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戶分化對農業生產托管的影響

戴浩 魏君英 賈伊龍 何蒲明

摘要：發展農業生產托管是農業應對“劉易斯拐點”和人口紅利消失的必然選擇?；诮瓭h平原稻農的調研數據，使用Probit模型、CMP模型等分析農戶分化對農業生產托管的影響，探討農戶分化對不同托管環節以及不同農戶的異質性影響。研究表明：農戶分化催生農業生產托管；農戶分化對整地和收割環節等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托管的作用顯著，對育秧移栽和施肥與病蟲害防治等技術密集型生產環節托管的作用不顯著；農戶分化對促進女性參與農業生產托管顯著，對男性不顯著；農戶分化對高齡和低齡農戶參與農業生產托管均顯著，且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但對低齡農戶的影響更大。據此，應進一步促進農業生產托管的發展與完善以應對農戶分化；秉持“補弱扶強”原則，對于不同類型的生產環節托管的補貼激勵政策有所側重；提升農戶生產托管意愿，以促進農業生產托管的發展與完善。

關鍵詞：農戶分化；農業生產托管；誘致性技術變遷；勞動力短缺；農戶行為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5553 （2024） 03-0322-09

Impact of farm household fragmentation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rusteeship

Dai Hao， Wei Junying， Jia Yilong， He Puming

（Hubei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434023， China）

Abstract：

Develop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rusteeship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agriculture to cope with the “Lewis inflection point”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rice farmers in Jianghan Plain， the probit model， CMP model and other methods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farmers?differentiation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rusteeship，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heterogeneous impact of farmers differentiation on different trusteeship links and different farm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fferentiation of farmers promotes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rusteeship，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farmers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trusteeship of labor-intensive production links such as land preparation and harvesting， while it does not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trusteeship of technology intensive production links such as seedling raising， transplanting， fertilization， and pest control. The differentiation of farmer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promoting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rusteeship， but not on me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farmer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both older and younger farmer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rusteeship， and has passed the 1% significance test. However， it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younger farmers. Therefore， we should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rusteeship to addres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farmers.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supplementing the weak and supporting the strong”， ?the subsidy and incentive policie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production processes should be emphasized. While we should enhance farmers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production trusteeship，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comple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rusteeship.

Keywords：farm household fragmenta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rusteeship; induced technological change; labor shortage; farm household behavior

0 引言

隨著農業轉型發展和制度政策的放活，農戶逐步從土地中剝離進而轉向其他部門和產業，由純農戶向兼業戶、非農戶過渡轉變，呈現農戶分化現象［1］。非農收入的增加降低了農民與土地的黏性，農田疏于管理甚至出現耕地撂荒現象，誰來種田成為現實議題。政策上，為促進農業社會化發展，中央政府印發系列相關文件；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強調發展農業社會化服務，并提出發展單環節、全程農業生產托管服務。農業生產托管是指在不改變土地經營權的情況下，將農業生產過程的部分或全部環節委托給農業經營服務組織或機構的一種現代化農業經營模式［2］。理論上，農業生產托管是農業有效應對“劉易斯拐點”和人口紅利消失的必然選擇。在研究價值與意義上，農業生產托管作為銜接小農戶與農業現代化的有效途徑，通過農業服務規模經營將小農戶引入現代化農業發展軌道之中，滿足農村勞動力轉移、兼業化、老齡化導致的農業對經營性生產服務的需要［3］，解決其資金、技術、勞動力困難，有效化解“誰來種地”和“如何種好地”等現實困境，是實現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2021年，我國農戶分化高達65.31%，與2020年相比增長3.34%，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糧食作物面積超過86 666.67 khm2，占全國托管服務面積的七成左右，與2020年相比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糧食作物面積增長超過26 666.67 khm2。宏觀層面的統計表明農戶分化與農業生產托管的發展呈同向變動關系，且現有研究表明勞動力短缺導致成本上升會促進生產托管等農業社會化服務的發展［4］。理論上，宏觀現象的發生都有一定的微觀基礎，那么，基于從宏觀層面到微觀的邏輯推論，不難得出這樣一個問題：農戶分化是否會催生農業生產托管？

