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初期中共農民宣傳動員研究

【摘 要】新中國初期，中國共產黨嘗試借助農業合作化完成對鄉村社會和農民思想的重塑。20世紀50年代的京郊農業合作化，為了解中共的農民動員實況提供了具體例證。合作化之初，農民群眾普遍對社會主義社會認識不清，在農業生產中存在較強的保守心理，甚至對集體化生產心存疑慮和不習慣，然而在中共成功的宣傳動員下，越來越多的農民群眾認同了中共農業合作化政策，使農業合作化運動得以在較短的時間內順利完成。整體而言，合作化運動中的農民動員工作經歷了由思想洗禮再到動員起來的過程，不僅反映了彼時的黨群干群關系，而且提供了理解中共宣傳動員何以成功的重要線索。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農民心理；農業合作化；政治動員；農民認同

【中圖分類號】K27；D23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2096-6644（2024）01-0064-13

宣傳動員工作是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推進政治目標、實現農民認同的重要輔助手段之一。新中國初期，中共在全國范圍內掀起農業合作化運動，旨在完成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引導個體農戶走上社會主義集體化發展道路。彼時，作為首都的北京率先完成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走在高潮的最前面”，其經驗不僅在當時的具體歷史情境下對全國各地具有“示范作用”，而且也為了解中共的農民動員實況提供了例證。關于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歷史動因、曲折過程、績效評估等方面的研究，學術界已取得了較大進展，但始終束縛于“決策—結果”的敘事窠臼。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礎上，對照北京地方檔案文獻，嘗試將研究視閾下移，聚焦于合作化運動中的農民動員問題，深入剖析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在中共宣傳動員下的轉變過程，一方面試圖在比較互動中揭示這段歷史的復雜性與多重面向性，另一方面則是分析彼時中共的農業合作化理念是否進行了與時俱進的創新。

一、農民群眾的主要社會心理

在合作化運動早期，京郊農民群眾普遍對互助合作和社會主義認識不清，甚至心存疑慮，主要集中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不同階層的農民存在明顯的認識差異，大多數貧、雇農盼望社會主義和合作化，大多數中農更多是一種觀望不決的狀態，而富農和富裕中農則害怕社會主義和合作化的到來；第二，強烈的土地私有觀念，使農民群眾對集體化的農業生產道路信心不足、心存懷疑，甚至不習慣集體化的農業生產方式；第三，由于京郊農民群眾在農業生產上的保守思想根深蒂固，很多先進農業技術的推廣都極具難度。

（一）對社會主義社會的認識差異

在封建小農經濟的長期發展中，農民群眾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對絕對平均主義有著追求與向往，而這與社會主義社會的要求存在本質上的區別。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從中央到地方對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宣傳相對較少。1950年春季，京郊農村地區就已經開始推進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然而，對于剛通過土地改革分到若干土地的京郊農民群眾而言，他們對于社會主義社會的認識普遍是模糊不清的。但具體來看，不同的農民階層又有著不盡相同的認知。

第一，貧、雇農間存有的“盼社會主義”思想。一方面在京郊早期的土地改革運動中，廣大貧、雇農既是積極擁護者，又是最大的受益人，他們不僅從經濟上翻了身，政治地位也得到相應提高，他們對中共心存感激；另一方面，由于京郊地區的自然災害，加之貧、雇農生產資料缺乏。所以，當京郊基層黨組織和政府向其宣傳走合作化道路時，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積極擁護。如石景山區的一位貧農說：“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好，為什么不入社呢？”肖家河的貧農王守仁說：“過去找不到牲口耕地、拉糞，種地真困難，現在參加了互助組，誰家牲口閑，抓起來就使?！彼耐醺晃?0多歲的老貧農說道：“共產黨領導我們窮人翻了身，我就是杵著拐也要進入社會主義，什么時候開始入社呢，我們全家一定都入社?！痹儆胸S臺區東河沿村的郭老太太，在土地改革以前她靠給地主家打長工糊口，見到組織起來的好處后，她說道：“合作社真是干不完的活，吃不完的飯，不叫入社可不行！”但在過渡至社會主義社會路徑的認知方面，大多數貧、雇農模糊不清，他們中有的人認為，“聽毛主席的話準錯不了，用不了幾年就能跑步進入社會主義”。還有的人認為，“社會主義不再是遙遙無期而是指日可待”。

