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垂袖與出袖形制的演變看東西方服飾文化交流

Exchange of costume culture between East and W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 of pendent sleeves and underarm opening sleeves

（北京服裝學院 民族服飾博物館，北京 100029）

摘要：服裝出袖形制在古代歐亞跨時代跨地域流行與傳播，其源頭可追溯到具有垂袖形制特征的古波斯服裝“康提斯”（Kandys），文章以整體觀的視角探討垂袖康提斯與出袖形制的演變。研究表明：1）出袖形制繼承了康提斯垂袖符號，同時袖制采用開縫結構，是中世紀西方服裝結構的變革，體現了伊斯蘭、薩珊波斯與東羅馬拜占庭帝國多元文化的交融； 2）垂袖與出袖形制長時段的流行與傳播，凸顯出形制所蘊含的“流行性”“儀式性”和“榮耀性”等多重文化特征；3）垂袖與出袖形制持續的演變是由一系列跨時代跨地域文明文化碰撞與交流的 “局勢史”和“事件史”共同構成，長時段、局勢和事件共同推動了服裝形制的演變及服飾文化的東西雙向動態交流與傳播。

關鍵詞：出袖；垂袖；服裝；元代；康提斯；長時段

中圖分類號：TS941.12；K892.23

文獻標志碼：B

文章編號：10017003（2024）04012809

DOI：10.3969j.issn.1001-7003.2024.04.015

收稿日期：20230714;

修回日期：20240313

基金項目：北京服裝學院“服裝學”新興交叉學科平臺建設項目（11000024T000003073871）；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首都服飾文化與服裝產業研究基地支持項目（JD2019-02）

作者簡介：李娟娟（1979），女，講師，主要從事中外服飾史及服飾文化相關的研究。

“出袖”是指服裝的兩袖袖腋下開縫并不縫合，即服裝結構中的“破縫”，開縫的位置在正肩腋下至肩肘部位，手臂可從縫間穿出，虛出的兩袖懸垂于肩后或反懸系于背后。此形制從公元中世紀至19世紀在歐亞廣袤區域流行，見于出土實物及圖像人物服裝形象，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這一袖制形象的歷史延續性引起學者關注，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學者是德國考古學家艾爾夫麗德·克瑙爾（Elfriede R. Knauer，1926—2010年），克瑙爾觀察到這一形制跨時代跨地域的歷史延續性，指出其與公元前6世紀左右的波斯服裝“康提斯”（Kandys）垂袖披風之間有關聯［1］?？堤崴勾剐渑L是指服裝披在肩上，從視覺上看，兩袖并不穿著，而是懸垂于肩后，與服裝出袖形制相比較，在穿著外觀上具有共同的特征，均是兩袖懸垂于肩后，但兩者在服裝袖制結構上卻有著區別?？髓枌⒊鲂浣Y構與西方古典時期的希臘服裝腋下開縫及埃及科普特（Coptic）紡織品中出現的人物服裝腋下開縫形象建立聯系［2］。研究古羅馬軍事服裝的學者則認為中世紀拜占庭出袖形制的源頭為古波斯服裝康提斯［3］。但已有的研究并未將視野擴展到此服裝形制向東方的傳播，也未將蒙元這一歷史時期出袖“海青衣”形制形象納入其視域范圍，對垂袖康提斯及出袖形制持續的“生命力”所體現的服飾文化及其交流與傳播的特點仍未有宏觀的梳理。由此，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礎上，通過進一步厘清康提斯垂袖披風及出袖形制服裝的圖像形象及實物，并輔以文獻，試以整體觀研究視角探討垂袖與出袖形制源流，分析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服裝形制所蘊含的服飾文化交流與傳播特點。

