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地區2024年選舉對島內政局與兩岸關系的深層影響

摘??要：民進黨籍候選人賴清德以40%左右得票率贏得臺灣地區2024年“大選”，折射出臺灣政治運行機制已經偏離了“多數人共識決策”的良性軌道，正面臨著代表性不足和“少數人對多數人暴政”的困境。在臺灣地區不斷異化的政治生態中，選舉作為落實民主的載體，反而有可能成為限制民主的工具。在“選舉機器化”驅動下，島內藍綠白三方勢力將塑造非對稱化競爭的景觀，民進黨全力擴大綠營基本盤，國民黨則試圖在泛藍陣營外拉攏中間力量，民眾黨在藍綠夾殺情勢下短期可扮演關鍵少數角色，但中長期則會逐漸式微，島內政治版圖將由傳統的藍綠對決走向“綠營”與“非綠陣營”的博弈。在政治極化、民粹蔓延等多種思潮疊加影響下，臺灣政治生態遭遇權力失衡、民主失靈、治理失能、社會失和的惡性循環，自我糾錯和修復機制同步退化，逐漸淪為“劣質民主”典范。在“臺獨”意識形態驅動下，賴清德或將訴諸激進手段，在兩岸政策上冒險沖撞，臺海和平可能面臨重大隱患。

關鍵詞：2024年“大選”；島內政局；“臺獨”；民進黨；代表性斷裂；兩岸關系

中圖分類號：D675.8；D61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3378（2024）02-0122-13

2024年1月13日，臺灣舉行地區領導人和民意代表“二合一選舉”。由于非綠陣營分裂疊加“棄?！毙茨馨l酵，導致民進黨候選人賴清德坐收漁翁之利，該黨首次邁向第三任期。賴清德被稱為“臺獨金孫”，長期標榜“臺獨務實工作者”身份，被稱為“加強版李登輝”“升級版陳水扁”和“冒進版蔡英文”，“暴沖”可能性不容小覷。未來賴清德或將加速“臺獨”布局，威脅臺海和平，需要高度警惕。

一、“藍敗綠勝”底層邏輯與賴清德對民意非代表性

根據臺灣所謂“中選會”估算，本次選舉全臺設置17?795個投票所，選務工作人員超過20萬人，選舉人數約1?950萬人，其中“首投族”（首次擁有選舉權的選民）約占102.8萬人，共投出了1?394萬票，投票率約為71.86%。其中，民進黨“賴蕭配”（賴清德、蕭美琴）獲得558萬票，約占40.05%；國民黨“侯趙配”（侯友誼、趙少康）獲得467萬票，約占33.49%，落后民進黨91萬票；民眾黨“柯吳配”（柯文哲、吳欣盈）為369萬票，約占26.46%。在臺灣地區立法機構，國民黨取得52席，雖重返第一大黨地位，但未能過半，只是脆弱的第一大黨；民進黨獲得51席，失去對立法機構的掌控權；民眾黨8席，成為藍綠爭相拉攏的關鍵少數［1］。整體觀察，民進黨雖勝選，但得票率不足41%，這說明“民進黨并不能代表島內主流民意”［2］，也暴露了臺灣政治體制正面臨著多重困境。這些困境除了學界已經廣泛關注的政治極化［3］、民主赤字［4］以及民粹主義之外［5］，還有嚴重的代表性斷裂的風險。

（一）“下架民進黨”的氛圍與民進黨的“慘勝”

2024年“大選”中賴清德僅獲得558萬票，與2020年“大選”時蔡英文的817萬票相去甚遠，相差259萬票。背后原因是，2016年民進黨上臺后，治理無能，導致民怨四起，“民進黨不倒，臺灣不會好”“新潮流不散，臺灣毀一半”“票投民進黨，青年上戰場”等聲音不絕于耳。2024年“大選”前，島內60%左右的受訪者都期待“換黨做做看”。最終的投票結果也與這一民調高度契合，即60%左右的民眾都拒絕把票投給賴清德和民進黨。在這種情勢下，為何賴清德依然可以勝選？其原因有以下方面。

一是民進黨當政優勢。民進黨集行政與“立法”權于一體，將公權力變現私用，通過直接撒錢、開“空頭支票”等方式收買人心、沖高選票。民進黨政策買票，債留子孫，債務高達5.9488萬億新臺幣，臺灣已陷入深度透支型社會，平均每位島內民眾（包括新出生嬰兒）負債28.7萬新臺幣。民進黨此種操作雖不利于臺灣長期發展，但有利于民進黨短期選舉。

二是美國力挺民進黨。在中美戰略博弈持續升級情勢下，美國評估民進黨當政更有利于美國對中國大陸打“臺灣牌”。在臺選舉期間，美國故意通過拉高對賴接待層級、與國民黨候選人侯友誼切割等方式，為民進黨提供策應。而在民進黨勝選后，美國國務院第一時間就發去“賀電”，聲稱“期待與賴清德合作”［6］。

三是在野大聯盟破局。國民黨與民眾黨“藍白合”雖符合民意期許，雙方也謀劃已久，但最后一刻功虧一簣，未能形成“在野大聯盟”，導致民進黨坐收漁翁之利。在島內民意基礎“綠大藍小”格局下，疊加其他多種因素，國民黨無力終結“臺獨”勢力當政狀況。

