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社會全面發展的法律保障探析

方愛清 姜澤

摘 要：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的出臺，人們將注意力聚焦在針對受暴婦女的家庭暴力解決措施上。社會工作以其專業的工作方法，在婦女反家暴中發揮重要作用。目前，反家暴措施主要由婦聯和公安部牽頭，婦聯等部門在服務方向上提供指導和資金支持，通過招標將社會工作服務落地到社區，并幫助社會工作機構探索開展社區工作的實務途徑。家庭暴力不僅是一個法律問題，也是一個非常突出的社會問題，它極大地破壞了社會安全、家庭穩定和受暴者的身心健康。文章在兩個不同案例研究的基礎上，探討了法律在促進人和社會的全面發展的關系中的保障功能。

關鍵詞：家暴 法律 社區工作

中圖分類號：F126；D923.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24）01-061-02

一、引言

家庭暴力的保障功能是推動人與家庭、人與社會甚至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重要方式，作為構成社會的基本單位，社區在社會科學等各個領域都受到關注。家庭社會工作是社會工作的一個方面，以差別化關懷為出發點，進行社區治理的實務探索：在價值觀層面，家庭社會工作可以嘗試在淺層社會學和深層社會學的理論基礎上重構一種“人—家庭—社會”復合正義觀；在場景論層面，家庭社會工作應審視以家庭教育為主到與公眾、社會等多元主體合作解決當下家庭暴力問題的轉變，試圖塑造以社區歸屬感為本的防止家庭暴力的共同體；在權力和治理關系層面，營造一種具有主體間性的行動賦權方式，為社會工作參與社區防止家庭暴力共同體的構建提供實踐基礎，從而更好地構建社會主義法治社會，最終實現人與社會的全面發展。

二、案例分析

（一）案例一

案主李女士，50歲，文盲，農民，有3個孩子，原籍江西。案主丈夫，52歲，同為農民，初中文化。案主丈夫從小受到寵溺，重男輕女思想嚴重，脾氣暴躁，易怒。丈夫不務正業、沉迷麻將，輸錢后毆打妻子。案主不愿傾訴，認為這是家庭丑聞，并不知道丈夫動手屬于家暴行為。案主考慮過離婚，但想到自己作為母親的責任，她放棄了，默默地忍受著。在G社區，鄰居希望社區工作機構提供幫助，起初案主拒絕了，在后期交談中，案主接受了幫助。

案件結束后，G社區工作者進行了回訪，了解到李女士已經和丈夫離婚，帶著孩子回到了家鄉，三個孩子都已經長大成人，能夠照顧自己。

（二）案例二

案主劉女士，46歲，小學文化，農民。劉女士與王某系夫妻，育有一女2歲，王某48歲，初中文化，普通工人。2018年，在劉女士哺乳期間，因照顧孩子等瑣事，王某第一次毆打劉某。此后兩年在日常生活中，王某多次因生活瑣事對劉女士進行毆打、冷暴力。劉女士選擇向社區工作者求救，在社區工作者的安撫與幫助下，劉女士冷靜后選擇向公安機關報警，公安機關對王某出具了家庭暴力告誡書，但王某并未停止家暴，再次毆打劉女士，劉女士再次報警，并申請離婚訴訟，社區工作者為其尋找法律援助，使得劉女士與王某最終離婚，并獲得一定經濟賠償。

離婚后，社區工作者在對劉女士進行回訪時發現有抑郁癥傾向，社工發現已經離婚的案主仍然受到前夫王某借口看孩子帶來的行為騷擾。社工將可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的權益保障方式告知案主，遂法院給劉女士發出人身安全保護令，當地婦聯組織與劉女士所在的社區工作機構聯合，根據劉女士的情況，制定了相對應的個案服務方案，在多方的努力下，促進了劉女士較好地轉變，性格上也更開朗。