第二，大多數中農存在的“等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共的農村革命話語敘述中，中農一直都是重點團結對象，但在實際操作中可能會或多或少地損害部分中農的既得利益。因此，在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初始階段，大多數中農持有一種觀望態度。這種現象在當年的京郊農村地區普遍存在，如豐臺區小屯鄉中農王貫說：“互助組與合作社好是好，我沒加入生產合作社，但秋后糧食也沒少打，只要風調雨順，照樣也能把日子過好?！庇械闹修r害怕被貧農揩油，舍不得家里的私有財產入社，在入社以前變賣自己家中的農業生產資料，如中農劉鳳成說：“我把五畝國有地入農莊，但是五畝私有地待賣掉把錢寄給母親?！边€有一部分人對社會主義較為懷疑，他們存在“隨眾不隨一”的心理，在實踐中具體表現為“大伙參加我也參加”。1952年，南苑區姜場村在試辦集體農莊前對當地農民群眾進行調查，結果大多數中農表示“希望看一年明年大伙再參加”。這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京郊農村地區中農群體對辦合作社和走社會主義道路心存疑慮。

第三，富農和富裕中農的“怕社會主義”思想。1950年6月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規定“保存農村地區既有的富農經濟”，而后全國各地進行了相應的宣傳報道。是時，京郊農村地區剛開始農業互助合作運動，但大部分富農和富裕中農是“武大郎服毒，能折騰一會算一會”，少數富農和富裕中農表面上積極擁護互助合作，私下卻向其他人鼓吹單干的好處，他們害怕社會主義的加速到來。因為，在當時他們具有生產資料上的優勢，勞動力充足，認為“只要入了社會主義社，生產資料就要被無償‘共產”，存在消極生產的思想。據海淀區統計，東北旺鄉有多戶富農消極生產、變賣耕地，翻新和添置大量新的房屋，雙槐樹等4個鄉的富農共賣出暖洞子140余間。除此之外，由于北京市委、市政府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嚴格限制富農、地主入社，同時阻斷他們雇工生產的來路。因此，少數富農勾結當地地主，散布社會主義和農業合作社的謠言，破壞互助合作運動。如海淀區羅道莊富農齊林造謠說，“蘇聯集體農莊死了好多人”，“蘇聯電影是假的”，只要入了社就失去人身自由。這在當地農民群眾中產生消極影響。

總體而言，在當時的農村許多群眾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的前途不甚清楚，思想認識上較為混亂，甚至一些農村基層干部和宣傳員在宣傳教育中也存在類似的錯誤認知。例如，田村鄉的宣傳員說：“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毛主席，社會主義用不了幾年就能實現了?！本┪鞯V區的一個鄉黨支部書記向積極分子談道：“社會主義好，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大家都是一家人”。類似錯誤的宣傳教育加劇了京郊農民群眾思想認識上的混亂，而這些在后期的宣傳動員中得以糾正。

（二）對集體化生產的懷疑與不習慣

京郊農民群眾在合作化進程中一度對集體化生產產生較大疑慮，究其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幾千年來，廣大農民群眾習慣于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模式，對土地等少量僅有的生產資料極為珍視，具有很深的土地私有觀念。土地改革運動后，京郊農民群眾分到了若干土地，他們渴望通過自身的努力積極生產，擺脫貧苦；然而，農業集體化生產意味著他們將失去土地的所有權，只是擁有土地的使用權。另一方面，京郊農民群眾也受到以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為紐帶的傳統家庭生產的影響，他們具有較強的家族與地域意識，對于“外人”相對較為排斥，認為農業集體化把很多家庭組織在一起勞動，這樣不僅搞不好生產，而且容易產生經濟利益上的沖突與摩擦，影響當地農民群眾之間的團結。如部分群眾表示：“還鬧分家，看他們吧，土地入股也就是一季?！?/p>

這種疑慮不僅反映出京郊農民群眾強烈的私有觀念，而且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更多表現為“怕吃虧”。具體來看，主要存在以下三種情況：第一，那些家里田多勞動力多的農戶認為，“自己單干也照樣可以豐產，又何必參加集體化生產呢”；第二，那些地多勞動力少的家庭認為，“如果完全按照按勞分配的話，我們肯定要吃大虧”；第三，那些地少勞動力多的家庭怕加入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后無事可做，會降低自身的收入。除此之外，京郊農民群眾一開始對于農具、耕畜等折價入社也存在疑慮。還有的農民群眾由于在入社后長期拿不到分紅，干工作也不積極，消極生產混日子。東郊區的一位中下農李××在田間休息時抱怨道：“什么集體生產好，我看不見得，現在是人財兩空?！?/p>