四是民眾的分裂投票。2022年“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勝，在全臺22個縣市中，一舉取得15個縣市的“執政權”。民眾為了防止國民黨獨大，在2024年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傾向于票投民進黨，但為防止民進黨一黨獨大，又在立法機構選舉中，支持國民黨，以國民黨來制衡民進黨［7］。臺灣政治格局出現民進黨掌控“高層”、國民黨在地方占優，民進黨手握行政主導權、國民黨在立法機構占優的制衡格局。

（二）選舉結果對民意的偏離與民進黨的信任危機

2020年臺灣“大選”時，蔡英文獲得817萬票，得票率為57.13%。時隔4年后，賴清德僅獲得558萬票，得票率為40.05%。降幅如此之大，讓外界驚詫不已。2024年“大選”，臺灣民眾共投出1?394萬票，但合計有800多萬票投給了侯友誼和柯文哲，而沒有投給賴清德。這意味著，賴清德還未上臺，政治代表與民眾之間便已經出現了嚴重的政治裂隙與信任危機。

一是固守綠營的基本盤。經過民進黨多年操弄，特別是陳水扁、蔡英文時期的“文化臺獨”“教育臺獨”布局，島內民意綠化嚴重，民進黨不斷擴大自己的基本盤，控制臺灣選民結構的35%到40%左右。在歷次重要選舉中，民進黨都會以鞏固基本盤作為首要職責。從最終投票結果來看，賴清德40%左右的得票率與綠營在臺灣政治生態中的力量分布基本吻合。2008年民進黨最低谷時，時任民進黨籍候選人謝長廷的得票率為41.55%。這顯示，賴清德的得票率已經創造了民進黨發展史上的新低，只能依靠綠營基本盤“保命續命”，在此之外無法開拓出新的票源。

二是失去中間選民支持。民進黨2016年重新上臺后，治理荒腔走板，民怨沸騰不已。從臺灣年度漢字評選結果中，可以窺斑見豹。從2016年的“苦”、2017年的“?！?、2018年的“翻”、2019年的“亂”、2020年的“疫”、2021年的“宅”、2022年的“漲”以及2023年的“缺”，每個字都精準濃縮了島內社會意向與民怨。民進黨的不作為和亂作為，也引發了臺灣民眾特別是中間選民的高度不滿。而賴清德本人的表現，也讓很多中間選民徹底看清了其頑固偏執的人格。2023年12月開始，有關賴清德老家違章建筑的消息持續發酵，“賴皮寮”一詞瞬間在臺灣島內“火出圈”，更有網友調侃“萬物皆可‘賴皮”。這一系列流行語的背后，折射了賴清德與主流民意的漸行漸遠。

三是無法延續青年力挺。2016年臺灣“大選”前，民進黨曾向年輕人畫下美好“大餅”，許下空洞“承諾”。但時隔八年之后，臺灣青年徹底看清了民進黨的真面目。由于民進黨治理無方，臺灣除了“缺水”“缺電”“缺地”“缺工”“缺人才”，近些年又添上了“缺蛋”“缺藥”和“缺安寧”。在此過程中，臺灣年輕人自然也深受其害。目前，全臺灣平均失業率為4%左右，但青年群體的失業率則高達12%左右。此外，對青年群體的低薪問題，民進黨也消極以待，無力解決。與此相伴相隨的是年輕人不婚不育導致的出生率下降，2015年馬英九在位時期，臺灣新增人口為21.4萬人，但到2023年新增人口僅為13.9萬。當認識到被民進黨欺騙之后，在2024年“大選”中，很多臺灣青年根本不愿意出來投票，即使投票，也只是把票投給柯文哲，而非投給賴清德和民進黨。

（三）民主政治的衰退與民進黨威權專制的形成

一是“多數人被少數人綁架”。賴清德能僥幸獲勝，并非因為自己“優秀”，而是因為“非綠”陣營分裂。從投票結果來看，賴清德只得到40%左右的票源，這意味著60%的投票者都沒有把票投給賴清德。在得票不過半、未能獲得多數人支持情況下，賴清德和民進黨卻能勝選，這屬于典型的民主脅迫，即“少數人對多數人的暴政”，也就是臺灣的前途被少數人給綁架，而多數人只能默默接受，無力更改木已成舟的結果。

二是政治體制改革內生性阻力。在三黨都不過半的情況下，理論上來講，臺灣應該進入第二輪選舉，由排名前兩位的候選人進行重新選舉。世界上很多國家和地區如法國、土耳其等，都采用這種模式。臺灣之所以未能開展制度改革，主要是因為民進黨作為既得利益者，已經不愿意進行相關選制改革。在2000年“大選”時，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以39%左右的得票勝選，嘗到只有首輪選舉的甜頭。此后，民進黨既是“球員”又是“裁判”，不愿意對既有體制“自我革命”。久而久之，這就會導致臺灣的選舉制度問題叢生。

三是劣幣驅良幣的逆淘汰機制。2024年“大選”中，民進黨得票數減少了258萬，得票占比較2020年“大選”下降了17個百分點。賴清德雖僥幸過關，但已成臺灣地區“少數領導人”。代議民主政治的本意是借由政黨之間的自由競爭，產生比較優秀的政治領導人和民意代表［8］?！胺蔷G”陣營六成左右得票卻無法“下架民進黨”，這反映出目前臺灣選舉制度已經背離了“選賢與能”的初衷。這必然會滋生逆淘汰的政治生態，而臺灣民眾則是最大的輸家。

