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的八股文理念與清前期批評語境

王同舟 陳文新

摘要：作為八股文大家，方苞一再表明自己自幼即不喜八股文，抨擊八股文害教化、敗人材，只是“牟榮利”“取名致官”的工具，主張士人拋棄八股，致力于經史古文。但方苞的生活經歷表明，他不喜時文的說法不符合實情，他對八股文還存在著極深的迷戀，甚至將其視為不朽之盛事。明清之際出現激烈批判八股文并要求取消八股取士制度的輿論，隨著時代的推移，制度改革的動力逐漸消退，繼續維系八股取士制度成為清廷的選擇。方苞并沒有取消八股取士制度的思想，他對八股文的抨擊實際上僅落實為抵制庸濫八股，反而有利于維系這一制度的持續運行。

關鍵詞：方苞；八股文；清代科舉；八股取士；《欽定四書文》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明清八股文批評體系研究”（18BZW066）

中圖分類號：I206.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854X（2024）04-0102-06

明清科舉以八股取士，八股文成為與士人命運息息相關的文體，因而士人文集里關于八股文的議論比比皆是，清代學者、古文家方苞（1668—1749年）也不例外。引人注目的是，方苞文集里有大量鄙棄八股文的言論，而他本人不僅是清代前期聲名卓著的八股文名家，而且是科舉史上唯一“欽定”八股文選本《欽定四書文》的編纂者。清高宗（乾?。┲付ǚ桨幾氪藭?，頒行天下，作為士子寫作的矩矱與考官選士的繩尺，更使方苞獲得八股文領域前此未有的殊榮。八股文名家而聲稱鄙棄八股文，聲稱鄙棄八股文的人而能榮膺《欽定四書文》的編纂，這些看似矛盾的方面，引導我們重視問題的復雜性，以抽絲剝繭的耐心尋繹方苞對八股文的真實態度及核心理念，并在清前期士人群體與官方共同構成的八股批評語境中理解與評價方苞鄙棄八股的言論。

一、方苞對八股文的嚴厲批評

八股文是科舉考試專用文體，方苞關于八股文的議論與其科舉經歷有著緊密聯系。方苞少年時期即展現出文章天賦，但二十二歲才成為縣學生員（秀才）。此后古文和八股的名聲逐漸遠播，而科舉之途仍不暢順：三次鄉試不第，至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三十二歲時，第四次參加鄉試，成為江南解元；再經兩次會試不第，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三十九歲時，在第三次會試中取得第四名。方苞會試后因奔母喪，未參加殿試，最后的功名是貢士，因殿試通常等額錄取，社會上也含混地認為方苞進士出身。明清兩代，殿試?？疾哒?，鄉試、會試特重八股，方苞鄉試江南省第一，會試全國第四，都是極為顯耀的科名，證明他在八股文上確有不凡造詣。同時，他直到中年才走完科舉之路，顯然與他的八股文造詣不符，也使他長久不能全心投入經史古文。這些經歷造成他對八股文、八股取士制度的復雜感情。

方苞對八股文的議論散見于序跋、書牘、傳狀、奏議諸體文中，涉及議題相當廣泛，但談論最多的是對八股文的批判性意見。他屢屢言及對八股文——方苞常稱之為“時文”——的厭棄。這種態度被描述為其來有自，其父方仲舒“自成童，即棄時文之學”（1）（《跋先君子遺詩》），其兄方舟雖是八股名家，但八股乃是方舟“最所不措意”（2）（《與慕廬先生書》）。由此暗示其本人的態度來自一個高尚其志、不屑科舉俗學的家庭背景。

