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標準書”與周其勛

鄺啟漳

暢銷書是指一個時期內非常受歡迎的書，即英語里的bestsellers，由出版社或報刊社推出，以引起讀者的注意。這個詞來源于美國，而最具權威性的好書推薦當屬《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一旦上了《紐約時報》的榜單，下一步很可能就獲得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頒發的普利策獎，而普利策獎之后則往往是諾貝爾獎的榮銜了。例如賽珍珠，其作品《大地》1931年問世，同年登上《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次年（1932）獲普利策獎，六年之后的1938年就摘得諾獎的桂冠，可見《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榜單可以說是獲諾獎的初階或敲門磚。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也有一份類似《紐約時報》的好書推薦榜，那就是商務印書館的“星期標準書”。

眾所周知，商務印書館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現代出版機構，1897年創辦于上海，與北京大學同時被譽為“中國近代文化的雙子星”。商務印書館的發展壯大歸功于兩個人：該館最為重要的掌舵人張元濟和張后來網羅到的總經理王云五。張元濟，浙江海鹽人，是一位兼具深厚傳統教育與改革思想的知識分子。他1892年中進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兩年，戊戌變法后，因支持變法，被清政府革職“永不敘用”。于是，他南下來到上海，在盛宣懷創辦的南洋公學擔任譯書院院長。1901年，他從著名的南洋公學辭職到一個小小的印刷所，開始了出版生涯，然而當時幾乎無人理解他的決定。但是，人生的正確選擇不僅讓他的人生放出耀眼的光芒，也使這小小的印刷所從此蒸蒸日上，成為中國頂尖的出版機構。彼時商務印書館剛成立六年，四位創辦人都是排字工人，文化程度有限，主要做印刷業務，也在嘗試向出版轉型。張元濟1901年投身商務之始就對創始人夏瑞芳說，要做出版就要有自己的編譯所。于是1903年，他出任該館編譯所所長，此后歷任經理、監理、董事長直至逝世，艱苦創業，歷盡艱辛，殫精竭慮，為商務印書館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先后延請高夢旦、王云五等一大批杰出人才，開展以出版為中心的多種經營活動，使商務印書館實力迅速壯大，最終成為上海乃至中國的文化重鎮。

為商務印書館的成功作出了卓越貢獻的還有王云五，他被譽為中國近現代最具遠見卓識的大出版家，“有遠見卓識，也有襟懷抱負；擅長科學管理，也有力排眾議的魄力”。如果說張元濟是出身名門望族的飽學之士，王云五則是出身販夫走卒之流而自學成才之人。王云五原籍廣東香山（今中山市），在上海出生，只受過五年私塾教育便輟學，其父將他送到五金店當學徒，晚上到夜校學英語。十七歲時進入上海的同文館修習英文等課程。十八歲時擔任同文館教生，并廣泛閱讀西方政治學、社會學、哲學等名著。十九歲時受聘至中國新公學，擔任英文教員。二十一歲時購得英文《大英百科全書》，以三年時間將全書三十五巨冊閱覽一遍，后來又修完土木工程及物理數學與機械等各種課程；先后加入兩所美國的函授學校，獲得許多高等數學、物理知識，并取得美國法學士預備資格；二十五歲時，受聘到國民大學講授政治學、英美法學概論等課，又通德語、法語，《紐約時報》報道他為“活的百科全書”。1921年，經胡適推薦，王云五出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后任總經理。王云五主理商務印書館期間，陸續出版了《大學叢書》《中國文化史叢書》《萬有文庫》以及張元濟主持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叢書集成》《四部叢刊》等各類叢書、各種詞典以及百科全書，以“教育普及”“學術獨立”為方針，對中國的知識傳播起到重要作用。須知，要出版這些大部頭的書籍，主事者除了需要有相當眼光、組織能力，更得具備執行的魄力和勇氣。這些書籍不僅在當時風行，今天仍然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同時，王云五亦以科學方法改革商務印書館，大力推行各種編輯計劃，延攬專家主持編譯所各部業務，聘請館外特約編輯，開展各式各樣的促銷增量的活動。經過這樣的改革，一時間商務印書館人才濟濟，業務扶搖直上?！靶瞧跇藴蕰本褪峭踉莆迦紊虅沼^總經理期間所推出的一種書籍營銷模式。從1935年10月開始，商務印書館創立以“名人薦書”為手段，每個星期都向讀者推薦一本新書的營銷模式。這堪稱中國出版界的創舉，標志著“名人薦書”商業化的嘗試之始。向讀者大眾薦書的名人，當然是當時中國的知識精英，如蔡元培、胡適、林語堂、梁實秋、馮友蘭、馬寅初、潘光旦等，可以說，當時文化、學術、教育界有幾分影響的人物，幾乎都參與了“星期標準書”的評選工作。在這些名人的推動下，“星期標準書”在當時的暢銷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這種營銷模式推出不久，由周其勛領銜翻譯的《英國小說發展史》就有幸成為“星期標準書”之一。當時由哪位名人推薦已不可考，不過也有線索可循。薦書者在甄選的過程中，往往會根據書的質量、內容以及讀者反饋等多個方面綜合考慮，從而推選出最優秀的作品。究竟是哪位呢？周其勛在《英國小說發展史》初版譯序上寫道：“譯稿有幾章曾經梁實秋、朱光潛、方光燾諸先生指正?！边@三位都是英美文學名家，他們通讀了譯稿，對照了英語原著，自然就了解譯者在信、雅、達方面所表現出來的功力，因而我估計，薦書者很可能出自這三位。他們通讀了譯稿，流利通暢而且忠實原文的譯文使他們贊嘆，所以從譯文質量考慮，他們也推介了此書；他們又對照了原著，原著“提要鉤玄，討論精密，是一部權威的著作，因而是研究英國小說的人所不可少的參考書”，薦書者從內容考慮也看中了此書。

