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治理共同體的建構與基層有效治理研究

摘要：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建設離不開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在鄉村基層治理實踐中，已有研究大多從宏觀層面關注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內涵、建設困境和建設路徑，而本文從流動中國治理、活力中國建設的視角出發，對廣東省順德L鎮S村鄉村治理共同體建設的案例進行整體研究，發現通過利益聯結機制、公共規則生產機制、多元主體吸納機制以及情感整合機制，能推動基層政府、村集體組織、普通村民、流動人口等不同主體協作共治，并在共治的過程中發揮不同主體的功能優勢，形成具有價值共識與情感認同的鄉村治理共同體。

關鍵詞：流動中國；社會治理共同體；鄉村治理共同體；多元共治；鄉村振興

【中圖分類號】 D422.6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24.02.001

引言

“一個流動的中國，充滿了繁榮發展的活力。我們都在努力奔跑，我們都是追夢人?！雹?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9年新年賀詞中滿懷深情的話語，標志著安土重遷的“鄉土中國”已正式轉變為流動中國、活力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快速的經濟發展和深刻的社會變遷，人口流動從低流動性向高流動性轉變。大規模、高頻率遷移的流動人口與在地人口融合發展，改變了基層經濟社會治理原有的模式。在流動中謀發展，筑夢圓夢的熱土不僅在城市，也在鄉村。對于在改革大潮中先行一步的鄉村基層，如何讓流動人口“進得來、留得住、有發展”，讓原住民在享受更多人口紅利的同時還能“注意鄉土味道，保留鄉村風貌，留得住青山綠水，記得住鄉愁”②，是流動中國治理、活力中國建設的重要任務。換言之，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治理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項基礎工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社會治理共同體”這一全新概念③，將社會治理共同體這一政治話語帶入公眾視野。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強調，“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提升社會治理效能，暢通和規范群眾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④，為完善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路徑、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指明了發展方向。

在鄉村治理實踐中，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離不開多元主體的參與。然而，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以及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傳統鄉村社會公共性消解不斷加劇1]。一方面，農村人口大量外流，村民與村莊間的利益關聯逐步弱化，對村莊的歸屬與認同感逐步下降，農民參與基層治理的動能普遍不足；另一方面，我國的人口流動已經從超大城市的集中式流動轉變為向經濟發達地區的多點集聚式流動，經濟發達地區的鎮村因為產業進入而成為人口流入的目的地。如何既充分挖掘和整合村莊內生力量，又調動外來流動人口的積極性，將其納入到基層治理主體當中，成為現代鄉村治理共同體建設過程中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如何在堅持黨建引領、規范村社權責的基礎上，通過構建鄉村治理共同體實現基層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文獻綜述

從已有文獻來看，當前學界關于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學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關于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內涵研究。張文顯從哲學的范疇揭示了社會主義共同體的本質內涵，認為社會治理共同體是馬克思共同體思想在社會治理領域的運用和體現，是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在構建和諧社會、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理念指導下的對社會治理過程和模式的發展與創新[2]。具體來說，社會治理共同體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圍內，擁有共同價值認同和目標追求的社會治理多元主體，按照一定的社會規范，在民主協商的基礎上形成的共同治理社會公共事務的社會關系模式。這一社會關系模式能夠聚合多元主體的力量和優勢，避免各自的局限和不足，從而實現社會治理合力最大化的目標。[3]郁建興從權責關系的角度出發，認為社會治理共同體是指政府、社會組織、公眾等基于互動協商及權責對等，注重社會治理共同體是以解決社會問題、回應治理需求為共同目標，自覺形成的相互關聯、相互促進且關系穩定的群體。[4]公維友等學者將社會治理共同體理解為一種基層治理機制，即多元主體按照公共性規范和民主治理原則進行公共事務治理的長效機制[5]。王德福從情感認同的角度將社會治理共同體定義為居住在社區空間范圍內的人們整合為具有利益、情感和精神認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共同體成員能夠通過協商合作實現內生公共事務治理，形成良性生活秩序。[6]林輝煌通過對村莊治理實踐進行歷時性、空間性的解讀，建構一種權力譜系社會學的理論框架，提出村莊治理是國家與社會相互博弈、相互構造的一個權力過程。[7]可見，社會治理共同體不僅具有一定的工具價值，還具有共享情感、文化和心理認同等多重價值，多元主體在共同價值、共同利益、共同責任的基礎上進行有效互動，有效提升社會治理效能[8-9]。

