各元素地位平等。按照埃利諾·羅施（Eleanor Rosch）等人提出的原型理論（prototype theory），③Eleanor Rosch，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semantic categorie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vol.104，no.3（1975），pp.192-233.人類對于概念的認知是有層次的，有中心和邊緣之分。德國人，尤其是學界，將語言規則作為“政治正確”概念的核心。盡管將“政治正確”的概念推而廣之以后，亦可使其包含語言之外的形式和行動，但正如前文所論，德國人不會將大碼模特代言人的案例作為最典型的“政治正確”現象。

中國網民與德國人對“政治正確”的理解出現分歧，首先是因為“政治正確”從字面上看與語言無關。其次，理解某國的“政治正確”需要具備該國語言的知識，例如，理解德國的“政治正確”，至少需要對德語中名詞的性和數、陽性泛指、委婉語等知識有所了解，而國內媒體在報道時通常無法詳述這些語言細節。

在西方學界對于“政治正確”的討論中，有時能見到一些將“政治正確”概念臨時擴大的現象。例如，一些德國學者在探討“政治正確”時，常常會默認讀者已經對政治正確的語言規則有所了解，從而略去對“政治正確”的語言現象的舉例，直接進入其思想層面的探討，而在思想探討中，他們會使用Gutmenschentum（“好人主義”，指處處嚴格遵守“政治正確”，含貶義）④Nanny Grün，Manifest der politischen Korrektheit-Teil 2：Wie gute Menschen sprechen，Books on Demand，2019，p.5.、Tugendterror（“美德的暴政”，強調“政治正確”的語言禁令對言論自由造成的損害）⑤Thilo Sarrazin，Der neue Tugendterror：über die Grenzen der Meinungsfreiheit in Deutschland，Deutsche Verlags-Anstalt，2014，p.1.等詞作為“政治正確”的近義替換詞來行文，而這些詞強調了“政治正確”的道德層面。此外，還有一些西方學者利用“政治正確”作為批判西方新左翼政治的起點，⑥Bruce Charlton，Thought prison：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University of Buckingham Press，2011，pp.102-110.并在批判中逐步擴大“政治正確”的詞義。新左翼政治的其他關鍵詞如“（性）解放”（Emanzipation）、“自由主義”（Liberalismus）、“身份政治”等，都比“政治正確”概念史更長，歧義也更多。相對而言，民眾對于“政治正確”的負面印象最深重。從“政治正確”出發，能夠從較為直接的語言問題入手，首先獲得一般讀者認同，進而便于對整個新左翼政治進行批判。

“政治正確”和“身份政治”在褒貶方面也略有區別。通過在DWDS語料庫平臺⑦DWDS 語料庫平臺（dwds.de）包含了35 個標注了引文時間和出處的德文語料庫，內容涉及德語國家的報刊、雜志、網絡新聞、博客以及經過OCR處理的歷史文獻。該平臺是研究德語詞匯變遷的重要工具。中檢索，我們找到17 384 段包含“政治正確”（politische Korrektheit 或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文段，6 350 段包含“身份政治”（Identit?tspolitik）的文段，可見“政治正確”概念在德語中的傳播比“身份政治”更加廣泛。分別隨機抽取700個文段，逐一標記這些文段中“政治正確”或“身份政治”的褒貶。其中，褒義或中性意義的文段，“身份政治”有42個，“政治正確”僅有6個，其余文段均含貶義。由此可見，德語世界的“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確”均為貶義詞，且后者的貶義更強。

“政治正確”在德語中是外來詞，盡管有本土化形式politische Korrektheit，但根據谷歌圖書Ngram 查看器的詞頻統計①Google Ngram Viewer （2022-09-02），Google Books，https：//books.google.com/ngrams/graph?content=Political+Correctness%2Cpolitische+Korrektheit&year_start=1880&year_end=2019&corpus=20&smoothing=0&.，其英文詞形Political Correctness 的使用頻度超過其本土化形式的兩倍。盡管“政治正確”的概念自1980年以來逐漸從美國傳入德國，但學者、政客、記者、政治評論家等更愿意用其英文外來詞的形式來強調這一概念與美國政治的關聯。因此，有必要簡介英語世界“政治正確”概念的發展。

