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部”還是“小說”：劉永濟《小說概論講義》觀念重勘

提起新中國首批一級教授、武漢大學“五老”之首的劉永濟，人們比較熟悉的是他詩詞和文學史方面的論著。其實，劉永濟早年對小說也有研究，且成績不凡。

劉永濟（1887—1966），字弘度，別號誦帚。湖南新寧人。早年就讀于復旦公學、清華留美預備學校等。后任教于長沙明德學校、東北大學、武漢大學等。曾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湖北省文聯副主席等。著有《文學論》《十四朝文學要略》《屈賦通箋》《文心雕龍校釋》《誦帚詞集·云巢詩存》等。

劉永濟曾兼任商務函授學社教員，《小說概論講義》（下文簡稱“《講義》”）或因工作需要而撰。目前學界一般認為，劉永濟先撰《說部流別》，后擴充為《講義》。實際上，二者文字只有細微差異，且后者問世早于前者。商務函授學社國文科1925年4月開班，《講義》系中級教材，應在此前完稿并出版。不久，即更名為“說部流別”，刊于《學衡》1925年第40期“述學”欄目（封面和版權頁標“民國十四年四月”，實際出版時間要晚，詳下）。1927年1月，劉永濟赴東北大學文學院任教，故又刊于《東北大學季刊》第2期（1927年11月）“雜俎”欄目，署“劉弘度”，亦題“說部流別”，略有刪節。

此文在《學衡》發表，曾引起一場不小的學林風波。劉永濟與吳宓、梅光迪、吳芳吉等為清華時同學，諸人文化主張、學術觀念等相近，可謂志同道合的至交。吳宓辦《學衡》，將其視為他們共有的學術平臺，所以索稿時一點也不客氣。僅1923—1925年，吳宓便多次向劉永濟等人索稿。1925年3月17日，吳宓向同在長沙明德學校任教的好友劉永濟、吳芳吉、劉樸寄了張三人同閱的明信片，索稿甚至索到了以死相逼的地步，函云：“《學衡》續辦，稿件缺乏。二月未發稿，已間斷兩期，心急如焚。望公等速速撰著……望宏度兄速撰長篇寄下，勿但寄‘詞錄而止……宓欲自殺，變血肉為文章，而不能……《湘君》已停，《學衡》正辦，碧柳一月間允為《學衡》作文，近來函，則曰‘無暇為《學衡》作文，何嚴分界限如此，使我心痛?？傊?，勿認《學衡》為宓一人之事，《學衡》停版，宓即投身窗外水池中耳。望速寄文章來，馀另詳。托鈔曾重伯、王先謙等件，何亦竟無成功，望三公日日在意，當思《學衡》每月需67，000 之稿。至于宓之生死苦樂，可以不問，宓生不能感動朋友，維持一小小雜志，何顏茍活哉！”?此時吳宓已到清華籌辦國學研究院，他既為頭緒紛繁的辦院之事苦惱，又為《學衡》因缺稿不能按時編發而焦心?！秴清等沼洝份d，吳宓4月1日，“編發《學衡》39 期稿”；4月8、9 日，“作《評〈玉君〉》”；4 月24 日，“連日征稿未得，殊憂急”；4 月29 日，“是日發出《學衡》40 期稿”；5 月19 日，“又編《學衡》稿”；5月20日，“是日發出《學衡》41 期稿（39 期猶不出版，則宓到清華后之繼續努力，終無以自白。哀哉?。??！秾W衡》第39 期刊有吳宓《評振聲〈玉君〉》，此期封面和版權頁雖標“民國十四年三月”，然實際到5 月20 日還未出版。吳宓視為生命的雜志因缺稿等原因不能按時編發、出版，這令他萬分憂急、痛心！故《學衡》第40 期發表的劉永濟《說部流別》，應是吳宓情急之下，自作主張修改《講義》而成。標題修改后更加吻合文章內容，也更能彰顯《學衡》同人的治學理路。同期卷首所刊《學衡雜志簡章》（二）體裁及辦法（甲）云：“本雜志于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工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見吾國文化，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而后來學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軌?！?/p>

