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如何正確認識年齡

◎文/南京郵電大學教授 劉頌

前不久，在社區參加“小手牽大手，歡樂度重陽”活動，我問現場參與者：“當一個人多大年齡時，我們就說他是老年人了？”在場的六十多人異口同聲地說道：“60 歲！”接下來再問：“當一個人多大年齡時，我們就說他是青少年了？”有的說6 歲，有的說10 歲，還有的說12 歲，答案林林總總，五花八門。同樣問道：“當一個人多大年齡時，我們就說他是中年人了？”回答從30 歲到45 歲，橫跨15 年。我的第四個問題：“當一個人老了，是什么樣子的呢？”得到的回答包括“退休”“沒牙了”“走路慢”“一天到晚生病”“吃好多藥”“在超市買東西，付完錢就走了，忘拿買的東西了”“上公交車沒人給他讓座就生氣”“嘮叨”“瞎操心”。不難聽出，說這些話的多是“小手”。我問老年人“他們說的對嗎”，老年人笑而不答，可能是“老不與小斗”式的謙遜，也可能是默認。

在我看來，這個小調查很有意思，它反映出人們對“老年年齡”的認知、情感和社會態度，擺在每一個人面前的不是一個結論，而是一種選擇，自己對自己生命意義的選擇，選擇不同，生命的最終走向也就不同，所以選擇非常重要。關于這一點，積極心理學家斯奈德在其《積極心理學》一書中特別提到了作家亨利撰寫的短篇小說《最后一片葉子》。故事說：年輕女孩瓊西感染了肺炎，病情每況愈下，她躺在床上，望著窗外常青藤樹上的葉子一片一片隨風落下，心里想最后一片葉子落下就預示著自己的生命走到終點。但出乎意料的是，雖然已然深冬時節，但就是有一片葉子頑強地挺立枝頭，傲視寒風，堅韌不拔。在瓊西看來這預示著生命的奇跡將會在她身上發生，病一定會好起來，正是在這種信念的支撐下瓊西重獲健康。瓊西的故事顯示了積極生命意義感的力量，斯奈德說，“如果我們擁有信念，我們不僅能夠生存，我們還能夠生存得很好”，因為我們樹立了一種強有力的態度：“我們能做到！”一個人對生命的認知、情感和社會態度對健康十分重要。

就生命的特點而言，我們的人生是一個完整的整體，不是可以簡單切割成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并將其孤立化的片段，也不是可以簡單分割成過去、現在、未來并將其孤島化的部分，生命的意義在于其整體性中，這是我們探尋人的生命意義以及認識與人有關的生命現象的基本出發點，包括年齡。那么，對于老年人，如何正確看待年齡呢？

年齡不是歲數

歲數并不能決定一個人是否為老年人。應該看到60 歲或65 歲、68 歲等一系列“歲數”只是一些國家在社會保障制度層面上規定的可以退出工作、領取社會基本養老保險簡稱養老金的年齡。這種規定對有些工種在年齡上甚至更低，如45 歲、55 歲，還有對性別的考慮，如男性60 歲、女性55 歲，多種多樣，并非如通常講到的老年人只有60 歲一個答案。再者，這樣的規定也并非一成不變，不同的國家會根據其經濟、社會、人口等各種情況做適度調整，如近年就有一些國家將其從60 歲調整到62 歲，或從65 歲調整到68 歲，所以60 歲退休領取養老金所對應的不是“老年”，不能簡單地將“60 歲就是老年人了”像貼標簽一樣貼到自己身上，認為自己“老”了。