農業生產托管概念層面較為新穎，但實踐層面由來已久，其本質是家庭分工條件下產生的新型農業經營方式［5］。一部分學者基于農業轉型視角，剖析農業生產托管銜接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的邏輯與機制［6］；另外一部分學者對農業生產托管的增收效應［7］、生態經濟效應［8］、家庭經濟福利效應［9］等開展研究。江帆等［10］則從糧食安全視角出發，分析農業生產托管促進糧食提質增效和保障糧食安全的內在機理。此外，少數學者探析生產托管補貼、耕地面積、服務價格、風險規避等因素對農業生產托管的影響［11， 12］。羅必良［13］則從要素替代角度出發，指出農業生產托管作為一種新型的社會化服務模式，其本質是資本對勞動力要素的替代，通過緩解農業生產經營過程中的技術與勞動力約束以彌補農業勞動力不足。

綜上所述，雖然農業生產托管這一概念提出的時間不長，但目前取得較為豐碩的研究成果，為本文的研究奠定理論基礎?？v觀現有文獻，仍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間：一是現有研究將農戶視為同質化群體研究農戶的生產托管決策行為，鮮有研究基于農戶分化視角對農業生產托管展開探討。二是已有研究側重于外部政府引導和內部個人意愿驅動兩方面研究農業生產托管整體行為決策機制，忽略內部外因素對農業生產托管各環節產生的差異性?；诖?，本文從農戶分化視角探討其對農業生產托管及其不同生產環節托管的影響機制，并基于性別與年齡視角進一步研究農戶分化對農業生產托管的異質性影響，其研究成果有利于厘清農戶分化與農業生產托二者的關系，有助于深化農戶分化對農業生產托管影響的認識，從而為促進大力發展以農業生產托管為主的社會服務化提供經驗證據和現實參考。

1 理論分析框架

1.1 農戶分化催生農業生產托管的數理模型

農戶是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的需求主體。隨著農戶分化程度的加深，農業勞動力缺乏問題日益突出，農業生產托管模式的出現有效緩解農業勞動力短缺問題，在此過程中，農戶如何配置資源要素？本文借鑒Benjamin［14］的農戶模型，構建農戶分化背景下農業生產托管需求模型，進一步剖析農戶資源要素決策行為。

假設農業生產中僅存在三種生產方式：傳統手工勞作、農戶自用機械勞作和托管勞作?；诖?，農戶采用農業生產托管的數理模型設定如式（1）所示。

Y=p×f（L，K）－g×l3－e×K－K×l1×（b1+b2）－c（1）

式中：Y——農業生產利潤，即農產品總收入與農業生產投入的成本之差；p——農產品價格；f（L，K）——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即農業生產函數；p×f（L，K）——農業總收入；L——勞動力，本文由三部分構成，托管勞作使用率l1、農戶自用機械勞作使用率l2以及傳統的手工勞作使用率l3；K——土地投入；g——農戶分化的平均工資；e——農地租金；b1——農戶自用機械勞作的機械維修費、柴油費等成本；b2——農戶采納農業生產托管方式支付的服務費用；c——其他生產要素成本。

根據前文假設可知，農業生產一共存在三種生產方式，假設傳統手工勞作模式下總共需要的勞動力數量為H，那么采納農業生產托管模式折算的勞動力數量為

ltg=l1×K×H（2）

農戶自用機械折算的勞動力數量為

ljx=l2×K×H（3）

由于農戶自用機械勞作需要家庭勞動力的參與，假設農戶自用機械勞作的效率為傳統手工勞作的W倍，則農戶家庭里有ljx/W個勞動力參與自用機械勞作。最終可計算出農戶家庭中以傳統手工形式完成的勞動力工作量為