不過，對于吳宓的費心改編發表，劉永濟并不承情?！秴清等沼洝份d，1925 年10 月15 日“下午，接宏度書，慰藉之中，仍為責備之辭，且仍逼宓登廣告聲明《說部流別》為商務函授講義”。詳考《吳宓日記》前后記載，知劉永濟之所以不滿，蓋有三因：第一，刊發可能引發版權糾紛?！吨v義》既為商務函授講義，版權當屬商務，而《學衡》由中華書局出版?！秴清等沼洝?0 月15 日敘完劉永濟的責備后，緊接著又云：“而柳公亦來信，竟謂《中國文化史》決不登，命將已發稿追回，宓日來辛苦，一腔希望，結果如斯，柳公無信已極?！倍?0 月21日又記：“柳公函來，《文化史》仍不允登載，欲商務出版云?！笨梢?，柳詒徵不同意《學衡》刊登《中國文化史》，是為了避免版權糾紛。劉永濟兼任商務函授學社教員，應該也有這個顧忌。第二，同年4 月，吳宓薦劉永濟到清華任教，未獲校方批準?！秴清等沼洝份d，4 月24 日，“又見張仲述，薦教員（一）劉永濟” ；4 月28 日，“上午，見P.C. 謂校中不聘劉永濟”。劉永濟可能借此使性子、發脾氣。吳宓一片好心沒有得到至交同道的理解，內心非常痛苦。其10 月15 日日記在記完劉、柳二人事后，寫道：“狗獻媚于主人（指特為柳登廣告等），主人乃一足踢中其要害。而疲馬方駕重車，上峻坡，御者乃痛鞭之，使倒斃。今宓之苦類是哉……夕，苦極，竟欲投荷花池，了此殘生，而脫苦惱。勉強自制?！钡谌?，《學衡》因缺稿匆忙刊發，弄出了不少訛錯。這對于治學一向嚴謹的劉永濟來說，自然不太舒服。上述三點原因，后兩點可能更大。因為后來此文在《東北大學季刊》發表時，依然沒有注明系商務講義（盡管此時函授學社正有聲有色地開辦著），只是避免或訂正了一些《學衡》版的訛誤。

《講義》名為“概論”，實為小說史。劉永濟著述慣用簡明扼要的“綱目體”，此著亦然：“綱”述己見，用典雅的文言駢語，“目”列史料，間或考辨。全書分“緒論”“兩漢六朝雜記小說”“唐代短篇小說”“宋元以來章回小說”四章，概述中國小說的源流、語境及特征等。此書撰著時，鹽谷溫著、郭希汾摘譯（紹愚）《中國小說史略》（中國書局1921年5 月初版）、魯迅著《中國小說史略》（北京大學新潮社1923 年12 月、1924 年6 月初版）等經典之作已經問世，中國小說史的輪廓初步成型。劉著的觀念、框架乃至對作家作品的篩選、評論等都頗受魯著影響，對鹽著也多有借鑒。比如，劉永濟對唐傳奇文體特征的論述即多借鑒二著，他把唐傳奇按體制分為“紀佚事”“寫義俠”“記艷異”“傳神異”四門的做法，更是明顯化自鹽著“別傳”“劍俠”“艷情”“神怪”的四分法。不過，在具體小說類型或作家作品的考證、評論上，劉著有時也展現了不同于魯、鹽二著的獨立見解或判斷。比如，魯、鹽二著雖對唐傳奇高度評價，但未高到視其為中國小說的巔峰，劉著卻將其看作足以“冠冕一時，弁髦百代”的中國小說的巔峰。再如，魯著對《儒林外史》評價頗高，劉著卻認為它“雜而無章”“碔砆亂玉”。因此，放在中國小說史研究的學術脈絡中審視的話，劉永濟《講義》既不像有些論者所說的“未為整體小說史研究增加任何新的史料，或者引入什么新的觀點”，也不像有些學者所說的“初步形成一家之言”，而是大體在魯著規模下抒寫了一些自己的心得。其用一萬余字的篇幅將數千年中國小說的流變梳理得如此井井有條、脈絡分明，功力之高深，尤令人欽嘆！吳宓對劉著頗為欣賞，二十年后還在重溫，認為“按此便可講授中國小說矣”。從介紹常識的微型教材角度看，劉著的確是珍品。

劉永濟《講義》的“小說觀”值得一辨。有學者認為，劉著“充分尊重不同小說流別的特點，并不采用單一的尺度來衡量其得失，比如，他對‘兩漢六朝雜記小說的解讀基本遵循了漢代班固、清代紀昀的子部小說理念”。也有學者指出，劉著“既隱含了著者尊重中國小說發展之本來面目的學術眼光，也滲透著以藝術標準衡量文學作品之價值的現代思維”?；祀s性是近代學術論著較為常見的特點，但對于劉永濟這樣治學頗重條貫、系統的名家高手而言，很難設想其論著沒有一以貫之的理念。細讀劉著會發現，它確有貫穿始終的統一的“小說觀”，這個觀念基本上屬于新派，但對傳統又有所繼承，體現了劉永濟融通古今中西的治學理路。上文之所以說劉著“大體在魯著規模下”，亦基于此點判斷。