方苞尚未中舉之時，在致當時達官、文壇領袖韓菼的信中說，他自小在父兄指導下誦經書、治古文，“及年十四五，家累漸迫，衣食不足以相通，欲收召生徒，賴其資用，以給朝夕，然后學為時文。非其所習，強而為之”（3）（《與韓慕廬學士書》）。后來的《李雨蒼時文序》也有類似表述：“余自始應舉即不喜為時文，以授生徒強而為之，實自惜心力之失所注措也?！保?）方苞二十二歲受江南學政高裔賞識，成為縣學生員，此后得到高裔如師如父的關照。方苞會試中式后，依照士人習俗印行自己的八股集，以《書高素侯先生手札二則》冠于書首，表明“時文之學之所自”。文中換了一種說法：“余天資蹇拙，尤不好時文，累日積久以至成帙，皆先生督責敦率以為之?！保?）無論說迫于孝親養親的生活壓力，還是說遵從師長之命，都在表明他從事八股是迫不得已、違背內心意愿，衷心所好始終是經史古文。

明清許多學者作家都是中進士之后，才開始專注于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方苞會試之后，得以擺脫八股文的牽絆，將更多心力投入經學與古文。這一時期，他在繼續宣揚自己“不好時文”之外，也開始正面抨擊八股文，最集中、最激烈的抨擊當推1711年所作的《何景桓遺文序》，序中說：

余嘗謂害教化敗人材者，無過于科舉，而制藝則又甚焉。蓋自科舉興，而出入于其間者，非汲汲于利則汲汲于名者也。八股之作，較論、策、詩、賦為尤難。就其善者，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故溺人尤深，有好之老死而不倦者焉。（6）

制藝即八股文，明清科舉鄉試、會試首場考八股文，其優劣基本決定考生的去取，因此考生不得不極端重視。何景桓為方苞桐城后輩，臨死不忘請方苞為其八股集作序。方苞在序中感慨：“夫死生亦大矣，生中道夭，不以為大戚，而獨惓惓于制藝之文，蓋科舉結習入人之深如此?！保?）

“害教化”“敗人材”，集中體現著方苞對八股文的批判。在為另一至死不忘八股的同鄉后輩所作《左華露遺文序》中，方苞痛陳八股文陷溺人心的惡果：“余既哀而序之，又以嘆夫為科舉之學者，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時文之知，至于既死而不能忘，蓋習尚之漸人若此?！保?）對于學子“惟時文之知”的現象，方苞感受尤深，因此將這段文字稍加變換，嵌入《送官庶常覲省序》等文中重復言之：“古人之教且學也，內以事其身心，而外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二者皆人道之實也。自記誦詞章之學興，而二者為之虛矣；自科舉之學興，而記誦詞章亦益陋矣。蓋自束發受書，固曰微科舉，吾無事于學也。故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科舉之知。及其既得，則以為學之事終，而自是可以慰吾學之勤，享吾學之報矣。嗚呼！學至于此，而世安得不以儒為詬病乎？”（9）

在方苞看來，唯八股之知的士子往往汲汲于名利，追求的只是舉人、進士這樣的入官資格，根本上扭曲了誦習經書的目的，這不能不說是“害教化”。他直言不諱地說，八股文在當世已墮落為牟利的工具：“夫時文者，科舉之士所用以牟榮利也?！保?0）（《儲禮執文稿序》）“今世之為時文者，其用意尤茍，以為此以取名致官而已，其是與非不必問也?！保?1）（《溧陽會業初編序》）

方苞用心于古文和經學，常從沉溺八股妨害鉆研古文、經學的角度說明八股之害。他指出，八股文在“文”的序列里也是等而下之的：“文章者，士之末也；時文者，又文之末也?！保?2）（《陳月溪時文序》） “時文之于文，尤術之淺者也?！保?3）（《楊千木文稿序》）而他自己衷心所好的“古文”，則與經有著密切的關系，“蓋六經及孔子、孟子之書之支流余肄也”（14）（《古文約選序例》），是載道的文體。他在致韓菼書信中說：“三數百年以來，古文之學弛廢陵夷而不振者，皆由科舉之士力分功淺，末由窮其途徑也?！保?5）（《與韓慕廬學士書》）用心于卑不足道的八股文而不知用心于古文，后果是妨道，是害教化敗人材。

