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強國的核心要素、建設短板與發展建議

何德旭 龔云 鄭聯盛

(1.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北京 100006；2.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北京 100710)

2023年10月底，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了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的戰略部署，金融強國成為2035年階段性目標和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金融強國應當基于強大的經濟基礎，具有領先世界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綜合國力，同時具備一系列關鍵核心金融要素，即：擁有強大的貨幣、強大的中央銀行、強大的金融機構、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強大的金融監管、強大的金融人才隊伍。在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中，資本作為一種要素，金融市場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機制，將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金融強國是融合金融政治性、人民性和專業性的重大戰略。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這本質上說明了金融對經濟發展的支持功能，以及金融穩定是經濟穩定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也與金融發展的傳統理論相互契合，即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存在互相影響、良性互動的關系(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Shaw，1973)。在新發展階段，金融發展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需求，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是匹配多樣化金融需求的必要途徑(鄭聯盛，2019；鄭聯盛，2023)，統籌金融發展與金融安全則是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何德旭和張雪蘭，2023)。

清晰認識金融強國的科學內涵、目標體系，科學客觀分析我國金融體系和金融強國建設中存在的短板與約束，進而提出具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是金融工作的基礎性任務。在簡單引言之后，本文將分析金融強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其后著重剖析我國在金融強國建設中面臨的短板或問題，最后結合我國發展實踐和國際經驗提出加快金融強國的政策建議。

一、金融強國的基本內涵與核心要素

(一)金融強國的定義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金融強國應當基于強大的經濟基礎，具有領先世界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綜合國力，同時具備一系列關鍵核心金融要素。一般地，從世界大國興衰的規律來看，具有強大競爭力的現代化強國必須具有經濟、科技和國防三大硬實力，以及制度和文化兩大軟實力。我國要建成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必須實現經濟強國、科技強國、制造強國、國防強國和文化強國等目標。經濟強國、科技強國、制造強國等是建成現代化國家的基本支撐，是物質文明的基本體現。這些目標的實現亟待人才、資本、土地、技術和數據等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有效融合。作為資本要素配置的核心，金融高質量發展、金融功能充分發揮以及金融強國建設是經濟強國、科技強國和綜合國力提升的內在要求?？梢?，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金融強國的論斷與世界歷史發展的經驗和潮流是共洽的。

回顧世界發展歷史，世界現代化強國無一不是金融強國，金融強國是具有強大競爭力現代化國家的重要特征和內在需求。當今世界的現代化強國，如美國、德國、英國、日本、法國等，都具有強大的現代金融體系，都擁有世界性的金融中心，都聚集了大量金融要素資源(趙彥云，2000)。美國更是如此，貨幣(美元)、科技和國防成為美國國際競爭力中最突出的三大支撐。我國要在2050年建成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就必須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加快建設金融強國。

什么是金融強國？金融強國是一個國家金融體系具有高效資源配置機制和全球金融資源鏈接能力的地位和狀態。一般地，金融強國在金融領域的硬實力和軟實力都要十分突出且具有全球引領性。在硬實力方面，金融強國要擁有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金融機構、強大的金融市場和多樣化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典型的表現就是擁有較多的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化的金融資源配置機制。金融強國要擁有強大的金融機構和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在軟實力方面，主要體現為一個國家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國際影響力和金融創新能力。影響力主要體現為在國際貨幣體系、金融市場和國際金融事務中的地位和作用，能實質性影響國際金融格局，對國際貿易、投資和資本流動等具有重大影響，同時在國際金融組織、全球金融規則、國際金融監管和國際宏觀政策與財金合作中起到引導作用。創新力主要體現在金融創新能力和科技應用能力，比如在數字經濟時代，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金融科技的應用和規范處于全球領先地位。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精神，強大的貨幣、強大的中央銀行、強大的金融監管和強大的金融人才隊伍等是金融軟實力的基本組成。

(二)金融強國的關鍵核心金融要素

理論上，一個國家要在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和金融服務等領域具有國際整合力、全球競爭力和全球影響力，其金融系統要具有充分且國際化的資金融通和資源配置功能，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產品定價功能、國際化的貨幣、國際引領性的金融制度制定權以及顯著的金融風險應對和修復能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金融強國應當基于強大的經濟基礎，具有領先世界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綜合國力，同時具備一系列關鍵核心金融要素：強大的貨幣、強大的中央銀行、強大的金融機構、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強大的金融監管、強大的金融人才隊伍。

