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減稅降費視角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稅收政策研究

甘肅省稅務學會課題組

目前，我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仍然在供給側，供給體系不適應需求結構變化，制約著高質量發展。減稅降費兼具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屬性，既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題中之義，也是解決內生動力不強、需求仍然不足，推動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的重要途徑。而縱觀我國減稅降費的歷程，結合甘肅經濟發展和政策實施效果，其經濟效應、生態效應、協調共享等效應也顯而易見，但其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前瞻性、持續性、執行性還需加力。為此，未來減稅降費政策所應發揮的效應重點及調整方向，需從前瞻性、持續性、執行性三個方面持續用力，該優化的優化、該延續的延續、該改進的改進，進而釋放供給側潛力，以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3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要用好政策空間、找準發力方向，扎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延續、優化、完善并落實好減稅降費政策?！睘榇?，深刻把握當前經濟形勢特點，研究經濟社會對稅收優惠政策的需求，有助于推進稅收優惠政策的調整方向，做到該優化的優化、該延續的延續、該改進的改進，更好發揮稅收優惠政策作用，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

一、減稅降費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著力點分析

減稅降費是用稅費的“減法”換取企業效益的“加法”和市場活力的“乘法”。從其政策措施本質上來看，是國家利益的讓出。減稅降費的根本目的就是國家讓利給企業等市場主體后所形成的經濟上的積極效應，進而釋放經濟發展潛力，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這既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題中之義，也是解決內生動力不強、需求仍然不足的主要抓手，推動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的重要途徑。

（一）通過減稅降費，增強企業盈利能力，為企業創新提供動力支持，塑造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形成經濟增長的長期可持續動力

減稅降費等激勵政策從支持創新鏈和創新主體兩方面人手，在稅收政策中融入各種激勵創新發展的優惠要素，加大對創新創業的支持力度，優化研發稅制，促進企業增加研發投入和科技成果轉化應用（李香菊楊歡《稅務研究》，2019.5），并以稅收政策直接或間接的傳導機制激勵企業的創新行為。

（二）通過減稅降費，發揮稅收在調節經濟結構中的重要作用，營造穩定宏觀環境，挖掘市場消費潛力、釋放消費能力，進而促進經濟循環和協調發展

當下稅收政策優先目標是刺激消費、促投資，擴大內需，暢通經濟循環，政策作用的著力點主要由供給端企業向需求端消費者延伸傾斜（朱江濤《稅收研究資料》，2022.2）。通過減稅降費等激勵政策，并輔之相關制度和配套措施，可以合理調節城鄉、區域、不同群體間分配關系，切實減輕企業稅收負擔，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保持經濟穩中向好運行，進而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促進經濟循環和協調發展。

（三）通過減稅降費，發揮稅收在綠色發展中的正負激勵效應，在供給端鼓勵能源節約，抑制環境污染，在需求端推進綠色發展，引導居民低碳消費

過去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給環境和生態帶來沉重代價，是較低質量發展（儲德銀《稅務研究》，2023.3）。減稅降費政策作為影響企業經濟效益的重要變量，主要通過供給兩端發揮綠色稅收杠桿作用，在供給端增強綠色稅種間的銜接度，發揮稅收綠色激勵效應，激勵企業綠色發展，在需求端提升各綠色稅種間的一致性，強化稅收綠色調節功能，引導居民低碳消費（李香菊楊歡《稅務研究》，2019.5），進而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切實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

（四）通過減稅降費，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

通過建立與更多國家和地區間的稅收協定網絡，完善和優化境外稅收抵免規則，鼓勵企業“走出去”；還可通過制定與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相容、與國際稅收秩序相稱的稅收優惠政策努力把外資“引進來”，從而發揮稅收政策的溝通橋梁作用，營造開放互利的營商環境，擴大區域經濟開放發展。

（五）通過減稅降費，完善以稅收、社會保障、改善民生等為主要手段的調節機制，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稅收政策在落實共享發展方面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歸宿，盡量消除對民生的負面影響。短期內，可以通過諸如改革個人所得稅扣除項目、降低社會保險繳費比例等措施立竿見影地發揮功效；長期看，應促進經濟與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通過頂層設計將共享發展理念嵌入到整個稅制設計體系中，真正讓改革紅利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二、減稅降費政策的基本特征及甘肅實踐與成效

