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爾堡圖書館的繆斯

摘 要：西方藝術史在學科的建立以及經典理論的貢獻上皆男性學者為主，社會歷史因素以及學科內部長期累積的性別偏見使女性藝術史家一直處于邊緣位置。在當下的瓦爾堡研究熱潮中，格特魯德·賓被認為是瓦爾堡思想最佳詮釋者之一，目前國內尚無文章專門考察這位重要的女性學者。本文從女性主義視角出發，結合瓦爾堡研究院昔日同事的描述嘗試勾勒出賓的生平畫像；其次，從賓與瓦爾堡的密切合作中分析其研究特點以及對瓦爾堡的影響；最后，結合時代背景考察賓在瓦爾堡圖書館的歷史進程中發揮的女性力量。

關鍵詞：格特魯德·賓；瓦爾堡方法；藝術史；女性主義

中圖分類號：J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236（2024）01-0075-09

20世紀初，瓦爾堡圖書館（Kulturwissenschaft Bibliothek Warburg）以先進的跨學科研究方法和獨特的書籍擺放形式聲名遠揚。圖書館創辦者阿比·瓦爾堡（Aby Warburg）的文化科學（Kulturwissenschaft）研究范式吸引了許多不同研究領域的學者，如歐文·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埃德加·溫德（Edgar Wind），弗里茨·扎克斯爾（Fritz Saxl），他們都是瓦爾堡學術圈成員。在這個以男性為主導的研究機構中，還有一位特殊的人物——格特魯德·賓（Getrud Bing）。在瓦爾堡的相關研究中，她被描述為私人秘書或瓦爾堡研究院的負責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她是這個學術圈子中唯一的女性學者。E.H.貢布里希把賓看作是瓦爾堡學術圈的“繆斯”，她與扎克斯爾是瓦爾堡圖書館及其思想發展和傳播的關鍵性人物。［1］

自20世紀70年代掀起的瓦爾堡研究熱潮中，這位對瓦爾堡圖書館做出巨大貢獻的女性的功勞幾乎被埋沒.筆者認為導致這一現象有如下兩個因素：一是賓的留下文字作品不多，亦沒有其個人傳記；二是瓦爾堡個人魅力的光環遮蔽了圍繞在他身邊的學者。直到近五年來，隨著性別研究和女性主義批判思潮影響的擴大，對瓦爾堡和漢堡學派的考察開始發生轉向，學者周圍的女性逐漸走進人們的視野中。先后有卡羅爾·梅涅（Carole Maigné）、勞拉·塔克（Laura Tack）和伊麗莎白·西爾斯（Elizabeth Sears）從不同角度對賓和瓦爾堡方法及圖書館進行考察。（參見：Elizabeth Sears. Keepers of the Flame： Bing， Solmitz， Klibansky and the Continuity of the Warburgian Tradition［C］//Raymond Klibansky and the Warburg Library Network. Intellectual Peregrinations from Hamburg to London and Montreal.edited by Philippe Despoix and Jilliam Tomm.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18.）此外，賓昔日在瓦爾堡圖書館以及研究院的同事，E.H.貢布里希、D.J.戈登（D.J Gorden）、巴克桑德爾（Michael Baxandall）等，都對這位優秀女性留下深刻印象，在其去世后共同為她撰寫了回憶錄，為側面了解賓的提供了一個契機。

本文在上述學者的研究基礎上結合賓與同事們之間的書信記錄嘗試勾勒其生平軌跡，以及對其學術工作做描述性研究。特別是1928—1929年瓦爾堡在意大利期間，在賓的幫助和啟發下，促使他將注意力放在對《記憶女神圖集》（Bildatlas Monemosyne）的制作。對格特魯德·賓的考察雖為一孔之見，或可填補瓦爾堡以及學派相關研究的隙缺。

