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要望江南》成書時代綜合考論

摘要：兵陰陽著作多數失傳，而存世之作《兵要望江南》體制宏大，卻以詞的形式書寫，十分特別。詞家因其為兵書而少有關注，兵家以其為詞作而鮮有問津。若單從詞學或目錄學方面考辨其成書及作者，則難免偏頗，故須增辟新途，從避諱學、詞匯學、兵學史等角度補充論證、綜合考辨，則知此書始作于晚唐武安軍時期，而最終成書于北宋初期，其作者為晚唐易靜及北宋初的兵陰陽家。

關鍵詞：《兵要望江南》；兵陰陽學；成書時代；作者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 《孫子》文獻整理與研究”（22BZX042）

中圖分類號：K20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854X（2024）04-0120-07

《兵要望江南》是一部兵陰陽書，其占術內容十分豐富，是兵占術的集大成之作，是研究兵陰陽學的重要史料。然而，此書作成于何時及作者為誰，頗有爭議，有云晚唐易靜者，有云初唐李靖者，亦有云黃石公以授張良者。饒宗頤先生和王兆鵬先生對此均曾撰文考論，他們一致認為此書非出自初唐李靖，更非出自秦末黃石公，但對是否出自晚唐武安軍左押衙易靜則持不同意見。（1）

一、從避帝王名諱可知《兵要望江南》作于晚唐及北宋初期

（一）不避穆宗李恒之前的唐代帝王名諱

《兵要望江南》題為晚唐武安軍左押衙易靜撰，卻又不避唐代皇帝名諱者多。唐高祖名李淵，李淵之父名李昞，李淵之祖名李虎，然《兵要望江南》不避李虎名諱，全書凡17處用“虎”字。唐代避“虎”字，多以“武”或“獸”代之，如改“虎賁”為“武賁”，改“虎牢關”為“武牢關”，改“韓擒虎”為“韓擒武”或“韓擒獸”；亦不避世祖李昺嫌諱“丙”字。因唐代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諱，《兵要望江南》不避太宗李世民之“世”“民”二字，用“世”字10處，用“民”字8處；不避高宗李治之“治”字，用“治”字1處；不避中宗李顯之“顯”字，用“顯”字8處；不避殤帝李重茂之“重”字，用“重”字14處；不避唐玄宗李隆基之“基”字，用“基”字1處；不避肅宗李亨之“亨”字，用“亨”字1處；不避代宗李豫之“豫”字，用“豫”字1處；不避憲宗李純之“純”字，用“純”字1處；不避穆宗李恒之“恒”字，用“恒”字1處。武周時期，詔改南朝宋文學家鮑照為“鮑昭”，改“詔書”為“制書”，然而《占氣第四》有“赤氣照天營上起”，《太乙式第二十七》有“開門照”，《占六壬第二十八》有“照處是推源”，凡3處用武曌嫌名“照”字。

當然，唐太宗在位時，“世民”二字不全避，只要二字不相連即可，故當時仍保持“民部”之名，至高宗繼位后才改為“戶部”；虞世南、李世、蘇世長等皆不避“世”，此既是對“二名不偏諱”古訓的遵循，也說明李世民較為開明，但書牘奏疏等仍避其先祖李虎名諱。唐代長孫無忌等撰《唐律疏義》卷10“上書奏事犯諱”條規定：“諸上書若奏事誤犯宗廟諱者，杖八十；口誤及余文書誤犯者，笞五十。即為名字觸犯者，徒三年；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甭闪铍m寬，但詔令及實際執行卻嚴。唐高宗繼位后，帝王名諱、廟諱敬避愈多，單字“世”和“民”均需敬避，多以“代”“時”“歲”“嗣”替代“世”字，多以“戶”“人”“氓”“士”“臣”替代“民”字。即使某一字中帶有“世”字，亦須改避，如“泄泄”寫作“洩洩”，“棄”寫作“棄”；凡從“民”之字，皆改“民”為“氏”，如改“岷”作“?”，改“昬”作“昏”，改“緡”作“”。但又有學者稱，生活于玄宗時期的杜甫在其作品中使用“世”字48次，使用“民”字2次，此外“虎”“丙”“邴”“秉”“治”“顯”“旦”等字均可在其作品中找到，然而唐玄宗之名諱“隆”“基”二字卻找不到。由此有學者認為，唐人避諱對象主要是“今上”，而避過往君主名諱及廟諱則不嚴，即使在一篇詩文之內，遇到同一個避諱字，也是有時避諱，有時不避諱。（2）

