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戰略轉型之路
——基于近十年的政策分析

◎劉海玲 宋浩杰 秦坤浩燕

一、引言

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社會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整體的經濟社會環境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了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國現代化教育體系也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發生了重大變化，而高等學歷繼續教育作為我國現代化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經歷了創辦、停辦、恢復、創新、整合等發展時期，也開始進入了戰略轉型的重要階段。近十年間國家出臺的政策文件不斷推動著我國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深化改革。2013年教育部發出了《關于征求普通高校和基層電大對推進高等學歷繼續教育改革發展意見的通知》，標志著政府推動新時代高等學歷繼續教育深化改革發展的開始。2016 年《教育部關于辦好開放大學的意見》要求“探索具有中國特色、體現時代特征的開放大學辦學模式，滿足全民學習、終身學習需要，建設學習型社會”。2022 年教育部發布了《關于推進新時代普通高等學校學歷繼續教育改革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實施意見》）以“全面規范，提高質量”“推進數字化轉型發展”為主線，聚焦于當前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薄弱環節發力，就推進新時代高等學歷繼續教育做出了新的部署，努力將高等學歷繼續教育打造成社會發展新的“助推劑”。

近十年來，政策制定經歷了間斷均衡的長期演變。政策的演變也反映了我國社會宏觀層次價值理念的變遷與社會群眾的訴求的變化，并隨著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科技因素對政策制定的影響也愈發凸顯。在諸多的政策分析工具中，間斷均衡理論對政策的非線性變遷具有良好的解釋分析效果［1］?？v觀高等學歷繼續教育政策的漸進式演變與不定時期的突變，符合間斷均衡理論的基本特點。本文計劃通過對CNKI 數據庫中與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相關的近十年所有的政策與相關研究文獻進行分類梳理，借助間斷—均衡理論模型的基礎上采用可視化的科學知識圖譜來呈現我國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政策導向與學界研究的發展狀況，從而分析了解我國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政策演變軌跡，把握政策制定的發展節點，通過對比借鑒國外先進的相關經驗來探尋我國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戰略轉型之路，描繪我國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戰略圖景。努力構建中國特色的高等學歷繼續教育體系，推動形成中國特色的全民終身學習格局。

二、文獻回顧與理論基礎

（一）間斷均衡理論——政策的變遷視角

間斷均衡理論是由美國學者弗蘭克·鮑姆加特納和布萊恩·瓊斯在漸變理論的基礎上從進化論鄰域引入解釋某項政策長期變遷的分析模型。根據間斷均衡理論的核心觀點，一項政策的非線性變遷是經歷了長期漸進均衡與短期的重大間斷所引起的，變遷的邏輯起點源自對政策問題的明確定義［2］。政策的長期均衡增長主要是指政策在變遷過程中處于停滯狀態，這一時期長期漸進增長是其主要特征，但這一穩定的增長特征偶爾也會被重大的社會環境的轉變打破。

圖1 間斷—均衡理論分析模型

隨著社會的發展與時間的變遷，政策環境發生了大的轉變，新的政策環境下孕育出新的制度結構與價值理念。在新價值理念的引導下社會整體的價值理念也會發生相應的轉變，從而在價值理念的引導下產生了新的政策制定群體。隨著新理念下的政策制定者的不斷加入，使得原有的政策平衡被打破，從而產生了短期的政策裂變。短期裂變持續發生引起了劇烈的突變，使得原有的政策制定體系解體，重大間斷性變遷就此產生。政策裂變的判定標準取決于范式的轉變，這意味著現有政策的目標、工具和具體規定都發生了重大改變［2］。

（二）政策范式

范式是擁有共享的信仰、價值和技術等要素所組成的集合群體。政策制定者在政策框架內運作，這個框架包括具體的政策目標和實現這些目標所需要的政策工具［3］。此外，還要明確所需解決問題的本質，政策的制定者在范式的框架中對原有的價值理念以及政策目標不斷地進行常規調整，使得最初的政策目標不斷地與現實相符合。

政策的制定者引入政策范式來具體分析間斷均衡理論的重大間斷點，政策范式的有序變化反映了政策的不連續性和均衡變化過程，這是變革研究的主要基礎。非線性的政策變遷是漸進式的長期均衡與間斷性的劇烈突變的統一，隨著政策設置與政策工具的常規調整與積累會使得政策的均衡被打破造成突變，精準地把握政策突變的節點是政策范式存在的重要意義?；诖?，本文以我國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政策為例，運用間斷—均衡理論模型結合政策范式分析我國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戰略轉型之路。