1.強大的貨幣

貨幣是金融的根基。強大的貨幣的基本特征是貨幣信用強，貨幣幣值相對穩定，國際使用程度高。貨幣是交易的媒介，幾乎所有金融活動都是建立在貨幣的基礎之上，金融本質上就是以貨幣為基礎的經濟活動形式，核心是貨幣在經濟體系中的流通與交互。在信用本位下，主權貨幣在金融發展中具有基礎作用，不僅是國內經濟金融活動的核心載體，而且是國際經濟金融活動的主要載體。一個國家金融體系的強弱，基本的表現就在于主權信用高低和主權貨幣的廣泛使用程度大小?？v觀世界強國崛起的歷史，一國貨幣國際地位的變化往往伴隨著一國的興衰。早在17世紀，荷蘭憑借著在全球貿易上的地位率先崛起，荷蘭盾一度成為世界貿易的主要貨幣；隨后經由工業革命崛起的英國開啟金本位制度，英鎊成為新的國際貨幣；二戰后美國通過布雷頓森林會議，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即使是遭遇次貸危機，時至2022年末，美元信用本位仍在以其強大的實力影響著國際貿易、投資和資本流動，同時對外圍國家產生顯著的政策外溢效應。更值得注意的是，國際社會還呈現出一定的美元化趨勢，個別國家或地區甚至實施盯住美元的貨幣局制度。在經濟全球化、經濟金融化、金融全球化趨勢中，貨幣主權信用強、國際地位高、購買力穩定是本國在全球化潮流中保持競爭力的基本保障，亦是影響經濟實力與國際地位的重要因素。

2.強大的中央銀行

中央銀行負責調控貨幣總閘門，是現代金融體系的核心標志。幣值穩定是強大中央銀行的基本體現?，F代中央銀行基本承擔了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的雙重職能，部分中央銀行還承擔金融穩定、國際收支平衡等職能。物價穩定及其背后的幣值穩定是中央銀行的核心目標，也是締造強大貨幣的基本邏輯。理論上，錨定物價規則是穩定市場預期、保障央行公信力以及實現長期價格穩定的有效方式，即通脹目標制，包括資產價格在內的諸多金融變量只有影響通脹及其預期才需納入到貨幣政策框架之中。在這個邏輯之下，貨幣政策以物價穩定為目標，“單一目標與單一工具”為支撐的通脹目標制成為諸多大型經濟體的政策選擇，近40個經濟體選擇了通脹目標制或彈性通脹目標制。雖然我國不是實行通脹目標制的大型經濟體，但是，管住貨幣總閘門，確保幣值穩定是強大中央銀行的基本任務，是強大貨幣的基礎支撐。

宏觀審慎管理是現代中央銀行的重大任務。實際上，中央銀行職能的“初衷”就是應對重大金融風險，實現最后貸款人職能，保障金融體系穩定性。中央銀行具有維護金融穩定的“天然”職能?！秱惏偷诮帧飞鷦拥孛枋鲋醒脬y行危機救助和最后貸款人的職能：“當警鐘敲響之前，我們必須始終擁有隨時可以動用的準備金，以幫助我們走出恐慌?！敝醒脬y行的最后貸款人職能更多體現為對金融市場流動性風險的應對和處置上。對于我國，現代中央銀行制度需統籌更多的目標，要實現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等目標。在我國現代金融體系發展中，中央銀行需要承擔金融穩定職能，是宏觀審慎政策的牽頭部門。堅守貨幣政策基礎框架，強化金融穩定職能，健全貨幣政策職能與金融穩定職能的鏈接機制，保持物價基本穩定，有效防控金融風險，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水平，統籌物價穩定、經濟增長與金融穩定“多目標”，是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

在開放條件下，系統性風險應對能力強，宏觀審慎政策有效，即保障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的制度保障、資源儲備和政策能力要強，是強大中央銀行的基本要求。脆弱性是金融固有的屬性，只追求配置效率而忽略金融脆弱性爆發的后果可能誘發經濟和社會的崩潰，金融資源配置的效率性與穩定性必須得到平衡關注。風險最小化和效率最優化是金融發展的核心。金融強國的內涵不能僅注重資源配置效率本身，還應該包括較強的穩定性以及應對金融不穩定的政策能力，即金融系統應對風險的能力充足。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這一能力更為重要。一方面，金融安全問題日益突出，特別是在開放條件下，金融基礎設施、政策獨立性、資產安全等的威脅較為突出；另一方面，全球市場融合和金融資源跨境流動伴隨風險傳染性，金融系統的潛在脆弱性加劇，危機區域化和全球化趨勢明顯。為此，金融強國的“強”之內涵必須把應對金融系統風險和金融安全威脅的能力“強”也考慮在內。