根據杰弗里·休斯（Geoffrey Hughes）對于英語世界“政治正確”概念的梳理，1793年美國最高法院首次出現了“政治正確”的字眼，但其意義是“在政治語言方面表達精準的”，與如今“政治正確”的含義有較大差距。20世紀20年代，蘇聯開始使用“政治正確”來表示“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路線”，并被英語世界翻譯為politically correct，在思想上可作為當代的“政治正確”意義的起源。②Geoffrey Hughes，Political correctness：a history of semantics and culture，Wiley-Blackwell，2010，p.76.1970年，美國黑人女作家托尼·凱德（Toni Cade）在其著作《黑人女性》中首次使用了“政治正確”一詞的當代含義（原文：A man cannot be politically correct and a chauvinist too.）。③Toni Bambara，The Black Woman：An Anthology，Berkley，1970，p.131.在20 世紀70 年代，美國的“政治正確”中馬克思主義的含義逐漸丟失，并與美國新左翼所強調的女性主義、反種族歧視思想靠攏，然而此時“政治正確”的基本意義仍然以褒義為主。在這一時期，左翼內部出現了“政治正確”的批判性用法，但這是一種左翼內部的自我批評，與此后右翼對于“政治正確”的詆毀有著根本區別。20世紀80年代后期，美國右翼開始以貶義方式使用“政治正確”，同時左翼對于“政治正確”的使用逐漸減少。到20世紀90年代初，“政治正確”已經成為貶義概念，并且其概念逐漸窄化為一種“語言方面的正確”。這種轉變與美國大學和新聞界的左翼知識分子是“政治正確”的主要推手有關，該群體受到?？碌群蠼Y構主義思想家的影響，認為在政治語言方面進行斗爭，是有效且易行的一種推動左翼政治觀念的手段。20世紀90年代至今，由于美國學術界在性別研究、民族學、心理治療等領域的進展，以及美國民主黨對于“身份政治”的重視，“政治正確”逐漸與“身份政治”綁定，并發展出“包容性語言”（inclusive language）等具體的語言規則，例如在表達“黑人”意義時，將有種族歧視性的negro改為African American（非洲裔美國人），在論及某位性別不明的人物時使用代詞s/he而不用he或she。

二、德國“政治正確”的早期用法

在討論20 世紀80 年代從美國傳入德國的“政治正確”概念之前，有必要列舉若干德語中的早期用法。雖然當代“政治正確”的用法沒有直接繼承這些早期用法，但這些早期用法代表了德國人對于“政治正確”的“本來意義”的想象。通過將當今的用法與這些早期用法做對比，人們能夠更深入地體會當代“政治正確”概念的“明褒實貶”中的諷刺性。

語料庫檢索所能找到的最早的“政治正確”在德語中的例子出自1853年刊登于《邊疆消息》雜志的《關于土耳其問題》一文：“土耳其的照會是政治正確的典范，而且不止于此，其中蘊含了一種值得尊敬的感情。它表明這是一場不平等的戰爭，但土耳其將為榮譽作出犧牲。如果土耳其因為戰敗而喪失門戶，那么這是被迫的，而非自愿的?！雹蹽ustav Freytag and Julian Schmidt （eds.），Die Grenzboten.Jg.12，1853，II.Semester.II.Band.，Verlag von Friedrich Ludwig Herbig，1853，p.32.從這一用法中，能夠看出：首先，“政治正確”是來自英語的外來詞，起初并不用于調侃，而是正式用語，有褒義；其次，引文中直接使用該詞而不加注解，說明在19世紀中葉德國的政治討論中，“政治正確”概念已經有了一定的傳播；第三，“政治正確”用于外交領域。按照時間繼續查找，威廉·溫策（Wilhelm Wintzer）在1900年出版的《南美的德國僑民》中寫道：“鑒于這種重要性以及德國僑民在危地馬拉穩步增長的影響力，我們容易理解：德國人本來因其親切友善和政治正確性而受到歡迎和高度尊重，現在卻越來越多地被人用酸溜溜的眼光看待，怠惰的、沙文主義的當局正試圖削弱德國人和其他外國人的成就?！雹賅ilhelm Wintzer，Die Deutschen im tropischen Amerika （Mexiko，Mittelamerika，Venezuela，Kolumbien，Ekuador，Peru und Bolivien，Lehmanns Verlag，1900，p.51.該例說明前述“政治正確”的三個特征成立，此外，該詞可以指政治和道德方面的正直，因為引文中將“政治正確”與“親切友善”（Liebenswürdigkeit）并舉。

1908年，盧茨·科羅迪（Lutz Korodi）在《喀爾巴阡山脈國家的德國前哨》中寫道：“對外國的意見和情緒的過度尊重，往往只在外國的面孔上有著一個虛幻的存在，而與本國人民和領導人的判斷和感受毫無共同之處。這種對外國的夸張的尊重，也導致我們自己人常常相當錯誤地評判各種大型國家協會，認定這些協會不走政治正確的道路?！雹贚utz Korodi，Deutsche Vorposten im Karpathenland，Berlin：Paetel，1908，p.34.該例也印證了以上提出的觀點。

