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就業難的影響、成因及應對

勞動經濟學會就業促進專業委員會課題組

提 要：青年就業難是當前最亟待解決的經濟社會難題之一?；谙嚓P部門公布的數據測算，當前我國有勞動能力但沒進入勞動力市場并且不在校的躺平群體約2000萬，約占16-24歲城鎮青年人口總數的19%，不僅高于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13%），也高于以盛產不上學、不工作、不培訓的尼特族（NEET，Not currently engaged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而聞名的韓國（17%）。據智聯招聘調查顯示，2023年高校畢業生中暫無任何打算的占18.9%，較2022年上升了3個百分點，過去三年上升幅度高達200%?？陀^來講，青年就業難并非中國獨有的現象，而是世界范圍內普遍存在的問題。為此，聯合國2015年特地將實現青年充分就業、顯著降低青年人尼特族比例作為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重要內容，各國政府出臺并實施了種種政策措施。圍繞青年就業難潛在的負面影響、產生的主要原因、各國的應對經驗以及我國的應對選擇，勞動經濟學會就業促進專業委員會聯合西南財經大學等機構，組織專家進行了廣泛、深入而系統的研討?，F將有關研究發現和政策建議報告如下，供參考。

關鍵詞：青年就業率；負面影響；主要成因；應對經驗；政策建議

一、青年就業難的影響

由于文化、制度、經濟和政治背景不同，各國對青年的界定存在細微差別。多數國家遵循國際勞工組織的定義，將15-24歲勞動人口定義為青年勞動力。我國則將青年定義為16-24歲年齡人口，與受教育階段基本銜接。青年階段是一個人走向社會的開端，走出校門后如不能很快找到合適的工作，不僅會影響青年個體的發展，還會對社會發展帶來隱患；不只帶來經濟方面的壓力，還會引發許多新的社會矛盾。對于國家和社會而言，必須高度重視青年就業問題，努力為青年創造充足的高質量就業崗位，否則未來將不得不為此支付高額的賬單。

（一）對青年個體的影響

1.造成“疤痕效應”。青年個體雖然通常不會長期處于失業、慢就業或者低質量就業狀態，但是短期的就業困難往往會造成長期的負面影響。青年人走出校門后如不能很快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將難以建立和維系有價值的社會關系，也不利于個人的技能培養和職業發展，從而影響其人力資本積累與提升，降低其未來預期工資收入，增加其未來陷入失業、低質量就業或者躺平狀態的可能性。這一現象被稱為“疤痕效應”效應，國際上大量文獻基于各國數據對此給予了證明。在英國，Gregg and Tominey等人發現，剛進入職場就失業的人到42歲時工資水平較其他人低13%-21%。在加拿大，Oreopoulos等人發現，走出校門后失業的概率上升2個百分點將導致未來10年累計收入下降10個百分點。在美國，Kahn發現，在經濟不景氣期參加工作的人（畢業即失業的概率更大）較之經濟景氣期參加工作的人平均收入低20%左右。除此之外，Gregg基于跨國數據研究顯示，走出校門即面臨失業的青年未來再次遭遇失業的概率明顯更高。

2.影響心理健康。處于非就業狀態的時間過長會導致青年人與社會脫節和隔離，難以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從而影響個人的社交能力和社會適應能力。一方面，讓青年人感覺無助和絕望，產生自卑、焦慮、抑郁等負面情緒，甚至懷疑自己的能力和價值，對工作感到迷茫，質疑工作的意義。2013年，世界衛生組織將失業青年列入精神疾病易感人群之一。OECD在2022年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韓國青年中不工作、不上學、不培訓的“尼特族”近年來越來越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越來越多的青年人找不到一份體面的工作，對向上流動以及努力和勤奮的回報越來越悲觀，看不到通過奮斗實現理想生活的希望。另一方面，讓青年人感到孤獨，沒有歸屬感，容易沉迷于網絡虛擬世界。在網絡世界中，孤獨的青年似乎找到了相互支持的對象、“志同道合”的朋友，實際上卻很容易陷入網絡“信息繭房”。其結果是，青年人的信息視野窄化了，青年人的認知和價值觀固化了。一旦喪失了批判性思維和多元化思考的能力，青年人的思想就可能變得越來越極端。

