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聚焦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法制宣傳教育的經驗及啟示

楊揚　張皓晨

關鍵詞：紅色檔案；法制；宣傳教育；多元路徑

紅色檔案是記錄黨的奮斗歷程與偉大成就、體現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彰顯實踐創造和歷史經驗的重要史料，[1]也是梳理并總結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宣傳教育經驗的重要載體。深入挖掘紅色檔案記載中國共產黨法制宣傳教育多元路徑的歷史經驗，對于筑牢理想信念、培育時代新人、貫徹全民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2]

1 報刊專欄

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頒發的法律法規，需要通過行之有效的法制宣傳教育，積極推動法律實踐的正確適用，以培育民眾的法律信仰。中國共產黨非常重視利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創立的各類報刊專欄將各種重要的法律、法規公之于眾，供廣大群眾學習。蘇區時期的《紅色中華》與《新中華報》，陜甘寧邊區的《解放日報》《大眾報》《抗戰報》《靖邊報》《民先報》等20多種報刊都曾通過設置法制專欄的方式，宣傳國家政策法律，借此實現法律內容傳播的目標。[3]

《紅色中華》自創辦之日起，就以人民群眾耳熟能詳的各類國家法律、政策性法規、決定命令以及其他一切決議作為報刊主要內容，傳播了大量法律信息。據統計，《紅色中華》刊載各類政府公文共473項，有關法律主題的條例35條，決議文件47件?！都t色中華》作為“中華蘇維埃運動的喉舌”，是蘇區時期發行量最大、傳播最廣、影響力最強的報刊，也曾設置過獨具特色且具有宣傳教育意義的法制專欄，其中包括的主要欄目有《臨時中央政府文告》《臨時中央政府訓令》《問題與答解》《法令的解釋》《蘇維埃建設》《蘇維埃法庭》《審判紀實》等。其中，最具宣傳教育特色的《問題與答解》《法令的解釋》欄目，針對當時中央蘇區群眾普遍關心的土地問題、婚姻問題與勞動問題涉及法律部分的內容進行了詮釋和解答，通過報刊專欄的方式公開及時回應民眾困惑，闡釋法律承載的理念內涵，也是法制宣傳教育對外傳播的最佳窗口，有利于實現國家政府與社會民眾的良性互動。

陜甘寧邊區時期的重要報刊《解放日報》亦曾開設過宣傳立法精神，傳播法律內容的教育專欄，用來報道傳播陜甘寧邊區民主法制的建設狀況，主要欄目涉及民主政治的各個方面，如《選舉簡訊》《小言論》《施政綱領專欄》《邊區點滴》等多個具有時代特色的法制專欄，及時報道陜甘寧邊區民主政治建設和法制建設的發展動態。據統計，這個時期各個根據地發布的法律文件共11 50余件，[4]涉及法律部門眾多，法律內容數量龐大，蘊含信息豐富。這時的法制宣傳教育除了法律基本內容的傳播，更重要的是對法律基本理念的宣傳與推廣。

2 宣傳標語與教育培訓活動

2.1 宣傳標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不僅通過報刊專欄的方式進行宣傳教育，提高法律內容傳播的廣度與對象覆蓋范圍的深度，更是利用諸多實物材料或宣傳標語進行宣傳教育，如墻壁、巖石、木板、門板等。這些實物材料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且不易損毀，公開性極強，持續性久，通過這種實物媒介進行公開的法制宣傳教育，能夠對民眾發揮持續性的良好影響，覆蓋范圍亦非常廣泛。譬如，福建省尤溪縣曾發現土地革命時期紅軍刻在木板上的宣傳標語，其主要內容則是要求增加工人工資，并且要減少工作時間，針對不同工作主體如青工和童工，分別規定了每日的法定工作時長。通過這種方式也在一定程度對人民群眾進行了深刻的法制宣傳教育。[5]這些刻在木板上的內容至今仍清晰可見。贛南地區的許多農村老屋的墻壁上至今仍保留有大量當年法制宣傳教育的標語與漫畫。

不僅如此，針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人民群眾識字率不高、文化水平參差不齊甚至存在文盲的現狀，中國共產黨的法制宣傳教育必須要求語言文字簡潔明快、標題語言簡單易于理解。只有宣傳教育的口號、標語簡單明了，易于理解與傳播，才便于民眾接受。因此，這個時期的法制宣傳教育不僅關注書面的宣傳教育，更是重視口頭的宣傳口號、標語等傳播語言的運用。譬如，1928年《湖南省委通告》規定的宣傳教育口號就要求“工廠歸工人管理，實行八小時工作制”。[6]至今仍保留在許多農村老屋墻壁上的標語就有“實行婚姻自由，反對買賣包辦婚姻”“廢止童養媳”。同時，對上述宣傳標語和口號的語言書寫提出更多規范要求。1929年10月，紅四軍前委宣傳科在編寫《宣傳須知》的過程中，不僅將宣傳標語列為首要的、第一位的宣傳教育方式，而且再次明確了標語設置、標語宣傳技術對于提高宣傳教育實效性的重要意義。這些特別規定皆是力求法制宣傳標語能夠方便識別、適合閱讀、易于理解，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法制宣傳教育路徑方面的重要舉措。

毛澤東對1931年舉辦的《時事簡報》提出建議，認為報紙語言文字在宣傳方面要盡可能使用當地語言表述習慣，以便報刊內容能夠得到地方人民群眾的接納；從其他報紙摘抄下來的語言文字不夠通俗的新聞，要按照閱讀習慣進行整體改變；即使對本地土話使用不夠熟練，也要盡力用淺顯通俗的語言進行報刊文字的書寫。上述建議的核心訴求都是要從根本上解決法律信息、法律理念廣泛傳播的實效問題，切實保障法制宣傳教育深入民心。

