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生代未成年人團伙犯罪之治理
——以西南G省為研究樣本

陳立毅 李金麗 郭瑞霞

（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檢察院，廣西南寧 530025）

一、導論

近年來，有學者研究發現團伙犯罪一直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表現形式。①姚兵：《未成年人犯罪團伙實證研究》，載《理論月刊》2015 年第7 期。未成年人團伙犯罪，國外稱之為少年幫派，指由3人以上固定成員組成、有組織名稱和活動規則從事偏差行為的未成年人團伙。②張鴻?。骸渡倌晁痉ㄍㄕ摗罚ǖ谌妫?，法律出版社2022 年版，第121 頁。有學者提出，“有犯罪傾向的團伙是未成年犯罪人的心理支柱，在進行社會所禁止的活動時，這種團伙起著一定的‘保護機制’的作用，它產生和形成這種活動，并決定其性質?！雹踇蘇]達爾戈娃著，趙可等譯：《未成年人犯罪的社會心理學問題》，群眾出版社，1985 年版，第65 頁。團伙的情感和社會支持，責任分化效應以及減少犯罪成本等因素是導致未成年人更易結成團伙犯罪的主要動因。也有學者認為，因為置身團伙之中的未成年人受到了團伙組織結構和氛圍的重要影響，未成年人一旦組成或者加入犯罪團伙 ，在實施犯罪上會表現出相當的瘋狂性和密集性。④姚兵：《未成年人犯罪團伙實證研究》，載《理論月刊》2015 年第7 期。新生代本來是地理學術語，本文引申為新時代。在不同的年代，新生代有不同的指向。隨著時光的飛逝，當下的“新生代人”也進化成了“00后”、“10后”的代稱。①學者李根穩曾在《中國新生代》一書中提出：“新生代人”就是以“改革開放”為時間節點，以“8090 后”為代表人物，以“鮮明人格與創造性思維”為時代特征的中國社會新生力量。參見：李根穩：《中國新生代》，中國財富出版社，2015 年版，第16 頁。因本文探討的是未成年人犯罪問題，故本文中的“新生代人”是指已滿12周歲未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新生代人是一個時代的鏡子，其思想和行為也是當今社會的縮影和旗幟。對該群體的若干犯罪行為進行研究，有利于關注中國社會新生力量的成長與發展。

二、既往研究回顧

近年來，國外和我國港澳臺地區對未成年人團伙犯罪研究時間長，成果豐碩。②參見姚兵：《中外未成年人團伙犯罪比較研究》，載《刑法論叢》2012 年第2 卷。在國外,相關學者提出了四個比較重要的理論：社會控制理論（social control theory）③參見林崇德、楊治良、黃希庭：《心理學大辭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1064 頁。、社會學習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④Iwata, B. A., & Worsdell, A. S. 2005. Implications of Functional Analysis Methodology for the Design of Intervention Programs. Exceptionality,13(1), 25-34.、標簽理論（Labeling Theory）⑤The Labeling Theory On Juveniles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 (2022, July 08). Edubirdie. Retrieved July 21, 2023, from https://edubirdie.com/examples/the-labeling-theory-on-juveniles-and-juvenile-delinquency/.、應變理論（Strain Theory）⑥Merton, R.K. (1938).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5), 672-682.。國內學者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點、趨勢和預防措施等方面，誘因研究較少。僅有的誘因探究中，主要聚焦在家庭、學校和社會等外部因素。如任嘯辰從未成年人的自身、家庭、學校和社會等方面尋找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⑦任嘯辰、呂厥中：《當前青少年犯罪的現狀、成因與消解》，載《中國青年研究》，2016 年第244(06)期，第103-108 頁。學者陳成文認為青少年違法犯罪的主要誘因是社會融入偏差，包括經濟整合的失敗、文化接納的混亂、行為適應的失范和身份認同的畸形。⑧陳成文、黃利平：《青少年違法犯罪問題的社會治理》，載《青年發展論壇》2019 年第3 期。學者陳虹偉認為對青少年違法犯罪原因的研究，應從深層次觀察，更多地著眼于社會轉型期的新情況、新世紀青少年的新特點、問題青少年的新類型。⑨陳虹偉、冀華鋒：“成長警示錄：不得不面對的未成年人犯罪”， 載《法制日報》2008 年1 月27 日第6 版。國內對于未成年人的團伙性犯罪研究并不多見，且大多數針對范圍較小的樣本來進行分析，在理論依據和普遍代表性意義上仍有進一步深化研究的空間和必要。本文在以往研究經驗的基礎上，⑩本文系在郭瑞霞、陳立毅：《90 后未成年人團伙犯罪特征、原因及預防矯正措施探析——以廣西南寧市興寧區為實證研究》基礎上開展后續研究的成果。選取2020年至2022年西南G省辦理的未成年人團伙犯罪案件，即由3名以上的未成年人糾合而成的松散型組織所實施的共同犯罪案件?郭瑞霞、陳立毅：《90 后未成年人團伙犯罪特征、原因及預防矯正措施探析---以廣西南寧市興寧區為實證研究》，載鄭皆連：《第五屆廣西青年學術年會論文集》（社會科學篇），廣西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445 頁。為研究樣本，分析新生代未成年人團伙犯罪現象呈現的新特征、原因并提出治理建議，以期為相關研究和實務提供參考。