1? 出袖形制形象

“出袖”一詞見于南宋詩人鄭思肖（1241—1318年）的《心史·大義略敘》，其中說到：“韃主剃三搭辮發，頂笠穿靴，衣以出袖海青衣為至禮，其衣于前臂肩間開縫，卻于縫間出內兩手衣裳袖，然后虛出海青兩袖，反雙懸紐背縫間，儼如四臂。諛虜者妄謂郎主為‘天蓬后身。衣曰‘海青者， 海東青，本鳥鳴，取其鳥飛迅速之意，曰‘海青使臣之意亦然?！保?］鄭氏所說的出袖即服裝肩間或肩肘下部開縫的形制，此說的“韃主”“虜者”及“郎主”為南宋人對韃靼蒙古人不同的稱呼，“衣曰‘海青者”即為后世所稱元代的“海青衣”，為蒙古人的一種服裝形制。南宋陳元靚撰《事林廣記》記“海青”為“韃衫”一種。宋元之際通俗讀物《碎金》則記載“出袖”為男服的一種袖制。服裝出袖形制形象見于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元代御衣局使劉貫道所作的《元世祖出獵圖》，如圖1所示。據畫末所附題記可知，此畫創作完成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即元世祖忽必烈在位之時，忽必烈周圍四人均身著出袖形制的海青衣。海青衣實物見于中國絲綢博物館藏“元代菱地飛鳥紋綾海青衣”，如圖2所示。此袍服右衽交領、窄袖寬擺，肩肘腋下開縫，前后衣片可見中縫，后背有一紐扣，當手臂從腋下開縫伸出后，虛出的雙袖可反轉，用紐扣固定懸于背間，與鄭氏所述相符［5］。

自14世紀以來，服裝出袖形制也頻繁見于西亞及歐洲人物圖像及實物服裝樣式。圖3為波斯史詩《列王記》（Shahnameh）插圖“亞歷山大與預言樹”，亞歷山大大帝身著象征王權身份和地位的榮耀服，服裝為出袖形制，破縫的部位在肩肘下部，西亞波斯細密畫中多次出現服裝出袖形制形象。圖4為托普卡比薩雷博物館（Topkapi Palace Museum）館藏奧斯曼帝國穆罕默德三世的卡夫坦正面，開縫位置在正肩下部與前胸之間的位置，手臂可從縫間伸出，狹窄的兩袖袖長及地并無實用價值，此博物館館藏多件此類出袖形制的蘇丹服裝［6］。歐洲的王室貴族同樣身著出袖形制的服裝樣式，圖5為波蘭塔爾諾地區博物館（Tarnow District Museum）館藏盧森尼亞貴族羅曼·費多羅維奇·桑古斯科的肖像畫，桑古斯科內穿“祖潘”（Zupan），外穿紅色天鵝絨質地、具有波蘭和匈牙利民族傳統服裝形制特征的 “孔塔奇”（Kontusz）外套?？姿鎯尚溟_縫的位置與圖4形制相似，手臂從開縫伸出，裝飾性的兩袖及地并無實用意義，為象征貴族身份地位的“符號”［7］。形象同樣出現在西班牙勃艮第黃金時代，受奧斯曼帝國王室服裝的影響，出袖形制成為西班牙宮廷時尚，如圖6、圖7所示為西班牙王后和公主的畫像，其服裝袖制均采用出袖的結構樣式，于肘間開縫，垂袖為裝飾物。此出袖形制同樣見于俄國“波雅爾”（Boyar）貴族服裝樣式。

綜上，從地中海沿岸、西亞到東方及草原民族，此形制跨時代跨地域流行與傳播，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2? 出袖形制溯源

從視覺上看，服裝出袖形制與波斯康提斯垂袖形制具有共同的特征，即垂于肩后的兩袖。身著康提斯，兩袖并不穿著而是懸垂于肩后，形似披風披掛在肩上，對康提斯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學者是匈牙利裔加拿大考古學家維羅妮卡·格維爾斯（Veronika Gervers，1939—1979年），格維爾斯在其文章《一件歐洲牧民的披風》（A nomadic mantle in Europe）中追溯匈牙利民族服裝“祖爾”（Szür）（圖8，美國匈牙利博物館館藏）的源流，認為祖爾垂袖外套源于古波斯服裝康提斯。出土實物及圖像人物服裝樣式顯示，康提斯垂袖形制同樣在古代歐亞廣袤區域跨時代跨地域流行與傳播。

