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火者”的青年時代：五四運動前后惲代英的人格與志向

【摘 要】惲代英是中國革命的一位“盜火者”，也是五四青年的典型代表。在五四運動前后，惲代英堅持以自信與力行的嚴肅態度對待人生，樹立了救國與救世的高遠追求，養成了高度的責任心和理性周密的務實精神。為了實踐救國理想，惲代英堅持苦修，漠視名利誘惑，長期保持艱苦簡樸的生活，積極探索養成“善勢力”的方法。惲代英剛健有為的人生態度與救國救世的人生追求，根植于晚清以來救亡圖存的危機意識，得到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熏陶，同時也受五四新文化的培育與洗禮。青年時代惲代英的精神氣質，對其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并走上革命道路產生了重要影響。

【關鍵詞】惲代英；五四運動；人格；人生態度；精神氣質

【中圖分類號】K26；D26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2096-6644（2024）01-0031-12

在近代中國救亡圖存的歷史中，青年常作為社會變革的先鋒與橋梁，承擔起將新思想傳播到群眾之中的重任。五四運動后，面對內憂外患的危難時局，一批青年積極學習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成為創建與發展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力量。應星將這些率先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稱之為“盜火者”，來突出他們在引入和傳播新理論上作出的貢獻。惲代英在20世紀20年代翻譯和撰寫了大量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先后在湖北、安徽、四川、上海、江蘇等地講學，培養了安徽、四川等地最早的一批馬克思主義者，可謂是典型的“盜火者”。他在1920年下半年翻譯的《階級爭斗》對青年一代產生了廣泛影響，毛澤東便將其列為引導自己樹立馬克思主義信仰最重要的三本書籍之一。惲代英主編的《中國青年》發行廣泛，深受青年歡迎，鼓舞了大批青年投身革命運動。郭沫若回憶說：“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學生們，凡是稍微有些進步思想的，不知道惲代英，沒有受到過他的影響的可以說沒有?！?/p>

惲代英為何會成長為馬克思主義者？以毛澤東、惲代英等人為代表的早期青年馬克思主義者為何會誕生？這是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的重要課題。圍繞此問題，學界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轉向、學生團體的組織塑造、進步青年思想主張的變動軌跡等視角出發，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嘗試考察惲代英在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的理想志向與人生態度，探討人格與志向等因素在推動五四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中發揮的影響。這一問題之所以值得關注，是因為使歷史行動者走上某種人生道路的原因，既有其對民族、階級、國家等宏大問題的理性思考，又受到行動者性格、志向、人生態度等因素的影響。在選擇人生道路時，行動者的性格與志向有時甚至比思想理論發揮著更基礎的作用。只是由于難以形成確定性的史料，且個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這些因素往往為史學研究所忽視。幸運的是，惲代英在加入中共前，留下了許多日記、書信和刊發的文章，為本文提供了史料基礎。依據這些史料，本文將依次分析惲代英的人格特質、人生追求與行事風格，力圖勾勒出尚未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之前惲代英的精神氣質。此時，惲代英的政治主張尚不明確，但已顯現出與革命年代中共干部相契合的若干氣質特點?；蛟S可以說，在精神氣質層面，馬克思主義所召喚的歷史主體與惲代英這樣的中國青年不謀而合。

一、自信與力行的人格特質

五四運動前，中國社會的知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已經處在劇變之中。面對國家與個體面臨的重重危機，沒有人能夠給出確定性的解決方案。個人的命運變動不安，國家的命運危機四伏，傳統的價值體系正在崩裂瓦解。一批青年陷入苦悶與頹廢之中，其引發的青年自殺問題引起了陳獨秀、毛澤東、錢穆的關注。王汎森指出：“在五四青年的期刊與社團的材料中，我們不時可以看到那一代人對人生、價值等問題迷茫不定、求解無門的彷徨與虛無感”，并將這種心理狀況概括為“極度的煩悶與困惑感”。