在《講義》中，劉永濟雖然談到了子部、史部小說，但這只是其論述的背景，非主體。他明確說：“惟是廣見聞者，則疑侵史職，資考證者，又羼入雜家。雖為薦紳所樂稱，實非稗官之正統矣?！薄皬V見聞”“資考證”等是傳統“小說觀”的“正統”，但非劉氏“小說觀”的“主體”。劉氏“小說觀”雖未直接道出，然可通過其論述分析探知。

在劉永濟看來，小說非“史官之實錄”，想象、虛構是其天然屬性。在“緒論”中，他將小說的起源追溯到遠古神話傳說，強調的并非其歷史屬性，而是其“幻想旋生”“語多奇怪”及“恢奇”“譎誕”等特征。論述“兩漢六朝雜記小說”時，選取的作家作品大致不出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范圍，開頭雖提到了《郡齋讀書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中的傳統小說觀念及分類，但后面明確辨析道：“史部與說部，理本殊科；傳信與傳奇，事原兩致……是知撫掌之言，固無傷于詭越；解頤之語，又何責其不經哉？”論述“唐代短篇小說”時，重申：“至于引史官之記載，證說部之牴牾與援說部之異聞，入史官之實錄，其為謬誤亦正相同……文家發端引興，往往迷離其詞，不獨小說為然也?！闭撌觥八卧詠碚禄匦≌f”時，批評當時的索隱派研究者“好窮探幽賾，以比附虛無，殆類繅空作縷，方矜巧技，而認指為月，已失神機者乎”？凡此種種，皆表明，劉永濟《講義》確有一以貫之的“小說觀”，這個觀念并非以史部“實錄”為標準的“廣見聞”“資考證”等傳統“小說觀”，而是欣賞想象、虛構之翻空出奇的現代“小說觀”。

除欣賞想象、虛構之翻空出奇外，劉永濟還認為，小說應該講究表達和措辭，以真切的情感及曲折的情節感動人、吸引人，人物形象也要個性突出、栩栩如生。這些觀念，滲透在他對具體小說類型及作家作品的評析中。比如，他認為“兩漢六朝雜記小說”“詞條豐蔚，情事艷異，雖無益于經典，而有功于文章”，“或祖述舊聞，或網羅異跡……莫不領異標新，摛華掞藻，固已窮幽明之駭怪，極意象之荒唐矣”。評析唐傳奇云：“或敷布而似賦，或微婉而如比；或詭譎而善謔，或慷慨而可風?？芍^極文心之愉樂，恣筆陣之縱橫者矣?！闭J為“宋元以來章回小說”之“佳者，雕繪性情，鐫鎪物理，骎骎乎奪詞人之彩筆，合賦家之文心矣”。贊賞《世說新語》“敘述逸聞，語多名雋，繪影只言，傳神片楮”。褒揚唐傳奇“紀佚事者，拾史外之遺聞，敘一事之端委，鋪陳施設，事偉而文豐者也”。激賞“《紅樓》毗于陰，故文多繾綣；《水滸》麗于陽，故詞尚激昂。一則忠憤不平之鳴也，一則情天恨海之史也。至其包舉之大、組織之巧、體物之工、言情之妙，倘所謂并駕齊驅、異曲同工者歟”？這種側重語言表達、情感情節、人物形象的析論，顯然帶有“現代性”。

劉永濟還析論了小說的功能。他認為，從作者角度說，小說具有寄托情志、宣導郁積的功能；從讀者角度說，小說具有資笑謔、宣勞倦、發人深省、勸善懲惡的“諷諭之義”?！熬w論”中，他指出，“稗官小說，固亦同夫太師風謠”，“托體雖微，而稱旨則大”，亦是“載道之器”，“古今作者，每以此體為諷諫之鼓弦、糾彈之繩墨”。論述“唐代短篇小說”時，開篇即說：“小說非史也，而與風俗同其盛衰……生逢喪亂，則放情志于寰中；運際迍邅，則寄感慨于物外。執筆者于焉托其遙情，覽文者由之發其深省。此小道之所以可觀，而稗官之所以稱說也。然則言之無罪，聞之足戒，豈獨諷諭之篇？而宣郁導滯，體物緣情，何必詩賦之士？故覽說林之述作者，亦可以觀國運之隆污矣?！倍芭c詩律同稱一代之奇”的唐傳奇，“或以志奢淫而示儆戒，或以悼荒樂而寄凄惋，或以明天命而戒覬覦，或以見至情之終當耦合，或以彰險惡之必有后殃，或以傷榮枯之無常，或以悲生死之一瞬”。探討“宋元以來章回小說”時，他接過劉勰論諧讔的話頭，提出小說乃“滑稽”“優俳之流亞”的新說：“小說之為體，又有同夫滑稽者矣。后世之平話、淘真、章回小說，其斯義之所孳乳乎？顧其始創，原資笑謔，必辭諧于俗耳，而義洽夫庸情……考之郎瑛所述，則亦優俳之流亞，所以悅皇情而樂豫暇者耳?！闭且驗橹鲝埿≌f應具“寓教于樂”的功能，所以，劉永濟對《紅樓夢》《水滸傳》也有不滿，批評其“競為侈麗之詞，沒其諷諭之義，使覽之者勸百而諷一，則亦同夫賦家之失矣”。他對古代白話小說乃至古代小說整體評價不高，亦與此有關。其《文學論》云：