（四）維護和平的主流民意與民進黨的政策選項

賴清德雖然勝選，但島內的主流民意卻未發生根本性變化。近年來，雖然飽受新冠疫情和民進黨當局阻撓等多種因素干擾，但兩岸交流依然穩中有進。例如，在經貿方面，“兩岸經貿合作動能由要素驅動加快向創新驅動轉換，大陸市場和完整產業體系為兩岸產業合作提供強力支撐”，這也為島內民眾帶來了積極的獲得感［9］。目前，島內主流民意是要和平不要戰爭，要發展不要動蕩，要過好日子不要過苦日子，兩岸要交流而非交惡，兩岸要對話而非對抗。從島內多項民調來看，支持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和維護臺海地區和平穩定的人數都在80%以上。例如，2024年2月，民進黨當局突然叫停來大陸的旅游團，被島內民眾痛批朝令夕改，“不顧業者死活”［10］。未來賴清德和民進黨應該放下身段、傾聽民意，如果與主流民意背道而馳，最終必然被民意所吞噬。

二、多數不支持卻勝選的悖論與臺灣政治的生態困境

2024年臺灣“大選”表面看來藍綠白“三贏”，即民進黨繼續當政，國民黨躍升為臺灣地區立法機構第一大黨，民眾黨成為關鍵少數。這樣的選舉結果和政黨格局表面更有利于權力制衡，但選舉過程卻與選舉本意相去甚遠。本次選舉人數約1?950萬人，投票人數為1?394萬，賴清德得票數為558萬票，這意味著至少有836萬票不支持賴清德，但賴清德依然可以勝選。這說明臺灣正面臨著“選舉超載”、“民主赤字”［11］、“以民主之名的獨裁”、“戕害自由的權力游戲”等多種弊?。?2］。

（一）民主運行的失靈：實質民主與形式民主的分離

目前，臺灣政治逐漸由普遍性轉向個體性，由強調主流強勢轉向強調邊緣、弱勢，由注重經濟身份轉向注重文化身份。這必然會導致族群認同碎片化態勢，強調“個人的即政治的”，傳統秩序、共同體權威不斷流失、社會共識不斷消解，個人至上主義、極端利己主義野蠻擴散，黨爭出現“部落化”格局。此前“建基于同一性之上的代表性”受到廣泛質疑［13］，而基于個體性和差異性的代表性卻大行其道，但因為各種訴求紛繁復雜，多為個性問題而非共性問題最終變得“不可代表”或“無法被代表”。整體性的缺失也進一步加劇了臺灣政黨的部落化趨勢，藍綠白基本盤各自為政、互不妥協，完全將共識和協商擱置一旁。

一是“架空的民主”。從程序上看，臺灣民主制度用幾年一次的票選剝奪了民眾參政議政的權利，民眾除了投票以外，并無真正參與政治的機會與途徑。選舉之后，公權力被少數寡頭集團綁架，當政者往往背棄對選民的“遵命”承諾，轉而為支持自己勝選背后的利益集團服務，民眾的福祉只是其考慮的次要因素。由此可見，選民只是臺灣地區政黨精英“競選游戲”中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群眾演員”或者“道具”。這意味著，在投票之前和投票之后，所謂的民主與民眾基本絕緣。臺灣民主對于民眾來說只是形式上的民主，實質上是統治精英的民主。

二是“一秒鐘民主”。臺灣民眾只有在數年一次的選舉投票時才享有民主，才有存在感。投票一旦結束，選民即被棄之不用、視而不見，民眾進入休眠期，待到下一次選舉時，又被重新激活。按照盧梭的說法，即是“選民只有在選舉期間，才是自由的；選舉一旦結束，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于零了”［14］。由此，臺灣的政治體制也就陷入了“反向集權主義”［15］，即民眾在選舉結束之后就在政治上被“去動員化”，僅剩下當政者也即民進黨當局的威權。傳統的集權主義是在缺乏選舉的“弱民主”語境下產生的，而“反向集權主義”則是在選舉泛濫的“強民主”樣態下形成的。

三是“裝飾性民主”。臺灣實行的多黨制和普選制會放大不同群體之間的差異，民進黨為爭取特定群體的選票，就會啟用承認政治的選舉策略。例如，為了贏得女性群體的支持，就故意挑選蕭美琴擔任賴清德的副手。幾個具有特定身份人士（如臺灣少數民族人士）在民進黨權力體系中作為“點綴”和“花瓶”出鏡，并不意味著臺灣少數民族群體的社會地位就得到了提高。但這種操作方法無疑會導致少數民族與非少數民族的身份差異不斷被放大和固化。事實上，臺灣少數民族群體對于民進黨的操弄頗為反感，傾向于以拒絕投票的方式來加以抵制。2024年“大選”中，臺灣少數民族選舉人數共有438?200人，投票人數為269?093人，投票率為61.4%，遠低于全臺平均投票率71.86%。

（二）身份政治的極化：民粹式民主加劇社會撕裂

新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和多元文化主義在臺灣的興起和泛濫，解構了臺灣社會團結和政治包容，臺灣民眾呈現群體碎片化和陣營化態勢，藍綠對抗成為當代臺灣身份政治的特征，這也為臺灣政治極化與民粹主義興盛奠定了必要的社會基礎，導致臺灣很多選民陷入民主困境，即只講立場，不講是非；只有顏色，沒有對錯［16］。