《英國小說發展史》問世以后，學界好評不斷，一年之內就加印了三次。至于讀者的反饋，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發表在1936年《是非公論》第七期上署名“羅正晫”的長篇書評。羅正晫即羅皚嵐，湖南湘潭人，1922年入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即清華大學），后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曾任南開大學、長沙臨時大學、湖南大學教授，既是一位有名的外國文學教授，也是享譽國內的小說作家，他作此書評時應是在南開大學任上。書評一開始就指出了翻譯這部學術著作的重大意義。他說：“國立編譯館最近出版的《英國小說發展史》是值得注意的一本書。原著者Cross先生對英國小說有很深的研究，是權威的學者，這部著作更是研究英國小說史的人必讀的一部書，國內的大學如清華等已采用它做課本。編譯館選定了這部書來翻譯，是極有眼光的?！苯又?，書評者贊揚了譯文的質量：“譯筆是非常忠實而簡潔的，雖因譯者不同，前后文氣間有不一律的毛病，但無害于全書整個的‘信和‘達?！蹦┝?，最為書評者所稱道的，也是我們作為周先生的學生最佩服的，就是書后的注釋和索引。對于注釋，書評作者說：“譯者于每章后另注釋至八九十條之多，都是很吃力的工作，便利初學，良非淺鮮。這是我們應向譯者致敬意的地方?！睂τ谒饕?，書評作者也說：“卷末的附錄三，英美小說之中文譯本書目，也是譯者很辛勤的工作之一。原書索引，另按譯本的頁數注出，尤便翻閱檢查?！绷_正晫的書評并非過譽，這部體現了周先生學術功力的譯著自問世以來不斷再版。就我所知，除了1936年的初版，還有成都1945年2月商務印書館版、1945年12月重慶國立編譯館版，1949年后海峽兩岸也都時有重印。2007年左右，此書還被北京大學出版社影印出版，因為它一直被該校列入中外文學比較史的參考文獻，由此可見這部譯著影響之深遠。

羅正晫的書評在贊揚《英國小說發展史》及其譯者的同時，還不忘寄語國立編譯館當局：“一國的文化如果不是?？匡w機大炮來建筑的話，我希望國立編譯館當局繼續這種有遠大眼光的工作，它的影響，不是目前一點看得見的小小成就或失敗，它的功效是寫在我們文化史上未來的每一頁上?！眹⒕幾g館自然沒有辜負廣大讀者的期望，據其《館務匯錄》第九期載：“又本館出版之《戰時經濟學》及《我之奮斗》兩書，經楊端六、羅家倫兩先生（推薦）分別選入商務印書館星期標準書內發行云?！边@兩本書無疑都與時任國立編譯館人文組主任的周其勛有關：前者是經周校閱并力促出版的，后者則是由周領銜的團隊奉命翻譯的。

徐宗士譯的《戰時經濟學》是國立編譯館繼《英國小說發展史》后的第二本出版物。國立編譯館館刊民國廿四年（1935）5月1日第一期載：“二周（周其勛、周駿章）及李君（李未農）合譯Cross氏《英國小說發展史》業已葳事，正在補譯附錄并校閱已成之稿，大約五月底可全部告竣?！蓖谟州d：“本館出版之書，自書籍目錄印行以后，最近續出者為四種；一為徐宗士譯《戰時經濟學》……”由此可見該館對此書的重視。而譯者徐宗士在該書的序中則說：“（本書）復承前中央大學法學院院長童冠賢先生，國立編譯館人文組主任周其勛先生……為之校閱，多所指正，合并志謝?！庇纱艘部梢?，周其勛曾參與其事。該書甫一出版即受到楊端六先生的青睞。楊端六，湖南長沙人，早年赴日本留學，后加入中國同盟會，1916年赴英國留學，1920年回國，任上海商務印書館《東方雜志》編輯，1928年后，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國民政府軍委會審計廳廳長、武漢大學教授兼法學院院長。楊先生推薦此書當然有其現實的考慮和形勢的需求。