（一）大規模減稅降費階段主要舉措及基本特征

我國從2008年提出“結構性減稅”，到2012年實現普惠性與定向性減稅并舉，再到2018年實施“大規模減稅降費”，其政策惠及范圍不斷擴大，直至2022年新增組合式減稅降費政策的實施，其深刻反映和貫徹了新發展理念，稅收優惠力度不斷增強、政策工具組合日益優化。

綜觀上述政策，在形式上有退稅、免稅、減稅、緩稅，具體表現為核心稅種的減稅步伐加快，以創新、中小微企業發展為主的稅收優惠疊加，具有明顯的規模性、普惠性、精準性，呈現出全面發力、多點突破的特點，全方位為企業生存發展提供稅費支持政策。期間減稅降費從宏觀和微觀兩方面入手，以促進競爭和鼓勵創新制度變革為目標，以降低市場主體成本為抓手，著眼于優化經濟結構，解決長期性和結構平衡問題（胡怡建周靜虹《稅務研究》，2022.7），稅費紅利覆蓋了更多市場主體，全方位降成本、提信心、穩預期（儲德銀《稅務研究》，2022.9），對降低微觀主體稅費負擔、激發市場主體經濟活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發揮了主要作用。

（二）大規模減稅降費政策的甘肅實踐與成效

1.減免稅突出政策導向性，聚焦小微企業和民生全面發力。大規模減免稅支持政策全面發力，猶如一場“及時雨”，不僅釋放了紅利、涵養了稅源，還大幅減輕了企業負擔。2019-2022年甘肅省落實各類稅費減免優惠1714.5億元，年均增速為17.4%，其中減免稅1662.3億元，年均增長17%。

（l）從減免項目看，促進小微企業發展和改善民生占35.8%。2019-2022年甘肅省落實促進小微企業發展和改善民生優惠政策分別減免稅收347.6億元和248.1億元，占減免稅總額的20.9%和14.9%，年均增速分別為61.4%和2l.9%。充分釋放了支持小微企業發展和關注民生的政策導向。

（2）從減免規?？?，減稅免稅規模四年年均增長17%。甘肅省減免稅額從2019年的315.8億元增加到2022年的529.6億元，凈增213.8億元，年均增長17%，所占當年應征稅收的比重由2019年的19.4%提高到2022年的28.7%。其中促進小微企業發展稅收優惠增長61.4%，呈高幅增長態勢。

（3）從減免稅種看，增企兩稅占稅收優惠總額的68.8%。2019-2022年甘肅省為各類市場主體減免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558.9億元和584.1億元，分別占減免稅總額的33.6%和35.2%。其中增值稅由2019年的94.6億元增加到2022年的182.4億元，年均增長17.8%；企業所得稅由2019年的82.2億元增加到2022年的189.1億元，年均增長23.2%。

2.留抵退稅突出政策精準性，聚焦特殊行業群體精準發力。我國自2019年4月1日試行增值稅期末留抵稅額退稅制度以來，有效降低了企業資金占用成本。特別是2022年作為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的重頭戲，增值稅留抵退稅更是突出政策的精準性，聚焦特殊行業和群體精準發力，為企業提供現金流支持，促進消費投資，為市場主體“輸血”“活血”、紓困解難。2019-2022年甘肅增值稅留抵退稅達308.4億元，其中，2022年退稅272.2億元，涉及全省2.5萬戶企業，占全國退稅總額2.46萬億的1.1%。（下面以2022年留抵退稅數據為例）

（1）從行業看，房地產、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制造業三大行業受益明顯，占全年留抵退稅總額的67.2%。2022年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受益最明顯的行業分別是房地產業、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制造業，分別退稅80.8億元、58.7億元和49.3億元，分別占全年留抵退稅總額的28.7%、20.9%和17.6%。其中，制造業中的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享受留抵退稅優惠11.8億元，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享受留抵退稅優惠9億元。

（2）從注冊類型看，民營企業受益程度較高，占全年留抵退稅總額的61.8%。從登記注冊類型看，留抵退稅最大的受益者是民營企業。2022年全省157戶國有企業享受增值稅留抵退稅優惠10.2億元，占退稅總額的3.7%，民營企業享受留抵退稅優惠168.3億元，占退稅總額的61.8%，其中1.1萬戶私營企業享受留抵退稅優惠30.8億元，占退稅總額的11.3%。該項優惠政策導向明確，精準支持了民營企業發展。