3.強大的金融機構

金融機構是金融強國建設的重要微觀基礎。金融體系的期限轉換、信用轉換、流動性轉換和風險轉換等核心功能，本質上起著資源配置作用，是金融體系存在、發展和服務實體經濟的關鍵。金融結構是各種金融工具、產品、服務和金融機構等的相對規模以及制度安排，其中金融機構處于基礎地位。長期以來，經濟高速增長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成就，但是，高速增長模式需要一個能夠迅速、高效、可控地進行期限轉換、信用轉換、流動性轉換和風險轉換的金融體系與之相匹配，以銀行機構為核心、間接融資為主要融資方式的金融體系就成為中國金融體系的本質特征?？上驳氖?，我國4000多家銀行機構構成了全球第一大銀行業，2023年末我國銀行業資產規模達417.3萬億元。2023年11月金融穩定委員會公布2023年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29家名單中，我國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和交通銀行位列其中。近年來，我國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綜合競爭力穩步提升。

以全球第一大銀行業為支撐的金融機構體系，也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銀行業機構大而不強；第二，服務于創新的直接融資型金融機構整體偏弱。第二個問題的影響可能更為廣泛且深刻。我國經濟增速換擋使得資產配置久期可能拉長，間接融資方式相對直接融資方式將面臨更加顯著的期限錯配難題，金融結構亟待調整。不同金融結構發揮的各項功能存在差異性，這使得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聯結構和程度存在差異。比如，不管是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還是資本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對于金融風險都存在短期的負面反饋機制。但是，資本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通過資產價格上升效應能夠更快從負面沖擊緩解過來，而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則需要更長時間來修繕資產負債表及其服務功能(Allen et al.，2001)。更重要的是，發展模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將導致金融結構的變化，高質量、創新型發展需要更多長期性資金和股權類投資，如何打造一流投資銀行成為現實且急迫的任務。

4.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

金融強國要求其金融系統資金融通和配置資源的功能要強，要具有全球資源統籌配置的能力，其中，國際金融中心是最典型的載體。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體現在金融系統定價權的強大上，特別是國際市場定價能力和交易權力要強。是否具有龐大而高效的金融市場和具有系統影響力和定價權的國際金融中心是衡量一國金融體系是否強大的重要依據，發達的金融市場不僅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能夠影響資金流動，還能決定資產價格，從而表現出強力的金融系統定價權(陸磊，2015)。國際經驗表明，金融強國及其國際金融中心往往具備這種對國際市場的強大影響能力和對金融產品的強大定價權力。比如，美國國債被認為是全球無風險資產，其他資產價格都以美國國債作為定價的“錨”。再比如，英國和美國占據外匯市場的定價權。根據BIS截至2019年4月的報告，英國在全球外匯市場的日均交易額達到3.58萬億美元，位居全球第一，美國日均交易額1.37萬億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中國是全球原油最大進口國，但原油定價也主要由美歐主導，并且是以實際交割數量非常有限的期貨市場作為主導性定價市場。

5.強大的金融監管

強大的金融監管是金融強國建設的有力保障。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加強和完善現代金融監管，強化金融穩定保障體系，依法將各類金融活動全部納入監管，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更是強調，要全面加強金融監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我國需要構建一個與中國式現代化需求相匹配的現代金融監管體系。一般地，現代金融監管包括宏觀審慎管理、微觀審慎監管、保護消費權益、打擊金融犯罪、維護市場穩定、處置問題機構等方面。

金融監管最重要的功能是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守住全局性金融安全的紅線，在公正、統一、規范的金融監管體制下，維護三個方面的金融穩定，分別為金融市場的平穩運行、金融機構的穩健運營以及金融交易的順利進行?，F代金融監管的核心之一就是要確保金融穩定，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保障金融安全，維護好金融市場、金融機構和金融交易的有效和穩定運行(鄭聯盛和劉賢達，2023)。為了確保金融穩定，在宏觀層面需要強化宏觀審慎管理，著重對順周期效應和系統重要性等進行有效應對，強化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要求，弱化不同類型金融機構的內在復雜性，確保系統穩定；在微觀層面需要加強微觀審慎監管，全面加強機構監管、行為監管、功能監管、穿透式監管和持續監管，提升監管有效性。更為重要的是，在我國新的金融管理框架中，宏觀審慎管理和微觀審慎監管分屬不同的部門，兩者要更加注重統籌協調、有效融合，共同確保金融穩定。