單干習慣導致很多農民不適應集體化的生產模式。京西礦區稻地鄉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宣傳總結中寫道：很多農民反映，“加入集體生產，凡事都要請假，不然就扣工分，太不自由”。同時期，海淀區調查顯示：其一，當地的農民群眾普遍擔心入社以后失去人身自由，集體勞動會導致休息時間減少；其二，他們擔心吃飯、吃菜、零花錢等受到限制，物質經濟上不自由；其三，當地一些農戶擔心家里的勞動力都去集體勞動，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沒人照看。如海淀區青龍橋的貧農徐××，在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后說道：“沒入社以前是白天生產，現在是白天生產夜夜開會，還讓不讓人休息了?！?/p>

（三）農業生產中存在較強的保守思想

長期以來，小農經濟的脆弱性使農民群眾具有較強的保守思想，不敢輕易做出嘗試與改變。從這一點來看，農民群眾是舊的生產方式的堅定維護者，京郊農村地區的農民群眾也不例外。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每當基層干部和宣傳員在宣傳互助合作運動的生產優勢時，總有大批的農民群眾不太相信。1951年，全國旱地棉花豐產模范高順起，每畝豐產棉平均產425.5斤。當時住在南苑區瑞和莊村的他在宣布豐產棉的產量后，瑞和莊村有很多保守的農民都不相信，就連共產黨員盛會忠也說：“甭說別人就是我也不相信高順起的產量?！贝逭瘑T宋玉廷也喊著：“不查實了，憑兩片嘴一說可不成?！焙髞?，南苑區的區干部和村干部去量高順起的棉田，有的到供銷合作社去查賬，證明高順起每畝產棉量是事實，他們在向農民群眾詳細解釋后，仍有農民群眾用不相信的語氣說：“我家種了幾輩子地，也沒聽說過每畝地收這么多的棉花?！彼麄円榭吹诙甑纳a情況，直到1952年高順起的棉花產量再次達標豐產，當地農民群眾爭相參觀高順起的棉田，學習其種植技術，并繼續推選他為全村的農業勞動模范。

此外，在京郊農村地區，對于廣大農民群眾而言，種好地、取得好收成才是最重要的，這不僅關系到他們的生存問題，而且也會影響到他們今后在當地的地位。當時農民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代代相傳的耕作技術與生產經驗，因此他們對于互助組和合作社推廣的先進生產技術往往是排斥或有疑慮的。為了推廣先進經驗，就必須用事實來打破農民的保守心理。韓啟鐸是南苑區槐房村青年團支部書記，從1950年起就開始擔任村里的技術學員。據他回憶，在推行除治病蟲害的技術時，實驗容易，見效也快，村民容易接受。但是在推行積尿肥時，卻總是沒人相信。村民們一聽說“尿”字，就搖頭說，“有堿，使不得”。農民李保全還諷刺地說：“我們家茅廁兩旁盡是尿，也不長莊稼?！焙髞眄n啟鐸帶頭實驗，通過用尿肥種植菠菜并取得豐產。事實是最好的說明，村民們在看到施尿肥的效果后，都自動積起尿肥來，而且還到處去買尿肥。

總體而言，京郊農民群眾在農業生產上的保守思想與農業生產方式的落后基本一致，大多數村民還是按照以前固有的生產經驗進行農業生產。因此，克服京郊農民群眾的保守思想是合作化運動中宣傳動員的重要內容之一。

二、思想洗禮：從“告別昨天”走向“明天更好”

與之前的土地改革相比，農業合作化運動本質上是對傳統小農生產方式的徹底變革。對此，習慣于小農生產的大多數京郊農民群眾在思想上普遍還未做好相應準備。要最大程度地宣傳動員京郊農民群眾參加農業互助合作運動，首先就需要打通他們的思想關。北京市委和市委宣傳部敏銳地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分別以“昨天”“今天”“明天”為重要抓手，對京郊農民群眾進行思想上的洗禮，引導其積極參加農業合作化運動。

（一）通過階級意識和階級覺悟的激發，使京郊農民群眾重新“認識自己”