未受20世紀80年代從美國傳入的“政治正確”影響前，德文中的“政治正確”是一個正式詞匯，用于國家外部事務，主要指政治和道德領域，可從字面上作褒義的理解，不含諷刺性。而當今德語世界中的“政治正確”，受美國政治的影響，通常是非正式詞匯，③德國人常用引號形式書寫“政治正確”，或在該詞前面加上“所謂的”，以表明對此概念的反對，或指出此概念中字面意義和真實含義的矛盾。用于國家內部事務，例如用于討論德國或美國國內各身份群體之間的矛盾沖突，其領域逐漸從政治和道德轉向語言，需要作非字面的理解，基本為貶義，多含諷刺性。

在當今一些“政治正確”的用法中，我們能觀察到向古老意義恢復的傾向。例如，一些德國媒體在談論“政治正確”時將其作為一種對言論自由和民主政治的嚴重威脅，④Matthias Dusini and Thomas Edlinger，Keine Lizenz zum Abkotzen（2013-04-14），Zeit Online，https：//www.zeit.de/gesellschaft/2013-04/meinungsfreiheit-zensur-journalismus.這是恢復了該詞在語體層面上的嚴肅性；一些著作將“政治正確”作為美國意識形態侵入歐洲的例子，⑤Sabine Wierlemann，Political correctness in den USA und in Deutschland，Schmidt，2002，pp.104-108.這是恢復了該詞面向外部政治的含義；一些政客試圖指出德國國內政治生活中更重要的方面，并將其命名為“真正的政治正確”，來與流行的“被誤解的政治正確”進行比較，這是恢復了該詞褒義的字面意義。⑥例如，2010年，基民盟政客福爾克爾·布菲耶（Volker Bouffier）在聯邦議會討論說：“我國許多人感到外來文化不是對于德國文化的豐富，而是對于德國人身份認同的威脅。人們常常感覺政界沒有嚴肅地看待他們的憂慮，被錯誤理解的‘政治正確’促進人們在相關問題上最好保持沉默?！痹诖死?，布菲耶認為促使人們諱言外來文化問題的“政治正確”是一種被錯誤理解的“政治正確”，言下之意是存在著一種“真正的、原本的政治正確”，即鼓勵自由探討問題的民主政治規則。

三、1995—2001年的“政治正確”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的“政治正確”概念開始向德國緩慢傳播。在這一時期，德語中的“政治正確”主要用來報道和評論美國政治。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美國的“政治正確”概念向德國傳播的速度顯著加快，根據DWDS的語料，至晚在1993年，“政治正確”已經成為德國政治生活中的流行語。1995年，德國自由民主黨政客奧托·蘭布斯多夫（Otto Lambsdorff）在議會批判社會民主黨政客魯道夫·德雷斯勒（Rudolf Dre?ler）時說：“誰批評我們的社會政策，就會遭到政治正確的判決，德雷斯勒先生就是這種政治正確的頭目?！雹逽tenographischer Bericht 52.Sitzung.Bonn，Donnerstag，den 7.September，1995 （2022-09-02），Deutscher Bundestag，https：//dserver.bundestag.de/btp/13/13052.pdf.這是德國議會辯論中首個談到“政治正確”的例子。通過其上下文，可以發現說話者在上下文都沒有對“政治正確”做更多的解釋，可見當時“政治正確”早已成為德國政界眾所周知的概念。1995年出現“政治正確”的其他議會記錄也以類似方式說明了這一點。