lrg=l3－ljxW（4）

傳統手工勞作方式下折合的勞動力投入數量為

L=ltg+ljx+lrg=（l1×K×H）+（l2×K×H）+l3-l2×K×HW（5）

化簡得

L=l1+l2×1－1W×K×H+l3（6）

將式（6）代入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f=AKаLβ，得

f=AKаl1+l2×1－1W×K×H+l3β（7）

然后將式（7）代入式（1），得

Y=p×AKаl1+l2×1－1W×K×H+l3β－g×l3－e×K－K×l1×（b1+b2）－c（8）

最后對式（8）進行一階求導，即可得到采納農業生產托管模式時，農戶家庭利潤的最優解。

dl1dl3=－1K×H<0（9）

由式（9）可知，當土地規模不變時，農戶家庭勞動力數量和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的發展呈反向變動關系：即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數量越少，農戶越傾向于采納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模式。農戶分化導致農戶家庭勞動力從事于非農行業，農業生產勞動力減少，農戶將會通過采納農業生產托管以彌補勞動力短缺。通過上述推導，可以在理論上證實農戶分化的確會催生農業生產托管。

1.2 理論分析

新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農戶意愿取決于“自利性”“利益最大化”和“完美計算能力”三個約束。農戶作為理性經濟人，具備最優抉擇能力，其是否愿意采納農業生產托管是權衡成本和收益后作出的理性抉擇?；谡T致性技術變遷理論，當農業生產成本上升時，理性農戶使用成本相對較低的要素以替代成本較高的生產要素，農業勞動力成本的增加會誘致節約型農業技術的發展。隨著農業卷入市場經濟，農村勞動力外流加劇，以農業家庭生產經營為基礎、依托于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彈性化的家庭勞動力配置方式成為多數農戶的最優抉擇［15］。其結果便是農戶分化程度的日益提高，農戶從純農戶逐步過渡到兼業農戶最終成為非農戶。農戶家庭勞動力外出務工、非農創業等多形式的農戶分化，其家庭收入中非農比重收入的增加能有效緩解農業生產過程中資金約束。由于農戶分化導致農業生產過程的勞動力相對稀缺性增加從而提高了農業勞動力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從事農業活動的機會成本增加［16］。為實現農業生產收益最大化，農戶將通過農業生產托管方式將自身體力難以承擔的農事活動的全部或部分生產環節委托給農業生產服務組織或機構，以緩解農業勞動力欠缺的內部資源約束，這充分體現了農戶節約勞動力的技術變遷邏輯，即農戶分化的動機在于減少農業生產過程的人工勞動力投入，以非農工資用于采納農業生產托管等農業社會化服務和購置農業機械等現代化農業技術產品［17］。據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說：農戶分化會催生農業生產托管。

2 研究方法、數據來源與變量選擇

2.1 研究方法

本文將是否采納農業生產托管服務（SERVE）作為被解釋變量，采納農業生產托管服務賦值為1，未采納則賦值為0，由此構建Probit模型。

假設SERVE*是由SERVE*=а+βX+ξ所決定的不能直接被觀測的潛變量，當SERVE*>0時，SERVE=1，表示農戶采納農業生產托管服務，反之當SERVE*<0時，表示農戶未采納農業生產托管服務。假設ξ服從于標準的正態分布，同時獨立于X。則探究農戶分化行為對農業生產托管影響的二元Probit選擇模型為

P=（SERVE=1|X=x）=P（11）

具體的模型設定如下

SERVE=а+βdiff+θx+ξ?ξ～N（0，1）（12）

式中：SERVE——農戶采納的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情況；diff——農戶分化；x——一系列控制變量。