現代科學研究認為，人的年齡有四類：第一，自然年齡，以“年”為計算單位、以“歲”表示一個人從出生之日起每過滿一年即增加一歲的年齡。第二，生理年齡，以普遍的生理功能測量參數為標準劃定的年齡。第三，心理年齡，以普遍的心理適應能力測量參數為標準劃定的年齡。第四，社會年齡，以現實的社會關系賦予我們每一個人的在社會身份、社會地位和行為規范方面的規定性界定的年齡。如若論衰老，四種年齡就有四種衰老：自然衰老、生理衰老、心理衰老、社會衰老，而這四種衰老往往并非同步發生，有的快，有的慢，有的先，有的后。如一位自然年齡102 歲的老壽星，鶴發童顏、步履穩健、思路清晰、反應快捷、樂觀開朗，不僅生活自理，還能做一些簡單的家務活，這位老人的生理年齡和心理年齡均低于他的自然年齡；又如一位60 多歲的媽媽和相差20 多歲的女兒走在一起，看到的人說“你們哪里像母女，簡直就像是姐妹”，這位老人的自然年齡小于她的社會年齡；再如一位在北京執教的英國老太太，平日里以三輪車代步，無論風吹雨打，不管路途遠近，腳蹬三輪出沒于北京的大街小巷，觀景時輕踩悠悠，趕路時腳下生風，有人得知她已年逾70，好心勸道“年紀大了，出門就坐車吧”，誰知老人雙眉一挑：“難道我看上去那么老了嗎？”她的心理年齡小于生理年齡。這樣的例子在我們身邊比比皆是，不勝枚舉，因此不能以歲數定衰老，依歲數劃類型。

年齡不是一個單純的數字

年齡是一種社會心理文化，在數字的背后有著豐富多樣的文化內涵，關于這一點只要看看詞典里帶“老”的那些詞語就清楚了，如廣為熟知的老當益壯、老驥伏櫪、倚老賣老、老態龍鐘、老弱病殘、老奸巨猾、老臉皮厚等，這些都深深地印在我們的內心。當一個人說“我60 了”的時候，其實是在心理上對某種“老”文化做認同?，F代心理學研究發現，那些健康樂觀、活力滿滿的老年人很少提及或想到自己的年齡，他們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穿自己喜歡穿的衣服、吃自己喜歡吃的東西，樂在每一天中，樂在每件事中，比如，他們在買衣服時不會因為“那是年輕人穿的”而選擇“中老年服裝”。而那些經常把年齡掛在嘴邊的老年人則患有更多的生理疾病和心理問題，原因就是在“我60 歲了”這句話的背后實質上是對這樣的社會文化做心理認同，即“我老了，所以我需要人照顧”“我老了，所以體弱多病”“我老了，所以沒用了”“我老了，是孩子的拖累和負擔”，而這種認同支配或影響了他的情緒與行為，悲觀、無助、焦慮、自憐、自責，行為上放棄、退縮，這些消極的因素誘發或加重了疾病。

年齡不是一道“紅線”

年齡絕不意味著跨過這條紅線許多事情必須放棄。仔細觀察就可以發現，當人們在談到“老”的時候，常常將“老”與“不可再為”聯系在一起，從古時的“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飯，九十不留坐”的禁忌，到現在廣泛流傳于各種媒體和自媒體的隨處所見的老年人生活種種“避免”，主題詞就是告誡老年人“年紀大了，不要做”，客觀地說這并非有什么不對，因為老年階段的確面臨著更大的健康風險，有許多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問題在于，只有這一面說辭，極少看到有關老年人能夠做什么的討論，似乎人在進入老年后只剩下了“不能做”，這種說法不完整。積極心理學研究發現，老年不僅僅是喪失，還有獲得；不僅僅是衰退，還有發展與成長；不僅僅是“被照料”，還有自我價值的實現，這幾個方面一個都不能少，缺失了對老年年齡積極一面的認知，實際上是對老年年齡的扭曲。如我在對江蘇省7 個長壽鄉調查時發現，所調查的老年人沒有一位說“我老了，這也做不了，那也做不了”，他們說的話都是“我可以，我能夠”，如“地里那些活，我能做的”，“我能自己做飯洗衣，不需要別人幫忙”，“我自己能走，不要人扶”。即便是自己做不了的事，他們也立足于自己想辦法，而不是兩手一攤自艾自憐，如“有天電視機壞了，我就去社區請人來幫修好了”，“有次我去買東西忘帶錢了，突然想到街上有個賣燒餅的我認識，就跑去向她借了錢，把東西買了”。在我看來，這些老人長壽的原因正在于此。正如積極心理學家斯奈德說，我們不能總是問“人類有什么毛病”，集聚于對人類“陰暗面”的探討，還必須問“人類有什么優勢”，并且培育這些優勢，因為它可以幫助人類抵御各種疾病，讓人類變得更健康、更強大、更富有創造力，這不僅僅是在真正意義上全面地理解人，更是對完整人性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