二、方苞對八股文的迷戀之情

“不好”“不喜”以至鄙棄，僅僅是方苞對八股文復雜態度中的一個方面，這方面的表達也引起過時人懷疑?！杜c章泰占書》記載了這種情況：方苞每每苦口婆心勸導別人放棄科舉八股，“而聞者多不信”。在這封勸導章泰占放棄科舉時文的信里，方苞意識到他需要格外聲明他是真誠的，并沒有謊言欺世：“仆自少習為時文，四方君子所以不棄而愿與為交，徒以時文為可也。而仆與諸君言此，若見癭疣而代為不適者，雖謂仆匿情以翹明，無以解焉，而仆非敢然也?！保?6）所謂“匿情以翹明”，就是說假大空的話顯示自己高明。方苞的真誠表白不足以消除疑慮，“修辭立其誠”的古訓，在能文之士那里，早已演化出一種新解：利用修辭技巧，傳達出一種真誠的感覺。至于明清兩代士人，經過以自身口氣“代圣賢立言”的系統性八股寫作訓練，對他們口中的高明言論，自然需要保持警惕的態度。通觀方苞文集并聯系方苞生平，不難發現其立言立身并非“言無陰陽，行無內外”（17），關于八股文的態度，方苞寫到自己人、寫給自己人的，與寫到外人的、寫給外人的，二者并不一致；處于科舉途中表達的，與通過會試后表達的，前后也有所差別。

大體上說，方苞表示自己“不好”八股、鄙棄八股的言論，主要是寫給外人的。在公開的輿論里，士人沉湎于科名，陷溺于八股，便落入俗士之列。八股既熟且精，即有必要說明自己并非刻意為之，說明自己別有所好、別有所長，從而區別于科舉俗士。因此就出現一種極有意味的現象，往往是精擅八股者聲言自己本不喜八股，康熙朝最有名的八股名家韓菼即是如此，其《有懷堂文稿》自序中劈頭就說自己喜好古文、厭棄八股：“余自少小時喜讀古文，十余歲輒戲作之，以舉子業故，不獲專吾好?！保?8）方苞摯友、桐城派另一開山祖師戴名世也說自己少時即“厭棄科舉”（19）（《意園制義自序》），“尤不好時文”，“非時文之徒也”（20）（《自訂時文全集序》），只因家貧親老，為授徒謀生計，不得已而從事八股。方苞因戴名世等人的游揚，古文、八股之名為韓菼所知，他致書韓菼，自然清楚該如何介紹自己，《與韓慕廬學士書》中剖白心跡，說自己寫作八股僅是為生計所迫，真心所好是經史古文。這極可能是他首次發表這類言論，這一行動意味著方苞確認了自己八股的造詣，已經有必要表明自己有別于科舉俗士。至于方苞通過會試之后，開始批評八股文不過是牟榮利的工具，害教化，敗人材，也不是到此一階段才產生新的認識。審視自家身份，拿捏言說時機，這是“時然后言”的境界。

“不好”八股、鄙棄八股方面的言論或態度，方苞無疑希望能夠廣為人知，但方苞與八股文周旋數十年之久，實際上對八股文有著極深的迷戀。世人對八股文的迷戀多源于它可帶來功名富貴，方苞在這一點上也未能免俗。他另有一種不同一般“科舉俗士”的迷戀，這與他八股名家的身份有關，由于自信其八股能夠傳達圣賢之精蘊，因而對其本人以及同調的八股文產生一種神圣化的感受。在這種情況下，他鄙棄八股文，僅是鄙棄庸濫之作，庸濫之作之可鄙正在于它們玷辱了八股文應有的神圣性。這兩類迷戀，幾乎都是指向自己或自己人的八股文，而且幾乎持續終身，只是他本人似乎不愿向外人道及。