三、新生代未成年人團伙犯罪之特征分析

經研究，發現西南G省新生代未成年人團伙犯罪主要呈現以下特征：

（一）團伙犯罪呈高發態勢，團伙犯罪成員仍以男性為主，低齡化趨勢繼續加劇

1.團伙犯罪呈高發態勢。2020年至2022年，G省未成年人犯罪分別為3135人、4453人、4574人，總體呈上升趨勢。其中，2020年未成年人團伙犯罪為554件1503人，占未成年人犯罪比例的28.56%和47.94%，2021年為723件1974人，占未成年人犯罪比例的25.67%和44.33%，2022年為682件1946人，占未成年人犯罪比例的23.34%和42.54%。從近三年數據比較，未成年人團伙犯罪占比整體較高，且團伙犯罪呈現高發態勢。

2.團伙成員仍以男性為主。2020年未成年人團伙犯罪人數為1503人，其中男性為1410人，占未成年人團伙犯罪人數的93.81%，女性為93人，占未成年人團伙犯罪人數的6.19%；2021年未成年團伙犯罪人數為1974人，其中男性為1835人，占比92.96%，女性為139人，占比7.04%；2022年未成年人團伙犯罪人數為1946人，其中男性為1832人，占比94.14%，女性為114人，占比占團伙人數的5.86%。

3.低齡化趨勢震蕩加劇。2020年14周歲未成年人參與團伙犯罪為145人，占未成年人團伙犯罪人數的9.65%；2021年14周歲未成年人參與團伙犯罪人數為240人，占比12.16%；2022年14周歲未成年人參與團伙犯罪人數為211人，占比10.84%。而這還不包含14周歲以下不構成犯罪的未成年人。據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2014年調研發現，14周歲未成年人犯罪比例上升，占未成年人犯罪總數的20.11%，較之2001年上升7.81個百分點。①李珂：《論青少年團伙犯罪的成因及預防措施》，載《傳播力研究》2020 年第4 期。本次研究發現，罪犯低齡化趨勢與以往研究呈現出一致的軌跡，②郭瑞霞、陳立毅：《90 后未成年人團伙犯罪特征、原因及預防矯正措施探析——以廣西南寧市興寧區為實證研究》，載鄭皆連：《第五屆廣西青年學術年會論文集》（社會科學篇），廣西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446 頁。表明該問題仍需繼續重視和治理。

