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心到邊緣：鄉村塾師地位的變遷

黃行福

鄉村塾師，是中國教育史上一個特殊的職業群體，在他們身上凝聚著一個時代底層知識分子的命運特征。今天，我們探討他們職業的存在狀況，對今天認識鄉村教師這一群體，有著特殊的意義。

古代和近代的鄉村塾師是鄉村教師的先驅，在那個時代，他們是鄉村名副其實的文化人，是少年兒童的啟蒙者，肩負著教書育人的重大責任。

明清時期是我國私塾的興盛時期，不論鄉村還是城鎮，少年兒童，尤其是貧寒家庭的子弟，他們讀書、識字，基本都是在私塾完成的。在農村尤其是一些偏遠山區，山高皇帝遠，教育基本上成了民間之事。政府所辦的學校，在縣城有縣學，但那是貴族的子弟學校。貧寒的鄉村少年，只能就讀于私人辦的學?！桔?，他們在那里接受最為基礎的讀書、識字教育。郝錦花在《新舊學制更易與鄉村社會變遷》一書中說，私塾作為基層社會的主要教育組織，已然成為社區文化活動的中心。

明清時代的科舉制度比較完備，為出身貧寒的子弟開啟了改變命運的大門，大大刺激了他們的讀書熱情。于是那時候，私塾遍及各個鄉村。以福建省為例，據《福建省志·教育志》記載，明清時期私塾遍設于全省各地的窮鄉僻壤。例如南平寶珠山有300多戶村民，村內共有私塾5所，且都是蒙館，有一館還兼教學醫術，一館兼教學武術。村中兒童不論男女，全部入學。閩清縣“家相率而學”，羅源縣“細民亦知向學”。鄉村私塾教育盛況由此可見一斑。

鄉村教育的中心群體

數量龐大的私塾，必定需要一支數量龐大的教師隊伍。這支數量龐大的隊伍中，并非鐵板一塊，大家“齊步走”，而是所授生徒存在著差異，目標的差異就更為明顯?？傮w而言，整個塾師隊伍，根據他們的學歷背景和專業水準，主要分為兩類。

一是蒙館之師。這是比較低級的層次。走進這支隊伍里的塾師，基本上都出身貧寒。他們雖然拼命讀書，卻沒有獲取功名，是科舉考試中的失敗者。他們生活無著落，還需要養家糊口，只好發揮自己的那么一點特長，或自己開蒙館，或在他人所開的私塾里謀職。自己開蒙館的塾師，學生家長給的束脩就是基本的收入，可以作為養家糊口的基本生活保障；在他人所開的私塾謀職的，東家所給，就是主要收入。

《醒世姻緣傳》第三十三回中有：“夜晚尋思千條路，惟有開墾幾畝硯田，以筆為犁，以舌作耒，自耕自鑿的過度。雨少不怕旱干，雨多不怕水溢，不特飽了八口之家，自己且還要心廣體胖、手舞足蹈的快活。且更度脫多少凡人成仙作佛，次者亦見性明心。使那有利沒害的錢，據那由己不由人的勢，處那有榮無辱的尊。那官府衙役、大叔管家，除非他尋上我的門來算計作踐，這是說不得的，卻不是我尋上他的門去求他凌辱。所以千回萬轉，總然只是一個教書，這便是秀才治生之本?！?/p>

細讀這段文字，我們可以發現，在那個時代，那么一批人的出路，再也沒有比當塾師更合適的了。你看，他們自由自在、旱澇保收、安適自如，所以心廣體胖、手舞足蹈，是何等快活、逍遙自在！可以想象，這樣的日子，是當時多少讀書人的向往。好一個“秀才治生之本”！

這種對讀書人而言最合適的職業，從業者自然多。雖然還存在著其他的選擇，如當幕僚、醫生、商人、訟師、山人或名士，但畢竟塾師這種與孩子打交道的職業，更受大多數讀書人歡迎。再不然，他們就只有與農民一樣，通過體力勞動解決生計問題。但這對他們而言，一是太丟身份，二是難以勝任。讀書本來就是為了脫離體力勞動，讀書之后，仍然以賣體力為主，連祖宗的臉面都丟光了。再者讀書人手無縛雞之力，難以勝任體力勞動。他們長期埋頭苦讀，“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缺乏從事體力勞動的本領。所以，憑借知識謀生，最為合宜。當然，從事塾師這一行業，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邊教授生徒，邊準備科考，可以做到兩不誤。對大多數底層讀書人而言，當塾師最為合算。

