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賠本

林鵠

嘉慶八年（一八0三）二月，告老還鄉的大學士王杰離開京城前，給仁宗颙琰上了道奏疏，坦陳王朝亟須面對的兩大難題。第一就是地方財政虧空。他指出，乾隆前期“無所謂虧空之說”，養廉銀能滿足州縣官必需的辦公和生活支出，官員基本上“廉潔公正”；乾隆后期虧空則成了普遍現象——“一縣如此，通省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為了彌補虧空，州縣“橫征暴斂”，百姓苦不堪言，而且成了惡性循環，每下愈況。

第二是驛站。驛站用于接待公文傳遞人員和往來官員，并提供馬匹，原本由專職的驛丞負責，每年有筆經費，?？顚Ｓ?。驛丞地位低，收入少，調動不了其他資源，路過的官員知道榨不出油水，也就相安無事。后來朝廷為節省開支，驛站改歸州縣長官負責，將包袱甩給了基層政府，結果“百弊叢生矣”。

首先是“病民”。驛站提供馬匹，根據官員品級有相應標準?，F在官員經常嚴重超標，隨從、行李越來越多，所需馬匹甚至達到限額的數十倍，州縣官只好指派百姓無償服務。往往人還沒到，“火票飛馳”，要車要馬，多的時候得“百余輛”車，“騾馬亦然”。百姓只能放下農活，帶上自家的騾馬、車輛，“自備口糧、草料，先期守候，苦不堪言”。甚至“過往客商之車、騾”也被征用，“無可告訴”。

其次，州縣官被迫挪用國庫賦稅招待這些官員。從住處的布置到“滿漢酒席”，種種鋪張浪費，還得送禮。而且官員的隨從也會以各種名目要錢，“自數十（兩）金（銀子）至數百金，多者更不可知，大概視氣焰之大小，以為應酬之多寡”。接待欽差是如此，“本省之上司及鄰省之大員”也得如此。州縣官單憑俸祿和養廉銀，根本負擔不起，只能挪用地丁錢糧。一旦虧空因此成了普遍現象，形成糊涂賬，地方官索性恣意侵吞國庫存銀，上司明明知道，也無可奈何。

王杰提到的這一現象，四十年后鴉片戰爭期間，有個絕佳的例子。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閩浙總督顏伯燾因廈門失守被革職，返回老家廣東連平，路過福建漳州。三月初一，就有抬行李的“扛夫過境，每日總在六七百名”。初十顏氏才到，“兵役、抬夫、家屬、輿馬仆從幾三千名”，“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女眷分坐“大小轎十余乘”，每頂轎子前有戈什哈（護衛）騎馬開道，旁有八名兵丁護送，連老媽子、丫鬟坐的馬騾車也是如此。甚至“憊賴粗役”（干粗活的下人）也坐上了四人抬的肩輿?！坝忠娭窀苌咸б淮趾谒Y，兩條粗木板凳，不知帶去何用，無怪用夫之多也！”

汀彰龍道張集馨問負責接待的龍溪知縣蔣某：“自初一至初十日，無日不過行李，安得許多輜重？”原來顏氏的仆人和兵丁收受商人賄賂，利用驛站提供的免費勞動力和馬匹，替他們運送銀兩和貨物，“既無運費，亦無盜劫，商賈何樂不為，不過驛站受累耳”。

總督一住五天，花去龍溪縣一萬多兩銀子。

王杰認為，地方虧空大多是由于驛站開銷，建議“欲杜虧空，先清驛站”。而清代法律規定，一旦出現虧空，官員必須自掏腰包，把錢補上。比如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十月，玄燁臨終前一個月，他在上諭中提到：“前蕩平三逆，原任湖廣布政使徐惺所用兵餉，至四十余年尚不能清完?！逼蕉ㄈ畞y預支的兵餉，無法報銷造成虧空，成了徐惺名下的欠款，四十多年都沒還完。

