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保護視域下的古籍普及出版

姚伯岳?姚小燕

【摘要】如何借助現代化、通俗化的表達方式，深入挖掘古籍蘊含的思想文化，滿足社會大眾對古籍知識傳播與文化傳承的需求，是每個古籍出版人需要面對的問題和挑戰。當前古籍普及出版大多關注對古籍文本的大眾化解讀，較少涉及古籍載體的普及性傳播，且尚未形成對古籍保護的整體觀照。立足古籍保護，策劃多元選題；打造出版精品，形成品牌效應；加強政策扶持，助力出版立項；推動古新融合，實現跨界合作，應成為今后古籍普及出版的努力方向。

【關? 鍵? 詞】古籍保護；古籍出版；古籍普及出版；《傳古》叢書

【作者單位】姚伯岳，天津師范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姚小燕，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天津師范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

【中圖分類號】G255.1【文獻標識碼】A【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4.06.003

2022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之后，古籍普及出版迎來了全新的發展機遇。如何借助現代化、通俗化的表達方式，深入挖掘古籍蘊含的思想文化，滿足社會大眾對古籍知識傳播與文化傳承的需求，是每個古籍出版人需要面對的問題和挑戰。

當前古籍普及出版大多關注對古籍文本的大眾化解讀，較少涉及古籍載體的普及性傳播，且尚未形成對古籍保護的整體觀照。2024年，為了促進古籍與古籍保護知識的大眾化傳播，天津師范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與天津人民出版社和天津古籍出版社通力合作，以青少年讀者為目標群體，策劃了以“紙、刻、裝、藏”為主題的《傳古》叢書。該叢書擬圍繞古籍這一載體，通過講述古籍的紙張、版刻、裝幀與收藏，編撰出版以《中國古紙圖鑒》《中國版刻藝術》《中國古書裝幀》《中國藏書簡史》為題的4種古籍保護普及讀物。本文將在辨析“古籍保護”與“古籍普及出版”關系的基礎上，分析古籍普及讀物的出版現狀，介紹《傳古》叢書的出版構想和編撰特色，為今后古籍普及出版工作的繁榮發展提供可資借鑒的范例，進而提出古籍普及出版方面的一些思考和建議。

一、“古籍保護”與“古籍普及出版”

2007年，國務院辦公廳在《關于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中明確指出：“要加大古籍保護工作宣傳力度，普及保護知識，展示保護成果，培養公眾的保護意識，營造全社會共同保護古籍的良好氛圍?！?022年全國兩會上首次將“古籍保護”寫進政府工作報告。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從理論層面深入剖析“古籍保護”與“古籍普及出版”之間的關系，不僅可以揭示古籍普及出版的傳播要義，而且有助于明晰其在古籍保護工作中的突出地位。

1．古籍普及出版是古籍保護的重要內容

古籍保護是為了讓古籍長久傳世并為世人所認知而進行的一系列活動［1］。目前古籍的原生性保護、再生性保護和傳承性保護已經豐富了古籍保護的學理內涵，構成了“三位一體”的古籍保護體系。與側重關注古籍物質形態和文本形態的原生性、再生性保護不同的是，古籍傳承性保護強調的是古籍文化層面的傳承，是指通過各種渠道，采用各種方式，使古籍文化為受眾所認知和掌握并世代相傳的一系列活動［1］。古籍整理、古籍展覽、古籍文創、古籍沉浸式體驗等，都屬于古籍傳承性保護的范圍。從其宗旨和內涵來看，利用通俗化的語言重新解讀古籍，并借助社會化的發行手段，實現古籍與古籍保護知識大眾化傳播的古籍普及出版正是古籍傳承性保護的實施方式之一。古籍普及出版可以豐富古籍出版的產品形態，滿足廣大人民群眾閱讀經典和文化傳承的多重需求，有助于推動古籍文化和古籍保護理念的傳播與發展，是古籍保護的重要內容。