（二）在經濟領域的影響

1.影響消費需求增長。過去十年，中國消費人群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新一代消費者成為消費的主力。據有關機構研究顯示①，2021年，18-35歲消費者消費2.6萬億美元，占消費總額的比重超過一半達到52%，而2011年、2016年該比重分別為33%和44%。這意味著，我國擴大消費首先要擴大青年消費。而消費與收入成正比，收入越高，消費才會越高。另一方面，青年人少有資產性收入，其可支配收入與其就業狀況密切相關。由此可見，就業越充分，就業質量越高，青年群體可支配收入越高，有助于擴大消費需求，刺激經濟增長；相反，青年失業率越高，低質量就業規模越大，失去基本收入的青年群體規模越大，青年群體可支配收入就越低，青年群體消費必然會下降，對市場造成不利影響。與此同時，消費的增加直接帶動了企業的銷售增長，從而增加了企業的利潤，企業可以雇傭更多的青年員工，為青年就業創造更多機會。換句話講，青年就業、消費和經濟增長存在良性互動關系，青年就業難勢必會對消費和經濟增長造成不利影響。

2.影響經濟發展潛力。青年人通常具有較高的創新意識和創業精神，在技術、科學、文化等領域具有較強的創新能力。如果青年群體能夠實現高質量充分就業，能夠在自己喜歡和擅長的崗位工作，將有助于激發創新和創業活力，推動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相反，如果青年人走出校門后不能及時找到與自身技能相匹配的工作，（1）將導致機能退化，無論是失業、躺平還是從事與自身技能不匹配的工作，都會因為得不到鍛煉和提高導致技能退化；（2）會造成人才流失，一些青年人會因為國內高質量就業機會有限而選擇出國工作；（3）造成專業不對口，因為本專業對口高質量就業機會有限而選擇轉行。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調查結果顯示，我國STEM學科畢業生中最終從事工程技術工作的比重不到40%，其原因主要在于找不到理想而又對口的工作。顯然，以上三種情形無論哪種出現，都會影響到整個經濟的創新力、勞動生產率，從而對經濟發展潛力造成不利影響。值得提及的是，雖然多數實證研究支持上述結論，但也有少數實證研究認為青年就業難對勞動生產率影響并不顯著。這意味著，青年就業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非常復雜的關系，相互之間的影響還受到其他經濟社會因素的干擾。

3.影響財政狀況。一般來說，如果沒有工作就沒有收入，也就不會有稅收和社保繳費；工作質量越低收入越低，從而繳納的稅收和社保也就越低。因此，隨著處于非就業狀態或者低質量就業狀態的青年群體規模增加，全社會的稅收和社保收入就會減少。另一方面，如果缺乏穩定的收入來源，或者收入不足以滿足基本生活需求，青年人就得依賴社會救濟和政府補貼。因此，處于非就業狀態或者低質量就業狀態青年群體規模越大，社會福利負擔和政府補貼支出就越大。財政社保收入降低，財政補貼和社保福利支出增加，青年就業難對公共財政的壓力可想而知。美國進步中心的一項研究顯示，未來十年，美國政府為其16-24歲尼特族青年支付的費用預計將高達1.6萬億美元。

