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紀念建筑作為記憶媒介的復合空間敘事研究

張超 蘇士梅

基金項目：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新時代河南黃河文化空間的數字化建構與傳播研究”（2023CXW018）。

作者簡介：張超，男，副教授，博士；蘇士梅，女，教授，博士。

摘? 要：紀念建筑作為儲存歷史記憶的媒介載體及表征符號，在記憶延續與傳播過程中具有秉要執本的作用。不同的媒介形式、空間布局、記憶符號對記憶有不同的建構作用，如何合理建構與表征紀念建筑媒介記憶路徑尚待深耕探究。文章以文化記憶理論為基礎，紅旗渠紀念建筑媒介為個案，運用敘事分析和GIS空間認知研究方法，探究紅旗渠紀念建筑媒介在人文·自然空間中的紅色精神記憶建構邏輯。紅旗渠紀念建筑媒介的空間場域由自然和人文雙主線構成，通過紀念建筑媒介排列構成的記憶空間對精神記憶進行有序傳播。游客通過人文·自然復合沉浸模式、多元文化符號敘事以及場景觸感將自我精神嵌入該記憶場域之中，建構自然風光與人文景觀媒介相交互的精神記憶場域空間，從而實現紅旗渠文化精神在日常生活及旅游中的深化與傳承。

關鍵詞：紅色紀念建筑；紅旗渠；精神文化記憶；建筑媒介；GIS空間認知

中圖分類號：G206.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8418（2024）02-0010-10

紅色旅游作為一種極具中國特色的主題旅游形式，對傳承文化基因、弘揚革命精神、加強國家認同、提高文化自信以及延續歷史記憶具有積極作用。［1］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及弘揚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的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科學、合理地用好文化資源，賡續紅色血脈。紀念建筑媒介作為集體記憶書寫、敘述以及建構的重要場域，是我國文化精神傳播的主要載體。紀念建筑通過空間再造及場景敘述來實現文化記憶的再生產，具有為受眾提供記憶回流、精神教育、娛樂及文化體驗的功能。目前，我國學界對于紀念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館中資源開發、功能挖掘以及空間文化生產領域［2］，且紀念館或博物館多以館內文化記憶為元點進行研究［3］，鮮有以紀念景區、紀念建筑群和周邊自然風光為實際案例，進行復合空間記憶敘事結構探討的研究。

紅旗渠紀念建筑包含人文封閉記憶空間場域（紅旗渠紀念館）、自然兼人文空間場域（青年洞）、自然場域（太行山和絡絲潭）、教育培訓場域（紅旗渠干部管理學院），以及紅旗渠大道、紅旗渠廣場等意涵符號建筑。這種既可集中學習文化精神，亦可深入自然進行沉浸式體驗的文化精神場域模式，使得紅旗渠紀念建筑具有較強的研究討論價值，并成為紅色文化景區的代表性研究區域之一。本研究以阿斯曼夫婦的文化記憶理論為支撐，對紅旗渠紀念建筑的符號表征、意義涵化以及記憶的內在建構路徑進行剖析，旨在解析紅旗渠紀念建筑的時空敘事結構、精神記憶的場域空間生成機制以及紅旗渠記憶場域的建構邏輯。

