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治理準則創制主體間的合作研究

陳菲 王綻蕊 馬玉玉

摘 要：高等教育協會之間的合作是很多國家創制、實施與完善大學治理準則的一種重要機制。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AUP）是美國大學治理準則的重要創制主體，也是與其他高等教育協會組織合作的典范。發布聯合聲明、互相推薦和背書、聯合組織會議、合作調查和建立聯盟是AAUP與其他協會組織合作的主要形式。合作平衡了各利益相關主體的關切，推動了大學治理準則的創制、推廣、采納和完善，但在合作過程中也需要克服組織使命差異、同類組織競爭等挑戰。當前，我國亟須出臺一套專門的大學治理準則，以豐富高等教育治理改革的“工具包”，在政府指導下，加強高等教育協會組織之間的合作或許是創制中國特色大學治理準則的一種有效方式。

關鍵詞：大學治理準則；創制主體；合作；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AUP）

大學治理準則是大學治理的原則和標準，也是大學治理組織與運作的專業建議、大學治理主體的行為指南[1]。在美國，高等教育協會組織承擔起了大學治理準則創制主體這一重要角色，它們以聲明、宣言、標準等名義發布的、用來規制高等院校治理的一系列政策文件構成了美國大學治理準則的主要內容。大學治理準則的創制并不是一個孤立的過程，合作是美國高等教育協會組織成功創制和實施大學治理準則的重要經驗。在這方面，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下文簡稱AAUP）是一個典范。

AAUP成立于1915年，是美國成立最早、最有影響力的大學教師組織之一。AAUP發布的多項治理準則，如1940年發布的《關于學術自由與終身聘任制基本原則的聲明》（Statement of Principles on Academic Freedom and Tenure，下文簡稱《1940年聲明》）、1966年發布的《關于學院和大學治理的聲明》（Statement on Govern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下文簡稱《1966年聲明》）等，都是與其他組織合作創制的。它還經常與其他高等教育協會組織合作，共同推進大學治理準則的實施與完善。故此，本文以AAUP為例，探討美國大學治理準則創制主體之間的合作關系，以期為我國高等教育協會組織加強機構間的協作提供借鑒。

合作方式

AAUP與其他高等教育協會組織之間的合作主要通過發布聯合聲明、互相推薦和背書、聯合組織會議、合作調查、建立聯盟等方式來實現。

1.發布聯合聲明

在美國，高等教育協會組織常常采取聯合發布聲明的方式，表達一致立場和提出共同建議。

以《1966年聲明》為例，該聲明是AAUP與美國教育理事會（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簡稱 ACE）和美國大學和學院董事會協會（Association of Governing Board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即AGB）聯合創制的，長期以來被視為美國大學治理的權威性標準。事實上，從1957年起，美國高等教育協會組織就開始討論針對學院和大學治理發表共識性原則聲明的問題。經過長時間的談判，ACE、AAUP和AGB最終于1966年共同發布了該聲明，并積極向成員推薦[2]。

此外，除了前文提到的《1940年聲明》，還有許多大學治理準則都是AAUP與其他高等教育協會組織聯合發布的，如1987年，AAUP與AAC聯合簽署了《關于學術退休和保險計劃的原則聲明》；2020年，AAUP與美國教師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即AFT）聯合制定了《指導高等教育應對COVID-19的原則》（AFT and AAUP Principles for Higher Education Response to COVID-19）[3]。

2.互相推薦和背書

不同的高等教育協會組織會針對大學治理的不同領域制定準則，對于得到認可的大學治理準則，不同協會之間會向自己的會員推薦，督促會員組織改善治理實踐。例如：2017年，AGB發布了一份關于指導董事會及其合作伙伴實現和支持健康而高效的共同治理的聲明。AAUP的學院和大學治理委員會贊賞了AGB對共同治理的重視[4]，積極向會員推薦這份聲明，建議會員努力促使所在院校的董事會和管理層關注該聲明，鼓勵他們采納共同治理原則。再如：《1940年聲明》自發布以來，許多協會組織紛紛為其簽署背書。截至2018年，認可該聲明的高等教育機構和學科協會已經超過250個，其中包括若干宗教院校和神學學科類協會[5]。這種廣泛的背書和推薦有力地推動了《1940年聲明》的采納和實施，使其成為衡量一所高校是否遵守學術自由和終身教職原則的適當標準[6]。

3.聯合組織會議

為促進治理準則的制定、實施和推廣，AAUP經常與其他協會不定期組織聯合會議。例如：《關于學術自由和終身職位的會議聲明》（Conference Statement on Academic Freedom and Tenure，下文簡稱《1925年聲明》）就是在1925年舉辦的一次會議上通過的，這次會議有包括AAUP在內的9個高等教育協會的代表參加。

通過建立聯合會議制度實現定期溝通是AAUP與其他組織合作的又一種重要方式。例如：1934年，AAUP和美國學院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即AAC）建立了聯合會議制度，并取得了一系列的合作成果，如在1938年的聯合大會上，雙方出臺了一系列規定，包括教師6年試用期合格后必須獲得終身教職、解雇教師必須提前一年通知當事人等；在1940年的聯合大會上，將教師的試用期延長至7年，并共同簽署了《1940年聲明》[7]。

4.合作調查

合作調查是AAUP與其他協會間合作的一種典型方式。AAUP關于共同治理的很多次調查都是與其他協會組織合作完成的。例如：2001年， AAUP與美國學術院長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of Academic Deans，即ACAD）以及高等教育學者加布里埃爾·卡普蘭（Gabriel Kaplan）合作，對美國高等院校教師參與治理狀況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參與調查的教師對所在院校教師參與治理狀況持有相當積極的看法[8]。

