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西走廊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
——以北鎮醫巫閭山祭祀文化為中心的考察

劉 丹 崔向東

(渤海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遼寧 錦州121000)

在加強民族團結、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礎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成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也是當下學界研究的熱點議題。學者有的從理論淵源、思想內涵上進行解讀,有的從實踐經驗、現實路徑上進行探討,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但是,目前從歷時性角度,針對某個區域開展有關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的專題史方面的研究成果還不多。因此,本文擬以遼西走廊作為地理空間,以北鎮醫巫閭山祭祀這一禮制文化為著眼點,通過中國古代北方各民族與中原漢族對北鎮醫巫閭山的共同崇祀,來看諸民族的交匯融合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形成過程。這樣的研究進路,對于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發展以及當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的意義與價值。

一、北鎮醫巫閭山的地理區位與民族關系

(一)地理區位:遼西走廊上的重要標識

遼西走廊是中國四大民族走廊之一,是溝通、連接中原與東北兩大地域重要的民族、文化與經貿廊道,位于今遼寧、河北、內蒙古三省區交界處,為典型的“歷史的地理樞紐”。遼西走廊多民族共生、多元文化匯聚、多種經濟類型并存,它以獨特的人文地理環境,為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出現、中華文化的不斷重構以及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持續不竭的動力源泉。

北鎮醫巫閭山為遼西走廊上的重要節點。文中“北鎮”所指并不是現今意義上的行政區劃概念,而是指中國五鎮山之北方鎮山,其概念源于中國古代的山岳崇拜,有鎮守北疆,以保國家安寧之意。醫巫閭山即為“北鎮”,又稱無慮山、醫無慮、于微閭、醫無閭等,簡稱閭山,位居東北三大名山之首?！豆沤駡D書集成·職方典》載:“冀州之境,由太行而東,尊嚴高峻,惟醫巫閭為諸山之冠?！盵1]《全遼志·山川志》載:“遼境內山以醫巫閭為靈秀之最?！盵2]48醫巫閭山氣勢宏偉、莫可名狀,主要位于現今遼寧省西部阜新、錦州等市縣境內。

從地理位置上看,醫巫閭山位于遼西走廊的東北端?！缎鸵宜确钍菇饑谐啼洝分袑|西走廊與醫巫閭山的關系有這樣的描述:“出榆關(山海關)以東行,南瀕海,北限大山,盡皆粗惡不毛。至此,山忽峭拔摩空,蒼翠萬仞,全類江左,乃醫巫閭山也?！盵3]從記載可知,醫巫閭山處于連接中原與東北的咽喉要道上。從人文意義上講,醫巫閭山為漁獵、游牧、農耕等多種經濟文化類型的交融匯聚之地,處于多元文化的耦合帶。從歷史進程上看,醫巫閭山從新石器時代起即為連接遼西、遼東兩大考古學文化圈的橋梁和紐帶;先秦時期,醫巫閭山為東北諸族遷徙、交匯、融合、共生之地;漢時,醫巫閭山已是往來遼西、遼東兩郡必經的軍事要途與交通要道;隋唐兩代東征高句麗,渡“遼澤”東行遼東,皆需經由醫巫閭山;遼時皇室謁陵祭祖,金時皇室巡幸,元時蒙古族內遷,明時抗擊北元,清時東巡祭祖,醫巫閭山皆是必經之地?？梢?醫巫閭山為遼西走廊上的重要地理標識。

醫巫閭山特殊的地理位置與鎮山文化,成為解讀遼西走廊的重要媒介。這里不僅是中原漢族和北方少數民族在地理上相互銜接的紐帶,同時也是文化上交融匯聚的關節點。多重要素的疊合使醫巫閭山成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天然實驗場。