（三）在社會領域的影響

1.影響婚育意愿。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婚戀觀念的變化，青年人越來越重視婚姻生活的質量，在婚戀選擇上越來越重視經濟因素。處于失業、慢就業或者低質量就業狀態下的年輕人，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無法承擔婚姻和家庭的開支，在當前的社會氛圍下很可能會選擇推遲結婚，部分激進者甚至可能選擇獨身。對于社會來說，如果長時間面臨大規模的青年就業難，就會出現青年結婚意愿受抑，整體生育率下降現象。OECD報告指出，韓國結婚率過去十年持續下降（降幅高達35%），育齡女性平均生育率跌至0.78的全球最低水平，青年就業困難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而新出生嬰兒持續減少，勢必會加劇人口老齡化問題。對正面臨老齡化加速壓力的我國，青年就業難帶來的這一影響尤其值得關注。目前，我國適齡婦女生育率如果不加干預，任憑當前的趨勢延續下去，到2030年我們很可能將面臨和韓國同樣的問題——生育率大幅低于維持人口正常代謝所需的水平。

2.影響社會穩定。青年人是社會的生力軍，是國家的未來，青年人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度和對社會的認同感非常重要?！鞍毯坌睂⒗髠€體收入差距，如果面臨就業困境——失業、慢就業或者低質量就業的青年群體規模太大，就容易引發社會矛盾和不滿情緒，從而對社會穩定性造成影響。如果長期處于就業困難狀態，青年人容易對社會產生怨恨和不信任，從而影響整個社會的信任度和凝聚力。與此同時，隨著就業困難帶來的生活壓力加大，一些青年可能為了生計而走上犯罪道路，一些青年可能為逃避現實而吸毒成癮，從而影響社會治安。

二、青年就業難的成因

理論上，導致青年就業困難的因素總體上可分為摩擦性、周期性和結構性三類。其中，摩擦性就業難屬于經濟活動中的正?，F象，周期性就業難是宏觀經濟政策關注的重點，結構性就業難是最令人棘手的類型。從G20國家比較結果來看，在不同國家，起主導作用的因素不盡相同。

（一）摩擦性因素

摩擦性因素對剛走出校門正處于求職過程中的青年人而言主要源于信息不對稱。求職者不能獲得方便、及時、有效的就業市場信息，招聘單位不能獲得真實、及時的應聘人員信息，過去在我國一直是妨礙青年高質量充分就業的重要因素。具體來說，摩擦性因素對我國青年就業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其一，青年失業率變化具有明顯的季節性。城鎮青年失業調查率年度曲線總體呈倒V字形，每年5月份隨著學生開始大規模走出校園找工作畢業季逐漸攀升，到7、8月份達到頂峰，隨后開始下降，至11、12月份大多數學生找到工作到崗后降到當年低谷。之所以會出現青年失業率季節性變化現象，是因為16-24歲年齡段勞動力主要為各學習階段的畢業生，且絕大多數畢業時間在7月。隨著高校畢業生在同齡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斷上升，近年來我國城鎮青年調查失業率的季節性變得越來越明顯。

其二，青年失業持續時間相對較短。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2022年，失業持續時間在3個月以內的失業青年占全部失業青年的比重為78%，較整體水平高13.6個百分點；失業持續時間超過2年的長期失業青年占比不到0.5%，僅相當于整體水平的七分之一。也就是說，只要真正愿意尋找工作，絕大部分青年短期內還是能找到工作。這正是摩擦性失業的典型特征。

不過，摩擦性因素只能引起青年失業率一年之內的短期波動，解釋不了為什么我國近年會出現青年失業率持續上升的趨勢，也解釋不了為什么會出現青年失業持續時間延長的現象。2022年，我國城鎮青年調查失業率為17.6%，連續第5年上升，較2018年上升了6.8個百分點。

（二）周期性因素

理論上，周期性因素對青年就業的影響更甚于其他年齡段人口，其原因在于青年對勞動力市場供需變化更為敏感。青年人屬于新成長勞動力，業務技能和業績表現都存在不確定性，不僅在就業市場上競爭力相對較弱，而且就業主要依靠新增崗位吸納。其結果導致，在經濟增速放緩時期，青年就業難的問題往往更加突出；在經濟恢復過程中，青年就業好轉往往相對滯后。（1）企業往往首先通過減少新員工招聘應對經濟沖擊，導致新就業崗位創造能力不足，跟不上新勞動力成長速度。（2）企業更容易解雇青年員工而非老年員工，因為解雇員工的補償金額通常與雇傭年限掛鉤，解雇青年員工的成本更低。（3）制度因素也會產生影響，青年群體通常簽訂臨時合同，更容易面臨失業風險，而在職時間更長的老員工就業通常受到相關法規更好的保護，在經濟復蘇后一般會更優先恢復工作。