2．古籍保護是古籍普及出版的根本目的

古籍作為具有傳承意義的物質形態與精神內涵的集合體，蘊藏著偉大而持久的人文魅力，是歷代先賢為后人留下的寶貴文化遺產。保護古籍也就是要保護我們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這對于“賡續中華文脈、弘揚民族精神、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具有重要意義”［2］。以往的古籍出版，學者多從古籍再生性保護的角度闡述，如顧雷指出古籍影印、點校整理、數字出版等古籍出版形式，是古籍再生性保護的主要內容和手段，也是古籍保護的重要內容和手段［3］。而實際上隨著古籍保護事業的發展，在古籍傳承性保護的理念之下，面向廣大群眾的古籍普及出版已成為古籍社會化、大眾化傳播的一種重要方式。通過古籍的普及出版，社會大眾可以更輕松、更容易地接受古籍文化的熏陶，自覺不自覺地受其影響，提高自己的知識素養和文化水平，使古籍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傳承就是保護，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古籍保護就是古籍普及出版的根本目的。

總體來看，“古籍保護”與“古籍普及出版”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關系。一方面，古籍普及出版作為古籍保護的重要內容，可以提高公眾對古籍的認知水平，增強社會對古籍保護工作的關注和支持。另一方面，隨著古籍保護工作的深入開展，越來越多有價值的古籍資源被挖掘和發現，也會為古籍普及出版提供更為豐富的內容素材和發展思路。

二、古籍普及讀物的出版現狀

《新中國古籍整理圖書總目錄》對古籍普及讀物類書目的收錄標準是：“凡今人編撰的各種古籍選本，包括選注、選譯、選講、選評等，無論部頭大小與學術水準如何，均視為普及讀物?！保?］在此基礎上，劉燕飛指出古籍大眾化出版除古籍整理選本外，還應包括對整本古籍的普及［5］。無論是古籍選本還是古籍整本的整理，本質上都屬于古籍文本的大眾化解讀，而與之相區別的是古籍內容與形式兼具的知識性普及。這兩類古籍普及讀物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下古籍普及讀物的出版現狀，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致力于古籍文本大眾解讀的古籍普及讀物出版

對古籍文本進行大眾化解讀，目的在于通過對古籍文本的深入挖掘和整理，將文本內容轉化為通俗易懂的語言，并實現各種渠道和形式的傳播與推廣，屬于古籍整理領域的研究范疇。綜合來看，目前針對古籍文本的普及讀物出版主要呈現以下特征。

（1）國家政策大力推動，古籍今譯受到重視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一直非常重視古籍整理工作，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古籍作品。1981年，中共中央發布《關于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明確指出：“整理古籍，為了讓更多的人看得懂，僅做標點、注釋、?？?、訓詁還不夠，要有今譯，爭取要做到能讀報紙的人多數都能看懂?！保?］此后，作為古籍普及出版的主要形式，古籍今譯取得了很大的成績。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對如何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提出具體要求。2022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從國家政策層面關注古籍的普及出版，強調“加大古籍宣傳推廣力度，多渠道、多媒介、立體化做好古籍大眾化傳播。提高古籍普及出版質量，做好經典古籍精選精注精譯精評”［2］，并制定了更為具體詳細的《2021—2035年國家古籍工作規劃》。這一系列綱領性文件突出強調了古籍普及出版在新時代古籍保護工作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上述文件的指引下，古籍出版工作從面向小眾精英群體逐漸轉向為社會大眾服務。如，2022年3月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推薦首批40種經典古籍及其整理版本，充分考慮了學術研究者、中等水平讀者和初等水平讀者的閱讀水平，不僅整理出精校精注本，還整理出翻譯本和選注選譯本，體現了國家導向上對古籍普及讀物的關注與重視。近年來，古籍普及出版事業在政策的支持與指引下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每年出版的近1800種古籍整理圖書中，普及類古籍圖書就達到1000種左右［7］。