在京郊土地改革運動中，廣大農民群眾在黨組織的領導下，通過訴苦、算賬等方式對地主階級展開面對面的斗爭，不僅激發自身的階級覺悟，也提高了自身的政治與經濟地位。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大多數農民群眾更為關心的是農業生產問題，模糊了自身的階級意識。這種想法在當時的京郊農村地區較為普遍，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關于依靠貧農這一點上，很多區、鄉干部還不甚明確。少數干部甚至認為“貧農也不見得全可依靠”，因為他們一無生產資料、二無“生產經驗”、三無文化，因而不注意培養、選拔貧農去擔任社的主要干部，大多選拔生產資料多、有“生產經驗”、能說會道、能寫會算的中農擔任社的領導干部。如京西礦區牛戰村在入社牲口評價時，因中農互相抬價，竟高出市價一倍，使貧農吃了虧。有的合作社存在嫌貧愛富、不愿吸收貧農入社的傾向。如石景山區魯谷、衙門口和東郊七棵3個鄉的下中農入社戶數雖然已占社員總戶數84％，但是入社的貧農只占該鄉貧農戶數的48.9%。二是團結中農工作做得不夠好。1953年冬，海淀區東冉村由李玉俠（中農）牽頭、聯合16戶農民（其中包括互助組）辦起一個初級社。但因為李玉俠本人出身中農，有的辦社干部認為“中農有動搖性，怕由他領導辦社，兔子尾巴長不了”，“只有貧農才是辦社的中堅”。因此，開始時未予批準。三是由于部分干部思想混亂，存在地主富農混入互助合作組織的現象。13區東北旺孫長海組有一地主勞動力只頂農民的1/3，但他也和別人一工頂一工，組員孫長和不愿吃虧，要求退組單干；12區鹿圈村青年團員崔文海竟因過去和地主“互助”而模糊階級意識，認為“現在不好意思不和地主互助”。

上述情況引起北京市委密切關注。1954年，北京市委要求相關宣傳部門在京郊農村的宣傳動員中務必加強對“依靠貧農、團結中農、逐步消滅富農”的宣傳。與此同時，為貫徹好北京市委在農業互助合作運動中的階級政策，北京市委宣傳部在給下鄉宣傳的宣傳員和基層黨委的宣傳材料中做了詳細說明：其一，樹立貧農（包括新中農）在政治上的絕對優勢，積極吸收他們參與社的經營、管理，激發其政治熱情；貧農（包括新中農）在生產上大多是困難的，要從經濟上為其提供相應幫助。例如由人民銀行、信用合作社等機構發放專項貸款和“貧農合作基金”；此外，在發展入黨積極分子時，優先培養、考察互助合作運動中的貧農（包括新中農）積極分子，從組織上保障其合法權益。其二，團結中農，加強貧農、中農之間的團結教育，克服中農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動搖性；針對中農入社怕被占便宜、“揩油”的心理，通過增產事實向持觀望態度的中農展現生產合作社的優越性，不但不會減產減收，反而普遍做到增產增收；同時在向基層干部宣傳時，務必要求他們做好入社生產資料、勞動力、土地分紅等工作，用以鞏固既有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其三，農業生產合作社、長期定型互助組不吸收地主富農參加，以免剝削農民集體勞動所得的剩余價值。在下鄉宣傳時，在群眾中繼續進行階級路線的教育，提高群眾的覺悟，防止階級敵人的破壞。

（二）幫助農民算好賬，強化京郊農民群眾的感恩意識以“告別昨天”

早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共經常通過訴苦、對比等手段發動農民群眾參加革命運動，并取得顯著效果。相較于之前的“訴階級剝削之苦”，京郊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訴苦更多是通過今昔對比，突出在中共領導下京郊農民群眾生活上翻天覆地的變化，強化他們對共產黨的感恩意識，引導他們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向往，積極參加農業互助合作運動。

1954年，北京市委宣傳部在關于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宣傳動員材料中指出，“對京郊農民群眾的宣傳，不能只停留在空泛的道理層面”，要最大程度“結合他們自身的經驗”，“引導他們自覺走向社會主義道路”。即要從京郊農村地區的實際出發，幫助他們通過算賬的方式將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克服自身的小私有者思想。如去年冬季京西礦區稻地鄉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宣傳工作就做得很好。據下鄉的宣傳員反映，一開始當地的農民群眾不太相信總路線中工業化對農業生產的巨大作用，然后宣傳員和當地的基層干部結合他們看過和正在使用的拖拉機、抽水機說起，如此一來，當地農民群眾紛紛表示，“總路線真不錯，我們一定要用心學習，爭取提高產量回報毛主席”。

在具體實踐中，主要是通過通俗的、生動活潑的方式方法，向京郊農民群眾算清楚三筆賬。一是引導各區、鄉的農民群眾意識到土地改革以來所獲得的利益，而這些利益又是誰帶來的？二是為什么要參加農業互助合作運動？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又有什么好處？三是為什么要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將糧食統一賣給國家？這樣做對于國家和農民的意義又是什么？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在宣傳動員中不僅要根據已有的宣傳材料，而且要結合京郊農村各地的典型事例，用互助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豐產事實來啟發農民群眾，使他們認識到參加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巨大優勢。此外，在算賬過程中可以適當引導農民群眾回憶過去的苦難生活，這有助于他們和過去的生產方式徹底決裂。