(二)民族關系:華夏、東胡、穢貊、肅慎四大族系的交匯

醫巫閭山地域從古至今一直是多部落、多族群、多民族交匯、融合、聚居之地。從石器時代起,醫巫閭山地域即為古人類生息繁衍之所,位于醫巫閭山北段阜新市沙拉鄉境內的興隆洼文化查海遺址,被譽為“中華第一村”;距今約五千年前的紅山文化,其諸多遺址廣泛地分布于醫巫閭山西麓,其先民為中華文明源頭的一支。夏商周時期,見于文獻記載的先商、山戎、孤竹、令支、俞人、屠何、青丘、周頭等古民族,或聚居、或遷徙往來于此,春秋戰國之際,逐漸形成了以華夏、東胡、穢貊、肅慎四大族系為主的新的部落、族群分布格局。

秦漢時期,伴隨著開邊拓土與關市貿易的頻繁,漢、匈奴、烏桓、鮮卑等族不斷遷徙往來于此,多民族的交匯、融合進一步發展。如,西漢武帝時,遷烏桓于遼西、遼東等五郡塞外;東漢時,光武帝對入塞的烏桓“給其衣食”。近年來,在醫巫閭山地域閭陽鎮、廖屯鎮等多個地點發現漢代的遺址、城址、墓群和烽火臺,說明該地當時已形成多個民族聚居區。魏晉南北朝時,醫巫閭山地域先后由前燕、后燕、北燕、北魏、東魏、北齊等地方政權所控制,鮮卑部族繁盛,在此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同時也促進了醫巫閭山地域多民族的融合與經濟文化的空前發展。

隋唐之際,漢、高麗、契丹、突厥、庫莫奚、靺鞨、渤海等諸多族群匯聚于此,在“華夷一家”主流民族思想的影響下,漢化與胡化的雙向影響進一步加深。遼金元時期,契丹、女真、蒙古先后登上歷史舞臺,契丹人將醫巫閭山視為神山圣地,女真、蒙古承遼代余緒,先后住牧其間,在此留下了深深的文化烙印。明清之時,漢、滿、蒙、錫伯等民族成為醫巫閭山地域的民族主體,民族融合進一步加深,進而奠定了現今醫巫閭山地域的民族格局。

歷史上多個民族、族群的交匯與共生,賦予了醫巫閭山豐富的文化內涵,在廊道文化與鎮山文化的交互作用下,醫巫閭山成為北方少數民族與中原漢族共同崇祀的神山圣地,為歷代統治者尊崇與祭祀,其中的生發機制,蘊藏著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發展的歷史基礎和文化積淀。

二、北鎮醫巫閭山祭祀文化的內涵與特征

(一)北鎮醫巫閭山祭祀文化的內涵

關于北鎮醫巫閭山祭祀文化的內涵,可依據文化層分析法,將其置于時空框架中加以考察。文化層本是一個考古學術語,這里借用其分析文化的時空屬性。任何一種文化都具有時間性和空間性,文化的時間性指文化的縱向面,即文化的古往今來,也就是各種文化的產生、發展、變遷過程,或某種文化在某一個時期內的變遷過程,從時間上看,它是多層次的,是一層一層累積而成的,這種文化層可稱之為“時間文化層”;文化的空間性指文化的橫斷面,即文化的上下四方,也就是某一時間內的某種文化的結構和狀態,文化空間是有其層次結構的,根據文化的表現形式,每一種文化體系或文化叢都可以分為上、中、下三層結構,即表層、中層和深層,這種橫向的層次可稱為“空間文化層”[4]。鎮山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亦具有結構層次性,該理論對理解醫巫閭山祭祀文化的內涵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1.北鎮醫巫閭山祭祀文化的時間文化層。醫巫閭山祭祀文化與信仰文化密切相連,其時間文化層主要是指,隨著時間的演進出現的圖騰崇拜、萬物有靈、山精靈、山神信仰、鎮山信仰以及基于上述信仰而形成的各種祭祀行為的層疊累加。醫巫閭山信仰與祭祀文化歷代有不同的表現形式,這些不同的表現形式是與當時人們的認知水平和社會經濟結構相適應的。