二是關于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困境研究。除了探討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內涵外，學者們也關注當前在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過程中面臨的諸多困難與挑戰。如隨著農業商品化、農村基層政權建設、人口流動加劇、內部權力架構演變等因素的影響，農村原有的宗族關系逐步瓦解，傳統社區精神逐漸消解，村莊凝聚力日趨弱化[10-11]，由此帶來居民參與積極性不高、村社認同感不強等基層治理問題，陷入“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困境”。而突破這一困境的關鍵在于重塑村社共同體精神。[12]還有學者認為，當前農民價值認知偏差引發的認同困境、利益博弈激烈引致的融合困境，以及參與能力不足帶來的行動困境，均是構建鄉村治理共同體過程中無法規避的現實挑戰。[13]

三是關于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路徑研究。針對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建設困境，學者們提出了不同的對策方法。黃建洪等學者認為，合理劃分不同治理主體的治理責任是建設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核心方法。在具體操作層面上，需要“自上而下”進行規則化、程序化的制度設計。[14]張賢明等學者則認為，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應沿著加強基層黨建、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功能與發動群眾廣泛參與這個路徑展開。要充分發揮基層黨建資源協調作用，通過黨組織的整合力將分散的資源整合為共同力量，并且轉化為治理效能。[15]徐頑強從“治理權力生態改善、合作治理結構優化、治理主體責任下沉、治理主體利益聚合”等方面分析了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的有利條件，并提出通過界定參與的渠道和方式、規范公共價值倫理導向、構筑數字治理技術支撐等方式來推進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16]

綜上分析，學界對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內涵、建設困境和建設路徑已有較豐富的研究，但仍有可拓展之處。首先，當前已有研究更多是從宏觀層面進行抽象分析，關注社會治理共同體的理論創新，在微觀層面對基層社會治理共同體的關照不足，而且對社會治理共同體如何從理念到實踐應用的探討較為欠缺。其次，現有研究雖有關注到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具體實踐，但整體研究較為碎片化，且多數側重從應然層面探討基層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實現目標與理想狀態，較少探討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內在機制。因此，需要在把握鄉村治理的實質基礎上，進一步討論鄉村治理共同體的建構路徑。鄉村治理的本質是參與，旨在突出村民的主體地位，強調群眾參與的廣泛性[17]。在大量國家資源下鄉的發展背景下，建立與此相適應的民主治理機制，充分調動村民主動性使其真正參與到基層治理事務當中，是破解當前基層治理困境的核心與關鍵。[18]

綜上所述，本文以廣東順德L鎮S村為研究案例，重點圍繞“如何通過構建鄉村治理共同體提升基層治理效能”這一主題進行深入探討。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運用的數據資料均為筆者與課題組成員在廣東順德L鎮S村駐村調研時獲得。調研時間為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調研方法以訪談和查閱資料為主。運用半結構式訪談法對S村所在的鄉鎮干部、村委會干部、經濟合作社工作人員、村民代表、普通村民、外來務工人員等不同群體展開深度訪談獲得一手訪談資料，并以“時間+人名縮寫”對訪談記錄進行編碼；同時，課題組通過查閱S村的村志、檔案資料、政策文件以及鄉鎮部門提供的文本資料等方式獲得二手資料。文章通過討論分析S村以何種實踐機制構建鄉村治理共同體，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共同體建設對提升鄉村治理效能的實踐意義，為進一步理解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內在本質、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提供有益思考。

二、鄉村治理共同體的建設現狀

（一）研究對象概況

廣東順德L鎮S村地處珠三角核心區域，屬于早發工業型地區。從20世紀80年代起，S村便開啟了工業化發展之路。目前村內有五金廠、家具廠、針織廠170多家。S村轄區面積有3367畝，戶籍人口有3122人，合計718戶，流動人口為7458人。S村主要分為東村、北坊和南坊三個片區，共設有10個村民小組。在村集體經濟收入方面，S村的村集體經濟較為發達。依靠出租自有物業和廠房，每年能有約2000萬元村集體收入，主要用于村莊公共基礎設施建設與村民分紅。在就業產業結構方面，S村主要以本地家具產業為主。同時，本地村民大多都仍在本地居住，主要以開設廠房、店鋪經營、企業管理、工廠務工、任職村委等形式就業生活，呈現“就地城市化”的生產生活樣態。在村民收入來源方面，主要以經營收入、務工收入、房屋出租、集體分紅等途徑為主。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與本地經濟的快速發展，S村村民之間出現了較為明顯的經濟分化。在基層治理事務方面，S村需要同時處理自上而下的行政事務和涉及村集體日常管理的內生事務，還需妥善應對大量外來流動人口流入帶來的綜合治理壓力，村級社會治理事務整體呈現出復雜化、多樣化的特征。綜上可見，農村內部經濟分化與基層治理事務的復雜化、多樣化，共同構成S村基層治理的現實場景。