2.1? 康提斯名稱與由來

康提斯“Kandys”詞匯可能源于伊朗語，首先出現在希臘歷史學家色諾芬（Xenophon， 公元前430—前355354年）著作中對米底人（Medes）和波斯人（Persian）服裝的描述，色諾

芬在其著作《遠征記》（Anabasis）第一部書第五章第八條記載，小居魯士（Cyrus younger）的隨行人員中，波斯的貴族穿著紫色的披風康提斯，在其另一著作《居魯士的教育》第一卷（Cyropaedia，Volumes I）第一章中描述了波斯王居魯士（Cyrus）的衣著，居魯士穿著米底人的服裝，一件紫色的丘尼克和一件披風康提斯。此書第二卷中，色諾芬多次描寫波斯人對米底人披風的推崇，采用米底人服裝，在第六章中他描述了居魯士的服裝：“他騎在馬上……戴著提拉亞冠帽（Tiara），身穿一件紫色的丘尼克……紅色染料染成的褲子，披風康提斯全為紫色?！薄膀T士們穿著康提斯服裝，僅當受國王檢閱的時候，他們將手臂放進袖子里?！笨堤崴剐淇诳p合，將手臂放進袖子里，作用是保護國王免受傷害，同樣的場景在色諾芬的《希臘史》（Hellenica）中也有描述。

康提斯最初是米底人（Medes）的服裝，由米底人將康提斯形制帶到伊朗高原，為波斯人所推崇，成為波斯人服裝。其特征是一件毛制的披風，在脖頸處用帶子固定，兩只袖子懸垂在肩部，常以皮毛緣飾。其形制形象可追溯到位于伊朗法爾斯省阿契美尼德王朝都城波斯波利斯阿帕丹東階石刻上的米底人服裝（公元前550—前330年），如圖9所示為米底貴族形象及米底人向波斯人進獻服裝的場景。由圖9（a）可見，從左至右第一位米底貴族身穿康提斯垂袖披風，披風的面料極可能是毛制，袖子下垂，袖口似縫合，他的左手似擺弄著領口的帶子。圖9（b）是米底人進獻的一套服裝，第一件為康提斯垂袖披風，袖口似縫合，第二件為丘尼克，第三件為褲裝，一套服裝可能用于儀式重要場合。其形制圖像可追溯到公元前9世紀，如圖10（a）為位于伊朗西阿塞拜疆省蘇督茲山谷的哈桑盧丘遺址出土金杯側面人物。在蘇督茲山谷居住著公元前10世紀—前7世紀伊朗古老的民族曼努亞人（Mannaeans），此圖像為具有亞述（Assyrian）藝術元素的金杯杯側宗教場景之一。由圖10（b）可見，此人身穿披風肩部懸垂的袖子，此遺址出土一銅器側面站立的人物服裝同樣可見康提斯垂袖形象。

2.2? 康提斯文化內涵

公元前558年，居魯士二世（Cyrus II）成為波斯之王，此時近東有四個強國，即米底、呂底亞、巴比倫和埃及。公元前550年，居魯士征服米底王國，并改用米底王的稱號：“大王，王中之王，大地之王?！敝链瞬ㄋ梗ü?50—前330年）進入了世界歷史的主要舞臺［8］。在公元7世紀伊斯蘭文明興起之前，波斯康提斯作為王者、貴族、宗教祭司和圣人服裝在波斯帝國系統及絲綢之路傳播，凸顯形制所蘊含的 “儀式性” 和“榮耀性”文化特征。

