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個稻草人嗎

陳正宏

說起屈原，很多人會聯想到端午節——據說農歷五月初五的那個節日，是為了紀念他而設的，那一天是他辭世的日子。再深入一點，大部分朋友會記得屈原寫過一首著名的長詩《離騷》，其中像“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那樣的名句，曾是不少讀者中學時代的作文題。

但細究屈原的生平和作品，會發現那些較早出現的相關文獻里，存在好多的謎團。

現存屈原最早的傳記，是《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的前半篇。這篇傳記記載，屈原單名平，是“楚之同姓”，也就是楚國的貴族，早年在楚懷王手下擔任“左徒”的官職，見識既廣，記性又好，很懂治國理政之道，還擅長表達。他入宮跟懷王一起商議國家大事，協助對外發布號令；出門則忙著接待外賓，跟諸侯國周旋。楚懷王曾派他起草類似國家大法一類的綱領性文件，遭到同僚的嫉妒和誣告，屈原因此被邊緣化。這之后，就發生了震驚楚國朝野的事件——楚懷王被為秦國出謀劃策的張儀所騙，失地于秦，身死異國。再后來懷王之子頃襄王繼位，又讓自己的弟弟子蘭做了相當于宰相的令尹。不料子蘭特別不喜歡屈原，指使人在頃襄王跟前說屈原的壞話，結果頃襄王一怒之下，把屈原趕出了宮廷。最終，屈原只得在悲憤中懷抱石頭投汨羅江而死。

令人迷惑的是，《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的前半篇在講屈原的生平大概時，兩次插入了篇幅不太短的評論性文字：前一段出現在懷王時期，是對屈原的《離騷》的評論，文筆很不錯，有“《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那樣凝練的名句；后一段出現在頃襄王登基后，討論的是君臣關系和忠君意識，但敘事和評論混雜，而且不知為何又把時空退回到楚懷王時代，還提到了當時屈原有被流放的經歷。因此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學術界對屈原究竟被楚王放逐過一次還是兩次頗有爭論，不少學人也對《史記》這一篇屈原傳的真實性產生懷疑。近代以來，又有極少數的人，進而懷疑屈原不是真實存在過的歷史人物，只是一個箭垛式的稻草人。

無獨有偶。盡管今天我們提到《離騷》就很容易把它跟屈原聯系起來，但《離騷》以及為人熟知、同樣歸在屈原名下的詩作《九歌》《九章》等，追溯上去，現存最早的文本，都只能追溯到六朝時候的詩文總集《昭明文選》。因此直到今天，還有西方漢學家懷疑，《離騷》那樣長的詩篇，恐怕不是戰國時候屈原寫的，而是漢朝人用多個模塊化的斷章拼合而成，附會到屈原身上，并進而編就了《楚辭》。

針對上述種種懷疑，現代中國的許多《楚辭》專家做了大量的考辨探源工作。我們因此知道，司馬遷寫的屈原列傳中間混入的兩段文字，來源于同時代一篇解釋評論《楚辭》的文獻——西漢劉安遵漢武帝之命撰寫的《離騷傳》。太史公引《離騷傳》而造成整篇屈原傳出現矛盾的說法，是因為漢代流行的有關屈原的故事，源頭雖然是楚國當年的文獻，但這類文獻，是在秦楚交戰且有所忌諱的形勢下書寫的，其中對于故事發生的時間，做了有意的提前以避禍——換言之，如果把《離騷》等作品的撰寫年代下移至楚頃襄王時代，很多問題就能比較清楚地解釋了。

屈原作品現存最早的文本雖相對晚出，但在當時，其得意弟子宋玉已既搜羅保存乃師作品，又續寫了跟《離騷》很有關系的《九辨》。進入西漢王朝，朝野對《楚辭》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脊虐l現的安徽阜陽漢汝陰侯夏侯灶墓，出土有屈原《離騷》殘簡4字，《涉江》殘簡5字，墓主夏侯灶是漢文帝時人；到漢武帝時，又有司馬遷《史記》，對屈原辭賦加以引用和譽揚，可見屈原作品流傳有緒。這樣傳至東漢，王逸為整部《楚辭》作了逐章逐句的注解，成《楚辭章句》一書。其書雖不存，但宋代學者洪興祖續寫《楚辭補注》，大量引用《楚辭章句》意見。通過這些雖不免有所缺失但流傳有序的歷史文本，屈原及其作品的原本面貌，得以展現在今人面前。