（三）文獻回顧

自1991 年公共政策領域的間斷—均衡理論首次提出后，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利用該理論對我國公共領域的政府政策的非線性變遷進行相關研究。國內學者對于間斷均衡框架的研究多以案例分析和修正應用為主。絕大多數學者是運用該模型進行政策的變遷分析；比如：有的學者利用該理論分析我國戶籍制度改革可行性及對策研究；還有的學者則是用來分析我國消費品進口政策變遷研究。2015 年黃靖洋、鄔璇首次在高等教育領域運用間斷均衡理論分析中國高等教育擴張與政策范式轉移。而政策范式在我國眾多學科領域的應用也極為廣泛，有的學者利用政策范式來分析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還有的學者利用該理論來分析我國農業領域的政策變遷；政策范式在我國高等教育領域的首次應用是在2004 年，當時劉福興對我國教育政策活動范式和教育政策分析范式的轉變進行了研究，運用政策范式框架進行分析和討論，對我國高等教育領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此后更多的學者開始利用這兩大理論對我國高等教育領域的政策進行變遷分析。

三、研究設計與數據來源

高等學歷繼續教育是一種彌補社會成員在離開學校教育后，尤其是成人群體的一種補充性教育活動［4］。在我國發展不同時期，中國特色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經過了自學函授型教育、電大開放型教育、網絡遠程型教育等多種形式，并經歷了創辦、停辦、恢復、創新、整合等發展時期。對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特別是改革開放后，高等教育繼續教育范圍不斷擴大，自學函授、夜大教育等各類繼續教育推動了大學同等學歷錄取制度、成人自學考試制度等社會化學校管理制度的建立，為改革開放培養了一批有用的社會化人才，推動了改革開放進程。本文主要基于高等學歷繼續教育領域的政策文件，以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相關研究加以輔助來進行相應的數據分析，以此來探尋我國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戰略轉型之路。

（一）研究方法

本文通過Excel 圖表和CiteSpace 對摘錄文獻加以數據化分析。運用Excel 進行文獻的時間分析與數據的階段統計，進行初步的數據分析與圖表的制作。將收集的政策文獻導入CiteSpace 按照間斷—均衡理論的要求進行數據整體的框架分析，按要求整理文獻的高頻關鍵詞、關鍵詞聚類分析以及突顯詞分析，形成一系列的數據圖表與圖像。

（二）數據收集

1.政府文獻數據分析。使用高級檢索，檢索CNKI 中國法律數字博物館與相關政府官網所收錄的近十年（2012—2023）的政策文件作為數據依據，采用“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為主題關鍵詞，“終身教育”“成人教育”“開放大學”“電視大學”等相關主題進行檢索。共檢索出189 篇相關的法律文件，排除不相干的關鍵詞文件、案例等，最終選擇了與主題最為相關的62 篇政府法律文件作為最終的政策數據來源。

2.國內學者研究分析。根據CNKI 數據庫近十年（2012—2023）的相關文獻作為我國學界研究現狀的數據來源，采用“高等學歷繼續教育+成人教育”為關鍵詞進行檢索，檢索出近170 余篇相關文獻，并排除與研究主題不相關的主題文獻20 余篇，最終確定150 篇文獻作為數據來源。針對所獲取的文獻，利用CiteSpace 軟件繪制關鍵詞共現圖譜，并進行高頻關鍵詞聚類分析，對比觀察分析我國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政策導向與研究現狀。

（三）數據分析

1.文獻時間分布。（1）政策文獻時間分布。通過對62 篇相關政策文件分析，時間分布如圖2 所示。通過觀察發布時間我們發現政府關于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相關政策文件，在2012 年、2017 年、2022 年的發布量達到頂峰，而這與黨的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擘畫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宏偉藍圖有密切的關系，我國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戰略地位不斷提升，并且受到了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在2017 年相關政策開始有了新的迅速增長。這個階段高等學歷繼續教育開始進入了轉型發展時期。尤其是在2022 年后教育部印發的《實施意見》標志著我國的高等學歷繼續教育進入了戰略轉型的重要時期。（2）研究文獻時間分布。我國學者的文獻數據的時間分布如圖3 所示，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發展的近十年來（2012—2022），分別在2012 年黨的十八大召開后文獻發表量獲得了較快的增長，其中2016 年的文獻發表量達到了五年內的一個頂峰，該年相關文獻發文量達14 篇；2017 年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辦好繼續教育，加快建設學習型社會，大力提高國民素質”（習近平，2017- 10-18）［5］，于是在此后的五年中關于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文章總計達到77 篇，占比高達近十年來相關文獻的52%，而在2022 年黨中央二十大召開后僅2022 單年的相關研究便高達22 篇，占比達14.86%。