5.建立聯盟

建立聯盟是最有用的游說技巧之一，尤其是在面對強大且有組織的反對勢力時[9]。在美國，具有相同利益訴求的高等教育協會組織經常會建立聯盟。例如：為應對美國高等教育對學術自由和終身教職制度的挑戰， AAUP加入了學術勞動力聯盟（Coalition on the Academic Workforce，即CAW）。CAW成立于1997年，目前已有30個成員機構參與其中[10]，其使命是收集和傳播關于兼職和臨時教師使用及其對學生、家長、教師和高校影響的信息；確定并促進解決因不當使用兼職、臨時人員和其他非終身教職人員而產生的問題的策略等[11]。這些關切重點與AAUP的使命多有重合，與該聯盟的合作顯然有利于AAUP更好地實施其治理準則。

合作效果

1.創制的治理準則可以平衡更多利益相關主體的關切

不同的高等教育協會組織代表了大學權力結構中不同的利益相關方，它們在大學治理中有不同的角色和關切。如果一個協會組織制定的治理準則過于強調自身會員的立場和利益，勢必遭到其他協會組織的反對。合作有助于消弭分歧，凝聚共識，使各協會代表的不同治理主體之間的利益得到平衡和尊重。AAUP通過與其他高等教育協會組織合作有效克服了自身立場的片面性和狹隘性，對于創制出能夠平衡各方利益關切的大學治理準則具有重要意義。

2.促進了治理準則的推廣和采納

每個高等教育協會組織都有一定的會員規模，在會員所在高校有一定的影響力。通過合作，AAUP與這些協會組織之間實現了良性互動，也進一步擴大了AAUP治理準則在這些協會組織及其會員所在高校的影響力。尤其是這些協會組織對AAUP的推薦和背書，有效地促進了AAUP治理準則在美國高校的推廣和采納。

3.推動了治理準則的進一步完善

雖然一個世紀以來，《1940年聲明》《1966年聲明》等重要治理準則一直都有著很大的影響力，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已經臻于盡善盡美。事實上，在美國，無論是學術自由和共同治理原則，還是終身教職制度，近年來不斷受到各種挑戰。以倡導和推廣學術自由、終身教職和共同治理為主旨的上述治理準則只有不斷“打補丁”，才能應對這些日益嚴峻的挑戰。AAUP和其他高等教育協會組織的合作調查使得這些問題和挑戰更加清晰，而它們針對這些問題發表的一系列共同聲明也使得上述治理準則得以進一步完善。

合作中的挑戰

1.組織使命的差異

在美國，高等教育領域內的各個協會組織承擔著不同的使命，涵蓋了教師、董事會成員、學生以及管理層等多個利益相關方。代表不同利益團體的高等教育協會組織在大學治理權力的分配上有著不同的立場。例如：AAUP的使命主要是促進學術自由和共同治理，推動教師、學術專業人員、研究生、博士后研究員以及所有從事高等教育教學和研究工作人員的經濟安全等[12]，而AGB的使命主要是致力于賦能學院、大學和基金會的董事會及其成員，使其具備知識和信心進行治理[13]。因此，在制定大學治理準則時，AAUP代表教師利益，而AGB在關注教師參與權的同時，更關注董事會的權力和職責。組織使命的差異使得兩者的合作關系顯得不夠穩定。例如：1996年，AGB稱需要對“共同治理的傳統”進行重塑，呼吁建立一種更加公司化的管理模式[14]。1998年，AGB發布了《院校治理聲明》（Statement on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這一聲明被廣泛解讀為反對教師積極參與解決各種問題[15]。AGB對共同治理態度的轉變是兩個使命不同的協會組織之間存在分歧的體現，這種轉變增加了合作中的協調難度。

2.同類組織之間的競爭

同類協會組織之間對會員的競爭對于其合作是一個挑戰。例如：AAUP和AFT都是代表教師利益的協會組織，在保護教師權益和推動教師參與治理方面都發揮著重要作用。AFT也是一個“百年老店”，成立時間僅比AAUP晚了一年。在最初發展階段，AAUP與AFT的主要區別在于針對集體談判的立場不同，前者反對集體談判，而后者是推動美國高校教師工會化的生力軍且影響力迅速擴大。

面對來自AFT的競爭壓力，AAUP放棄了自身反對集體談判的立場。20世紀70年代，為了穩定會員和收入，AAUP與AFT開展了大規模合作[16]。20世紀80年代，兩者之間的合作關系逐漸加深。2020年，AAUP決定加入AFT，成為AFT的附屬機構，以便更廣泛地進行合作。

結語

通過與其他高等教育協會組織的合作，AAUP作為美國大學治理準則的重要創制主體，更好地發揮了自己的影響力。其實，除了美國，很多國家的大學治理準則都是由高等教育協會組織通過積極溝通和協作才得以創制、實施、優化與完善的，表明多個高等教育協會組織通力合作是大學治理準則創制、實施和完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機制。

為了實現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當前我國亟須出臺一套專門的、能夠凸顯中國式現代化特色、回應高等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求的大學治理準則，以豐富高等教育治理改革的“工具包”，由誰來擔任創制主體就是一個首先要回答的問題。在政府的指導下，加強高等教育協會組織之間的合作，不失為一種值得探索和嘗試的中國特色大學治理準則創制方式。

本文系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市屬高校在校生與北京城市社區互動模式調查研究”（項目編號：23JYB010）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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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王綻蕊，北京工業大學文法學部高等教育研究院、首都工程教育發展研究基地，地方高水平大學發展戰略研究中心；陳菲、馬玉玉，北京工業大學文法學部高等教育研究院）

[責任編輯：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