一是身份政治操弄與虛假認知誤導。臺灣政治的許多亂象必須透過身份政治這個“棱鏡”才能看到其背后的實質和本質。在民進黨操弄下，島內民粹情緒暗流涌動，統“獨”議題在島內不但未被淡化，反而進一步凸顯。很多民眾在統“獨”二元對立敘事話語中，只能被迫站隊。在碎片化的身份認同和空洞的自我表演中，臺灣民眾將治理權拱手轉讓他人?；舨妓辊U姆認為：“這種高度排他性的身份政治，不論終極目標為何，其悲劇性在于它根本就行不通，眾人只能表面上假裝它是可以實現的事實?！保?7］福山也承認身份政治會產生一系列問題，如“基于身份建立的組織可能加劇自由民主政治體系的功能失調和兩極分化”［18］。事實上，所謂統“獨”議題只是武斷的人為構造，是典型的二分法思維，不但無助于化解問題，反而會制造新的問題，加劇臺灣政治體制衰敗。

二是社會原子化與想象共同體瓦解。身份政治主導臺灣整個政治生態，無論是每次選舉，或是所謂“公投”，藍綠基本盤最后往往都會各自歸隊。但身份政治是一把雙刃劍，充滿爭議與對抗，它在凸顯不同群體標簽特色的同時，也必然會產生強大的離心力，鼓勵人們分裂為更小的身份團體，導致臺灣社會走向原子化，形成形形色色的亞群體?；舨妓辊U姆曾指出：“身份政治本質上并非為了所有人，而只是為了某個特定群體的成員?！保?9］民進黨當局通過他們所控制的各種社會組織和宣傳機器，鼓噪和推動不同身份民眾之間的對立。隨著價值歧異的擴散、社會共識的缺乏，以自我為中心、拒絕接受他者的“不寬容群體”接連涌現。在這種情況下，島內主要政黨的代表，無論是“立法委員”還是縣市議員，往往會變得無所適從，進退失據，因為民眾的差異性已經遠遠超出了這些民意代表能夠整合和回應的有效范圍。

三是經濟民生牌的失靈與選舉異化。從世界范圍來看，選舉的焦點已由傳統的政治理念、社會政策逐漸發展成為候選人的人格特質、營銷策略與媒體呈現［20］。在臺灣以往的重要選舉中，經濟民生牌是各大政黨最重要的議題，而在2024年選舉中，無論國民黨、民眾黨還是民進黨，都沒有端出實實在在的“牛肉大餐”，無法提出讓民眾切實有感的政策。這顯示，經濟民生牌已呈現邊際遞減效應，經濟社會發展不再是臺灣選民最重要的投票影響因素，這必然會導致民主的空洞化與治理的失能化。

（三）民主代表性赤字：由政治自主走向政治他主

在臺灣的政治體制中，普遍意義上的民眾雖然在形式和話語上獲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的領導人”，但落實至每一位具體個人卻往往在實踐中會陷入無助的困境。普通大眾被排除在政治進程之外，導致臺灣民主代表性不足，民眾就會對選舉無感、冷感甚至以拒絕投票或投廢票等方式進行消極抵制。2024年臺灣地區選舉中，雖然投票人數較2000年增加了23.74萬人，但投票率卻下降3.04%，兩相對比就可部分折射出臺灣民眾對既有選舉體制的不滿。

一是民進黨對民主意涵的偷換與篡改。民進黨認為，民主是一種政治方法，某些人通過選舉取得民眾的選票進而獲得作決定的權力，而民眾也將自我的權力讓渡給勝選者。于是，民主就變成了“民眾選舉管理者”，由“民選管理者對臺灣實行管理”，“民眾管理”被偷換成“人民（民眾）選舉”，“民眾”蛻變為“選民”［21］?！按蟊娒裰鳌北凰较赂脑鞛椤熬⒔y治+人民同意”，普選權被等同為“大眾性”。公民權斗爭的多種訴求被逐漸簡化為選舉權的平等，“人民的同意”越來越被虛化為投票的瞬間，“大眾民主”政治也就被轉化為通過多數人的選舉來確定政治權力的正當性來源的程序。這種內嵌型的數字決定論，必然會結構性地導致政治自主異化為政治他主。

二是民進黨壟斷政治的壓抑與破壞。民進黨的民主化操弄，其實已經成為不平等分配和新的壟斷形式合法化的工具。民進黨“技術賦能威權”，利用強大的政黨機器、資本金錢、媒體掌控等，構建了對于其他政黨具有抑制性的龐大的壟斷集體，而且將這種壓抑關系合法化。這必然會導致臺灣的政黨體制走向寡頭化，進而帶來巨大的平等災難。在機會主義驅動下，民進黨無所不用其極地操縱族群與身份認同等話題，并將之與代議制民主相關聯。這勢必會進一步加劇臺灣民主政治的異化，破壞臺灣向高質量民主轉型的可能，使其只能成為劣質民主與廉價民主。

三是代表性斷裂的社會失序與混亂。隨著2024年選舉的落幕與利益的重組，臺灣政治格局正在發生持續的分化。在縱向上，民進黨與臺灣民眾的斷裂，導致其不但無法成為臺灣多數民眾的“代表”，反而成為利用少數力量裹挾多數力量的“先鋒”。這就出現了亨廷頓所說的“非代表性民主”，即當局決策與民意訴求日漸脫離［22］。在橫向上，民進黨與其他政黨的對峙，不但無法推動社會的和解，反而會加劇社會內耗與空轉。在這種劣質民主的驅動下，政治極化與寡頭化結伴而行，導致臺灣民主由最初的代表民眾逐漸蛻變為排斥性的抑制民眾。當自身正當利益無法“被代表”時，普通民眾往往選擇拋棄“代議制民主”，轉而訴求“直接民主”甚至各種“街頭政治”。