追溯醫巫閭山信仰的源頭,應始自最初的圖騰崇拜,根據民族學調查資料顯示,圖騰崇拜與狩獵、采集經濟相適應,是最古老、最底層的信仰文化。自興隆洼文化以來,西遼河流域的萬物有靈觀念在原有圖騰崇拜的基礎上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紅山文化時期,在萬物有靈及山精靈觀念的基礎上,產生了山神觀念,并基于“冢、廟、壇”三位一體的祭祀制度,出現了由祖先崇拜、山神崇拜所形成的酬神、敬神的獻祭制度。隨著社會的發展,紅山文化所形成的敬天、尊祖、崇山觀念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后世夏、商、周三代禮制文明產生的直接根系之一。從商代甲骨卜辭中出現的“十山”“五山”“二山”合祭現象與內容看,商朝所祭山川已出現大小神之分,并分別給予不同規模與頻次的祭祀,但這些祭祀絕大多數都與求年或祈雨有關[5],沒有賦予過多的政治色彩。進入周代,隨著宗法制的確立,神權政治化,山川信仰有了明顯的政治屬性,鎮山理念也在周代開始盛行,“十二鎮山”“九州鎮山”“四鎮五岳”等鎮山概念頻繁見諸有關周代的典籍中。醫巫閭山作為幽州高大名山,自有鎮山概念始即居于鎮山之列,位列國家祀典,享有定期致祭之禮。至此,醫巫閭山信仰由自然屬性的山神信仰上升到富含政治屬性的鎮山信仰,并最終成為日后醫巫閭山祭祀文化的核心。

秦漢以降,歷代王朝皆對醫巫閭山行鎮山祭祀之禮,雖然不同王朝對醫巫閭山的封號屢有變更,醫巫閭山的山神形象也在不斷流變,祭祀的內容與方式亦不盡相同,但鎮山信仰理念卻一直未曾改變?！耙淮醭瘜τ趪叶Y制框架下的鎮山文化實現了完整的傳承”[6],尤其是金、元、清由諸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皆將祭祀北鎮醫巫閭山視為權持正統、天下一統的重要象征。它們承襲中華禮制,認同中華文化,共同詮釋著多元一體的中國歷史,這對于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北鎮醫巫閭山祭祀文化的空間文化層。醫巫閭山祭祀文化的空間文化層可分為表層、中層、深層三部分:表層文化主要指醫巫閭山祭祀的物化表現形式,具有外顯性、流變性,涉及醫巫閭山山神形象、歷代所賜封號、鎮山廟的賜建與修繕等內容。中層文化主要指醫巫閭山祭祀中能以語言文字或儀式表現的內容,主要指醫巫閭山祭祀制度、祭祀儀式等,這些制度與儀式一經制定,便會保持較大的穩定性,為世人所遵守。如在祭祀級別上,醫巫閭山位列鎮山屬中祀,歷代對其行中祀之禮,在祭祀之禮、儀、品上均有較大的承襲性。深層文化主要指醫巫閭山的鎮山信仰觀念,它是表層文化、中層文化得以存在的基礎,有了鎮山信仰,歷代王朝才會對其行祭祀之禮,敕予封號,敕建鎮山廟等。在整個文化體系中,深層文化是核心,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具有較強的穩定性。

醫巫閭山的鎮山信仰與祭祀,對北方諸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鮮卑、契丹、女真、蒙古、滿族等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出于崇祀山神、爭奪正統、鞏固統治的需要,均曾以不同的方式致祭醫巫閭山。它們或遙祭望祭、或郊壇配祭、或遣使致祭、或帝王親祭,但都表現出對鎮山理念的認同,對中華禮制文化的承襲。這不僅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國家形成的文化根源,也使祭祀北鎮醫巫閭山成為不同民族文化認同的結合點。無論是由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北魏、遼、金、元、清等政權,還是由中原漢族建立的隋、唐、宋、明等政權,皆將祭祀北鎮醫巫閭山看作是君權神授、天下一統、江山永固的象征,歷經數千年未曾改變。這種中華各民族同根同源的內在文化傳統,成為中華文明多元匯聚、一脈相承的精神動力源泉。