一

關于格特魯德·賓的早年經歷，無論在瓦爾堡研究院的檔案記錄，還是關于她的回憶錄里都相當零散，很少有人了解她在來到瓦爾堡圖書館之前的生活，甚至連賓本人也甚少談起。因此，筆者只能對賓的青年時期的生活和教育經歷做簡單的介紹。（從2018年開始，國外學者開始對瓦爾堡周圍學者的詳細考察，其中包括對格特魯德·賓的生平介紹：Carole Maigné. Kollege Bing ［J］.Revue germanique internationale， CNRS e ditions， 2018.）格特魯德·賓的家族在漢堡當地頗具影響力，在漢堡和巴黎兩地之間經營著大量的奢侈品進出口業務。她從小就受到藝術的熏陶，家族中最有名的是她的叔叔齊格弗里德·賓（Siegfried Bing），他率先在巴黎引入日本藝術，是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并于1895年創立了新藝術沙龍（Salon de lart Nouveau）。

優渥的家庭條件未能給格特魯德·賓帶來一帆風順的教育。1916年，她獲得了德國大學入學資格，并于1918年期間在慕尼黑學習哲學、文學和心理學。大戰期間，她不得已中斷學業，在漢堡的一所男子中學擔任代課老師。戰爭結束后她重返校園，標志著她學術生涯的開始。

1920年賓在漢堡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這是一所當時新成立不久的研究型大學，聘請了卡西爾和潘諾夫斯基擔任哲學系和藝術史系主任。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尤其對猶太裔的青年女性來說，想完成學業最理想選擇就是漢堡大學。在當時德國所有的大學中，這所新成立的學府在校女性數量最多。1921年，賓在卡西爾和羅伯特·佩奇（Robert Petsch）的兩位導師的指導下，撰寫了博士論文《萊辛的必然性概念：一篇關于萊布尼茨和萊辛哲學討論的文章》（Der Begriff des Notwendigen bei Lessing： ein Beitrag zum Geistesgeschichtlichen Problem Leibniz-Lessing）。賓出版的作品非常少，（賓的文字作品大多以合著的形式或以書籍前言的形式出現：Bing， Gerturd，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Record［M］. London： The Warburg Institute， 1934; Bing， Gerturd， Fritz Saxl. A memoir， in Fritz Saxl? （1980—1948）： A volume of Memorial Essays from his Friends in England［M］. ed. Donald James Gordon. London： The Warburg Institute， 1957.）這篇博士論文是了解賓的學術研究唯一窗口。在論文附帶的簡歷中，賓的自我介紹透露了她的不幸遭遇：

我，格特魯德·賓，生于1892年6月7日，是已故商人莫里茨·賓及其已故妻子艾瑪·賓（本姓喬納斯，漢堡人）之女。［2］（P7）

選擇萊辛作為研究主題對于這位年輕的博士生來說是一項挑戰。論文共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萊布尼茨的哲學理念；第二、三部分著重闡述了萊辛的美學理論和哲學與宗教觀念；最后用萊辛的兩部戲劇《艾米莉亞·伽落蒂》（Emilia Galotti）（1772）和《智者納坦》（Nathan der Weise）（1779）來補充她的哲學分析。從論文構框架可以看出她有堅實的哲學研究基礎，并對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情有獨鐘，為她將來成為一名“瓦爾堡式”（Warburgian）學者埋下種子。

賓的博士論文充滿了濃郁的理性主義色彩，她認為萊辛的美學思想受到萊布尼茨的單子論啟發，這在他的美學和宗教哲學觀念中都很明顯：藝術作品中表現出的特殊性是一面永恒的鏡子。［3］（P56）這種特殊性在宇宙中的時空位置決定了它的表象，因為藝術作品中的必要的基本形式與一般真理相關，常以歷史的形式再現。賓撰寫此文的目的不僅考察萊布尼茨對萊辛的影響，更著重于萊辛戲劇中對藝術理論的隱喻，即藝術家是創造性天才，使其作品符合世界上的法度秩序。萊辛戲劇中有一種矛盾的力量，而在視覺藝術中，這些經常被視為矛盾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命運女神”（Fortuna）母題。在研究身為劇作家的萊辛是如何將上述原則轉化為實踐之前，賓重點關注了他的宗教哲學取向。這是對人類倫理地位的要求，這也是萊辛戲劇作品的一個標志。