在古代波斯，服裝有著重要的政治和宗教功能，康提斯服裝是榮耀服，身著康提斯代表著一種榮耀，體現穿戴者高貴的身份和地位?？堤崴挂矠榕e行宗教的儀式服，這是米底人和波斯人共同的遺產，波斯不僅采用了米底人的服裝，而且波斯人的宗教儀式也由米底的宗教人士主持，而兩族的宗教人士都是穆護（也稱“麻葛”）［9］?，嵙_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祭司穆護穿著康提斯舉行祭祀儀式，顯示出祭司擁有至上的榮耀?？堤崴挂灿米魍饨粓龊?，若被賜予康提斯，受賜者享受著榮耀的禮遇，受波斯王室的保護，被賜者接受服裝，表示對于授賜者政權的從屬關系。這樣一種借由服裝體現出的政治文化對歐亞廣袤區域有著深遠的影響［10］。圖11左側列圖像顯示，康提斯垂袖形象出現在王者、祭司、水神阿娜希塔（Anahita）所穿服裝及君權神授儀式場景，這一作為儀式服和榮耀服的服裝垂袖文化符號在波斯帝國體系傳承。公元7世紀阿拉伯人崛起，穆斯林王子改用含有波斯或阿拉伯文字的“提拉茲”（Tiraz）紋樣作為榮耀身份的象征，興起了公元7—13世紀提拉茲紋樣的流行浪潮［11］。但是康提斯兩袖懸垂于肩后的形象依然延續著，逐漸成為象征性的文化符號和藝術表達形式在絲綢之路傳播，在歷史圖像中極具辨識度，并通過不同的傳播媒介和渠道，為不同民族和身份的人們所使用。

2.3? 康提斯的傳播

人口遷徙和商貿活動是古代文化傳播的重要途徑，作為文化載體的服裝也是一種語言，能直觀地反映出穿戴者的政治信仰、身份地位、生活方式及審美心理，在古代文化交流中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通過絲綢之路商貿活動及人口的移動，波斯服飾文化持續地沿著不同路徑進行傳播，康提斯從而被賦予多重文化特征。

2.3.1? 經由絲綢之路傳播

從外觀來看，具有辨識度的服飾元素往往容易為不同的民族所接受和適應?？堤崴辜词侨绱?，獨具“個性”的兩條懸垂的袖子在絲路流行，其所具有的“榮耀性”和“儀式性”文化內涵符合當時代人們借由服裝形制表達其對政治、宗教文化及身份的訴求?？堤崴瓜驏|的傳播，古代西域是其傳播主要的通道，絲綢之路同時是商貿之路，而粟特人是其傳播的媒介之一。粟特人作為絲綢之路東西方交流的使者，以經商著稱，從公元3—10世紀，大批粟特人經由西域進入中國，粟特人從人種上來說，屬于伊朗系統，粟特首領入華后，在中原擔任薩保職官［12］，如圖11右側列圖像所示，安伽墓、史君墓及康業墓墓主人均是入華粟特人，其墓棺壁畫顯示，安伽墓和史君墓女主人身著有著垂袖特征的披袍。中原墓葬壁畫人物身著垂袖披袍的形象并不多見，在入華粟特人墓葬中出現則有其特殊的表達涵義，垂袖披袍形象的出現是異域文化的象征，這一表現形式易被研究者忽視，盡管粟特人石棺畫上女主人內穿漢式服裝，但外穿的垂袖披袍形象卻帶有波斯文化的特征，存續著對民族的記憶。以撒馬爾罕（Samarkand）為中心的康國是粟特各城邦國家的代表，較其他粟特墓葬相比，可見康業墓石棺壁畫墓主人康業身著康提斯披袍，更加反映出入華粟特人康業借由服裝表達其民族記憶及文化信仰。由上，形制則被賦予“民族性”文化特征。