三、婦女遭受家庭暴力的原因及危害

（一）法律方面的社會原因

中國的法律體系正在不斷發展，不斷進步，但相對而言還是不夠完善的，比如對于某些行為的懲罰性規定減少，增加了禁止性規定。雖然對有關部門的宏觀要求與國家要求較多，但是追責的卻很少，并且在實際的操作判定中時常出現無法判別是否屬于殘害的現象，這就使得法律對婦女實際上的保護作用失去了[6]。不僅如此，在家暴案例中的婦女舉證是十分困難的。就相關執法機關而言，對于家暴類案例涉及的嚴重暴力行為處理的工作不太重視，出現的以情代法甚至有些是以情抵罪執法的惡劣情況，這幾類執法監管情形直接助長了違法施暴者們的囂張氣焰，放縱了家庭暴力行為人自身的暴力行為[7]。

（二）社會、個體方面的心理原因

1.社會心理因素。如今，隨著人類生活節奏步伐的持續加快，優勝劣汰觀念的逐漸強化，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以及當前與婚姻、家庭、倫理、信仰價值觀等相關的諸多價值觀念產生的劇烈變化，人們能夠感受到社會的經濟壓力以及精神壓力也越來越大，造成了心理上的不平衡[8]。此外，家庭以外的不良因素，如工作壓力、人際關系問題、環境噪音污染等，容易引發緊張、憂慮、焦慮、煩躁等情緒，反過來又增加了精神壓力。

2.個體心理因素。研究表明，首先，傳統的性別角色期望和權力結構仍然潛伏在社會心理結構的深處。其次，有暴力傾向的一方、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一方以及年輕的男性和女性更有可能使用武力，這表明通過提高雙方婚姻當事人自身的教育文化水平，促進與其配偶一方之間相互的平等寬容、耐心和理性都可能更加有助于減少其侵害行為[9]。

（三）婦女遭受家庭暴力的危害

家庭暴力造成的傷害是多層次的，不僅影響施暴者和受害者，還可能影響到其他家庭成員，這是直接地并存在長期的危害。

1.直接危害。很多女性被家暴后，不能正常的生活、工作，還有很多被家暴的女性甚至被打傷、致殘乃至于死亡，但是在中國這些事例仍然是少部分，但被家暴后都會出現嚴重的心理問題。好幾回不能忍受，需要求助逃出魔掌，但是內心又無法放棄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心理上還是對于作為施暴者丈夫心懷期待，受暴婦女是最直觀的傷害承擔人，施暴者對女性展開家庭暴力以后，女性除了身體受到傷害之外，內心也飽受煎熬。

2.間接危害。除了對女性的直接傷害外，家庭暴力對其他家庭成員，特別是處于成長階段的未成年人也會造成難以恢復的精神傷害。他們從小就生活在暴力的家庭中，有聽到和目睹父親對母親的家庭暴力的過程，在長大成人后經常對親人實施家庭暴力。在對女性的家庭暴力中，父親對子女使用暴力威脅的可能性很高，那樣給孩子留下的損害都是難以磨滅的，很有可能給他們傳輸不正確的觀念，讓他們成長過程中只用暴力處理問題。這都是針對女性的家庭暴力會引發的間接性傷害。

四、防止家庭暴力發生所面臨的問題

（一）法律方面

反家暴法頒布前，反家暴領域在中國存在巨大的空缺，缺乏專業、統一的法律管理體系，缺乏適用法律、司法干預家庭暴力的法律。司法行政機構由于沒有將家庭暴力的罪名納入刑法，對一些家庭暴力無法介入。舉證責任的分配也不合理，無法落實“誰主張誰證明”的基本原則，無法保護家庭生活中處于弱勢地位的受害者。

（二）司法方面

在之前法院的司法實踐中，家庭暴力不作為獨立案件存在，所有與家庭暴力相關的犯罪都是由離婚、撫養、養育費糾紛等案件構成，沒有規定為獨立訴訟。對沒有審判經驗的專家的法院，無法期待反家暴工作的效果[10]。

（三）社會方面

現代社會治理發展趨勢是主體多樣化，在反家暴領域中，反家庭暴力法第三條規定，反家庭暴力法是國家、社會和家庭的共同責任。這一理念體現在全面預防的發展理念中，創建一個全面的反家庭暴力網絡。另外，社會介入為公權力的介入提供了資源優勢。例如，醫療機關在處理家庭暴力時，如果做好診療記錄，就可以直接為司法機關的介入提供證據。社會介入就像社會機構對受害者的援助一樣，在公權力介入不足的情況下，也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援助。因此，社會介入與公權力的介入密切相關。公權力介入家庭暴力的科學研究也應該關注社會性介入。在消除家庭暴力的過程中，不僅需要社會和公權力的合作，而且還需要遵循一定的標準和原則。