不同國家青年失業率與經濟波動之間的相關性存在很大差異。美國青年就業與經濟景氣相關性更強，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僅7年青年失業率就已調整至危機前水平；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后，僅用了24個月青年失業率就降到了疫情暴發前的水平。相比之下，歐元區青年就業更加明顯滯后于經濟景氣恢復，青年失業率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急劇攀升，直到2020年還未完全調整到危機前水平。2020年新冠疫情沖擊后的恢復相對迅速，到2021年7月就降至16.3%，僅用了16個月，更多的是因為其當前的青年失業率原本就非常高（2021年比OECD平均水平高4個百分點）。韓國青年就業近年受經濟景氣情況影響更小，計量分析結果顯示， GDP增長速度變化對青年失業率波動的解釋能力只有25%。本課題組專家認為，周期性因素對青年就業的影響大小與經濟體制相關。之所以美國青年失業率在經濟恢復增長后能夠很快降下來，在于美國勞動力市場比較靈活，較容易跟隨供需變動做出調整。

中國青年就業受經濟景氣的影響程度近年也明顯下降。雖然世界銀行1991-2022年年度數據分析結果顯示，我國GDP增長速度與青年失業率高度負相關。但隨著經濟底層邏輯變化，周期性因素對青年就業的影響力明顯下降，已不能充分解釋當前為什么會出現青年失業率、青年失業率與整體失業率之比持續上升的趨勢。2018年以來，我國84個主要城市平均求人倍率（崗位數量/求職人數）一直高于1，且呈明顯上升趨勢，與城鎮青年調查失業率持續上升的走勢明顯背離。課題組專家普遍認為，總量問題不再是我國青年就業中的主要矛盾。

（三）專業錯配

影響青年就業的結構性因素包括專業錯配和期望錯配兩類。其中，專業錯配是指求職者所具有的專業技能不符合工作崗位的要求。隨著數字技術發展和全球產業鏈重構推進，當前勞動力市場專業需求結構正在進行深刻調整，受學校專業技能培養結構囿于慣性調整滯后影響，的確會導致部分專業的求職者因供給過剩而找不到工作。但是，總體上講勞動力市場專業需求結構調整對青年就業更多的是正面影響。

在數字經濟時代，隨著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新的價值創造模式、新的更加開放分散的就業資源配置方式、新的任務中心化特征更加明顯的工作機制出現，勞動就業市場的就業模式和就業形態也在發生著深刻改變，給青年就業帶來了更多機會。一般來說，青年群體能夠更快學習吸收新知識、新技術，理論上比其他年齡段人口更容易適應新的專業技能需求。譬如，微信平臺依托視頻號、公眾號、小程序等，產生大量的就業機會，其中35歲以下人口占到56.8%，小程序開發領域70%以上都是青年人。

在這樣的背景下，專業錯配顯然不能充分解釋為什么當前我國青年就業壓力持續加大的現象。自公布調查失業率數據以來，我國青年失業率與整體失業率之比一直在上升，且雖然理工科畢業生就業情況比文科畢業生好，但找不到合適工作的比例同樣非常高。智聯招聘調查顯示，截至2023年4月底，盡管沒有獲得offer的工學類畢業生比例比文科類畢業生低15.6個百分點，但仍高達43.1%。西部某省高校畢業生去向統計顯示，2023年，STEM學科專業畢業生中沒有落實去向或者選擇靈活就業的比例雖然比非STEM學科專業畢業生低6.6個百分點，但也高達17.3%。