圖2 政策時間分析

圖3 文獻時間分布圖

2.研究熱點分析。（1）高頻關鍵詞網絡圖譜分析。通過利用cite space 進行數據的可視化分析，選擇年份作為分割區間、要求關鍵詞出現至少大于等于3 次的高頻關鍵詞，利用LLR 聚類算法得到了近十年政策的高頻關鍵詞共線的網絡圖譜（圖4）與關鍵詞頻次－中心值數據排名前15 的分布表（表1）。

表1 高等學歷繼續教育政策頻數分布表

圖4 高頻關鍵詞共線的網絡圖譜

關鍵詞共線將相關的高頻關鍵詞鏈接，直觀地反映了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政策目標導向，更直接地表現出了政策框架中的內嵌要素與內在要求。圖4 關鍵詞反映了近十年來國家政策引導的方向，為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基本的政策導向。通過觀察表1 得知，出現頻次較高、中心值較大的關鍵詞是“高等學歷”“質量”“數字化”“互聯網+”“戰略轉型”“改革”等，直接反映了我國目前階段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政策要求與改革方向。

（2）政策關鍵詞聚類分析。通過對政策關鍵詞進行聚類分析，我們觀察到政策在近十年間關于高等學歷繼續教育領域所提倡的熱點（圖5、表2），這為本文研究提供了明確的導向。也從側面凸顯出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教學改革”勢在必行。本次聚類Q 值為0.4013（＞0.3），S 值為0.7807（＞0.7），說明該聚類可信，且結構分類相對較為明顯。

表2 高等學歷繼續教育政策關鍵詞聚類表

圖5 高等學歷繼續教育政策關鍵詞聚類圖譜

（3）研究關鍵詞聚類分析。高頻關鍵詞是對近十年來在既定研究領域內相關學者研究熱點的簡要概括。根據年份為切入點，選擇關鍵詞的節點類型、出現頻次大于等于4 次的高頻關鍵詞。經過運用Cite Space 進行聚類分析可得（圖6）：Q 值為0.7652（＞0.3）；S 值為0.9655（＞0.7）。因而可以看出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研究所形成的0-12 關鍵詞聚類相對較為密集，基本構成了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主要研究陣地（表3）。

表3 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研究熱點聚類

圖6 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研究關鍵詞聚類分析圖

（4）突顯詞演變分析。突顯詞是判斷一定時間段內政策導向的熱點，并根據年度為切點對政策的導向領域做出細致劃分。根據分析發現（圖7），2012 年黨的十八大召開后我國對于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政策導向側重于“成人教育”“教學改革”“校外教學”等。黨的十九大召開后，“教學質量”“管理辦法”“實施細則”等對于具體化的教管模式的探討日益側重。體現出我國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由教學形式的完善，逐漸的向教學模式、教育體系的深入發展。而在這熱點變化的背后，反映出了政策導向變化，體現出社會對人才培養體系要求不斷提高。

圖7 政策突顯詞圖譜

四、我國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政策演進歷程

在間斷—平衡理論視域下，我國高等學歷繼續教育因循非線性的變遷邏輯，即政策的變遷經歷著間斷期與均衡期的混合發展。通過對上述數據進行分析，政策文獻的分析與教育理論研究分析在眾多數據上具有高度的吻合性。例如：在政策的第一類聚類中“教學改革”是在2015 年政策導向中的第一大聚類，其中“質量”“數字化”的中心值為3.79；隨后在2015—2017 年間的學術研究中“教學模式”“模式”“質量”等成為學界研究中的大聚類。政策環境的變化打破了原有的政策平衡后形成間斷性突變，在運用政策范式確定好政策的目標、制定好新的政策框架與新的價值理念與內在要求。而隨著時間推移原有的間斷突變也逐漸穩定從而形成新了的政策平衡期。由于立足于不同時期政策話語體系的整體觀點、立場、態度、價值取向和訴求，我國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政策話語體系發生了重大改變，但基本符合了政策范式的基本架構［3］。通過對近十年政策研究分析，我們依據不同時期的間斷均衡特征進行了階段劃分并進行深入闡述分析。