(二)北鎮醫巫閭山祭祀文化的特征

1.中華文化認同性。在古代中國,活躍于遼西走廊的東胡、穢貊、肅慎三大族系的民族均存在“中國”認同現象。慕容鮮卑、拓跋鮮卑、契丹、女真、蒙古、滿族等東北民族均自稱 “炎黃子孫”[7],他們積極追祖溯源,自認是“中國”的一分子。這既體現了“華夷共祖”的思想,又體現了北方游牧族群的民族觀念與國家認同。

這些北方游牧族群的“民族國家認同不是族群同質性的產物,而是由公共物品的包容性提供所產生的”[8]。中國儒家的禮制文化、遼西走廊的地理空間屬性、醫巫閭山的鎮山特質具備了“公共物品”的包容性,是中國古代胡漢民族共享的文化符號與空間,胡漢民族對醫巫閭山的共同崇祀展現了這一“公共物品”的文化凝聚力與向心力,同時也體現了北方游牧族群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性。

歷史上,北魏王朝不斷地汲取中原文化,采用中原禮俗,文成帝于和平元年(460年)東巡,“幸遼西,望祀醫無閭山”[9],開啟了有史記載以來北方游牧族群帝王親祭醫巫閭山的先河,成為其對中華文化認同的一個側面。契丹遼政權以“尊孔崇儒”為基本國策,遼太子耶律倍深諳中原文化,曾在醫巫閭山建有藏書萬卷的望海堂,后經世宗、景宗、道宗、興宗、天祚帝等朝的發展,醫巫閭山遂成為契丹人的神山圣地,備受禮遇。金朝建立后,至世宗、章宗朝時,已禮樂浸備,其承襲中原文化傳統,將醫巫閭山視為北方鎮山,完全以中原漢禮祭祀醫巫閭山。蒙古人入主中原后,重持中原禮制,從元世祖即位(1260年)到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元朝已基本形成了完整意義上的岳鎮海瀆祭祀之禮,醫巫閭山因“主鎮幽州之境,皇都京畿系焉”[10]432,所享祭禮隆盛,規模龐大。清朝統治者將醫巫閭山視為“發祥兆跡,王氣攸鐘”[11]245之地,在承繼前朝禮制的基礎上對醫巫閭山的祭祀達到了歷史上的新高峰,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六位帝王皆曾親臨醫巫閭山,他們或親祭或遣官告祭,以謝神明護佑之功。諸位帝王在這一過程中也留下了大量御制詩文,所謂“同文可識正同倫”,昭示了對中華文化的認同。

文化認同可以說是所有認同方式中最深層次的認同,祭祀北鎮醫巫閭山成為北方諸族強化中華文化認同的一種方式,是其自稱“炎黃子孫”、自稱“中國”思想的再一次印證,對促進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國家權力象征性。鎮山本身是與四方、四海、九州等相連的概念,具有鎮御天下、以統四方的政治意涵。醫巫閭山作為北方鎮山,因鎮守北疆,集王權、正統等多種象征意義于一體,為歷代王朝所重視。

先秦時醫巫閭山即享有鎮山祭祀之禮,秦漢魏晉一脈相承,至隋唐,鎮山祭祀之禮漸趨完備。隋煬帝、唐太宗兩代帝王東征高句麗,皆曾駐蹕懷遠(今北鎮市),親祭醫巫閭山,以祈北土安寧,國家一統,昭示了醫巫閭山在維護國家權力上的象征意義。