（四）期望錯配

期望錯配是指因工資待遇和職業路徑偏好得不到滿足而自愿選擇不就業的情況。在期望錯配情形下，青年之所以選擇不工作，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他們希望的工作。而且，由于接受低質量就業存在職業路徑鎖定的風險，往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青年越有可能選擇不就業，從而出現“學歷倒掛”現象。韓國出現過很多期望錯配導致青年就業困難的典型案例，青年勞動力大量閑置的同時，中小企業崗位大量空缺。我國青年勞動力市場結構越來越趨近于韓國，期望錯配對我國青年就業影響也越來越大。

從需求側看，我國勞動力市場形成了“國有企業、大企業和政府機構”與“中小企業、自由就業”并存的二元結構，前者工作相對穩定、待遇高、門檻高，但所能吸納的就業人數少；后者門檻低，可提供更多工作崗位，但風險大、待遇相對較差；前者代表著薪酬溢價、穩定性和發展空間更高的正式就業，后者則更多意味著較低質量的非正式就業。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數據顯示，靈活就業人員中有41.1%的人沒有任何形式的養老保險，而簽訂正式合同就業人員86%有養老保險；靈活就業者醫保覆蓋率為89.4%，后者為94.5%；僅有3.2%的靈活就業人員有失業保險，而后者為53.7%。

從供給側看，我國有崇尚教育的傳統，高校擴招后高等教育普及率急劇攀升。截止到2023年，我國高校畢業生達到1158萬人，占同齡人口的比例接近70%，5年內上升了近30個百分點。近年來，我國高校畢業生擇業時越來越求穩求優，提供80%以上工作崗位的民營企業的吸引力明顯下降，國有企業、大企業和公共機構才是他們心儀的求職對象。2023年，應屆高校畢業生希望在國有企業或機關事業單位工作的比例由2020年的58.5%上升至71.5%，選擇民營企業的比例則由25.9%大幅下降至12.6%①；國家公務員報考人數高達259.7萬人，較2019年增加了122萬人（88%），招錄比低至70：1。

一方面，“國有企業、大企業和公共機構”就業市場提供的崗位有限，就讀精英大學成為獲得工作機會的必備條件，由此導致了激烈的就業競爭、殘酷的學歷內卷、嚴重的教育通脹、以及職業教育作用的削弱。為了獲得此類高質量就業崗位，年輕人不得不將大量時間花在積累文憑/證書、準備應聘考試上。另一方面，對于剛走出門的高校畢業生而言，第一份工作關系到未來的職業道路，出于防范“疤痕效應”避免職業路徑被低質量鎖定的考慮，即使無法在國有企業、大企業和政府機構找到工作，也不想去中小企業里工作?！案卟怀?，低不就”，就業“期望錯配”導致大量青年躺平族出現。

三、青年就業促進的國際實踐

青年人承載著經濟社會發展的希望，同時是勞動力市場上的脆弱者，實現青年高質量就業是各國政府重要目標，2015被明確列入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為達到這一目標，各國政府出臺并實施了種種政策措施。但是，各國實踐效果卻是參差不齊。

（一）表現優秀：美日

與全球主要國家相比，與OECD其他成員相比，美國和日本青年就業狀況相對較好。2022年，日本、美國青年（15-24歲）失業率分別為4.3%、8.1%，較OECD整體水平分別低6.6和2.8個百分點。其中，日本青年失業率與整體失業率之比為1.6，較OECD整體水平低5.3個百分點，美國則與OECD整體水平基本持平。

日本戰后雖以其獨特的終身雇傭制基本實現了充分就業（失業率在2%以下），但20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后也曾出現過“就業冰河期”，青年失業率一度突破10%，不工作、不學習、不培訓的御宅族也流行一時，成為一個關系社會穩定的重大議題。在課題組專家們看來，日本青年就業問題能得到較好化解，日本政府在供給、需求和市場機制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功不可沒。其中，雇傭調整補助金制度在穩定和促進青年就業中起到了壓艙石作用。

