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華文學中的美國語言與本地性傳統

郭思聰 胡榮

［摘要］湯亭亭的作品中反復刻畫著來自中國的父親與惠特曼·阿新、書生與嬉皮士這樣一對文化形象，其目的不在于呈現華人-美國人的二元選擇，而是本土語言之于經驗、歷史積累作用的反映。強調自己美國現代作家身份的湯亭亭有意識地梳理自沃爾特·惠特曼以來的“美國語言”，與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一樣，她在惠特曼·阿新這一人物的創作中延續并發展這一傳統，即用生活的、實踐的語言進行創作；同時，由于華裔身份與全球化時代文化流動的影響，她擴充了“美國英語”定義與反映的范圍，在創作中構筑現代的、多元的美國語言。

［關鍵詞］華文文學；美國語言；湯亭亭；知識分子形象

［中圖分類號］I05［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2095-0292（2024）01-0143-07

［收稿日期］2023-10-30

［作者簡介］郭思聰，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胡榮，《中國比較文學》雜志副編審，博士，研究方向：中外文學關系、先鋒文藝。

①又譯《引路人孫行者》、《孫行者，及其即興劇》、《頑猴爺的贗書》，暫無一致譯名，為便于論述下文均稱《孫行者》。

由于美國華裔作家地理與文化空間的特殊性，湯亭亭的作品天然地具有跨語言、跨文化的屬性。關于她作品的研究也大都關注文本內中國文化在與美國文化互動過程中經歷的改寫、華裔身份和文化認同問題以及其負載的苦難史。例如對《孫行者：他的即興曲》（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①的批評，過往的研究關注這一小說同《西游記》、喬伊斯和惠特曼作品的互文關系；或探討處于社會邊緣的惠特曼·阿新（Wittman Ah Sing）在都市漫游中構建族裔身份、進行文化交流的過程。而對《中國佬》（China Men）的解讀，研究者或從神話-原型批評，或從新歷史主義的視角審視文本中交織的虛構與非虛構成分——其中“從中國來的父親”常常是重點分析的形象——借此評判《中國佬》對華裔移民苦難歷史的意義。這些研究強調湯亭亭的華裔作者身份，即中國文化為其創作賦予的特性。

固然，湯亭亭受到了中國文化的影響，但正如她本人在《美國評論者的文化誤讀》（Cultural Mis-readings by American Reviewers）一文中指出的那樣：她是一個現代美國作家，以美國為背景、使用美國習語。正因如此，其創作中的美國文學傳統同樣不容忽視?！皝碜灾袊母赣H”與惠特曼·阿新均被視為華裔在異國空間構建文化身份的代表性形象，而這組形象中知識分子、語言使用者的屬性卻被忽略，他們負載的、影響湯亭亭至深的“美國語言”與本地性傳統未能得到充分討論。因此，本文基于湯亭亭筆下阿新與父親的形象，探討其內含的惠特曼以降的美國語言傳統，以期展現湯亭亭本人對多元文學理想的延續與發展。一、書生與嬉皮士：知識分子形象與語言傳統的呈現湯亭亭作品常被美國評論界視為自傳性書寫，因此她創作的人物形象常與作者本人的身份相綁定，使她的作品以及本人處于雙重且糾纏的文化境地?！杜率俊罚═he Woman Warrior）甫一出版便得到約翰·萊昂納德（John Leonard）的贊賞。作為一個贊美多元文化、被譽為“美國作家主保圣人”［1］（P15），卻又秉持海明威、馬克·吐溫以及欽定本圣經式美國風格的書評人，他對湯亭亭的認可兼具信度與權威。在萊昂納德看來，湯亭亭有先鋒的寫作技巧、先進的女性主義視角，書寫古老的神話故事卻能夠與彼時最具現代性的作家相類比。因此，湯亭亭兼具對鄉愁、懷舊的棄絕與對現代性、前衛的訴求，她現代美國作家的身份得到了確認。然而湯亭亭仍舊面臨著華裔的指責與美國批評界的凝視：前者認為她為迎合美國讀者的東方癖好而歪曲中國文化的面貌，以趙健秀（Frank Chin）為代表，他強力反對湯亭亭對中國傳說的失真處理，批判她將岳母刺字與木蘭從軍混淆，引發更混亂的誤解。他認為湯亭亭的自傳性書寫是基督教的文學傳統，而“基督教的救贖觀會摧毀華裔歷史”［2］（P11）；后者雖對《女勇士》報以驚嘆，但來自紐約的評論指摘她的異域性，對其神秘的東方色彩再加強調，視之為不可理解、不可歸化的成分See Kingston， Maxine Hong. “Cultural Mis-readings by American Reviews”. Critical Essays on Maxine Hong Kingston. Ed. Laura E. Skandera-Trombley. New York： G. K. Hall&Co.，1998. 95-96.瑪格麗特·曼寧稱贊她的作品有“舊約或是金枝般的神話色彩”，強調其深不可測的東方特色；海倫·戴文普特認為此書雖然展現了一個華裔女性成為戰士的愿望，但實際上是在重復東西方有本質性差異的論點。本文未特殊標明譯者處均為筆者自譯。?！杜率俊分械闹袊⑴c湯亭亭一同被拒之門外，為此，湯亭亭發表《美國批評者的文化誤讀》，反復強調自己是華裔，但也是美國人。她堅決地將自己個人化主觀化的寫作視為美國回憶錄自傳傳統的一部分。她寫道：“當我寫至最深處，飛翔到最高處，觸及最遠處，我都是以日記作者的方式書寫……而我希望這般恣意的書寫足以成為偉大的美國小說?！保?］（P102）

