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回望學術史

葛兆光

一

藍曼（Charles Rockwell Lanman，1850-1941）留在身后的日記，跨越了十九世紀下半葉和二十世紀上半葉。七十來冊日記本，除了歲月的磨損和留痕，一本本依然齊整無缺。最早的一本記于一八六三年，距今足有一個半世紀。一八八0年之前的本子大小、封面色彩不一，但是，之后用的全是當時康橋日記本公司出產的清一色黑封皮本子。

李若虹《從中亞古道到新大陸》書中的這段話，原本只是交代她使用的資料，卻勾起了我當年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借閱楊聯陞日記的記憶。楊聯陞的日記也是這樣，基本上用的是同一款每年發行的日記本，那四十四本日記，記錄了先生在哈佛大半生的喜怒哀樂，以及二十世紀下半葉北美中國學界一大批學者的學術蹤跡。也許，這個曾是陳寅恪梵文教師的藍曼的七十來冊日記，也同樣是哈佛東方研究的學術留痕？

我沒看過藍曼的日記，不能妄測它的內容與價值。不過，日記總是研究有關學者最有價值的資料。有幾年，我在普林斯頓和余英時常常聊起各種學者日記的內容，除了胡適外，聊得最多的是楊聯陞、吳宓、金毓黻和鄧之誠那幾種。余先生跟我說，學術界是有故事的地方，學術史也應該有故事，但故事并不是八卦，也不是花邊，是讓人讀其書、知其人、懂其學的“藥引子”。至今我還記得，他當時還用了《西游記》中“無根水”的比喻，說聽了學者的故事，就更容易領會學者的心情和學問，就好像有了藥引子就能逼出藥力一樣。當然，想了解過去的學者和學術，除了日記之外還有書信和檔案。哈佛是個好地方，出身歐美的哈佛名學者多，從中國到哈佛的名學者也多，自然在那里留下很多資料，對學術史有興趣的中國學者到哈佛，往往會去淘這些資料，像中國的陳寅恪、湯用彤、吳宓，也有跟中國有關的鋼和泰、拉鐵摩爾。二0一四年，我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就專門去翻過洪業（煨蓮，一八九三至一九八0年）先生留下的檔案，這些資料，陳毓賢當年寫《洪業傳》的時候可能看過，不過我沒問過陳毓賢女士，盡管二0二三年四月在香港，我曾有機會多次和她聊天，現在想起來，居然忘記問她這件事兒，還真是有些懊悔。

從一九九三年李若虹從牛津到哈佛，她已經在哈佛待了三十年。三十年里，她不僅在哈佛讀了博士學位，還在哈佛燕京學社任職好多年，就像她自己寫到的，她不僅可以看到藍曼和楊聯陞留下來的日記，而且可以去哈佛檔案館、哈佛燕京圖書館、霍頓圖書館翻閱授予胡適榮譽博士的文件、柯立夫給葉理綏的長信、拉鐵摩爾給華爾納的函件和艾倫教授一九八0年訪問中國的筆記。就在“哈燕社”她自己的辦公室里，居然也“整整齊齊地存放有一套洛克的檔案資料”。這種得天獨厚的條件，是外人無法企及的。

因此，她的這本書，就有讓我們站在哈佛，通過學者的故事了解學術史的意義。

二

有人說，如果你站在哈佛廣場，沒準兒十分鐘就會遇到好幾個名聲赫赫的大學者，他們可能在引領當今國際學界好些個熱門話題。當然，如果深入哈佛幾十個圖書館去追尋舊時的檔案，也許你還會看到前后相繼的諸多學者，以及他們所象征的國際學術風云變幻。王德威曾跟我開玩笑說，哈佛總是熙熙攘攘，車水馬龍，真像是個“東西水陸大碼頭”。不過，若是想回頭看二十世紀國際學界潮起潮落，人來人往，在哈佛確實太方便。

