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源軍事會議確定的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領導人究竟是誰？

鐘妮

近年，有學者提出一種觀點：1927年9月初，毛澤東以中共中央特派員及秋收起義前委書記的身份來到安源，當晚就在張家灣召開軍事會議，對起義的軍事計劃進行部署。會議決定組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盧德銘任總指揮，余灑度任師長。筆者認為，以上對安源軍事會議確定的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領導人的表述并不準確。

安源軍事會議沒有任命盧德銘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總指揮

1927年9月初，毛澤東在安源部署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時，盧德銘并不在國民革命軍第一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

我們先看看盧德銘在1927年8月1日至9月初的行程。8月1日深夜，盧德銘接到賀龍部隊從南昌發來的電報，告知南昌起義已經開始，命令他立即率部趕赴南昌。8月2日傍晚，盧德銘率警衛團全體官兵乘坐輪船，向九江方向開去。8月3日早上，警衛團在黃顙口附近的江邊登陸，徒步前進。8月4日到達湖北陽新，翻越幕阜山，8月7日到達江西武寧縣城，與平江農軍相遇。余賁民告訴盧德銘，南昌起義部隊已經往廣東方向轉移。于是，盧德銘決定改變原來由涂家埠直驅南昌的計劃，取道靖安開往奉新，繼續南下追趕南昌起義部隊。但是由于張發奎部隊的嚴密窺視與阻礙，這個計劃未能實現。盧德銘等人只能改變行軍路線，打算經奉新轉向湘、鄂、贛三省邊界“三不管”的地方，在那里找到一個合適的地方落腳。這時，中共湖南省委負責人夏曦給盧德銘寫來一封信，信中說，南昌起義部隊缺少有作戰經驗的干部，要他和指導員辛煥文、參謀長韓浚離開警衛團去廣東東江加入南昌起義部隊。于是，盧德銘把部隊交給警衛團副團長兼第一營營長余灑度指揮，讓余帶部隊去位于湘贛邊界的修水休整待命。盧德銘便和辛煥文、韓浚三人一道化裝離開部隊，經長沙去武漢找中央請示工作。余灑度1927年10月19日的報告記載：“警衛團于七（八）月五日由陽新開走，步行數百里，因天氣過熱，官兵病者甚多。當時盧團長德銘以南昌大隊早已開走不及追上，乃將軍事交灑度指揮，他同其他幾人潛行赴粵。度當日即將不愿留團官長及反動軍官分別遣散槍斃，乃繞道至修水，適逢平江之余賁民部（有槍約三百支），即相約在修水整理?！睆倪@段文字可以看出，盧德銘等在未去修水之前就將部隊交給余灑度，自己離開部隊去找黨組織了。

安源軍事會議的參加者潘心元是在高安獲悉警衛團信息的。1927年7月下旬，潘心元奉黨中央的指示，率瀏陽工農義勇隊開赴平江，與平江農軍一道趕赴南昌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武裝起義。8月6日，他們到達南潯鐵路線上的涂家埠車站時，得知南昌起義提前于8月1日發動，起義部隊已經離開南昌沿閩贛邊界南下。于是，平江農軍打算返回湖南，途經武寧縣時，遇到同樣赴南昌參加武裝起義的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于是，平江農軍與警衛團開赴修水縣城休整。潘心元則率領瀏陽工農義勇隊向南追趕南昌起義部隊，經安義、靖安到奉新，8月9日到達高安，獲悉南昌起義部隊已經走遠，無法追上。因此，瀏陽工農義勇隊便脫離了上級黨組織的領導。此時，平江農軍送來情報，告知他們已和警衛團一道開赴修水休整，希望瀏陽工農義勇隊到銅鼓集結待命。因此，潘心元命令瀏陽工農義勇隊開赴銅鼓休整，他自己則帶人去安源找湖南省委，報告警衛團和平江、瀏陽農軍這三支隊伍開赴修水、銅鼓的情況，請求指示。潘心元1929年7月2日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是這樣記載的：“（一同去南昌參加起義的）平江軍隊與瀏陽軍隊分開后，走到武寧縣城遇到余灑度之警衛團，適從十一軍跑了出來，與賀（龍）葉（挺）失了聯絡，找不到出路，于是與平江義勇隊合在一處，決定由修水同回平江。一面派人追到瀏陽軍隊內面來，通知瀏陽負責同志。當時我們正在瑞州（即高安），聽說賀、葉已繞過閩邊，無法聯絡，聽到他們的報告，便決定由上高、萬載開到銅鼓，與他們聯絡。當時我們在報紙上看到寧漢已發生沖突，湖南空虛，因此便想乘機割據平瀏一帶。到上高后，軍隊向銅鼓開動，我便到安源去找省委關系……”由此可見，潘心元離開瀏陽農軍去找湖南省委時，警衛團是由余灑度率領的。安源軍事會議參加者中唯一了解警衛團信息的潘心元并不熟悉盧德銘，更不可能在軍事會議上提議由盧德銘擔任起義部隊總指揮。另外，中共湖南省委在秋收起義前夕發布的秋收起義文件、命令中從無“起義部隊總指揮”的提法。