于是，惠特曼·阿新的形象似乎便是湯亭亭對華人刻板印象的解構：這是一個美國化但又保有華裔文化本色的年輕人?；萏芈ぐ⑿逻@一人物最早出現在1989年的《孫行者》中，此后作為《第五和平書》（The Fifth Book of Peace， 2003）的主角再次出現。兩部書中，阿新的行動具有連續性，《第五和平書》接續《孫行者》的情節，阿新的形象形成一個完整的系列：他由關于自身華裔文化身份和所在華人社群的構建走向關于戰爭、公民義務與自由的思考。阿新是生活在六十年代的嬉皮士，他參與民權運動、同眾多嬉皮士使用致幻藥物，因反對越戰而與泰娜結婚、遷往夏威夷逃離兵役。但除去嬉皮士這一叛逆的標識，阿新更重要的身份是詩人、劇作者，一個來自加利福尼亞大學、接受了系統文學教育的知識分子。

阿新對文學藝術的接受與引用都留有西方經典的痕跡?！秾O行者》第一章中，阿新在公交車上大聲朗讀里爾克、斯坦貝克、凱魯亞克、杰克·倫敦，對歐美作家與作品如數家珍；與朋友蘭斯的對話中，他對《洛麗塔》、《第七封印》、《81/2》等電影津津樂道，這些影片在成書時其經典性已得到確認。此外，阿新在伯克利街頭漫無目的地游蕩，在城市景觀中自我審視、構建身份的情節也是一種對傳統的流浪漢小說、漫游者敘事的回響。這是對喬伊斯的《尤利西斯》的戲仿：與布魯姆一樣，在意識的流動中感受切實的現實與種族的困境。此外，作為詩人，阿新的創作是更具有說服力的。在《孫行者》的最后三章中，阿新構建出一部人人都能夠參與其中的戲劇，用容納族裔文化、大眾狂歡的戲劇實現社群的復活，而社區中的合作又是對民主精神的反映。