加強和完善現代金融監管，要著力強化“五大監管”。一是機構監管。機構監管指的是按照不同機構來劃分監管對象，分別由不同的金融監管部門對不同機構的金融活動進行監管。強化機構監管，有利于避免不必要的重復監管，減少監管資源的浪費，降低監管成本，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監管功效。此外，機構監管還有助于避免各金融機構之間的風險傳導，維護金融安全。二是行為監管。行為監管指的是政府通過特定的機構，對金融交易行為主體進行的某種限制或規定，是關于金融產品交易者以及市場交易方面的政府規制。行為監管與審慎監管相對應，更強調對違法違規行為的檢查、處罰，保護好金融消費者權益。強化行為監管可以更好發揮監管問責的作用，對違法亂紀的責任人進行嚴肅追責，樹立金融監管威信，在金融監管領域正風肅氣。三是功能監管。功能監管指根據金融產品的性質及金融體系的基本功能設計金融監管方式和方法，以商業行為來劃定監管邊界。與機構監管相比，強化功能監管可以做到金融監管標準的公正統一，進一步提高金融監管的公平性，減少套利行為。四是穿透式監管。穿透式監管的含義是監督金融市場中的所有參與者，包括金融機構、市場參與者和投資者，穿透金融市場的各個層面，以確保市場的公平、透明和合規運作?！按┩甘奖O管”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對投資者的“穿透”，即在由監管失效造成多層嵌套的情況下，穿透識別最終投資者是否為“合格投資者”；第二，對產品的“穿透”，即從監管比例、投資范圍、風險計提等角度穿透識別最終投資標的資產是否合格。最終穿透式監管可以同時穿透上下兩個方向進行監管，向上穿透核查投資者，向下穿透核查投資標的，即底層資產。強化穿透式監管，可以深入了解市場的各個方面，進一步識別潛在的風險和不當行為，并采取相應措施來維護市場秩序和保護投資者利益，有助于提高市場的透明度、穩定性和安全性。五是持續監管。持續監管強調監管在時間上的連續性，如對金融產品發展和金融風險變化等進行持續性監管，目的在于保證金融市場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強化持續監管，要注意兩個方面：第一，要加強金融監管政策的穩定性，在政策實施上保持金融監管的持續性；第二，要注重金融監管行為的連續性，向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等傳遞明確的政策和監管預期，從而進一步提高金融監管的成效。

6.強大的金融人才隊伍

金融系統本質是一個以資本為核心要素、以人才為基礎支撐、以制度規范為核心保障的復雜系統。作為現代經濟的血液，金融具有很強的專業性，需要一支強大的專業隊伍。金融業務和金融服務的競爭本質上是金融人才的競爭，金融系統所有的制度、規范、標準和規則等都是金融人才發揮專業性的結果。

金融強國需要擁有強大的金融人才隊伍，才能擁有金融制度的主導權力，尤其是國際金融市場或體系的制度、規則、標準制定或“立法”權力。制度性話語權是指一個國家在全球金融制度的形成、發展和變革中的主導作用與影響能力(楊松，2017)?；仡欉^往，國際金融歷史就是金融強國主導制度性話語權、制定一個又一個“游戲規則”的歷史，金融秩序更迭也主要是金融強國制度性話語權的更迭。從最早的英國金本位制規則，到二戰后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再到當前國際金融多元發展格局，新興國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雖在一定程度削弱了美歐在國際金融秩序上的制度性話語權，但是仍然無法撼動其主導性影響力。無法否認的是，金融弱國無法引領和主導國際金融秩序的格局演變。首先，金融弱國必須被動接受金融強國制訂的既定規則才能參與到國際金融活動中；其次，金融強國制定的規則更多考慮本國利益，可能損害弱國利益或對弱國造成多重影響；最后，金融弱國較難對金融強國的政策外溢性做出有效的政策應對，特別是對核心貨幣國的政策外溢基本處于被動接受狀態?？梢?，以金融人才隊伍為支撐、以擁有制度性話語權為代表的金融制度主導性是建設金融強國的重要特征。

(三)金融強國的重要作用

金融體系是以資本為要素、以金融市場為依托、以資源配置為核心功能的復雜系統，同時是一個連接內外兩個市場、統籌內外兩種資源的內外經濟互動載體。金融強國在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第一，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脈，金融高質量發展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核心保障力量。資金融通是金融的基礎功能，資源配置是金融的核心功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能夠發揮“連通器”和“放大器”的作用，迅速將儲蓄轉化為投資，形成資源配置的“加速器”效應。強化資金融通的基礎作用和資源配置的核心作用是建設金融強國的首要任務，金融能夠發揮強大的資金融通和資源配置功效是金融強國的最本質特征和最突出的重要性。建設金融強國，發展金融市場，健全金融功能，提高金融效率，提升金融服務高質量發展的能力和水平，是中國式現代化必不可少的支撐條件。

第二，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現代化金融體系是我國提升國際競爭力的基礎支撐。一個國家的主權貨幣信用強、幣值相對穩定、國際使用程度高，是該國與外部資源和外部市場有效互動的基本前提。一個國家的定價權特別是國際市場定價能力和定價權力，決定了該國在國際金融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一個國家的金融市場規模大、功能強，就能為國際儲蓄者、投資者、實體企業、金融機構和其他主權國家提供資金融通的便利渠道，也是該國統籌全球資源的重要載體。發展金融市場、健全金融功能、建設金融強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可或缺的支撐條件。