（二）團伙犯罪成員以初中學歷為主且輟學現象明顯，農民和無業人員身份占比較大

在該群體成員文化程度方面，初中學歷的人員占比最高（該三年分別為:1152人，占76.65%；1564人，占79.23%； 1535人，占78.88%），這與該年齡段對應的應接受的教育程度有關。小學學歷占比不高（分別為：205人，占13.64%；187人，占9.47%；181人，占9.30%）。高中及同等學歷占比較低（分別為：146人，占9.71%； 220人，占11.14%； 230人，占11.82%）。文盲占比最少（僅2021年有3人，占比0.15%）。本次研究發現，輟學未成年人占團伙犯罪成員總數比例的62.67%，與其他省份情況相似。③近年來，河南省輟學未成年人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占比超過50%。參見：潘志賢、宋雅君：《“在人生起點給他們一個正確的方向”》，載《中國青年報》2017 年11 月28 日第6 版。該三年數據中，身份為農民的為2013人，占比37.12%，占比最大；無業人員次之，為1879人，占比34.65%；在校學生1402人，占比25.85%，位居第三；城市務工人員129人，占比2.38%，占比最少。

（三）團伙犯罪成員以本地人員為主

根據數據顯示，2020至2022年未成年人團伙犯罪中，罪犯系本省以外人員所占比例較低，僅占總數的4.5%；而罪犯系本省其他地市人員占85.95%，罪犯系本地市人員占比達到9.55%。這一現象與G省經濟在全國處于欠發達地區，前來本省務工人員較少有關。本次研究發現，G省內其他地市未成年人犯罪占比偏高，與G省各地市經濟發展不平衡，省內人員向本省經濟發展相對較快的地市流動有較大關系。這有別于北京④張雍錠、王燕：《北京市外來流動未成年人犯罪研究——基于對北京市某法院審結案件的調查》，載《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5 年第2 期。、上海⑤陳賽金：《來滬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成因分析及其預防體系構建》，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18 年第3 期。、廣州⑥莫然：《廣州市外來未成年被告人非監禁刑適用實證研究》，載《西部法學評論》2013 年第6 期。等大城市中的外來未成年人是未成年人犯罪主體的現象。據統計顯示，近年來的上海未成年人罪犯中，非上海本地的外來未成年人占比持續處于高位波動狀態，其中2017年占82.89%。

圖1 未成年人團伙犯罪成員文化程度比例分布

圖2 未成年人團伙犯罪成員身份比例分布

（四）惡性犯罪和黑惡性質犯罪呈嚴重化趨勢

據統計，2020年至2022年未成年人團伙犯罪中，前5位罪名為搶劫罪（1858人，占未成年人團伙犯罪34.26%）、尋釁滋事罪（742人，占13.68%）、盜竊罪（636人，占11.73%）、故意傷害罪（568人，占10.47%）、聚眾斗毆罪（446人，占8.22%），5項罪名合計4250人，占未成年人團伙犯罪的78.37%。從數據分析，未成年人團伙犯罪類型相對集中，主要集中在侵財犯罪、侵害人身權利犯罪及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犯罪，惡性犯罪逐漸呈嚴重化態勢。本次調查發現，2020年至2022年，未成年人團伙犯罪中，有217人參加黑惡性質犯罪。黑惡性質犯罪組織向未成年人滲透以及成員低齡化的現象，對社會和諧穩定及青少年的健康成長會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這一現象與以往其他研究得出的結果基本一致，①參見李春薇：《“兩高兩部”發布〈關于依法嚴懲利用未成年人實施黑惡勢力犯罪的意見〉 從重處罰利用未成年人實施黑惡勢力犯罪》，載《檢察日報》2020 年04 月24 日第2 版：2018 年1 月至2020 年3 月，全國檢察機關起訴未成年人參與涉黑惡犯罪7277 人，占涉黑惡性質犯罪人數的2.81%應當成為新時期未成年人團伙犯罪防控治的重點問題。此外，未成年人團伙犯罪中，女性暴力犯罪趨勢有所凸顯，三年間共有214女性未成年人實施搶劫、強迫賣淫、強奸（非正犯）犯罪，與以往研究中發現女性多從事毒品犯罪的現象有所不同，②參見郭瑞霞、陳立毅：《90 后未成年人團伙犯罪特征、原因及預防矯正措施探析--以廣西南寧市興寧區為實證研究》，載鄭皆連：《第五屆廣西青年學術年會論文集》（社會科學篇），廣西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448 頁。亟待關注。