方苞自言十四五歲開始學習八股文，但蘇惇元《望溪先生年譜》不采用此說，而是指出方苞十歲即學習八股，并且極具天賦，“前輩一見輒異之”（21）。年譜所載顯然更合理，方苞十四五歲能夠以塾師謀生，也恰是對八股文已有所掌握。方苞心之所好是經史古文，他后來也確實成為經學家和古文家，但在獲取舉人進士功名之前，他不可能將八股文置之度外，全副心身投入經史古文之學，從這種比較的角度，他聲稱不喜八股，并不是撒謊。但他一再宣揚的“不喜”“不好”，只是喜愛的程度不及經史古文，不應理解為拒斥、厭惡。

從理論和實踐上，八股文與方苞所鐘愛的經史古文并不是對立的。八股取士制度的基本邏輯是，以八股文的考核引導士人研讀經書，通過研讀經書體悟圣賢之道。明代中期以后，“以古文為時文”的寫法大行其道，自“左國班馬”到“歐曾蘇王”的古文，成為優秀八股作者必須汲取的營養，八股文也演化為文學技巧與實用功能深度融合的文體。在方苞這類文化底蘊比較深厚的家庭，學習八股與研讀經史古文是相輔相成的。方苞在八股文寫作上頗具天賦，天生麗質難自棄，在并不過分影響他本人研習經史古文的情況下，發揮經學的領悟、文學的技巧，寫作八股文，用以改善家庭狀況，完成孝親養親的責任，方苞并沒有格外排斥的理由。

方苞對八股文的真實態度，可以從其幼弟方林那里窺見一二，方林可以說是方苞自己家里的何景桓、左華露。方苞早歲家庭極度貧困，他與兄長方舟不得不在少年時就外出授徒謀生。幼弟方林居家料理家務，因為羸弱多病，被兩位兄長禁止消耗心力去作八股文。但他仍偷偷寫作，終至大病不起?！皩⒆?，始出制義二十余篇，曰：‘吾心力嘗困于是，異日尚為吾存之！”（22）（《附刻弟椒涂遺文書后》）方林舍命研習八股，是因他清楚八股科舉是改變家庭現狀的唯一出路。幼弟如此用心八股，難以想象方舟、方苞兩位兄長反而淡然視之。方苞一再強調他寫作八股文出于勉強，是避開了對八股文極度用心的一面。

方苞的親朋好友中，不乏精于八股文者，其兄方舟自不必說，像戴名世、張自超、劉捷、朱書、劉輝祖、劉齊、徐念祖等也都有所成就。人以群分，自然是彼此有著共同的興趣。在方苞致親友的書信（如《與劉大山書》）里，寫給親友的書序（如《張彝嘆稿序》）里，在為親友所作的傳狀（如《四君子傳》）里，都能看到方苞興致勃勃地與他們切磋八股文的記載。戴名世《自訂時文全集序》也載有與方苞等切磋八股之事（23）。方苞確有八股文章天賦，但離開用心鉆研，也不足以成為一代八股名家。

方苞幼時家貧，這種生活經歷使他可以理直氣壯地聲稱自己是迫于養親孝親的壓力而從事八股，這是一個便利的托辭，畢竟在明清科舉指導書《性理大全》卷55“科舉之學”里就摘錄了朱熹的意見：“既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保?4）但方苞在有能力孝親養家之后并未停止科舉，他仍與世間大多數士人一樣，靠著八股的本領，鄉試、會試一直考下去。等到獲取功名，他開始發表鄙棄八股的言論，熱衷于勸導他人放棄八股之業，而他自家的子弟卻在研習八股，其長子方道章、長孫方超分別于1732、1744年中舉。方苞這些子弟再不需要因“家貧親老”而違心地從事八股，那么，他們到底為什么從事八股？方苞對他們從事八股又持何種態度？如果有人指責方苞不能忘情于科名，因而也未能忘情于八股，方苞很難作出有力的辯駁。