在這樣的思想環境下，惲代英沒有被煩悶與虛無所困擾，而是始終堅持以積極自信、身體力行的態度對待人生。這種人生態度在五四青年中似屬特例。其實，五四青年中走上革命道路的人本來亦屬少數，惲代英在其中也具有代表性。惲代英于1895年生于湖北武昌，1913年考入私立武昌中華大學預科就讀。一般認為，他在五四運動期間開始告別儒家思想籠罩下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熱衷于無政府主義，后又鉆研新村主義。到1921年7月中旬建立共存社時，他才徹底轉向馬克思主義，在思想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然而，詳細閱讀惲代英在1914年至1921年間的系列著述可以發現，他的思想轉向僅僅是政治思想的變化，至于對待個體生命和國家命運的態度卻沒有發生明顯變化，表現出很強的連續性。

惲代英積極自信的人格首先表現在學習上。在學生時代，他的學習范圍十分廣泛。他不僅刻苦學習英語，翻譯了大量的英文文章，還與其他人共同學習日語、德語和世界語。此外他對教育學、哲學、倫理學、心理學、宗教學都保持著濃厚興趣。長期和他一同工作的羅章龍回憶說：“他對文、史、哲學博覽群書。對中國古典文學很有造詣。懂得英文，能看外文書，能筆譯，口譯，富有世界科學知識，文章寫得既快，而且又是要言不繁，明白通暢?！辈簧偃嘶貞?，惲代英在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夜以繼日地工作，幾乎從不追求個人享樂，這一習慣無疑是學生時代刻苦求學的延續。

勤奮學習之外，惲代英對寫作有著極高的熱情。進入中華大學預科的第二年，他便在報界首屈一指的《東方雜志》發表了文章《義務論》。此后，他筆耕不息，在《東方雜志》《教育雜志》《婦女雜志》《學生雜志》等期刊報紙上頻繁發文。1917年前后，惲代英所賺得的稿費已足夠支撐他的日常生活和社會活動。在他的日記中，每過幾日就會出現某篇文章“投稿成功”的記錄。1917年2月27日，惲代英在日記中稱：“《東方雜志》來函云，稿極好，與吾自信同出一轍?！?917年2月，惲代英先后寫作《辟奴》《不用書教授主義之提倡》《貧與富》《論集權主義之教育行政》《改良私塾芻議》《學校體育之研究》《中國家庭改良議（提綱）》《論統一的教育行政》《擁讀主義之提倡》等文章，翻譯《最良之五分鐘體操》《平時損失及戰時損失》《死病療治法》《發之保護法》《論乳媼之害》《美國元老之健康》《普通體操之

改良》《普通體操之意外結果》《聰明之女郎》《婦人之弱》《兒童游戲時間之教育》等英文資料，大多得以陸續刊發。其中《論集權主義之教育行政》一篇，他尤為看重：“意欲使海內教育界群起注意研究，以開教育史上之新紀元?！边@一年，惲代英僅有22歲。

他在大量寫作與翻譯的同時，還承擔著《光華學報》的編輯工作。3月16日，惲代英又計劃在本月內，“為《婦女雜志》文兩篇”，“《小說時報》小說一篇”，“為《東方》二稿”。此外，還計劃為《光華學報》撰文《我之人生觀》等三篇。在半個月內計劃完成8篇文章，可見其創作精力之旺盛。惲代英的同班同學回憶：“他富有寫作才能，寫起來多半是洋洋灑灑，一瀉千里的深刻生動的文章……他勤讀勤寫，勤奮苦學，因而他的進步很快?！贝藭r，惲代英的投稿收入達到“每月十元左右”，而他的朋友少文在廣東公校做老師，“任教授管理全責”，每月也只有十五元的收入。當然，惲代英勤奮寫作的目的不在于掙稿酬，而是引介與研究新的理論思潮。身處一個劇烈變化的時代，新文化、新思想層出不窮，惲代英感到有無數的文章可寫，甚至為自己的文思泉涌感到驚異?！拔崮X中有無數新奇思想，作文可數年不愁無材料，且以經過事實觀之，思想之日益發達有不及作為文章以告世人者。世人作文每乏思致，吾適與之相反。吾每自思，或吾之天才非人所及，古今中外無可相并者。此言未免驕妄，然吾每有此念，時一念于心中也?！?/p>