1995—2001 年是德國政界頻繁討論“政治正確”的時期，這一時期的“政治正確”與如今的相比，所涉話題更寬廣，不僅限于身份政治最關注的性別和種族話題，還涉及德國軍隊思想問題、二戰遺留問題、新生兒國籍問題、聯邦基本法問題等。在1998—2001年，德國政界的“政治正確”頻繁地與愛國主義和二戰歷史反思的話題掛鉤。例如，1999 年基民盟（CDU）政客沃爾夫岡·博斯巴赫（Wolfgang Bosbach）在討論德國政府對1945年被蘇聯強征為勞動力的德國公民的補償問題時說：“當人們回憶起這段歷史的時候，或許不符合所謂的政治正確?！雹賁tenographischer Bericht 40. Sitzung. Bonn，Freitag，den 7. Mai，1999 （2022-09-02），Deutscher Bundestag，https：//dserver.bundestag.de/btp/14/14040.pdf.此處博斯巴赫指蘇聯擊敗德國并贏得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是一種二戰后的“政治正確”，然而不應當因為這一歷史而對強迫勞動的補償避而不談。2001年，在討論德國軍隊是否應當參與北約對外的軍事行動時，社民黨政客威廉·施密特（Wilhelm Schmidt）認為議會授權德國軍隊對外發動軍事行動，是納粹主義復辟，而自民黨（FDP）政客吉多·韋斯特韋勒（Guido Westwelle）反駁這一觀點，認為德國此次對外軍事行動體現了“基于聯邦憲法的愛國主義”（Verfassungspatriotismus），他說：“我為參與維和行動的德國人感到驕傲，我不覺得有必要道歉或感到拘束，那是數代人遺留下來的思想，即你們所謂的‘政治正確’，如今你們已經不代表主流意見?！雹赟tenographischer Bericht 161. Sitzung. Berlin，Donnerstag，den 29. M?rz，2001（2022-09-02），Deutscher Bundestag，https：//dserver.bundestag.de/btp/14/14161.pdf.在這種用法中，韋斯特韋勒把“政治正確”理解為二戰后建立的和平主義和保守主義思想，與如今“政治正確”的主流用法有著巨大區別。

通過閱讀1995—2001年德國議會發言記錄，可以總結出這一時期德國政界的“政治正確”概念的若干特征。一是“政治正確”的適用面比如今的“身份政治”更廣，不限于性別、種族、宗教等問題。二是“政治正確”的主要含義不是“如何使用恰當的措辭”，而是“回避某些政治敏感問題”。換言之，此時的“政治正確”主要針對“是否可說”的問題，而非“如何說”的問題。③20世紀90年代德國政界所理解的這種“政治正確”的含義，至今仍然存在于許多德國民眾對于“政治正確”的議論之中，但逐漸被德國學界所理解的以“性別平等的語言”為典型的“政治正確”所取代。三是“政治正確”并不總是反映一種激進的左翼社會改革思想，有時還體現出德國政界的保守主義思想。由于德國的二戰歷史問題，“政治正確”常與“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形成對立。四是基民盟/基社盟（CDU/CSU）和自民黨常常指責社民黨固守“政治正確”，而社民黨常常強調某些社會問題不是用“政治正確”就能搪塞的。

2002—2018年，德國政界對“政治正確”的討論進入了相對低潮的時期。④這一時期，與“政治正確”相關的民族心態、社會思潮、政策法規的爭論，在德國政界從未停歇，但這些爭論較少以“政治正確”的名義進行，因此未被納入討論。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國難民危機最為嚴峻的2015年前后，德國政界幾乎沒有使用“政治正確”一詞來批評默克爾接納難民的政策。直到2019年德國選擇黨（AfD）提出“反對大學中的政治正確危害言論自由”的問題，“政治正確”才重新成為德國議會討論中的熱詞。此時“政治正確”概念的含義已經非常接近當今德國學界所理解的含義，與1995—2001年期間“政治正確”的含義已經拉開差距。

以上分析了1995—2001年期間德國政界對“政治正確”概念的使用，與此同時，這一時期德國媒體對“政治正確”的討論也愈加頻繁。語料庫抽樣表明，除“性別平等的語言”外，絕大多數當今“政治正確”的議題，在這一時期已經出現，并且產生了有深度的討論。盡管如此，該時期的德國媒體仍然將“政治正確”視為一種美國文化現象，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語言層面，德語尚未發展出一套典型的“政治正確”的語言規則。然而，隨著女性主義語言學的“性別平等的語言”的發展，德國的“政治正確”獲得了新的熱點話題和典型形式。

四、最新典型形式：性別平等的語言

“性別平等的語言”體現了德國的“政治正確”在2001年后的新發展，是當今德國“政治正確”的最典型形式?！靶詣e平等的語言”原本是女性主義語言學的概念，自2010年開始由學界傳播到其他領域，標志著德國的“政治正確”獲得了更加細化的語言形式。

1970年，美國女性語言學家羅賓·萊考夫（Robin Lakoff）所著的《語言和女性的位置》出版，開啟了女性主義語言學。萊考夫闡述了在語言層面強調女性的存在的可能性。例如，當抽象地提到某人時，英語中一般會使用陽性代詞，例如在句子Everyone take his seat（每個人坐在他的座位上）中，盡管“每個人”的性別不明，但習慣上會使用陽性代詞his，這一現象稱為陽性泛指（Generisches Maskulinum）。萊考夫提到，可以用his or her或s/he的形式取代his來彰顯女性的存在。①Robin Lakoff，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Harper Torch Books，1975，pp.1-83.