2.3.2? 康提斯垂袖形制的鮮卑化與游牧化

北周至隋唐時期中古墓葬出土大量垂袖披袍人物俑，顯示出垂袖披袍的康提斯淵源，在民族遷徙與傳播過程中逐漸被鮮卑化與游牧化［13］。云岡石窟及敦煌石窟的石刻和壁畫人物服裝也出現垂袖披袍形象，如圖11右側列圖像所示敦煌三九○窟壁畫女供養人服裝，沈從文先生已對此圖指出，敦煌壁畫中供養人身著披袍，式樣或來自波斯，或通過高昌進入中原［14］。由此可見，伴隨著伊斯蘭文明的興起，康提斯形制形象繼續在絲綢之路傳播。北方草原“居無定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是不同文化間的傳播媒介，促進了東西方的頻繁交流。圖像和出土實物顯示垂袖披袍被游牧民族所采用，毛制垂袖披風適應極端天氣的需要，具有“實用性”特征。在傳播過程中，康提斯披袍在面料、顏色等細節方面發生變量，但其服裝剪裁及極具辨識度的兩條懸垂的袖子作為文化符號或藝術表達形式依舊保留。

2.4? 從垂袖到出袖的變化及成因分析

由垂袖到出袖，其變化在于服裝肩肘腋下結構發生了變化，但從服裝外觀來看，兩者共同的特征是兩袖垂于肩后的形象。對服裝腋下開縫結構的產生，克瑙爾著眼于從西方古典時期的希臘與埃及服裝樣式上尋找答案，她將其追溯到公元4世紀歐洲貴族狩獵服裝和埃及科普特紡織品中“四季神”服裝出袖形象，并用埃及出土服裝進行佐證，法國盧浮宮藏（Musée du Louvre）埃及出土5—7世紀兒童丘尼克顯示（圖12），袖子狹窄垂于肩后，雙肩前后有“克拉維”（Clavi）帶狀裝飾，服裝袖口直徑僅為5 cm，無法穿著，腋下開縫便于手臂伸出自由運動，在穿著方式上，袖子可以反轉系在胸前或身后用以保暖［15］。按照克瑙爾的這一思路，腋下開縫結構設計則有其西方源頭，在于服裝發展過程中產生的結構性的變化。柏林國家博物館館藏埃及安提努波利斯出土的一件被認為是7世紀左右的波斯騎裝（圖13），這件服裝質料為羊毛，袖腋正腋下開縫，開縫的部位緣飾，偏右門襟，胸部衣身擁掩，下缺襟為的是便于乘騎。這件出袖騎裝實物與埃及紡織品上人物著裝顏色及形制相似?？傊?，克瑙爾認為腋下開縫結構的產生受古希臘與埃及服裝形制的影響，但服裝出袖形制的產生與流行則來自拜占庭。

公元5世紀時，康提斯已為拜占庭帝國所采用。在位于羅馬的公元5世紀初圣瑪利亞大教堂拱門上顯示人物服裝具有康提斯垂袖特征，之后在帝國不同時期，此形制延續使用，為男女裝樣式［16］。拜占庭對垂袖形制的采用，經過了從接受其“流行性”文化符號到適應本土文化和習俗的轉變過程。10世紀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公元913—959年）所著的《儀式書》（The Book of Ceremonies）中說道，羅馬宗教執事和副執事在彌撒等儀式時分別穿著“達爾馬提卡”（Dalmatic）和丘尼克作為儀式袍，兩類服裝的袖子袖口縫合，而之后儀式袍逐漸被有皺褶的袍子和圣帶所代替［17］。歐洲古典時代晚期是拜占庭服裝結構發生變化的時期，服裝結構不斷通過領口和袖子進行調整，以適應身體舒適性和靈活性的需求，大量新的軍事裝備涌現，新裝備更注重靈活性，尤其是騎兵裝備，便于迅速轉移地點。7世紀，拜占庭與薩珊波斯（Sassanid Empire，公元224—651年）時而合作時而沖突，而伊斯蘭文明同時興起，文化的沖突隨之而來的是服裝形制發生變革，服裝形制設計更加適應戰爭的需要。拜占庭不斷借鑒吸收波斯的服裝裁剪技術，從服裝經由一片面料整裁制作，逐步過渡到多片剪裁，形制更加修身得體以利于身體的靈活運動［18-19］。