1936年時，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的關頭。外侮日亟，戰云密布，戰機的轟鳴籠罩在南京的上空，市內人心浮動，民眾在做逃難的準備，報紙上是一連串“國難當頭”的報道，中日必有一戰已成人們的共識。大戰在即，身為軍委會審計廳廳長的楊端六先生自然對戰時的經濟布局和舉措深感關切，迫切想要知道這方面的知識，這就是為什么《戰時經濟學》一書會進入他的視野。果然，戰爭一爆發，國民政府便依照書中所載的戰時經濟學理論，實行“戰時體制”，集中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于軍委會。全國軍隊，凡在抗戰軍隊序列的官兵都到“軍委會”領餉；政府各部門以及全國大專以上學校的教職員也比照軍官軍銜在“軍委會”支薪。周其勛先生那時是中央政治學校教授，領少將工資；楊端六先生則領中將工資。

羅家倫推薦《我之奮斗》當然也是考慮到此書的現實意義。羅家倫，浙江紹興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早年求學于復旦公學和北京大學，是蔡元培的學生。1919年，在陳獨秀、胡適支持下，與傅斯年等成立“新潮社”；五四運動中，起草傳單《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1920年秋，羅家倫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后又去英國倫敦大學、德國柏林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學習。1926年回國，任教于東南大學歷史系。1928年出任清華大學首任校長。1932年8月起，任中央大學校長?！段抑畩^斗》是希特勒的傳記。二戰之前，希特勒還沒有顯露出世界公敵的真面目，德國由一戰以來國際地位一落千丈、負債累累的窘況，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驟然崛起，重新躋身歐洲列強，其軍備實力更居歐洲之首，中國一些知識精英如朱家驊、錢端升等大力鼓吹“以德為師”，尤其在軍備武器方面，以抗衡步步進逼的日本。朱家驊介紹德國陸軍上校馬克斯·鮑爾到上海與國民政府要員會晤，提出了中國工業和軍隊的現代化計劃，大力洽購德造槍械以裝備中國若干個陸軍師。1926—1944年間，幾乎所有的中德合約都經朱家驊之手，小到鋼盔，大到飛機，大量的德制裝備運到中國，一些研究部門在德國的支援下設立，部分飛機在中國組裝，不到十年內，政府在長江流域初步整建起國防工業與新式德械陸軍，為日后的抗日戰爭打下了基礎。因之，潮流下的國內輿論，甚至當局都渴望知道，希特勒究竟有什么能耐，能讓一戰戰敗的國家復興強盛。據說，此書也是朱家驊直接讓周其勛翻譯的。朱家驊之所以委托周其勛，一來是周的德文和英文均有很高的造詣，二來是周深得朱的信任，朱（時任教育部部長）曾有意讓周做他的秘書，因周的婉拒而作罷，后來秘書之職由顧頡剛先生擔任。

但是，我們需要嚴肅指出的是，《我之奮斗》其實是一部爛書，無論是觀點主張、邏輯論證、語言風格，都相當糟糕。該書主張納粹主義，而希特勒卻靠這本書賺得盆滿缽滿。1925年，《我之奮斗》首版一萬冊，被搶購一空，每本十二馬克，按當時的生活成本計，買這書的錢可買三十二公斤的面包；到希特勒1933年上臺前，該書已經銷售二十二萬套，每三百個德國人中就有一個人主動購買了這本書；希特勒上臺后，《我之奮斗》成了五千萬德國人幾乎人手一本的書籍。依靠版稅收入，希特勒在慕尼黑郊外用情婦愛娃的名義購置了二十多套房產。這樣一本超級枯燥、晦澀難懂的德國政治書籍竟然越過重洋，受到當時中國的部分知識分子的推崇，現在看來真是匪夷所思。

檢索國立編譯館從1935年5月1日起到1937年7月1日的各期《館務匯錄》，能看到這些“星期標準書”一版再版的消息，如第一期，最近續出者有四種，“一為徐宗士譯《戰時經濟學》一種”；第五期，本館出版之書籍有四種”為本館所譯之希特勒《我之奮斗》”；第十三期，本館最近出版之書有“《英國小說發展史》”，“四版之書有希特勒《我之奮斗》一種”；第廿四期“再版者有《英國小說發展史》一種”。接連不斷的再版消息足以說明這些“星期標準書”在當時暢銷的程度。另外，檢索國立編譯館當時出版的書，其版權頁上都如《英語當代四小說家》一樣列出以下信息：

譯述者? 國立編譯館編譯? 李未農

章紹烈? 蔣石洲

校閱者? 中央大學英文系主任? 范存忠

國立編譯館人文組主任? 周其勛

出版者? 國立編譯館

發行人? 王云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這種把譯者和校閱者的身份名銜一并列出的做法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是為了表示負責，還是為了表明譯文的權威性，或者是兩者兼而有之？他們很可能是想說明，能列入“星期標準書”者，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