如果，你一九二0年在哈佛廣場，你也許會遇見夾著布包，彳亍獨行去藍曼家聽課的陳寅恪，那時候他住在特羅布里奇（Trobridge）街，讓人吃驚的是那所老房子依然還在，二0一四年我訪問哈佛，就住在這個寓所五十米外，每天經過時，我都會看看左邊一樓的窗戶是否還亮著燈，想象他從那里一拐彎就到了哈佛廣場。如果你一九四四年或一九四五年在哈佛廣場，也許會遇到胡適，那一年，胡適應邀在哈佛大學遠東系客座任教，這是作為哈佛榮譽博士的胡適，唯一一次在美國正式授課，就在那時候，胡適為授課寫下中國思想史英文大綱，很羨慕那時聽課的學生們，因為我們直到半個多世紀之后，才看到這份英文大綱的出版。那時候，在胡適身邊總是圍繞著一批來自中國的年輕學者，包括周一良和楊聯陞。當然更多的時候，你會在哈佛廣場看到費正清、柯立夫和魏魯南，因為他們都在哈佛任教，費正清的住處離哈佛廣場也就兩分鐘的距離。

你不得不承認，風水輪流轉，時勢比人強。正如李若虹所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是新大陸‘興旺的十年（Roar ing Decade）。美國社會生活正經歷著巨大的變化，新財源開始大量進入文化、教育、藝術和娛樂界，隨之圖書館、藝術館和博物館的館藏有了史無前例的拓展。以波士頓為例，十九世紀后半葉創建的哈佛大學阿諾德樹種園、波士頓公共圖書館和美術館等，都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許多博物館致力于藝術品和古董收藏，出現了一段‘博物館時期（Museum Per iod）?！边@使得美國逐漸取代了歐洲，哈佛成了亞洲研究的重心。不過，換一個方向，你也不得不承認，哈佛校方、美國商人，當然加上“哈燕社”，真的很有眼光，很國際化，也對真有學問的學者敏感。有人說，當校長只有兩件事：一件是募款，一件是找人；而商人也只有兩件事情：一件是賺錢，一件是花錢。我看到李若虹書里記載了當年哈佛校長從洛厄爾到艾略特，審計師兼收藏家卡爾·凱勒（Car l T. Kel ler，1872-1955），以及哈佛燕京學社，他們與斯坦因、伯希和、藍曼之間的故事。斯坦因由于有了支持，能夠再度奔赴中亞；藍曼因為受邀到了哈佛，成就了這里的梵文學；伯希和因為“哈燕社”的邀請，在那里上了一學期的藝術史課，還在博物館做了演講。我就覺得，哈佛校長真的是找對了人，而凱勒是花對了錢，“哈燕社”請對了學者。

也就是因為這樣，漸漸地，哈佛才成為哈佛，成為國際學界的“大碼頭”，也成了東方學的大平臺。這才出現了李若虹所說亞洲之學的轉變，“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歐洲人對中國的向往是空前的。繼而出現的西方漢學及其發展，都離不開這些學科的開拓者。（但）這一領域起源于歐洲，‘二戰后轉移到美國，推動了美國亞洲學的研究”。

所以在哈佛廣場，你會看到“天才成群地來”?，F在流行“穿越”這個詞，說的是超越時間阻隔，把過去、現在和未來打通，但實際上“穿越”只是想象，今人能夠看到古時月，卻很難見到舊時人。不過，學術史需要做的，就是讓過去的學者和現在的學者，穿越時空做“無盡的對話”——“無盡的對話”好像是科林武德的名言——如果在這種隔空對話中，后人對前輩，既能讀其書，還能見其人，那就更有意思，因為在李若虹的書里，不只有故事，還附上了好些珍貴的照片。說實在話，我看這些照片的感受也相當新鮮。二十世紀初，日本學者服部宇之吉和姊崎正治的合影，五十年代，柯立夫和洪業在哈佛園內赑屃石碑前的合影，我都是頭一次見，而在書中看到斯坦因、藍曼、拉鐵摩爾和柯立夫的手跡，更讓我覺得親切。