在很多中國人心中，屈原是一面旗幟。（張雅云 / 繪）

這其中特別有意味的，是有關屈原晚年生平的一種意見。那是復旦大學蔣天樞教授在上世紀60年代初經過細密的考證后提出來的。他認為《史記》屈原傳后半部分寫到的令尹子蘭，其實就是春申君黃歇，他是頃襄王的弟弟，也是屈原的政敵。而春申君之所以跟屈原作對，是因為他在秦國已經步步緊逼的危難時刻，主張的不是堅決的合縱抗爭，而是跟秦講和割地。屈原對令尹子蘭講和舉措的反應，《史記》的屈原傳里雖然沒有寫，但在《楚辭》所收屈原作品里，留下了不少線索。歸納相關考證的結果，屈原在楚頃襄王時代的流放，其實很可能是他跟頃襄王商量之后的一種自愿流放，目的是到已被秦占領的當時所稱的江南一帶，從事反秦復楚的地下軍事動員。不幸的是，屈原最后被春申君出賣，由春申君主導的向秦奉獻楚國州陵縣以求和的計劃，使得屈原北歸的道路被突然阻斷，并有被秦軍活捉的危險，屈原在萬不得已的情形下才投汨羅江的。據此考證，可以很自然地得出結論：屈原當然不是稻草人。

從漢代到現代中國，屈原一直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響。站在統治者的角度，特別關注的，是他對于國君的忠；就知識階層而言，引起共鳴的，主要是他不同流合污的高貴氣質、理想操守和獨立人格。而對于更廣泛的大眾來說，屈原是一面旗幟，愛國主義的旗幟。

循著這一意見重讀《楚辭》，其中所收大部分屈原的作品，都可獲得嶄新的解釋。像《離騷》中的“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所寫的死亡威脅，不是夸飾之語，而是身處異常危難的敵后處境里的寫實之詞。其不忘初心的無悔表達，也絕不是個人的矯情，而是對自己為祖國擺脫強敵入侵而不屈抗爭的真實記錄?！秶鴼憽防铩罢\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一節，不單單是在寫眼前的出征戰士如何英勇威武、剛毅不屈，其間飽含著屈原個人躬身入局的悲壯心緒：既已潛入敵后，就要以即使戰死魂魄也將化為鬼雄的豪邁氣概，直面嚴酷現實。至于《九章》的《哀郢》篇里“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望之”諸句，《抽思》篇里“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一語，前者以倦鳥歸林、狐死首丘為喻，把對家鄉故土的深厚眷戀，跟個人遭受不公依然關心國事的復雜心情熔鑄為一；后者用靈魂一晚上要飛去九回的寫法，表達對郢都淪陷后的無奈與悲憤。

以此我們再去看被太史公抄入《史記·屈原賈生列傳》里的《離騷傳》的第一段文字，如說《離騷》中表現的屈原之志向，“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還有王逸的《楚辭章句》里，贊美屈原的作品“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刊不滅者”；敘述屈原身后，“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音同敏）其志也”，當然也就都不是純文學的泛泛之辭了。

從漢代到現代中國，屈原一直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響。站在統治者的角度，特別關注的，是他對于國君的忠；就知識階層而言，引起共鳴的，主要是他不同流合污的高貴氣質、理想操守和獨立人格。而對于更廣泛的大眾來說，屈原是一面旗幟，愛國主義的旗幟。任何一個時代，只要出現強敵環伺的困境，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讀書人，就會想起屈原，想起他毅然站出來，對最強悍的對手說不。而對于經歷不同的個體而言，屈原“長嘆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的真情表述，顯現了他有一種難得的與普通人共頻的同理心，他以此成為中國人心頭一種永恒般的存在，是普通人堅信君子終將戰勝小人、光明終會驅除黑暗的重要的精神支撐。

屈原和他不朽的作品，還為漢字文化圈帶來了生生不息的優美文體和語詞。騷體辭賦的歷史源遠流長，自不必說。從《離騷》里“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禮魂》里“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那般香草美人式的隱喻，到《少司命》里“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的人生感悟；從《橘頌》里“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的理想品德，到“魂兮歸來”的深情呼喚，都顯示了屈原通過作品賦予漢語強大而持久的生命力。

回望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代末期，既不乏智者，也頗多“流氓”，當然更多的是蕓蕓眾生。像屈原這樣，既有不凡的政治才能，又會動筆且寫作水準一流的，是不多見的。最難得的，是身處那樣一個渾濁的世界，他卻依然不改初衷，至死保持著高尚的青松氣質和紅梅品格。他像一個路標，指示后來的中國人，哪怕粉身碎骨，也要彰顯自己堅守的正義，捍衛自己的祖國，祖國的尊嚴就是個人最高的尊嚴。

（編審 張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