（3）從企業劃型看，中小微企業受益程度較高，占全年留抵退稅總額的69.8%。2022年全省中小微企業享受增值稅留抵退稅優惠189.9億元，占退稅總額的69.8%。其中中型企業享受增值稅留抵退稅優惠84.7億元，占退稅總額的31.1%；小型企業享受增值稅留抵退稅優惠47.8億元，占退稅總額的17.6%；微型企業享受增值稅留抵退稅優惠57.4億元，占退稅總額的21.1%。

（4）從地域看，近一半的留抵退稅集中在蘭州、酒泉、蘭州新區三地，占全省留抵退稅總額的49.6%。從退稅分布情況看，近三分之一的增值稅留抵退稅集中在蘭州市，退稅規模最大，退稅戶數占全省享受留抵退稅企業的38%，退稅額占全省留抵退稅總額的28.9%。酒泉退稅額占全省留抵退稅總額的10.8%，約為全省的十分之一。蘭州新區退稅額占全省留抵退稅總額的10%，為全省的十分之一。

3.稅費優惠政策精準落地，有力推動甘肅經濟高質量發展。稅費優惠政策的精準落地，助力甘肅力克三重壓力掣肘，經濟穩中向好，2022年GDP同比增長4.5%，高于全國GDP（3qo）增幅1.5個百分點，居全國第三位，位次比上年前移17位，有力推動甘肅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

（1）以創新為第一動力，新興產業加速發展。近年甘肅省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創新發展勢頭良好，2020-2022年全省數字經濟核心產業銷售收入分別增長121.1%、109.2%和105.6%，高技術產業銷售收入分別增長120.6%、121.7%和115.2%。創新投入不斷增加，創新驅動不斷增強，全省企業購進研發和技術服務、購進研發設備金額2021年增長124.7%和118.4%，2022年增長110.32%和98.2%。創業信心明顯增強，市場活力較好恢復，2022年全省高技術產業企業戶數同比增長123.7%。

（2）以協調為內生特征，區域協作全面推進。2022年全省企業購、銷同比增長9.5%和6.1%，后進優勢凸顯。全省縣域經濟企業銷售收入占比均保持在20%以上，由2020年的23.2%提高到2022年的24.9%，區域發展協調性進一步增強。傳統制造業改造提升成效明顯，制造業內部結構有所優化，2022年全省傳統制造業銷售收入同比增長3.63%，僅低于制造業整體水平1.1個百分點，行業間差距逐步縮小。

（3）以綠色為普遍形態，節能減耗成效顯著。甘肅省綠色制造實現新突破，能源利用效率進一步提升，2022年全省規模以上工業能源消費量比上年增長3.7%，六大高耗能行業能源消費量增長4.1%，較以前年度增速明顯放緩。全省環境保護專用設備和環境治理服務需求快速增長，工業購進節能環保設備金額2021年增長83.6%，2022年增長126.5%，清潔能源發電銷售收入占電力行業銷售收入比重由2020年的37.1%提升至2022年的41.3%，提高4.2個百分點。綠色產業蓬勃發展，2022年全省十大生態產業增加值3278.77億元，占全省地區生產總值的29.3%，風電和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分別增長20.2%和23.7%。

（4）以開放為必由之路，外貿外資穩重提質。2022年外資企業戶均享受稅收減免超過50萬元，帶動全省進出口總值同比增長18.8%，增速比全國高11.1個百分點，居全國第11位。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278.3億元，比上年增長23.8%，占全省外貿總值的47.6%。全年外商直接投資合同項目29個，外商直接投資實際使用金額比上年增長15.0%；對外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增長1.58%；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金額增長31.68%。

（5）以共享為發展趨勢，民生事業煥發生機。2020-2022年新辦涉稅經營主體三年存續率分別為77.8%、81.1%和84.5%，涉稅經營主體有稅申報率由2020年的21%提升到2022年的52%，2022年涉稅經營主體戶數同比增長114.4%。2022年，為批發零售、住宿餐飲、文化旅游等困難企業，減輕稅費負擔和增加現金流84.2億元，帶動全省教育、衛生、文化藝術、體育、娛樂等行業銷售收入同比增長4.7%，助力居民服務行業恢復向好。