美國則是另外一個故事。其勞動力市場不存在明顯的年齡分割，青年就業形勢與整體就業形勢變動基本同步，與經濟景氣周期高度相關，宏觀經濟政策選擇是其中的關鍵。疫情后，美國青年失業率能再度降至歷史低位，就業參與率能恢復至疫情前水平，主要得益于及時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2018年調整貨幣政策框架時，美聯儲更加強調就業政策的分配效應，推動在不引起通脹壓力的條件下把失業率目標降至自然失業率之下。此外，推行學徒制、發展職業教育在促進青年就業方面也取得了明顯成效。

（二）表現不佳：韓國

無論是政策出臺的密度、頻度、力度還是廣度，過去20年韓國政府在促進青年就業方面可謂是不遺余力。自2003年以來，每屆韓國政府都推出了自己的青年就業促進計劃，僅尹錫悅政府就推出了24條具體政策，從內容來看可謂是面面俱到。在供給側，為減少供需錯配，參考德國模式引入了名匠高中，制定了國家技能標準，并嚴厲打擊各類補習班，以推動職業教育發展。在需求側，為擴大青年勞動力需求，要求政府部門和公共企業必須為青年留出5%的崗位，并向雇傭青年員工的中小企業提供稅收優惠和補貼。在供需匹配方面，為消除信息不對稱，為失業青年進入中小企業提供為期半年的資助，通過建立高校校園就業中心和連接公私部門的統一招聘信息平臺改善青年就業服務。

但是韓國青年就業政策的實際效果卻不理想，21世紀以來青年就業形勢一直在惡化，是OECD中問題最嚴重的成員之一。過去10年，韓國青年失業率（8%-10%）雖顯著低于歐美主要經濟體（11%-17%），但青年失業率與整體失業率之比（平均為2.8：1）顯著高于OECD平均水平（平均為2：1）。而且，韓國青年勞動參與率和就業率呈持續下降趨勢，在OECD國家中處于較低水平。2021年，韓國每100名青年中僅29.5人進入勞動力市場，最終實現就業的27人，較1980年分別下降了34.5%和32%，比OECD平均水平分別低37.8%和34.7%。與此同時，不工作、不上學、不培訓的青年（簡稱“尼特族”）比例則不斷攀升。據OECD統計，2021年，韓國15-29歲青年中尼特族比例高達17.1%，較之2011年上升了2.1個百分點；在OECD國家中排名第3，比其他成員平均高4.5個百分點①。

導致這一現象出現的可能原因很多。如，有學者認為韓國政府青年就業促進項目投入不夠，占GDP的比重（0.4%）甚至低于OECD的平均水平（0.5%），且大部分用于低效的直接崗位創造（占72%）而非用于高效的培訓和就業激勵。在課題組專家看來，更可能的原因在于未能有效根除青年就業“期望錯配”問題。一方面，韓國政府在消除勞動力市場二元結構方面的努力不夠；另一方面，韓國文化中“學而優則仕”的傳統短期內難以更改。盡管高等教育回報率已降到了很低水平，但唯學歷論的觀念在韓國依舊根深蒂固。截至2021年，韓國25-34歲人口中具有高等教育學歷的比例已高達69.8%，比OECD國家平均水平高24.3個百分點。

（三）中等表現：歐元區

歐元區19國青年就業表現整體上較差，但其內部分化十分嚴重。過去5年，歐元區青年失業率平均高達16.6%，比OECD整體水平高4.1個百分點；青年失業率與整體失業率之比平均為2.2，與OECD整體水平基本持平。其中，德國是歐元區青年就業表現較好國家的代表，過去5年青年失業率平均為6.6%，青年失業率與整體失業率的比平均為2.0，均顯著低于歐元區和OECD整體水平。法國是表現較差國家的典型，過去5年青年失業率平均為20.1%，青年失業率與整體失業率的比平均為2.5，均顯著高于歐元區和OECD整體水平。