乾隆朝十大武功，包括五十三至五十四年的安南（越南）之役。事實上，這場戰爭清兵幾至全軍覆沒，如蕭一山所言，所謂武功“全然是掩耳盜鈴，自己打了大敗仗，人家怕兵連禍結，朝貢受封，含糊了事而已”。但對供應軍需的廣西百姓來說，戰爭結束并沒有減輕苦難。嘉慶五年（一八00），廣西巡撫謝啟昆上奏：“廣西地瘠民貧，倉庫向無虧缺。自孫士毅辦理安南事務，一切軍需供億，所費不貲。且米谷、銀餉、軍裝、器械，在關外毀棄者，不可勝數。均因不能開銷，令各州縣分賠，遂致通省各有虧短?！睘榱朔謹偀o法報銷的軍需開支，全省州縣只能拆東墻補西墻。

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0），袁枚的得意門生韓廷秀中了進士。第二年，韓氏赴廣西馬平（今柳州）任知縣，到任八天就穿著官服自殺了。原來前任因公虧空兩萬多兩，“驚悸死”，尸骨回不了老家，存放當地，不能入土，留下一個兒子饑寒交迫，只能充當被官方正式認定為賤民的衙役，拜見新知縣時“隸衣藍縷，跪泣求退”。見此情形，韓廷秀悲從中來，“退而顧其兒輩曰：‘汝等他日，亦將不免”。想到將來自己和子侄也逃不脫如此下場，韓當晚就上吊了。

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山西寧遠廳（今內蒙古涼城縣）通判錫綸病故，虧空四萬多兩，朔平（今朔州）知府張集馨奉命前往抄家，“見其門戶蕭條，孤寡號泣，實慘于心，所抄衣物，半屬破爛，估值無幾”。虧空主要由兩個原因造成。第一，前任哲成額也有巨額虧空，交接時錫綸替他承擔了兩萬多兩（其原因下文會有交代）。第二，上一年蝗災，省里陸續派出大大小小的滅蝗專員，寧遠付出了巨額接待費用，而錫綸委派的招待人員又乘機中飽私囊。錫綸死了，自己一了百了，而老婆、孩子的噩夢才剛剛開始。人死賬不死，父債還得子還。

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颙琰六十大壽，想讓賠補虧空的“內外大小官員”沾沾喜氣，下令對兩種情況“酌量”免除債務。其一，當事人已經亡故，“在伊（他）子孫名下著追，而子孫無現任四品以上職官者”。子孫沒出息，交不出這么多錢，可以適當減免。其二，虧空不是自己造成的，受他人牽連，屬于“分賠代賠”（詳下），結果死后“又將分賠代賠之款，在伊子孫名下著追者”，也可以酌情減免。

清代規定，不僅不能在本省做官，連原籍五百里內的鄰省地區也在禁止之列。地方官都是攜家帶口，不遠千萬里上任的。一旦在任身故，俸祿和養廉銀立即停付，如果有虧空，家屬得負責償還，留下的一大家子人會陷入絕境，流落異鄉，有家不能回。韓廷秀前任的兒子就是例子。錫綸的孤兒寡妻，命運也不會好到哪兒去。

同治年間在廣東任職的浙江人杜鳳治，在日記中提到，廣東七十多個州縣，十個有九個虧空，一旦上任，甚至有一輩子還不清欠款的，不僅自己完了，還連累子孫。三水縣因為地處交通要道，是高官往來必經之地，虧空特別嚴重。時人蔡忠沼擔任知縣僅數月，就虧空了八九千兩銀子。蔡氏上任之初就刻了一枚印章“從今長作嶺南人”，預感到會因為虧空，這輩子回不了老家了。