五、法律在人和社會全面發展的關系中的功能

作為人類社會的基本單元，家庭本應該是和諧溫暖的港灣，然而，家庭暴力的存在卻吞噬著人類的文明，使本該幸福寧靜的港灣變得“翻江倒?！?。在中國，上文中的兩個案例只是其中普通個案，但卻是一個不可小視的社會問題。沒有了法律，任何發展行為都會漸漸失去一種制度基礎、制度保障和其合法性，人的全面發展自然也會面臨一些問題。按照《反家庭暴力法》，從預防、處置和人身安全方面給予保護，換言之，還需通過警察介入、司法介入、社會介入等形式阻止家庭暴力。通過以上兩個案例表明，建立和實施反家庭暴力立法是解決和預防家庭暴力的最有效手段之一。要從根本上解決家庭暴力問題，使受害者能夠擺脫家庭暴力，受害者自身需要轉變意識，改變被動的應對方式，與警察、醫療、司法部門通力合作，需要建立整體家暴共防防治的網絡。只要受害者得到幫助，社會各單位都積極主動，通過各社區單位之間的互動，讓加害人可以得到適當的法律懲罰、指導和治療，努力消除和減少家庭暴力。G社區的工作人員在接到反饋后，及時肯定了李女士的行為，幫助她撫平了內心的創傷。這既不屬于法律的管轄范圍，也不是道德上的解決辦法，社會工作顯然在這兩者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法律在性質上和運作上都有一定的限制，法律在這一點上始終保持著對社會物質經濟條件的一定的超然性、超脫性或者說疏離意識。

六、結語

家庭暴力是威脅整個社會和諧的不安定因素。男性比女性優越的傳統觀念是對女性實施家庭暴力的根源。我們要做的是將其連根拔起，這不是我們自己就能完成的使命。在針對女性的家庭暴力中，婦女聯合會在社會各界的關心和決心以及幫助女性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公安、教育、民政部門、醫療部門和所有相關力量從高處保護人們的健康和安全，從高處保護人們的正當權利，堅持和尊重婦女兒童，尊重人民的權利，維護兩性平等的原則。提高解決家庭暴力的責任感，應合理利用法律文化，從行政、社會等多方面采取措施預防和嚴厲問責家暴，積極促進和諧社會穩定，讓更多的家暴受害婦女走出家庭暴力陰影找回自信，恢復并激發對生活的熱情。為此，我們要從整體的角度看待每一件事，把個人的全方位發展納入社會的全方位發展，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使我們社會的全方位發展更加人道。

參考文獻：

[1] 韋倩格.小組工作介入受家暴女性自助能力提升問題研究[D].中共吉林省委黨校（吉林省行政學院），2022.

[2] 陳定煜.社會工作介入受暴婦女安全問題的研究[D].云南師范大學，2022.

[3] 鄭丹穎.社會工作介入婦女反家暴服務的困境及對策研究[D].廣東外語外貿大學，2021.

[4] 吳肖彬.協同視角下社會工作介入婦女反家暴服務的研究[D].華南理工大學，2020.

[5] 李志文，黃恒.巧用焦點解決模式調解家暴糾紛[J].中國社會工作，2022（24）：34-35.

[6] 吳楠，朱虹.馬克思人與社會關系視域中的制度批判[J].中共福建省委黨校（福建行政學院）學報，2020（04）：51-58.

[7] 張遜.人與社會的雙重建構[D].中共中央黨校，2020.

[8] 袁梅.人與社會和諧發展中的困境探析[J].改革與開放，2017（16）：22-23.

[9] 凌加英.從辯證法角度談薩特對人與社會關系的新思考——讀《辯證理性批判》[J].哈爾濱學院學報，2016，37（03）：1-5.

[10]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條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涉及家庭暴力案件，可以根據公安機關出警記錄告誡書、傷情鑒定意見等證據，認定家庭暴力事實?！钡谌龡l規定：“加害人實施家庭暴力，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p>

（作者單位：江漢大學法學院 湖北武漢 430056）

（責編：若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