惲代英積極自信的人生態度與他在寫作中取得的成就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確立了救國救世的遠大志向，并堅持身體力行。當一個青年為服務眾人的遠大理想而孜孜不倦地奮斗時，他便能夠養成浩然之氣，不為艱難困苦所動搖。他不僅長于著述，而且立志要擔起改造社會的重任。他尖銳批評坐而論道的讀書人，認為“讀書人氣節淪喪久矣，吾盡心力必有以矯正之”。1918年從中華大學畢業后，他投身中學教育，同時創辦新式小學，以培養年輕一代。此時，他并不主張革命，但強調進步青年一定要身體力行改造社會。在他看來，“一個身體力行的新思想家，亦可以抵得住一萬個只知說話的孔教徒。事既如此，我們要勝利，只有身體力行一法?！彼凇读π芯葒摗分兄赋觯骸敖袢沼葒?，惟有力行二字。力行者，切實而勇猛之實行是也?！?/p>

惲代英提出應從改造自己開始，逐漸輻射他人，形成一個個進取守正的小團體，依靠團體與惡勢力斗爭。他先后組織成立多個修身小團體，將其發展為互助社等社團組織。他提出：“我們的擴張團體，人人應該盼望做太陽系，教他的周圍的人做行星，叫這等行星周圍的人做他的衛星——不僅如此，我們還要教行星都進而為太陽系，教衛星都進而為行星，再教他們自己還去得他的衛星?！痹趷链⒖磥?，組建互助社、共存社、利群書社這樣的組織，就是改造自我進而改造青年的重要途徑。他實驗著以集體生活培養新青年的方法。在互助社中，成員每天晚上舉行會議，誦讀自助助人的誓詞，隨后“每人報告自己一天的經過，他聽后加以分析，好的勉勵，不好的予以批評”。惲代英要求每個人寫日記，以做自我檢查與自我反省，同時“在會上閱讀日記、交流思想，開展批評與自我檢討”。1920年，他又領導成立利群書社“作為傳播新文化和試驗共同生活的基地”，成員每天開早會與晚會，晚上聚在一起，“說說這一天做了什么好事、壞事，有沒有差錯?！睈链娬{，有志者應該永不懈怠，始終嚴格要求自己。在互助社成員香浦因家事未能完成幫助他人的要求時，惲代英反思道：“地球可明日毀滅，吾人生命可不數日而死亡，然自助助人之事業不可停止。今日受此等激刺即自隳其志，則他日入世而須受更大更多之激刺時，尚安能求一立足地乎？”

因為身體力行改造自我，惲代英得到了身邊人的信賴與敬重。1919年9月，少年中國學會聽聞惲代英的事跡后邀請其加入。在給少年中國學會的回信中，惲代英說：“奮斗、實踐、堅忍、儉樸——已經是我兩三年來的信條了……我自信很富于奮斗、實踐的精神同能力?！迸c惲代英多年共事的互助社成員鄭南宣，回憶說：“凡是接受過代英同志教導的人，或是聽過他的講演，或是和他接觸過的人，就我所知，沒有一個人不稱贊他?！编嵞闲J為，人們之所以敬佩和稱贊惲代英，核心原因是“他的實踐精神”，是因為他“自學生時代起，即以如何改造社會、服務人群為職志”，在多年的求索中，“未嘗有片刻消極與貪圖安逸的表現”。

惲代英自信力行的人格特質也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他常常談到墨子，號召青年踐行墨子的精神，犧牲自己幫助他人。他曾對互助社的成員說：“墨子主張摩頂放踵以利天下”。惲代英終身堅持這樣信條，始終艱苦樸素，不求個人享受。蕭楚女說：“像代英這樣的人，我在古往今來的圣賢中沒有聽說過，只有墨子倒有點像?！睈链⒆⒅刈晕倚摒B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他在日記中進行自我批評，提醒自己修養智力體力與辦事能力。在他的日記本上，抄錄著“今已養成膏粱安逸之身，他日何以肩得大事”“作事宜擇其難者先為之，難者既過，其余如湯沃雪爾”這樣的格言。有學者認為“剛健有為”主要指“發揮主動性、能動性，努力向上，絕不停止”的生命狀態，既是“獨立不懼”“立而不方”的自立之道，也是“厚德載物”的立人之道?？梢哉f，五四運動前后的惲代英生動體現了“剛健有為”的君子人格和傳統文化精神。