出袖形制服裝則在7世紀左右產生，它的形成是伴隨著伊斯蘭文明的興起，中世紀兩股強勢文化即拜占庭與波斯文化碰撞交融的結果。出袖形制一方面依然延續著康提斯標志性的特征即 “垂袖”形象，兩袖懸垂于肩后，象征著其“儀式性”和“榮耀性”，同時腋下采用開縫結構，便于手臂靈活運動，是為適應戰爭需要而采取的結構性的變革，是中世紀西方服裝結構的變革之一，也是在多元文化碰撞這一背景下，拜占庭對服裝形制進行的歷史性的選擇。此出袖形制承載著東羅馬拜占庭服裝形制與波斯服裝形象兩者結合的形制形象特征，并為拜占庭軍裝樣式，遂成為流行款式，風靡歐亞。

公元10世紀，東羅馬拜占庭帝國皇帝尼基弗魯斯二世·?？ㄋ梗∟ikephoros II Phokas， 公元912—969年）在其著作《軍事學》（Praecepta militaria）中描述，拜占庭士兵身著及膝丘尼克（Tunic），丘尼克袖腋下開縫便于手臂伸出利于戰斗，懸出的袖子能夠用線環和扣子固定在肩后，拜占庭“卡塔弗拉克托伊”（Kataphraktoi）騎兵隊列里每個戰士必須穿著胸甲“克里比安”（Klibanion），佩戴護臂，在克里比安外穿著外衣“埃佩洛里卡”（Epilorika），埃佩洛里卡由粗絲或棉制作，士兵的手從肩腋縫伸出，袖子懸垂在肩后。在談到騎兵的部署時，同樣提到熟練的弓箭手穿著“洛里卡”（Lorika）。尼基弗魯斯二世形象描述了拜占庭軍事服裝的出袖形制，盡管與鄭氏對韃衫海青衣的記載相差3個世紀，但對出袖形制著裝的描述則極為相似。尼基弗魯斯·烏拉洛斯（Nikephoros Ouranos，公元950—1010年）是拜占庭皇帝巴希爾二世（Basileios II，公元958—1025年）在位期間的軍事指揮官，在其《軍事手冊》（Taktika）中也有同樣的描述，他提到，騎兵在克里比安外必須穿著埃佩洛里卡，手臂能夠從肩部腋下的開縫中伸出［20］?？梢?，出袖形制在10世紀已為拜占庭軍服樣式。

3? 出袖形制的傳播

出袖形制在中世紀晚期的傳播主要通過兩個載體，一是歐洲十字軍；二是草原游牧民族。1095年，出生于法國的羅馬教皇烏爾班二世（UrbanⅡ，公元1042—1099年）在克萊蒙（Clermont）發動了奔向圣地的武裝朝圣之旅。1096年夏天，一支較大規模的基督教徒十字軍團開始向東進發，至1270年共發動了八次旨在把“異教徒”趕出圣地而采取行動的十字軍東征。東征的過程中，歐洲十字軍與近東古代文化頻繁地接觸，對十字軍影響的結果在諸方面表現出來，尤其是他們對異國東方服飾的學習模仿，包括奢華的面料、裝飾、服裝形制等［21］。瑞士伯爾尼的伯格圖書館收藏的12世紀手抄本插圖顯示（圖14），德意志十字軍身穿出袖形制的騎裝，受拜占庭軍裝的影響，出袖形制已然成為十字軍騎兵裝束，十字軍進而將此形制帶回了歐洲。