三、對島內政局的深層影響與藍綠白勢力的政治走向

民進黨勝選，打破了2000年以來藍綠輪流坐莊、八年一輪替的慣例。島內政黨呈現“一大一中多小”格局，臺灣政壇出現“朝小野大”、藍加白大于綠的政治格局。在“選舉機器化”驅動下［23］，未來島內政治板塊將發生新的位移，藍綠兩黨將呈現非對稱極化的景觀重塑，即民進黨越來越加強綠營基本盤乃至迎合激進的深綠群體，而國民黨則嘗試在傳統的泛藍陣營之外去開拓中間地帶。島內政治版圖或將由傳統的藍綠對決逐漸走向“綠營”與“非綠陣營”的博弈［24］。

（一）民進黨長期當政的布局與臺灣政黨的寡頭化

一是民進黨圖謀“一黨獨大”格局。民進黨連任后，將會因為內部政治分贓不均等因素出現一段時間的顛簸期，但整體來看，該黨將朝向日本自民黨化方向發展，謀求長期在位，企圖塑造“民進黨一黨獨大、新潮流一派獨大、賴清德一人獨大”模式。未來若民進黨實現了長期在位，臺灣民主的正當性、合理性與正義性等都將遭遇嚴重考驗。

二是民進黨對其他政治勢力的磁吸。在“西瓜偎大邊”效應驅動下，島內地方派系將主動向民進黨靠攏，撈取更多政經利益，甘愿被民進黨收編。同時，民進黨還會加快培植新生代，利用在位優勢加速“政治資本代際傳遞”（如蘇貞昌交棒給其女兒蘇巧慧）［25］，為未來選舉提前布局。而其他政黨則缺乏舞臺，年輕力量無法嶄露頭角，即使是“政二代”也很難脫穎而出。

三是治理能力退化和分配正義缺失。民進黨上臺后，拋棄了國民黨時期形成的亞洲最高效、精英化的官僚體系，行政當局頻繁倒臺，而新上任的治理者往往經驗不足，只能依托“網紅政治”來粉飾太平［26］。無論是陳水扁當局的產業規劃還是蔡英文時期的福利政策，多以失敗告終。臺灣科技和產業地位邊緣化，民進黨甚至將“護臺神山”臺積電對美國拱手相送。民進黨雖然以平權、反黑金、反腐敗為口號崛起，但民進黨當政下貧富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擴大；黑金現象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腐敗問題也更加猖獗［27］。

（二）國民黨的“天花板”困境與兩岸政策的徘徊

2024年選舉中，國民黨雖然未能贏得行政主導權，卻在立法機構占據多數，韓國瑜成功當選立法機構負責人，進一步強化了對于民進黨當政的監督權和問責權，有效打破了民進黨此前的“完全當政”局面。此外，在臺立法機構中，40歲以下的國民黨籍民意代表有9人，而民進黨只有3人［28］。這也標志著國民黨正在加速世代交替，年輕世代逐漸走向權力中心，這對于推動國民黨改革、打破“老舊面孔”具有重要的催化劑作用。但2024年選戰過程也透露出，國民黨的兩岸政策正往保守化方向蛻變。隨著國民黨本土化轉型，島內藍綠白三方都會強化“愛臺灣”的本土話語論述，甚至往合流方向發展，這會對島內民眾的家國認同和兩岸統一之后的臺灣社會治理埋下重要隱患。

一是國民黨基本盤繼續萎縮。2022年底，國民黨在“九合一”選舉中取得大勝，但這“不完全是臺灣民眾對國民黨的信任投票，更多是對民進黨‘一黨獨大威權政治的否定”［29］。從發展態勢來看，國民黨支持群體進一步松動。2020年臺灣“大選”中，國民黨獲得552萬票，約占投票總數的38.6%；而到2024年“大選”，國民黨僅獲得467萬票，約占投票總數的33.5%，較4年前明顯下滑。更重要的是，“北藍南綠”的結構被進一步固化，臺灣南部更綠，國民黨在臺南、高雄、屏東等地“全軍覆沒”，未能贏得一席區域民意代表資格；臺灣北部高度綠化，在傳統的國民黨大票倉也是國民黨候選人侯友誼主政的新北市，國民黨僅獲得86.4萬票，得票率為35.17%，遠低于民進黨的94.9萬票，后者得票率為38.6%。

二是國民黨或將遭遇更大選舉壓力。表面看來，過往八年中島內政局形成了波浪線型的周期性新格局。例如，2016年“大選”中民進黨勝出，2018年“九合一”選舉中國民黨勝選，2020年“大選”中民進黨連任，2022年“九合一”選舉中國民黨繼續保持優勢，2024年“大選”中民進黨繼續當政。民進黨與國民黨此起彼伏的波動，折射了島內政黨變局進入“快車道”，平均每兩年都會發生一次變化。但我們并不能將此視為“歷史的慣性”，認為2026年“九合一”選舉國民黨依然可以延續優勢。事實上，島內民意基礎已然“綠大藍小”，再加上民進黨當政優勢，未來國民黨的壓力將與日俱增。此外，2024年選舉過程還揭示了國民黨面臨的兩難困境，即一方面需要聯合非綠勢力才有可能挑戰民進黨，但另一方面若將希望完全寄托在其他政黨上，則必然會受制于人。未來如何在這二者之間維持相對平衡，既保持國民黨的主體性，又能最大限度維持與其他政黨合作，將成為國民黨不得不深入思考的重要議題。