二、救國與救世的高遠追求

惲代英苦修磨礪意志，除了自我完善外，還有著改造中國的高遠追求。他密切關注國家大事，在“十三四歲的時候”便有了“中流擊楫”“攬轡澄清”的追求，對“尊中國而攘四夷”一類的思想十分認同。1913年進入中華大學預科就讀后，惲代英的心智趨于成熟，更為積極地思考中國的前途命運。他意識到“未來之世界，必不可不持若干有真正切實品格之人，以開辟之”。因此，他注重鍛煉能力與意志，堅持過艱苦的生活，“竭盡全力，自求神圣之生活，且常以生活之艱難，警戒同人將就職者?！?/p>

目睹國家貧弱、政治腐敗，惲代英形成了強烈的救國意識。五四運動后，他對軍閥、政客和學者十分失望。他在給友人的信件中寫道：“我們中國已成的勢力，沒有一種可以靠得住……南北軍閥，新舊議員，以做官為營業的官僚同留學生，以鬧場面為唯一目的的政客同學生聯合會的代表，以出風頭為唯一主義的國粹學者同新思想家，我只好把他們看作一丘之貉?！蹦敲?，災難深重的中國如何才能擺脫壓迫走向獨立呢？惲代英認為，由于既有的政治勢力全都不能承擔起救國重任，所以“唯一可靠的希望只有清白純潔懂得勞動互助的少年，用委曲合宜的法子，斬釘截鐵的手段，向前面做去?！?919年9月，他在讀完《亡國奴之日記》和《世界亡國稗史》兩本書后，憂慮重重地寫道：“看高麗未亡國時的景況，完全同我們昨天、今天的事一樣，不竟（禁）令我深思永（詠）嘆。中華民國何恃而可信其必不亡乎？”他感嘆道：“我們南北上下，文武老少，究竟實心怎樣？實力怎樣？依我看，簡直沒有比高麗強的地方。說者以為決不致于亡國，亦未免太樂觀了。我因此想到中國，若欲不亡，應該靠誰呢？”他下定決心：“這千斤擔我們既能夠挑，亦應該挑?！彼麑σ恍┏痔摕o主義態度認為中國已病入膏肓、無可救藥的知識分子進行了尖銳批判：“謂國家不須救，非冥頑不靈者，必不道此語也。謂國家不應救，非喪心病狂者，必不持此論也?！痹谒磥?，值此國家危急關頭，一個青年如若不投身救國事業，他便是亡國罪人?！笆刮崛擞诖说任C一發之國家中，不能有絲毫之貢獻，以至于亡，則吾人即為亡國家之一人?！?/p>

惲代英于1918年發表的這些言論，與《青年雜志》此前宣揚的觀點十分相近。例如，《青年雜志》1915年刊出的一篇文章寫道：“吾國今者……果宜從若何之理論而行，乃有轉危為安之望？此則專在吾輩青年之自覺……彼行尸走肉之輩，原無足責，獨怪吾輩活潑青年，本自居于國家主人之列，放主人之職而不盡，是謂暴棄。要知今年今日，絕非吾人所能自暴自棄之時。今日之變，非但國體之良否問題，實為國家之存亡關鍵。他日或可旁觀，此日則斷不容袖手；他人或可貸責，吾輩則斷不能少卸仔肩?！薄肚嗄觌s志》的言論表達了老師輩對學生的期望，而惲代英則將其內化為了青年一代的生命追求。從中亦可略窺《青年雜志》對五四青年的影響之深。同時，惲代英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意識，還受到晚清以來崇新、崇少風氣的激勵。正如羅志田所說，五四前后“是一個與今天大不一樣的時代，舊的權威和信仰都受到強烈沖擊，正瀕臨瓦解；年輕人的地位和機會，是今日難以想象的。這也不完全歸因于‘五四，從晚清以來，尊西、趨新、重少已成為流行的社會和政治風氣”。惲代英在此種社會風氣之中成長，在廣泛的閱讀、寫作與交友活動中，形成了對國家危難時局與青年人社會責任的自覺。