至于語體行文，雖盛于元世，實無代無之……白話小說，則起于宋代之平話……其后有韻者則為傳奇，無韻者則為章回小說。此二類初只一時文人游戲之作。然敘人間悲歡離合之情、恢詭譎怪之事，頗能動人，其佳者且有合于感化文學之意。但其體初起，不為時人所重，又佳者甚少，而淫穢粗鄙之作甚多，故古人不列于文學之內。即《石頭記》一書，大體甚佳，而書中亦有描寫幽歡太露之處，以比西方名家，終嫌瑜不掩瑕。故在今日認明文學之真義者，欲納說部入文學，以高其位置，自當望之后起之秀，不必強加尊號于陳死人也。

劉永濟雖然贊賞古代白話小說“敘人間悲歡離合之情，恢詭譎怪之事，頗能動人”等述情、敘事方面的長處，但又拿“寓教于樂”的功能標準批評其“淫穢粗鄙之作甚多”“描寫幽歡太露”“終嫌瑜不掩瑕”，甚至認為古代小說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這個判斷，與《講義》末尾“繼稗官之絕統，紀說部之新元，不足責彼前賢，要當俟諸來哲”的期待一致。整體而言，此種“寓教于樂”的小說功能觀，主要繼承并發揚了古代文論的比興寄托、宣導郁積，特別是子部小說的“寓勸戒”觀念。

總之，劉永濟《講義》確有一以貫之的“小說觀”，這個觀念大體上屬于新派，欣賞并重視想象虛構、語言表達、情感情節、人物形象等，但也在功能觀上對古代文論有所繼承發揚，體現了會通古今中西的致思理路。而劉永濟的此種“小說觀”，又基于其“文學觀”。

劉永濟《文學論》是中國學人較早撰寫的現代“文學概論”著作，1922 年4 月由湘鄂印刷公司初版。其“文學觀”，頗受西學影響，基本上屬于新派，但又繼承發揚了一些中國傳統的觀念。劉永濟把文學納入人類總的知識結構，在與哲學、倫理學的比較中為其定位：“文學為藝術之一，此中西學者所同認……藝術者，應人類精神上一種要求而成立者也。人類有求真之要求，于是有哲學；有求善之要求，于是有倫理；有求美之要求，于是有藝術……藝術以善感為根本……屬于情感……情感高尚則美?！痹谒磥?，“文學為藝術之一”，“執美為其中心”，“以善感為根本”，“屬于情感”，這顯然受西方現代“純文學”觀念影響。但同時，劉永濟也強調文學增進人類幸福的教化功能：“文學者，乃作者具先覺之才，慨然于人類之幸福有所供獻，而以精妙之法表現之，使人類自入于溫柔敦厚之域之事也?！闭J為“凡最美最可貴之文學，必具下列之四種工夫”：“道德與智慧”（即“善”與“真”）“情感”“表現之法”“精神”，這又主要繼承了我國文學“以善為本”的傳統。

《講義》晚于《文學論》兩三年成書。后者的文體分類表中，“感化之文”（即“狹義的文學”）“描寫”者下即列有小說#3。二書互相呼應，前者的“小說觀”，明顯植根于后者的“文學觀”并與其一致。

（《小說概論講義》收入陳斐《國文科名家講義》，即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作者： 陳斐，博士。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研究》雜志社副研究員。主要從事唐宋和近代詩詞研究。主持國務院參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館重點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點和青年項目等；出版《南宋唐詩選本與詩學考論》等專著；作為主編或執行主編，編纂整理“民國詩學論著叢刊”“名家談詩詞”“詩詞名家講”“名家擷芳”“國學句典”“國學通識讀本”等大型叢書。

編輯：張玲玲 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