四、新生代未成年人團伙犯罪之原因探究

（一）家庭監管不力，新生代團伙犯罪未成年人與家庭的連結不強

犯罪學家高特弗里德森和T·赫希提出的自我控制理論顯示，未成年人心理單純，往往也伴隨著自我覺醒、叛逆和自我控制力差。③Gottfredson.M.R,Hirschi.T.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53.如果在未成年人成長過程中，缺少父母的引導、家庭的監管，其循規蹈矩就難以被塑造出來，不良因素的誘導極易導致其行為偏差甚至犯罪。根據T·赫胥的社會控制理論，未成年人與家庭、學校、朋友等社會紐帶越強，特別是對家庭的感情依賴關系越緊密，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小。④Hirschi, T. (1969). Key idea: Hirschi’s social bond/social control theory. Key Ideas in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1969), 55.未成年人之所以走上犯罪甚至是團伙犯罪，家庭監管失責是首要原因。父母角色的缺失或者由親生父母之外的人擔任父母的角色，青少年越軌或者犯罪的可能性更大。⑤Carlo .G, P.Knight,McGinley,Hayes.R. The roles of parental inductions, moral emotions, and moral cognitions in prosocial tendencies among Mexican American and European American early adolescents[J].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2011(6).2020年—2022年未成年人團伙犯罪中，有61名未成年人屬于單親家庭，該種情形中一方家長沒有共同生活，另一方家長往往無暇顧及，致使家庭監管嚴重弱化。G省作為西部欠發達地區，勞務輸出是一個較為顯著的特征，父母外出務工導致出現生而不養、養而不教、教而不當的監護問題，催生了兒童留守、隔代撫養等現象。這些因素引發未成年人過早地步入社會的現象，在外省也普遍存在。例如，2018年太原警方搗毀了一個“00后”未成年人犯罪團伙，該團伙的4名犯罪嫌疑人均來自單親家庭。⑥佚名：《“00”后團伙半年行竊35 起，均系單親家庭》，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9822050275543644。這類未成年人大多處于監護人監護失效的狀態，群體偏離傾向明顯。數據顯示，G省多起未成年人團伙犯罪案件中，偏差未成年人缺乏與家庭及其父母的有效緊密連結，家庭依賴薄弱，容易尋求新的依賴關系，更易導致從沾染不良風氣發展為結伙實施犯罪行為。

（二）學校教育缺位，學校阻卻新生代未成年人團伙犯罪的功能弱化

在學校教育監管方面，當前應試教育模式下，一定程度上，師生給予更多友好關注的是成績較好的未成年學生，而一些成績相對不理想兼之較調皮的未成年學生容易被貼上“問題學生”的標簽。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且比較敏感、渴望友情，在當前校園支持體系不完備的情況下，前述的“問題學生”在校園群體中一旦失去友好的認同，往往會促使他們抵觸校園，向社會尋求同輩關系，以致更易結交不良行為青少年，沾染上不良行為、甚至走上違法犯罪道路。根據此前數據分析，受G省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影響，農村留守兒童和進城務工人員的子女輟學現象較多，這也是未成年人團伙犯罪成員中無業人員與農民身份占比較高的原因。這部分輟學未成年人游離于學校教育之外，導致學校阻卻其參與犯罪的功能弱化甚至缺失。未成年人過早脫離學校的有序教學，缺乏學校教育及良好學習環境，根據“社會學習理論”，其“顯著關系”由學校的老師、同學變為社會的不良行為青少年，其從不良行為青少年中不間斷地效仿與習得不良行為。而“標簽效應”則將該類未成年人的行為定義為“離經叛道”“行為不端”，往往助成未成年人偏差行為越來越嚴重，甚至違法犯罪行為。這也契合了應變理論的觀點，未成年人在面臨歧視、缺乏優質教育等社會壓力時，會產生嚴重的負面情緒，當沒有其他應對措施時，可能會成為驅使個人犯罪的重要因素。①Britannica, T. Editors of Encyclopaedia (2023, March 30). strain theory.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strain-theory-sociology

