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序與失序：讀瑪麗·道格拉斯《潔凈與危險》

佟志鵬

瑪麗·道格拉斯所著的《潔凈與危險》一書，是通過日常儀式象征研究，分析褻瀆規定和食物禁忌的現象，是當代人類學的杰作之一。作者在書中提出是否符合人類社會的分類系統就是判斷某一事物“潔”或“臟”的標準，認為污穢即危險，因為污穢冒犯的就是秩序。而在社會秩序之下各個事物各就其位、各司其職、各盡所用即“物歸其所”，也可以稱之為“有序”；反之，社會呈現出混亂無序的狀態就會被稱為“物失其所”，也可以稱之為“失序”。而面對社會失序的行為，為了保護人類社會的精細分類系統，針對含混所帶來的認知不適進行反思，就產生了“禁忌”。禁忌是一種自發的儀式手段。其最終目的就是推動社會事物達到“物歸其所”的效果，從而推進社會秩序合法化，進一步維持社會秩序的正常運行，更好地推動人類社會持續有序地發展。

污穢冒犯的就是秩序

作為社會成員的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對于不同事物的分類逐漸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系統，并且影響著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及儀式過程?！皾崈簟迸c“污穢”兩者的區分并不是在于事物本身的潔凈與否，而在于事物本身是否符合人類社會文化的分類系統。比如說，一雙新鞋本身不是骯臟的，然而把它放在桌子上或者床上就是骯臟的；食物本身是潔凈的，并不是污穢的，但是把食物濺到衣服上成為油漬或者掉落在桌子上就是污穢。潔凈與污穢并不僅僅是“衛生”問題，而是因為社會分類體系的不同所產生的。所謂“污穢”或“骯臟”，就是因為它脫離了自己的本身應該所處的位置，即“物失其所”。也可以說，污穢就是冒犯了正常的社會秩序，從而引起了人們的認知不適，這也是某一文化事物分類的產物，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是必然存在的。正如瑪麗·道格拉斯在書中提出“污穢即危險”，就是在日常儀式活動中，屬于不符合正常社會分類的事物及褻瀆規定和食物禁忌的行為，違反了社會運行的正常秩序的現象，打破了社會正常分類體系，因此是危險的。面對這種具有“不確定性”和“含混性”而導致無法分類的事物出現時，禁忌隨之出現?，旣悺さ栏窭拐J為儀式具有真實的結果，是一個經驗的架構，并強調了儀式的重要性。而“禁忌”作為一個自發的儀式手段，就是為了保護社會正常運行的分類體系。通過“禁忌”行為的規范，不僅保護了人類社會原有的精細分類，還針對含混所帶來的認知不適作出反思，最終達到“物歸其所”的目的。

所以說，污穢冒犯的就是秩序，而為了解決“物失其所”的行為和現象，就需要用儀式、禁忌以及制度等方法來約束社會成員的行為。與此同時，為了更好地推進社會持續有序發展，就必須要使社會成員明確“潔”與“臟”、“有序”和“失序”的邊界，讓社會成員更好地去遵守社會規則、倫理道德、行為規范等有利于社會發展的制度，促進社會成員各就其位、各司其職、各盡所用，進一步明確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性，從而更好地維持人類社會的正常運行。

“有序”與“失序”并存

“潔凈”與“骯臟”是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并存的。所謂的潔凈就是說社會事物都各就其位、各司其職、各盡其責，達到“物歸其所”的效果，即“有序”；而骯臟從社會意義上講違反了秩序，破壞了正常的社會運行機制，打破了原有的道德倫理等，即“失序”。而“骯臟”或“污穢”不屬于正常的社會分類體系，可以說是危險的。因此，要消除這一危險，就需要進行潔凈儀式。與此同時，一些違反社會制度，打破常理的行為也是一直存在的，不會因社會的發展而消失，這些反常的行為作為一種特殊的形式，也蘊含著潛藏的力量推動社會發展。所以，當面對“物失其所”的情況我們要有正確認識，采取較為溫和的態度去解決問題，如果不行就只能采取武力來維護社會的穩定有序發展。同時，我們要在“失序”的細節中尋求社會發展的力量和前進的動力，逐漸構筑起符合社會有序發展的秩序，從而更好地推進社會的持續發展。