安源軍事會議沒有確定余灑度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

安源軍事會議時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的是毛澤東，這是由中共湖南省委決定任命的。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毛澤東出席八七會議后，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回到湖南領導秋收起義。8月中、下旬，湖南省委多次召開常委會議，經過認真討論，決定在群眾基礎較好的湘東贛西一帶舉行秋收起義，并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和以易禮容為書記的行動委員會，作為秋收起義的領導機關。8月30日，湖南省委又決定“澤東到瀏、平的農軍中去當師長，并組織前敵委員會”。1927年9月初，毛澤東在安源張家灣召開軍事會議時，距離省委任命他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不到三天，他不可能無緣無故改變省委決定，而讓余灑度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

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彭公達1927年10月的工作報告中提到：“當日（指1927年9月5日——引者注）澤東從安源來一封信（安行偉有封同樣的信）約定十一日安源發動，十八日進攻長沙?！迸砉_9月5日回到長沙，接到毛澤東和安源行委的信后，立即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傳達中央決議精神，審議安源軍事會議結論，討論暴動日期。會議批準了安源軍事會議的結論，并作了若干補充和修改：關于軍隊的名稱和建制，決定將安源軍事會議所定“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改為“湖南工農革命軍第一師”；除在修水、安源、銅鼓各組建一個團之外，決定在株洲組建一個團，列入第一師建制，命名為“第一師第四團”，“團長朱少連”。彭公達、易禮容隨即通告各地執行，并于9月8日晚上發布秋收起義進攻長沙的命令，其中記載“湖南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毛澤東”。但是，湖南省委這一命令所確定的暴動計劃，后來未能完全實現：部隊的名稱仍是安源軍事會議所定的“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仍為毛澤東。

1927年9月13日，中共湖南省委熊國軍、易禮容寫給燮昌兄（即蘇先?。┎⑥D潤芝（之）、灑度、賁民的密函寫道：“毛潤芝（之）已到兄處否？如尚未到，即以灑度任師長?！睆倪@段文字中可以看出，直到1927年9月13日，中共湖南省委仍未改變毛澤東任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的決定，只是在毛澤東沒有安全到達銅鼓的情況下，才讓余灑度擔任師長。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1927年9月初召開的安源軍事會議決定組建的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應為毛澤東，而不是余灑度。

盧德銘、余灑度分別是怎樣當上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總指揮、師長的

盧德銘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總指揮不是中共湖南省委任命的，而是余灑度決定的。1927年8月中旬，盧德銘等人在奉新離開警衛團后，原打算從武漢乘船經上海去廣東汕頭。后來他們在武漢見到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部長向警予。向警予向他們傳達湖北省委指示，要他們仍回原部隊參加秋收起義。就這樣，他們離開武漢，長途跋涉向修水奔來。途中在崇陽大沙坪遇上地主武裝民團阻撓搜查，走在最前面的辛煥文與敵周旋，不幸犧牲；走在中間的韓浚被捕，從此脫離警衛團。盧德銘走在最后僥幸脫險，經過長途奔波，終于在9月10日工農革命軍第一團開到渣津時歸隊。對于盧德銘的到來，余灑度深感意外，當時他已經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考慮到盧德銘是自己的頂頭上司，其職位應在自己之上，于是，他給了盧德銘一個部隊總指揮職務。據叛變革命的鐵心（應為化名）1934年回憶：“余（灑度）師長及余賁民副師長則統領著（工農革命軍第一團）第一營在后面搖搖擺擺行進。軍行數十里，到了修口，見前面來了一人，原來是盧德銘仁兄又到了。他是從奉新離開隊伍去趕葉、賀兩位大哥的，趕之不及，便跑回武漢去找共黨中央，誰知被周恩來大哥大加申斥，要他轉回隊伍來。余師長看他上司的面子，加封一個指揮官的大銜?！?/p>

既然中共湖南省委任命的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是毛澤東，那么為什么在秋收起義中實際擔任師長的卻是余灑度呢？只有一種可能，就是毛澤東主動將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職務讓給余灑度。毛澤東為什么要這樣做？

首先，毛澤東到達銅鼓之前，余灑度已經將駐修水和銅鼓的三支革命武裝（即原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平江農軍、瀏陽農軍）統一整編為一個師，“將警衛團改為第一團，瀏陽蘇先俊部改為第三團，余賁民即分補兩團。為灰色態度起見，改用江西省防軍第一師名義，（余灑）度即被指為師長，（余）賁民為副師長，內部負責為師委會……”1927年9月8日，毛澤東從安源抵達銅鼓，聽了蘇先俊等人的匯報，才知道修水、銅鼓的革命武裝已經改編為江西省防軍暫編第一師，并配備好了師、團負責人。欲將這支部隊改編為工農革命軍，最快、最好的做法就是改變部隊名稱，即將“江西省防軍暫編第一師”改稱“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部隊建制、人員和各級干部任職不變。