一、理論基礎

（一）文化記憶理論中的建筑效用

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認為集體記憶不是一個固定、特定的概念，而是一個不斷被社會建構的概念。［4］揚·阿斯曼（Jan Assmann）在繼承哈布瓦赫集體記憶的基礎上提出文化記憶理論，認為文化記憶是“關于一個社會全部知識的概念”［5］。文化記憶所關注的過去一般呈現在事件的某一焦點之上。我們可以理解為，過去幾乎無法依照原貌進行存留，我們所看到的過去通常是被權力或社會組織凝結成一些可供附著的象征物（Symbolische Figuren）。在文化記憶中，其內容不僅是“知識”，還是基于事實將記憶轉化為回憶中的歷史，從而升華成精神乃至神話。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在《回憶空間》中專門對媒介進行了詳細的論述，明確地指出文字、圖像、身體和建筑物對文化記憶的隱喻作用，以及兩者之間緊密的互聯關系。［6］在文化記憶的理論闡釋中，記憶的承攜主要依靠固定下來的客觀外化物（Feste Objektivationen），如遺跡、紀念建筑物、符號建筑等。紀念建筑作為記憶的媒介，朝向更加有利于文化記憶的方向發展。文化記憶幫助個體實現身份認同，生成精神機制，代表某種行為規范，具有價值的意涵。文化記憶為相關人群提供了精神立足點，促進文化認同的一致性、精確性和規范性。

（二）紀念建筑作為媒介的記憶書寫

20世紀40年代，媒介環境學派產生了諸多媒介研究的代表人物和重要觀點。哈羅德·伊尼斯（Harold Innis）的“媒介偏向”，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即隱喻”，保羅·萊文森（Paul Levinso）的“媒介進化論”，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紀念物的優先性”等學術觀點及理論先后誕生，將媒介提升到物質本體的地位。［7］一切人類借以作用于社會和自然界的中介物，都可以視為媒介。建筑物自被修建之日起就擁有傳播媒介的功能，在其空間范圍內舉行的社會活動同樣被視為一種傳播行為，建筑不僅為人類提供生存活動空間和情感審美，還成為人類溝通交流的中介紐帶。［8］在傳播學領域，建筑成為具有媒介作用的“類大眾媒介”，對主體認識活動的介入和發展可建構和改變感官在認知活動中的編配方式、認知方式，將信息書寫至建筑物之上，能夠更好地進行時空范圍內的傳播。

任何人類借以作用于自然界與社會之間的中介物皆可視為媒介，物品、廣場、博物館、紀念館、紀念碑、城市等具有物質屬性的介質均可視為傳播媒介。［9］媒介可以脫離人的控制成為社會環境的主導，并最終對社會環境與政治文化產生非凡影響。阿萊達·阿斯曼認為，博物館作為建筑媒介，是使用軟聚焦（Soft Focus）以及隱喻的方式將記憶傳播給參觀者。她認為，城市的建筑不能整齊劃一，建筑物作為記憶的承載者，具有歷史記憶的表征作用，唯有如此，矛盾的歷史場景才可能被保留下來，展現在世人面前。［10］城市是文化傳承的主要載體之一，城市建筑、街道、紀念館、雕塑符號等環境因素往往通過獨特的符號表征和組合方式轉化為一個地點、地方甚至一座城市的歷史，這些記憶表征符號與個人、集體、文化記憶時空交織形成“記憶之場”。

二、研究設計

（一）案例選取

為探討文化精神紀念建筑作為傳播媒介如何對受眾精神記憶展開時空敘事，以及推動文化精神場域與自然景觀相互建構與映射的問題，本研究選取紅旗渠（Red Flag Canal）相關紀念建筑為案例，其主要包含紅旗渠風景區（青年洞、絡絲潭、紅旗渠水渠）、紅旗渠分水苑、紅旗渠紀念館、紅旗渠干部管理學院、太行屋脊以及紅旗渠相關意涵紀念建筑。紅旗渠被人們稱為“人工天河”“世界第八大奇跡”，它可被視為一種媒介或媒介行為以及時代革命精神的“圖騰”，作為記憶的傳承場域不斷將精神凝固并傳遞，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史上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一個社會實踐樣本，是新中國建設史上的一座精神豐碑，同時也是當代中國精神和中國故事的文化底色。因此，本研究擬對紅旗渠紀念建筑的文化精神場域建構方式和內部邏輯展開討論。