受到美國女性主義語言學的影響，以及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自1985開始推動的“社會性別主流化運動”（Gender mainstreaming）的影響，②United Nations，Report of the World Conference to Review and Appraise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cade for Women：Equality，Development and Peace—Nairobi，15–26 July 1985，United Nations，1986，p.19.1980年代的德國語言學界對女性在語言中的可見性（Sichtbarkeit，即女性在語用中能否被注意到）做了研究，并將研究對象從英語女性主義語言學常討論的人稱代詞話題，拓展到詞性與性別的問題。③英語中名詞不分陰性、陽性、中性，因此無法做這種拓展。德語名詞分為陽性、中性、陰性，在表述涉及人的職業和身份時，要區分男女（陽性和陰性），例如稱男總理為Kanzler，稱女總理為Kanzlerin。德語中缺乏一個不表明性別僅表明職業和身份的詞，當要表達一個性別未知的某一職業或身份的人時，德語中采用陽性泛指的手段，用陽性形式代替，例如用Kanzler來泛指性別未確定的總理。但這可能令人產生“不包括女性”的理解，在某些語境中，例如在工作招聘啟事中，這會損害女性與男性公平競爭的權利?；诖?，自1980年代末開始，德國的女性主義語言學家開始通過認知實驗等方式驗證這種“女性主義語言批判”（feministische Sprachkritik）的主張，并提出一些改寫方案，例如將女性和男性并稱，將性別不確定的讀者稱為Leserinnen und Leser（女讀者們和男讀者們）。這種將女性和男性并稱的寫法稱為“并稱”（Beidnennung），④Helga Kotthoff and Gender-Sternchen，Binnen-I oder generisches Maskulinum，…（Akademische） Textstile der Personenreferenz als Registrierungen？Linguistik Online，vol.103，no.3（2020），pp.105-127.是最早和最保守的“性別平等的語言”。

隨著1990年代同性戀運動熱度的提升，性少數群體（包括同性戀者、跨性別者等）開始要求在稱謂的表述中體現自身的存在。同時，女性主義語言學也在逐步探索更多和更系統化地容納多種性別的改寫方案?！靶詣e改寫”（gendern）在這一時期成為學界熱詞，指在各種職業和身份稱謂中體現多種性別。除“并稱”外，“性別改寫”還包含多種更激進的變體，例如“性別小星號”（Gendernsternchen）。按照“性別改寫”擁護者的解讀，這種寫法中體現了女性（Leserinnen）和男性（Leser），以及各種性少數群體（詞中間的星號容納了各種性少數群體）。1990年代末，德國女性主義語言學家開始談論“性別平等的語言”與“政治正確”的關系，例如格哈德·施蒂克爾（Gerhard Stickel）談到，僅當主張使用“性別平等的語言”的“女性主義語言批判”不偏不倚地處理男女在語言中的地位時，“政治正確”才是可以接受的。⑤Gisela Schoenthal，Wirkungen der feministischen Sprachkritik in der ?ffentlichkeit，Sprache-Sprachwissenschaft-?ffentlichkeit，De Gruyter，1999，pp.225-242.

2010年之后，“性別平等的語言”的概念和“性別改寫”的各種具體寫法開始由學界向社會傳播，并逐步成為德國“政治正確”的主流話題。2013年，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發布了《德語學習，政治正確》一文，將“性別平等的語言”作為“政治正確”的典型例子進行介紹。⑥Deutsch lernen，politisch korrekt （2013-11-22），Deutsche Welle，https：//www.dw.com/de/deutsch-lernen-politisch-korrekt/a-17245814.2017年，代表德語語言標準的杜登出版社推出了《正確地性別改寫》（Richtig gendern）一書，向德國讀者普及“性別改寫”知識。⑦Anja Steinhauer and Gabriele Diewald，Duden，richtig gendern：Wie Sie angemessen und verst?ndlich schreiben，Dudenverlag，2017，pp.5-11.2018年，“性別小星號”一詞位列2018年“年度英語外來詞”首位。⑧Anglizismus des Jahres 2018 （2022-09-02），Leibniz-Institut für Deutsche Sprache （IDS），https：//www.ids-mannheim.de/index.php?id=4433.2018年11月，德語正字法委員會在會議紀要中總結了各種性別改寫方案。①Bericht und Vorschl?ge der AG Geschlechtergerechte Schreibung（2021-11-16），Rat für deutsche Rechtschreibung，https：//www.rechtschreibrat.com/DOX/rfdr_2018-11-28_anlage_3_bericht_ag_geschlechterger_schreibung.pdf.在2021年德國聯邦議會選舉中，除德國選擇黨外的其它政黨都或多或少地在競選綱領中采用了“性別平等的語言”。意識形態偏右的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黨使用了較為保守的“并稱”形式，意識形態偏左的社民黨、綠黨、左翼黨則使用了更激進的“性別小星號”形式。