（三）成長關聯行業監管存在不足，外在不良因素易成犯罪誘因

根據社會學習理論，未成年人長期暴露在社會環境及大眾傳播媒介的不當情形之下，可能會增加其接觸、習得偏差行為的幾率，或者刺激、增強其偏差行為。從G省的未成年人團伙犯罪案件來看，存在娛樂場所、住宿經營行業違法接納未成年人的情況。部分娛樂場所出于逐利目的，未嚴格落實未成年人禁入規定，甚至招攬未成年人充當服務生、氛圍引導員，②參見黎民誠、龐忠琳，王榮：《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問題、原因及對策——以G 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為例》，載《廣西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23 年第2 期。導致未成年人暴露在不良外界環境中，極易成為被害人或者實施犯罪行為。當前，我國對青少年文化市場的監管仍存在一定漏洞，一些涉黃、涉毒、涉暴等低劣內容和不良思想的讀物、網站和音像視頻等文化產品極易流向未成年人群體。未成年人在不良信息的轟炸中缺乏道德判斷力與認知篩選力，又在同輩之間的學習模仿中進一步強化了對不良行為的認同感，逐漸演變成為違法犯罪行為。③參見徐偉：《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發生機制與防控策略探究——社會學習理論的視角》，《理論導刊》，2016 年第3 期。與以往研究發現的“網吧往往成為未成年人團伙犯罪的聚集地和高發地”現象稍有不同，④參見黎民誠、陳立毅、甘紅梅：“城區未成年人犯罪特點及原因分析——以廣西某城區基層人民檢察院辦案情況為樣本”，載《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 年S1 期。本次研究發現，未成年人作案地點主要集中分布在網吧、KTV、酒吧、賓館等場所。智能手機的興起對以往未成年人多依靠網吧交友、打游戲、娛樂等交際習慣有所沖擊，加之娛樂形式多樣化發展和亞文化的多元化傳播等因素影響，“網吧”已經不是未成年人團伙犯罪的“首選地”和“高發地”。

盡管2021年新修訂《未成年人保護法》增加“網絡保護”專章，對涉及未成年人的網絡素養教育、信息管理、沉迷防治、個人信息保護、欺凌防治等方面的內容作出了規定。但當前未成年人上網時間特別是玩智能手機時間增多、觸網年齡提前、過多接觸短視頻、網絡直播等網絡媒介，未成年人由于沉迷網絡而發生偏差行為甚至犯罪行為的案（事）件依然屢禁不止，足以說明了加強未成年人網絡安全和網絡法治教育工作仍任重而道遠。

（四）未成年人綜合司法保護力量薄弱，對未成年人團伙犯罪干預矯治不足

其一，尚未形成系統的未成年人司法保護體系，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專門機構不完備。據統計分析，G省公安機關極少設置專門的未成年人案件辦理機構；法院的少年審判機構在機構改革中也呈逐步萎縮態勢；檢察機關市級檢察院有獨立未檢機構的僅有35.71%，而配備有專門未檢人員的基層檢察院僅占30.77%。其二，現有制度中涉及的公安機關、司法機關、司法行政部門之間的信息溝通和銜接機制不夠有力，對未成年人早期的不良行為甚至是嚴重不良行為的干預和教育矯治不力。未成年人的早期偏離行為，往往依賴于家庭干預或者學校干預，只有涉嫌違法犯罪時，司法機關才介入，且教育矯治成效不高。受政策導向、未成年人社會支持體系薄弱等外部因素影響，G省專門教育的發展狀況與其他大部分省份基本相同，專門學校設立較少且運行不夠專業，導致初級偏差、初次或偶爾偏差的未成年人缺乏及時有效的教育矯治，與逐年高發的未成年人犯罪態勢和矯治需求有背離之嫌，最后公安司法機關也常常陷入“一放了之”或者“養肥了再殺”的兩難困境。①郭宏鵬、王雄：“‘90 后’暴力犯罪令人憂”，載《法制日報》2009 年3 月19 日第12 版。社會調查顯示，G省未成年人在參加團伙犯罪之前大多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良行為，提前接受專門教育矯治或許可以避免偏離行為的升級。其三，G省司法機關對涉罪未成年人的司法轉介較少，對涉案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社會化程度不足。②參見黎民誠、龐忠琳，王榮：《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問題、原因及對策——以G 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為例》，載《廣西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23 年第2 期。