（2）經典文史名著仍是出版主角

經典文史名著記錄了人類文明的歷史發展軌跡，蘊含著深刻的思想內涵和藝術魅力，更容易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和追捧。如，1925年商務印書館專為缺乏國學功底或國學基礎薄弱的中學生出版的《學生國學叢書》60種中，詩歌、文集和史書就占了46種。20世紀80年代以來，陸續出版的貴州人民出版社《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100種、中華書局《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74種、鳳凰出版社《古代文史名著選譯叢書》134種、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古代名著全本譯注叢書》67種等大型今譯叢書也側重于向大眾普及經典名著。

（3）出版主體開始向多元化發展

民國時期受社會環境和現實條件的制約，古籍普及出版的主體機構比較單一，主要是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等為數不多的幾家民營出版機構。如，商務印書館編輯出版的《萬有文庫》中，就有《國學小叢書》《學生國學叢書》等古籍普及讀物。1949年后，國有出版企業成為古籍普及出版的主體，一些古籍強社如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岳麓書社、三秦出版社等在國家政策的扶持和古籍出版基金的資助下，成為古籍普及出版的主力軍。近年來，隨著古籍保護工作的深入開展，一些富有創意與活力的民營策劃公司也開始進入古籍普及出版市場，并推出了不少兼具知識性和普及性的經典讀物，如果麥文化出品的《詩經》《納蘭詞》《古文觀止》等。

（4）出版質量參差不齊，低水平重復出版屢見不鮮

雖然古籍普及讀物在古籍出版物數量中占據越來越大的比重，但其質量水平卻不盡如人意，低水平重復出版的情況屢見不鮮。有的出版社在經濟利益驅動下，傾向于比拼包裝、賣弄噱頭，看似令人眼花繚亂的精美印裝，其實不過是插圖翻新、版式變換，或者將同一文本改頭換面，頗有“文勝于質”之嫌［8］，導致新版古籍看似琳瑯滿目，但可稱精品的普及讀物卻并不多見。

2．致力于文化傳承和知識傳播的古籍普及讀物出版

在眾多普及類古籍圖書中，兼顧古籍內容與形式向大眾進行古籍科普宣傳的讀物相對較少?？疾旆治鲞@類古籍普及讀物的出版，我們發現主要存在以下出版趨勢。

（1）內容多以傳播古代文化知識為宗旨

目前有關古籍知識的普及出版大多將其置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宏觀視野中考察，并未凸顯古籍本身的獨特性和差異性。例如，20世紀90年代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造紙史話》《中國印刷史話》《中國藏書史話》《中國古代書籍史》等屬于《中國文化史知識》叢書系列；2010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圖書文化簡史》《中國書法篆刻簡史》屬于《文化中國》叢書之“文化簡史”系列；2011—2012年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帛書史話》《金文史話》《造紙史話》《印刷史話》則屬于《中國史話》叢書系列。這些普及讀物的內容多以傳播古代文化知識為宗旨，并沒有刻意強化古籍在大眾視野中的存在感，未能形成古籍保護的整體社會傳播效應。

（2）出版內容由書籍史、印刷史逐漸轉向多元化主題

民國以來涉及古籍載體的普及讀物以查猛濟、陳彬龢《中國書史》為開端。20世紀50、60年代臺灣地區出版了《紙的故事》《印刷術漫談》等；大陸則出版了劉國鈞《可愛的中國書》及其修訂本《中國書的故事》《中國書史簡編》，此外《中國裝訂簡史》《中國書籍史話》《印刷史話》《中國古代書籍史話》等書也陸續出版?？梢哉f，20世紀后半葉這類古籍普及讀物基本圍繞書籍史和印刷史展開，是為了向大眾科普古籍的產生、制作和流傳過程。