（二）研究方法及數據來源

本研究采用ArcGIS空間認知和敘事分析方法，對紅旗渠紀念建筑的時空敘事以及文化精神場域建構展開探討?？臻g分析是人文地理學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20世紀70年代，伴隨社會批判理論的盛行，地理學研究將研究焦點從空間“實體”一度轉向“社會—空間”和“空間生產”的非實體空間理論建構。［11］GIS空間分析強調交互式地理空間數據的時空演化過程，通過地理空間信息分析，可呈現地域的社會、政治意涵。

GIS空間認知地圖作為一種社會表征，將各種權力關系嵌入其中并轉化為一種話語權力來規約個體行為和群體實踐。［12］敘事分析法認為“社會實在”的建構基礎是文化表征符號的不斷商榷、共建、融合，解釋敘事者如何敘事并建構記憶、歷史、文化及精神，揭示隱匿在敘事中的隱性符號與決策過程。［13］將敘事分析與GIS相融合是一個數據簡化和數據分析的過程，能更加清晰地辨析出環境、敘事與認知之間的復合型關系。紅旗渠相關紀念建筑作為紅旗渠歷史的敘述者以及文化精神的生產者，通過游客對紀念建筑的認知空間地圖，將紅旗渠文化精神相關的建筑符號、展品以及場景在敘事結構和邏輯規制下的符號意涵和敘述者隱含的意義傳達給受眾。而游客游覽參觀紅旗渠、太行山風景區的過程就是文化精神意義的解構與再構過程。因此采用GIS空間認知和敘事分析方法對此展開研究具有框架的可行性和邏輯自洽性（如圖1所示）。

本研究以紅旗渠紀念館展品（文字、圖片、場景布置等）、紀念建筑介紹以及游客訪談整理為文字資料，通過運用Nvivo12 Plus對文本資料進行三級節點編碼，總結紅旗渠紀念景區建筑媒介的記憶敘述場域及文化精神建構能力。通過受眾所呈現的認知空間，來映射紀念建筑媒介的記憶建構能力。本研究共整理文本資料24.8萬字，其中包含游客游記文章、訪談內容、導游及紅旗渠干部管理學院實踐教學講解詞、紀念館區視圖影像轉換文本。為確保編碼的信度與效度，在編碼過程中，提取訪談文本內容并采取以下措施：（1）合眾對比法。因文本涉及大量編碼工作，容易受到研究者主觀情感與認知的影響而產生編碼偏差，故在系統編碼前，采用多人分別編碼匯總對比的方式進行校正。（2）內容分析信度測量。采用內容分析公式R=n×1+（n-1）×；互相同意度計算公式k12=2MN1+N2。其中n為評判人數，為平均相互同意度，R為信度，M為兩者完全同意的欄目數，N１為第一位編碼人員分析欄目數，N２為第二位編碼人員分析欄目數。最后經過信效度檢測，本研究文本內容分析的R=0.92。根據霍斯提公式計算，當信度大于0.9時，可以將主編碼人員的編碼內容作為分析結果使用。（3）飽和度檢驗。檢驗能夠對編碼分析結果的嚴密性和解釋力進行驗證。 本研究在前期編碼時預留出4份飽和度檢驗文本，再進行關聯編碼和新編碼。利用飽和度檢驗文本，再進行逐個校驗，發展并繼續產生新的編碼維度，從而表明逐級編碼生成的結果通過飽和度檢驗。

三、文化賡續及記憶深化：紀念建筑的復合表征

集體記憶的功能主義微觀視角將“媒介”分化為具體文字、儀式、語言、建筑符號以及物質等表征形式。保羅·康納頓（Paul Connerton）在其著作《社會如何記憶》中將身體習慣（bodily practices）、紀念儀式（commenorative ceremonies）作為媒介，探究集體記憶的延續與傳播。［14］城市作為記憶的承載物，是文化傳承的主要載體之一，城市風景、建筑、街道、紀念館等環境因素和形式往往通過獨特的符號表征和組合方式轉化為一個地點、地方甚至一座城市的歷史。這些記憶表征符號與個人、集體記憶通過時空交織形成“記憶之場”，文化建筑對于文化記憶的傳承和傳播具有毋庸置疑的積極作用。