（二）S村鄉村治理共同體建設面臨的挑戰

1. 經濟分化

隨著本地工業經濟不斷發展，由于村民市場機遇的把握能力與自身資源稟賦的差異，S村村民之間出現明顯的經濟分化。課題組調研結果顯示，S村村民的家庭經濟收入來源主要有三個：一是資產投資，二是經營所得，三是勞動所得。以村民家庭年經濟收入為劃分標準，可以分為上層、中上層、中層和底層四個層級（表1）。從調研結果來看，S村整體呈現出“兩頭尖，中間大”的經濟層級特征。

村民的經濟分化主要體現在村民經營收入和物業數量等家庭經濟收入來源的差異上。在S村家具產業發展初期，家庭經濟實力較強的個體通過大力發展家具產業，將所獲產業利潤繼續投資購買土地、修建廠房的方式實現資本積累，逐步成為村內上層高收入群體。目前S村村民的經濟分化主要由經營能力與市場機遇等因素造成。隨著當地家具產業進入快速發展期，村內上層與其余層級的家庭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并且在短時間內難以消弭。處于不同經濟層級的村民在消費能力、社會關系、政治參與意愿、社會觀念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異。其中，上層高收入群體因自身擁有較強的經濟基礎與利益關系網絡，他們與村級經濟發展嵌入程度較深，若相關政策規劃可能會影響其經濟利益，他們就會較為積極參與到村莊治理事務當中。在村一級的權力格局中，上層高收入群體有可能會借助其社會關系和經濟資源謀求更多的村級利益，導致在村級社會治理中隱含著較為尖銳的利益沖突。因此，對于村級治理而言，如何整合村內不同經濟層級群體的社會利益，實現群體間的良性互動，成為推動基層有效治理的一個巨大挑戰。

2.現有基層治理力量不足

作為一個工業發達型村莊，S村在開展基層治理過程中除了需要應對因內部經濟分化所帶來的隱含挑戰外，還要面臨農村治理事務復雜化、多樣化帶來的基層治理壓力。其中，基層治理事務復雜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標準化行政治理的不足。L鎮工業化整體起步較早，隨著城市化和產業轉型升級建設步伐的加快，到L鎮經商、就業和暫住的外來人口不斷增多。根據筆者調研期間在L鎮綜治辦獲得的相關數據，截至2019年初，L鎮流動人口有22.3萬人，占全鎮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二。隨著L鎮流動人口的增加，S村的流動人口也大量增加，在村總人口中，流動人口比重在70%以上。大量外來人口的流入，在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給地方政府和地方基層組織帶來較大的社會治理壓力。首先，S村需要解決外來流動人口公共服務需求問題。如人口信息的采集、社情民意的收集、積分制服務、基礎設施的建設與維護、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都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和財力。人口的集聚，必然會帶來公共服務需求的增加，如何滿足不斷流入的外來人口的公共服務需求成為S村基層治理中的一個重要任務。其次，人口高速流動和大規模流入對S村的社會安全管理和服務提出更高要求。建立在屬地管理模式基礎上的基層治理，其特征是主要面向屬地居民提供標準化公共產品，當面對比戶籍人口多一倍的流動人口時，標準配置必然捉襟見肘，管理和服務很難有效覆蓋流動人口。例如，由于多數外來流動人口租住在出租屋中，這涉及出租屋用電安全、燃氣使用以及消防安全等安全環境治理事務，S村需要投入較大的人力物力，強化轄區內的宣傳、日常巡邏等工作。綜上可見，不斷增多的外來流動人口給S村帶來了直接的、持續性的綜合治理壓力。