通過算賬，一方面京郊農民群眾在互助組和農業生產合作社中的生產積極性普遍提高。例如，豐臺區東管頭鄉民主合作社，訂計劃前很多社員擔心今年“增不了產”，經過算細賬，僅掏糞、變6畝旱地為水地、開3畝熟荒即可收入3600余萬元，如折玉米全社每人可得800余斤，社員都很高興，感到“增產沒問題”。另一方面京郊農民群眾通過增產事實強化對黨的感恩意識。如海淀區雙槐樹村的農民年底通過對比算賬發現，經過一年緊張的勞動，獲得豐富的果實：全村去年共產糧13727石，比前年多打3248石，比常年多打2437石。貧農張國柱愉快地說：“前年光吃棒子面，還得吃稀的；現在，我們不但一天兩頓干的，每隔三五天還吃一頓白面；我們要感謝黨和毛主席?！?/p>

（三）加強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宣傳，引導京郊農民群眾意識到“明天更好”

在京郊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初期，大多數農民群眾對于未來充滿迷茫，包括部分已經加入互助組和合作社的村民。他們大多不知道什么是社會主義，也不知道走社會主義道路能帶來什么改變。因此，在京郊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必須重視關于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宣傳，以社會主義能夠實現共同富裕的幸福生活前景來宣傳動員農民群眾加入農業互助合作組織。1954年7月，第二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指出，各地黨委和政府要加強現階段農村的宣傳工作，結合正在開展的互助合作運動，“繼續向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完成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支援國家的工業化建設。

1954年9月，北京市委宣傳部召開會議討論如何建立與加強農業生產合作社經常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問題。會議認為要堅決貫徹全國宣傳會議精神，加強對社員的社會主義教育。在教育內容方面：一是對社員繼續進行系統的總路線教育，主要是講解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前途，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工農聯盟。使社員正確地認識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與農業合作化的相互關系，說明積極支援工業化建設是農民的光榮責任，使社員能將社會主義與當前的工作、行動結合起來，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國家利益結合起來。二是根據中央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進行政策及農村階級路線的教育，使社員認識到合作社在各項生產活動中顯示的優越性，以堅定辦社信心。一般參加互助組的農民只知道“互助好，三人活兩人了”，“省工出活多打糧食”，但對發展前途不明確，以致有人問：“互助組富了，能不能雇工買地”。有些農民甚至單純為“貸款”“貸肥”“貸大車”而組織起來。這些現象大多是干部在宣傳動員農民組織起來時，單純地宣傳經濟利益，忽視社會主義前途教育所造成。所以，各區、鄉干部需要在結合總路線基礎上加強對京郊農民群眾的社會主義前途教育，幫助他們正確區分農村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

除此之外，北京市委通過《北京日報》向廣大京郊農民群眾宣傳，“全體勞動農民都過真正富裕的生活”，“就需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大力發展生產”。必須懂得：并不是隨便沿著什么道路發展生產都能達到大家富裕的目的?？堪l展農民個體所有制下的小生產，并不能使全體勞動農民都過富裕的生活。相反地，其結果只能走上少數人靠剝削發財，多數人受剝削越來越窮的資本主義道路。只有走發展社會主義生產的道路，才能使全體勞動農民過共同富裕的生活。京郊農村地區的宣傳員和基層干部在結合過渡時期總路線進行大張旗鼓的宣傳動員后，取得初步成效。如豐臺區周莊子鄉馬登標說：“以前我不知道哪塊云彩有雨（不知哪條道好），現在可知道老路不通，一定參加互助合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東郊區農業社的試辦成功帶動全區互助合作有新的發展，再加上大張鼓地貫徹總路線，農民社會主義覺悟提高，一致反映說：“聽毛主席的話沒錯！走互助合作道路大家才能富裕?！?/p>

三、動員起來：在合作化運動中為了集體而生產

早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共就意識到必須對廣大農民群體進行持續深入的宣傳動員活動，使他們組織起來。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為適應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需要，“組織起來”再次被強調。京郊農村在全國是屬于較早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區之一。此后，北京市委便積極響應中共中央和華北局的指示，著手布置郊區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宣傳工作。