（一）人文精神匡扶：紅旗渠展館記憶的書寫

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論述集體記憶與場所的關系中明確指出，隨著空間物質的改變，記憶的穩定圖像會受到影響，甚至消失。［15］在阿斯曼文化記憶理論體系中，紀念館、紀念碑、博物館等紀念建筑物是文化記憶發展的重要媒介載體。紀念建筑物作為媒介，通過自身形象表征形式，利用空間及自我屬性創造一種文化意境，從而激起人們思維情感上的漣漪。果戈里（Gogol）曾表述“建筑是時代的紀念碑”。在世界建筑史上，有些建筑修建之初并不是為了紀念，但是隨著歷史發展被賦予了某種特殊的意義。就如紅旗渠在修建之初是為了解決林州（原林縣）缺水問題，而隨著時代的發展，被賦予了更高層次的精神文化記憶。

紅旗渠紀念館以紅旗渠渡槽為原型，簡約的鋼帶結構以輕盈的形態體現了巧妙的設計和厚重的文化，隨著時間的推移，鋼板自然成為鐵紅色，顯得古樸、厚重。整個展廳呈“S”形，像是一個巨大的篆體“水”字，整體形態呈現渠水“紅色飄帶”樣式設計，是一座收藏、展示紅旗渠歷史，研究紅旗渠文化精神及記憶傳承的人文博物館（見圖2）。紀念展館展廳共分為六部分：序廳，千年旱魔世代抗爭（500年旱災、旱魃為虐、世代抗爭），紅旗引領創造奇跡（引漳入林、千軍萬馬上太行山、盤陽會議、鏖戰太行、觀影平臺），英雄人民太行豐碑（周總理稱贊、永遠銘記獻身人員、紅旗渠沙盤展示），山河巨變實現夢想（大地豐收、建筑之鄉出太行、萬眾一心富太行、山河巨變美太行），繼往開來精神永恒（總書記稱贊紅旗渠、領導視察紅旗渠、領導寄語紅旗渠、紅旗渠精神感動中國、紅旗渠精神繼往開來）。館區內以時間敘事為主線，結合片段化場景敘事、關聯性情節敘事和概念化建筑敘事的空間敘事方法，促使游客在瀏覽過程中填補自身記憶、增強情感共鳴以及凝聚文化精神。

紅旗渠紀念館作為紅旗渠歷史文化和精神敘事的重要傳播載體，是紅旗渠精神得以延續的有力支撐媒介之一。佛里·羅杰（Frie Roger）認為情感精神建筑物的變化對個體記憶、群體記憶和文化記憶具有一定的建構作用。紅旗渠紀念館由最初的紀念亭到紀念館老館再到新館開館，其物質景觀及文化敘事的內容也在發生變化，從歷史記憶逐步轉化為文化精神。西瓦萊·萊昂納多（Civale Leonardo）提出資本、空間及權力在建筑物的符號維度設置和位置空間選取中具有主要話語權，并認為城市文化建筑應該由文化記憶和文化歷史進行配置。［16］紅旗渠紀念館與紅旗渠分水苑遺址比鄰而居，林州人民對分水苑有著一種特殊的記憶情感，它是給林州人民帶來希望和生命支撐的源泉。這也是紅旗渠紀念館自修建之日起就選址于分水苑附近，后期擴、改、建均在原址上進行的主要原因之一。紅旗渠紀念館延續林州人民對分水苑的情感依托，同時又在物質空間毗鄰之處將記憶升華與建構，形成現如今的“紅旗渠精神”。紅旗渠紀念館充當著紅旗渠修建之時的歷史記憶，也在不斷地建構、延續受眾的文化認同與民族精神。