德國選擇黨是唯一在競選綱領中反對“性別平等的語言”的政黨。該黨黨綱中寫道：“語言不是意識形態的玩物，我們尤其拒絕所謂的‘性別平等的語言’，并反對將使用這種語言作為義務?！?021年6月，選擇黨向聯邦議會提交了動議，反對使用“性別平等的語言”。②Drucksache 19/30964（2021-06-21），Deutscher Bundestag，https：//dserver.bundestag.de/btd/19/309/1930964.pdf.該動議以531票反對，74票贊成，3票棄權被否決?？紤]到當時的第19屆聯邦議會中選擇黨有87個席位，各黨議員基本按照黨派共識來投票，可以認為除選擇黨之外的全部德國政黨都支持“性別平等的語言”，而選擇黨的反對意見被淹沒在“政治正確”的大潮之中。

五、德國學界對“政治正確”的批判

“政治正確”是跨越國界的政治文化現象，德國學界在討論這一問題時，常常會沿著“啟蒙運動—法蘭克福學派—1968年運動—性別研究”這樣的思想脈絡展開，或者從美國“政治正確”現象入手，將德國問題作為補充。這一節將首先簡述德國學界圍繞“政治正確”的討論，再選取三位德國學者關于德國“政治正確”的思考，探究德國學界關于“政治正確”的最新思想動向。

從20 世紀90 年代開始，德國知識界就開始關注“政治正確”問題，克勞斯·格羅特（Klaus Groth）和阿爾內·霍夫曼（Arne Hoffmann）從西方左翼思想與話語專制的角度探討了“政治正確”，③Klaus Groth，Die Diktatur der Guten.Political Correctness，Herbig，1996，pp.2-10.④Arne Hoffmann，Political correctness，Zwischen Sprachzensur und Minderheitenschutz，Tectum Verlag，1996，p.1.維爾弗里德·施泰納（Wilfried Steiner）等人分析了右翼的“打破禁忌”（Tabubruch）和左翼的“政治正確”之間的沖突。⑤Wilfried Steiner （ed.），Zensur oder freiwillige Selbstkontrolle?Vom Tabubruch zur politischen Korrektheit，Konkret，1997，p.1.2000—2009 年，是德國學界討論“政治正確”相對沉寂的時期，這與德國政界在這一時期對“政治正確”的討論陷入低潮是對應的。這一時期討論“政治正確”的學者主要有扎比內·維爾勒曼（Sabine Wierlemann）和馬克·埃德爾（Marc Erdl），他們都從美國政治文化影響德國的角度討論“政治正確”。⑥Sabine Wierlemann，Political correctness in den USA und in Deutschland，Schmidt，2002，pp.104-108.⑦Marc Erdl，Die Legende von der Politischen Korrektheit：Zur Erfolgsgeschichte eines importierten Mythos，Transcript，2004，pp.13-64.

2010年之后，以蒂洛·扎拉青（Thilo Sarrazin）的批判⑧Thilo Sarrazin，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Wie wir unser Land aufs Spiel setzen，Deutsche Verlags-Anstalt，2010，pp.7-21.為開端，德國學界開始密切討論“政治正確”問題。馬特努斯·米萊特（Maternus Millett）將“政治正確”刻畫為政府與媒體的合謀，指出兩者通過“性別主流化”等運動顛覆著西方世界的秩序；⑨Maternus Millett，Das Schlechte am Guten：Weshalb die politische Korrektheit scheitern muss，Solibro Verlag，2011，p.1.約爾格·舍恩博姆（J?rg Sch?nbohm）用大量例子暴露了“政治正確”的語言改寫方式的荒謬；⑩J?rg Sch?nbohm，Politische Korrektheit：Das Schlachtfeld der Tugendw?chter，Manuscriptum Verlagsbuchhandlung，2013，pp.1-63.瑪麗亞·迪珀爾萊特（Maria Dippelreiter）等人梳理了“政治正確”的語言規則形成的歷史；?Maria Dippelreiter and Michael Dippelreiter （eds.），Politische Korrektheit：Der lange Weg vom Postulat zur Performanz：12 Beitr?ge，Wieser Verlag，2017，p.1.西爾維婭·加塞爾（Sylvia Gasser）從支持左翼思想的立場出發，研究了左翼的思想與語言之間的關系；?Sylvia Gasser，Der Reizbegriff Politische Korrektheit und die Macht der richtigen Wortwahl，Grin Verlag，2019，pp.1-29.格奧爾格·阿爾伯特（Georg Albert）等人聚焦于“性別平等的語言”，從文化和歷史的角度討論了最新的“政治正確”語言形式。①Georg Albert，Lothar Bluhm，and Markus Ferrari （eds.），Political correctness：Kultur-und sozialgeschichtliche Perspektiven，Tectum Verlag，2020，pp.73-98.