五、新生代未成年人團伙犯罪之治理建議

犯罪活動與人類社會生活二者相隨相生，可控可防卻難以徹底消滅。同理，對于未成年人團伙犯罪只能通過采取一定措施來預防和控制，將負面影響降至最低。③趙若輝、張鴻?。骸吧倌陰团傻奶卣?催生因素與防治芻議”，載《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2 期。根據標簽理論，每個人都存在偏差行為，差異僅僅在于偏差的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當然，其中初級偏差、初次或偶爾偏差居多。如果能夠為未成年人營造良好的成長環境，在未成年人出現早期偏差或輕微犯罪行為時給予及時預防和矯正，未成年人犯罪甚至未成年人團伙犯罪多可防可控可治。

（一）強化家庭監管功能，完善家庭教育指導體系

父母是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首要責任人。未成年人走上違法犯罪道路，與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生而不養、養而不教、教而不當有很大關系。當前，筆者以為以下三點是亟待解決的問題。第一，出臺詳細的分級、分階段的家庭教育指導機制，進一步完善家庭教育指導體系，優化家庭監管功能，抓好有效預防未成年人偏差或犯罪的首要核心環節。例如，法國派遣專門人員進入家庭針對家庭教育欠缺的問題少年開展指導和協助教育，值得借鑒。④陳立毅：《我國少年犯社區矯正制度研究》，載《東南大學學報》2014 年增刊。第二，制定相關實施細則，落實《未成年人保護法》中規定的監護人責任，對嚴重家庭監管不能、不利、不當的家長，追究其相應的法律責任。第三，根據《家庭教育促進法》要求，加強家庭教育指導人員的培訓，提高家庭教育指導人員素質，消除魚龍混雜的現象，切實增強監護人的監護意識、提升監護能力，以確保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的質量。

（二）更新學校教育理念，注重保護與教育相結合

“教化之本，出于學?！雹萏K洵：《議法》，http://eblog.cersp.com/userlog21/139123/archives/2008/1088534.shtml“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于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⑥歐陽修：《答李翊第二書》，http://eblog.cersp.com/userlog21/139123/archives/2008/1088534.shtml。學校應加強對未成年人的道德與法治教育，為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承擔起應有責任。學校要嚴格落實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學校保護”專章規定及《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更多關注弱勢學生群體，優化教學評估體系，采取有效措施加強對未成年學生的日常心理輔導和法治教育。如，日常教學要把心理健康課程和道德與法治教育課程落到實處，不能讓其他學科課程“鳩占鵲巢”；要建立學生心理健康管理制度，配備專職或兼職心理健康教育教師、建設心理疏導室，加強對未成年學生心理健康問題的早期發現和及時干預；加強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深化警察、檢察官、法官等擔任中小學、幼兒園法治副校長機制，培養未成年人的規則意識、法治意識，有針對性地開展預防違法犯罪教育。對于出現偏差行為之未成年人提早介入干預，因循誘導，防患于未然。同時，應將上述心理、道德與法治等教育納入學校教學評估體系之中，真正起到教化改正之教書育人目的。要加強校園安全防范，及時預防和阻斷學生與校外閑散人員等不良群體的聯系。此外，切實加強專門學校建設及專門教育工作，統籌力量、集中資源、配套經費在全省建立起若干優質高效、運行順暢的專門學校，根據不同年齡、身心狀況，對嚴重不良行為未成年人開展思想教育、文化教育、職業培訓、心理輔導和重返社會培訓等教育、干預和矯治工作，推進保護、教育、管束和矯治一體落實。