方苞對于八股文的深度迷戀，則表現為一種幾乎超脫功利的情感。這種情感，在不少八股名家那里都存在，比如韓菼曾指斥世俗科舉之士對八股的功利態度：“其未遇，往往鹵莽于茍得，幸而得之，輒視為筌蹄秕糠而無復所須?！保?5）（《未信堂稿序》）以為這樣的態度玷辱了八股文。方苞同樣如此，雖然渴望功名，卻不肯以功利的、茍且的態度對待八股寫作，他鄙視剽竊膚庸之作，力求戛戛獨造。用其友人戴名世的說法，方苞“嘆時俗之波靡，傷文章之萎苶，頗思有所維挽救正于其間”（26）（《方靈皋稿序》），以其前輩許汝霖的話來說，就是方苞不從時俗，不揣摩風氣，“為舉世不好之文”（27）（《記時文稿“興于詩”三句后》）。這種態度也可以部分地解釋方苞科舉之途的曲折。

方苞不肯以“茍得”的態度寫作八股獲取功名，在取得功名之后，也不肯將八股文視為用過即棄的敲門磚。方苞賦予八股文更崇高的意義，它應當熔經液史，從經史古文中流出，足以發明圣經賢傳的精蘊，也就把八股文寫作當成“立言”的一種，士人可以借優秀八股文章得以不朽。

方苞之兄方舟沒有取得舉人進士科名，臨死自焚其八股文稿，方苞不甘方舟八股之名湮沒，搜其遺稿，并附以其弟方林之作一并刊行。在《兄百川墓志銘》中蓋棺定論，著重展示方舟八股文的非凡成就：“入邑庠，遂以制舉之文名天下?！砸詴r文設科，用此名家者僅十數人，皆舉甲乙科者。以諸生之文而橫被六合，自兄始?！保?8）方苞若真將八股一概視為害教化敗人材之物，就不會如此寫作墓志銘。

方苞奉旨編纂《欽定四書文》時收錄八股文的情形，可以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反映他對八股文的重視。此書選錄清代前期百年間八股文297篇，作者一百余人，依乾隆諭旨，入選的八股文應“足為后學之津梁，制科之標準”（29）。在合乎標準的前提下，選入哪些作者，收錄多少作品，與方苞個人意愿有很大關系。限于“不錄生存之人”的體例，方苞無法選錄自己的八股文，但他仍可以借此選本使跟他有特殊情誼的人得以不朽。

方苞在《欽定四書文》收錄其高祖明萬歷進士方大美文1篇，收其兄方舟文11篇?！稓J定四書文》“凡例”特地為未取得科名的八股作者留下位置：“間有生前未與甲乙科而文已行世、不可泯沒者，亦并登選，俾皓首窮經之士無遺憾于泉壤焉?！保?0）方舟是這一規定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收入11篇，入選數量在清代作家中居第六。這種待遇，與方舟并稱“二方”的另一八股名家方楘如就頗為歆羨，“百川死后數十年，天子欽定文選，標的當時，則百川文列其次焉”（31），認為這一殊榮足以抵償方舟生前未遇的不幸。

《欽定四書文》還收錄了不少方苞朋好之作。僅粗略翻檢，已能看到收有張自超1篇，王兆符1篇，劉巖5篇，朱書2篇，劉齊1篇，徐念祖1篇，劉輝祖1篇，汪份1篇，李塨1篇。數量看似不多，但與清代近百年八股名篇中僅收297篇相比，所占比例已經很高。方苞還刻意選入對其有恩情者的八股作品。例如，書中收廖騰煃文2篇，廖是方苞第一次鄉試的房考，曾力薦方苞之卷；收張榕端文1篇，張任江南學政時曾招方苞入使院，對方苞有恩遇；收姜文1篇，姜是康熙三十八年江南鄉試主考之一，方苞在該科成為鄉試解元；收顧圖河文1篇，顧為康熙四十五年方苞會試的房考。顯然，方苞將入選《欽定四書文》視為巨大的榮耀，選入他的親友、恩主之作，也寄望于借助“欽定”的名頭使他們的八股傳之久遠。