下面我們將分析蒂洛·扎拉青、卡斯滕·舒伯特（Karsten Schubert）、斯文亞·弗拉斯珀勒（Svenja Fla?p?hler）關于“政治正確”的見解。這三位學者雖然分屬不同的意識形態陣營，但都針對德國時新的“政治正確”現象，結合了德語語言特征和德國思想資源，談到了美國學界通常沒有重點關注的問題。

蒂洛·扎拉青是德國經濟學家兼政客，1973—2020年為社民黨黨員，2020年因其右翼民粹思想被社民黨開除黨籍。②Sarrazin aus SPD ausgeschlossen （2020-07-31），Tagesschau，https：//www.tagesschau.de/inland/spd-sarrazin-ausschluss-105.html.2010，扎拉青出版了《德國葬送自己：我們如何拿我們的國家去冒險》（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Wie wir unser Land aufs Spiel setzen）一書，在德國民眾中產生了巨大反響，部分地改變了德國人對難民接納政策的看法，扎拉青關于政治正確的看法散見于此書。③在扎拉青的著作中，“政治正確”尚不是批判新左翼思想的主要概念，書中“多元文化主義”（Multikultis）及其相關概念更加重要。關于此概念，參見鮑永玲：《歐洲難民潮沖擊下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危機》，《國外社會科學》2016年第6期，第65-74頁。扎拉青認為，“政治正確”的邏輯是：任何關于弱勢群體的負面情況都是由社會的系統性、結構性問題造成的，而不是由弱勢群體中的個人的自身情況造成的，據此，文牘德語和“政治正確”結合，形成了將一切負面事物外化、抽象化的文風。例如，當今德國政客在討論“貧困”問題時，會利用德語的名詞化和功能動詞語法，表述為“在文化和社會資源方面的貧困”（Verfügung über geringe kulturelle und soziale Mittel），而不提到“在文化和社會資源方面貧困的人”（Wer über geringe kulturelle und soziale Mittel verfügt）。大量類似風格的政治話語不但難以讀懂，而且難以定位到具體人群，難以深入問題的癥結，也使得人們難以評估各因素的實際影響并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此外，這種抽象文風中還帶有普遍化和擴大化的特征，例如，歐盟對于“貧困”的定義中，為了避免對貧困人群的冒犯，將貧困定義為“對物質、文化或社會資源的擁有達到所在社會的最低值”，扎拉青認為，按照此定義，“出身富裕家庭但有讀寫障礙的人群”也屬于“貧困者”，這樣的概念擴大化對于認識和聚焦社會問題是不利的。