有研究者將阿新的人物原型追溯至趙健秀，認為這是華裔文化論戰中湯亭亭對趙健秀的回擊。不過，在2008年的訪談中，她承認阿新與趙健秀有相似之處，但又提到：“我丈夫厄爾與阿新也有相似的地方，他是劇作家，而且是單人秀演員?！保?］（P170），表現出對人物原型的追溯有意否認。因此，阿新的形象與經歷在大多數情況下更應屬于虛構的范疇。然而，看似是惠特曼·阿新的反面的“從中國來的父親”的情況則更為復雜?！吨袊小放c《女勇士》一樣，被看作是湯亭亭的自傳性書寫，在歐美語境下更是被歸為非虛構作品：該書獲得了1980年非虛構類的國家圖書獎而1990年由Vintage International出版的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尾頁的作者介紹中稱該作為“her first novel”也驗證了《女勇士》和《中國佬》的在圖書出版、發行、宣傳中非虛構的性質。。即使湯亭亭提供了三種父親可能的經歷，對這段歷史進行不斷的解構，為“父親”增添虛構屬性，《中國佬》也多被認為是一部確鑿的家族史、一段苦難史的記述。含有虛構性的“父親”形象具有更多的歷史性，成為粉碎宏大敘述、控訴白人主流社會的微觀歷史的一部分。時至湯亭亭創作后期，在《第五和平書》與《成為詩人》（To be the Poet）這樣有明確自述性質的作品中，她借助回憶和他人敘述重新刻畫父親的形象。這些敘事包含父親逝世后母親并不完全可靠的悲痛回憶，但這也是還原曾經是“詩人”的父親形象的嘗試。因此，湯亭亭筆下“從中國來的父親”形象中虛構與非虛構、想象和歷史相交織，是一個多層次的“知識分子”形象。

湯亭亭最早在《女勇士》一書中提到父親的學識，“我爸爸能把整本整本的詩詞背下來” ［5］（P71）。在《中國佬》“關于父親”（“On Father”）一章中，湯婷婷詳述了父親在中國接受的教育和從事的教育工作。湯亭亭的父親來自廣東新會地區，是家中唯一進入私塾接受教育的孩子。童年時，父母、鄰人認為他有讀書天賦，他“站在椅子上（把字）寫得那么大，就和那個九歲就詩文滿袋的杜甫一樣，擺弄些抽象龐大的詞語”，因此被兄弟們戲稱作“書呆子”［6］（P23-24）。父親在十四歲左右參加鄉試落榜，而后在村里作私塾先生［6］（P28）。湯亭亭在《第五和平書》中對父親的詩人身份作了補充敘述。父親赴美后曾在信中附詩寄回家中，署名“游翁”或“閑翁”（“Idle Old Man” or “Old Man with Time”），總共六卷詩歌，但是因為侄子想要裝詩稿的盒子而把稿件拿出，而后被焚盡［7］（P27-29）。此后的父女交流中，父親表達過對湯亭亭的羨慕，“我總是想過你那種生活”，他希望“有寫不盡的詩，眾多的讀者”［7］（P15）?？梢钥闯?，“父親”在中國接受了傳統教育，是對漢語言有熟練掌握能力、鑒賞能力的知識分子。

然而，負載了中國語言與文學傳統的父親并未因此獲益，知識與詩歌是他苦惱的來源。一方面，詩歌不斷被消磨。私塾的工作消耗他的志趣，“私塾里總得有人樂于讀書?！瓕W生們也搶走了他的書法和書籍——他已無暇為自己的興趣而讀或寫。教學在摧毀文學?！保?］（P39）即使他想帶領學生體會詩中的樂趣，學生的頑劣也讓他惱怒。而當他到了美國，他卻只能在拘留華裔移民的監獄的墻壁上題詩［6］（P56）。這種拘于特定地點的詩歌與他肉體在異國的困頓境況形成了對照。當父親步入晚年，他已失去詩歌創作的能力，他為此困惑：“怎么會這樣？我那么熱愛詩歌，可我卻再也寫不出了?！保?］（P15）詩歌只是記憶中的文化象征物，而不再是實在的文化產物。另一方面，詩歌背后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與分工模式是他在美謀生的負擔。二戰期間父親經營的賭場被查封，而后他失業在家，“詩歌”成為母親指責他的理由：“你唯一會的就是寫詩，我太了解你了。你個詩人，學者，賭徒。哪個有用了？”“詩人和學者在金山能干什么？你太瘦了。在這個國家你不能這么瘦弱?！保?］（P247-248）傳統科舉教育下文人缺乏從事體力勞動的能力，而書生的學識在視華人為劣等種族的美國毫無用處。詩歌、知識失去了文化意義，最終磨損殆盡。來自中國、用中文創作詩歌的父輩在異國無法存續故國的文化，也無法融入異質文化，父親“變得失落。他總是待在家里，坐在椅子里或坐在地上凝望著”［6］（P247），進入文化和身體的失能狀態。二、美國的“父親”：美國語言傳統與本地性的沿革“來自中國的父親”與阿新仿佛成為一組對照：一個是失能失語，只得回顧過去的中國書生，另一個則是參與社會社群活動、打破規則的嬉皮士，中老年的衰頹與青年的活動之間橫亙著文化語言的溝壑。然而，這組形象不是為了呈現“要么中國要么美國”的二元選擇。父親在感嘆自己無法再創作詩歌的情節不僅出現在《第五和平書》中，在湯亭亭隨筆集《成為詩人》中也有所記述，不過湯亭亭在此為父親的感慨提供了應答：“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曾說：詩歌來自土地、人民。而父親在美國無法聽到來自故土的語言?！保?］（P7-9）湯亭亭嘗試借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之口解釋詩歌創作、文化身份與語言的關系，為創作賦予本土性的根系。