第二，市場體制下互嵌機制的不足?？焖俟I化、市場化、就地城市化的發展深刻地改變著S村的經濟空間和社會治理格局。但在經濟利益調整后，市場體制下的“能人領銜”“村企共贏”往往還只停留在經濟合作層面，未能形成嵌入式共生發展的關系。人口集中、產業集聚使得各種利益糾結為一體，村集體、村民、企業和外來勞動人口尚未完整建立反哺互動機制、和諧公平機制，共治共識的不足阻礙了S村整合在地的市場主體力量。以村級工業園的升級為例，由于在市場化、工業化發展早期缺少統一的產業規劃，曾為當地社會發展、經濟繁榮、就業改善立下赫赫戰功的S村村級工業園，因發展乏力、結構不佳、安全隱患突出等諸多原因而疲態盡顯，變成落后的產能、安全隱患和環境污染企業高度集中的村級工業園。這些村級工業園不僅占據大量的產業空間資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礙S村的產業升級發展。為此，L鎮開展村級工業園升級改造工作，主要措施包括拆除舊的工業園，關?；蛘漠a能落后且安全隱患較大的風險企業等，以此整合土地資源引進先進制造業，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從長遠來看，村級工業園的升級改造有利于推動地方經濟發展，但在升級改造過程中由于涉及企業、村集體、村民、地方政府等諸多主體的利益，在改造過程中難免遇到不少困難與挑戰。例如，工業園內的中小工廠或者企業搬遷后，外來務工的流動人口也隨之減少，進一步影響本地村民自有房屋的出租收入；而對于村集體來說，工業廠房出租的租金是村集體收入的重要來源，中小企業的搬遷會直接導致村集體收入減少。一般來說，村級工業園在經過升級改造后，地塊租金都會有所提高，但對于有入駐意向的企業或工廠而言，地塊租金的提高意味著生產成本增加。在基層治理中，如何有序對接推進，有效構建不同利益群體的社會協調機制，不斷推動形成富有包容性的共同價值觀，這對基層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基層社會的治理體系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般來說，工業發達型村莊不僅需要完成常規化的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務以及村莊內生秩序維持任務，同時還面臨著比普通農業型村莊更為復雜以及多樣化的治理任務。在這種結構性壓力下，村莊迫切需要創新社會治理體系，強化共治認同，回應民眾的需求與關切。

三、構建鄉村治理共同體的實踐機制

從課題組的調研結果來看，在面對鄉村內部經濟分化、現有基層治理力量不足帶來的治理挑戰時，S村在堅持黨建引領、規范村社權責的基礎上，主要通過建立利益聯結機制、公共規則生產機制、多元主體吸納機制和情感整合機制，構建具有共同體價值和意識、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鄉村治理共同體，以實現基層有效治理目標（圖1）。

（一）以集體經濟為基礎的利益聯結機制

構建鄉村治理共同體，目標是推動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公共事務治理；而推動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公共事務治理，需要有一定公共資源作為條件支撐。正如馬克思指出，一個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各個方面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19]S村通過走本地工業化發展道路，村集體積累了一定的經濟收益，成為構建鄉村治理共同體的經濟基礎。在這一基礎之上，通過實施福利分配制度和加強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兩種方式，共同強化村民、外來流動人口與村莊的利益關聯，推動鄉村治理共同體建設。

1. 基于村集體經濟收益執行的福利分配制度，加強了村民和村集體的利益關聯，提高了村民對村集體事務的參與度。S村自1993年成立股份合作社以來，通過出租村集體物業、承包魚塘耕地等各項經營生產活動獲得經濟收益。按照約定，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可享受股權分紅，其中，年齡在16周歲（含16周歲）以上的村民占兩股，16周歲以下的村民占一股。2001年，S村開始實施“生不增，死不減”的股權量化政策，實現“家家有股份”的目標，除了小部分村民因工作或學習將戶口遷出而無法分得股份外（大約有300人），其余村民均可享受每年固定股份分紅。到了2018年每股分紅達到3700元，且股份分紅每年呈遞增趨勢。同時，村集體經濟組織利用集體經濟收益為S村年滿60歲以上的老年人購買養老社會保險以及每年發放300元左右的長者津貼，在春節、中秋節等重要節假日還會額外發放慰問金。村集體經濟組織通過執行股權分配的收益方案使集體經濟收益惠及全體村民，村集體經濟收入的高低直接影響村民的分紅收入和福利情況，因此，涉及村集體經濟收益分配方案、公共設施建設等方面的公共事務村民會主動關心并積極參與。村民和村集體之間形成了具有利益一致性的共同體，特別是通過集體經濟利益分配進一步加深了村民對村集體的認同感、歸屬感，為村民積極參與村集體公共事務治理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 依托穩定的村集體經濟收益加強村莊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和提升村莊公共服務水平，進一步回應和滿足村民和外來流動人口的需求，不斷增強在地群眾的集體認同感、歸屬感。根據課題組調研結果，2014—2017年，S村累計投入1000多萬元用于S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如修建入村道路、休閑公園，增加村內路燈照明，下水道防臭改造、村內河涌污染整治，改造村內公共停車場等，這一系列舉措極大地提升了在地群眾生活的便利性和舒適性。此外，針對外來流動人口家庭隨遷子女就地入學問題，2019年S村通過增容、擴班等方式增加了135個基礎學位。同時，在村集體經濟的支持下，S村面向村內全體群眾開設各類價格親民的培訓班（如武術班、醒獅班、書法軟筆班、練字硬筆班、繪畫技法班、足球培訓班等），通過不斷改善在地群眾公共生活環境和提升公共服務供給水平，不斷增強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