在人類社會漫長的發展運行過程中，潔凈與污穢并存、有序與失序并存、結構與反結構并存。這幾對關系相輔相成、互相促進，推動著社會的有序持續發展。正如瑪麗·道格拉斯在書中第六章開篇就明確提出的那樣：“人類學家應該在無序中尋找有序，由于無序對既存秩序是破壞性的，因此無序象征著危險和力量”。因此，現代社會上的一些人如果沒有在社會系統中尋找到自己合適的位置，就自然地會成為一個邊緣的存在，人們對他的危險性也就會有所提防。比如說一個刑滿釋放的人想要重歸正常的社會體系是很困難的，因為較為普遍的社會態度對他是不友好的。再比如說農民工群體也面臨著相似的情況。農民工從農村到城市，為養家糊口不得不跋涉千里到大城市去打工，而這一群體一直處于城市的邊緣，一些城市中的社會成員也對他們懷有戒備之心，這是不應該的。他們的身份是農民，干的卻是工人的活，這一群體為了城市的現代化起早貪黑、任勞任怨，但還是得不到社會上一些人的認可，這一現象是比較普遍的。而如何讓他們盡快融入城市生活，不僅僅是政府需要思考的問題，也是社會中每一個人應該反思的問題。此外，像精神病人、殘疾人等弱勢群體在社會中都處于一個被邊緣的位置，很難得到普遍的社會認可，在這一方面社會是“無序”的。而面對這種無序的狀態時，我們要做到的就是“有序活力”，即社會成員在通過儀式和禁忌等方式維持社會秩序的同時，對邊緣群體采取寬容友好的態度去接納和認可，使得社會充滿生機和活力。這時，“禁忌”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社會成員的約束，也可以稱之為社會規則。在社會規則允許的范圍內，社會成員的一些合理行為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是一些違反社會倫理、道德規范、行為準則的行為必將遭到社會其他成員的譴責和排斥。在社會日常生活中，潔凈與污穢是并存的，而這兩者的定義取決于是否符合人類社會正常的分類系統，是否有利于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

所以說人類社會的發展并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在有序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一些失序的行為，而這些失序的行為也潛藏著一部分有利于社會發展的力量，并不完全是錯誤的，我們要在失序的行為中尋找可以推進社會有序發展的部分，而不是將失序全部視為危險，即“有序和失序并存”。而在社會公認的行為規范體系和原則之下也存在著一些違反制度的行為，這些行為的存在也為我們反思社會現行秩序提供借鑒，不能完全否定這些行為的存在，即“結構與反結構并存”。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作為社會成員的人們為了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通過儀式與禁忌、有序與失序、制度與反制度等方式來保證社會正常有序地運行。其各種行為方法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推進社會秩序合法化。

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分類體系

不同的社會因文化傳統、歷史淵源、地理環境、宗教信仰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分類體系，而“潔”與“臟”的分類正是其社會意識的具體體現。就比如說，印度作為一個僅次于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其社會文化分類是外人難以理解的。正如作者瑪麗·道格拉斯所說：“母牛最不潔凈的部分，相對于一個婆羅門祭司來說，卻潔凈到足以用來洗凈后者的過錯?！迸＜S在其他文化分類里是骯臟的、是污穢、是需要清理的，而在印度滿大街的牛糞是常見的，這也正是很多旅行者到了印度不適應的原因；在《西游記》中唐僧師徒四人路過車遲國時，有一段孫悟空三人假扮道教三圣捉弄虎鹿羊三怪的情節：這時三怪所喝的“圣水”，原來是尿液，三個妖怪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不管多難喝都堅持喝完了，當知道這不是真正的“圣水”時，就覺得太惡心了。原因何在？還在于分類的象征：如是圣水，再難喝也值，而一般人的尿液在分類中卻屬污穢之物。再比如說“龍”在中西方文化中的不同的象征意義也是很好的例證。在中國，龍是祥瑞的象征，是古代人們對美好的向往，也是古代社會權力的象征。而在西方，龍有著與中國相反的象征意義，西方人認為龍是邪惡的象征，是不吉利的，如果是不清楚中國文化的西方人就難以理解中國人對龍的崇拜意義在哪。所以，牛在印度是神圣的，包括牛身上的不同部位及其排泄物，才會有印度人用牛糞抗擊新冠的行為，這在我們看來是難以接受的，而在印度是正常的。中西方不同的社會系統造就了社會成員不同的性格，中國人注重集體、與人為善、追求進步，而西方人強調個性、注重個體、生活隨性，這就是不同的文化環境所塑造的。