這不是湯亭亭首次提到威廉斯：《孫行者》中，阿新的童年朋友蘭斯曾給他威廉斯的詩集［9］（P83）；在《第五和平書》的自述中，湯亭亭稱他為“老先輩”（“Old Father Williams”）［7］（P21）。湯亭亭引用威廉斯有其淵源，她經歷了轟轟烈烈的六十年代，而威廉斯恰是“垮掉派”詩人們的模范與導師——厄洛爾與金斯伯格同他交往甚密，而他也為金斯伯格的《嚎叫》作序——處在社會與文學運動中心伯克利的湯亭亭必然受到他們的影響。威廉斯貫穿湯亭亭創作歷程的同時，《孫行者》的章節標題與惠特曼的詩歌相呼應，阿新的名字與惠特曼僅一個字母之差See Tanner， James T. F. “Walt Whitmans Presence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 MELUS， 20.4（1995）： 61–74.《孫行者》的章節標題“旅人與提問者”（“Trippers and Askers”）與 “語言學家與論爭者”（“Linguists and Contenders”）均取自《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第四詩節，“長腿露比與齊柏林大路歌”（“Ruby Long Legs and Zeppelins Song of the Open Road”）則出自惠特曼的詩“大路歌”（“Song of the Open Road”），而第六章的標題“職業之歌”（“A Song for Occupations”）直指《草葉集》的同名詩歌（Tanner 64-66）。，這同樣形成了對美國文學經典致敬的線索。引用與互文中，湯亭亭向美國文學經典靠攏的意向已然清晰，美國文學的“傳統”也聯結了湯亭亭創作：書生與嬉皮士不是對立的兩極，而是共同表達一種觀念。為了論述湯亭亭接受的是何種“傳統”以及她對其的發展，對惠特曼至威廉斯所代表的文學、語言觀念的梳理十分必要。

美國文學在發展之初依賴英國文學。威廉姆斯在梳理美國文學的發展時，將英國文化形容為一種強大的慣性，“它將此地的住民拉扯回他們熟悉的那個環境，憑借他們的忠誠以及對舒適的眷戀?！保?0］ （P138）在這一境況下，美國文學缺乏獨立性。愛默生在《美國學者》這一演講中指責美國文藝創作的懶散［11］ （P73），次年他更直接地指出美國的文藝風格自陳舊腐朽的英國文學而生，同樣空洞無實。然而，陳舊所象征的歷史與時間正是美國文學不具備的優勢。帕斯卡爾·卡薩諾瓦在《文學世界共和國》中提出，在世界文學空間中，一國家或民族的主導地位與文學歷史、資源直接相關，即最早進入文學空間的更容易得到傳播與威望，并進一步被經典化［12］（P92-95）。曾是歐洲殖民地的北美大陸自然缺乏獨立的歷史與文學資本。以惠特曼和愛默生為代表的美國知識分子為改變因歷史資源不足而導致的依附狀況，采用的策略是否認英國文學及其標準?；萏芈鼘⒂膶W和本地的模仿作視為異己，“它們不僅與我們的時代和國士完全對立， 內容有多么狹隘，而且對于美國的目標來說，有多少書是多么荒誕和與時代不符”［13］（P140）。美國作家否認英國以及歐洲歷史帶來的話語權威，他們同樣需要創作新的標準與內容來使自己的論斷自洽。