（二）以村規民約為依托的公共規則生產機制

村規民約是由村集體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結合村莊實際需要，共同商議制定的行為規范。一般來說，村規民約體現了本村村民的意志和利益，是村民共同利益的表達機制[20]。大量外來務工人員、租客等人口流入村莊，并隨著居留時間的延長與當地村民融合發展成為“新村民”。但這些常住的外來流動人口在村規民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一直處于灰色狀態，導致出現“治理的真空”[21]。事實上，作為村民自治重要規范形式的村規民約，其實質是服務于“自治”的契約精神，在社會發展和現實管理需求發生變化的背景下，這一契約的訂立范圍和訂立主體勢必要隨之做出調整。有調查發現在一些已經完成修訂的村規民約中，均規定村規民約對本村村民和常住外來流動人口均適用，這也意味著將外來人口納入管理[22]。為解決外來流動人口無法參與制定村規民約的“治理的真空”問題，S村通過廣泛動員村民和外來流動人口共同制定和遵守村規民約，對村內所有群眾形成約束機制，進一步整合和凝聚多元主體的發展動力。這一舉措的意義在于，以村規民約為依托，整合和凝聚多元主體的目標共識，推動構建鄉村治理共同體。

一是共同制定合意性規則（村規民約）來引導、規范村民行為。村規民約的制定、修改等過程，以及村規民約的主要內容，均體現了村民自治的合意性。其中，村規民約的制定、修改，均由村級組織牽頭，通過召開村民會議，廣泛邀請村民和外來流動人口共同參與，暢通在地群眾表達意見的渠道。從這個角度來看，村規民約的制定、修改過程也是多元主體協作共治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村民和外來流動人口圍繞相關事務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建議，最終討論形成村內所有群眾共同遵守的行為規范，推動農村社會的高度整合[23]。從村規民約涉及的內容來看，主要包括文教衛生環境保護、社會福利、集體公共設施管理、糾紛調解等與群眾生活和利益息息相關的內容，這些內容經過會議多番討論并最終在村規民約中予以確認?？梢?，村規民約是群眾集體意志的一種體現。例如關于村民社會福利發放有這樣一條規定：“為對本村戶籍60周歲（含60周歲）以上長者關懷和體現她（他）們多年來對本村發展付出的貢獻，在2017年11月8日前屬于S村戶籍村民且年滿60周歲（含60周歲）以上的長者，村委會可向每人每月發放長者津貼；在2017年11月8日后遷入本村戶籍、隨親屬遷入戶籍或積分遷入戶籍的，不享受長者津貼福利?！本C上可見，S村的村規民約反映了大多數村群眾對集體利益的訴求，在村民與外來流動人口共同參與討論制定、修改村規民約的過程中，一定程度上能夠潛移默化地指引村內所有群眾共同遵守村規民約。

二是完善村規民約的激勵懲戒機制，將村規民約的執行與股份分紅、公職崗位任職資格等掛鉤，推動解決垃圾分類、車輛停放等治理難題。例如在村規民約中規定：“禁止將垃圾及污染物丟入魚塘、河涌，違者要負責清理該魚塘、河涌的垃圾，并賠償損失100至500元不等”“因各種違法犯罪，被人民法院判處徒刑的和吸毒人員，停發其在服刑及戒毒期間的股份分紅”“違章亂停亂放的車輛將會被鎖車處理，并按規定交納道路設施維護費每次每輛50元，同時責令其立即開走。因亂停亂放而造成交通事故的，車主負全部責任?！边@些規定通過發揮村規民約的教育、指引作用，進而規范村內所有群眾的行為。課題組在訪談時發現，大部分村民會有不想因為違反村規民約的規定而導致自身福利分紅受損的想法，同時，部分村民擔心在S村這樣一個熟人社會中，若違反村規民約的規定會受到輿論非議。這是因為村規民約產生于全體村莊內部人員的統一意志，在“國家法”邊界較模糊或不觸及的自治空間內自我組織、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監督，以構建鄉村秩序和共同行為規范；而從其本源和實踐上看，村規民約在相當程度上維護并貫徹國家意志和主流倫理文化，是“國家法”的有效補充，體現千年來中國基層治理中“官治”與“民治”有機結合的特性。[24]由此可見，村規民約的激勵懲戒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約束和規范在地群眾的行為，進一步增強群眾的規則意識與集體觀念，有利于維持村莊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提高農村社會整合度[25]。

（三）以內生性資源為基礎的多元主體吸納機制

構建鄉村治理共同體就是要在“共同體”合作治理網絡中將公眾最大化參與、社群組織治理效用最大化發揮和基層政府實現有效治理三大社會治理目標有機聯結并統一實現[26]。在實踐過程中，S村十分重視挖掘與調動村的內生資源，并將其作為推動鄉村治理共同體建設的重要手段。