（一）政策均衡期：穩步發展階段（2002—2012 年）

我國的高等學歷繼續教育起源于20 世紀50 年代，最開始僅有夜大、函授等形式，但伴隨著社會進步與信息技術發展，高等學歷繼續教育自20 世紀90 年代起便出現了多種教學形式并存的局面?？傮w上，高等教育和繼續教育形成六大教育體系：遠程教育、夜專、全日制成人教育體系、高等教育自學考試體系、廣播電視大學體系、高等教育體系、大學教育體系?？傮w來說，在社會中，高等學歷的繼續教育已經形成了六個主要的教育系統。這些系統包括函授教育、夜大學教育、成人脫產班教育、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廣播電視大學、網絡教育以及社會力量辦學和社區教育。這些系統為那些希望繼續學習并提高自己的人們提供了多樣化的選擇。學歷高等教育系統等承擔了社會上絕大多數的高等學歷繼續教育，促使高等學歷繼續教育在社會上形成了廣泛的社會基礎。

為了分析這一階段的政策變遷，有必要基于當時的政策環境來觀察社會的價值理念與宏觀政策的情況。自21 世紀起社會的整體環境發生了大的改變，隨著社會總體財富的不斷增加，人們的可支配收入也不斷地累積，個人家庭的教育投資率隨著經濟增長率的提高而不斷提高。圖8 展示了1995 年至2009年期間我國城鎮和農村家庭教育投資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關系。據統計，城鎮家庭教育投資率在2002年達到峰值，達到了14.96%。而農村家庭教育投資率則在2003 年達到最高值，為14.95%［6］。從中直觀地反映了人們社會價值理念的變化與社會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其中家庭教育的投資集中在了對子女的教育投資。推動了我國的高等教育水平在該階段得到了迅猛的發展，高等學歷繼續教育變成了為取得相應層次學歷證書為目的的高層次追加教育活動，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發展從2002 年起開始進入了滯緩發展階段。

圖8 我國的城鎮、農村家庭教育投資率與經濟增長率（1995—2009）

（二）政策間斷期：整合完善階段（2012—2016 年）

該階段各級廣播電視大學正式更名為開放大學，在出臺相關政策時更多的是側重于成人教育教學形式的深化完善與教育質量的提高等。從2016 年開始，一項名為《高等學歷繼續教育專業設置管理辦法》的政策出臺，對成人繼續教育的各種形式進行了統一。根據該政策，包括普通高校、開放大學和其他機構在內的所有成人高等學歷教育將被合稱為高等學歷繼續教育。將不同的社會繼續教育系統進行符合整體社會環境的變化，以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為中心，滿足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反映了我國政策均衡的改變是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以滿足絕大多數人民利益的需要。

從表4 看出在2012—2016 年間，成人高等學校數量規模在不斷縮小，這是通過縮減成人高等學校規模來使得高等學歷繼續教育質量得到提升，為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由大眾化向精英化轉變奠定了基礎。2012 年《教育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若干意見》提出要加快發展繼續教育，推動建立繼續教育國家制度，搭建終身學習“立交橋”［7］。國家整合完善高等繼續教育各大系統，規范高等學歷繼續教育辦學形式，集中力量為建設“終生教育體系”做準備。推動“終身學習”理念在社會上廣泛推廣，并形成相應的群體價值理念推動政策目標實現。為社會發展提供了新的“助推劑”，推動了社會主義現代化人才體系新發展，符合了市場人才體系的需要，為政府、企業、高校等注入了新的活力，擴寬了新的發展空間，為后一階段的均衡發展提供了契機。

表4 2012—2016 年間成人高等學校學校數、教職工人數統計

（三）政策均衡期：迅速發展階段（2017—2021 年）

進入2017 年后，對于高等學歷繼續教育提出了更深層次的要求，根據國務院于2017 印發的《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在教育領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舉措。其中包括“加快構建終身教育制度”“加強繼續教育平臺建設”和“統籌擴大繼續教育服務”，以此積極促進繼續教育的全面發展，并協調推進教育結構的調整。這些措施將為教育事業的發展注入強勁動力［8］。在各級部門制定政策時，開始關注終身教育體系的建設，而不再僅僅關注教育形式的問題。開始更多地關注于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管理體系與教學模式上的探索，不斷借鑒國外先進發展經驗，鼓勵各地進行有益的實踐探索。