在《兵要望江南》中，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唐中宗李顯、武周武則天、唐玄宗李隆基、唐肅宗李亨、唐代宗李豫、唐憲宗李純、唐穆宗李恒的正諱嫌諱都不避。這大體可以說明《兵要望江南》非作于這些皇帝在位之時。若僅從帝王名諱敬避看，則大致可知《兵要望江南》非作于初盛唐時期及中唐前期，而在中唐后期及晚唐之后。確切地說，不會作于唐穆宗李恒去世之前，而當在唐敬宗繼位之后，而敬宗時已進入中唐后期。

再進一步看，“望江南”詞調創始于中晚唐之際李德裕為亡妓謝秋娘所作，所以只有晚唐之后才有《兵要望江南》。盡管穆宗李恒、文宗李昂、武宗李炎、宣宗李忱、懿宗李漼、僖宗李儇、昭宗李曄七人由宦官擁立，末帝李柷由朱溫扶持，但其名諱仍須敬避。從敬宗李湛至哀帝李柷，共有八位皇帝，其名諱未在《兵要望江南》中見到，雖然漼、儇、柷三字是冷僻字，但是湛、昂、炎、忱、曄五字并不冷僻，“湛”有深、重、滿、盈之義，“昂”有高、仰、奮之義，“炎”有酷熱、燃燒、火光、太陽等義，“忱”有誠、信、真摯之義，“曄”有光輝、華美、興盛之義，卻也未在《兵要望江南》中見到，而《兵要望江南》多有這些詞義的表達，所以不是巧合。

進一步從《崇文總目》題《兵要望江南》為唐代武安軍左押衙易靜所撰看，武安軍是在唐僖宗光啟元年（885）由欽化軍改名而來，其治所為湖南長沙，唐昭宗乾寧三年（896）馬殷據有湖南，唐昭宗光化元年（898）任武安軍節度使，唐哀帝天佑四年（907）被后梁封為楚王，武安軍（885—907）至此結束。結合《兵要望江南》使用帝王名諱字表看，此書作于易靜任武安軍左押衙期間是可信的，而武安軍存續期間恰好在唐僖宗李儇、唐昭宗李曄、唐哀帝李柷在位之時。

（二）不避五代十國君王名諱

陳垣先生有言：“五代承唐之后，諱例仍嚴?！保?）各朝君王仍以避諱之法樹立威權，鉗制人民，較前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后梁朱全忠在稱帝前，即多次逼迫唐哀帝李柷詔告全國敬避其本人及其父祖名諱，“朱全忠之祖名信，其父名誠，舉凡信、成、城等字都在避諱之列”（4），朱全忠登位后又詔令避其曾祖朱茂琳名諱，且改己名為“晃”。后唐莊宗李存勖及其祖父李國昌的名諱均在詔令避諱之列。莊宗死后，李嗣源繼位，是為明宗。明宗因礙于“二名不偏諱”之禮制，而為自己更名為“亶”。后晉石敬瑭詔令既要“二名偏諱”，又要避嫌諱，其本人及其父石紹雍之名均在敬避之列。比如，所有姓敬者，均須改為文姓或茍姓；所有姓唐者，均改為陶姓；劉昫所撰《唐書》題名為《李氏書》。后漢高祖原名劉知遠，后更名為“暠”，然舊諱仍須避用。后周太祖郭威、世宗柴榮以及恭帝柴宗訓之名諱均須避用。比如，柴宗訓有三個弟弟，分別名宗讓、宗謹、宗誨，其中“宗”字均改為“熙”字。后周不僅避君王名諱，而且避諸侯名諱，凡與諸侯詔書，其文辭有與諸侯同名者，均需改易。然而，《兵要望江南》卻不避后梁太祖朱全忠之“全”“忠”二字，用“全”字9處，用“忠”字5處；不避梁末帝朱友貞之“友”“貞”二字，用“友”字及“貞”字各1處；不避后唐莊宗李存勖之“存”字，用“存”字1處；不避后唐明宗李嗣源之“源”字，用“源”字3處；不避后唐愍帝李從厚、廢帝李從珂之“從”“厚”二字，用“從”字22處，用“厚”字3處；不避后晉出帝石重貴之“重”“貴”二字，用“重”字14處，用“貴”字6處；不避后漢高祖“劉知遠”之“知”“遠”二字，用“知”字47處，用“遠”字7處；不避后漢隱帝劉承祐之“祐”字，用“祐”字2處；不避后周太祖郭威之“威”字，用“威”字17處；不避世宗柴榮之“榮”字，用“榮”字3處；不避后周恭帝柴宗訓之“宗”“訓”二字，用“宗”字3處，用“訓”字1處。同樣，五代時期，有十個主要的割據政權，其避諱制度實際與五代無異，茲不列舉。陳垣《史諱舉例》指出，吳人為避吳太祖楊行密嫌諱，改稱“荇溪”為“菱溪”，改稱“杏”為“甜李”或“甜梅”，改稱“蜜”為“蜂糖”，皆可為證；不避南唐李昪之父李榮名諱，用“榮”字有3處。南唐避諱仍嚴，從避諱學分析，南唐雖然詞作繁興，但是此書不大可能出自南唐。