至于上文提到的“分賠代賠”，是怎么回事呢？我們來看道光七年（一八二七）的一道上諭。在圣旨中，宣宗旻寧首先斷定，州縣大面積虧空，是因為從知府到省級官員道員、布政使乃至巡撫，沒有層層把關，做好分內的監督工作。州縣查出虧空，首先限期責成知州或知縣賠償。到日子欠款沒交齊，“查明家產盡絕，實在不能追交者”，余下部分由直接上司地級主管“知府、直隸州知州分賠一半”，而根據原有制度，省級領導從分管這一地區的道員到布政使、巡撫，都無需承擔責任?；噬险J為，這是上司監管不力的根本原因。所以，旻寧下令，只要到期虧空沒補齊，不管是因公挪用還是侵吞公款，除知府或直隸州知州分賠一半外，道員分賠20%，布政使分賠20%，巡撫分賠10%，這樣朝廷就毫無損失了。乍一看，地位越高，賠得越少，但地位越高，下屬州縣也越多，比如全省州縣的未完虧空，布政使都要分賠，總量可能比知府大很多。這樣一來，產生了一個問題：上司牽扯到好幾個虧空案中，先賠哪一家呢？上諭對此也有明確規定，根據案發時間先后，把早的虧空案補齊后，再賠后續的案子。

但嚴格追究監管責任，對阻止虧空蔓延絲毫沒有幫助，只催生出種種蒙混過關的手法。前任州縣官留下虧空，巡撫、布政使往往要求接替者承擔下來，想辦法補齊虧空，才準許上任?！按穗m非法，然各省多如是?！鼻迥┖幽下尻栔h某在任身故，“虧空甚巨”，布政使朱壽鏞強令后任替他填補。這位倒霉的仁兄剛剛因為別的公務從布政司銀庫中領了庫平銀（按官方標準熔鑄的銀子）四千兩，趕緊“繳入代還虧款”。銀庫工作人員不收，要求按慣例添上熔鑄火耗。交銀子的傻了，剛從庫里領出來，封存標簽都沒撕，根本不需要回爐！他找到朱壽鏞，朱表示愛莫能助，新任知縣只好乖乖補交了耗銀。事情看起來荒唐，實則合情合理。熔鑄損耗只是名義上的說法，實際上銀庫的運作、庫吏的生活，全靠火耗維持，只能找來辦事的要。辦一回事，交一回手續費，否則銀庫只能關門。至于庫吏借機大發橫財，要得太多了，是另一回事。

后任填補虧空的常見辦法，則是所謂流攤——將虧空金額分年攤入征收項目，未來每年財政收入中擠出一部分還欠款。紙面上虧空有了著落，實則只是拖延而已。州縣收入原本就不敷使用，哪有剩余補往年的虧空？除非“挖肉補瘡，挪新掩舊”。結果“陳陳相因，愈積愈多”，虧空越來越嚴重。

也有后任堅決不肯承擔虧空，按規定得如實上報，揭發虧空。但這會被視為“鬧交代（即交接）”，成為眾矢之的。于是鄰近州縣官做擔保，前任給后任私下打個欠條，后者簽署不存在虧空的審核意見，順利交接。這些欠條甚至“輾轉流交”，一任任傳下去。

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因為前任賴賬，兒女親家反目成仇，鬧出了兩條人命。準備卸任的山東蘭山知縣張希哲和接任的王枚是親家，張給王打了欠條，王出具無虧空證明。到王枚卸任時，讓張希哲和他一起去跟后任辦交接，張就是不來。王擔心自己要賠張的虧空，“情急動刀拼命，自行劃傷小指，受風（破傷風）身死”，嫁到張家的女兒“慟父情切，自縊殞命”。結果不僅張希哲充軍，作為中間人的莒州知州德恩、費縣知縣蔡發甲也受到了懲處。

這些事不關己的鄰近州縣官所以介入，是因為虧空是普遍現象，自己也會有這么一天，與人方便，自己方便。這種情況下，總攬一省全局的巡撫、布政使又想出了特殊的應對辦法。虧空嚴重地區的官員，往往任職一段時間后會被調到收入相對可觀的地區，這叫“調劑”。由于調劑成了維持地方官員生活的重要原則，官員素質、是否人地相宜就成了奢侈的考量因素。杜鳳治日記中有一位年已七旬的老人徐寶符，曾擔任番禺、香山知縣，都有虧空。中風剛復原，徐就拖著病體來求杜鳳治，希望出來做官，好彌補虧空。此人老邁糊涂，但杜還是替他向布政使求情，說徐心情急迫，如果不給他機會，恐怕舊病復發，就一命嗚呼了。就這樣，徐寶符當上了潮陽知縣。