三、減稅降費政策存在的不足

（一）稅收優惠政策的前瞻性需進一步加強

1.生活必需品增值稅稅率設定較高，不利于消費擴張。如我國現行增值稅政策對糧食等農產品以及食用植物油、食用鹽、自來水、暖氣、冷氣、熱水、煤氣及天然氣等生活必需品按照9%稅率計征增值稅，對大部分藥品按照13%稅率計征，僅針對抗癌藥和罕見病藥實行3%優惠稅率。生活必需品增值稅稅率的設定偏高，會抬高居民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從而直接導致居民的基本生活成本偏高，其他商品的消費能力下降，不利于居民整體消費需求的擴大。

2.消費稅稅目未能順應時代變化作出相應調整，嚴重制約居民消費升級。如摩托車、小汽車、高檔化妝品、貴重首飾、高檔手表等也將在消費升級的趨勢下成為主要的消費增長點，若仍將其都納入高檔消費品并輔以較高稅率，將抑制居民消費，制約消費升級。同時，隨著出入境政策優化以及跨境電商行業發展，跨境消費愈加便利，商品適用較高稅率，將造成巨大的價格差，會導致消費外流，抑制國內消費。

3.現有綠色稅收體系逆向激勵作用不足。從現有稅種設計目的看，無論是環境保護稅和消費稅，還是資源稅都沒有專門針對碳排放量征收，稅收收入與二氧化碳排放之間沒有直接關系，難以發揮稅收對碳排放的有效調控作用。

4.環境保護稅優惠政策減征門檻過高，減征級距過大，不利于激勵企業減排。納稅人排放應稅大氣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濃度值低于國家和地方規定的污染物排放標準30%的，減按75%征收環境保護稅，低于國家和地方規定的污染物排放標準50%的，減按50%征收環境保護稅。但因超低排放改造投入大、環保設施運行成本高，企業減排標準從30%升級改造達到50%的排放標準，污染治理資金壓力巨大。

5.農業全產業鏈稅收優惠激勵機制還未形成，不利于鄉村振興和城鄉協調發展。如現行支持農村生態旅游、森林康養、田園結合體的稅收優惠政策寥寥可數；對綠色有機高附加值農產品、農村電商、農產品及相關物資運輸等現代新型農業發展的支持政策缺乏針對性；對農業產品深加工、農機的生產、農用三輪汽車、低速載貨汽車的生產批發零售征收增值稅等。

（二）稅收優惠政策持續性有待進一步加力

1.增值稅抵扣鏈條不完整。增值稅是價外稅，企業所承擔的增值稅是進項稅，如果企業發生銷售行為時不能完全抵扣進項稅或不能完全轉嫁銷項稅，就會擠壓企業利潤空間和增加企業稅收負擔，不利于經濟健康穩定增長。

2.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顯失公平。2022年在“6+7”行業實施全額留抵退稅，對“6+7”之外行業留抵增量部分實行60%退稅政策，幫助企業緩解了經營困難。但從公平競爭視角看，對“6+7”之外行業顯失公平。

3.稅收優惠政策限制性條件僵化、死板，與納稅人實際業務差異較大，精準性不強。財稅【2016】46號文規定：法人機構在縣（縣級市、區、旗）及縣以下地區的農村合作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提供金融服務收入，可以選擇適用簡易計稅方法按照3qo的征收率計算繳納增值稅。同時又規定：縣（縣級市、區、旗）不包括直轄市和地級市所轄城區。如甘肅省14個地級市市轄區農村商業銀行均不能享受該項稅收優惠，但甘肅各市州所在地90%以上區域以農村為主，金融服務對象以三農為主，與非市轄縣域沒有區別，與中東部發達省市“地級市所轄城區”情況截然不同，致使該優惠政策不僅偏離實際，又失公平。

4.所得稅扣除政策還不夠完善，對提振消費作用有限。如個人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物價水平不斷提高，居民消費意愿持續低迷，勞動所得及工薪所得扣除限額需進一步提高。2023年7月1日起，提高部分專項附加扣除金額，但仍顯不足，如住房貸款利息專項附加扣除標準遠低于居民實際支出，提升居民消費能力的效果有限。再如企業招待費、職工工會經費等稅前扣除比例或扣除額仍然較低等，不利于企業消費。