（一）強化農業合作化優越性的宣傳，吸引京郊農民群眾積極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

如前所述，很多農民群眾在合作化運動的初期不僅不習慣集體化生產，而且對集體化生產存在疑慮。因此宣傳動員工作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對走農業合作化道路的優越性進行宣傳。如此一來，才有可能將京郊農民群眾在最大程度上組織起來參加農業合作化運動。

一是耐心、細致地向農民群眾說明參加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好處。1953年，在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后不久，北京市委宣傳部積極響應中共中央和華北局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的號召，并著手制定在郊區農村的宣傳計劃，其中專門提到農業合作化的優越性。宣傳計劃強調，京郊農村自開展互助合作運動以來，在這三年時間里不論是互助組、還是合作社都取得不錯的成績。這一次，必須計劃結合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宣傳，發展一批新的互助組與生產合作社。在建社宣傳中，廣大宣傳員和基層干部要充分結合當地實際，耐心、細致地向單干戶說明“農業生產合作社一般比互助組好，互助組一般比單干好”的道理，批駁合作社優越性只能維持三年的謠言，引導他們將農業合作化與工業化聯系起來，積極生產以支援國家工業建設。

二是通過鮮活的、具體的事例打消單干農戶的疑慮，讓他們意識到這些利益只能通過參加互助合作運動才能獲得。計劃同時指出，面對宣傳動員，可能會有少數單干群眾將信將疑，甚至會有極少數壞分子造謠、搞破壞，這些情況是需要格外注意的。所以，在宣傳過程中要通過事例打消單干農戶的疑慮，堅定他們參加互助組或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信心。另外，下鄉宣傳員可以在基層干部的幫助下，組織單干農戶實地參觀一些辦得比較好的生產合作社；動員一些老社社員在宣講會上面對面分享自己入社后生產、收入、生活上的一系列變化；在會后，善于利用讀報組、黑板報、宣傳隊員在宣傳上的優勢，進行廣泛而深入的宣傳，并及時總結相關經驗。

由于大多數宣傳工作人員較好地落實這兩點，宣傳動員工作普遍取得不錯的成效。如南苑區辛莊鄉農民張景增夫婦聽了總路線的報告，認識了社會主義前途要求參加生產合作社。豐臺區陳留村劉慶常農業生產合作社小麥每畝的平均產量是231.5斤，比同時期的互助組普遍高29％，比同時期的單干戶高54％，每戶分到500多斤小麥，不僅使社員感到“合作社確是好”，而且還吸引一批社外農戶報名入社，在當地產生良好效應。為進一步擴大農業生產合作社優越性的影響，1954年4月10日《北京日報》轉發文章談道：“第一，土地、勞動力統一使用，既能克服個體農民無法克服的搶工、搶季的矛盾，又能因地制宜，充分發揮土地的效能；第二，統一籌劃資金，既能做到擴大投資，財盡其用，又能克服單干農民無法克服的墊本的困難；第三，便于交流生產經驗，改進耕作技術，增加產量，并創造大面積豐產成績；第四，貫徹按勞分配或以勞分配為主的分配原則，大大刺激社員的勞動積極性，合理地使用勞動力、畜力，勞動效率空前提高?！?/p>

（二）宣傳推廣先進農業技術提高京郊農村地區的勞動效率與農作物產量

在京郊農業合作化運動初期，一方面大多數農民群眾都是依靠長期積累的經驗進行農業生產，他們具有較強的保守心理，不容易接受先進的生產技術；另一方面國家工業化建設處于起步階段，不可能迅速實現全郊區的機械化生產。

在京郊農業合作化運動過程中，先進農業技術的運用推動農業戰線的增產豐收，提高當地農民的收入，改善他們的生活。1953年，豐臺區黃土崗村的殷維臣農業生產合作社改進耕作技術，全年種植土豆20畝，其中平均每畝產量高達3687斤，比當地一般采用原有技術的單干戶和互助組的產量要高50％。同年，南苑區11個社在棉田生產方面采用先進生產技術，全部做到適當密植并進行“棉花分期打圍尖”，當年的2138畝棉田普遍獲得大豐收，單位面積產量每畝平均159斤，較當地互助組每畝平均145斤增產9％，較附近一般的個體農民每畝平均140斤增加了13%。但是，先進生產技術在京郊農村地區的推廣并非一帆風順，克服小農生產的保守心理就成為合作化運動中的重點內容之一。