這種創造，尤其是對美國語言的發現與創造，在惠特曼的理論中有著極大的比重?！睹绹R字課本》（An American Primer）是惠特曼自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撰寫的隨筆，自該作可以見得語言問題常使惠特曼著迷，他稱：“新世界、新時代、新人類、新景觀都需要相應的語言——是的，存在這樣的語言，它會不斷進化?！保?4］（P9）這是一種同美國社會的發明與發展結合在一起的上升式語言觀，因此，應運而生的美國英語也因其“新”而具有生命力，其中粗野、不雅乃至錯誤的詞匯和語法也成為了英國英語不具備的活力因素。而后，惠特曼將美國文學詩性表達的潛力具象為“西部的俗語或是……巴爾的摩技工的俚語和本地歌曲”［15］（P246），使獨立的新文學在美國本土有現實根系?；萏芈耆荒茏匪菀粋€悠久且獨立的美國歷史，于是，他嘗試否認歷史資本的作用：將歷史置換為貶義的陳舊，新生就有無可比擬的優勢?；萏芈c眾多新語言的使用者重新命名事物，他們便擁有歷史的開端和無盡的未來?；萏芈鼘Α拔摇边@個單詞的釋讀是最好的例證：“‘我之中有怎樣的歷史，折疊、向內又向內！”（“What a history is folded， folded inward and inward again， in the single word I.”）［14］（P4）。關于自身的簡短單詞因為文學權力的競爭被賦予超前的時間性，美國語言與之類同，它是被塑造出的、內部發展的語匯，其內在的可能性是歷史、未來的同義詞。

作為惠特曼傳統的繼承者，威廉斯因血緣關系的巧合而經歷了美國作家面對的文化場域間的張力，即轉向文化母國與創造新范式間的選擇。威廉斯自幼接受著英式教育，他的英籍父親在睡前為兒子朗讀莎士比亞，鼓勵他背誦弗朗西斯·帕爾格雷夫編撰的《抒情歌謠精選集》（The Golden Treasury of Songs and Lyrics）中的詩篇［16］（P6），此后威廉斯對濟慈的偏好也順理成章，如他所說，這是出于一種文化慣性。與龐德的交往改變了他的創作，他加強生活與經驗的表達。威廉斯在《美國底色》（“An American Background： America and Alfred Stieglitz”）中梳理美國文學的歷史時，他清晰地看到曾是殖民地的美國受到英國與西班牙文化的浸染，即使美國獲取了政治獨立，其文化也“有著內在的張力，一種文化的兩難境地”［10］（P138），與惠特曼一樣，他為美國文學尋求現實的本土依據。他相信美國有一種自生的文化，既非英國也非西班牙，而是出自本土、歸于民間英雄，這種文化雖粗獷但卻是真正美國文化的起點。

然而，龐德與艾略特向英國的靠攏是文學歷史資本的又一次勝利，惠特曼為未來命名的策略在此失效。更糟的是，威廉斯感知到承載了本土歷史與文化的社區在城鎮化進程中消亡。除了預支的歷史，他們更需要保存切實的資源，即觸手可及的、通過語言存留的本土性。1921年《接觸》雜志的創刊詞正是威廉斯的實踐。這部雜志以“本土性”為宗旨，威廉斯稱其為“第一個真正具有代表性的美國雜志”［10］（P27）。首先，與惠特曼等一眾美國知識分子相似，他認為歐洲的古典范式是不能充分表達現代美國生活［17］（P65），拙劣地仿摹或不加辨析地吸收外國文學是愚蠢的［10］（P28）。其次，威廉斯再次強調本土經驗的作用，他相信地方性經驗是個人、地方歷史的積累。這種經驗是美國詩歌以及文明延續的基礎，其入手點正是“美國習語”（American idiom）那般的自由形式與開放音尺。威廉斯用習語取代語言（language），因為前者更接近日常而不那般學院派［17］（P75）。當本土性得到揭示、表達時，人會“重新認識現實，獲得喜悅與啟示；隨著交流，新事物得以發明?！保?0］（P28）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延續了惠特曼以來對“美國語言”的構建，不過在沖擊下他選擇了更加當下、切實的策略：從“現在”的語言中發現本土的歷史與資源，借此鞏固從現在開始的自治的文學史。三、“現在”的語言：湯亭亭筆下“美國語言”的發展經過梳理可以看到，惠特曼與威廉斯之間有著“美國語言”的文學線索，兩者都將本地語言、即時的語言實踐作為擴充美國文學資源、確立獨立性的載體。湯亭亭清楚察覺到語言在美國文學自治性確立中的重要性：“我依照我聽到的語言寫作。這是古老的美國傳統，自超驗主義時便是如此。他們使自己同英國人區分開，于是我們用全新的美國語言創作?！保?8］（P162），她贊美惠特曼所代表的包容一切的美國語言，并有意識地追尋著這一語言傳統。因此，再次審視湯亭亭筆下的形象：父親經歷的詩歌靈感乃至語言的衰退實質是脫離文化環境后本地性缺失和社區歷史割裂的必然結果，而惠特曼·阿新也并非對華裔刻板形象的簡單解構或是對沃爾特·惠特曼的回聲，而是多元化的現實中語言傳統的繼承者與復興者。