該階段的發展受益于上一階段政策的整合完善，上一階段將社會層面的各大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系統進行了整合，將“函授”“電大”等各種形式的繼續教育組織形式統一命名為“高等學歷繼續教育”，同時在國家層面提出“終身教育”理念。社會層面接收到政策導向指引后，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政策工具的不斷完善，政策目標不斷得到深入完善，使得在社會層面上形成了廣泛的思想熱潮；從而提高了廣大社會人員終身學習的興趣，調動了社會已在職人員渴望自我再提升的高度積極性。

表5 是我國成人本?？聘黝惾藬档南嚓P統計，可以直觀顯示該階段下我國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招生數、在校學生數，以及畢業生數都有了迅速的增長。但畢業生數的增長基數遠沒有招生數、在校學生數的增長基數高，可以看出該階段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入學率遠高于畢業率，從側面反映出人們在近五年期間價值理念的變化，這是政策間斷突變的結果，符合了社會發展需要，從根本上來說是政策的制定目標符合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才有了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迅速發展與并且使得“終身學習”理念得以在社會層面確立。

表5 2017—2021 年間我國成人本?？普猩鷶?、在校學生數、畢業生數統計

（四）政策間斷期：戰略轉型階段（2022 年至今）

黨的二十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改革發展，不斷提高其在國民教育體系中的地位。提出要“統籌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繼續教育協同發展”［9］。2022 年教育部發布了《關于推進新時代普通高等學校學歷繼續教育改革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實施意見》），并明確提出，“高等學歷繼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核心關鍵點，同時也是建立服務全民終身學習教育體系主要內容，是人民群眾創造美好生活、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10］。由此可見，新時代推動我國高等學歷繼續教育戰略轉型已成大勢所趨。

為分析清楚該間斷突變下政策導向，我們引入政策范式對該階段政策制定進行分析，以此來明晰未來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戰略轉型之路。目前，學界在政策范式的外延上尚未達成共識。因此本文借助朱侃、郭小聰在《公共就業政策范式變遷及其邏輯研究》中，將政策范式分析框架的變量提煉的政策情境（Policy Situation）、政策問題（Policy Issues）、政策目標（Policy Objectives）和政策工具（Policy Tools）等來進行該階段的分析［3］。

政策情境是指政策制定者對政策制定和執行的整體環境進行綜合分析，這種情境包括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等各個方面。政策是立足于社會環境下的產物，《實施意見》的頒布是在我國社會迅速發展“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轉變的前提下，普通高等學校舉辦的學歷繼續教育快速發展的基礎下，為促進社會教育公平，推動教育發展，建設學習型社會而出臺。

政策問題是驅動不同時期政策模式的基本邏輯問題，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以問題為導向的，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當前，繼續高等教育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之處，比如，學校對自身的定位缺乏科學性、構建的制度有待優化、管理體系需要完善，人力資源開發質量比較低等［11］。為了能更好地將這些問題進行徹底解決，推動建設終身學習型，完善相應的現代化人才建設體系，出臺《實施意見》運用宏觀調控的手段解決相應的政策問題。

政策目標是政府為解決政策問題希望達到的政策執行效果。在新的發展階段中，我們應該建立并完善與之相適應的高等學歷繼續教育體系。這個體系應該以合理的辦學結構為基礎，保證教育質量標準的完善，并規范辦學行為，確保監管措施的有效性，同時也要健全保障機制，以構建一個全新的格局。同時，提高辦學質量和服務能力，從而使得我國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社會認可度大幅增強，為學習者接受優質高等教育提供更多機會和更好服務。

政策工具是政府為應對政策問題和實現政策目標而采取的具體措施和方法。在政策的實施和實施過程中，政策工具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旨在推動達成相應的政策目標。在該階段不斷完善相應的辦學體系、積極號召社會主體規范和加強辦學管理的同時積極推進“數字化”轉型發展，為高等學歷繼續教育提供了強力的工具保障。

（五）分析總結

本文通過利用間斷—均衡模型結合政策范式，利用可視化圖譜分析了我國近十年間的政策文獻與學者的研究文獻。對各類文獻的高頻關鍵詞、突顯詞進行了細致的分析。通過對上述數據的分析，從而基本劃分了我國高等學歷繼續教育政策的各階段，以及不同時期政策的導向熱點與研究分析熱點。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出了不同時期里政策制定者的政策目標與價值主張，為后期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研究提供了方向。但在研究時發現以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為主題的政策相關文獻較少，所以在數據分析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而且CiteSpace 對數據的分析在文件類型上具有一定的缺漏與局限，難以滿足對數據全面分析的要求。日后學者研究時可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進行全面的研究分析。