1922年，瓦爾堡在克魯茨林根接受治療時扎克斯爾成為代理瓦爾堡圖書館館長，在他的帶領下圖書館的學術活動日漸繁榮，開展了一系列合作項目，繁忙的工作讓他不堪重負。3月23日他寫信給瓦爾堡，表達了要吸納新成員入館的愿望。在導師卡西爾的推薦下，30歲的賓被安排到瓦爾堡的圖書館工作，負責圖書編目并協助扎克斯爾出版學術刊物以及組織系列講座。賓與圖書館的聯系看似水到渠成，而在當時社會環境下這個機會可謂來之不易。20世紀初德國的許多城市反猶主義盛行，猶太裔男性學者在大學中常受到排擠，女性想順利獲得教職幾乎是不可能的。賓進入圖書館工作對她的整個人生來說都是決定性時刻，這使她身處20世紀最優秀的藝術史與文化史研究中心。1924年，瓦爾堡回到漢堡，賓直接成為其助手。瓦爾堡對她和扎克斯爾的付出表示感謝。［4］（P169）1926年，瓦爾堡圖書館完成從“私人圖書館”到“公共機構”的轉型，作為研究型機構正式向社會開放。（根據艾米麗·萊文的考察，瓦爾堡私人圖書館時期，圖書館的日常維護主要依靠妻子瑪麗·瓦爾堡，瓦爾堡夫婦經常召集學者夫婦（如古斯塔夫·泡利夫婦）舉辦小型的講座進行交流。）［5］瓦爾堡圖書館成立后鮮有女性學者來訪，因為她們大多數不得不因為家庭中止研究工作。瓦爾堡對女性做研究有自己的看法，他在日記中寫道：“（女性）即使不結婚，她們離開圖書館的幾率也很高?！保?］（P54）雖然瓦爾堡從未對社會結構中的性別角色發表過意見，但在格特魯德·賓來到圖書館之前，他從未真正接納女性進入他的思想世界。

賓對文學與哲學的關注是她今后成為瓦爾堡思想最佳詮釋者的前提之一，據D.J.戈登回憶：“在瓦爾堡研究院，那些在圖書館時期就參與建設的朋友里，只有賓真正關心文學?！保?］（P20-21）賓一直對萊辛研究著迷，來到圖書館后，扎克斯爾送了她一本相關專著，賓在回信中寫道：“非常感謝你送的萊辛作品，它非常有趣，有神學的性質?！保╓arburg Institute Archive （以下簡稱WIA）， General Correspondence （GC）， Bing to Saxl， 29/08/1922.） 賓一直希望繼續自己的研究，可惜圖書館繁忙的工作讓她無暇顧及，于是寫信給瓦爾堡表達了自己的想法：

我非常希望到冬天時就能把圖書館整理好。這樣我可以少做一些技術性的工作，更專注地參與館內的研究。最近，潘諾夫斯基偶然讀到了我的博士論文，他鼓勵我繼續“拯救”（Rettung）萊辛的藝術理論，他認為，當今的研究對其有誤解。（WAI， GC， Bing to Warburg，5/07/1926.）

在回信中，瓦爾堡表示支持并鼓勵她訂購一些關于萊辛的文獻。賓仿佛天生就能理解萊辛的作品中自由與秩序、感性與理性交織的復雜性，展現了她作為藝術史學者應有的理性特質。根據賓的描述，瓦爾堡曾把自己說成是萊辛的學生：他認為萊辛在歷史上試圖回答的問題，即表現方式的問題，在每一種情況下都結合了語言和圖像。［8］這深深影響了瓦爾堡對表現運動與激情的古典圖像的思考，在瓦爾堡晚年對《記憶女神圖集》的編輯過程中可見一斑。（瓦爾堡晚年與賓一起編輯圖集的過程中，自嘆一直處于萊辛的影響下：“每當反思我的思想活動的深層次意義的時候，我意識到長期以來一直認為有必要對萊辛的論點進行糾正。如果有人在學校向我預告了這一點，我會責備他：在我看來，即使與萊辛相提并論，也似乎是一種褻瀆的假設。在隨后的幾十年中，我在文化科學基礎上，對萊辛或溫克爾曼的古代奧林匹亞之聲學說進行了修正。今天，這項工作尚未完成?！?參見：Warburg， Aby? et al. From the Arsenal to the Laboratory ［J］.West 86th： A Journal of Decorative Arts， Design History， and Material Culture， 2012， 19（1）。） 哲學專業出身的賓，其藝術史修養給貢布里希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回憶錄中這樣說道：