自2007年“中華古籍保護計劃”開始實施以來，古籍保護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以古籍用紙、古籍修復為主題的普及讀物相繼出版，如《紙鑒：中國古代書畫文獻用紙鑒賞》《中國古籍修復與裝裱技術圖解》《尋紙》《中國傳統手工紙生產舊影》等，整體上呈現更具古籍保護專業理念的出版業態?？梢哉f，以古籍保護為主題的普及讀物開始嶄露頭角。

三、古籍普及出版的實踐——以《傳古》叢書為例

《傳古》叢書是天津師范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與天津人民出版社和天津古籍出版社合作策劃的一套古籍普及叢書。叢書計劃于2024年9月定稿完成，2025年3月出版上市。分析其出版構想與編撰特色，有助于今后古籍普及出版工作的有效開展。

1．出版構想

在“持續推進古籍進校園工作，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貫穿國民教育始終”的指引下，該叢書立足于古籍保護的出版理念，面向青少年讀者對古籍這一傳統文化載體進行知識性普及和趣味性傳播，并力求以生動、活潑的語言，形象、藝術的表現方式，多維呈現古籍的物質形態和流傳歷史，從而打破古籍晦澀艱深的刻板印象，拉近古籍與青少年讀者之間的距離。

《傳古》叢書在起步階段計劃出版以下4部。第1部是《中國古紙圖鑒》。該書由國家圖書館古籍保護專家易曉輝、浙江圖書館古籍修復專家汪帆合作撰寫，擬以通俗易懂的語言講述中國古紙的故事，依次介紹“古籍里的古紙”“功能性紙張”“地域性紙張”“特用紙張”等，并附上說明古紙的制作原料、加工過程和相關歷史典故等的圖片。第2部是《中國版刻藝術》。該書由天津師范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教授姚伯岳、山東曲阜齊魯書院書法教師李雨澤合作撰寫，擬從文字刻印藝術、圖畫刻印藝術、經典版印藝術和工匠精神等方面入手，幫助讀者認識中國版刻藝術的風格和特色價值。第3部是《中國古書裝幀》。該書由天津師范大學圖書館特藏部館員付莉、彭瑩、李艷蕊、牛甲芝合作撰寫，擬梳理中國古籍裝幀歷史，介紹造紙術發明前的書籍制度和紙本書的卷軸裝、經折裝、蝴蝶裝、包背裝、線裝等古典裝幀形式以及古籍裝具之美，并與西文古籍裝幀形式進行比對賞析。第4部是《中國藏書簡史》。該書由天津師范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博士后姚小燕與河南省鄭州市第四十七初級中學語文教師石康寧合作撰寫，擬選取不同朝代的藏書樓、藏書家，深入淺出地講述歷代藏書故實和嬗變源流，借助藏書樓閣、私家藏書、藏書印鑒等大量圖片，形象地展示中國藏書文化的源遠流長與博大精深。今后，天津人民出版社和天津古籍出版社還將繼續圍繞古籍保護策劃新的選題，打造獨具特色的“傳古”品牌。

2．編撰特色

為了凸顯古籍保護的宣傳效應，《傳古》叢書擬結合古籍保護的不同環節，圖文并茂、繪聲繪色地講述古籍的制作、流傳等相關知識，故而在選題策劃、作者選擇、文字表達等方面呈現別具一格的編撰特色。

（1）選題精準，涉及古籍保護的各個關鍵環節

古籍保護包括古籍的收藏、編目、整理、研究、出版、傳承、利用等復雜內容。該叢書以“傳古”作為叢書名，寓意傳播古籍保護理念、傳承古籍文化。其中，“紙、刻、裝、藏”4個主題分別代表了古籍的紙張、版刻、裝幀和收藏，涵蓋了古籍從紙張制作、雕版刻印、裝幀設計到典藏流傳的全過程，同時也突出表現了物理形態方面的古籍保護特性。該選題各書既獨立成篇，分別從不同角度講述古籍的文化內涵，展現古籍的多重魅力，又在流程上渾然一體，集中再現古籍制作與流傳的歷史進程，體現古籍保護的整體觀念，充分發揮古籍保護的宣傳效應。