在矢志救國的基礎上，惲代英進一步確立了“為人類掃除干凈”的人生追求。1919年，年僅24歲的他已經對人生看得通透：“生老病死慘痛之事，都人生所應有。我們只盡力為人類掃除干凈，我輩借此事心有所托，情有所發，血有灑地，力有盡地，亦自然忘自身的痛苦，且能愉快奮發，病痛亦減少?！笨梢钥闯?，惲代英的人生志向，不僅在于救國，而且還要救世。當然，他“為人類掃除干凈”的具體指向還模糊不清，有待系統的思想理論對其進行深化。

惲代英在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就開始思考階級問題，并立志要打破階級區隔。1917年6月，他提出“種種階級界限，實為天下事攘之泉源”，立志要“以破壞之至于凈盡為惟一要義”。不過，簡單破壞階級界限并不足以解決問題，因為階級的存在有其根基，“不從根本上掃滅其存在之原因，則此等階級界限絕對不能破壞。即破壞矣，不旋踵又發生”。因此，要想真正解決階級問題，需要“發明真理，培植民德”，同時在政治上“去野心家”；為了“去野心家”、消滅階級界限，他決心從培育純潔青年入手，立志從事教育事業，“意以二、三十年教育之力，即足達此境”。他的這些思考盡管缺乏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但憑借這種救國救世和消滅階級區隔的基本信念，推動著他走向馬克思主義。

與救國救世的志向相對應，惲代英在日常生活里長期苦修。他認為，如果一個人生活條件太好，習慣了優渥的生活，一旦這樣的生活不能維持時，他就會“為了求較大的生活喪失他的品格”；個體的欲望過大，對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要求太高，“人家便易于用較好的生活，引誘我失掉我的操守”。因此，“只有安貧的人，才能做樂道的人”“不愿安貧，必不能樂道。不容自己安貧，更無從樂道?！边M步青年應該艱苦簡樸，“忍受最小限度的生活”，“這樣才能臻于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的境地”。同時，惲代英眼見許多人被貧困和饑荒折磨，不忍獨自過優渥的生活，主張將個人的財產用于幫助受苦之人。他感嘆道：“眼見許多同胞，在水深火熱之中，饑無以為食，寒無以為衣；已眼見許多很有望的朋友，求學沒有費用，作事沒有資本，卻全不想盡力資助，只注意自己寫字臺的精致，會客廳的雅致……這種行為已是可鄙，而且習于這樣養尊處優，鬧架子、講體面，將來處處易于為宵小所劫制”。在五四運動前后，惲代英所描述的這種貧困場景是很普遍的。1917年，24歲的梁漱溟途經湖南、湖北返回北京時，為沿途所見民眾悲慘的生活所震驚，寫下《吾曹不出如蒼生何》，悲嘆道：“嗟乎！生民之禍亟矣！宣統二三年時，便已天下騷然，民不聊生，伏莽遍地，水旱頻聞。辛亥以來，兵革迭興……紀綱愈墮，天下愈亂，社會經濟愈斷喪則愈窮竭……吾居京師，京師下級社會之苦況蓋不堪言。嚴冬寒冽，街頭乞丐累累相逐，每一觸目，此心如飲苦藥?！笨梢?，思想敏銳的青年人，對中國民眾悲慘生活的認識是十分相似的。