那么，《兵要望江南》有無可能出自南唐、南漢及北漢劉旻、劉承鈞時期呢？答案是否定的。前面講到《兵要望江南》雖不用李昪、李璟、李煜名諱，但并不避李昪之父祖李榮、李志名諱，故不大可能出自南唐。南漢國主劉、劉玢、劉晟、劉，其名諱字冷僻或不常用，根據《兵要望江南》所表達的思想內容，確實難以用到，但劉稱帝后，追尊其兄劉隱為襄皇帝，廟號烈宗，而《兵要望江南》不避“隱”字，故亦不大可能出自南漢。北漢承后漢而來，后漢劉知遠是北漢國主劉旻之兄，故北漢避諱當從后漢，而《兵要望江南》不避后漢劉知遠之名諱，故亦不大可能出自北漢。此外，五代十國時期，除五代政權及十個主要割據政權外，還有九個邊緣性割據政權，然而，《兵要望江南》并不避割據者名諱。故從避諱角度看，《兵要望江南》出自五代十國以外的九個邊緣性割據政權亦不可能。

（三）不避宋太宗趙光義名諱

宋代避諱甚嚴，然而《兵要望江南》不避宋太宗趙光義名諱，即不避“光”“義”二字。全書24處用“光”字，4處用“義”字?！肮狻弊钟美^多，此不煩引證，僅舉“義”字為例?！墩嫉氐谑濉酚小耙茽I修義滅兇災”句；《占鳥第二十二》有“必是義兄圖義弟，不然義弟欲謀兄”句。宋太祖開寶九年（976）趙光義繼皇帝位，改義陽軍為信陽，義武軍為定武，昭義軍為昭德，崇義軍為崇信，感義軍為感德等；又改“義士”為“信士”。然而，第二年（977），宋太宗為自己更名為“炅”，詔令各州、縣、軍已經因避“光義”正諱而改名者外，其余不再避“光義”諱，而“炅”字比較冷僻，易于避用。故《兵要望江南》的最后作成年代當不在宋太宗繼位至更名“炅”前，而有可能作成于宋太宗更名“炅”后至宋代第三位皇帝真宗趙恒繼位前。

（四）避至圣先師孔子名諱“丘”字

宋徽宗大觀四年（1110），朝廷規定須避孔丘名諱，故凡有“丘”字的地名都改易，如瑕丘縣改為瑕縣，龔丘縣改為龔縣。從此至清，多半避“丘”字，或改為“邱”，或缺筆成“斤”，或缺“丘”字 中間一豎筆，或改為“某”，或以朱筆圈之，不一而足。清道光八年（1828）巴圖魯哈抄錄乾隆年間王垂綱抄本《兵要望江南》，其中《占氣第四》有“或如山岳覆崗邱”句，則避“丘”字。然而又有不避者，如明代萬歷壬午年（1852）保定知府屬吏錢塘人張振先跋后本則直接寫為“丘”。宋徽宗時已是北宋末年，此書顯然不可能最終成書于此時。

（五）不避趙宋始祖趙玄朗之“玄”字及宋真宗趙恒之“恒”字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3），趙恒虛構其始祖為“趙玄朗”，從此至終宋，易“玄”為“元”，或缺“玄”之末筆，并有嫌名懸、縣、、玹、盷、泫、訇、眩、獧等21字皆須回避。但是《占六壬第二十八》有“玄武將”“玄武共相親”“玄武與勾陳”“玄武定三傳”等語，《禳厭第二十四》有“黑旗玄武隊前行”等語。這些“玄”字，清道光八年（1828）巴圖魯哈抄錄本或寫作“元”，或缺末筆，但又不避“懸”字，而有“高懸”“懸鐘”“懸衣”“懸尸”等詞，可見不是避“玄朗”名諱，而是避諱清代康熙皇帝玄燁名諱，且明代萬歷壬午年（1582）保定知府屬吏錢塘人張振先跋后本則不避“玄”字亦可證之。

《兵要望江南》亦有不避“恒”字例。唐代、宋代皇帝名“恒”者，有唐穆宗李恒、宋真宗趙恒，然而《兵要望江南》不避其諱，可見當非作于唐穆宗李恒及宋真宗趙恒時期。換言之，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3）才有避諱“玄朗”的式令，此前則無。