（2）凝心聚力，集結專業且有情懷的作者群體

學術與普及是古籍出版的兩翼。古籍普及讀物雖然以通俗易懂的語言風格和人們喜聞樂見的表達方式為撰寫原則，但其內容質量仍需建立在堅實的學術基礎之上。因此，在出版古籍普及讀物時，如何實現文獻學術底蘊與大眾普及解讀之間的平衡是需要認真考量的問題?！秱鞴拧穮矔商旖驇煼洞髮W古籍保護研究院與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通力合作，邀請國內古籍保護行業及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教師擔任撰寫者，其中既有圖書館界實踐經驗豐富的古籍修復師和古紙研究實驗師，也有從事一線教學的各級教師，可以說實現了古籍保護實踐、科研與教學各領域人才的深度融合。

（3）故事為先，講述生動形象的中華典故

相比枯燥乏味的知識羅列式表述，借助生動形象的故事將古籍的紙張、版刻、裝幀、收藏等內容貫穿其間，更能引起讀者的興趣，也更符合古籍普及的要義。青少年讀者容易被文字生動活潑、內容跌宕起伏的故事所吸引，從而留下深刻的印象。該叢書以故事為先，將饒有趣味的中華典故娓娓道來，可以迅速吸引讀者的眼球，使其獲得知識和情感的雙重感受。如，叢書中的《中國藏書簡史》一書將“學富五車”“魯壁藏書”“伏生授經”等古代讀書人愛書、購書、藏書、護書的經典故事，用生動活潑的語言和圖像呈現，既展示了我國歷史悠久、底蘊深厚的藏書文化，也使讀者真切感受到古人敬惜字紙、崇尚讀書的文化情懷。

（4）圖文并茂，展現美輪美奐的古籍文化

古籍不僅是用來閱讀的工具，而且是集古代版本技藝與審美情趣于一體的藝術作品。歷史遺存的諸多寫本、拓本，有的本身就是不可多得的書法藝術珍品，而刻本的版式、行款、字體、墨色、用紙、裝幀以及套印、饾版、拱花技法等，則共同構成了古代版刻富有藝術表現力的文化形式［9］。在文字講述的同時輔以相關圖片，可以具象彰顯古籍之美，充分體現古籍寫刻精美、墨烏紙玉、裝幀典雅的藝術感染力。所以，該叢書采用圖文并茂的表現形式，力圖形象再現豐富多彩的古籍文化情景，增強讀者的閱讀享受感。

四、關于古籍普及出版的思考與建議

古籍普及出版作為古籍與古籍保護理念實現社會化宣傳推廣的重要途徑，不僅有助于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還能提升大眾的文化素養和審美水平，同時可為學術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思路。結合以上敘述，筆者對今后的古籍普及出版工作有如下思考和建議。

1．立足古籍保護，策劃多元選題

狹義的古籍是指1912年以前在中國書寫或印刷的書籍。廣義的古籍則包羅萬象，包括簡策、帛書、敦煌卷子、少數民族文字古籍、金石拓片、輿圖、奏折、古代書信、古代契約等各類古代文獻，甚至還包括現當代用各種方法復制、出版的古籍，如縮微膠卷（片）、新版古籍、古籍數字化產品等。以往的古籍普及出版屬于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一個分支，更多關注狹義的古籍，主要針對古籍的文本內容進行大眾化解讀。實際上，古籍的內涵十分豐富，不僅包含文本內容，還包括實物載體和傳承技藝的成分。在新時代古籍保護理念下，筆者認為古籍普及出版工作應該基于廣義的古籍概念，從古籍的文本、實體和技藝三個層次策劃多元選題，深化古籍出版工作。古籍普及出版要綜合考慮古籍的書寫文字、載體材料、裝幀形式等實體形態和印刷技藝、修復技藝、裝幀技藝等技能形式，多維度、立體化地策劃選題，出版古籍普及叢書，形成群體效應，培養公眾的古籍保護意識，提升公眾的古籍文化素養，推動古籍保護事業深入開展。