終其一生，惲代英都穿樸素的衣服，吃廉價的食物，將自己的積蓄用于幫助貧苦青年。他曾到四川的川南師范學校任教，寒假時帶領學生考察川南各地，“從瀘州出發，經隆昌到自貢、富順、江安、南溪、宜賓、合江等地，歷時二十多天，走遍了川南各個重要的縣城”。在途中，“他的腳打起了很多血泡，仍堅持步行”。川南師范的學生回憶說，惲代英“自奉很嚴，飲食衣著都很簡樸。夏天，他只有兩套白色的學士服，冬天，穿一身青色的棉布衣。他每月的薪俸和稿費的收入在二百元以上，可是他規定每月自己只用四元?！崩簳绯蓡T易禮容回憶說：“在利群書社時，我見代英每頓吃飯，總是用一只粗碗，裝一碗飯，加一點素菜，蹲在僻處吃完了事，從無例外吃一點好的?！钡缴虾４髮W任教時，他的生活依舊如此。和他一同工作的吳化之回憶，惲代英在上海時“本來有條件可能生活得稍稍好些，但我看到他的生活卻仍然十分艱苦”，“他在淡水路的房間里，陳設很簡單，只有一張二屜桌、一個凳子。我們幾個人晚上住在他那兒，就只好開地鋪。他夜以繼日地工作，有時吃不上飯，就去外面買粢飯團吃?！标柡搀弦不貞浾f：“他生活簡樸，衣服臟了，他也無所謂；吃飯沒個準頭，餓了就站在大街上啃大餅油條?！睂嶋H上，惲代英的收入并不低，“每月有五六十吊錢，后來還拿到稿費”，但是這些收入“除了養家糊口外，都用來幫助窮人?！币虼?，身邊人評價他“近于受苦頭陀”。惲代英犧牲后，和他交往密切的柳亞子寫下五首悼亡詩，其中便有“苦行嗟誰及，雄文自此休”一句。

毛澤東組織的新民學會和惲代英組織的互助社都是五四時期進步青年社團的代表。毛澤東曾對斯諾說，他在青年時代一心關注社會問題，意識到日后必將從事艱苦而重大的事業，因而下定決心要終身過一種簡樸的生活。湖南的新民學會聚集著“一小批態度嚴肅的人”，“他們不屑于議論身邊瑣事……他們認為時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許他們去談論女人或私人問題?！毙旅駥W會的成員在寒假“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繞城，渡江過河。遇見下雨，我們就脫掉襯衣讓雨淋，說這是雨浴。烈日當空，我們也脫掉襯衣，說是日光浴……在已經下霜的日子，我們就露天睡覺，甚至到十一月份，我們還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919年底，毛澤東到湖北與惲代英探討救國之路。多年后毛澤東在向斯諾講述自己經歷時，仍不忘提及惲代英。他說在新民學會成立的時候，“湖北成立了另外一個團體，叫做互助社，同新民學會性質相近。它的許多社員后來也成了共產黨人。其中有它的領袖惲代英……”惲代英注重苦修以磨礪意志，毛澤東注重體育以鍛煉體格，二者有著相同的目的，就是要為救國救民準備條件。

三、基于責任心的務實精神

新文化運動提供了多種變革舊世界的方案。在這樣的歷史時期，青年更易為改造世界的激情所感染。惲代英救國救民的遠大志向和自信力行的人生態度正是這種激情的體現。然而，投身政治事業不能只有激情。正如1919年馬克斯·韋伯對慕尼黑大學的學生所說：“激情并不能造就政治家，除非這種獻身于‘事業的激情，也使得對此項事業的責任心成為行動的指南”；要開創嶄新的政治局面，除了“不脫離實際的激情”，還需要“責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斷力”。他還指出，在政治活動中，那些僅有激情的人，往往為虛榮心所俘獲，使他們變得“缺乏客觀性和無責任心”；強烈的激情使得從事政治的人處在變成“演員”的危險之中，如果他們沉醉于激情和煽動效果帶來的滿足感，就會“只關心自己的表演留給人們的‘印象”，而忘記政治活動本身的目標。馬克斯·韋伯雖是針對一戰后的德國立論，但他對政治活動的論述具有普遍性意義。五四運動后，一些青年在激情中迷失了政治方向，在北洋政府的殘酷打擊中信念崩潰，走向虛無主義、功利主義甚至變成官僚和市儈。與這些人相比，惲代英不僅有著救國救世的遠大志向，而且具有基于責任心的務實精神。大體而言，這種務實精神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第一，強調青年需要有改造中國的責任意識，無論從事何種職業，都要發揮其在改造社會中的價值。比如，對于立志從事學術研究的青年，惲代英指出：“研究學術是一種責任，不可陷于玩物喪志，無濟實用之弊。我們真是要研究學術以創造少年中國，時時應該反躬自省，這所研究的學術，于創造少年中國有甚么用處。是有用的，雖困難一點，必須做去；是無用的，雖有味一點，必不可做?！被谶@種責任意識，他強調必須擺脫名利的束縛而專注于事業本身。他說：“我們若真懂得人生是甚么，應該知道名利原不過是笑話而已。誰用得著，便讓與誰”，在改造社會的過程中應該努力做到“名利歸之他人，勞怨自負”。在同學眼中，如果“（惲代英）認為事理應該如此，他就毅然決然地這樣做，就是明明‘吃虧和吃力不討好的事，往往是在所不計”。正因如此，惲代英總能得到身邊人的信賴，可以將松散的青年凝聚在一起。