第三，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建設金融強國是維護國家金融安全最可靠的現實保障。一方面，在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背景下，金融強國是應對金融體系內生風險傳染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金融強國是應對個別發達國家宏觀政策不對稱外溢沖擊的有效保障。建設金融強國，以發展促穩定、以發展保安全、統籌發展和安全，是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內在要求。

第四，金融制度是經濟社會發展中重要的基礎性制度，現代化金融制度是一個國家在國際治理體系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要表現。金融制度的壟斷性強、滲透力大、關聯性高、影響力顯著，誰擁有了國際金融市場制度的“立法權”，誰就能夠占據國際經濟金融治理的先機。一個國家在全球金融體系演進、發展和變革中的主導作用與影響能力如何，主要看該國在金融制度中的話語權大小。以擁有制度性話語權為代表的金融制度主導性是建設金融強國的重要特征。建設金融強國，為全球金融繁榮和穩定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是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重要任務。

二、我國建設金融強國的進展與短板

(一)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金融系統

1.經濟發展為金融強國建設提供扎實支撐

相對于西方數百年的現代化歷史，我國現代化進程非常之短，現代化金融體系建設的進程更短。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隨著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與美國經濟金融系統的差距正在縮小。我國經濟規模與美國的比例從2012年年末的52.5%提升至2021年年末的77.1%，達到改革開放以來之新高。由于美元升值等多重因素影響，2022―2023年我國經濟規模與美國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是，東升西降的整體態勢是不變的，是一個波浪式發展、曲折式前進的進程。經濟興，金融興，經濟發展為金融發展提供了真實需求，是金融體系發展和金融強國建設的基礎支撐。

2.我國已成為金融大國

以強大經濟實力作為支撐，我國金融部門與美國的差距也在縮小。我國金融體系總體上已成為全球第二大金融系統，已成為世界金融大國。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來看，2011年年末，我國金融發展指數為0.51(最高分為1)，美國金融發展指數達0.89，中美差距為38個基點。2021年年末，我國金融發展指數為0.67，美國金融發展指數為0.91，中美差距縮小至24個基點。1

在銀行業方面，2016年以來，我國銀行業超越歐元區，成為全球第一大銀行業。截至2023年3季度末，我國銀行業資產規模約為57.1萬億美元，是美國的2.5倍左右。在債券市場方面，2019年6月末，我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債券市場。中美債券市場規模之比從2012年的10.8%迅速提升至2022年末的45.6%(2023年降為40.3%)。在股票市場方面，中美股票市場市值比例從2012年的19.5%提高至2022年末的約29%(2023年降為24.9%，全球第三位，位居歐元區之后)。2在保險業方面，我國保費收入于2017年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保險市場，保險業總資產已經從2012年底的7.4萬億元上升至2023年3季度末的29.6萬億元。3在貨幣國際影響力方面，人民幣于2016年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以10.92%的權重成為第三大貨幣，2022年8月進一步上調至12.28%，同時美元權重由41.73%上調至43.38%，歐元和日元的權重則進一步萎縮。

(二)我國金融強國建設存在的短板

1.資產擴張驅動發展模式亟待改革

雖然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金融系統和世界金融大國，但是，我國金融體系整體上仍是一個以規模、數量、速度為驅動的發展模式，國際競爭力仍相對偏低，離金融強國仍有較大差距，與中國式現代化和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相比仍有較大差距。2012年至2022年末，美國銀行業資產擴張1.71倍，其中貸款擴張為1.81倍，而我國銀行業資產擴張超過2.82倍，其中我國貸款擴張約3.4倍。42021年，中美銀行業資產收益率分別為0.61%和1.27%。5我國銀行業貸款增速顯著高于資產增長，占總資產比重較大，反映出我國銀行業是一種以信貸資產擴張為主導的發展模式。

這種模式與發展型政府主導下的金融發展路徑是緊密相關的，的確與我國作為后起國家的追趕策略是相匹配的，并且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貢獻。但是，這種金融發展模式存在內生的順周期效應，其長期發展受制于金融資源投入的產出效益特別是信貸擴張下的資產回報率。一旦經濟周期存在較強下行壓力，銀行信貸需求可能出現收縮，企業或家庭也可能出現主動去杠桿，從而使銀行體系陷入一個信貸需求不足的負反饋螺旋，同時銀行業資產質量可能顯著惡化，銀行體系資本金補充壓力驟升，風險將可能顯著加大。以規模擴張為支撐的金融發展模式較難持續，也將弱化金融強國發展的動能。為此，轉變發展模式，著力提升金融發展質效，有效防控金融風險，確保金融機構穩健、金融市場有效和內外互動順暢，是我國金融高質量發展和金融強國建設的內在要求。