由上大致可知，《兵要望江南》最終作成時間不會晚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3）。當然，今天我們能見到的《兵要望江南》最早刊本為明代萬歷刊本，從宋至明，年代久遠，其間抄錄過多少次亦不可知，且后朝不避前朝帝諱，即使前朝已避之字，后朝亦未必措意，所以后朝的避諱與不避諱，很難說明前朝的避諱與不避諱，所以這一推論在此姑且作為一種參考。

（六）趙匡胤及其父祖五代名諱中唯獨不避宋太祖嫌名“引”字

宋太祖趙匡胤之“匡”非冷僻字，有糾正、幫助、輔助、扶持、拯救等意思，義項較寬，但《兵要望江南》無“匡”字，而有與“匡”義相近或相同的“助”字24處。據《宋朝事實》卷1《祖宗世次》所載，避宋太祖名諱有詳列，即除避諱“匡”字外，還有避諱筐、框、邼、眶、恇、劻、洭、?、?、、迋、及其他與“匡”字同音或近音的字，凡18個；除避諱“胤”字正諱外，還要避諱引、?、、靷、戭、枃、螾、椼、廴及其他與“胤”同音或近音的字，凡12個?！侗稀凡槐芟用耙弊??！墩荚频谌酚小耙惨藞允匾龓熯€”，《占蛇第十九》有“更防引得外奸乖”，《占獸第二十》有“敵來降我引朝君”，《占獸第二十》有“引使履王庭”，《占鳥第二十二》有“皂旗黃桿引師行”，《禳厭第二十四》有“白旗獨角引前程”。這當為避諱不嚴之例，因為宋朝雖然避諱較嚴，但多為宮廷、朝堂、官府及官僚、士大夫、應試舉子等所執行。至于民間，執行避諱式令并不嚴格?！侗稀纷罱K成書于宋初術士，故避諱不嚴，亦合情理。宋代朱翌《猗覺寮雜記》云：“本朝寬厚，自非舉子為文、臣僚奏牘，不敢犯廟諱，天下人語言未嘗諱也?！保?）即使在奏文書牘之中，亦偶見避諱不甚嚴格者?！端纬聦崱肪?《祖宗世次》就說到雖有避諱的規定，但是在臨文之時，常有冒犯，其曰：“大中祥符二年六月，詔曰：‘太宗藩諱，溥率咸知，雖先訓之具存，俾臨文而不避，近睹列奏，或犯二名，聞之矍然，載曾永慕，自今中外文字，有與二字相連及音同者，并令回避?！保?）

從趙匡胤及其高祖、曾祖、祖父、父凡五代之正諱及嫌諱的用字看，《兵要望江南》僅僅未避趙匡胤之嫌諱“引”字，而其本人及其父祖之正諱及嫌諱，即便是常用字亦未用到，此乃避諱不嚴的原因，而并非明知故犯、肆意不避，所以《兵要望江南》中的部分詞作極有可能寫成于宋太祖及稍后時期。

以上所言，是從避諱方面考辨，但如果說避諱是一種比較復雜的現象，由此得出的結論不能完全說明問題的話，那么有必要再從其他方面綜合評估，從而得出比較可靠的結論。

二、從詞匯使用可知《兵要望江南》大致成書于宋代

（一）“假令法”的使用

《兵要望江南·占風角第二》“其十二”“其十四”兩首詞為下面所引兩則文字：

假令法，且論在三冬，彼國守干吾欲討，風顛西北不堪攻。以此較余宮。

假令法，彼國在離間，我擁前軍時正夏，南侵北敵苦冬寒。隨象擊傾殘。

清代嘉慶年間徐松從《永樂大典》輯出宋代官修“會要”之文，而匯編成《宋會要輯稿》，其中《職官三六》記錄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的一場醫學考試，說到眼科等考試題型中有“假令法”一道，其云：

十二月初六日，禮部、太常寺乞令大方脈科、風科、小方脈科，依今降指揮，試脈義三道；其眼科以下，依舊法，試大道二道、假令法一道，以二通為合格。

南宋嘉定年間（1208—1224）由何大任所編《太醫局諸科程文格》，匯集宋代醫學考試的問答，有墨義、脈義、大義、論方、假令、運氣共六種命題。從試題內容看，“假令法”是醫學考試的一種題型，即有問有答之題，從其內容看，實踐性很強，是考核應試者診療水平的題目，如《假令法第一道》云：

問：假令虛勞盜汗目即節氣，當得何脈？本因是何？臟腑受病發何形？即今宜用是何方藥調理？設有變動？又當隨脈如何救療？各須引《本經》為證，及《本草》逐藥主療、所出州土、性味畏惡、正輔、佐使、重輕、奇偶及修制之法、防方對答。