與威廉斯相同，湯亭亭將切身的、生活的語言實踐作為小說的資源，因此她同樣將生活語言的描摹置入阿新的漫游。社區是最接近個體生活的文化單元，華裔以及少數族裔社區的語言貫穿了阿新的生活?！秾O行者》的開篇，阿新就在構想一部借語言使人物身份不言自明的戲劇。此后，小說隨他身體的移動進行，敘述語言與阿新的意識融合，湯亭亭使之成為呈現城市面貌的旁白者，于是城市中攜有粵語的華裔英語、法屬殖民地移民的英語、日裔英語以及嬉皮士年輕人之間的口語都展現在伯克利城區與社區的狂歡劇中。然而，阿新的旅途是壓抑的自我發現的過程，其中不存在惠特曼式對未來與新事物的豪言壯語，而是比威廉斯更加切實的對“現在”的關注。這種意識在《女勇士》中已有表露。當母親想到家鄉的土地不再屬于自己，“我”回復：“我們現在屬于整個地球啦，媽。要是我們不屬于任何一個地方，就屬于整個地球，你明白嗎？”［5］（P119）；當母親懷念，或者說想象中國的生活安定祥和，時間流動更緩慢時，“我”反駁：“時間在哪兒都一樣，只有永恒的當下，還有生物的成長和衰老?！保?］（P117）湯亭亭的“永恒的當下”接近一種現實生活經驗：身體可以歸屬于空間的任意一處，時間是規律的、當下的，而不具有精神的相對性。

這種較惠特曼而言保守的時間觀有其緣由：一方面，經歷了動蕩與迷惘的六十年代，湯亭亭與彼時的時代精神必然無法抱有那般信心；另一方面，華裔作者身份的特殊性使她必然有更現實的關切。這兩者同樣反映在惠特曼·阿新這一形象上。華裔嬉皮士惠特曼·阿新處于社會邊緣，既為華人文化排斥、不被美國主流思想所接受，又為美國種族主義所困擾。嬉皮士的叛逆無法為華人社群理解，在第二章中阿新在走廊中偶遇鄰居便被指責，“你以為你是誰？??？小子！”，諸多表述瘋癲的詞匯加諸其身［9］（P43）。同樣，失去工作的阿新成為母親指責的對象，反叛的行為是不被理解的。而他參與社會活動、表達反戰思想也不被一般美國人接受：拒絕向兒童出售玩具槍被看作是多此一舉，因為普通市民認為“我們不是來聽演講的?！薄拔蚁虢o孫子買什么就買什么?！保?］（P47）政治生活與日常生活的分割使他在主流社會話語中成為聒噪的存在，而抗拒主流思想的代價便是被玩具商店辭退，成為無業者，缺乏經濟來源和穩固的社會地位使之越加游蕩?；萏芈冯S “垮掉派”的文藝與政治理念，自由、民權的思想對他有無限的吸引力，這給他作為公民參與到社會活動中的參與感和價值感。然而，即使是凱魯亞克也描述華裔為“目光閃爍的小個兒華人”［9］（P69）。其余的參與者關于種族平等的期盼給惠特曼帶來的只有噩夢般的預兆：“有這么一天，黑人與白人握手言和，越過了我。我就是他們友誼之橋下那個不被注意的小個兒黃皮人?！保?］（P308）現代性的民權運動沒有華裔的席位，這給阿新帶來的沖擊與失落讓他對這一切運動感到疲憊。他和妻子在《第五和平書》中離開運動的中心伯克利，試圖在夏威夷以消極抵抗的方式實現他們的主張。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越戰持續進行帶來的絕望情緒，湯亭亭在1978年與丈夫、兒子一同遷居夏威夷，這些經歷記錄在1987年出版的自傳性隨筆《夏威夷夏日》（Hawai‘i One Summer）中。阿新在《第五和平書》中的遭遇不免是湯亭亭自傳性寫作的延續以及作者形象的又一次對位。阿新嘗試融入先鋒陣地中那個被贊美的未來，但那沒有華裔的一席之地；回到封閉的華人社區他就會失去前進的可能，因為社區的歷史已然在被主流話語淡化，其末路將是成為鮮有敘述的邊緣歷史。未來與歷史都不足夠穩固可靠，阿新所做的只有關注當下切實的生活經驗。這并非安于現實的妥協，而是用文學實踐喚醒對現實經驗的感知，將其升華至個人以及社區的生活與歷史。