（三）稅收優惠政策的執行性需進一步提升

1.地方對稅收優惠政策缺乏足夠的執行動力。在短期，減稅降費政策會直接導致稅收收入減少，影響相應支出。如甘肅省三年累計減免稅收1300多億元，相當于三年少收一年稅收收入，2022年新增退稅減稅300多億元、制造業緩稅20多億元，全年全省稅收下降12.4%，其中地方級稅收同比下降15.4%，對各級政府財政運行帶來壓力，影響優惠政策執行力。

2.留抵退稅稅收執法面臨一定風險。從政策執行情況看，一些企業因稅收籌劃，認為享受增值稅即征即退政策更有利，不愿選擇享受留抵退稅政策。如甘肅酒泉地區風電企業因享受增值稅即征即退而放棄留抵退稅的企業共計25戶，個別企業因總公司稅收籌劃，不同意分公司申請留抵退稅。2022年全省推送留抵退稅風險任務952戶，繳回退稅2.8億元。

3.退稅條件制約了退稅優惠的執行效果。一方面因大部分小型微利企業納稅信用等級達不到A、B級；另一方面因一些處于籌建期的納稅人，無生產經營收入，納稅信用等級只能評為M級，受制于納稅信用等級限制，無法申請留抵退稅。如甘肅公航旅天莊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甘肅靈華高速公路項目管理有限公司、蘭州奧體中心建設發展有限公司留抵近10億元。

4.研發費用歸集難度較大，“三新”認定門檻較高，影響加計扣除政策執行效果。準確核算和歸集研發費用，是企業享受加計扣除政策的前提，創造性運用科學技術新知識，或實質性改進技術、產品（服務）、工藝“三新”認定標準，是企業享受加計扣除政策的判定條件。金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科研項目預算中，購置設備、器具費用占科研項目預算總額的50%以上，大部分不具創造性運用或實質性改進特征。同時，由于金川公司下屬分子公司屬生產企業，研發活動與生產經營同時進行，研發項目購買的儀器、設備，同時又用于生產經營，研發人員又具生產經營身份，客觀上造成設備折舊、人工成本、燃料、材料、動力等費用不能準確核算、合理歸集，導致研發費用政策大打折扣。

5.減稅降費政策優惠領域法定性不足。如所得稅加計扣除、鼓勵小微企業、綠色轉型等優惠政策相對比較集中的出現，又多與其他稅收優惠政策疊加，有失政策的嚴肅性。再如，我國現行有關包括稅收優惠政策在內的科技創新優惠政策僅限于規范性文件的效力層級，尚未真正提到專項立法的法律層面。同時，因規范性文件存在零星分散的先天不足，存續性、整體性較差，致使科技創新優惠政策體系不完整。

四、推動高質量發展減稅降費政策的調整方向

（一）在減稅降費政策的前瞻性方面持續用力

1.調整生活必需品增值稅優惠稅率?？梢詢炏葘﹃P系到民生保障的醫保類藥品、公用事業的水電、煤、家庭生活必需品等實施優惠稅率甚至零稅率，進一步降低居民生活性消費開支類貨物、勞務增值稅稅率，減輕低收入階層的生活成本。

2.優化消費稅征收范圍和稅率結構。及時將高端消費產品或服務納入征稅范圍，比如包船出海、購置國外豪華游艇等。剔除不適合繼續征收消費稅的應稅產品，比如化妝品、護膚用品、黃金首飾等。適時調整消費稅的稅率結構，提高不同商品的稅率差距，提高調節精準性。

3.完善生態環境保護的稅收政策。環境保護稅方面將揮發性有機物等污染防治任務較重的污染物列入征稅范圍；資源稅方面，征收項目可擴展到森林、草場、灘涂等各種自然生態空間上；適時考慮開征碳稅，可以借鑒國際經驗，對能源礦產資源稅以及成品油消費稅進碳稅改造，也可以在環境保護稅中設置二氧化碳稅目。

4.繼續優化環保稅“減征”政策。建議繼續對環保稅“減征”條款進行優化，將首次享受“減征”的排放標準降至10%-20%；在降低首次減排標準的基礎上，建立減排激勵機制、縮小排放級距，減排標準級距保持在10%。