對：形神妄用，體因虛極以成勞，陽氣不充，汗因寐出，而名盜。蓋形設乎外，神守于中，形太用則勞也。陽氣失衛固之和，神太用則耗也。真氣無固密之用，因其安臥，則陽氣入行于陰經，失其充營，則津液發達于形表，是以寐之已熟，身體漉漉。（7）

南宋紹定年間（1228—1233）趙升所編《朝野類要》是一部筆記辭典，分門別類地解釋宋朝各種典章制度以及習俗用語。其“試補”條就講到“假令法”一詞：

星學則于本局試算、造大歷、測驗干象。醫學則赴禮部貢院，三場選試，于《難經》《素問》《脈經》《本草》《仲景傷寒論》《圣惠方》《病源》此七經內出題。第一場則墨義三道、脈義二道；第二場大義三道、假令論方義一道；第三場假令法二道、運氣一道。比之士人，止不赴殿試，其舉業亦為科場。（8）

從這幾條史料看，假令論方義和假令法都是醫學科舉考試的題型。假令論方義，是分析處方配制，考核應試者的處方配制理論水平，而假令法則是根據病癥分析病因以及病癥的表現，當用什么方子治療或調理，要求根據《神農本草經》和《本草綱目》等醫典和藥典的相關理論為根據，結合臨床經驗，拿出合理的治療或調理方案，是一道綜合性、實踐性都很強的題型。從有關歷史文獻的查檢看，就時間斷代來說，“假令法”一詞最早出現于兩宋之際士人所著文獻中，而多用于南宋文獻。從新詞匯的產生規律看，北宋時已有“假令法”這個詞。

（二）“諸州郡府”的使用

《占天第十》云：“兵革當興逢此兆，諸州郡府見憂煎?！彼宄瘜嵭锌たh兩級制。唐朝設道，道下轄府、州，府、州下轄縣，郡則是州的別稱。唐代中期以后，道下轄節度使，但屬于監察區性質的“道”有名無實，逐漸被節度使所取代，并發展成藩鎮。宋朝改道為路，路下轄府、州、軍、監，其下轄縣，然亦有不轄縣之軍、監。雖然“諸州郡府”意指州、郡、府，讀者不能據此判定專指隋代還是唐代，抑或宋代。然而，查檢歷史文獻，發現只在宋人文獻中有“諸州郡府”和“諸州郡諸路”之詞匯。南宋吳自牧撰《夢粱錄》卷4“解圍”條云：“三年一次，八月十五日放貢舉應試，諸州郡府及各路運司并于此日放試，其本州貢院止放本州諸縣應舉士人，運司放一路寓居士人及有官文武舉人并宗女夫等?！保?）“諸州郡府”有時亦作“諸州府郡”，南宋吳自牧撰《夢粱錄》卷2“諸州府得解士人赴省闈”條云：“三月上旬，朝廷差知貢舉、監試、主文考試等官，并差監大中門官諸司、彌封、謄錄等官，就觀橋貢院，放諸州府郡得解士人，并三學舍生得解生員，諸路運司得解士人，有官人及武舉得解者，盡赴院排日引試，及諸州郡諸路寓試試得待補士人，并排日引試。國子監牒試中解者，并行引試。如有避親者，就別院引試。朝廷待士之重，差官之際，并令快行宣押所差官員入內，到殿聽敕。其知貢舉、監試、主文，并帶羞帽，穿執乘馭，同諸考試等官，迎引下貢院，然后鎖院，擇日放試。諸州士人，自二月間前后到都，各尋安泊待試?！保?0）在這段史料中，涉及行政區域名稱，先言“諸州府郡”，次言“諸路運司”，繼言“諸州郡諸路”，后言“諸州”。從上下文義觀之，“諸州府郡得解士人”并不包含從諸郡而來的“得解士人”，因“郡”只是州的別名，宋代仍有此叫法?！爸T路運司得解士人”也非指“得解士人”從諸路運司而來，因為宋代于諸路置轉運司，轉運司負責征調一路租稅以供國用，并非于路之外另設一個“轉運司”行政區，故“諸路運司得解士人”實際上指的還是“諸路得解士人”?！爸T州郡諸路寓試試得待補士人”亦非指在諸州府之外還有諸“郡”，其所指就是諸州諸路待補士人?！爸T州士人”也不是單指從各州來應試的士人，而是泛指諸路、諸州、諸府、諸軍、諸監來應試的所有士人。從以上史料所用行政區名稱看，看似比較混亂，實際上都是指諸州或諸路。而在唐人所著文獻中查檢不到“諸州府郡”或“諸州府縣道”語詞，由此可以大致判定《兵要望江南》的部分內容出自宋人之手。