指出方苞對八股文的迷戀，并不是說方苞抨擊八股文的言論是“匿情而翹明”。當方苞擺脫個人的迷戀之情，關注到社會范圍內八股文的弊端并予以激烈的批判，不妨說他是以“超我”的立場發表言論。這些言論不夠“真實”卻自有其意義，它有利于將公眾的情緒轉化為公開的輿論，從而激起改革的動力。但是，八股取士通行既久，方苞又數十年用心于此，不可避免地產生對八股文的病態迷戀以及不切實際的幻想，指望著它們能流傳下去，帶來身后的不朽，安頓亡者的靈魂。就此而言，又很難期待方苞能夠支持對八股取士制度的激烈變革。

三、方苞言論折射的八股文批評語境及社會心態

晚清學者秦篤輝曾說：“四書文體，高明者多攻之。如閻百詩、毛西河、朱竹垞，其最著也?！保?2）四書文體即八股文。所謂高明者的批評，并不龂龂于怎樣是好的八股文，怎樣是壞的八股文，而主要從八股取士對社會的整體影響出發，質疑八股文本身的價值以及八股取士制度的有效性。據筆者觀察，這種質疑自明末天啟、崇禎年間至清初頗為活躍。質疑大致由兩種立場而來，站在經學的立場，八股取士制度下，士人通常只關心四書及其所研習的“本經”，將四書五經變成了“四書一經”，又只讀朱熹為代表的宋儒的經解，拋棄漢唐諸儒舊注，束書不觀，使八股取士引導士人“通經”的設計落空。秦篤輝提及的閻若璩、毛奇齡、朱彝尊，都是清初極具聲望的學者，他們的批評主要出自經學立場。另一種批評從政治的立場出發，關注八股取士制度選拔官員的功效，他們也同意八股取士帶來士人束書不觀的弊端，而更著重選拔官員的失效。他們認為以八股取士，考核的只是“虛文”，中選者并沒有治理國家的德行與才干。這種立場的批評者往往直接提出廢除八股取士制度，或極大壓縮八股取士所占比例，清初顧炎武、黃宗羲諸人即持這種觀點。比如，顧炎武在《生員論》中指出，八股取士制度所培養的生員——未來的舉人、進士、官員，與鄉宦、吏胥一樣，是“天下之病民者”，他們不能解決社會問題，他們本身就是需要解決的嚴重社會問題，因此，在他的改革方案里，完全沒有八股文的存身之地。（33）

在這一時期，官方也曾公開討論八股文弊端，甚至一度廢除八股取士制度。方苞出生前數年，在武人當政的康熙二年（1663年），曾經有鄉試會試中廢除八股之舉：“二年八月內，因上諭：八股文章實于政事無涉，自今以后，將浮飾八股文章永行停止，惟于為國為民之策論表判中出題考試，欽此?！保?4）這次改革是短命的，實行兩科后即恢復舊制。改革之所以中止，其中一項原因頗令人啼笑皆非：以“為國為民”之策、論、表、判考試的結果，是士人的答案更加空洞，更加庸濫不堪，幾于使衡文者無從去取。這種考試結果本可作為八股取士制度的罪證和繼續推行改革的理由，但因清廷此時最緊要的問題仍是強化其文化的正統性，爭取士大夫階層的認同，這種考試結果反而促使當政者放棄改革，回歸明代所定八股取士的制度。