2.2 數據來源

江漢平原是我國重要的農業生產基地，地勢平坦開闊，適宜發展農業生產托管。數據來源于課題組開展的農業生產托管專項調研。課題組通過分層抽樣和隨機抽樣相結合的方法，于2022年7—8月對江漢平原八個縣（市、區）進行調研。根據各縣（市、區）農業發展和農業生產托管情況選擇2～3個鄉鎮，然后在每個村隨機選取10個左右的農戶進行調研訪問。本次調研一共發放410份問卷，剔除數據缺失和信息前后矛盾問卷后，得到有效問卷372份，問卷有效率為90.73%。

2.3 變量選擇

2.3.1 因變量

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本文的因變量為“是否采納農業成產托管”，根據調研問卷中“如果您進行了農業生產托管，請在對應的環節進行選擇”，首先將選擇進行農業生產部分環節或全程托管的農戶賦值為1，“都沒有”托管的農戶賦值為0。然后根據農業生產托管環節，將選擇“整地環節”的農戶賦值為1，反之則為0，“育秧移栽環節”的農戶賦值為1，反之則為0，“施肥與病蟲害防治環節”的農戶賦值為1，反之則為0，“收割環節”農戶賦值為1，反之則為0。

2.3.2 自變量

本文的自變量為農戶分化，采用的非農收入占比衡量。由于問卷中僅有種糧收入占比，無直接的數據表示非農收入占比，因此，需要進行轉換?？紤]江漢平原是我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根據荊州市統計年鑒計算，荊州市農民種植業收入占第一產業經營收入常年穩定在60%左右，而糧食播種面積占農作物播種面積常年穩定在65%以上。因此，對于糧食主產區而言，農民的種糧收入很大程度體現在家庭經營性收入中［18］，不僅占比大，而且比較穩定，因此，本文用種糧收入占比代替農業收入占比，由此可以推算出非農收入占比=1-農業收入占比。

生計分化是農戶分化的主要表征和主推力，借鑒相關學者對農戶分化的劃分標準［19］，按照非農收入占比（income）進行劃分：純農戶（0≤income<20%）、Ⅰ兼業戶（20%≤income<50%）、Ⅱ兼業戶（50%≤income<80%）以及非農戶（80%≤income≤100%）共4種類型，并將其依次賦值1～4，各數字表示各類農戶處于一個特定的分化階段，數值越大表明其分化程度越高。本次調研數據顯示，純農戶數量為3戶，占樣本總量的0.81%；Ⅰ兼業34戶，占樣本總量的9.14%；Ⅱ兼業農戶146戶，占樣本總量的39.25%；非農戶189戶，占樣本總量的50.8%，由此可知江漢平原農戶分化成為較為突出的社會現象。

2.3.3 控制變量

借鑒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11， 12］，并結合調研訪問結果，選擇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兩大類作為控制變量。內部因素包括農戶性別、年齡、身體的健康程度、務農人數、水稻種植面積、耕地塊數等，其中農戶性別、年齡和身體健康程度將會影響農業生產類別，女性化、老齡化等勞動力特征加劇勞動力弱質性，使其難以進行高強度的農事活動，進而激發其農業生產托管需求；務農人數直接影響家庭勞動力數量，務農人數減少可能引發農戶的農業生產托管需求；種植面積越大越有利進行農業生產托管服務；耕地塊數是耕地細碎化的表征，耕地塊數越多將會增加農業生產托管難度與成本。

外部因素包括農業生產托管價格、政府對農業生產托管的補貼、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的滿意度以及發布托管信息的便捷性等因素。其中農業生產托管價格直接影響農戶生產托管的需求，價格越高，則農戶的托管需求越低；政府對農業生產托管的補貼有利于減輕農戶選擇托管服務的成本；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的滿意度反映了農戶對托管服務的評價，倘若滿意度較低，農戶將會降低或不采納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發布托管信息的便捷性越高，方便農戶及時尋找農業托管服務提供方，有利于推動農業生產托管的發展。

3 實證結果分析

3.1 基準回歸分析

在基準回歸之前，避免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線性對研究結果造成干擾，首先對相關變量進行方差膨脹因子檢驗，經檢驗，所有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均小于10，故可認為模型中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因此，保留所有變量，接下來進行基準回歸分析。表2為運用stata17對農業生產托管影響因素的回歸結果，模型（1）為估計農戶分化對農業生產托管的影響。