（三）“三朝五日”的使用

《占霧第五》有“三朝五日簇戈矛”，《占氣第四》有“三朝五日敵來求”，《風角第二》有“三朝五日同”，《占怪第二十三》有“三朝五日定還軍”。查檢歷史文獻，“三朝五日”始見于宋人文獻，而唐以前文獻不曾見到，茲略舉宋人文獻數例以明之。

北宋神宗時任泰州興化縣令陳直著有《養老奉親書》，此書大致作于元豐年間，其卷1《醫藥扶持第三》有云：“若身有宿疾或時發動，則隨其疾狀，用中和湯藥調順，三朝五日自無事也?！保?1）由北宋入南宋的林光朝《艾軒集》卷6《與王舍人宣子》云：“讀書如飲啗，一日不得食，便如此空，三朝五日或不近書卷，虧耗自不少?！保?2）南宋楊萬里《春望》詩云：“掠削嬌云放嫩晴，三朝五日即清明?！保?3）南宋朱熹《朱子全書》卷6《學六》云：“須是教他疑三朝五日了，方始與說，他便通透?！保?4）南宋姚勉《雪坡集》卷6《講義四》云：“縱使人人留聰明于奸聲亂色，放志意于浩飲狂歌，連如是三朝五日不得息，鼓舞之余，厭倦即生矣?！保?5）由上大致可知，“三朝五日”當為北宋時的新生詞匯。

三、綜合其他情況可知《兵要望江南》最終成書于宋代

（一）《新唐書》不著錄此書

最早著錄此書的是由王堯臣、歐陽修等于宋仁宗慶歷元年（1041）完成的《崇文總目》，而后晉劉昫所修《舊唐書》沒有著錄（16），由歐陽修、宋祁等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完成的《新唐書》亦無著錄，這似乎說明若《兵要望江南》作成于唐代，那么《舊唐書》沒有著錄尚可理解，但是《新唐書》沒有著錄卻令人生疑?！冻缥目偰俊放c《新唐書》編成時間前后相距不過二十年，但前者有著錄，后者無著錄，恐非因為《崇文總目》編撰者得見此書而《新唐書》編撰者沒有見到或忽略了此書，而是因為《崇文總目》記錄官方所藏宋代及其以前圖書，而《新唐書·藝文志》則記錄唐代及其以前圖書，而歐陽修本人就參與了《崇文總目》的編撰，不可能不知此書之存在，而是歐陽修認為《兵要望江南》非唐人著作而不予著錄。

（二）晚唐北宋“望江南”詞調用于佛、道、兵詞作的創制

從北宋“望江南”詞調用于佛教詩詞創作看，晚唐五代、北宋漸興以詞解佛講道、談禪論兵的風氣。唐僖宗時因避黃巢之亂而入蜀的道士陳樸作有一組九首內丹修煉詞雙調《望江南》。北宋王安石創作《皈依三寶贊》，其形式是《望江南》四首單調詞。北宋神宗及哲宗時有一位禪師，號凈因臻禪師，其弟子凈圓禪師創作雙調《望江南凈土詞十二首》。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12《神仙類》著錄《悟真篇集注》5卷，其下注云：“天臺張伯端平叔撰，一名用成，熙寧中遇異人于成都，所著五七言詩及《西江月》百篇，末卷為禪宗歌頌，以謂學道之人不通性理，獨修金丹則性命之道未全，有葉士表、袁公輔者各為之注?！睆埐耸潜彼蔚澜探鸬づ赡献谑甲?，醫、卜、兵、算無不深研，因晚年得遇其人，故以其所學傾囊相授，著為《悟真篇》，其自序云：

因念世之學仙者十有八九，而達其真要者未聞一二。仆既遇真詮，安敢隱默？罄所得成律詩九九八十一首，號曰《悟真篇》。內七言四韻一十六首，以表二八之數；絕句六十四首，按《周易》諸卦；五言一首，以象太一之奇；續添《西江月》一十二首，以周歲律。（17）

其意是張伯端《悟真篇》有詩86首，有詞13首，陳振孫說有百首，實際為99首。據其自序及陳振孫解題，又計其詩詞之數，探其卦象之意，其中七言四韻16首，以表二八之數；七言絕句64首，以象卦數；五言四韻1首，以象太乙之奇；《西江月》12首，以周歲律；《西江月》1首，以象閏月；絕句5首，以象五行。