所以說不同的社會造就了不同的分類體系，也造就了不同的文化和社會制度。同時，不同的社會分類體系也產生了不同的“禁忌”來約束社會成員的行為和道德規范，其目的都是為了更好地推進社會持續穩定有序地發展。

兩義物的危險與力量

瑪麗·道格拉斯還通過對《圣經·利未記》中禁食動物的分析，指出禁忌之物都具有“兩義性”的特征，即無法納入正常的社會分類體系之中的事物。原文是這樣的：“耶和華對摩西、亞倫說：你們曉喻以色列人，在地上一切走獸中可吃的，乃是以下這些，凡蹄分兩瓣反芻的走獸你們都可以吃；但是，駱駝和豬不可以吃，前者反芻但不分蹄；后者分蹄卻不反芻，也不可以吃。這些走獸的肉，你們不可吃，死了你們也不可摸，它們都不干凈……”作者瑪麗·道格拉斯運用人類學知識，從社會分類的角度進行了分析。她認為凡是被認為禁食的生物都是無法納入正常的社會分類體系之中的，比如有翅膀并用四足爬行的動物既不屬于天空，又不屬于大地，所以是污穢的；水中生物基本上都應該是有鰭有鱗的，而無鰭無鱗的水中生物就是污穢的；而駱駝和豬成為禁食動物主要原因是駱駝反芻卻不分蹄，而豬分蹄卻不反芻，都屬于無法歸類明確定義的事物，所以就被認定為禁食之物。以上這些禁食之物大都是處在分類模棱兩可、無法定義的處境之下，是被排除在正常的分類體系之外的。為了更好地處理這些無法明確地進行社會分類的事物，就出現了禁忌來明確“潔”與“臟”的邊界。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人們都是希望對社會事物有著明確的區分和清晰的概念，希望社會各方面有條不紊、井然有序、井井有條，即希望創建一個“有序”的社會。同時，“污穢”或“骯臟”作為社會的必然存在，除了被認為是危險的外，也被承認是有力量的。所以，我們不能只看到兩義物無法分類且危險的一面，更應該思考如何面對這種不符合社會分類系統的事物，如何使其為社會發展起到一些推動作用，從而更好地維持好正常有序的社會秩序。所以說，想要真正地實現社會的有序發展，需要認真地思考和反思處在邊緣的部分群體身份歸類的問題，通過一系列連續性的政策福利等保證農民工群體等社會邊緣群體應有的權益。同時，我們要做到“有序活力”，即社會成員在通過儀式和禁忌等方式維持社會秩序的同時，對邊緣群體采取寬容友好的態度去接納和認可。因此，“兩義物”的存在不是完全危險的，也不是完全錯誤的，需要我們從無序中尋找有序、從危險中尋求社會發展的潛在力量。

因此，在人類社會發展運行的過程中，潔凈與污穢并存、有序與失序并存、結構與反結構并存。而“有序”和“失序”是維持好社會秩序的兩種基本形態，二者并不是相互對立的存在，而是相互依存、互相促進的，要辯證地看待社會中一些“失序”的行為，它并不完全意味著危險，也有可能是一種新的發展趨勢或革新力量。也就是說可能在失序中蘊含著推進社會發展的潛在力量。所以我們要正確認識“兩義物”，采取客觀的態度對其進行評價和分析。與此同時，我們要做到“有序活力”，即社會成員在通過儀式和禁忌等方式維持社會秩序的過程中，對邊緣群體采取寬容友好的態度去更好地接納和認可，從而進一步推進人類社會的持續有序的發展。

作者簡介：

佟志鵬，男，錫伯族，新疆察布查爾人，新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民族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學、中華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