（二）自然風光匡助：紅旗渠建筑精神映射

日常生活中的建筑具有復雜性、模糊性的信息表征能力，同時也具有流通性的特征，與大眾媒體相比較，建筑媒介的傳播特性更不容易把握。［17］建筑物作為能“儲存”人類記憶、文化精神等抽象物質的媒介，生產出具有紀念意義的“活體”景觀，賦予后世歷史意義和文化價值。紅旗渠在太行山腰修建，被譽為“人工天河”，紅旗渠與太行山可謂是人文與自然的糅合，自然環境和“游憩境遇”做到了較為完美的匹配。加拿大學者艾倫·卡爾松（Allen Carlson）提出“建筑生態學方法”，即把建筑媒介放入人類生態系統中進行研究，認為建筑并非藝術的類似物，而是人類生態系統的有機部分。［18］紅旗渠自修建之初至今，其除了灌溉解決林州缺水問題外，已經衍化出文化記憶與精神文化的IP符號，成為人們旅游、休閑的文化旅游景區（見圖3）。

青年洞是紅旗渠總干渠中最長的隧道。洞長623米，高5米，寬6.2米，懸掛在巍峨雄峙的太行山懸崖絕壁之上，具有天下一絕“一線天”之稱，有勝黃山、峨眉之譽。紅旗渠紀念建筑呈現相對分散模式，但整體集中于八百里太行一隅，地形復雜多變，崎嶇縱橫，是假日市民旅游休閑的好去處。紅旗渠作為紅旗渠精神文化的靈魂符號，融合太行山的自然風光，可謂是在沉浸大自然、享受自然風光的同時填補歷史記憶、豐富文化精神，促使游客在自然欣賞中得到精神文化的升華。紀念建筑物媒介作為文化記憶的儲存與傳播媒介，從被修建之日起，它所代表的記憶就已經被建構，而這種被建構的記憶受到不同時代的政治、文化、經濟等因素影響，呈現一種持續演化的狀態。

紅旗渠從修建之初解決林州缺水問題，到現在已經逐步演化為一種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化記憶符號。這種符號主要服務于社會群體，有利于維持群體穩定和實現文化認同。紅旗渠、青年洞、分水苑等紀念景觀處于太行山脈，是自然風光與人文景觀的完美融合。文化精神展館功能過于單一化，而在自然風景中融入文化精神，不僅淡化了學習的強目的性，還增添了沉浸的體驗感，在大自然中體會過去修渠人的艱辛與不屈精神。這些都要比燈光下的圖片與文字更加具有說服力和共鳴感。紅旗渠相關紀念建筑形成的記憶場域依托太行山絡絲潭、太行屋脊等自然風光，以分水苑、古渠道遺址、紅旗渠紀念館、青年洞為主要景點，結合附近民風淳樸、自然風光秀美的村落，形成綠水青山中富含豐富文化精神的休閑旅游勝地。

（三）紅色空間沉浸：精神共鳴與記憶汲取

紅旗渠是紅旗渠精神文化的核心表征符號，擁有某種神圣的元素核，不斷浸染與建構紅旗渠精神。紅旗渠作為太行山脈中的人文景觀建筑，利用其空間產生回憶，鞏固民眾的文化認同。建筑是空間的界定和圍合，空間則是被建筑所占據和填充基礎上意化出的新空間。［19］時間和空間對應意識與身體，意識是超越身體的，非空間的，意味著絕對的自由，而身體則是具有空間性的，受空間環境的影響，屬于會消亡、被限制的部分。由紅旗渠建筑景觀演化建構出的精神文化，除了在紅旗渠風景區紀念建筑得以彰顯，在林州市其他建筑中也有所表現。伴隨紀念性符號意涵建筑或品牌IP生成，媒介表征文化對個人感受、情感認知、記憶填補以及信息獲取中的比重越來越大，這也有利于文化記憶的生成、建構以及延續。通過Nvivo12 Plus質性分析軟件對整理好的文本內容進行三級節點編碼（如表1所示），我們可以發現，民眾對于紅旗渠的概念認知已超越紅旗渠核心紀念建筑物本身，紅旗渠符號意涵建筑已逐步被受眾接受。