一是以關鍵群體帶動、整合社會內部力量，將社會資源轉化為治理資源。村民小組長、經濟精英、老黨員、村民代表（股民代表）以及參與村集體事務管理的積極分子，他們都是基層社會治理的關鍵群體。以經濟精英為例，一般來說，經濟精英（高收入群體）在農村社會屬于較有威望的群體。S村通過充分整合和吸納經濟精英，使他們能夠有條件地參與到鄉村治理當中。

S村黨委書記CJR說：“每年年末的時候，村‘兩委組織村干部述職評議會，這個評議會我們也會邀請這些經濟精英來參與評分，聽聽他們的聲音和意見?！保?0191203，CJR）

從上述的談話內容可以發現，經濟精英在S村中有較大的影響力，是支持鄉村基層治理的重要主體。此外，S村還關注村民小組長，對村集體認同感較強、村民認同度較高的村民代表，本地融合程度較高的外來流動人口，以及參與村集體事務管理的積極分子等關鍵群體，他們有的是積極配合村“兩委”入戶調查工作的老年人，有的是積極參與村內公共文化活動的青年人。這些關鍵群體在農村社會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力，可以帶動其他群體參與到鄉村治理工作當中，進而將內生性的社會資源轉化為治理資源。

二是搭建協商議事平臺，為多元主體參與村集體事務提供重要渠道。為更好推動多元主體參與基層治理以及提升基層治理效能，S村逐步搭建起三類協商議事平臺：

1. 議事協商會，面向村集體重大事項進行商議和決策，主要承擔政務、村務、財務議事監督職責；

2. 鄉村振興促進會，從做好鄉村振興工作出發，為S村經濟發展項目提供專業化的建議；

3. 在村內創建的民間組織平臺，主要圍繞村莊公共生活、文化等事項，商議舉辦各類公共活動。

上述三個協商議事平臺互為補充，為農村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凝聚農村社會內部發展力量。三大平臺的參與主體主要有關心村集體事務的積極分子、熱心為村莊做貢獻的企業代表、積極活躍的村民小組成員和外來流動人口、社會組織相關負責人以及駐村單位代表等。協商議事主體的廣泛性，有助于暢通群眾利益訴求表達渠道和提升村民公共事務的治理能力。這些參與主體，同時作為基層社會治理的關鍵群體，他們活躍在農村基層事務的各個治理領域，與廣大村民具有廣泛的利益一致性，是聯結村集體與各治理利益相關方之間的橋梁和紐帶。這一系列協商議事平臺的搭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傳統村莊的封閉性，特別是對于外來流動人口來說，通過參與村集體事務的協商決策，進一步增加他們與本地村民、企業代表、基層政府之間的互動交流，有利于推動外來流動人口與當地社會的融合。

（四）以農村公共活動為載體的情感整合機制

鄉村治理共同體成員對其生產生活的農村所產生的認同感、安全感、歸屬感，是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形成并賴以存續的內在聯結紐帶；這一系列情感共同整合成為構建鄉村治理共同體的價值基礎?[27]。得益于數量較多、活躍度較高的民間組織和濃厚的公益慈善氛圍，S村有多種豐富多樣且面向村內所有群眾的文化活動⑤，群眾的參與意愿較高。這些文化活動構成農村公共生活的文化圖景，成為形成農村價值觀念、促進村民情感整合的重要途徑[28]，為構建鄉村治理共同體奠定了價值基礎。

一是以豐富的公共活動促進在地群眾的人際交往互動，增進彼此間的凝聚力和對村集體的認同感、歸屬感。隨著本地工業化的發展進程加快，大部分村民開始專注于工作生產，村民間的交往互動有所減少、村民與外來流動人口停留在工具性交往層面、家庭經濟收入分層等現象開始增多，村民對村集體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有所下降；而以村集體公共活動為紐帶恰好可以給村民和外來流動人口帶來與獲得經濟收益不同的滿足感和價值感。農村公共活動是生活在農村的各個群體共同參與和平等擁有的活動，不僅是在地群眾維持日常生活之必需，其本身也是一套完整的符號系統。它們闡釋了村莊生活的內容和意義，是建構村莊公共生活的根本載體。[29]如S村舉辦的賽龍舟、修繕宗祠、修橋修路、觀音誕等集體公共活動，為村民與外來流動人口提供了交往機會和交往選擇，人際交往頻率的增加有利于消除村民之間的隔膜感和距離感，增進彼此之間的了解與信任，進而提升在地群眾的凝聚力和對村集體的認同感。