課題組專家認為，主要有兩方面的因素造成了德法青年就業表現的巨大差異。其一，在于教育制度的差異。德國特別重視職業教育，重視青年職業技能培養。學徒制也有助于學生與企業建立聯系，最大限度地消除專業技能與就業期望錯配。相比之下，法國更重視高等教育，強調青年人的學術能力培養。2021年，法國25-34歲人口中具有高等教育學歷的比例為49.4%，比德國高14.6個百分點。其二，在于市場規模和企業競爭力。相比于法國，德國市場規模更大，企業競爭力更強，能夠為青年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事實上，自歐元區成立后法國就開始了去工業化過程，如今法國制造業已經基本空心化，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不到10%。

四、化解青年就業難的建議

青年階段是一個人走向社會的開端，走出校門后如不能很快找到合適工作，不僅會影響青年個體發展，還會對經濟社會發展帶來隱患。因此，必須盡早有針對性地出臺青年就業干預措施。。

（一）主動調整，緩解就業市場二元化趨勢

遏制、逆轉“期望錯配”加劇的苗頭，緩解青年就業難壓力，需在勞動就業市場供求兩側精準發力。從需求側看，最為緊迫的任務是緩解就業市場二元結構化、創造更多高質量的就業崗位。

一是著力提升小微企業的就業吸引力。民營小微企業提供了80%以上的城鎮就業崗位，本是吸納青年就業最重要的渠道。然而，在大量高校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的同時，小微企業招工難現象卻仍較為普遍。小微企業之所以缺乏吸引力，在于其所提供的崗位就業質量低，滿足不了青年人高質量就業期待。因此，要提高小微企業的就業吸引力，充分發揮其就業吸納潛能，必須圍繞青年擇業最看重的薪酬福利和工作穩定性做文章?？煽紤]由政府為選擇小微企業就業的18-25歲青年承擔社會保障繳費責任，其中高校畢業生可保留三年應屆畢業生身份。另一方面，要抓緊落實好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各項政策，進一步提振人們對于民營經濟發展的信心。

二是鼓勵大中型企業吸納更多青年就業。從社會責任角度來看，為促進充分就業貢獻力量是大中型企業應盡職責。從就業吸納能力來看，國有企業、上市公司也還大有潛力可挖。2021年，我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不含金融企業）資產總額超過300萬億元，占全部企業總資產的比重超過50%；吸納就業人口卻只有5600萬人左右，僅占非農就業人口的12%。這意味著，僅僅將國企單位資產吸納就業的比例提高到0.3人/百萬元，相當于其他所有制企業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就可以新增吸納就業360萬人。建議將就業吸納能力建設納入國有企業績效考核，給予積極吸納青年就業的上市公司以稅收優惠、土地使用及其他經營便利，鼓勵支持大中型企業充分發揮就業吸納潛能。

三是注重新型勞動密集型產業培育?！鞍倌陿淙恕?，人才培養周期長，人力資源結構調整需要時間。因此，產業結構調整應該充分考慮既有人力資源條件，可以適當超前但不能過于超前，要避免揠苗助長。當前，一些地方片面追求政績，在推動結構調整過程中未能堅持就業優先戰略，普遍存在脫離自身條件搞產業結構升級的現象。其結果，既沒有達到產業升級的目的，還造成大量傳統行業和傳統崗位的喪失。建議各地政府在制定產業政策時，充分考慮現有的勞動力結構，在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同時，注重制造、居民服務、康養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培育和發展。

（二）著眼長遠，扭轉高等教育普及化傾向

就供給側而言，根除青年就業“期望錯配”現象，要求改變青年擇業整體偏好結構。為此，需進一步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努力扭轉高等教育普及化傾向，大力推動職業教育非學歷化發展。