五、結論與建議

我國高等學歷繼續教育已到戰略轉型的新階段，該階段在新的政策環境下，不斷向社會推廣“終身教育”價值理念建設，構建與“現代教育體系”相適應的政策框架，推動形成與我國國情相適應的中國特色高等學歷繼續教育體系已成必然。近些年來，隨著我國著力發展職業教育與繼續教育，重視其在教育體系中的重要作用。同時在社會發展與人才培養中不斷提高職業教育、繼續教育在高等教育體系中的地位，努力發展職業教育與高等學歷繼續教育來滿足社會再發展、在職人員再進步的需求。努力推動高質量、高水平的繼續教育人才“再就業”“再創業”，從而帶動社會進一步發展。

推動中國特色的高等學歷繼續教育戰略轉型，同時要利用好“數字化”在推動構建高等學歷繼續教育新格局中的關鍵作用，“數字化”并不僅僅是一種流行的外在“標簽”，而是新時代高等教育繼續教育的重要內在“基石”，它代表著繼續教育歷史發展的重大趨勢，也是學習者和教育者不可避免的選擇。高校要努力響應“努力推進數字化轉型發展”的要求，不斷革新繼續教育教學的管理模式，加強數字平臺建設；建立現代遠程教育中心，做好統籌規劃，明確定位與目標；整合平臺資源，打造統一教育平臺；建立相關制度，從而形成相應的數字化機制；利用“MOOC 平臺”“學分銀行”等平臺機制做好相應的質量管理與監督體系建設。

以《終身教育法》為中心，逐步建立和完善法律制度，穩步推進治理體系的完備，為了促進多元化發展，可以借助利益共同體來實施成本分攤機制，并充分發揮高校在面向市場方面的自主辦學作用。協同建立第三方質量監控體系，以系統和生態的觀點促進高校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同時，加強高校繼續教育的高質量內涵式發展，以此為基礎來推動學習型社會的建設，充分發揮其關鍵作用。

（一）建設“區域繼續教育中心”

在借鑒國外“區域教育中心”模式的基礎上，在我國各大地區創新劃區建設與地區“產、學、研”情況相適應的區域繼續教育中心。設立“龍頭”高校，通過“中心”帶動地區的繼續教育建設。并在教育中心的基礎上，在宏觀規劃上將區域教育中心與中國特色終身教育格局相匹配。從地區經濟發展以及市場人才需求的目的出發，推動地區教育、產業、經濟的協同發展。

（二）立足于我國人才建設的“兩大”體系

“兩大”體系即“中國特色的高等學歷繼續教育體系”與“我國現代化人才建設體系”。通過培養高等繼續教育人才，加快推進職普融通、產教融合、科教融匯，優化職業教育類型定位［11］，來滿足現代化人才需要，不斷提高繼續教育人才質量，滿足未來高質量發展的現實需求與市場需要，從而進一步推動了中國特色終身教育格局的形成。

（三）堅持把“三高”內核融入教育模式的建設

要堅持把“高內涵、高價值、高認同”作為建設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重要內核，不斷推行校地合作模式，完善校企合作機制。培養符合地區建設發展的“高內涵、高質量、高附加值、高社會認同”的區域性人才，推動地區經濟發展，不斷加強國際交流合作，引進國際先進相關繼續教育經驗與教育管理模式。

（四）完善相應的“四級”辦學體系

教育部《實施意見》指出，鼓勵本地區中央部委所屬高校與高水平學科專業合作，共同開展一項名為“精品繼教”的學歷繼續教育項目。追求“以質取勝、穩中求進”的教育理念，為在職人員提供高質量的學習機會。致力于打造一個精英化的學習環境，為學員們提供獨一無二的教育體驗。支持高等職業學校舉辦學歷繼續教育，側重于制造業重點領域、現代服務業和鄉村振興需求，特別注重面向一線從業人員，目的是幫助他們更新知識并提升技術水平［12］。構建與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四級”辦學體系，推進繼續教育高校主體分類發展。與此同時支持校外培訓機構，立足市場需求，與時俱進，在發展滿足自身同時，分擔高校培訓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