八股文“浮飾”“實于政事無涉”的觀點經由官方公開宣布，似乎帶來了在新政權平穩運行之后重啟改革的希望。但歷史的發展并不如此。整體而言，經歷亡國之痛的顧炎武、黃宗羲一代人，也包括參與到明清易代的康熙初年當政的武人，他們當然更關注八股取士與實政無涉的“虛文”性質。隨著清廷統治的穩定，八股文在興亡之際暴露無遺的“虛文”缺陷，在后來的八股文批評中卻逐漸淡化。

乾隆九年（1744年），兵部侍郎舒赫德奏請廢除科舉：“科舉之制，憑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瓡r文徒空言，不適于用，墨卷、房行，輾轉抄襲，膚詞詭說，蔓衍支離，茍可以取科第而止?！薄皯獙⒖荚嚄l款改移更張，別思所以遴拔真才實學之道?！保?5）這一廢除科舉的提議，首先針對的是八股取士之法。在朝廷的討論中，八股取士制度積弊叢生，成為改革者與改革反對者的共識，而改革之所以未能實行，理由是“變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36）。換一種考試方式，仍是憑文而取，所取的仍是空言而非真才實學。相較之下，八股雖屬空言，但八股取士之法畢竟還可以維系經學，有意識形態建設的功效。

舒赫德的改革動議源于清高宗對此年順天鄉試舞弊嚴重、文章庸濫的震怒，但他誤解了清高宗的意圖，清高宗本意并非廢除八股取士制度。乾隆十年，高宗諭令將《訓飭士子文》頒行天下學宮，教官朔望日向士子宣講。該文稱，國家以八股取士，“正欲使之為圣賢之徒”，但士人唯汲汲皇皇于科名聲利，“未嘗有志于圣賢之道”。堅定“為己”的學習動機因此成為當務之急，“不能為己，則雖舉經義治事而督課之，亦糟粕陳言，無裨實用，浮偽與時文等耳”（37）。他指出問題的時候，有著充分的現實感，已經在“時文”與“浮偽”之間畫上了等號。他將解決問題的希望寄托于士人的道德自覺，這顯然是一廂情愿，但他的實際意圖是宣布終結廢存之爭。清高宗畢竟不像康熙初年當政的武人，只看到八股的無用，清高宗深知“無用之用”。這種無用之用，直到晚清提出“中體西用”，要從西學借來“用”的時候，才真正顯示出它的無用。但現在為時尚早，清高宗無論如何也會讓這一制度延續下去。

上述史實顯示，在方苞生活的年代里，改革八股取士制度的動力在逐漸弱化，但并不妨礙時時出現鄙棄八股的言論。這些言論并不會觸及禁忌，反而可能成為一種“高明”的標記。只要不是自己迂腐到真正絕意八股科舉，發表一些拘虛之士以為駭人聽聞的言論，正能投合高端輿論圈層的趣味，言說者的動機由此往往難以究詰。但是判斷相關言論的價值，卻仍然有基本的方法，即需要聯系八股批評者對制度改革的設想。

方苞極少談論八股取士制度的改革問題，這可以看出他對八股文的真實態度。方苞自負八股文出眾，但科舉之途卻并不順利，如何更有效地鑒別八股文優劣，成為他關注的重心?！队洉r文稿“有為者譬若掘井”一節后》就指出“世之司文章之柄者，未必有過人之明”（38），經常造成考試的不公?！秴清逗母逍颉酚终f：“朋齒中以文學著稱于庠序者，多不利于科舉?！本椭@一話題，他在這里罕見地對考試制度改革提出見解。他指出自明代以來，“施于學校之試者猶寬，而直省禮部之試特嚴”，即是說鄉試、會試特別嚴格，但這種嚴格是“任一時之見，而無由考其信”，以一場考試決定去取，無法有效考察士子的學業，這是取士之法“嚴”但沒有效果。他希望恢復“鄉舉里選”之制，以學?！皻v試之冊籍”即平時成績和“鄉之士大夫”的評議來取士，認為這種取士方法“寬”而有效（39）。方苞此文表達的思想與行文的措辭都與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取士下》相似。黃文說：“古之取士也寬，其用士也嚴；今之取士也嚴，其用士也寬?！保?0）黃宗羲主張的“寬”于取士，是采取鄉選里選、征辟保薦等多種渠道選拔官員，極大壓縮經由學校、科舉入仕的比例；所說的“嚴”于用官，是說八股取士所選拔出的舉人進士并沒有治民理事之能，應取消他們直接擔任官員的資格。顯然，黃宗羲考慮的是取消八股取士制度的必要性，而方苞念茲在茲的是八股文衡鑒的有效性。與清前期特別關注科舉問題的兩位作家相較，耿耿于考官無眼的蒲松齡可算是方苞的前輩，而吳敬梓則可以越過方苞，接武顧炎武、黃宗羲。