（三）加強社會治理，營造良好的成長環境

首先，公安機關等執法、司法職能部門要加強涉未成年人公共領域的管控與治理，加大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高發場所的執法及監督，開展常態化排查，堵塞監管漏洞。其次，新聞出版、市場監管等部門切實履行相關監管職責，筑起文化產品防火墻，有效阻卻線上線下的不良信息和書籍毒害、侵蝕未成年人思想。特別是要按照《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的要求，加強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行為進行輿論監督，凈化網絡環境，加強網絡安全監管、不良信息查處及宣傳力度，從根源上杜絕未成年人暴力型、團伙型犯罪的誘因。再次，培養未成年人健康情趣，通過開展一些未成年人及其家長喜聞樂見的活動，寓教于樂，加強對未成年人及其家長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引導教育未成年人崇德尚法。加強青少年活動中心、文化活動中心、科技館、博物館、音樂館、體育館等公共場館的建設，營造健康向上的社會氛圍，引導未成年人參與到有益身心成長的活動中。

（四）健全現代化三位一體未成年人法治體系建設，構建新生代未成年人團伙犯罪科學防控治理機制

當前，宜結合我國社情、民情、司法現狀以及民眾對公正司法的期待，建立健全一套適合我們現代化進程的“專門立法、綜合司法保護和社會支持體系建設三位一體”的未成年人法治體系。首先，加強未成年人保護的專門立法。當前，亟待制定一部堅持教育本位和恢復性理念，①參見侯艷芳：《未成年人保護處分制度研究》，載郭立新主編《中國檢察》（第32 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23 年版第316 頁。與《刑法》第 17 條規定相適應，與《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銜接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未成年人保護處分法。通過立法，將偏差行為少年或雖觸犯刑法但尚未達到相應刑事責任年齡之未成年人納入其規范體系，為專門針對不良、嚴重不良未成年人進行教育和矯治的保護處分進行專門制度建構。②劉少軍、鐘子騰：《我國未成年人矯治教育制度完善研究》，載《犯罪與改造研究》2023 年01 期。其次，要夯實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基礎，為涉案未成年人提供全面、綜合的司法保護。在機構建設上，各部門應當建立專門的未成年人偏差及犯罪行為的處理機構，實行專人專案的未成年人案件處理模式。要落實未成年人“兩法”規定，加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隊伍的專業化建設。以檢察機關為例，秉持最有利未成年人原則，依法能動、綜合履行涉未成年人的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檢察職能，以檢察綜合履職促推未成年人“六大保護”③2021 年6 月1 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提出了未成年人的六大保護：家庭保護、學校保護、社會保護、網絡保護、政府保護、司法保護。融合貫通，共同發力。黨委政府應為司法機關的專門辦案機構編制和人員編制、經費保障上提供有力支持，厚植為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組織基礎。再次，推進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社會支持體系建設?！段闯赡耆吮Ｗo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強調了社會工作參與對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和保護工作的必要性。各司法機關要貫徹落實未成年人“兩法”保護職責，加強與有關部門、社會組織的聯系，促進未成年人司法專業化和社會化服務有機銜接，推動形成穩定的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社會支持體系力量，因地制宜推進未成年人司法轉介至未成年人司法社工服務，有效引入未成年人不良行為干預服務、嚴重不良行為矯治教育服務、合適成年人服務、社會調查服務、幫教服務、被害人保護救助服務、家事案件觀護服務④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GB/T 42380-2023）《未成年人司法社會工作服務規范》，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2023 年3 月17 日發布。等，提高未成年人保護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