從農戶分化對農業生產托管的回歸結果看，農戶分化對農業生產托管的回歸系數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且方向為正，這表明農戶分化能顯著促進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的發展。農戶分化加劇農戶兼業行為，農業生產勞動力短缺進而導致農業勞動力成本上升，促進農業生產托管等勞動力節約型農業技術進步的發展。速水—拉坦的誘致性技術變遷理論得到初步驗證。隨著農戶分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以農業生產托管方式緩解農村勞動力短缺問題是有效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性選擇，也是避免陷入“內卷化”陷阱與提升農戶收入的必然要求。

3.2 內生性與穩健性檢驗

3.2.1 內生性檢驗

首先，由于難以捕捉到農戶的所有個體變量，這些遺漏的變量可能對最后的結果產生干擾。其次，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推動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的發展與完善，農業生產出現勞動力相對剩余，進而誘發農村勞動力外流，農業生產托管生產的“擠出效應”可能促進農戶分戶。換言之，農戶分化和農業生產托管之間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關系，農戶分化可能是一個內生變量，因此，為精準估計農戶分化對農業生產托管的影響，需要引入工具變量解決可能由遺漏變量和反向因果所造成的內生偏誤?；诖?，本文選擇合適的工具變量并采用條件混合過程方法（CMP）處理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CMP為兩階段回歸分析，第一階段尋找合適的核心解釋變量的工具變量，然后估算其相關性；第二階段則是將工具變量納入模型進行回歸，根據atanhrho_12解釋核心解釋變量的外生性。

工具變量的選取需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工具變量必須與農戶分化密切相關，二是工具變量與農業生產托管沒有直接關聯。按照這種思路，本文在參考已有研究的基礎上［20］，選擇農戶教育程度作為農戶分化的工具變量。之所以選擇農戶教育程度作為工具變量，是因為農戶分化行為很大程度依賴于教育水平。理論上，由于農村的地理位置、經濟發展程度以及基礎通信等限制，使其相較于城市，農戶獲取外界的信息存在一定的時滯性與不對稱性。而教育水平的提高則打破了這層束縛，農戶通過借助外在工具獲取信息，及時了解外部信息與資源。在利益最大化的驅使下，農戶傾向于從事非農行業以獲取較高報酬，從而造成農戶分化現象。但是教育水平不會直接影響到農業生產托管的發展。綜上，本文在二元Probit基準模型的基礎上，使用CMP方法以農戶教育程度作為工具變量進行估計，其回歸結果見表3。

模型（2）為第一階段回歸結果，模型（3）是加入農戶教育程度后的回歸結果。模型（2）結果顯示教育水平對農戶分化的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滿足工具變量的相關性檢驗。進一步低，內生性參數（atanhrho_12）為0.047，在1%的水平上顯著不為0，說明農戶分化模型中存在內生性問題。模型（3）結果顯示，在糾正了可能的內生性問題后，農戶分化對農業生產托管的影響仍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這與基準回歸的結果保持基本一致，故可以認為，農戶分化對農業生產托管有促進作用。

3.2.2 穩健性分析

為了進一步驗證本文研究結論的真實性與合理性，本文通過替換被解釋變量、更換模型和加入新的控制變量等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首先，本文將“哪些環節進行了農業生產托管”更換為“您是否愿意進行農業生產托管”，以此來衡量農業生產托管程度，采用替換變量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見表3模型（4）；其次，本文將基準回歸中使用的probit模型更換為logit模型，回歸結果見表3模型（5）；最后，將農業生產托管補貼政策作為新的控制變量納入模型進行回歸，其結果見表3模型（6）。經過分析發現，三種方法下農戶分化對農業生產托管的影響與上文估計結果基本一致，由此說明本文研究結論較為穩健可靠。