進入遼宋金時期,承襲禮制,祭祀鎮山,成為各朝昭顯政治權威與王權正統的重要方式。遼朝積極接受中原禮制,至遼圣宗時,始以“正統”自居?！斑|國以祭山為大禮”[12],醫巫閭山作為遼朝的“作翰之區”“棲神之地”,先后有六位帝王三十余次赴醫巫閭山巡狩、謁陵、祭祖,對醫巫閭山崇祀有加。對于北宋政權,醫巫閭山雖不在其境,但仍保持祭祀醫巫閭山的傳統,“立冬祀北岳恒山、北鎮醫巫閭山并于定州,北鎮就北岳廟望祭”[13],表明了北宋維護國家一統、疆域完整的愿望,也充分體現了醫巫閭山的象征意義。金時,宋金兩朝的正統之爭達到了歷史上的一個高峰,正統思潮在這一時期尤為興盛。在金朝統治的119年時間里,有史可查的岳鎮海瀆祭祀達十六次之多。醫巫閭山作為北方鎮山,除享有岳鎮海瀆共祀之禮外,還享有特殊禮遇,如金太宗時曾下詔:“禁醫巫閭山遼代山陵樵采”[14],金世宗時敕封北鎮廟為“廣寧神祠”。南宋雖偏安一隅,五岳五鎮僅有其一,但仍對醫巫閭山行岳鎮望祀之禮,以示天下一統。

元時,形成了以“王道”“中國之道”為正統的新認識。在這樣的背景下,繼承道統,行中國之禮,便具有了擁有國家、行使王權、穩定秩序、爭取民心的意義。元朝統治者十分重視對岳鎮海瀆的祭祀,醫巫閭山“邇于邦畿、作鎮惟舊”[10]354,成為元朝肇興北方,鎮擁天下的重要象征。至明代,因明初北元勢力依舊強大,醫巫閭山對明朝來說不僅具有禮制的功能,同時還多了政治、軍事的色彩。明太祖曾親自為“北鎮”撰寫了其一生中僅有的一篇鎮山祭文[15],所謂“惟神功參造化,永鎮北土,奠安民物,萬世允賴”[2]399,“北鎮禮秩,居他鎮之首”[16]。明遼東巡撫許宗魯在《謁北鎮廟》詩中言“一統華夷歸鎮靜,明禋千載奉祠官”,進一步詮釋了“北鎮”的象征意義。清代對醫巫閭山的崇祀達歷代之冠,“今清肇基東北,故崇奉之典,尤有加焉”。有清一代,共有六位帝王先后十一次親祭醫巫閭山。除帝王親祭外,醫巫閭山亦享有單獨遣官致祭之禮,且祭禮隆盛,成為清王朝昭示王權與正統的重要象征。

3.融合性。北鎮醫巫閭山祭祀文化的融合性主要指基于醫巫閭山信仰與祭祀所形成的民族融合、文化融合,進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這種融合性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基于自然的交流互動所形成的融合;二是基于國家政策的主動接納所形成的融合。

自然融合主要因醫巫閭山位于遼西走廊內,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具有明顯的過渡地帶性質,遷徙、流動成為這一地區民族生存的主要形態,不斷的遷徙、流動必然造成各民族間的交錯、雜居以及不同文化間的交流、互動。

在此遷徙、流動的群體,主要以北方游牧族群與中原漢族為主。對于北方游牧族群而言,崇山、祭山是其恒久的習俗;而對中原漢族群體來說,鎮山信仰與祭祀是自上古起即已存在的信仰形式?；诖?對醫巫閭山的共同信仰與崇祀成為他們相互連接的重要紐帶,也正因為這種相融相通性,更有利于他們彼此間的相互認可與接納以及文化上的認同與采借,從而形成一種自然狀態下的民族融合與文化融合。

主動融合既包括中原漢族對北方游牧族群的主動接納,同時也包括北方游牧族群在認同中華禮制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主動吸收與借鑒。

以夏變夷、開放包容是中國古代華夏政權對周邊少數民族一直以來的思想與政策主張,孔子的“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17]的思想,使華夏成為一個不斷變動、開放的體系。醫巫閭山鎮山祭祀作為華夏禮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一方面對北方游牧族群具有禮制教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對北方游牧族群由夷變夏的進程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成為北方游牧族群主動融合,進而實現“華夷一家”的重要表征。