調劑之外，巡撫、布政使還會統籌計算省政府和各地級政府（府、直隸州）的財政缺口，分攤到全省官員頭上，省級以下官員的俸祿加養廉銀，“往往有全行坐扣，祿入毫無者”。乾隆、嘉慶以來，幾乎所有省份都采用攤捐的方式籌措省、府的財政經費。

面對如此局面，州縣官只能各顯神通。廣東順德知縣張琮虧空兩萬多兩，就將考秀才的第一關縣試的案首（頭名）賣給巨富張某，得了六千兩銀子。因為搭考棚沒有經費，羅定知州饒世貞將本州及下轄兩縣考文武秀才的六個案首全賣了。廣東不少州縣，維持衙門運轉靠的是“開桌面”（司法判決時收受賄賂）。

因公謀求非法收入算好的，“不肖者甚或以此藉詞貪婪苛斂”，因為“少取多取，均干吏議”，即便是因公，也已經違法，索性放開膽子，給自己多撈點。甚至有人覺得才能有限，升官希望不大，一到任就侵吞國庫存銀，偷偷寄回老家，或者拿國家的銀子給子侄買官（賣官是清代一大特色），“以為虧空系眾人之事，牽纏攀累，或難盡誅，所以侵私迄無顧忌也”。還有“本無虧空，反從庫中提出帶去，名曰‘做虧空，竟移交后任”。對此仁宗颙琰怒斥道：“以國家倉庫作為交易，實屬從來未有之創舉?！被噬吓叵鴼w咆哮，下面該怎么辦還怎么辦。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山西介休知縣多瑞，犯錯誤降級調動，走時居然將已征收的地丁錢糧“萬余金席卷而去”。后任沒有舉報，只是向主管冀寧道姜梅說明情況，“分十六年流攤”。

“偶有謹慎不敢做虧者”，則被群起圍攻：你一定“發財矣，不發財何以無虧”？同僚不滿，上司厭惡，“是以無虧者常廢棄”，因為種種公私罪名被上司彈劾的，“大抵皆無虧者也”。清廷屢屢下令各省清查虧空。山東于嘉慶八年（一八0三）初次清查，查出虧空八十萬兩，全省官員根據收入高低攤派，向朝廷申請分六年賠補。嘉慶十三年（一八0八）期滿，二次清查，虧空不僅沒有減少，還幾乎翻了兩番，達到了三百萬兩。十九年三次清查，虧空又增加到五百萬兩。虧空迅速大幅上揚，正是因為清查?！敖K有‘賣清查之說，取庫貯現款，以三七與藩署（布政司）為市，而驟增虧缺百余萬?！庇錾锨宀?，江蘇的地方官拆新墻補舊墻，提取國庫存銀，70% 上交布政司，彌補查出來的往年虧空，30% 則私吞了，結果新增虧空百余萬?！案魇∞k法殊不相遠，唯江（蘇）省明目張膽，又數多時驟，致獨受此名耳?！?/p>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0八），馮友蘭先生的父親在湖北崇陽知縣任上去世，周圍的人給他母親出主意：“趁官印還沒有交出去，可以想法弄一點錢，將來少爺們可以用。他們說縣里辦法是報虧空，說虧空了多少銀子不能上交，上司會照顧你們，想法替你們彌補。據他們說，凡是官死在任上的，他的家屬大概都是這樣辦?！?/p>

上司如此體貼下屬，也是迫不得已，因為“通省官吏莫不皆然”。即便明知有些屬員貪得過了，但衙門的運轉、個人生活的維持，靠的正是下屬以“饋贈”方式轉送的非法所得，上司“受其挾制，不得不曲意相從”。