瓦爾堡將繆斯之母記憶女神（Mnemosyne）題寫在圖書館的門楣上。若將格特魯德·賓比作繆斯女神，她可能會笑，但這種類比能體現一些重要的東西。她與同事并肩而行，知道如何激勵他們。雖然她給人的第一印象是理性的，但她確實非常有藝術才能，對音樂和許多畫家有著深深的熱愛，尤其是提香、倫勃朗和委拉斯開支。［9］（P11）

賓對瓦爾堡提供的支持不限于一般秘書的輔助性工作，還有智性上和心理上的互補，這一點得到后來許多學者的印證。萊文從卡爾·格奧爾格·海澤（Karl Geory Heise）記敘的回憶以及信件中考察認為，賓強大的理性特質能在瓦爾堡精神狀態不穩定時給予必要的幫助。史學家阿納爾多·莫米里亞諾（Arnaldo Momigliano）將賓對瓦爾堡心理上的影響比喻為“驅魔”，認為她與不可捉摸的心理惡魔保持著適當的距離。［10］（P26）賓對瓦爾堡在心理上的支持，以及研究興趣上的默契在1928—1929年的意大利之行中尤為明顯。

二

瓦爾堡這次意大利之行只有賓和一位隨從陪伴。瓦爾堡的得力助手不止一位，而他為何選擇賓作為這趟旅行唯一的助手？這或許與圖書館的“鐵三角”組合有關。從圖書館成立到瓦爾堡去世前，扎克斯爾、賓與瓦爾堡穩定地推動著圖書館的發展。三人以日記（Tagbuch）的形式進行溝通，記錄圖書館的日程及學術上的討論細節，并以《瓦爾堡圖書館工作日志》（Tagebuch der Kulturwissenschaftlichen Bibliothek Warburg）出版。莫米里亞諾將這三人的組合戲稱為“研究院的第二個三位一體”（la seconda Trinità del Warburg）。（第一個三位一體是研究院徽志中的“Mundus-Annus-Homo”（宇宙-四季-人）， 參見：E.H.Gombrich etc.In Memoriam：Gertrud Bing （1892—1964）［M］. London： The Warburg Institute，1965，P24。）

從1926年開始，瓦爾堡與扎克斯爾的關系變得緊張，《日志》的推進受到阻礙，原本的三人討論變成瓦爾堡與賓之間的對話，此時賓還充當起瓦爾堡和扎克斯爾之間溝通的紐帶?！度罩尽分型郀柋e的稱呼可以反映他對賓態度的轉變，從最初的Frln.Bin到Bingia（Bingiam，和Bingiae），或者（Kollege）Bingio，再到Herr Kollege Bingius，Herr Bingius，和College Dr.Bing 或College Bing，（德語中以e結尾的單詞為陽性，Kollege Bing 即（男）同事賓；Herr釋義為對男性的稱呼先生；College釋義為高等學校、大學，這意味著瓦爾堡認可賓在研究上的專業性。名字詞尾的轉換是瓦爾堡對賓幽默的戲稱。）從“女士”到“（男）同事”再到“先生”和“博士”，賓在瓦爾堡眼中逐漸“男性化”，從另一個角度說，則是對其能力的一種認可。此時的瓦爾堡已經打算將自己的研究交到下一代學者的手中，原本他寄希望于扎克斯爾，而此時他認為賓是他最信任的人選。瓦爾堡在日記中寫道：“賓能激發出我心底無條件的信任感與尊重?！保℅C， Warburg to Saxl，1927，5，20， McEwan， Fritz Saxl， o.c， p.119.）