一是入鄉隨俗，多用通俗易懂的語言進行先進生產經驗與技術的推廣。比如在1955年京郊農業合作化高潮期間，市委宣傳部在關于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宣傳材料中指出：“雖然京郊農村大部分地區都采用先進的生產技術，但是還有少數地區的工作做得很差。這主要是由于分派下鄉的干部和當地的宣傳員不能用通俗易懂的語言進行先進技術的宣傳動員。很多農民在會后都表示沒有聽懂。所以，在這次的下鄉宣傳動員中的重點對象就是這一小部分群眾。在具體方法上，完全可以適當結合‘頭禾泥上漂，二禾插齊腰等通俗易懂的諺語進行宣傳動員，有條件的可以組織集體觀摩學習，因為農民群眾更愿意相信他們親眼所見到的?！?/p>

二是及時總結先進的生產經驗，借助《北京日報》等傳達給基層農民群眾。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前，市委宣傳部召開的宣傳干部擴大會議在談到推廣農業技術時指出，在這次的總路線宣傳動員中，不僅下派干部和當地的宣傳員要及時總結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生產經驗，而且《北京日報》也需要積極宣傳相關內容，配合京郊農村地區的合作化運動。在后續的實踐中，《北京日報》及時收集并連續發文介紹京郊各地推廣先進生產技術的經驗，諸如《吸取蘇聯先進經驗改進耕作技術 郊區去年農業生產出現新的成績 今年應推廣這些先進經驗爭取更大的豐產》《陳增山推廣栽培果樹的先進技術》《張郭莊鄉農業生產合作社全體技術員給全郊區技術員寫信報告工作情況》等，在當時產生了一定的宣傳動員作用。

三是培養訓練技術宣傳員和建立農業技術推廣站，幫助農民采用先進的生產技術。除了下派干部和當地的宣傳員之外，北京市政府郊區工作委員會也培訓大量的技術員幫助推廣先進生產經驗。例如，早在1951年推廣互助組階段，市府郊委就先后舉辦新技術訓練班、座談會5次，受訓學員752人，同時還借助電影、幻燈作輪回宣傳動員，已經引起部分京郊農民群眾對于新技術的重視。與此同時，為克服階段性、運動式宣傳動員的弊端，市農林局在郊區各區建立農業技術推廣站。至1955年春季，配備到各區農業技術推廣站的技術干部和工人共達64名。各農業技術推廣站建立后，積極展開活動配合春耕生產。南苑、海淀等區的農業技術推廣站已在各區的菜區召開西紅柿、黃瓜栽培技術傳授會，在會上介紹了育苗、單蔓密植、施肥、防治病蟲等主要技術措施。南苑區有22個鄉的44個農民參會。石景山區農業技術推廣站召開果樹修剪技術傳授會，重點傳授果樹修剪、防治病蟲害等技術。而且東郊區先后在來廣營、南皋、觀音堂、平房、辛莊、鬼王庵等地組成7個農業技術推廣網，包括42個鄉的77個農業生產合作社。

（三）重視對愛國增產競賽運動的宣傳，培養京郊農民群眾的國家意識，激發他們參加生產的積極性

歷史上，農民群眾普遍以個人或家庭為中心展開生產，他們往往首先關注自己的經濟生產活動。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國家意識普遍較為淡薄，未能很好地將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相結合。在京郊土地改革完成三年多以后的1953年，海淀區在一份關于農民思想動態的報告中指出：“在最近的建社運動中，很多基層干部反映說還有很多單干農戶對農業合作化政策不夠了解”，“有的即使入了社，生產上也不積極，每次出工總是容易磨洋工”。有的農民群眾的認識甚至還停留在封建王朝時代的觀念狀態，如石景山區有一位貧農李××在田間勞動時曾說：“一朝天子一朝臣，誰知道后面又會怎么變化呢？當下還是填飽肚子最要緊，過一天是一天?！?/p>

如前所述，京郊農民群眾的思想認識與當時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需求是不相適應的。北京市委宣傳部和各區委宣傳部抓住宣傳抗美援朝的機會，在京郊農村中向廣大農民群眾進行愛國增產競賽的宣傳。一是關于嚴格遵守社內勞動紀律的宣傳動員。在當時的京郊農村地區，一些剛剛建立的合作社由于沒有制定完備的勞動紀律，社內的集體勞動出現很多問題。如海淀區李墨林蔬菜生產合作社由于一開始沒有制定社內勞動紀律，部分社員對于勞動紀律很不重視，個別社員挑活干，不聽隊長安排，像第一隊社員德繼文因為第三隊活茬忙，隊長安排他到第三隊工作他不干，嫌得分少、活茬累?；谏鲜鰡栴}，市委郊委宣傳部要求全區的農村黨支部積極開展相關活動，“向社員耐心宣傳制定勞動紀律的重要性，在征求所有社員意見后制定合理的社內勞動紀律”。二是關于社員要愛社如家、積極增產的宣傳動員。市委郊委宣傳部強調，作為偉大首都的人民群眾，“京郊農民群眾要積極生產，支援前線戰士”。社內干部要善于利用田間集體勞動時間進行宣傳動員活動，帶頭生產，教育社員要愛護社內財產；利用農閑時間總結先進生產經驗；宣傳動員不同生產合作社之間開展愛國增產競賽，并及時做好相關模范評比工作，擴大影響力，形成競賽氛圍。