生活在S村XH片的葉伯伯介紹說：“我們這個片葉姓的人數有500多人。大概在2003年，隨著經濟的發展村民逐漸外出，大家都在忙著自己的事情，相互間的互動變少了。為了讓大家重新建立聯系，于是我們片區在2003年成立葉氏聯誼總會。每年大家聚在一起搞聚餐，搞活動。一般我們的聚餐活動會在體育館舉辦，最多的時候有80多桌。至今已經持續了15個年頭了。同年開始發動大家修繕族譜，發動每家每戶將自己能追溯的祖先都記下來，同時通過查閱以往的資料，完善族譜。葉氏聯誼總會目前有20多萬元的結余，錢歸會長掌管，主要用于每年聚餐活動，而不能用在其他地方?！保?0191205，YJM）

二是農村公共活動成為整合農村不同社會群體、彌合代際集體情感分化的重要方式。農村公共活動具有低門檻、廣泛參與等特征，不同群體均可參與。村民與外來流動人口在深度參與公共活動的過程中進一步加強交往互動，不僅有利于提高外來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感，還有利于培育鄉村共同意識。從這一角度來看，公共活動成為農村不同群體的整合機制。有研究發現，在農村老年人與年輕人的代際關系中，兩代人共同認同的集體觀念和情感聯系是提升群體凝聚力的關鍵[30]。課題組在調研時發現，S村通過組織公共活動，打造公共活動空間，向老年人和年輕人提供更多交往互動機會⑥。相比年輕人，老年人在農村生活時間較長、與農村的聯結較深，對村集體的認同感普遍強于年輕一代。一些老年人會在文化活動中教導年輕人要熟知農村傳統習俗；還會提醒年輕人在村里擺宴席時不能忘記在外工作生活的老鄉，要盡可能地通知他們回來參加村集體活動。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以及其他與年輕人的交往互動中言傳身教，極大地影響年輕人對農村的集體認知，潛移默化地塑造了年輕人的鄉村文化價值觀。一些年輕人在老年人的熏陶下，不斷提升對村集體的情感認同。綜上可見，S村通過開展各類公共活動強化在地群眾之間的互動與情感聯系，不斷提升在地群眾對村集體的認同感、歸屬感，進一步促進本地村民和外來流動人口有效融合，進而將外來流動人口這一龐大且重要的群體吸納進鄉村治理體系中，推動形成具有價值共識與情感認同的鄉村治理共同體。

四、結論與討論

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要求包括鄉村治理在內的基層治理要實現正規化、制度化和標準化。構建鄉村治理共同體，是實現基層社會有效治理的重要手段。本文以廣東順德L鎮S村作為研究案例，探討在堅持黨建引領、規范村社權責的基礎上，鄉村治理共同體建設的實踐機制，并從“利益—規則—結構—價值”四個維度剖析建設鄉村治理共同體的主要要素。研究發現，在農村經濟分化、基層治理事務復雜化、多樣化的現實背景下，必須健全黨領導下的基層治理，進一步推動基層政府、村集體組織、普通村民、外來企業家、外來流動人口等不同主體協作共治，并在共治的過程中發揮不同主體的功能優勢，形成具有價值共識與情感認同的鄉村治理共同體。

從建設鄉村治理共同體的實踐機制來看，首先，村集體經濟構成了鄉村治理共同體的經濟基礎。通過“能人領銜”“村企共贏”“農工互動”，提高對村集體經濟收益和公共資源的利用和分配，探索完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章程和優化經濟社選舉辦法，建立當然代表制度，讓具備股東身份的群團組織代表等經村黨組織同意可以直接成為股東代表，從村民的參與權和受益權兩個層面進一步激發在地所有群眾和組織參與農村公共事務治理的動力。其次，公共規則的生產機制成為構建鄉村治理共同體的外在聯結紐帶。制定農村公共規則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對村莊內所有群眾的行為形成約束和規范，有助于增強規則意識與集體觀念，從而整合多元主體的目標共識。此外，在多元主體參與的治理網絡優化中，通過吸納關鍵群體以及打造協商議事平臺，為多方力量參與農村公共事務治理營造良好的氛圍與自治空間。最后，以公共活動為載體的情感整合機制構成建設鄉村治理共同體的價值基礎。農村公共活動為不同社會群體、不同代際村民交往互動提供了重要的方式和空間場所，不僅有利于促進在地群眾對村集體的認同感與歸屬感，還有利于促進本地村民和外來流動人口有效融合，進而將外來流動人口這一龐大且重要的群體吸納進鄉村治理體系中。