從乾隆中期開始，經過三十來年，“督撫挾于州縣”的情況至乾嘉之際已成“天下之勢”。嘉慶四年颙琰親政，因直言不諱差點掉了腦袋的洪亮吉那封震動朝野的上書，就提到州縣橫征暴斂，超過法定稅收好幾倍，都公開宣揚是為了應付上司：“我之所以加倍加數倍者，實層層（上級）衙門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睂嶋H情況則是“上司得其半，州縣之入己者亦半”，“督、撫、藩、臬（按察使，又稱臬臺，負責一省司法）以及所屬之道、府，無不明知故縱”。州縣“初行之，尚或有所畏忌，至一年二年，則已成為舊例，牢不可破矣”。

官場風氣的整體敗壞，典型地體現在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爆發的浙江平陽知縣黃梅虧空案上。清史名家郭成康點評說：

浙江平陽縣令黃梅貪污索賄盈千累萬，但他的同官、下屬庇護他，頂頭上司知府、巡撫庇護他，這好像還不難理解，可奉旨查辦、與他素無瓜葛的欽差大臣以及欽差大臣派出的調查組也庇護他，這到底為什么呢？是不是黃某人有背景，后臺硬？不是。黃梅窮舉人出身，混跡官場多年，既沒織成保護自己的關系網，也沒有闊親戚在朝中當權，充當保護傘。是不是黃某人善于偽裝，狐貍尾巴不易被人捉??？也不是。黃梅大膽妄為，貪污證據俯拾即是……是不是皇帝有意對黃某人網開一面呢？更不是?！欢?，就是這樣一個劣跡昭彰的平陽縣令黃梅，在自上而下有意無意結成的重重網絡的保護下，竟險些逸出法網。

個中奧秘，就是貪污索賄成了普遍現象，到底因公還是因私，根本成了一筆糊涂賬！

不僅下屬可以因此挾制上司，“上司可藉以恐嚇屬員，小民可藉以控告長吏”。大家都在干違法的事，下屬胡作非為，上司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不得不配合。同樣，上司也可以借此為所欲為，逼迫屬員配合。令人大開眼界的是，民眾還可以借此勒索官員。

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浙江湖州一個年輕舉人吳青華被抓了。此人精明強干，以“吃漕飯”為生。江南地區征收的糧食中有相當一部分要通過水路運到北京，供應首都，稱為漕米或漕糧。按慣例官府會要求納糧戶額外多交一部分，用于相應開支，大大小小的官吏也可以從中漁利。雖然這是約定俗成的政府行為，但真追究起來是非法的，一旦有人正式告發，后果可能很嚴重。于是以吳青華為首的一幫人揚言要向上級部門投訴，當地官員只好從非法收入中提取一部分，轉而賄賂這些無賴。這伙人靠此維持生計。吳氏自然成了官員的眼中釘。這一年終于設下圈套，將吳青華灌醉，騙到妓女家中，指使妓女高喊強奸，把他抓了起來。

嘉慶十年（一八0五），蘇州府吳江縣以王云九、吳景修為首的三百一十四名生員（秀才）、監生（名義上國子監的學生，地位比一般生員高一些）集體勒索知縣王廷瑄，索要“漕規”（不揭發漕米征收中的非法所得的封口費），逼得后者挪用公款兩萬多兩，才打發了這幫瘟神。事情暴露后，王知縣被判斬監候（相當于死緩），還得如數賠償國庫損失，而這些“刁生劣監”大概是因為法不責眾，颙琰進行嚴厲申斥后，決定“姑免責處，予以自新之路”。

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御史蔣泰階向皇上匯報，江蘇的刁生劣監“漕規之外，又添‘忙規名目。各州縣征收錢糧時，置立號籍，每人應得若干，按名照給”。南匯（今屬上海）、鎮洋兩縣尤其惡劣，根據不同身份，所得忙規“自番銀（海外銀元）一二百圓至二三十圓”不等?！耙豢h不下百數十人，需銀三四千兩不等?！?/p>

記載吳青華一事的汪輝祖感慨道：“官既自決其藩，民遂敢越其畔?！偎撩耱?，習為故常?！笔强芍^空前絕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