卡斯滕·舒伯特是德國弗萊堡大學教師，他從尼采《道德的譜系》中的“奴隸道德”（Sklavenmoral）概念中，分別闡發出右翼和左翼對“政治正確”的解讀方式。④Karsten Schubert，Political Correctness als Sklavenmoral? Zur politischen Theorie der Privilegienkritik，Leviathan，vol.48，no.1（2020），pp.29-51.舒伯特認為尼采在《道德的譜系》中批評了“祭司”⑤尼采在《道德的譜系》中所說的“祭司”（Priester），包括猶太人、基督徒、民主主義者等，是一群掌握了道德的解釋權的人。按照尼采的描述，“祭司”具有否定生命、迫害強者、平等主義、禁欲主義等思想。的道德，這種道德可視為當今德國的“政治正確”的先聲。當代的“政治正確”區分了“受壓迫群體”和“壓迫群體”，而尼采所描述的“祭司”區分了“弱者”和“強者”。正如當代德國的左翼政治精英標榜“政治正確”，尼采筆下的病態的“祭司”將弱者的無能、怨恨、復仇塑造為“善”（即“奴隸道德”），迫使強健的“武士”（可作為當今德國右翼的隱喻）就范。舒伯特認為右翼的解讀中體現了尼采的“自然主義”（Naturalismus，即強調強者與弱者、主人與奴隸之間的天然差距）和“心理主義”（Psychologismus，即認為弱者提倡的“同情”源自無能的復仇欲和狡猾）?；谑娌氐年U發，從《道德的譜系》能夠找到許多可用于批判德國新左翼的言論，例如在第3章第19節，尼采批評“祭司”（在以下引用的部分被形容為“好人”，帶有諷刺性）時寫道：“如今，所有自認為是‘好人’的人們，他們對待事物時只會不停地不真誠地說謊、不停地墮落地說謊，但又不斷地無辜地說謊、坦率地說謊、天真地說謊、規矩地說謊，他們完全沒有能力去采取除此以外的態度。這些‘好人們’——他們現在已經完全徹底地道德化了，他們的誠實已經被永遠地玷污了、破壞了：他們當中還有誰能夠忍受得住一種‘關于人’的真相！”⑥［德］尼采著，梁錫江譯：《道德的譜系》，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07-208頁。結合當今德國右翼對于“左翼用‘政治正確’掩蓋真相”的指責，尼采這段話可以直接用于批判“政治正確”，尤其是用于批判“好人主義”的幼稚無能和遠離真相。

斯文亞·弗拉斯珀勒是德國女哲學家，擔任《哲學雜志》（Philosophie Magazin）主編，是一位左翼理論家。她認為，之所以要用“政治正確”來規避語言的冒犯性，是因為在20世紀西方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后，德國政治生活中語言的地位被抬得很高。然而，對于語言的重視也導致德國左翼和右翼在語言方面寸土不讓，并且均企圖通過矯枉過正的方式使得語言斗爭的天平向己方傾斜。①例如，在“性別平等的語言”的話題中，部分德國左翼甚至提出在目前最為激進的“性別小星號”寫法中，仍有某些性少數群體未被表示出來，因此還要追求新寫法；而部分德國右翼則要徹底廢除一切“性別改寫”，甚至不接受在任何語境中使用相對保守的“并稱”形式。弗拉斯珀勒認為，應當用“語用的斗爭”來取代“形式的斗爭”。為此，她回顧了“政治正確”的左翼思想根基，即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所代表的解構主義和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代表的性別理論，這些學說認為語言結構中意義的緯度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通過具體的語用來改造的。弗拉斯珀勒舉德語中schwul（男同性戀）的例子說明，盡管這原本是徹底的貶義詞，但通過同性戀者在積極意義上的運用，已然成為同性戀者驕傲的自稱。弗拉斯珀勒在“語用的斗爭”中看到一種游戲性，她認為這種游戲性能夠克服“形式的斗爭”中的規定性和二元對立，但恰恰是德國政治討論中嚴守“政治正確”的人所缺乏的。對于飽受德國右翼詬病的“政治正確”的“語言禁令”對言論自由的侵害，弗拉斯珀勒指出應當用“語境敏感”的態度來看待，例如，她認為不應當全面取締對黑人的歧視性稱呼Nigger，當此詞的使用者為黑人時，例如在某些黑人說唱音樂中，或許說話者能通過語用將Nigger改造為驕傲的自稱，而當涉嫌種族歧視時，例如在白人對黑人講話時，應當完全避免使用此稱呼。②［德］斯文婭·弗拉斯珀勒著，許一諾、包向飛譯：《敏感與自我》，上海三聯書店2023年版，第142頁。

六、結 語

德國的“政治正確”起源較早，但當今德國人對“政治正確”的理解主要受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從美國引入的“政治正確”概念的影響。在1995 年到2001 年，德國關于“政治正確”的討論出現首個熱潮。2010年之后從學界向社會傳播的“性別平等的語言”，構成了當今德國的“政治正確”有別于美國的“政治正確”的典型形式。盡管在“政治正確”名下聚集著大量來自右翼的激烈批評和來自左翼的溫和批評，但“政治正確”的實踐正在德國以“默認”的方式持續推進。以性別平等的語言為例，2012年，柏林市出臺了“在行政中使用性別平等的語言的指導方針”；2013 年，勃蘭登堡州以工作手冊的方式推廣“性別平等的語言”；2020 年，德國薩克森州將“性別平等的語言”引入法律語言。德國的“政治正確”在未來數年將會進一步發展，而且左翼和右翼關于此問題難以達成妥協，“政治正確”勢必加劇德國社會業已存在的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