2．打造出版精品，形成品牌效應

普及實際上是內容淺切化與社會功能深入化的矛盾統一［10］。做好古籍普及出版工作，一方面要提升古籍普及讀物的出版質量，另一方面要做好品牌的策劃和宣傳工作，推動古籍普及出版向知識化、精品化、品牌化方向發展。事實上，“無論出版形式如何豐富，決定古籍普及讀物品質的最根本因素還是內容”［11］。因此，出版單位應集中力量創作精品古籍普及讀物，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力求做到選題策劃、作者創作、譯者翻譯、編輯加工等各個環節都精益求精、臻于完美。在此基礎上還需圍繞品牌著力點深耕細作，不斷挖掘、開拓新的出版品種，形成產品集群，打造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優秀品牌。

3．加強政策扶持，助力出版立項

自1981年《關于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文件下發后，國家財政從1983年起每年撥付專項經費支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效提升了新版古籍圖書的品種、數量和學術水準，國家古籍出版專項經費已取得了十分明顯的示范作用［12］。然而在這些古籍整理出版讀物中，古籍普及讀物的資助占比卻很少。比如，在《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中，一共資助491個項目，其中普及讀物僅資助3項。最新頒布的《2021—2035年國家古籍工作規劃重點出版項目（第一批）》中，入選的421個項目里普及讀物僅有13項，遠遠低于其他古籍整理項目，這種情況并不利于古籍普及出版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202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中，強調要“加強古籍工作科學化、規范化管理……完善古籍項目立項、成果出版的同行推薦和專家評審制度，加強對古籍工作專項經費和有關文化、科研、出版基金資助古籍項目的統籌協調”。2023年底，國家新聞出版署《關于開展2024年度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項目申報工作的通知》中也對申報范圍、重點和要求進行了詳細規定。為促進古籍普及事業的繁榮發展，國家層面應對古籍普及出版予以有利的政策導向和資金支持，加強出版基金對古籍普及出版項目的資助規劃，從根本上改變古籍普及出版乏力的現狀。出版單位要抓住這些機遇，在古籍普及出版方面加大布局力度。

4．推動古新融合，實現跨界合作

充分匯聚古籍行業發展合力，構建多元主體共建的普及出版模式，是今后推動古籍出版事業健康有序發展的努力方向。

新媒體技術的興起與迅猛發展極大地改變了古籍出版業態。與傳統媒體相比，新媒體的即時性、開放性、融合性帶來了技術上的數字化和傳播上的互動性。因此，古籍普及出版可以探索“古籍+新媒體”融合模式，利用新媒體平臺重構選題，以豐富多樣、特色鮮明的出版形態實現內容增值與傳播效應的最大化。比如，岳麓書社2016年出版的《四大名著》（名家演播版）即利用數字化技術為讀者提供了視頻演播、數字閱讀、專家講解、游戲互動等功能模塊，極大地拉近古籍與讀者之間的距離。出版單位還可以與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圖書館、博物館、高等院校等機構深度合作，合理調配各方面的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為古籍普及出版開啟新的思路，開創新的模式。天津師范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與天津人民出版社和天津古籍出版社合作策劃出版的《傳古》叢書，或許可以成為一個可資借鑒的范例。

總之，在古籍保護的整體思路下，古籍普及出版更能夠自覺地統籌各方力量，開展不同機構、不同技術、不同平臺之間的跨界合作，從而激活古籍普及出版的多種業態，打造更多、更好的知識與趣味兼備、形式與內容齊美的古籍普及讀物，讓古籍走出象牙塔，走進千家萬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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