出袖形制作為“韃衫”形制顯示出此形制游牧化的文化特征，在交流傳播過程中，被草原游牧民族所采用。1206年成吉思汗統一草原，1276年忽必烈建立了元朝?！对贰ぽ浄尽酚洠骸霸趿?，庶事草創，冠服車輿，并從舊俗。世祖混一天下，近取金、宋，遠法漢、唐?！保?2］元初，出袖海青衣為元代蒙古人服裝形制，為適應游牧生活方式的需求，蒙古人將懸垂的兩袖用紐扣固定在背后反懸的方式，使用起來更加方便，一方面避免寬松的袖擺妨礙射箭，另一方面適應漠北草原晝夜氣溫相差大的特點，并用以應對極寒極冷的天氣，冷的時候袖子穿上保暖，天氣炎熱的時候袖子系在身后。蒙古人采用出袖形制服裝，并非僅是一種巧合，當受此形制跨時代跨地域的流行性相關。這一形制作為藝術表達在《元世祖出獵圖》中出現，并作為鄭氏所述的“至禮”衣，同樣顯示出海青衣所蘊含的“儀式性”和“榮耀性”文化符號特征，蒙古人將出袖形制所含有的“流行性”“儀式性”“榮耀性”及“實用性”融為一體，產生多元文化融合為一體的海青衣。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國于公元1219—1260年的四十余年，先后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西征，足跡橫掃歐亞，一面是征服，一面是文化的傳播，作為在歐亞流行的出袖“韃衫”必然通過蒙古西征廣為傳播。最為顯著的例子之一是在伊兒汗國細密畫中頻繁出現男女身著出袖形制服裝形象，伊兒汗國（Ilkhanate， 公元1256—1335年）是蒙古國第三次西征的產物，是忽必烈建立的元帝國在西亞的宗藩國，服裝采用出袖形制。同時伊兒汗國繼承了波斯文化，帶來了波斯文化的復興，使得具有波斯文化特征的出袖形制更為流行傳播，并持續到奧斯曼帝國時期，進而影響至西歐的宮廷服飾文化，帶來了歐洲近代服裝袖制剪口“斯拉修”（Slash）的流行浪潮。

圖15為俄羅斯科學院圖書館館藏《拉齊維烏編年史》（Radziwi Chronicle，1450年）手稿插圖，此手稿是13世紀手抄本的副本，時間下限為1206年。講述的是第一個東斯拉夫國家基輔羅斯歷史（公元862—1242年），圖15中右一與右二人物形象，是對12世紀俄國“波雅爾”（Boyar）貴族服裝的表達，兩位貴族的外衣袖子具有出袖形制。波雅爾貴族在俄國中世紀的地位僅次于王公，可見出袖形制服裝已傳播到南俄草原，在12世紀已成為俄國貴族階層服裝樣式。此外，韃靼人在東歐草原的足跡使得這一形制自中世紀晚期以來在中東歐廣袤區域傳播，出袖形制服裝演變為歐洲近代以來中東歐民族服裝代表性樣式。在傳播的過程中，形制經歷了文化本土化適應的過程，肘間腋下開縫的位置、袖子的樣式等服飾元素發生了變量，而懸垂的兩袖更多是增添了“裝飾性”的意味。