北方游牧族群對醫巫閭山鎮山信仰與祭祀的主動接納與吸收,對民族融合、文化融合也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如前所述,在這方面表現最為突出的當屬北魏王朝,繼北魏之后,契丹遼政權將醫巫閭山視為融祖先崇拜與山神崇拜于一體的神山圣地,其對醫巫閭山的崇祀與中原漢族的鎮山祭祀相融相通,華夷日漸同風。進入金代,至世宗、章宗朝時,對醫巫閭山的祭祀已與中原王朝無異,成為其承襲正統的重要象征。宋金兩朝對醫巫閭山的共同祭祀,對胡、漢民族文化交融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元明清之際,在繼承前朝禮制的基礎上,對醫巫閭山的祭祀日趨隆盛,民族、文化融合日益加深,至清代已達頂峰。這種基于對醫巫閭山鎮山信仰與祭祀所形成的民族、文化融合,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基礎,同時也使其成為這一格局形成過程中的重要因子。

三、北鎮醫巫閭山祭祀文化的歷史承繼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發展

(一)隋、唐及以前醫巫閭山鎮山祭祀的開創

醫巫閭山祭祀文化歷史悠久,從上古起醫巫閭山即是北方諸族心中的神山。進入三代時期,山川祭祀進一步發展,伴隨著神權政治化,出現了等級化、制度化的山川祭祀之禮,《禮記·王制》載:“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盵18]醫巫閭山為幽州名山,位列鎮山,享名山祭祀之禮。

秦漢之際,祭祀制度進一步發展,醫巫閭山統屬名山享從祭郊祀之禮。魏晉南北朝時期,雖政權更迭頻繁,但醫巫閭山祭祀制度卻獲得了新的發展。一方面其從統屬名山中脫離出來,《晉書·禮志上》載:“及成帝咸和八年(333年)正月,追述前旨……天郊則五帝之佐……地郊則五岳……醫無閭山……凡四十四神也?！盵19]這是魏晉以來史載較為翔實的一次郊祀之禮,醫巫閭山開始以獨立的身份出現在國家祀典中,為日后醫巫閭山常列祀典及岳鎮并舉等奠定了基礎,此后南朝宋、齊、梁、陳,山川祭祀皆以此禮為基礎。另一方面,經北魏的發展,至北齊、北周時,醫巫閭山在國家祀典中已與鎮山、岳鎮海瀆合體連用,地位進一步提升。通過上述祭祀可見,醫巫閭山無論是在東晉、南朝政權還是在北朝政權祭祀體系中,均占有重要地位,這為后世醫巫閭山祭禮的完善、地位的鞏固、象征意義的凸顯等奠定了基礎,同時也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隋唐時期,在繼承、整合前代禮制的基礎上,醫巫閭山鎮山祭祀已成為國家禮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位列中祀,是為恒典。隋統一天下后,于開皇五年(585年)“詔行新禮”[20],在醫巫閭山祭祀上除承繼前朝配祭郊祀外,在蠟祭百神、雩壇祭祀、五郊迎氣等祭禮上均以鎮山之名從祀或專祀醫巫閭山,并于開皇十四年(594年)為醫巫閭山近山立祠?？梢哉f,隋朝是醫巫閭山鎮山祭禮得以逐漸走向完善的奠基之朝。

唐朝是中國古代禮制走向成熟的一代,鎮山祭祀逐漸走向完備與制度化。有唐一代,醫巫閭山無論是在從祀郊祀、封禪、百神等方面,還是在五郊迎氣日專祀上,祭祀之禮更為完善,至玄宗以后,除常祀外,因各種事由遣使致祭醫巫閭山的“非常祀”增多,醫巫閭山祭祀功能性增強,呈現出了不同于以往各朝的一些新特點,開創了醫巫閭山鎮山祭祀的新時代。在隋唐大一統的背景下,醫巫閭山等岳鎮海瀆祭禮的不斷完善,不僅為遼、金、元、明、清各朝醫巫閭山地位的凸顯奠定了基礎,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發展。