瓦爾堡這次旅行主要有三個目的：為1929年1月19日在羅馬赫茲亞納的演講做準備；對喬爾丹諾·布魯諾（Giordano Bruno）作品進行研究；為《記憶女神圖集》的圖版編纂收集資料。第一站來到博洛尼亞，他們的目光被解剖劇場（Anatomical theatre of the Archiginnasio）天花板的天文與醫學主題裝飾雕刻（圖4）吸引。該劇院由建筑師安東尼奧·萊萬提（Antonio Levanti）設計，天花板和墻壁裝飾于1647—1649年完成，中間懸浮著醫學之神阿波羅的形象，周圍是木刻的占星象征圖像。賓對這些裝飾雕刻非常感興趣，她激動地寫道：“我要寫一本關于意大利天花板裝飾雕刻的書?！保?1］（P64）他們仰望著文藝復興時期藝術中的宇宙，觀察人類試圖超越自我的種種再現藝術，嘗試捕捉動態的“思維空間”（Denkraum）。［12］（P260）喬爾達諾·布魯諾是16世紀重要的思想家，瓦爾堡將他看作歐洲思想的“觸角”，他的理論是文字與圖像、宇宙學與藝術史結合的化身。瓦爾堡對布魯諾的興趣最早可追溯至1910年，直到1928年前后，他開始癡迷于對布魯諾的研究。（在1928年瓦爾堡寫給卡西爾的信中，他表明了自己研究布魯諾的目的：“這個人（布魯諾）的重量級地位對我來說越來越重要。他的認識論批判（Erkenntniskritik），隱藏在諸神對抗天魔的象征主義背后，實際上是對純粹無理的批判（Kritik der reinen Unvernunft），我可以立即將其置于歷史背景下，與我的心理學圖像材料（《天體樂聲》1589）相結合。參見：Johnson， Christopher D.Memory， Metaphor， and Aby Warburgs Atlas of Image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97.）布魯諾曾在《驅逐趾高氣揚的野獸》對話錄中用十二星座寓意舊道德，布魯諾的理論可以幫助瓦爾堡支撐對文藝復興時期占星術象征，以及對“純粹非理性”的認識論和心理學批判。在筆記中，瓦爾堡用隱喻的方式巧妙地表達了他與賓之間的關系：

回想起來，格特魯德·賓和我的功能就像Y型的占卜棒，一旦“進入地獄” （ad inferos）的沖動加強，或“進入天堂”（raputus in coelum）的畫面顯現出來，它就會在在普紐瑪（Pneuma）中傾斜。［13］（P219）

他們一起研讀布魯諾的理論，這根“Y型占卜棒”的組合體現了前所未有的默契。在那不勒斯，他們一起參觀了的圣多梅尼科馬焦雷教堂（San Domenico maggiore），布魯諾曾在那里接受教育。［14］賓發現教堂的浮雕代表了黃道十二宮和異教諸神，這是否影響了布魯諾的占星學信仰是瓦爾堡接下來思考的問題。在卡普亞，他們參觀了密特拉神廟（圖5）。瓦爾堡發現了一種“奇怪的矛盾性”，可以揭示文藝復興時期的圖像中從古代繼承下來的極具張力的表現手法。布魯諾是日心說的倡導者，瓦爾堡和賓意識到這與米特拉神（Mithra）存在一定聯系。

米特拉崇拜中血淋淋的公牛祭祀有宇宙學意義，米特拉崇拜和布魯諾的天空星座都以太陽為中心。布魯諾反對迷信和占星術，打破了原本的中世紀宇宙學說。瓦爾堡用“世界劇場”（theatrum mundi）這個古老的隱喻來形容布魯諾的反叛：“喬爾丹諾·布魯諾把宇宙視為一個劇場，在他引爆星體之后，引導員才指示位置?！保?5］（P197）這句話的意思是布魯諾的理論挑戰了古老的地心說。是什么讓布魯諾突破傳統的藩籬？賓在關鍵時刻給出了非?？隙ǖ拇鸢浮猄ynderesis（良知）。這個重要的哲學概念是賓為《驅逐趾高氣揚的野獸》做的注釋：“Sinteresis/ siehe/ ed. Gentile / II， p.13. n.2.（良知/請參見/非猶太的/II， 第13頁）?！保?6］（P201）象征“智慧之光”的朱比特“被無常的命運束縛”，在“良知”的驅使下，決心清除天界無知、迷信、貪婪和類似的惡習，重建道德。瓦爾堡對布魯諾的癡迷是一種精神上的確認，他相信布魯諾描繪的宇宙圖景，夯實了他對文藝復興時期占星術象征主義以及心理學上的認識。1929年7月回到漢堡后，瓦爾堡打算開展一系列布魯諾的講座并補充說道，若沒有格特魯德·賓的幫助，他永遠不可能繼續“文化學科式的類型圖集”（kulturwissenschaftliche Typenbild）的研究。