2.金融市場資源配置功能亟需加強

金融強國最核心的特征是市場體系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金融市場是各類要素市場中最活躍的領域，應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整體是在探索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道路，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最具有特色的就包括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統籌等。十八大以來，我國進一步明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以及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政策戰略?；诖?，中國金融體系中的市場與政府關系也在動態發展之中，特別是在政府作用下的金融系統經濟調節功能成為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基礎保障之一，并且逐步演化為發展型政府主導下的金融發展模式。發展型政府主導下的金融體系，以快速資源動員機制和高儲蓄高投資轉換機制，有力支撐了中國經濟后發優勢和趕超策略。

中國金融發展的邏輯主要是由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所決定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這同樣也是金融系統發展的主要矛盾，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一是金融行業取得巨大發展成績，但金融市場功能有待進一步提升，特別是金融系統的信號、定價和資源配置功能亟需加強。二是銀行部門成為全球第一大銀行業，但銀行部門服務高質量發展的質效亟待提升；同時，我國直接融資體系有待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設和長期股權性資本的供給亟待加強。三是國內金融部門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但金融對外開放有待進一步深化，特別是金融高水平對外開放亟待加強。金融體系的國際化程度和全球化關聯仍相對較弱。四是我國金融系統已成為全球第二大金融體系，但與國際金融體系多樣化產品和服務需求相比仍然具有較大的供給差距，特別是跨境金融服務的能力亟待提高。五是在國際重要金融市場中，中國金融系統缺少足夠的定價權和交易權，國內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受國際金融市場價格波動的負面影響較為明顯。

長期以來，我國金融部門通過支付清算、資金融通、風險管理、經濟調節和內外關聯等途徑來服務實體經濟，并為經濟發展做出巨大的貢獻。然而，我國金融部門缺乏全球領先的創新機制、商業模式、盈利模式和風險防控機制，大部分金融業務和服務是跟隨型、模仿型，還難以占據價值鏈高端。雖然我國金融發展指數比整個發達經濟體金融指數均值(0.63)略高，但仍低于美國、日本、英國和德國，國際市場金融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能力較為不足，在重要金融要素的交易和定價上影響力也非常有限。

3.金融體系國際化水平總體偏低

全球金融危機后，我國主要實施人民幣國際化戰略，著力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以及人民幣互換協議等三大重點工作，期待提升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的功能，構建一個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同時著力提升中國提供國際化金融產品與服務的能力。其后，人民幣國際化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在2015年“811”匯改后，人民幣持續升值預期減弱，人民幣進入雙向波動態勢，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因需求不足和資本項目管制等實際約束而放緩。雖然人民幣在2016年加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的貨幣籃子，并成為第三大貨幣，其后，我國實施了以需求為基礎、以大宗商品交易人民幣計價與結算、向國際投資者開放國內金融市場和構建跨境人民幣支付清算體系為支撐的人民幣國際化新策略，但從總體看，人民幣業務國際化水平較低，國際使用程度較弱，國際貨幣功能較為有限，為國際社會提供的金融產品和服務也較少。這是我國建設金融強國一塊顯著的短板，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的功能不僅顯著弱于美元和歐元，也不及英鎊、日元，甚至在部分領域還遜于瑞士法郎、澳元和加元等。人民幣國際貨幣功能和國際地位與我國經濟和金融規模及作用極不相稱。更重要的是，人民幣市場為國際社會提供“無風險”資產和穩定收益資產的能力亟待加強。

一方面，這種狀態本質上反映了以人民幣為紐帶的金融業務關聯非常有限，或者內外市場體系的利益鏈條較為簡單，更進一步說，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和全球金融市場中較為容易被替代。在我國境內，2022年末，我國銀行業總資產規模高達379.39萬億元，但是，我國銀行業對外金融資產為1.52萬億美元，占總資產僅為2.7%。2023年末，外資銀行總資產為3.86萬億元，為我國銀行業總資產的0.92%。在國際支付系統中，2022年年底，美元國際支付份額為41.3%，歐元為35.7%，英鎊為6.5%，日元為2.8%，人民幣位列第五位，占比為2.3%。2023年末，美元、歐元和英鎊的支付占比分別為47.54%、22.41%和6.92%，人民幣提高至第四位，占比為4.14%。62022年末，在全球外匯儲備資產貨幣結構中，美元、歐元、日元、英鎊等資產占比分別為58.4%、20.5%、5.5%和5.0%7，人民幣位列第五位，占比為2.7%。