于阿新而言現實經驗，也就是華裔于美國社會的立足和身份，是再真實、切身不過的問題。生活語言的使用于湯亭亭的作品中也不僅僅是惠特曼、威廉斯式的用以確立文學獨立性的資源，而且是強化了區分作用、用以確立文化身份的媒介。阿新創作的狂歡劇中，華裔英語的方言的轉寫與錯誤的語法承擔著中國的文化歷史和華裔的抗爭史。阿新從中提取出新的成分：華裔的英語不只存在于生活，而且用于戲劇式的族裔歷史敘述，賦予其文學性用途的同時用以服務“現實”。這些語言是社區不可剝奪的資源，也是華人與他者相區別的標識。語言資源的使用在于命名與定義，就如同沃爾特·惠特曼用全新的英語為事物命名開啟未來的歷史一樣。阿新確信華裔同語言一樣是自在的，“哥倫布抵達北美之前，我們就在這里”［9］（P326），但對本土、社區的語言及文化的忽視，華裔“卻沒有自我命名”［9］（P326），導致話語權缺失，被命名、被凝視。因此，對語言、社區的再發現最終是為了奪取失去的時間，重新自我命名為“華裔美國人”（Chinese American）以構筑華人的身份、經驗。這便是湯亭亭在采訪中表達的觀念相同：她不接受對未來構想或是對過去懷想的“程式”，“我在生活，我探尋其意義與無與倫比的本質，而描述它是一種愉悅?！保?8］（P161）在她看來，描述與尋求本質是同性質的，生活的語言與生活、歷史本身是勾連的。

此外，值得關注的是，阿新對語言的描述中不止有華人的英語口語表達，還涉及其他族裔的語言。這是全球化進程下人口流動與多元語言風貌下，湯亭亭對美國語言的又一發展。當湯亭亭堅持依照自己聽到的、感受到的語言來寫作，美國語言資源的豐富便使她的創作必須超出華人社區的范圍。因此，她多次描述自己構想的“全球小說”（Global Novel）。1993年，她談道：世界上的大城市中都有來自各國、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美國小說會被全球小說取代，后者匯集了各地語言、文化［19］（P194-195）。隨后，湯婷婷補充：全球小說也表現為世界上任意一個村莊受到世界現代性的沖擊，即“整個世界來到村莊中”［18］（P165-166）。

在夏威夷生活、寫作的經歷無疑給湯亭亭以啟示。1998年《夏威夷夏日》再版的前言中，湯亭亭描述了夏威夷島文學發展的境況：“夏威夷的文學團體爭論神話傳說到底屬于誰，當地語言與作品是否應當展示給美國本土，所寫的到底是否真實，足夠夏威夷?！保?0］（P6-7）在1956年正式成為美國的第五十個州前，夏威夷便已經歷了百年的經濟殖民，白人、非裔、華裔、日裔的定居與活動使夏威夷成為遠離美國本土的種族坩鍋，殖民統治、文化雜交的典型縮影。夏威夷本土作家面臨的困境，即如何表述自我、如何確立自我身份，與阿新、諸多華裔作家面對的難題不盡相似，其本質都是強勢文化下弱勢文化何以自我保存，文化社群如何通過語言使自身的經驗、身份與歷史得以存續。