賓關注布魯諾的理論不單是為了協助瓦爾堡，還是她本人對萊辛的延伸考察。她把人類與命運的斗爭作為一種倫理宗教現象來對待，通過與瓦爾堡的合作，星辰宇宙與命運的關系對她來說逐漸清晰。雖然長期擔任瓦爾堡的私人秘書，但她一直沒有放棄自己的學術研究，雖然未能出版個人成果，但她把自己對人類與命運的關注投射在與瓦爾堡一起編輯的《記憶女神圖集》之中。這次意大利之行使賓更接近瓦爾堡的靈感之源，兩人之間的思想聯系更緊密。如果說扎克斯爾幫助瓦爾堡打理圖書館等外部事務，賓則具有一種從內部（von innen heraus）理解瓦爾堡理念的能力。［17］可以說，在賓的幫助下，瓦爾堡重新找到了在佛羅倫薩時的創造動力。

“助手”賓發揮的能量遠遠超過這個稱謂給人留下的一般印象。她在瓦爾堡學者圈子里中一直扮演著“服務者”的角色，無形之中限制了她的個人學術追求，反映出世紀之交的歐洲女性知識分子的困境。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女性追求事業困難重重，賓依然堅持接受教育并在瓦爾堡圖書館工作，這種勇氣值得贊許和欽佩。這與恩里克塔·弗蘭克福特（Enriqueta Frankfort）對賓的簡要描述相一致：

格特魯德·賓身型嬌小，皮膚黝黑，戴著一副眼鏡，表情嚴肅，但笑起來卻很親切，她的目標、勇氣和人性給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某種程度上，格特魯德·賓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一個以男性為主的世界中找到了一個基點，在那里她可以表達自己的道德價值觀，培養自己的智性。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一個阻礙她自身發展的地方，因為她主要是以男性學者同事的助手的角色占據這個位置。［18］（P17）

或許，在不了解當時的社會環境與她的教育背景的情況下，冒然認為她只是瓦爾堡圖書館中一個默默無聞的助理，這種看法未免有失偏頗，而且還剝奪了賓為自己的事業而拼搏所應得的尊重。

三

要客觀完整地勾勒出賓的形象，不僅要參照同事們對她的記憶，還要從瓦爾堡的研究中捕捉賓留下的痕跡。在意大利瓦爾堡和賓的目光不僅仰望宇宙星辰，還關照微觀個體，確切地說，是關注個體在變幻的宇宙中所持的生存立場。他們以馬奈的作品《草地上的午餐》（圖6）為切入點，草地上斜躺的人物讓人想起馬安東尼奧·雷蒙迪（Marcanonio Raimondi）的銅版畫《帕里斯的裁決》（The Judgement of Paris）（圖7）中右側的古代河神形象，其靈感來源于對古代石棺的描繪。雷蒙迪作品中的河神對背景中的奧林匹克諸神作出了恐懼和熱情的反應。瓦爾堡將此與他當時正在研究的兩極性（狂躁—抑郁）的聯系起來。（瓦爾堡在1929年3月20日寫道：“在非休息狀態下的能量倒置：河神在崇拜中無法站立……休息的人不想要它：懶惰的人，怠惰（Acedia）的宣泄?！眳⒁姡篔ohnson， Christopher D. Memory， Metaphor， and Aby Warburgs Atlas of Image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P21.）瓦爾堡在同一時期寫的關于“行動生活”和“沉思生活”之間關系，也是在對馬奈的研究中產生的：

有時在我看來，似乎在我作為一個心理歷史學家的角色中，我試圖從自傳式反射中的形象中找出西方文明的精神分裂：一邊是狂喜的“寧芙”（躁狂），一邊是哀傷的“河神”（憂郁）。高敏感的人將試圖在這兩極之間找到一種風格，使他們能夠積極參與到生活中對比的老游戲：行動生活和沉思生活。［19］（P135）