通過紅旗渠紀念建筑三級節點編碼，我們可以發現，紅旗渠的紀念建筑以及IP符號已經逐步滲透至自然風光、文化旅游以及商業產品之中。紅旗渠與太行山已經形成山水人文組合的旅游產品。作為自主游客在選擇前往太行山休閑度假時，紅旗渠青年洞、紅旗渠紀念館、分水苑也是其目的打卡地；作為游學或紅旗渠干部管理學院的學員，除了紅旗渠文化精神學習場所（包含紅旗渠風景區、桃花洞村、廟荒村等）外，自然風光依舊是學習之余向往的體驗地。紅旗渠已經從單純的“渠”作用上升為紅旗渠精神文化，并將紅旗渠文化符號實現IP創設，紅旗渠酒業、紅旗渠（煙草）、紅旗渠小米等帶有明顯紅旗渠符號的商業產品已經為民眾所熟識，這也幫助紅旗渠提升了國內外的知名度。紅旗渠文化精神紀念建筑的核心符號為“渠”。紅旗渠干部管理學院（二級節點195），包括“紅旗渠精神教育”“企事業干部培訓”和“游學、實踐機構”等部分，主要表現為精神記憶涵化，屬于個體記憶的直接輸送；紅旗渠紀念館則具有明顯的精神記憶場域標識，其作為紅旗渠精神記憶場所（二級節點395）是“災害的苦難記憶”“精神文化洗禮”“堅持信念與力量”的集中記憶書寫；紅旗渠風景區除了紅旗渠紀念館外，還主要包含青年洞（492）、分水苑（183）、太行山（424）、絡絲潭（92）等將紅旗渠文化精神與太行山自然風光相結合的景點；紅旗渠符號意涵建筑（159）及相關意涵產品（248）逐步被本市民眾和游客熟知并接受，對于紅旗渠文化記憶的填補起到增進性作用。作為林州市新時代經濟文化發展示范村的桃花洞村、廟荒村及止方村等也是紅旗渠精神文化學習和旅游住宿的新去處?？v觀紅旗渠紀念建筑及其附屬意涵IP符號，我們發現，紀念建筑與自然風光結合緊密區域的記憶建構更容易被銘記，讓民眾在太行山的巍峨壯美中探尋紅旗渠修渠人的艱辛與偉大，從而產生共鳴，實現紅旗渠文化記憶的精神升華。

文化精神的空間生產主要指用隱喻、想象、意指、象征等表征實踐方式建構空間文化意義的過程。紀念建筑所構筑的空間是最為基礎的長、寬、高的三維空間，與身體在建筑空間中所形成的自我意識相輔相成，但又有一定的差異。這種差異來自個體的經歷、認知、記憶以及思維能力的不同。紅旗渠主要位于林州市西北部太行山山腰，故以紅旗渠命名的相關紀念建筑也多集中于此區域，例如，紅旗渠大道、紅旗渠廣場、紅旗渠國際酒店等標志性紅旗渠意涵建筑。以紅旗渠紀念建筑符號表征三級節點參考點數及覆蓋率為基礎數據，通過ArcGIS10.5Plus軟件進行空間疊置、密度分析和反距離權重差值分析，形成紅旗渠紀念建筑游覽者記憶核密度圖及反距離權重圖（如圖4所示）。