(二)宋、遼、金醫巫閭山鎮山祭祀的發展與演變

宋、遼、金時期,中原岳鎮文化與北方少數民族山神文化在醫巫閭山祭祀上交相輝映,為醫巫閭山祭祀文化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宋朝重視禮制建設,在繼承唐朝禮制的基礎上,結合自身與時代特點,將中國古代禮制文化推向了新的高峰。在醫巫閭山祭祀上,閭山雖為遼、金所轄,不在宋境,但宋并未闕失其禮,從配祀到專祀再到晉升王爵,醫巫閭山始終享有與其他岳鎮海瀆同等的祭禮。相較前朝,醫巫閭山象征意義凸顯,祭祀北鎮醫巫閭山成為國家領土完整、國家一統的重要象征。

遼朝在禮制建設上可謂“國俗”與漢儀雜糅,至太宗時,遼朝在學習中原禮制的基礎上,已建立了較為完整的五禮體系,“學唐比宋”成為遼禮的一大特色。遼朝將醫巫閭山視為集天、地、祖先、山神崇拜于一體的神山圣地,是契丹人的魂歸之山。有遼一代,先后有東丹王耶律倍、世宗、景宗、天祚帝及部分皇妃、王公大臣安葬于此,形成了以顯陵、乾陵為主的兩大帝王陵墓區[21],契丹人也由此展開了喪葬、巡幸謁陵、出征告捷、瑟瑟儀、射柳等幾種祭祀醫巫閭山之禮。遼朝的醫巫閭山祭祀雖與以往中原鎮山祭祀呈現出一些不同的特點,“但遼朝對醫巫閭山的重視,與中原漢儀的融合,為金朝將醫巫閭山納入鎮山體系,接受中原鎮山祭祀思想等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可以說,遼朝對醫巫閭山的信仰與祭祀,成為胡漢融合的重要紐帶,為日后胡漢最終走向一體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形成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22]。

金朝建立后,醫巫閭山作為北方少數民族的神山圣地與岳鎮海瀆體系中的一員,在金朝大興禮樂的過程中,成為金朝重要的崇祀對象。在醫巫閭山祭祀上,金朝承襲漢禮,形成了從祭南北郊祀、五郊迎氣日祭祀、祈禜祭祀、授封王爵等幾種祭祀禮儀,成為首個完全以中原漢禮祭祀醫巫閭山的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對后世元、清兩朝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成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表征?？v觀金朝的禮制發展,我們也應看到,金朝雖然在全面地吸收、借鑒中原禮制文化,但并不是說金朝禮制文化已經完全等同于中原漢禮,在金朝禮俗中仍有很大一部分傳統信仰文化被保留了下來,如燒飯、射柳、喪禮等等,“經過融合后的金朝禮制文化,實則是以中原漢禮為主體具有多民族特點的禮,同時從文化融合雙向多元性來看,中原文化中也不可避免的揉入女真族等胡人文化,在這一交錯雜糅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體態勢漸趨形成”[23]。