這段話體現了瓦爾堡對個體在宇宙中的地位的典型看法：在一個似乎從迷信和壓迫中解放出來的宇宙中，人在抑郁和狂躁之間游走。因此，他認為西方世界的命運是一種精神分裂，在兩種生活中擺蕩。這種“極性”（polarity）反映在《記憶女神圖集》圖版48中（圖8），它的標題是：“命運女神，人類自我解放的闡釋象征”（Fortuna， Auseinandersetzungs symbol des sich befreienden Menschen）。根據檔案記載，這幅圖版由瓦爾堡和賓共同完成。

圖版48從左到右是命運女神的三種擬人化形象：（a）為帶輪盤的形象、（b）為航海形象、（c）手持豐饒角。像寧芙一樣，命運女神是運動的化身。在文藝復興時期對命運女神形象的再現中，她在海上漫步，而風則自由地揮舞著她解開的帆，有時她像桅桿一樣帶著帆，作為風之女神或海之女王，她最終仍然難以捉摸。她腳踩天球試圖保持平衡，這種盲目的命運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以看似武斷的方式有時候會帶來繁榮，有時則是災難。圖版展示了在文藝復興晚期，改變突發事件的力量仍掌控在命運女神的手中。

瓦爾堡癡迷于文藝復興時期“仙女”（Nympha）主題的研究 ，對“女性”的描繪進入了他的思想中心，這其中一部分原因來自賓的影響。她熟稔瓦爾堡手稿，對他語言的細致解讀讓她成為瓦爾堡寫作風格和語言運用的研究者。在瓦爾堡去世后，賓第一個成就是1932年整理并出版了《阿比·瓦爾堡叢集》（Aby Warburg Gesammelte Schriften），并為其撰寫了前言和索引。此外，賓很早就開始策劃撰寫一本瓦爾堡傳記，可惜的是這項任務直到她去世前都未能完成，寫好的原稿也全部銷毀，撰寫的任務交給了貢布里希。

隨后，賓還面對日益嚴重的反猶太主義。隨著1933年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崛起，這位女性在圖書館的搬遷中傾盡全力，將自己與圖書館的命運緊緊綁在一起。1933年12月，在這扎克斯爾和賓的組織下，赫爾米亞號（Hermia）輪船滿載瓦爾堡圖書館的六萬冊圖書駛向倫敦，賓的命運似乎在二戰后才逐漸穩定下來。在這動蕩的歲月里，命運女神繼續在思想領域指引著她。賓對個人與命運抗爭的方式非常著迷，并試圖在可能出現的非理性力量的旋渦中站穩腳跟。1944年，二戰即將結束時，瓦爾堡圖書館更名為倫敦大學的瓦爾堡研究院，賓繼續擔任她的助理院長直至1955年。1946年，她成為英國公民。院長扎克斯爾1948年去世后，接替他的是亨利·法蘭克福，不幸的是他于1954年意外離世，賓于1955年成為研究院的負責人以及倫敦大學古典傳統史教授，并于1959年退休。賓的命運現在似乎緊緊地與英國綁定在一起了，但她對祖國的思念卻從未消失。

來到英國之后，賓除了本職工作以外，在戰爭期間還在協助來自德國、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尋求庇護者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在她的幫助下，大量的學者在英國和美國找到了學術職位。同時，賓還承擔起與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瓦爾堡學者的聯絡工作，并持續關注著圖書館未完成的出版項目，如潘諾夫斯基、扎克斯爾和克里班斯基合著的《土星與憂郁》。除了出色的組織才能，賓的參與感也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巴克桑德爾回憶道：“她完全專注于與之交談的人。與她一對一交談的人，無不欣賞她這種特別關注的感覺?！保?0］（P16）作為圖書館中第一位女性學者，賓給后來的弗朗西斯·耶茨（FrancesYates）留下深刻印象，在《記憶的藝術》（The Art of Memory）的序言中耶茨說到：

現在，《記憶的藝術》終于完成了，對已故格特魯德·賓的記憶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深刻。在前期，她閱讀并談論我的草稿，持續關注我的進展如何，時而鼓勵，時而勸誡，以她強烈的興趣和獨到的見解不斷激勵我。她覺得如精神圖像、圖像的激活、通過形象把握現實這些問題——在記憶藝術史上一直存在的問題——與阿比·瓦爾堡（我是通過她才知道的）所關注的問題非常接近。我永遠無法得知這本書是否如她所期待那樣……我把這本書獻給對她的記憶，對她的友誼深表感激?！保?1］（xiv）