二是經館之師。經館之師一般都由獲取相應功名的人擔任。蔣純焦在《一個階層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師研究》一書中說：“那些取得科舉功名（如秀才、舉人）而未能入仕的讀書人，或已做官被革黜，或自行退出官場、賦閑在家者，他們在社會上有一定的名望和地位，居于塾師隊伍的上層?！睂τ谶@一部分讀書人而言，他們本來就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一般而言，不愁吃穿、衣食無憂。他們的教學直接瞄準科舉考試，而不是讀書識字。

蒙館之師與經館之師，兩相比較，“前一種人多在鄉村設館，收入微薄，有的還要耕種幾畝薄田，且耕且教才能維持生計，或兼營他業，如占卜、行醫、看風水、代寫公私文書等等。后一種人無論自行設館，還是被聘為西席，大多收入較高，衣食無憂”。

塾師是那個時代鄉村的文化人。在一個以文盲占主體地位的鄉村社會，那些塾師先生，手握著鄉村社會文化的大權，可以馳騁于鄉村這一文化的粗鄙地域。

不可否認的是，塾師們的主責肯定是教人讀書識字，乃至作文。蒙館以教讀書識字為主，教的是比較初步的東西。

蔡元培在《我所受舊教育的回憶》中說：“我六歲入家塾，讀《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等。本來初上學的學生，有讀《三字經》的，也有讀《千家詩》或先讀《詩經》的，然而我沒有讀這些。我讀了三部‘小書以后，就讀‘四書?！臅x畢，讀‘五經。讀‘小書‘四書的時候，先生是不講的。等到讀‘五經了，先生才講一點。然而背誦是必要的；無論讀的書懂不懂，讀的遍數多了，居然背得出來……讀書之外，還有識字、習字、對句的三法，是我了解文義的開始。識字是用方塊字教的，每一個字，不但要念出讀法，也要說出意義?！焙茱@然，這是最為基礎的教育。人從懵懂時候開始識字、習字，循序漸進。對句，從簡單到復雜，到作文。對蒙館而言，一般到了對句就結束了。若要再進一步，那就是學習作文了。當然，那時的作文教學主要就是為科舉考試做準備，是瞄準科舉這一目標而進行的。

一般的塾師，也就是蒙館之師，作文水平并不高，要是比較高，應該就在科舉考試中榜上有名了。經館之師畢竟經過了科舉考試這一關，考試前，也一定經過了一定的應對性的考試作文訓練，對他們而言，作文就相對熟練。一些考中的秀才尤其是考中了舉人的塾師，他們的教學目標，主要就是向著科舉考試而進行的。他們對考場上的那一套模式，更為了解，更為熟練?！八臅褰洝笔撬麄兊恼n本，也是科舉考試的主要依據。如果說蒙館只是一個最為基礎的教育階段，那么經館的教育則是一個提升階段。

但在那個時代，對大多數鄉村兒童而言，能夠認識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字就達到了目的，他們不可能再進行科舉之前的文章寫作訓練了。大多數塾師的職責，主要就在這里。而且那些長期活躍在鄉間的蒙館塾師，他們還有教學之外的大量繁雜事務。

一是應付官府。要對付這些人，需要交際手段，需要能言善辯?！皩Ω端麄儼l下來的分賬、指令、告示、批駁、訓令之類，又應懂得一些等因奉此，在文字上會敷衍，經過一些上下行文的步驟?！保ê洛\花《新舊學制更易與鄉村社會變遷》）在當時的鄉村，這個重擔自然就落在了塾師們肩上。而實際上，塾師們也希望這樣的事情由他們處理。他們可以通過此類事件的處理，得到一筆收入，提高自己的威望。此外，像呈請、水利、防災等事務的辦理，農民們甚至認為這就是塾師們的本職工作。因此，就存在著這樣的現象：塾師們仿佛“把持”了此類事務，不請他們辦理仿佛還不行。

二是商議村中大事。早先的鄉村基本上是一村一姓或兩姓，且大多都是一個姓。村內有祠堂，村內大事、族內大事，一般都在祠堂商討、決策。這個時候，出謀劃策就成了塾師的責任。即使是不同姓，塾師們也是非常重要的參謀。相對而言，塾師們見多識廣，懂得怎樣處置事件更合宜。若要立個字據，則更需要塾師們的幫助。在地方上，有以塾師、塾址為中心而形成一個近乎參議院雛形的說法，并不是言過其實。一個私塾或許不是直接干預地方行政，但其間接活動的力量確實也是值得驚異的。這一說法，可以反映出當時塾師們的巨大作用。