三是國民黨“和中”趨向“遠中”。從理論上講，作為立法機構第一大黨，國民黨應該掌控議程設置，在兩岸政策等重大議題上啟動問責機制，扮演好對賴清德和民進黨的“暫停鍵”和“剎車片”角色，成為“忠誠的反對黨”。但從客觀走向來看，國民黨接連三次敗選，失敗主義彌漫，團結罩門難解，內部將更加四分五裂。國民黨內主張與大陸互動的“交流派”日益被邊緣化，本土派趁勢崛起。在此情勢下，國民黨有可能在兩岸政策上猶豫搖擺，故意與大陸保持距離，避免被“抹紅”或被打上“中共同路人”標簽，對兩岸交流中很多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上往往會保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民進黨將借機對國民黨進行分化瓦解，島內藍綠相互制衡的機制或將坍塌，國民黨的兩岸政策或將更加裹步不前。

（三）藍綠夾殺的版圖重塑與第三勢力空間的萎縮

在2024年選舉中，民眾黨獲得369萬票，風頭強勁，享受“高光”時刻，但前行之路充滿坎坷。

一是政治極化的結構性限制。在臺灣單一選區兩票制以及馬太效應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島內政黨格局兩極分化，“大黨更大、小黨更小”。新黨、臺聯黨、親民黨等都曾曇花一現，但終歸平淡，被稱為“來去匆匆”［30］。2014年臺灣“太陽花學運”發生后，“時代力量”粉墨登場，一度成為臺灣第三大黨，但最終卻被民進黨收編，成為民進黨的附庸和從屬。未來民眾黨如何跳脫“第三大黨陷阱”，將成為柯文哲的重要考驗。

二是個人型政黨的先天缺陷。民眾黨走向與柯文哲的政治前途息息相關?？挛恼茉趰u內被稱為“政治變色龍”，立場搖擺不定，早期標榜自己是“比深綠更綠的墨綠”，在2014年臺北市長選舉中與民進黨聯手，但后來又標榜“中間路線”，謀求與國民黨合作。這種兩面騎墻的政治態度，較難贏得穩定的支持者。此外，隨著柯文哲不再擔任臺北市長，也不再是“大選”候選人，其將缺乏政治舞臺，在輿論場將被邊緣化。民眾黨也將被泡沫化，無力挑戰藍綠兩大政黨。未來島內政局將由目前的藍綠白“三足鼎立”回歸藍綠“楚漢相爭”。

三是政黨領袖的低視野格局。島內很多政治人物都只顧一己私利，罔顧主流民意。在2024年“大選”前，島內民眾普遍呼吁“換黨做做看”。面對主流民意，島內兩大主要在野黨理應攜手并進，終結“臺獨”勢力當政狀況，共同為臺灣民眾福祉和臺灣前途打拼。民眾黨和國民黨理念相近，都反對民進黨貪污濫權，主張與大陸溝通對話。但柯文哲等政治勢力為了一黨之私，寧可自己選不上，也不能讓同路人選上，這種狹隘心理只能讓民進黨“躺著選”“笑著贏”。

（四）臺灣的政治極化與“朝小野大”的治理內耗

2024年“大選”結束后，此前民進黨“一黨獨大”、同步掌控行政機構與立法機構的政治格局被打破，使臺灣政治板塊發生新的移動，使臺灣恢復政治生態平衡。但從客觀現實來看，賴清德還未上任就已深陷信任危機，未來島內政治廝殺與政治極化將更趨激烈。

一是“否決政治”的死循環。賴清德上臺后，民進黨雖然掌控了行政機構，卻無法掌控立法機構，出現“朝小野大”的政治格局。臺灣立法機構將陷入“為否決而否決”的“否決政治”，很多民意代表在投票時，將個人利益凌駕于黨派利益、黨派利益凌駕于選區利益之上，議事過程中爭論不休、久議不決，導致選舉的問責功能失靈。不同政黨之間的政策分野與摩擦掣肘，致使當局行動遲緩、效率低下，妥協精神被侵蝕。其終極結果將是政治癱瘓，溫和政治走向激進政治，甚至會出現“拉布”現象，各政黨與政治人物均在其合法掩護下拼命爭權奪利和擴張利益，而制度自身將逐漸失去其原有的自我修復能力。

二是泛政治化的廉價動員。目前，臺灣地區正走向“泛政治化”泥潭。最為典型的現象之一，即臺灣地區頻繁訴諸全民公投。在很多國家和地區，公投都被視為民粹異端而被嚴加防范。例如，英國300多年憲政民主史上僅僅發生過3次公投，美國更是沒有進行過一次全民公投，而民進黨在2004年至2021年的17年間就發動了5次公投。此外，臺灣每次地區領導人選舉、縣市長選舉等也都被過分動員，在政治精英的操弄下，民意表達過于廉價化和情緒化。在此情勢下，民眾耐性逐漸被消耗殆盡，臺灣社會韌性快速下降。