以上是有文獻記載的以《望江南》《西江月》詞調創作的佛教、道教歌詞，可知晚唐五代、兩宋以歌詞形式唱贊佛道當是一種風氣，而晚唐五代、北宋時“望江南”詞調就已運用到佛教、道教、兵學等領域。從唐代開始，就有以詩詞形式闡論占術、堪輿、道教、醫藥、命相等，到宋代蔚成風氣，這亦可從《新唐書》和《宋史》著錄的經籍或藝文情況得到印證?！缎绿茣分浺栽姼栊问綄懻夹g、道教、醫藥等的作品尚少，只有寥寥幾部，比如唐代有李筌《彭門玉帳歌》及《青囊托守勝敗歌》、僧一行《六壬明鏡連珠歌》、王希明《丹元子步天歌》；而《宋史》著錄的同類作品陡然多至數十部。從傳本看，多為七言詩歌或七言韻文形式，如宋代朱宏《行軍觀象書歌注》及趙普《煙波釣叟歌》；而《兵要望江南》亦被《宋史》著錄作《神機武略歌》，故其所云“歌”實際包括詩和詞。

（三）宋代《望江南》詞單調極少而雙調極多

生活于北宋與南宋之際的王灼撰有《碧雞漫志》，其中有云：

《望江南》，《樂府雜錄》云李衛公為亡妓謝秋娘撰，《望江南》亦云《夢江南》，白樂天作《憶江南》三首，第一《江南好》，第二、第三《江南憶》，自注云此曲亦名《謝秋娘》。每首五句。予考此曲自唐至今皆南宮，字句亦同，止是今曲兩段，蓋近世曲子無單遍者。然衛公為秋娘作此曲已出兩名，樂天又名以《憶江南》，又名以《謝秋娘》，近世又取樂天首句，名以《江南好》。（18）

這段話簡述《望江南》詞調的起源、發展及其曲名的演變，并云此曲自唐至宋均用南宮曲調，且字句亦同，即每首（段）五句，只是“今曲”為雙調，“近世”為單調?？纪踝粕?，其人大致生活于北宋神宗元豐年間（1078—1085）至南宋高宗紹興年間（1131—1162），享年約八十歲；又考《碧雞漫志》為王灼晚年所作，故其所云“今曲”者，自是其進入南宋時所見之詞曲，而所云“近世”當是北宋靠近南宋的時段，北宋有160多年的歷史，故“近世”當為北宋中后期100余年。對照《兵要望江南》每首詞均為單調的事實，又據王灼“近世曲子無單遍者”之說，其作于北宋初期的可能性較大。據曾昭岷、曹濟平等編著《全唐五代詞》，若題為晚唐所作的《兵要望江南》720首不算在內，則收錄“望江南”詞凡19首，其中5首為單調，14首為雙調。由此可見在唐五代時《望江南》詞就有單調和雙調。然而事物的發展總是從簡單到復雜，當是先有單調《望江南》，只因詞家猶覺單調不能盡意，故又創制雙調。又據唐圭璋所編《全宋詞》，《望江南》詞183首，其中單調24首，雙調159首。以此可見在宋代，單調《望江南》極少有人作，亦說明王灼所言非虛?！侗稀敷w制宏大，內容廣富，本應以雙調創作為宜，然卻不憚煩復，以單調創作，故當不在以雙調創作為風尚的宋代“今”“近”兩世所為。

（四）宋代兵陰陽著作突然增多

兵陰陽學是兵家四個流派之一，班固《漢書·藝文志》把兵家分為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四家，并說“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兵陰陽學在戰國秦漢著作很多，但是《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只有16家。三國兩晉南北朝，兵陰陽學漸漸繁盛，出現了很多假托作者為孫武的兵陰陽著作，以陰陽五行、云氣雜占、孤虛六甲、陣法陣形等數術推衍、增益、傳釋、附會、發揮《孫子兵法》，如叢林般生長，有學者稱之為“孫子兵法叢林”。（19）今據劉申寧《中國兵書總目》著錄的兵書進行統計分析，三國兩晉南北朝兵書110部，其中兵陰陽類約11部，約占總數的10%；隋代兵書90部，其中兵陰陽類約18部，約占兵書總數的20%；唐五代兵書僅有93部，其中兵陰陽類約21部，約占兵書總數的22%；宋代兵書增至429部，其中兵陰陽類約92部，約占總數的21%；元代兵書僅有22部，其中兵陰陽書只有2部，約占總數的2%；明代兵書1265部，其中兵陰陽類約47部，約占總數的4%；清代兵書2118部，其中兵陰陽類約21部，所占比率降至1%。歷代目錄書著錄的兵陰陽著作雖然不少，但是流傳至今的兵陰陽書，著錄為唐代作品的僅有《兵要望江南》《太白陰經》，著錄為宋代作品的僅有王佐《太乙秘書》、祝秘《六壬六占》、岳珂《奇門遁甲元機》、邱?！镀骈T遁甲先機占驗》、佚名《九賢秘典》（九種兵占書之合集）、許洞《虎鈐經》（其中有兵陰陽）、宋仁宗《神武秘略》（其中有兵陰陽）、朱宏《行軍觀象書歌注》（一題《朱宏行兵觀象》）等10余部，其余兵陰陽書均已亡佚。從兵陰陽學發展及兵陰陽書數量變化的角度看，亦是作于北宋初期的可能性比較大。