3.3 異質性分析

3.3.1 生產環節的異質性

表4匯報了農戶分化對農業生產各環節的回歸結果。模型（7）～模型（10）依次為估計農戶分化對農業生產各環節（整地環節、育秧移栽環節、施肥環節、收割環節）托管的影響。從農戶分化對農業生產各環節托管的回歸結果看。首先，農戶分化對整地環節托管的回歸系數為0.697，在10%的置信水平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農戶分化有利于整地環節托管服務的發展。其次，農戶分化對育秧移栽環節托管的回歸系數為0.754，但在統計上不顯著。再者，農戶分化對施肥與病蟲害防治環節托管的影響為正，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最后是農戶分化對收割環節托管的回歸系數為0.836，且通過10%的顯著性檢驗。

綜上可知，農戶分化均能促進農業生產各環節托管服務的發展，但存在顯著的生產環節異質性。具體而言：農戶分化對整地環節和收割環節托管影響顯著、對育秧移栽和施肥與病蟲害防治環節影響暫不顯著。這與其鐘甫寧等與鄭旭媛和徐志剛的研究結論相符［16， 21］，即農業生產不同環節的要素替代性各異，這一結果在本次的調研中也得到充分印證。形成上述現象的經濟邏輯可能是因為整地和收割環節屬于勞動密集型，這類農業生產環節尤其是水稻等糧食作物生產機械化技術成熟且工作難度低，通過農業生產托管的機械標準化作業能替代勞動力不足，有效降低由農業生產托管產生的不確定性，從而提高農戶對該整地和收割環節托管需求。同時，整地和收割環節采用托管服務可實現規?；洜I，其成本低于小農戶單獨生產投入成本，因此農戶傾向于選擇整地和收割環節的托管服務。對于育秧移栽和施肥與病蟲害防治這類技術密集型生產活動，其技術要求高，難以統一化、標準化進行農事勞作且受人為因素影響較大。同時現階段農機服務技術有待完善，育秧移栽和施肥環節極易出現秧苗間距不合理，單位施肥密度不均勻等問題，因此即使在農戶分化導致勞動力缺乏的背景下，農戶大多選擇耕作，將育秧移栽和施肥與病蟲害防治環節委托給農業社會化服務機構的意愿較低。

3.3.2 性別的異質性分析

表4模型（11）和模型（12）匯報女性和男性稻農對水稻托管服務的影響?？芍?，農戶分化有利于女性農戶采納農業托管方式，對男性農戶采納農業生產托管的作用不顯著，這一結論符合人力資本稟賦理論，即相較于男性勞動力，女性勞動力更傾向于選擇農業生產托管。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女性農戶相較于男性農戶，體力較差，是農業勞動力中的弱勢群體，難以承受勞動強度較大的農事活動，因此在農戶分化的情況下，家庭勞動力不足，女性農戶偏向于選擇農業生產托管方式進行農業生產活動。男性農戶由于其體力、耐力均高于女性，即使在勞動力缺乏的情況下，受傳統“吃苦耐勞”精神烙印的影響，男性農戶可能較少或不選擇農業生產托管，以自行耕作為主。

3.3.3 年齡的異質性分析

表4模型（13）和模型（14）年齡 為標準，劃分高齡、低齡稻農的回歸結果?？芍?，農戶分化對高齡和低齡農戶采納農業生產托管均顯著，但低齡農戶的作用更大。其原因可能是一方面，由于老齡組勞動力從事水稻生產活動多年，相較于低齡組勞動力其生產經驗更加豐富，因此老齡組農戶勞作的邊際成本更低，農業勞動力投入的增加從而降低選擇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模式的概率［22］。另一方面，高齡農戶多為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農戶，習慣于傳統的精耕細作生產方式，對農業生產托管這一新型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模式的接受程度較低。低齡組與老齡組的代際差異較大，與老齡組的“勤儉節約”截然不同，方便、快捷是低齡組農戶的性格標簽之一。低齡組農戶作為新生代農戶，求便心理是驅使其選擇農業生產托管的主要原因之一，調研數據顯示在整地環節和收割環節分別有45.43%和58.60%農戶選擇“省時省心”作為其選擇生產托管的原因。因此低齡組的農業生產托管效應優于高齡組。