三是鄉村之“禮”。在鄉村，很多與文字有關的事務，必須求助于塾師們。例如給小孩取個顯達、高雅的名字，就需要有文化的塾師們的幫助。給在外地的親人寫一封信，說句平安，報個喜；立一份契約，寫個借據；看個好日子，擬張訃告……這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但對一般百姓而言，都需要塾師們幫忙。夜晚小孩哭鬧，寫個“天靈靈，地靈靈……”的帖子，或過年寫個“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之類的對聯，更是塾師們的拿手好戲。實際上，久而久之，百姓們就直接將這些歸入了塾師的本職工作中。塾師們，就成了鄉村社會中不可或缺的大能人。

四是訴訟。訴訟即打官司。一般而言，寫訴狀對塾師們來說并非難事，只要多寫幾次，就比較熟練。如果是一個小地方，有幾位塾師，那就存在著競爭了，熟練的、能耐較大的，往往成為被爭搶的對象。這些人相對而言，在基本的收入之外，就可以掙一點外快。還有能耐更大一點的，就可以直接包打官司。這樣，其影響就更大，其收入又相對更高了。

那個時代，鄉村社會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大多數農民屬于文盲。很自然，塾師們就屬于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人，他們基本上執鄉村文化之“牛耳”，處于真正的文化中心地位。

塾師實際上是生活在三個場域之中：一個是教育場域，一個是科舉場域，一個是民間社會生活場域。實際上，塾師們之地位，往往取決于其在教育場域之外處置相關事宜的成敗。尤其是社會場域，例如善于打官司、寫訴狀、代寫信件、在具體事務上出謀劃策等等。

塾師作為活躍在那個時代的文化教育工作者，在整個社會的鏈條上地位不高，但在農民心中卻有著至高的地位，承載著村民們的巨大期望，雖然他們中的一些人文化水平也并不高。

從邊緣化到消失

一種社會職業的存廢，一個社會階層的變動，與國家的政策密切相關。鄉村塾師的存在，完全依賴于私塾的存在。

中國近代及以前，由于財力有限，政府不可能創辦諸多學校來滿足大多數孩子上學的愿望。官學系統主要滿足官員及富家子弟的讀書需求，數量龐大的農民家庭出身的孩子就只能望而卻步。于是，私塾應運而生，滿足了他們的上學需求。

1905年，“諭令?？婆e以廣學?！?。隨著科舉制度的驟然結束，以科舉考試為人生目標的士子們，向上攀登之路被堵死了。為了前途，為了解決飯碗問題，他們只好轉向新式教育，投入新式學校，成了新式學校的教師。

“即將各省府廳州縣現有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學西學之學?！鼻逭囊患執柫?，讓諸多私塾倒閉。那些接受過舊式教育的塾師，對中學還可以應付，而對西學則難以應對。所以，隨著私塾數量的減少，他們便與私塾一起漸漸退出歷史舞臺。

隨著從通都大邑到縣城、鄉鎮的涵蓋了初小、高小、中學、大學的比較完整的新式教育體系逐步形成，私塾教育逐漸式微。雖說在一些偏遠的鄉村，私塾還有生存的空間，但數量少，且所傳授的文化知識，還是儒家經學那一套，很少涉及近代科學知識。在塾師們的文化知識結構上，經學知識占據著主導地位，西學知識基本上一片空白。

實際上，隨著近代社會向前發展，隨著新觀念、新思想的傳播，農村也不再只是傳統知識一統天下，西學知識已經逐漸滲透。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隨著煤油等大量日用品進入鄉村，與此相關的一些知識也逐漸進入百姓頭腦。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政府在有關小學教師的培養、資格檢定、聘任、待遇等方面出臺了比較完善的法律法規，且在一定程度上落實執行了這些法規，鄉村新式學校教師的專業素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以往那種在教師聘任上的隨意與落后狀況得到抑制。20世紀30年代末，國民政府實行新縣制改革，鄉村教師還承擔了部分基層政治建設的職能。他們在農業生產改良、鄉村文化風俗革新、鄉村衛生環境改善、鄉村自治建設等方面都發揮了一定作用。而這些職能，原先一般都落在鄉村私塾先生身上。

此時，鄉村塾師們的退出，就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雖然在一些偏僻鄉村，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初，私塾仍然存在，但在整個國民教育體系中已經不占重要地位，即便是在鄉村，也已經被日益邊緣化。最后，塾師徹底退出了歷史舞臺。

一個階層就這樣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

（作者單位：江西省南豐縣傅坊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