（五）《兵要望江南》用韻具有宋代特征

除上所述，還有學者對720首詞作的用韻進行分析，得到719個韻段，并通過制作詞譜、分析用韻特征，再與唐宋詞用韻進行比較，大體判定《兵要望江南》的作成時代可“晚推至宋”，其作品“已經趨向宋人所作”（20）。這種推論與前面避諱、語詞、詞調、兵陰陽等幾方面的分析頗相吻合。

綜上所述，從詞匯學、目錄學、兵學史、詞調、詞韻等方面考論，可把此書終作時間框定在兩宋；從避諱考論，則知《兵要望江南》既有作于晚唐的可能，又有作于宋太祖和宋太宗時期的可能，而排除作于初唐、盛唐、中唐前期及五代十國的可能，而且排除兩宋中除太祖、太宗兩朝的其他時期，范圍大大縮小。由此綜合評判，可知《兵要望江南》始作于晚唐武安軍時期，即唐僖宗光啟元年（885）至唐哀帝天佑四年（907），為左押衙易靜初創，最終成書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至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其終作者當為宋初文人術士。所以，既非王兆鵬先生所言其書全為易靜所作，亦非饒宗頤先生所云其作成時代必在宋時于《周易斷圭夢江南》基礎上遞相增益而成，而是分為晚唐和宋初兩個創作階段，始作于晚唐，終作于宋初。至于此書傳世刊本及抄本所收詞作篇數不侔的情況（21），則是由于成書之后刊刻及傳抄所致，并不影響此結論的成立。

注釋：

（1） 饒宗頤：《李衛公望江南敘錄》，《詞學》第9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179頁；王兆鵬：《〈兵要望江南〉版本及作者考辨》，《國學研究》第4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12頁。

（2）（4） 王建：《中國古代避諱史》，貴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136頁。

（3） 陳垣：《史諱舉例》，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149頁。

（5） 朱翌：《猗覺寮雜記》，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850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464頁。

（6） 李攸：《宋朝事實》，《萬有文庫》本，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8頁。

（7） 何大任：《太醫局諸科程文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43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5頁。

（8） 趙升：《朝野類要》，《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4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19頁。

（9）（10） 吳自牧：《夢粱錄》，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590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34、21頁。

（11） 陳直：《養老奉親書》，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738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288頁。

（12） 林光朝：《艾軒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42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612頁。

（13） 楊萬里：《誠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0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32頁。

（14） 朱熹：《朱子全書》，《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20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47頁。

（15） 姚勉：《雪坡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4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70頁。

（16） 學界一般認為《舊唐書·經籍志》基本上改編唐玄宗時毋煚《群書四部目錄》而成，然而毋煚《群書四部目錄》完成于唐玄宗開元年間，因而《舊唐書·經籍志》對唐開元至唐亡的圖書沒有載錄。

（17） 傅金詮匯注：《悟真篇三注三卷附外集一卷》，清道光善成堂刊本，第4頁。

（18） 王灼：《碧雞漫志》，《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94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524頁。

（19） 李桂生：《孫子學流變研究》，齊魯書社2020年版，第58頁。

（20） 蔣雯：《從〈兵要望江南〉的押韻特征看作者所屬時代》，《合肥師范學院學報》2010年第5期。

（21） 傳世刊本與抄本篇數不侔的情況，可參見王兆鵬《〈兵要望江南〉版本及作者考辨》（載《國學研究》第4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304—306頁）。此書版本主要有：明萬歷十年（1582）保定府辛自修刻本《李衛公望江南》，分30門，收詞689首；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王垂綱手鈔本《李衛公望江南》，分30門，收詞711首；四川圖書館藏舊鈔本《李衛公望江南集》因有闕頁而存詞653首，文字多與辛自修刻本同；國家圖書館藏前京師圖書館鈔本《兵要望江南詞》，后有傳抄者跋云此本從蘇茂相抄校本中錄出，分為26門，正文實際收詞499首，等等。

作者簡介：李鶴群，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漢，430079。

（責任編輯 張衛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