(三)元、明、清醫巫閭山鎮山祭祀的延續與革新

元興朔漠,其禮制以“國俗”為多,“惟祭祀稍稽諸古”[24]1779。而在諸祭禮中,岳鎮海瀆祭祀是蒙元統治者最早接受的中原漢禮,也是實施最為徹底的一項祭祀。元朝的岳鎮海瀆祭祀既有蒙古族原始山川信仰的影響,又有對中原漢禮的借鑒,同時亦有“制漢地、用漢法”等政治上的考慮,祭祀的功能意義與象征意義為元朝所并重。醫巫閭山因處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朝廷視其為“國家根本元氣之地”[10]432,元朝諸帝王對其重視有加。在祭祀上,元朝可謂革新與承襲并舉。首先,于祭祀方式而言,以地方官員常祀代替了前朝從祭郊祀與五郊迎氣日專祀之禮,如《元史·祭祀志》載:“十月……土王日祀……醫巫閭于遼陽廣寧路界……祀官,以所在守土官為之”[24]1902;其次,在遣使致祭上,于祭祀時間、祭祀人員、祭祀規模以及具體祭儀方面亦較前朝有所變化。然雖有上述不同,元代的醫巫閭山等岳鎮海瀆祭祀本身就是對漢禮的一種承繼,且其祭祀始終是在中原漢儀規制的框架下進行的。隨著與中原漢文化融合的加深,對中原漢儀借鑒的增多,其祭祀也成為與中原漢禮結合最為深入的一項祭祀。這種祭祀與融合,從某種程度上講,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明朝重視禮樂在國家社會生活中的作用,以禮樂作為治理國家的根本,為報謝岳鎮海瀆護佑明朝奪取江山社稷之功,太祖朝時即形成了從中央到王國和府州縣的較為完備的岳鎮海瀆祭祀之禮。醫巫閭山因 “居北之要沖”,位列其他四鎮之首,所享禮秩尊崇,嘉靖《遼東志》即載:“北鎮醫巫閭山……歲時致祭,本朝特加隆焉?！盵25]在祭祀方式上,明朝祭祀醫巫閭山主要分為從祀、專祀、非常祀等幾種類別,祭祀禮儀繁瑣、細密。上述祭祀對明朝護佑北邊、鎮守北疆、維護國家領土完整亦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

清朝在繼承前朝禮制的基礎上,予以斟酌、損益,形成兼具部族傳統禮俗與漢禮相結合的清禮。清朝亦如往朝,重視醫巫閭山等岳鎮海瀆祭祀,但在具體的祭祀方式與內容上,既有傳承又有變更。清初定制,凡祭三等,曰大祀、曰中祀、曰群祀,醫巫閭山在上述三個等級祭祀中皆有涉及。于大祀,配祭郊祀;于中祀,專祀地祇壇;于群祀,凡帝王巡幸所蒞,或親祭,或遣官祭祀?？滴醯墼补俑婕泪t巫閭山曰:“靈瑞所鐘,實護王氣,以壯鴻圖?！盵11]249他在《泰山山脈自長白山來》中將長白山、醫巫閭山、泰山龍脈聯系在一起[26],借山岳同脈以表達“滿漢合一”“華夷一家”的中華認同觀,試圖建立起從地理到政治文化上的“一體化”。這不僅說明了醫巫閭山在連接東北文化與中原文化上的重要地位,也充分體現了祭祀北鎮醫巫閭山在促進滿漢等多民族融合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發展進程中的重要作用。

通過北鎮醫巫閭山的祭祀文化,我們可以看到遼西走廊上的四大族系對醫巫閭山的共同崇祀以及他們在這一過程中所形成的文化認同、民族認同、政治認同與國家認同,從一個側面展現了中華民族形成的過程圖景。這種基于醫巫閭山鎮山信仰與祭祀所形成的融合與認同,是對國外一些學者謂中國古代東北少數民族及其政權不是“中國”,否認中國是一個統一多民族國家,進而提出“滲透王朝”“征服王朝”“異民族統治中國論”“騎馬民族國家論”等理論的一種回應。鮮卑、契丹、女真、蒙古、滿族等這些肇興于中國東北的少數民族及其政權本身就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進程中的重要一員,是他們與華夏族系共同開拓了中國的疆域,共同書寫了中國的歷史,共同創造了中國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中國的精神。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盵27]

英國地理學家哈爾福德·麥金德(H.J.Mackinder)曾提出“歷史的地理樞紐”說,基于遼西走廊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進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可以說它不僅是“歷史的地理樞紐”,也是重要的“歷史的文化樞紐”。不同的民族、族群在此遷徙往來,不同的民族及其文化在此交融匯聚,其溝通銜接的屬性與特質,使其既具有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發展的功能,又具有促進中華民族共同性的知識生產功能。在當今的時代背景下,遼西走廊將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持續發揮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