5.健全涉農稅收優惠激勵機制，完善鄉村振興優惠政策。在對農業產品初加工免征企業所得稅的基礎上，對花卉、茶以及其他飲料作物等深加工企業免征部分增值稅和全額免征企業所得稅，對農機的生產、農用三輪汽車、低速載貨汽車的生產批發零售免征增值稅；加大鄉村產業優惠力度，建議加大對生態旅游、精品民宿、森林康養、田園綜合體、交通物流、農產品倉儲設施等鄉村產業增值稅、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所得稅減免，對鄉村產業宣傳費、廣告費支出加大企業所得稅加計扣除比例。

（二）在減稅降費政策的持續性方面持續用力

1.進一步完善增值稅抵扣制度。從短期看，建議首先應取消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簡易計稅方法，全面實行增值稅抵扣政策，推進增值稅抵扣鏈條完成；建議將一般納稅人銀行貸款利息支出、招待費、交通費等全部納入抵扣范圍。從長遠看，應適時打破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和小規模納稅人的劃型壁壘，推進全行業、全稅種、全鏈條抵扣。

2.加大增值稅留抵退稅力度。建議對全行業實施增值稅留抵退稅全額退稅政策，且將政策固定下來，采取依企業自愿作為常規政策執行，從源頭上減少政策性因素形成的留抵退稅，既能直接減少企業資金占用，又能間接補齊增值稅制度建設的留抵退稅政策短板。

3.增強稅收優惠政策的靈活性和精準性。建議參照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農村資金互助社等金融服務收入直接享受簡易計稅方法按照3%征收率繳納增值稅的稅收優惠。也可以參照對中國農業銀行納入“三農金融事業部”改革試點的各縣域支行，提供農戶貸款、農村企業和農村各類組織貸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可以選擇適用簡易計稅方法按照3%的征收率計算繳納增值稅的規定，將市州所在地農村商業銀行納入“三農金融事業部”改革試點，享受該項稅收優惠。

4.進一步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和所得稅扣除政策。在勞動所得方面制定更大力度的稅收優惠，擴大對工薪所得的稅收優惠力度，建議再提高工薪收入的抵免額度，合理調整生計費用和專項附加扣除標準，實行生活消費限額扣減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大力刺激全民消費。提高企業招待費、職工工會經費等稅前扣除比例或扣除額。

（三）在減稅降費政策的執行力方面持續用力

1.積極應對稅惠政策帶來的財政減收壓力。一方面要落實好減稅政策，涵養稅源。抓緊抓好財源建設，著力培育穩定可靠的骨干財源和群體財源，增強財政收入后勁。另一方面在開源節流、壓縮支出總量、優化支出結構、不斷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的同時，加大資金統籌和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減輕財政壓力。針對留抵退稅壓力，建議延續2022年退稅資金中央財政補貼政策，使補貼政策與留抵退稅政策相匹配；或充分考慮經濟不發達地方的財政困難，出臺新的留抵退稅補貼政策，并常態化執行。

2.繼續抓好政策落實和風險防控。堅持應享盡享，對于符合退稅條件的納稅人，秉承實事求是原則，做到應退盡退；堅持愿享盡享，在不增加納稅人負擔的前提下，通過日常輔導了解納稅人真實意愿，在充分尊重納稅人的基礎上做到愿退盡退。同時，對前期已抵退稅的納稅人進行復盤分析，加大政策落實過程的監督管理。

3.減少制約因素，擴大享受范圍。針對退稅條件制約的問題，建議放寬企業信用等級特別是M級企業的評定條件和簡化評定流程，盡快補充完成對企業信用等級的重新評定，以便更多企業得到實惠。

4.堅持實質重于形式，降低研發費用核算難度，放寬“三新”認定條件。建議在明確研發費用加計扣除范圍的同時，適當放寬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的限制性條件。堅持實質重于形式原則，結合企業實際，在科技部門予以認定的前提下，減少對研發支出準確核算及合理歸集的要求，適當增加靈活度，切實保障相關優惠政策在企業能夠落地，從根本上激發企業科技創新的動力。

5.增強稅收優惠政策的法定性，提高政策執行力。堅決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并將其貫穿于各項政策中，才能夠避免減稅降費政策執行的隨意性、人為性和短期性，避免政策頻繁變動甚至相互沖突，有效避免減稅降費政策頻繁“打補丁”，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