其次，余灑度在江西省防軍暫編第一師中享有較高威望。江西省防軍暫編第一師下轄一、三兩個團。第一團主要是由警衛團和平江農軍組成。余灑度是警衛團團長，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二期，在周恩來的影響下加入中國共產黨，是黃埔軍校內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的骨干成員，也是黃埔軍校血花劇社重要演員。1926年隨葉挺獨立團北伐到武昌后，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副團長兼第一營營長。盧德銘離開警衛團時，他被推舉為團長、江西省防軍暫編第一師師長。余灑度與平江農軍的關系較為密切。他本人就是湖南平江人。平江農軍負責人、江西省防軍暫編第一師副師長余賁民也是平江人。眾多平江農軍對余灑度的名字早有耳聞，關系甚篤。第三團主要由瀏陽農軍組成，瀏陽農軍負責人蘇先俊與余灑度是黃埔軍校同學。警衛團與平、瀏農軍未趕上南昌起義后，在修水、銅鼓駐扎了一個多月，頻繁的接觸使他們相互之間更為了解，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所以毛澤東1936年在陜北接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采訪，談到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的組建時說：“新部隊成立以后，我擔任黨的前敵委員會書記，原武漢警備部隊的一個指揮官余灑度，任第一師師長。余多少是由于部下的壓力而被迫就任的……”為什么余灑度是“由于部下的壓力而被迫就任”師長的？據時任警衛團參謀長的韓浚1976年1月11日回憶：余灑度這個人“膽子小，怕死，要他帶兵他不愿意，也沒打過仗，他愿干別的工作”。但當時部隊擁護余灑度的呼聲很高。

其三，余灑度不服從毛澤東的調遣。毛澤東主持召開的安源軍事會議討論了軍事和農民暴動的布置，確定分為三路，從贛西修水、銅鼓和安源三地起義，進擊湘東，會攻長沙；同時布置了湘贛邊界各縣的農民暴動，以配合軍事行動?！霸谶@三路中，又以瀏陽為主力軍”。那就是駐修水的警衛團移駐銅鼓縣城，與在銅鼓的瀏陽工農義勇隊會合，一起向瀏陽進攻?！耙驗檫@路軍事勢力較厚，地勢較險，瀏陽又逼近長沙，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所以在安源軍事會議結束后，毛澤東便由潘心元陪同趕赴銅鼓，直接指揮這一路的行動。1927年9月8日，“毛澤東到（銅鼓）后，便去信調余灑度一團人參加作戰，等了幾天余沒有到”。此時，秋收起義已迫在眉睫。如果仍然按照安源軍事會議的決定，要警衛團從修水向銅鼓方向運動，時間上來不及。由于余灑度不服從毛澤東的調遣，這就使得駐銅鼓的革命武裝無法成為秋收起義的主力。為了不影響秋收起義的進程和維護起義隊伍的團結，毛澤東主動將中共湖南省委任命自己的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職務讓給了余灑度。中共湖南省委雖然沒有正式任命余灑度為師長，但事實上默認了毛澤東的做法。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是先后由毛澤東、余灑度擔任的。毛澤東任師長時間是：從1927年8月30日湖南省委會議決定起，至9月8日毛澤東從安源到達銅鼓主動辭職之前。余灑度任師長時間是：1927年9月8日毛澤東到銅鼓主動卸職后，至9月29日三灣改編撤銷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建制之前。

【參考文獻】

[1]潘心元：《關于湘東贛西一帶革命斗爭情況的報告》（1929年7月2日），《修水革命歷史文獻資料集》第74頁。

[2]彭公達同志關于秋暴經過的報告（1927年10月8日），中央檔案館編《秋收起義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版，第117頁。

[3]中共湖南省委關于奪取長沙的命令（1927年9月8日），載《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頁。

[4]發覺共黨圖謀騷動密函（1927年9月30日），原載1927年9月30日《漢口民國日報》，載《秋收起義在江西》，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51頁。

[5]鐵心：《毛澤東落草井岡山》，載《現代史資料》第3集（下編），海天出版社1934年出版。

[6]余灑度報告（1927年10月19日），中央檔案館編《秋收起義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版，第131頁。

[7]毛澤東1936年同斯諾的談話，載《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頁。

[8]《訪問韓浚記錄整理》（1976年1月11日），載《江西黨史資料》第三輯，1987年內部版，第154頁。

[9]潘心元報告（1929年7月2日），中央檔案館編《秋收起義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版，第157、159頁。

（作者系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副科級干部、文博館員）

責任編輯/曾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