耶茨簡短的幾句話概括了格特魯德·賓在工作中強烈的“使命感”，她自始至終全身心地投入到發揚瓦爾堡的思想遺產的事業中，密切關注后輩的進步，并親自參與他們的研究項目。1964年，格特魯德·賓突發疾病于7月3日去世?！巴郀柋?，我們的幽靈：在內心某處，難以把握，不為人知?！?［22］（P14）迪迪-于貝爾曼（Georges Didi-Huberman）形容瓦爾堡的這句話，同樣適用于賓。賓的確是一個幽靈，它至今還在隨著對瓦爾堡遺產的研究游蕩，這個幽靈不時會來糾纏我們，但她到底是什么樣的人似乎很難說清。但可以明確的事，她以“自我犧牲”的方式為圖書館全心全意的付出，而在今天對瓦爾堡遺產的研究中她卻像游弋的幽靈。恰恰是這種如“幽靈”般的神秘，似乎成了格特魯德·賓作為女性學者在圖書館生存的動力。

對許多人來說，格特魯德·賓既是瓦爾堡的“繆斯”，也是“現代的寧芙”，亦是用靈感與友誼使人們行動起來的動態力量的化身。連接過去、未來和現代的河流已匯成深海，只有命運女神能以高超的技巧駕馭它。賓以她自己獨有的方式在圖像闡釋的空間中航行。無論如何，賓是一個多面手。作為一名哲學家和文學家，她是瓦爾堡圖書館“鐵三角”之一，在研究上給出關鍵性意見的女性學者。作為一個流亡的猶太裔學者，她不甘心自己的苦難命運，人們可以把她的生活解讀為與命運的斗爭，在美麗、真實，尤其是善中追尋自由。

參考文獻：

［1］Michael Baxandall. Is Durability Itself Not Also a Moral Quality？ ［J］.Common Knowledge， 2012，18 （1）.

［2］［3］［11］Tack， Laura. Fortune of Gertrud Bing（1892—1964） ［M］. Leuven-Paris-Bristol： Peetres， 2020.

［4］McEwan， Dorothea. Fritz Sax， Eine Biografie ［M］. Wien-Kln-Weimar： Bhlau Verlag，2012.

［5］［6］Levine， Emily J. PanDora， or Erwin and Dora Panofsky and the Private History of Ideas ［J］.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2011 ， 83（1）.

［7］［9］［10］［18］［20］Gordon， Donald James，Ernst Gombrich etc. In Memoriam： Getrud Bing （1892—1964） ［M］.? London： The Warburg Institute， 1965.

［8］Warburg， Aby， Christopher D. Johnson， and Claudia Wedepohl. From the Arsenal to the? Laboratory ［J］. West 86th： A Journal of Decorative Arts， Design History， and Material Culture 19， 2012，（1）.

［12］［英］E. H.貢布里希.瓦爾堡思想傳記［M］.李本正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13］［15］［16］Johnson， Christopher D. Memory， Metaphor， and Aby Warburgs Atlas of Image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14］Warburg， Aby. Giordano Bruno and the Chapel of Andrea Carafa di Santa Severina in San Domenico Maggiore ［C］// Maurizio Ghelardi and Giovanna Targia. Philosphy and Iconology （1-2008）. Napoli：Bibliopolis， 2010.

［17］Enrst Gombrich. Gertrud Bing zum Gedenken［M］， London：The Warburg Institute， 1962.

［19］Ruprecht， Lucia. Gestural Imaginaries： Dance and Cultural Theor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

［21］Yeats Frances A. The Art of Memory［M］.London：APK Paperbacks， 1966.

［22］Didi-Huberman. The Surviving Image Phantoms of Time and Time of Phantoms Aby Warburgs History of Art［M］.Translate by Harvey Mendelsohn. Pennsylvania：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7.

（責任編輯：劉德卿）

收稿日期：2023-05-25

作者簡介：李晨雪，女，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美術史。

doi：10.3969/j.issn.1002-2236.2024.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