第二，主張通過理智分析和周密計劃，盡可能避免各項事業的失敗。他說：“我很可惜看見許多有志的少年多（做）事，太不怕失敗了，他們或者不免驕傲，不免孤僻，不免圓滑，不免浮躁……”進步青年各項事業的失敗，不僅會打擊他們繼續追求進步的積極性，而且會使得改造中國的事業陷入停滯。因此，如果這些嘗試失敗了，將不僅是個人的失敗，而且“是社會的不幸”。為此，他強調要制定周密的計劃，時刻警惕感情用事和冒險主義?！拔覀冏鍪碌挠赂?，有時僅出于血氣的感情，有時則出于智理的裁決……若沒有智理的裁決，僅僅靠盲目的感情做事，每每力量會用得歧路上去”，“要隨時都會想最好的法子，無論事前、臨事、事后，總不可有一點疏懈”，“我們不僅要計劃他怎樣成功，亦還要計劃他失敗了成甚么局面?！睈链⑸踔林谱髁艘粋€圖表（見圖1）以幫助青年培育“活動”與“合群”的能力。

第三，主張青年養成辦事能力，為改造世界做好準備。離開了具體的能力，信仰就變成空洞的修辭。在給朋友的信件中，惲代英說：“欲辦事，有不可不注意者二物：一能力，一信仰。無能力不能辦事，無信仰不能得助力而便號召”；一些進步青年從事教育事業或學生運動，遭遇失敗后便以為這條道路走不通，其實是因為能力不足；“茍先取能力，可以改造信仰，可以感化者而改造感化之，則可以成功?！彼Ｍ嗄陚兺渡碛诟脑焐鐣募w事業中，卻并不因此忽視個體遇到的問題。他主張：“吾人今日有兩方面之責任：一方效力世界及未來；一方仍當求個人現實之生活?！睈链⒃谙蚺笥岩樾滤枷霑r，不僅引導他們立志改造社會，而且關心他們遇到的困難，幫助他們成長進步。

在此務實精神引導下，惲代英對中國的問題進行分析，認為中國問題的根源在于缺乏“善勢力”?！皫状沃袊氖?，不壞于惡勢力不失敗，而壞于惡勢力失敗的時候，沒有善勢力代他起來，所以仍舊被別種惡勢力占住了?！币鉀Q中國的問題，必須首先養成“善勢力”，并實現“善勢力”的聯合。惲代英希望通過改革教育，培養出“有志之人”。從中華大學畢業后，他隨即投身新式教育。有人因此批評他缺乏遠大追求，他對此不以為然，反駁說“非有現實之根據，不能謀遠大之發展”。在他看來，以新式教育養成新人，才是“從根本上用工”。1918年，惲代英在《勞動》發文稱：“代英在此，現極力從事學生事業，注意結交，增進完成自己與朋輩之品格，精神務求積極，能力務求切實，有志之人，必使互助，且使預備奮斗之力量。果一般學生卒業后，能仍如今日之尚節氣，敦品行，仍如今日之愛同類，相扶持，三五年后，社會即將發生一種切實能力，此或為救人類根本之法歟?！币院髞碚叩囊暯强?，大革命失敗后，堅守在革命戰線上的不少共產黨員，恰恰是惲代英等人此前用心培養的“有志之人”。

四、余論

五四運動前后，惲代英展現出積極自信與身體力行的人生態度，樹立了救國與救世的高遠追求，養成了“名利歸之他人，勞怨自負”的責任心和理性周密的務實精神，成為轉型時代的進步青年。他的同志這樣評價他：“惲代英這個人，他的一生言行如一，說到做到……要是用共產主義道德標準來要求的話，我認為代英是我們黨員準則中體現的一個完美無缺的典型?！彼闹鞠蚺c追求雖然特殊，卻并非孤例，恰恰是這一時期進步青年的代表。在他立志要“為人類掃除干凈”的同時，毛澤東也為新民學會制定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奮斗目標。那么，以惲代英為代表的進步青年，為何能夠形成這樣的人格特質，養成高遠的人生追求呢？從有關惲代英的歷史資料來看，在系統學習和全面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前，有三個因素對他人格與志向的養成起到了關鍵作用。