另一方面，這種狀態決定了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處于“外圍貨幣”的狀態，顯著受到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外溢沖擊。2008―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的波動比以前更加顯著，引發了重大金融風險(周小川，2009)。在外部政策沖擊之下，疊加自身經濟結構問題以及經濟金融風險，阿根廷比索從2015年以來就出現了巨幅的貶值，發生了嚴重的貨幣風險，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面臨巨大的挑戰。作為二十國集團成員國和北約成員國，土耳其里拉在2022年以來也發生了超過60%的大幅貶值。在匯率制度及其相關政策安排的選擇中，特別是面臨不可能三角的現實操作中，一個國家不一定非要在不可能三角的三個角點之間進行選擇(角點解)，而可以尋求中間狀態(中間解)，比如實施中間匯率制度(易綱和湯弦，2002)。一些研究認為，新加坡和人民幣的匯率制度都是中間匯率制度。我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仍然處于改革完善之中，在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之中，需要把握好中心貨幣國家的政策調整不對稱性所潛藏的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威脅。

當然，人民幣國際貨幣功能不強也和資本項目管制緊密相關，而資本項目管制在過去較長一段時間內被證明是抵御包括中心貨幣國家政策外溢等外部沖擊的有效方式。這實際上就涉及到金融系統更大程度的開放和金融穩定的有效保障之間的權衡關系。從這對關系看，保障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的任務在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仍非常急迫，人民幣國際化特別是人民幣國際貨幣功能的提升可能是一個相對較長的過程，這也決定了我國金融強國的發展也是一個中長期的進程。

4.國際金融公共產品提供能力較弱

相對統一的金融制度、監管規范、運行準則和技術標準是國際社會和國際金融體系的重要公共產品。國家金融體系強弱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公共產品的供給能力。美國和歐洲主導了當前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規則制定和公共產品供給，我國主要處于跟隨狀態和執行狀態，這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國際收支平衡標準、匯率監督機制、銀行資本金監管、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認定及監管、金融基礎設施、支付清算等領域。比如，在銀行業監管方面，2009年我國才加入巴塞爾銀行業監管委員會。以巴塞爾資本協議III為代表的銀行業監管國際標準仍然是美歐發達國家在主導。我國在有效實施國際標準的同時，也在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方面進行探索，比如在跨境資本流動逆周期管理、宏觀審慎評估體系等方面的實踐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的認可和好評，但是，我國在制訂金融監管等規制標準等方面的能力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以金融國際標準為例，國際標準化組織(ISO)金融標準技術管理委員會已發布標準59項，其中我國實質性參與的只有2項，2022標準制訂的16個聯絡機構均為歐美國家金融機構。當然，我國在金融國際標準制訂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在逐步提升，比如在移動支付、數字經濟等標準制訂中發揮了更加積極的作用。整體上，歐美國家在金融國際標準的組織體系、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中具有較為顯著的引領地位，尤其在各分技術委員會聯絡組中占據樞紐地位。

作為全球支付清算報文系統的核心，SWIFT董事會共有25個席位，席位根據各成員對SWIFT服務的財務貢獻來分配，貢獻度排名前6名的國家可提名2名董事，其后10個國家(第7～16位)可提名1名董事，其他則是聯合其他國家共同提名1名董事。當前，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比利時和瑞士各擁有2個董事席位，其董事會主席一般由美國擔任。2018年我國才獲得1個席位。美歐國家在金融制度、規則和標準上的“立法”主導權以及在相關機構的實際決策權和管理權，使其具有了金融資源國際配置的主導權甚至決定權。

三、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的政策建議

從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內在需要出發，加強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著力解決我國金融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補齊金融強國的發展短板，從國家戰略層面加快建設金融強國。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金融強國建設核心目標不是零和博弈，不是相互取代，而是為了優化國際金融貨幣體系秩序，建設更加穩定的國際金融市場體系，為了更好地服務中國式現代化，服務中國與世界經濟有序高效互動。

第一，完善市場機制。一是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在加強和改善黨對金融工作集中統一領導的基礎上，有效約束政府行為，降低政府性或政策性投資比重，讓市場發揮金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功能(韓保江和李志斌，2022)。著力健全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金融機構現代治理體系。二是健全金融要素的定價機制。深化金融要素市場化定價改革，著力推進利率市場化、匯率形成機制以及國債收益率曲線建設，充分發揮信用利差的定價功能，實現金融要素價格由市場決定、流動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三是優化金融供給與需求的匹配。優化金融機構體系、金融服務體系和金融產品體系，為中國式現代化特別是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大規模、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具針對性的金融供給服務。四是提高直接融資比例。統籌好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的關系，大力發展直接融資，推動注冊制改革走深走實，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合法權益得到有效保護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五是健全完善市場化競爭與退出機制。完善金融機構競爭與退出制度，以存款保險制度實施深化為支撐，以市場紀律為約束，更多采用市場化破產清算機制，著力健全金融機構風險處置、破產及退出機制，以市場出清來提升金融發展質效。