故事加上照片，讓那些記憶中的學者一個又一個地從歷史中走出來，好像面對面地給我們講過去的學術故事。

三

不過，也許因為李若虹本人是藏學和內亞研究博士出身，她的這部書中提及的學者里面，最多的是研究中國四裔的學者。

像前面說到的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他是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考古學家、探險家，也是一位地理學家”，被了不起的學者伯希和稱為“絲綢之路上的領銜人”（theDean of the Silk Road），他一生都把精力放在西域，一九一五年前三次探險的成績，盡管曾被中國視為“劫掠”，但在國際學界卻獲得崇高聲譽，也使得凱勒對他那么著迷，費盡心力給他籌措第四次探險的經費。藍曼呢，是專研印度梵文的教授，一生的興趣除了劃船，就只是教梵文、研究印度文字學和編輯《哈佛東方學》系列叢書；而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1911-1995）的興趣是研究蒙古和北方游牧族群歷史，“整個學術生涯傾注于對一系列蒙古碑文和《蒙古秘史》的翻譯和詮釋，致力古蒙文和漢文的語文學、文獻學和歷史比較語言學”，正因為他在蒙古學方面的貢獻，一九五三年榮獲法國“漢學儒蓮獎”（Stanislas Julien Prize）。而被李若虹干脆稱為“游牧學者”的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 1900-1989）研究的就是中國的邊疆或者四裔，他的名著《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大概很多人都讀過，而作為中亞的探險者，就連斯坦因都稱贊拉鐵摩爾夫婦在探險方面“充滿了勇氣、膽量和遠征的能耐”。就是那位通常不被看作漢學家或中國學家的洛克（Joseph Rock，1884-1962），雖然是以異域博物之學著稱，其實也是云南納西歷史和語言文字的專家，研究領域從植物學、鳥類學到西南邊疆的人文地理，納西宗教、語言和文化，如果沒有他的收藏，哈佛燕京圖書館不會有這么好的納西文字文獻的收藏。而李若虹本人求學時親身接觸的中國學者陳慶英和美國學者范德康（Leonard van der Kuijp），也是藏學專家。而全書第一篇寫到的馬繼業（喬治·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 1867-1945），雖然他的中心舞臺在新疆的喀什，工作是擔任英屬印度殖民政府駐喀什的總領事，但他也是英國收藏的一部分庫車文書，即婆羅謎文佛經寫本的收集者。

我想，這當然是李若虹專業的偏好，不過，其實也可以看作二十世紀有關亞洲和中國學術大勢的側影。我曾經說過，二十世紀的西洋和東洋，對于中國研究的重大變化之一就是“空間放大”，更注重中國的“四裔”，也就是把研究視野放大到整個亞洲，不再僅僅圍繞中原王朝或漢族世界，也不再僅僅依賴傳世的漢文經典文獻，甚至也不再僅僅圍繞著傳統的歷史和語言。特別是敦煌的發現，實際上是把亞洲東部經由西域和世界聯系起來。正是在這種學術潮流中，“殊族之文，異域之史”成了預流的學問，而李若虹筆下那些在哈佛來來往往的學者，也正好呈現了這個時代的某種學術趨向。

四

不過，在李若虹的書里，我們不僅看到二十世紀上半葉亞洲研究領域中關注四裔的研究動向，也看到了影響二十世紀后半程的另外一種變化，即李若虹書里說的“六十年代中期以降，美國新興的中國學，取代了歐洲傳統的漢學”。我想，這應該是關于中國或者亞洲研究的學術史上又一次最重要的變化。