其一，自晚清以來不斷積累的危機感和五四前后的危難時局，激發了惲代英強烈的救國意識。從鴉片戰爭起，亡國滅種的危機日益逼近。特別是甲午戰爭戰敗后，中國北方門戶洞開，梁啟超驚呼“敵無日不可以來，國無日不可以亡”，嚴復預測“大底東方變局不出數年之中”，康有為悲嘆“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睈链⑸?895年，既是五四一代，也是甲午戰爭一代。維新變法失敗后，維新派知識分子致力于思想宣傳，將晚清以來積累的亡國滅種的危機感傳遞給了新一代的青年。毛澤東和惲代英對康有為、梁啟超的思想很熟悉。五四運動時，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讓中國再次來到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頭，亡國危機再一次集中爆發。內憂外患的危難時局反復刺激著惲代英，促使他養成了救亡圖存的使命意識。

其二，受中國傳統文化中君子人格的熏陶，惲代英堅持苦修與力行，塑造出堅韌剛健的性格。惲代英之父惲樂夫是湖北德安縣的政府職員，惲代英幼時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對墨子的推崇和對修養功夫的鉆研，使得他熱衷于磨礪意志，注重自我修養，保持艱苦生活，養成了剛健有為的人格特質。當然，傳統教育容易帶來身份等級的觀念和犬儒主義的人生態度。但在他人格養成的關鍵時期，恰逢五四新文化運動爆發，五四新文化將傳統教育的糟粕沖刷干凈，讓他沒有為這些糟粕所俘獲。

其三，五四新文化運動帶來的平等、獨立、追求解放的價值觀念，各種各樣的政治主張，以及廣泛出現的結社潮流，對惲代英產生了很大影響。這些新觀念和新事物促使他積極參與團體活動，養成了平等待人、積極進取的處事風格。隨后，他又在學生運動和結社活動中，培養了改造社會的責任心和基于責任心的務實精神。青年是時代塑造的產物，又將改變時代的發展方向。惲代英等五四青年形成的新人格，是上述三種歷史因素交錯互動的結果，又為中國早期青年馬克思主義者的出現準備了條件。

當然，五四運動前后惲代英的人格與志向僅僅為他走上革命道路準備了基礎條件。他雖具有務實精神和高遠追求，但還不能像馬克思主義者那樣對中國的國情進行系統的理論分析，難以提出根本性的解決方案。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以惲代英為代表的五四青年，很難僅憑借傳統的思想理論提出救亡圖存的系統思想并走上革命道路。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其早期形成的人生態度與理想志向無足輕重。在惲代英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后，他自身的人格特質和遠大志向依舊發揮著作用，并成為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典型特征。1943年，中國共產黨發表宣言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是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子孫?！笨梢哉f，惲代英青年時代的精神氣質，正是這句宣言的生動說明。

［熊成帥，法學博士，西北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鄧凱帆）

Youth Time of the “Prometheus”：

Yun Daiyings Personality and Aspiration Arou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Xiong Chengshuai

Abstract： Yun Daiying was a “Prometheus”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May Fourth Youth. Arou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Yun Daiying adhered to a serious attitude of confidence and action towards life， established a lofty pursuit of saving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and developed a high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a rational and meticulous pragmatic spirit. In order to practice the ideal of saving the country， Yun Daiying persisted in self-cultivation， disregarded the temptation of fame and fortune， maintained a simple and arduous life for a long time， and actively explored ways to cultivate “good power”. Yun Daiyings strong and promising attitude towards life and his pursuit of saving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are rooted in the crisis consciousness of “national salvation”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He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also nurtured and baptized by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The ethos of Yun Daiying in his youth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his transformation into a Marxist and embarking on the path of revolution.

Keywords： Yun Daiying， May Fourth Movement， personality， attitude towards life， eth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