由于前期的充分準備、宣傳動員工作做得比較好，京郊農村地區廣泛開展了愛國增產競賽運動，并形成較好的效應。截至1952年5月，北京全郊區有8個組（社）、6個單干戶參加全國性的增產競賽應戰，并向全郊區農民群眾立了挑戰書，隨后又有112個村、215個互助組（或農業生產合作社）、134戶以連環的形式有組織地投入競賽運動。這場運動的開展，在一定程度上激發全郊區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有力地推動了當年的春耕、播種、抗旱、除蟲工作。

四、結語

1956年初，京郊農村地區已有99.1%的農戶加入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而后又相繼完成向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轉變，“走在高潮的最前面”，這種轉變緣自京郊農村干部群眾社會主義覺悟的提高和農業合作化積極性的高漲，而這與北京市委及宣傳部門對農村干部群眾的宣傳、組織工作分不開。

首先，從決策和組織角度來看，北京市委、市委宣傳部和各區委宣傳部都參與宣傳動員計劃、宣傳動員材料的具體制定與撰寫，培訓大量宣傳干部與宣傳人員。在實際宣傳動員工作中很多京郊農村的基層黨員干部、青年團員、積極分子和宣傳員充當宣傳動員活動的直接傳播者，向廣大農民群眾宣傳黨的農業合作化政策。整體來看，北京市委及各級黨組織，尤其是京郊農村基層黨組織，在京郊農業合作化宣傳動員中發揮了領導核心、協調各方的作用。

其次，不同階段宣傳動員的開展離不開相應的機制。實質上，宣傳動員機制建立的過程也是中共的組織和權力進一步向基層農村下沉的過程。具體來看，京郊農業合作化宣傳動員主要通過“先黨內后黨外，先干部后群眾”的層級宣傳動員模式展開。各級宣傳部門和各級黨組織高度重視豐富宣傳動員途徑的多樣性，不僅繼承中共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成功做法，諸如下鄉工作組、黑板報、讀報組，而且有所創新，諸如座談會、現場觀摩、下鄉電影放映。上述一系列宣傳動員途徑，基本包括文字宣傳、語音宣傳和形象宣傳的基本形態，充分做到通俗化，使中共的農業合作化宣傳動員內容更加生動形象、富有鼓動性。

最后，從整體效果看。一方面，通過深入、持續、廣泛的農業合作化宣傳動員，京郊農村地區在較短時間內完成對農業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革，引導小農經濟走上社會主義集體化發展道路；另一方面，完善、鞏固了京郊農村中共的基層組織，順利完成中共的組織和權力進一步向基層農村下沉。換言之，中共完成從一個革命者到鄉村領導者的角色轉換，對京郊農民群眾有了一定號召力、組織力和凝聚力。就政治層面而言，這些做法無疑是成功的?？偠灾?，這一階段的地區性宣傳動員實踐，不僅反映出中共大抵沿襲了民主革命時期的合作化理念，而且在實際操作中更具靈活性與調適性，還為后來的農業合作化理論創新提供了重要的實踐和經驗支撐。

［張保軍，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黨建學院博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楊宇斌）

Study on the Propaganda and Mobilization of Peasant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Centered around the Cooperation in the Suburbs of Beijing

Zhang Baojun

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ried to complete the reshaping of rural society and farmers thoughts by state power through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movemen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ovement， the peasant masses generally did not know the socialist society clearly， had a strong conservative psychology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even doubted and were not used to collectivized production. However， under the successful propaganda and mobilization of the CPC， more and more peasant masses agreed with the Partys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policy， and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movement w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On the whole， the peasant mobiliz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n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ideological baptism to mobilization， which not only reflec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es at that time， but also provided important clues to understand the success of the CPCs propaganda and mobilization.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easant psychology，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political mobilization， farmer identif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