第二，強化金融監管。一是深化金融監管改革。以黨中央和國務院關于金融監管機構改革為契機，注重加強金融的政治性，完善金融穩定和發展機制，以“五大監管”為重點建立與時俱進的金融監管體系，提高監管方法的科學性和監管工具的有效性，加強金融監管的協調性。二是保障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以微觀審慎監管和宏觀審慎政策為支撐，有效融合機構監管和功能監管，協調統籌內部監管和外部監管，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并確保金融安全。三是充分保護消費者權益。著力強化金融的人民性，以法制為基礎、以提高透明度為突破口、以市場化懲罰機制為抓手，有效保障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第三，夯實基礎條件。一是繼續強化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著力強化經濟與金融發展的內在統籌，把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最大的政治，將高質量發展作為首要任務，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夯實金融高質量發展的產業基礎和實體支撐。二是著力布局全球金融基礎設施。充分認識我國金融體系國際化程度偏低和公共產品提供能力偏弱的現實，著力于補短板，強化與現有國際支付清算機制的合作，積極參與全球和區域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深入參與國際金融標準、規則、制度等建設，共同提供國際金融體系公共產品。三是尋找競爭突破口。應充分認識到，數字經濟可能是未來國際金融競爭力的核心領域，采用“換道超車”策略制定數字經濟發展國家戰略，以金融科技創新作為國際競爭的突破口，以開放、包容、規范的態度和舉措進一步強化我國大數據、移動支付、金融科技、數字貨幣等的競爭力。四是完善法律制度。立足長期視角、全局視角和宏觀視角，增強法律的完備性，強化機構立法與功能立法的結合，著力構建與功能監管相統一的金融法律體系，形成以公平的市場環境、穩定的市場運行和有效的消費者權益保護為“三大支柱”的法制生態環境。

第四，做強主權貨幣。一是增強人民幣幣值的穩定性。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和外匯管理機制改革，進一步提高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有效性和韌性水平，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性。二是強化人民幣與貿易、投資和產業鏈的關聯性。著力提升跨境交易、貿易融資、外商直接投資或海外直接投資等領域的服務水平，推動國際貿易與投資的優化升級，提升國際貿易與投資的數字化水平，加快建設國際貿易強國。三是加快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以上海、深圳作為內地國際金融中心，以香港作為境外國際金融中心，重點提高人民幣資產供給水平，大力發展國債市場，著力提升我國金融要素交易權和定價權，形成與現代化經濟體系相適應的全球金融要素配置中心。四是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以需求為支撐、以市場化為基本原則，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繼續優化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離岸人民幣市場建設，著力優化大宗商品人民幣計價、境內金融市場開放、人民幣金融資產供給等環節。

第五，擴大金融開放。一是提升金融內外市場和內外資源統籌水平，夯實金融強國的外部基礎。采取國民待遇原則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加快推進重要金融市場和金融服務對外開放，重點推動金融機構、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體系的開放，實質提升外資金融機構業務許可便利水平，實現高水平金融開放和高韌性內外市場連接。二是著力推動金融機構“引進來”和“走出去”雙向開放。有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著力完善金融機構準入標準，注重完善金融業務準入許可，增強國內金融機構的海外業務水平，著力吸引長期資本，提升外資機構在華商業存在和業務關聯。三是強化國內監管與國際監管的內外統籌。強化國際監管的交流合作，著力加強數字經濟和數據治理合作，提高數字經濟監管的國際話語權，共同促進數字技術創新應用和有效風險治理。

第六，保障金融穩定。在內部，構建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化解長效機制，全局化、精準化、專業化地應對重大風險，重點處置宏觀高杠桿、房地產風險和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等，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對外部，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引，重點關注政策獨立性、金融基礎設施安全、貨幣安全、數據安全、金融資產安全等領域，建立有效應對金融制裁或外部極端沖擊的金融安全政策體系(鄭聯盛和劉賢達，2023)。有效保護好海外資產“盤子”，著力保障金融安全。借鑒西方經驗，健全投資安全審查制度。在防范新金融風險方面，著重強化數據治理規范和數據安全保障，重點警惕和防范數據采集、數據存儲、數據轉移等重點環節的潛在風險，有效處置數據管轄權涉及的國家主權、司法管轄權和數據安全管理權等問題，確保金融數據安全。在政策協調上，有效統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資本項目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重點把控資本項目管理的“最后防火墻”功能，穩慎推進資本項目開放。同時，加強與國際社會在政策、制度、標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著力提升我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提升國家的制度影響力和金融綜合競爭力。 ■

注釋

1.資料來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2.中美基礎數據來自Wind數據庫。匯率以期末收盤匯率計。

3.數據來自原中國銀保監會。

4.中國數據來自Wind數據庫。

5.均為兩國銀行業凈收益與總資產的比值。

6.數據來自SWIFT。

7.數據來自IM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