從鄉村治理共同體的建構功能來看，一方面，建設鄉村治理共同體有利于發揮不同主體的治理優勢，推動基層政府、村級組織、社會組織與村民等不同治理主體協作共治；另一方面，構建鄉村治理共同體有利于推動共同體成員在基層治理層面形成相互信任、緊密依賴的價值共同體。當前，在基層社會治理中出現的諸多問題與挑戰，單純依賴政府行政力量、市場力量干預或依靠農村自身力量實施鄉村治理，都難以與當前復雜的社會治理需求相匹配。因此，要達成鄉村有效治理，必然要超越行政、市場和農村自治的三分路徑——也就是構建鄉村治理共同體。相比起法律法規而言，以村規民約為基礎，以全域創建“熟人社區”為抓手，村莊內群眾間的情感維系成為基層治理中的一種“柔性治理”手段，從這個角度來看，建設鄉村治理共同體有助于化解農村糾紛與矛盾，提升村民對村集體的認同感與歸屬感。

基于上述研究發現，我們得到如下啟示：

第一，鄉村治理共同體的建設效果表明，基層社會治理應重視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與自下而上的社會力量的雙向互動與融合。對于鄉村治理來說，需要充分激活農村的內生力量、調動村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積極性。誠然，在這一過程中必須堅持黨建引領，需要有基層政府和基層組織的統籌與引領。在基層政府的指導下，更能整合社會不同主體力量，發揮不同治理主體的功能與優勢，實現基層有效治理。

第二，鄉村治理共同體的實踐機制說明，基層社會治理需要重視鄉村文化的治理作用。落實到具體的鄉村場域，社會治理共同體是內生型生活共同體，農村內部的互助意識、規則意識、責任意識以及外來定居就業的民眾對村集體的認同感、歸屬感，這一系列情感價值對在地群眾的行為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通過制定村規民約、打造公共活動空間、組織開展公共活動等方式，重塑鄉村內部的行為規則以及培育代表在地集體文化的價值觀念，提升鄉村共同體意識，逐步改善歸屬感弱化、鄉村社會內在凝聚力不足等基層治理難題。

第三，鄉村治理共同體的實踐過程證明，在流動社會中，基層治理需要將包容性環境建設納入制度性建設之中，以體制機制創新來實現擴容增效。在流動中國治理和活力中國建設這一背景下，基層的經濟發展、社會有序運行與流動人口這一龐大群體的發展緊密相關。構建公平、開放、包容的社會環境，為流動人口融入在地發展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務、創造參與機會和平臺，以正規化、制度化和標準化的融合機制建設將這一龐大且重要的群體穩定有序地吸納進基層社會治理共同體中，才能為流動中國的繁榮昌盛夯基壘臺、立柱架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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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馮雪芳：《情感關系、聯系關系和親代給予對老年人代際支持獲得的影響研究》[D]，碩士學位論文，蘭州大學社會學專業，2020年。

注釋：

①新華社：《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二〇一九年新年賀詞》[J]，《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2019年第2期，第6-7頁。

②《習近平在云南考察工作時強調：堅決打好扶貧開發攻堅戰》[DB/OL]， 2015年1月21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5-01/21/content_2807769.htm？eqid=cb6b3d47001bd59c00000006647c7472，訪問日期：2024年3月2日。

③《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EB/OL]，2019年10月31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9-10/31/content_5447245.htm？eqid=fb737f200000692b000000046458a7ee，訪問日期：2024年3月2日。

④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4頁。

⑤S村內文化活動豐富、形式多樣，這主要歸功于兩個方面：一是在村內創建的組織數量多，現有較為活躍的自建組織20個，既有弘揚傳統文化主題的書法班、國學班、醒獅武術班、象棋隊，也有民俗節慶主題的龍舟協會、龍船會，還有運動健身主題的足球隊、籃球隊。二是村內公益慈善氛圍濃厚，活動經費來源廣泛。目前，S村依法成立的農村基金會有兩個。許多創業成功的鄉賢回饋家鄉的意愿和動力較強，在村內形成了良好的示范帶頭作用。從活動效果來看，村內群眾參與公共活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都較高。因此S村的公共活動一般都開展得比較順利。

⑥課題組在調研時時常會看到老年人與年輕人聚在一起喝茶聊天，或者共同參與鄉村活動。村里的老年人經常會和年輕人說，“我們老了，你們這一代要把兩個村的和諧氛圍傳下去?！?/p>

作者簡介：劉麗娟，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

【基金項目】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 2023 年度學科共建項目“新時代城市基層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建構邏輯與優化策略研究”（GD23XSH21）、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鄉村振興背景下基層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運作邏輯與實現路徑研究”（HIT.HSS.202316）成果。

責任編輯：劉????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