通過觀察紅旗渠游覽者記憶核密度圖我們可以發現，紅旗渠文化空間敘事與記憶建構主要集中在紅旗渠紀念館（33.566—40.185）、青年洞附近（33.566—40.185）、渠畔游園（21.589—27.578）、太行屋脊（11.976—16.231）、紅旗渠干部管理學院（8.037—11.976）等。受紅旗渠和太行山走向影響，記憶核密度主要集中在林州市的西北方，并在市區呈現點狀發散型區位模式。整體區位結構只有西北區紅旗渠景區相關紀念建筑呈現密切關聯。在紅旗渠紀念建筑游覽者記憶反距離權重圖中我們可以發現，紅旗渠風景區呈現自然風景與紅旗渠精神的相互嵌入，形成了太行山·紅旗渠精神場域區（262.016—491.687）、太行山·紅旗渠意涵建筑文化符號場域區（183.719—328.133）、紅旗渠意涵紀念建筑文化符號場域區（48.004—147.180）?？v觀三個場域區我們發現，單純的紅旗渠紀念建筑無法形成強有力的文化記憶敘述能力，意涵性紀念建筑與自然風光結合可以提高紅旗渠精神記憶的傳播效果。紅旗渠本身與自然風光的深度融合可以極大地提升紅旗渠精神傳播效果，并產生較為長久的影響，可以更好地根植于個體記憶，從而實現文化記憶的延續。紅旗渠精神已經逐步與太行山、林州人民的文化精神融為一體，實現了從“回憶氛圍”到“回憶之地”的過渡。在歷史的長廊中，在發生地點所獲得的印象要比故事、閱讀更加具有吸引力和說服力，而這種由人文·自然相結合的紅旗渠文化精神場域，讓每一位前來觀光學習的游客，在這個復合的精神記憶空間場域中，不斷被喚起或建構著那段紅色的精神記憶。

四、記憶之場：“人文·自然”景觀建筑的精神符號構筑

公共空間中的建筑具有公共屬性，擁有相對應的社會功能。亦可以理解為建筑物的公共性除其自身具備的使用功能外，最重要的在于建筑對于人精神生活的影響，以及人與建筑景觀交互的精神化物態空間的營造。［20］紀念建筑置身于自然環境之中，除去紀念建筑記憶空間屬性，自然環境同樣可影響記憶的生成與建構。紅旗渠及其附屬紀念建筑作為媒介，被賦予保存記憶以及建構歷史的功能。紅旗渠紀念建筑作為不易腐朽的書寫媒介，承擔著一個社會群體的世代記憶，是一個氏族社會中記憶精神永恒表征的中介物。

（一）日常生活中的復合型精神記憶場域

紀念建筑物作為媒介不僅具有本身的物質屬性功能，其自身所攜帶的符號特征及意涵賦能還可顯現精神。由紀念建筑物所形成的空間紀念場所，可以幫助參觀者填補記憶空白，被記住的部分就是建筑的唯一性，是它們作用于我們身體并在我們個人認知中引起足夠聯想的部分。利用紀念建筑的紀念屬性，創造一種記憶裝置，利用其自身表征的記憶和意識形態，對身在其中的受眾產生影響，建筑物之間形成的場所就是“記憶之場”。［21］紅旗渠精神的“記憶之場”除了人文紀念建筑空間所形成的場域外，還受太行山自身外置屬性以及自然風光的影響。紅旗渠修于太行山山腰，巍峨的太行山為紅旗渠的修建帶來無法想象的困難，這也是后期紅旗渠精神得以建構和延續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紅旗渠精神的建構場域中，太行山脈地貌及自然風景對紅旗渠紀念空間中的記憶穩固及精神升華起到了積極作用。