三是社會撕裂的政治衰敗。臺灣自開啟所謂民選政治以來，“藍綠對立”“統獨對決”不斷加劇臺灣的社會撕裂，給臺灣社會發展帶來巨大戕害。民進黨則是社會撕裂的直接受益者，在食髓知味之后，把“抗中牌”視作選舉“靈丹妙藥”，頻頻煽動內部族群對立，甚至還強行制造出所謂“原住民”“閩南人”和“客家人”等不同議題，夸大不同群體之間的差異，甚至超越了傳統上統“獨”之分的意識形態光譜。社會無限內耗必然催生社會衰敗，即治理體系失靈。1990年臺灣地區人均GDP相當于新加坡的68%，而2022年已經不足44%。對于臺灣民主政治的觀察，既要分析其形式與結構，也要衡量其政治效能。如果其已經成為臺灣發展的枷鎖和絆腳石，那么這種民主政治本身就值得深入檢討。

四、民進黨的“臺獨”布局與兩岸關系的風險與隱患

2024年“大選”結束后，賴清德聲稱，其上臺后將開創兩岸關系“新局”，但他所謂“新局”將是臺海風高浪急的危局。賴清德主動標榜自己是臺灣地區唯一敢為自己貼上“臺獨”標簽的地區領導人。賴清德性格偏執死硬，被柯文哲譏諷為“‘臺獨恐怖分子”。賴清德、蕭美琴當選后，被稱為“獨上加獨”。兩岸關系更趨嚴峻復雜，各種變數叢生，臺海和平遭遇空前挑戰，這有可能會導致臺海地區危機四伏甚至出現兵兇戰危。

（一）“臺獨”意識形態的驅動與民進黨當局的挑釁

賴清德反復標榜所謂“臺獨務實工作者”形象，在競選期間就毫不避諱，公開聲稱“臺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2024年2月，在賴清德深度介入下，民進黨當局打破此前承諾，突然禁止旅游團來大陸參訪。賴清德還未上任就拋出如此“起手式”，預設著其走馬上任后在兩岸政策上或更趨強硬。未來，賴“臺獨”行徑或將愈演愈烈，其兩岸政策或將比蔡英文更加倒退，走對立對抗的老路和謀“獨”挑釁的邪路，讓臺灣離和平與繁榮越來越遠，離沖突與衰退越來越近。

一是去“中華民國”化。蔡英文聲稱依照臺灣地區憲制性規定、“兩岸人民關系條例”以及其他相關法規來處理兩岸事務。賴比蔡嚴重倒退，在“臺獨”意識形態的驅動下，聲稱臺灣地區憲制性規定是“臺灣的災難”，對“兩岸人民關系條例”從未提及，更不會遵守。賴清德不但不會凍結“臺獨”黨綱，反而會凍結臺灣地區憲制性規定，將之冷處理。蔡英文是借殼上市，在“中華民國”掩護下包裝“臺獨”，而賴清德是“破殼上市”，扔掉“中華民國”空殼，直接訴諸所謂“臺灣是獨立主權國家”。

二是落實激進“臺獨”。陳水扁是“投機型臺獨分子”，主要把“臺獨”作為選舉的工具。而賴清德是“理念型臺獨分子”，從不掩飾自己的“臺獨”底色，甚至以此為傲。蔡英文在“臺獨”布局方面只做不說，大搞以“文化臺獨”為代表的“柔性臺獨”和“隱性臺獨”；而賴將采取強硬政策，既做又說，肆無忌憚，強硬推行“顯性臺獨”，鼓吹所謂“住民自決論”和“臺灣民族自決論”［31］，公開叫囂“臺獨神話”。他甚至有可能炮制李登輝的所謂“特殊兩國論”或陳水扁的所謂“一邊一國論”，成為比陳水扁更為激進的“麻煩制造者”。

三是直接挑釁大陸底線。賴清德被稱為“臺獨金孫”，島內深綠勢力對其充滿“期望”。如果賴清德的“臺獨”政策扭扭捏捏，深綠勢力勢必會向賴清德發起反撲。此外，賴清德雖然勝選，但僅有40%左右的得票率，民進黨也已失去對立法機構的掌控。這意味著，賴清德還未上臺，就已經提前“跛腳”。在對外活動空間方面，賴清德剛一勝選，瑙魯就宣布與臺“斷交”，這是對賴清德的當頭一棒。在內外交困情勢下，賴清德可能會主動向綠營基本盤逢迎示好，進行“臺獨”作秀，防止民意支持度崩盤。在深綠勢力裹挾下，賴有可能成為“失速列車”，效仿李登輝炮制“兩國論”，或發動所謂“制憲公投”與“統獨公投”等，與中國大陸正面對撞。

（二）民進黨的操弄與島內“趨獨遠統”的氛圍惡化

臺灣政治實踐正在往民粹方向惡化，并產生了一系列后果，這也會對兩岸關系產生一定的連帶和輻射效應。在臺灣民主發展進程中，兩岸因素表面只是外部因素，但因為島內的統“獨”議題等持續發酵，兩岸因素事實上已經內化為臺灣政治的內部因素。而當島內政治生態和民意結構發生變化后，自然也會對兩岸關系帶來新的變數。