4 結論與政策建議

4.1 結論

農業生產托管是農業有效應對“劉易斯拐點”和人口與紅利消失的必然選擇。隨著農戶分化程度的加深，農業勞動力短缺成為制約農業生產的現實困境，破解勞動力短缺問題對于實現農業現代化和鄉村振興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通過江漢平原稻農的調研數據，使用Probit模型、CMP模型等方法分析農戶分化對農業生產托管的影響，進一步探討農戶分化對不同托管環節以及不同農戶的異質性影響，得出以下研究結論：第一，農戶分化顯著促進了農業生產托管，農戶分化每加深1個單位，農業生產托管需求將會提高1.066個單位。第二，農戶分化對農業生產托管不同環節的促進作用存在顯著差異，對勞動力密集型的“整地”和“收割”環節影響顯著；對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育秧移栽”和“施肥與病蟲害防治”環節作用不顯著。第三，農戶分化對促進女性參與農業生產托管顯著，對男性不顯著，其中勞動力女性化程度每提高1個單位，農業生產托管需求增加1.709個單位；農戶分化對高齡和低齡農戶參與農業生產托管均顯著，但對低齡農戶的影響更大。

4.2 政策建議

上述分析表明農戶分化能有效促進農業生產托管發展，擴大農業社會化服務規模，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效銜接。據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 進一步促進農業生產托管的發展與完善以應對農戶分化。隨著新型城鎮化發展，以及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戶還會進一步分化，農業生產托管服務需求將會進一步增加。因此，堅持走服務規模經營之路，鼓勵支持個人和農業專業化服務組織或機構擴大服務半徑與業務范圍，滿足農業生產各環節的托管服務需求，完善農業生產托管服務體系。發揮農業生產托管組織的專業化優勢，合理配置農業生產過程的要素投入，推動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效銜接，以市場化、專業化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應對農戶分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

2） 秉持“補弱扶強”原則，對于不同類型的生產環節托管的補貼激勵政策有所側重。研究表明農戶分化對技術與資本密集型的育秧移栽和病蟲害防治環節的促進作用較小，但相關研究顯示技術與資本密集型的農業社會化服務具有更高的農產品質量效應、生產效應和環境效應［23］。因此，一方面，農業生產托管的補貼重點應該向育秧移栽和病蟲害防治等技術與資本密集型托管環節傾斜，補齊農業生產托管的短板，突破農業生產托管的“短板效應”，推動農業生產托管由單環節托管向多環節托管進而向全環節托管發展。另一方面，針對整地和收割等托管服務發展較好的環節，則需要進一步扶持，制定相關的規章制度以推動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組織的規范化運行，在保證此環節服務質量的保障性同時確保農業托管服務購買的可獲得性。

3） 提升農戶生產托管意愿。異質性分析表明男性農戶和高齡農戶的生產托管意愿較低，因此，首先通過以農業托管大戶宣傳教育的方式，改變其傳統的耕作意識，提升對農業生產托管的認可度。其次，嚴格把控農業生產托管服務質量，降低農業生產托管中的道德風險，以優質服務增強農戶黏性。最后，從供需兩側入手，對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供給方和托管服務需求方給予差異化補貼政策，降低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的供給成本和服務成本。充分發揮農業生產托管的優勢，誘導高齡農戶和男性農戶采納農業生產托管服務。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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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湖北省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項目（21ZD044、21ZD042）

第一作者：戴浩，男，1997年生，湖北孝感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農業社會化服務。E-mail： 2353715910@qq.com

通訊作者：魏君英，女，1973年生，湖北赤壁人，博士，教授，碩導；研究方向為農業經濟。E-mail： wjy-0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