方苞一再表達“反八股”觀點，清高宗仍將編纂《欽定四書文》的重任交付給他，可謂善于知人。正如我們在八股取士制度廢存之爭中看到的，經學是八股取士制度的軟肋之一，許多人攻擊這一制度，其出發點就是不滿這一制度導致士人只注重八股而忽略經書傳注；經學也是八股取士制度的護身符，因為沒有任何一種制度能夠像八股取士制度一樣有力地維系經學，使之服務于意識形態建設。一部“欽定”的八股選集，應當在各方面傳達出經學造詣與八股造詣之間具有正比例關系——實際并非總是如此——的信念，主持編選者理應兼具經學造詣與八股造詣。方苞在中年以后，儼然號為經學大師，在李光地、韓菼等已歿的情況下，就成為編選者的不二之選。方苞并不主張取消八股取士制度，反而沾沾于自家的八股文，以為它熔經液史，可垂之不朽，這就使他那些對八股文的整體性抨擊成為“恨鐵不成鋼”的激憤之言，落實為對庸濫八股的不滿。清高宗、方苞君臣契合之處在于，維系經學的八股取士制度無論如何都要存續下去。寄望愈深，當責之愈嚴，對八股文的嚴厲指責，反而有利于八股取士制度有效運行。

注釋：

（1）（2）（3）（4）（5）（6）（7）（8）（9）（10）（11）（12）（13）（14）（15）（16）（22）（27）（38）（39） 方苞撰，彭林、嚴佐之主編：《方苞全集》第8冊，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93、392、390、255、295、234、234、215、493、211、251、256、234、237、391、397、299、306、307、209頁。

（17） 吳則虞編著：《晏子春秋集釋》（增訂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頁。

（18）（25） 韓菼：《有懷堂文稿》，清康熙刊本，卷1、卷5。

（19）（20）（23）（26） 戴名世撰、王樹民編校：《戴名世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3、118、118、54頁。

（21） 方苞撰，彭林、嚴佐之主編：《方苞全集》第13冊，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1頁。

（24） 胡廣等纂修：《性理大全》，山東友誼書社1989年版，第3383頁。

（28） 方苞撰，彭林、嚴佐之主編：《方苞全集》第9冊，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930頁。

（29）（30） 方苞編、王同舟等校注：《欽定四書文校注》，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4、2頁。

（31） 方楘如：《集虛齋學古文》卷5《贈汪聿昭序》，《清人詩文集匯編》第22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37頁。

（32） 秦篤輝：《平書》第8卷，清末刊本。

（33） 顧炎武撰、華忱之點校：《顧亭林詩文集》，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2頁。

（34）（36） 梁章巨著、陳居淵校點：《制義叢話》，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頁。

（35） 趙伯陶校注：《七史選舉志校注》，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758頁。

（37） 素爾訥等纂修、霍有明等校注：《欽定學政全書校注》，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頁。

（40） 黃宗羲著、段志強譯注：《明夷待訪錄》，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64頁。

作者簡介：王同舟，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湖北武漢，430074；陳文新，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湖北武漢，430072。

（責任編輯 劉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