一是壓制“疑獨世代”。受李登輝和民進黨當政20余年“臺獨”教育等影響，島內民意全面綠化，“綠漲藍消”態勢明顯。臺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民調顯示，臺灣民眾對“中國人”而非“臺灣人”身份認同持續下跌，已經不足5%。目前，臺灣統“獨”對立與族裔沖突仍處于“未完成態”。蔡英文曾以所謂“天然獨”來為臺灣青年打上標簽，但隨著臺海地區的緊張態勢不斷升級，島內青年越來越認識到和平的重要性，進而發現所謂“天然獨”只是民進黨的“人造獨”，于是“疑獨世代”開始登場。賴清德上臺后，勢必全力反撲，壓縮“疑獨世代”輿論空間。例如，賴清德或將繼續利用教科書等毒化青年群體，以所謂“天然臺”的名義扭曲臺灣青年的世界觀和家國認同。

二是炮制所謂“臺灣共同體”。民進黨連續當政，進一步掌控了“政治資本”和“社會權力關系”［32］，將所謂“臺式民主”鼓吹為唯一的民主形態，除此之外的就是“不民主”“專制”“威權”或者“邪惡”，全力塑造所謂“民主臺灣”對抗所謂“威權中國”的意識形態話語，不斷推波助瀾，加大對島內民眾話術洗腦和認知恐嚇，企圖消解中國大陸“兩岸一家親”話語的感召力，拉高臺灣民眾對于所謂“臺灣共同體”的歸屬感和認同感。2024年2月14日，民進黨當局在金門海域非法追趕福建一艘漁船，導致船上4人全部落海，其中2人死亡，引發海內外廣泛關注。蔡英文、賴清德等不但未對遇難者家屬表示歉意和慰問，反而鼓動臺灣網軍在島內大肆煽動民粹，詆毀和抹黑大陸形象，企圖捏造“外部壓力”來“凝聚臺灣民眾共同體意識”。

三是加劇兩岸民意對抗。為將島內民眾綁上“臺獨”戰車，民進黨當局全面阻撓干擾各項交流，在島內制造“綠色恐怖”和“紅色恐慌”，使島內民眾囿于信息繭房，無法了解中國大陸真實情況；將中國大陸威懾“臺獨”的舉措曲解為打壓臺灣的“暴行”，煽動“仇中抗中反中恨中”氛圍，將其拉向輿論中心地帶，甚至妄想推動“臺獨”意識主流化和板結化。目前，臺灣民眾對于大陸民眾的認知定位，已由“同胞”蛻化為“鄰居”，未來可能將由“鄰居”蛻化為“敵人”，這將為兩岸關系發展埋雷。臺灣民意的綠化也會導致島內民眾的政黨認同和政黨歸屬逐漸往非國民黨方向靠攏。

（三）臺灣“倚美抗陸”與美國“以臺制華”疊加震蕩

在中國和美國實力此長彼消情勢下，美國對華打“臺灣牌”的意愿和動能不斷升高。相較于國民黨，美利用民進黨打“臺灣牌”更加得心應手。未來美國將繼續操弄臺灣議題，賴清德當局也會積極逢迎，美國“以臺制華”與民進黨當局“倚美抗陸”將呈現疊加震蕩效應。

一是拉高政治互動層級。近年來，美國以“切香腸”的方式不斷拉高與臺當局的互動層級。例如，2022年8月美國曾指派時任眾議院議長麥卡錫竄臺。未來美國有可能故技重施，指派高官竄臺或邀請臺灣地區領導人竄美。

二是強化軍事武裝臺灣。支持臺灣構建對大陸“不對稱戰略”，企圖將臺打造為“刺猬島”，增加島內軍事彈藥密集度，加大美臺聯演聯訓，構建美臺所謂“互操作性”，助長民進黨“以武謀獨”幻想。從2024年起，美軍顧問將常駐金門與澎湖的臺灣陸軍兩棲營，并不定期駐訓臺灣防務力量各特戰營。金門距離廈門最近處只有1.8公里，美國如此操作，勢必會加劇地區緊張。

三是將臺灣問題國際化。美國積極拉攏日歐等集體對華打“臺灣牌”，將臺灣問題國際化。美國還會把臺海沖突與俄烏沖突、哈以沖突等并列，引導國際社會誤認為“兩岸關系是與俄烏關系類似的國際關系”“兩岸統一是大陸‘入侵臺灣”。

島內輿論高度擔心賴清德上臺后，在內部深綠勢力的裹挾和外部美國因素的刺激下，或將在兩岸政策上推行激進路線。但無論賴清德如何尋釁滋事，外部勢力如何插手，賴清德和民進黨當局每次挑釁，都會成為大陸反向化危為機、強化對臺海局勢主導權和掌控力的重要抓手。

五、結語

2024年是有史以來全球最大的“超級大選年”，有70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選舉，覆蓋世界近一半人口、近50%經濟總量，給世界格局帶來變數。臺灣地區選舉作為2024年全球首場重要選舉，有可能會引發區域骨牌效應。更重要的是，2024年臺灣地區選舉結果代表性的斷裂將導致島內社會分歧加劇，族群沖突升級，社會撕裂對立，政治極化擴張，并沖擊臺海和平，給兩岸關系投下嚴重陰影?！芭_獨”與臺海和平水火不容，與臺灣同胞利益福祉背道而馳。未來若不終結民進黨一黨獨大的格局，根治政治衰敗，臺灣的前行之路將更加坎坷。只有臺海地區和平穩定、兩岸關系和平發展，臺灣同胞才能過上和平、安寧、富足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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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稀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