一是大幅壓縮高等教育規模。OECD公布的就業數據顯示，在經濟發達的國家，管理、研究和技術等白領崗位占比保持在35%左右。以此標準計算，即使我國高校畢業生占同齡人口的比重保持當前水平不變，也有超過50%的青年走出校門后找不到期望的白領崗位。另一方面，韓國青年就業促進實踐經驗表明，轉變高校畢業生擇業觀念是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白領崗位競爭加劇將導致學歷內卷，不僅會使得青年就業困難加大，也會造成高等教育質量嚴重下滑。因此，要達到根除“期望錯配”現象的目標，就必須降低高等教育辦學規模，減少未來高校畢業生人數，使得未來白領崗位的需求和供給達到基本平衡。

二是適當提高高等教育學費。與教育強國相比，我國高等教育學費明顯偏低，公辦本科學校的學費僅是美國高校的零頭。過去20年，我國高等教育規模能夠快速擴張，接受高等教育成本低是其中的重要原因。當前，我們也應充分利用市場的力量，通過價格手段來糾正高等教育市場資源錯配，達到壓縮高教規模的目的。當然，在此過程中必須做好相關的配套改革，避免給居民家庭帶來過重的經濟負擔，確保貧困家庭學生獲得公平的教育機會。其中，進一步完善助學貸款和獎學金制度是重中之重。建議將助學貸款對象限定為學生個人，取消共同借款人要求；將助學貸款范圍擴大至所有有資質高校的在校學生，高校名單根據畢業生就業情況確定；將助學貸款金額增加至能夠覆蓋在校期間學費和生活費，具體額度根據實際需要進行調整。此外，建議設置更多的獎學金項目，為有需求的優秀學生繼續深造提供必要資助。

三是積極探索非學歷職業教育發展。我國政府一直高度重視職業教育發展，近年來推出了一系列大力度的支持政策。但從政策效果來看，職業教育只是實現了規模上的擴張，未能實現非學歷教育目標，其畢業生的擇業觀與普通學校畢業生幾乎沒有區別。大力推動職業教育非學歷化發展，既是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需要，也有助于緩解青年就業“期望錯配”問題。建議將職業教育定位為終身教育，允許任何人在任何年齡進入職業院校學習，為青年根據個人愛好和市場需求改變職業路徑提供方便；將職業教育定位為義務教育，不僅完全免學費而且提供一定生活補貼，吸引更多學生選擇接受職業教育；推動實施十二年義務教育，將職普教育選擇推遲至高中畢業之后，避免青年人求學路徑被過早鎖定而影響個人發展。

（三）科學透明，完善青年就業統計與監測

青年就業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社會問題。及時發布科學、客觀、準確的相關統計信息，既是滿足人民群眾知悉權的要求，也有助于解決當前我國青年就業難題。當然，我國現行的青年就業統計方法的確存在一些局限。為此，需要進一步細化調查對象和分析手段，探索更為科學、客觀、準確的統計和監測方法，使其能夠適應新的就業常態。

一方面，適當調整青年就業統計的口徑和內容。建議，（1）調查失業率發布可以增加4周工作搜尋期的數據條目，提高國際可比性；（2）將未充分就業狀態納入統計監測范圍，提高統計監測準確性；（3）將反映青年就業質量的指標納入青年就業統計監測，包括但不限于工時、工資、就業穩定性、勞動權益保障等。

另一方面，切實加強重點群體的就業統計監測。目前，高校畢業生已成為城鎮新成長勞動力的主體，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成為青年就業工作的重中之重。建議特別加強針對不同學科專業、學歷層次、區域和性別的高校畢業生就業風險預警監測，定期發布高校畢業生分類就業分析報告。

（課題組成員：歐陽俊、唐代盛、王霆、張冰子、趙國昌、郭佩、馬偉、秦芳、楊萬東、黃海波、謝凱；執筆人：歐陽俊、秦芳）

① 數據來源：阿里研究院、智研咨詢。

① 數據來源：智聯招聘《2020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2023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

① 數據來源：OECD數據庫、Statista網站、韓國統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