湯亭亭能夠認識到這一點，但她清楚自己外來者的身份，哪怕“我的祖父們曾在此生活、做工，他們不屬于這里，我也不屬于這里”［20］（P12），因而同夏威夷的本土文化保持距離。這一距離讓湯亭亭作為旁觀者，描述夏威夷的文化現象，轉述此地的語言，復述此地的文化圖景。而作為創作實踐，“全球小說”的構想也就在阿新的夏威夷經歷中具像化：他看到夏威夷島成為美軍在越南戰爭的中轉站，看到夏威夷本土居民的真誠好客與對外來者的敵意，看到各類意識形態在此處言語的、暴力的沖突。這些強力的矛盾與對比中，語言沖突構成了夏威夷海島族裔、歷史以及自北美大陸延伸出的意識形態矛盾的側寫。因此，美國語言不再單純指向美國本土各州的俚語，在惠特曼·阿新和湯亭亭的經歷中，它不但是層疊的歷史，而且指向長久以來的關于文化和族裔的生存問題，提供小說創作的現實與歷史資料，嘗試提供一種文學上的可能的解決途徑。

四、結語

為了獲取文學空間中的自治性，以惠特曼為代表的美國作家否認英國文學歷史帶來的標準與資源，以前進式的社會觀賦予美國英語生命力和效力，為美國文學提供關于未來的語言和可能性；威廉斯則延續這一道路，選擇俚語與社區作為具象的文學資源，鞏固著關于本土的現實的語言。這一關乎現實、實踐的語言傳統為美國文學帶來積累，而湯亭亭接續這一傳統：用她聽到的語言創作，在生活中創作，使之取自語言與經驗。而更重要的是，面對六十年代的社會思潮與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流動，作為華裔作家，她擴展了美國語言的范圍：在族裔層次上，她容納來自全球的俚語；在地理范圍上，她不局限于美國本土——美國語言不再單純是一種狹義的對抗歐洲古典傳統的中介，而是一種華裔奪回自我定義權的資源、族裔境況反映的媒介，美國語言成為應對偏狹美國文學的策略。而這也讓湯亭亭更加接近美國的多元理想，如同她的前輩惠特曼一樣，聆聽、體驗、接納。

［參考文獻］

［1］John Leonard. Reading for My Life［M］. New York： Viking， 2012.

［2］Frank Chin. “Come All Ye Asian American Writers of the Real and the Fake”［A］. In The Big 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C］. New York： Meridian，1991.

［3］Maxine Hong Kingston. “Cultural Mis-readings by American Reviews”［A］. In Critical Essays on Maxine Hong Kingston［C］. New York： G. K. Hall&Co.， 1988.

［4］方紅，陳愛敏，湯亭亭.和平·沉默·敘述技巧——《第五和平書》創作談［J］. 當代外國文學， 2008（1）.

［5］湯婷婷.女勇士［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

［6］Maxine Hong Kingston. China Men［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0.

［7］Maxine Hong Kingston. he Fifth Book of Peace［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3.

［8］Maxine Hong Kingston. To be the Poet［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9］Maxine Hong Kingston. 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M］.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1990.

［10］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Selected Essays［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9.

［11］ 愛默生. 論自然·美國學者［M］.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2015.

［12］帕斯卡爾·卡薩諾瓦. 文學世界共和國［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13］沃爾特·惠特曼. 典型的日子［M］.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

［14］Walt Whitman. An American Primer［M］. Boston： Small， Maynard & Company， 1904.

［15］Walt Whitman. Specimen Days & Collect［M］. Philadelphia： Rees Welsh & Co.， 1882.

［16］Neil Baldwin. To all Gentleness：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The Doctor-Poet［M］. New York： Atheneum， 1984.

［17］William Carlos Williams.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I Wanted to Write a Poem， the Auto Biography of the Works of a Poet［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78.

［18］Shirley Geok-lin Lim. Reading back， looking forward： a retrospective interview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J］. Melus， 2008（1）.

［19］Nelia C. Seshachari. “Reinventing Peace： Conversations with Tripmaster Maxine Hong Kingston”［A］. In 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C］.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8.

［20］Maxine Hong Kingston. Hawai‘i One Summer［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