4? 結? 語

從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公元1902 —1985年）整體觀的視角來看，垂袖與出袖形制持續的演變則是古代物質文化領域“長時段”的文化交流現象，是由一系列跨時代跨地域文明文化碰撞與交流的“局勢史”和“事件史”共同構成，長時段、局勢和事件彼此融洽地相互配合共同推動了服裝形制的演變及服飾文化的交流與傳播。這一過程中，出袖形制結構的出現則是事件，是三股強勢文化拜占庭、薩珊波斯與伊斯蘭文化碰撞與交融的產物。極具辨識度的垂袖與出袖形制形象跨時代跨地域地東西雙向動態傳播，具有 “儀式性”與“榮耀性”特征的波斯康提斯垂袖形制在傳播過程中逐漸被賦予了“流行性”“民族性”等多重文化特征，“儀式性”和“榮耀性”則是形制生命力的主導因子。這一長時段的東西方服飾文化交流現象與特點有助于提高人們對古代歐亞服飾文化交流與傳播的認識。鑒古知今，19世紀末20世紀初受西方思潮的影響中國服飾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并逐漸融入世界潮流，當今全球一體化及傳播媒介多樣化使得多元文化交流日益頻繁。隨著中國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的顯著提升，中華服飾文化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馬面裙”“蘇繡”“盤扣”等中國元素在國際舞臺紛紛亮相，那么在當前形勢下，把握時代機遇，深入挖掘和探索中華服飾文化符號及其傳播機制，對于以服飾為橋梁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推動中華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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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 of costume culture between East and W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 of pendent sleeves and underarm opening sleeves

LI Juanjuan

（Ethnic Costume Museum，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Underarm opening sleeves and pendent sleeves have a common wearing characteristic， namely both of them hang behind the shoulders， but they have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shape and structure. Underarm opening sleeves and pendent sleeves， with strong identification and vitality， prevailed and were widely transmitted across ancient Eurasia. They have attracted clos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and can both be traced back to Kandys of ancient Persia， a kind of cloak with two pendent sleeve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transmission paths and features of underarm opening sleeves and pendent sleeves in ancient Eurasia， costume culture of clothes with underarm opening sleeves and pendent sleev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mission， and the formation cause of the shape of underarm opening sleeves.

From the holistic view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past findings and sorted out the historical photographs， literature， and heritage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Kandys and clothes with underarm opening sleev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 ancient Persia， Kandys had important functions of religion， politics and culture. On one hand， it was used as ritual clothing for sacrifice;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used as honor clothing to indicate the noble status and identity. 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sign， the pendent sleeves of Kandys which appeared on the figures of empire king， priest and Anahita and were used to be the saint clothing in the scenery of divine right of kings， were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in the Persian Empire system. With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trade activities in ancient time， as a signal， the clothes with two pendent sleeves were transmitted to East along the Silk Road and ritual and honor were still the dominating factors of costume culture to be transmitted during the process. Sogdians and nomadic people were the prime transmission medias. In the process，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pendent sleeves were gradually endowed with multiple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ity， Xianbeilization and Nomadizing. Clothes with pendent sleeves were practical for nomadic people， and were further transmitted by them.

Clothes with underarm opening sleeves appearing around the 7th century A.D.resulted from the colliding and merging of two mainstream culture Byzantine costume culture and Sassanid Persia costume culture at that context along with the rise of Islamic civilization. The underarm opening sleeves with the joint image features of Byzantine costumes and Persia costumes became the Byzantine military uniform style and were very popular across Eurasia. In the Yuan Dynasty （12711368）， the clothes with underarm opening sleeves called “Hai Qing Yi” were worn by Mongolian. The popular style of clothes with underarm opening sleeves was mainly transmitted through the two medias of European Crusaders and nomadic people， who jointly promoted bidirectionally dynamic transmiss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 During the long process， underarm opening sleeves were gradually endowed with decorative characteristics. The long-term evolution process fully manifests the blinding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ostume culture and multi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lothing shape.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pendent sleeves and underarm opening sleeves consists of a series of “conjunctures” and “events” resulting from cross-era and cross-regional collision and exchange of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Meanwhile， the long term， conjunctures and events jointly promoted the evolution? of clothing shape and exchange and transmission of costume culture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collected， combed and analyzed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shape of pendent sleeves and underarm opening sleeves， expanded the time and region and explored the transmission paths and fea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rade activities along the Silk Road and migration of nomadic people， thereby enabling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clothing shape and blending phenomen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ostume culture to be more clear.

Key words：

underarm opening sleeves; pendent sleeves; clothes; the Yuan Dynasty; Kandys; long-te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