在這一大變化過程中，李若虹書中寫到的“從哈佛園到神學街”的哈佛燕京學社，以及柯立夫和楊聯陞的故事，相當有象征性。正如李若虹所說，“哈燕社”最初的社長葉理綏來自歐洲漢學傳統，所以才派了賴世和、柯立夫等人去巴黎學習，但后來主導哈佛中國學的領袖費正清，卻和他理念不同。在葉理綏離任之后一年，李若虹說：“一九五六年末，就有了一次大沖突——中國的訓詁、考據學派的傳統和歐洲漢學重典籍和文字學的學風，同新興的美國中國學的發展方向和需求產生了沖突?！边@個沖突在楊聯陞的日記中有記載，矛盾非常激烈，甚至超越學術風格和取向，到了“捶桌子、痛哭流涕的地步”。這一點和我當年讀楊聯陞日記的印象完全吻合，我也注意到，堅持西洋東方學和日本東洋學傳統的楊聯陞，對當時中國學領袖費正清的強烈不滿，他不僅常常記載費正清弄權的手段，甚至會說費正清“有時太尖刻，今已高高在上，而猶如此，雖本性難移，亦是氣量不足”。也許很多人記得，費正清曾被稱為“漢學沙皇”，但也許很少有人知道，他和哈佛燕京學社之間，以及新興中國學取向和歐洲漢學傳統之間，會有這么尖銳的沖突。李若虹說，費正清計劃拓寬遠東系的領域（broadened view of East Asian Studies），提出遠東系和歷史系的合作議題，居然會讓楊聯陞和柯立夫大為緊張，懷疑“費正清有意以歷史系來并吞遠東系”。

不過，也許仍是大勢所趨。就像前面所說，原本葉理綏來擔任“哈燕社”社長的時候，想把“哈燕社”帶到歐洲東方學的傳統上去，這是因為在哈佛燕京學社創辦之時，“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之卷軸”和“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等發現，為歐洲和法國的漢學大放異彩奠定了基礎，也成為當時學界所謂“預流”的學問。所以，“哈燕社”早年支持的人文學，深受歐洲漢學傳統影響，重文字學和文獻的訓詁考據，重漢地與邊疆的交流和融合，“哈燕社”曾資助過不少邊疆學與民族的考古和語言文字研究。但是，“在哈佛，費正清研究中國史的影響越來越大，他認為發展區域研究，以歷史學和社會科學的方法取代傳統漢學，才是研究中國真正有效的方法”。盡管“哈燕社”本身并沒有太大變化，但是，整個美國對亞洲和中國研究的風氣卻大轉向，這種轉向最終成了趨勢。

從李若虹的書里，你可以看到這個轉向的一個側面。

五

這部書的內容很豐富，我不能一一列舉，其實，里面還寫到了丹尼爾·艾倫（Daniel Aaron），寫到了錢鍾書，寫到了孔飛力，寫到了胡適，甚至還寫到了哈佛的布拉特爾書店。不過，我這篇評論不打算全面地做內容介紹，而是想讓讀者了解，如果你想感受二十世紀有關東方學的國際學術史，也許，這本書會告訴你一些活生生的歷史。這歷史是一些“人物”，若干“故事”，加上很多“照片”，在這些故事、人物和圖片里，不光有學術變遷的軌跡，還有學者的性格、生活和情感，更涉及東西方學者的互相刺激和彼此交流。其實，這個主題李若虹在此書“后記”里已經點出，她說，如果要描畫二十世紀前期中西學者間的學術碰撞和交流，我們不妨找出十至十五位學者來介紹，因為那個時代的國際學者并非獨處而閉門造車，在他們的故事中，我們不僅能了解那時的中國學界，更能感受到國際有關亞洲或中國研究領域中外學者密切的交往和合作。

二00九和二0一四年，我兩次到訪“哈燕社”，在將近十個月的時間里，我也曾多次經過李若虹書中反復提到的地方，像博義思同樓旁的赑屃石碑，神學街二號的哈燕圖書館，人來車往的哈佛廣場。不要說那些西方學者，就是在哈佛見到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都比我在國內見到的還多。這次有幸先讀李若虹博士的這本《從中亞古道到新大陸》書稿，讓我似乎重返哈佛，再一次站在哈佛廣場上?；秀敝g，好像真的看到各路學人匆匆走過，在他們交錯的身影和無聲的步履中，再一次經歷了百年學術史的風云變遷。

（《從中亞古道到新大陸》，李若虹著，上海文藝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