紀念建筑物作為記憶的“書寫”媒介，具有自身的紀念目的和紀念意義。根據紅旗渠紀念建筑、太行山自然景觀區域位置和空間場域，結合游客記憶反饋，建構出紅旗渠精神“人文·自然”復合記憶建構模型（如圖5所示）。紅旗渠從被修建之日起就與太行山建立起不可分割、相互融合的關系，是紅旗渠紀念建筑空間文化與其他主流紀念建筑形成差異的主要原因之一。紅旗渠的精神文化除了自身建筑符號表征外，太行山的自然風光也為其后期的精神建構以及文化延續提供了橋梁與支撐。除去紅旗渠本身，為延續紅旗渠文化精神，政府后期修建了紅旗渠紀念館、紅旗渠風景區、紅旗渠干部管理學院以及紅旗渠符號相關意涵建筑，帶有紀念性標識的建筑物通過空間環境、文本影像、教育培訓、儀式實踐等符號表征形式對紅旗渠文化記憶進行深耕。與此同時，紅旗渠乃至林州市西北部及城區都位于太行山山脈腳下，紅旗渠伴山修建，太行山的自然風光、渠畔景象對于紅旗渠精神的感悟與共鳴具有錦上添花的作用，這也是林州市申請5A級景區時將之命名為“紅旗渠·太行山大峽谷旅游區”的重要原因之一。紅旗渠景區和太行山大峽谷兩大景區相互獨立，但又相互融合，二者相互影響。紅旗渠精神“人文·自然”復合記憶建構模型更好地詮釋了紅旗渠精神的傳播基礎以及延續環境，也見證了紀念建筑媒介與自然環境的和諧共處。

（二）紅色文化精神的自然鑲嵌與永駐

記憶是由“載體（carrier）”“環境（environment）”“支撐物（support）”三個要素互動構成。就個體記憶而言，載體是大腦神經系統，環境指代社會背景或是社會互動過程，支撐物則包括重復的記憶策略、儀式、符號媒介等。文化記憶想要上升為精神記憶，其載體依賴于可以世代相傳的文化客體，如建筑媒介、大眾媒介、社會化儀式等實踐形式，同時依賴于權力機關和社會機構。紅旗渠文化精神是從個體記憶、集體記憶到文化記憶的轉化，這種轉化伴隨著記憶的割裂和重新建構，需要借助媒介符號得以實現。精神記憶的載體或是表征符號是外化、形象化和客觀化的，它們具有去身體化的能力，這種能力和經驗可供未經歷或未曾擁有過這段記憶的人驅動使用。太行山作為紅旗渠精神記憶的起源，同樣可以被認定為紅旗渠精神文化的傳播媒介。正是因為山勢陡峭，才造就紅旗渠的偉大，紅旗渠可謂是鑲嵌在太行山脈的一條紅色絲帶，是我國革命精神的主要代表之一。

習近平總書記2022年10月到紅旗渠考察時指出“紅旗渠就是紀念碑，記載了林縣人民不認命、不服輸、敢于戰天斗地的英雄氣概……”［22］，紅旗渠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中的閃亮坐標，是中華民族不可磨滅的歷史記憶。精神記憶被激活并與鮮活的記憶融合在一起，它的長度不受個體記憶生命的影響，而是取決于當權者、物質化媒介、大眾媒介和虛擬網絡空間的耐久性。紅旗渠紀念建筑物作為自然與人文相結合的記憶空間場所，充當著過去與現在、現在與未來的橋梁，是一種精神象征符號。其最大的價值是與記憶建構生成精神意義，并以相對應的崇高理想召喚公眾的記憶與心靈，從而幫助紀念建筑物媒介建構、傳承與延續文化記憶。

五、結? 語

紀念建筑物媒介作為文化記憶的載體，是記憶延續發展的基礎，也是其凝聚精神的前期積淀。伴隨著親歷者的離世，記憶的個體承載將不復存在，剩下的只有冰冷的紀念建筑和網絡空間中不時浮現的記憶資料。將文化精神賦予物質性建筑物，使之成為記憶的媒介，可以高度概括記憶，并使其富有情感的力量，從而更具有傳播能力。紀念建筑物在設計之初就將場所內絕大部分符號表征意義及其附屬價值思考清楚，目的是為社會、民族、國家服務，成為一座城市或者一個國家的“精神工具箱”。紅旗渠復合型人文·自然紀念建筑的精神記憶場域模型，以紀念建筑媒介的時空敘事為核心，以大自然的沉浸體驗感受為推手，喚起民眾的紅旗渠精神記憶，從而實現紅旗渠精神文化的建構、傳播與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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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謝薇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