2.2 教育培訓活動。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各類教育培訓活動是法制宣傳教育的重要手段。中央根據地、地方蘇維埃政府和紅軍根據客觀實際情況，創辦了培養干部的學校，以及提高大眾文化水平的各種識字班、讀書班。這些眾多的正式或非正式教育機構進行教育培育的重要內容之一就包括這個時期的法制信息內容。譬如，1932年中央人民委員會發布命令，就曾要求能夠識字、具備一定程度文化水平的政府工作人員要成立讀書班，以中央發布的各類訓令、法令、條例和黨報黨刊中的相關內容作為讀書班學習的重要教材。[7]不僅如此，1930年初，紅七軍在右江革命根據地恩隆縣平馬鎮舉辦培訓班時，主要針對人民群眾關心的土地革命政策與土地法制相關規定，將教學內容設計為各類土地條例、暫行條例及其他土地革命時期相關的法律規定，令人民群眾熟悉了解這一時期的政策法律。這種法制宣傳教育是以具備功能性與時效性的法律文件內容為藍本和教材，通過集中教學的傳播手段，實現法制宣傳教育的訴求。

抗日戰爭時期，各革命根據地創辦了許多學校，中國共產黨通過學校教育的手段展開正規的法制宣傳教育。在此過程中，不僅創辦了正式的邊區大學，還有其他各類非正式的教學培訓活動。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的要求，干部教育的重要內容就包括各個部門干部必須學習和理解與其部門業務相關聯的政策、法令、指示和決定等，如鋤奸工作人員必須熟悉與其工作內容相關的鋤奸政策和鋤奸法律內容，其他部門亦是如此。因此，通過正式學校集中教育與非正式教育相結合的方式，加強人員對各自工作部門法律知識的學習與理解，培育和提高干部對工作過程中的法制意識與為民服務的價值理念。除了對干部進行宣傳教育及相關專業培訓，邊區政府還直接以邊區群眾為主體，開辦了諸多其他的宣傳教育活動，以更好實現宣傳教育維度的全過程與全方位，通過向人民群眾講解有關抗日戰爭的政策、法令，為全民加入抗日統一戰線奠定了堅實基礎。

此外，這一時期還有以便于宣傳教育為導向的、以視覺為主要方式的各類圖畫、漫畫型的法制宣傳教育載體，以及通過有聲的語言文字，如戲曲、歌曲等創新形式進行的宣傳教育，都在試圖通過多元化的路徑將中國共產黨法制宣傳教育的活動不斷豐富于日常生活的實踐之中，其中也有通過演講、座談、談話等口頭語言的形式進行的法制宣傳教育。

3 公開審判

除了利用報刊專欄以語言文字手段進行宣傳教育的路徑，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法制宣傳教育在實踐路徑方面，以更加直觀可見的宣傳方式，將法制宣傳教育落實在案件審判的日常工作中，利用公開審判這種特殊的程序路徑，在日常司法工作有序運作的同時，實現對大眾的社會教育，也是重要的法制宣傳教育。

陜甘寧邊區創造性地利用“巡回法庭”“群眾法庭”等多種手段組織公開審判。這種審判方式不僅依靠群眾，而且教育群眾，受到群眾監督。司法審判活動不僅獨創性地運用新方式，司法判決書也要力求文字簡潔且內涵豐富，選詞精準又通俗易懂。在陜甘寧邊區時期物質資源匱乏的艱苦環境下，這種做法既節約資源，又精確傳遞政策法律，實現法制宣傳教育的目的。這一時期案件的公開審判，除了精準打擊犯罪，也對社會治理發揮了積極作用。通過這種公開審判，為民眾發表意見提供機會，當事人雙方也可以進行公開辯論，法官通過援引法律，闡釋理由，案件審判過程中就滲透了法律宣傳教育的社會效果，最典型的便是延安時期社會影響較大的“黃克功案”與“血療命案”。

黃克功案公開審判并在宣判結束后，當庭宣讀了毛澤東對該案的信函。毛澤東指出，黃克功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和紅軍干部，卻做出如此卑鄙殘忍、失去黨員應有立場的行為，如若免其罪行，則無法真正教育中國共產黨、無法教育紅軍戰士、無法教育普通的邊區群眾。這次法院公開審判的案件形式，對陜甘寧邊區的軍民進行了一次深刻的婚姻法宣傳教育，真正落實在邊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價值觀念?！缎轮腥A報》1937年10月14日第1版對“高等法院日前公審黃克功強殺劉茜案”進行了專欄報道。在公開審判傳播法制理念的宣傳教育基礎上，再通過報刊公開報道案件審理經過等多元信息，對陜甘寧邊區民眾知法、懂法、遵法、參與公開審判的法制宣傳教育的自我規訓產生積極推動，對于整體提升民眾法制宣傳教育具有重要意義。

4 經驗與啟示

紅色檔案所見中國共產黨法制宣傳教育的路徑實踐體現出“司法為民”的時代內涵，對于幫助廣大人民群眾形成民主權利意識起到了關鍵性的推進作用。[7]這種接地氣、接民心、樸素通俗的法制宣傳教育路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傳播廣度、覆蓋深度與凝聚強度，必定會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真心贊同與真誠擁護。

4.1 立足新訴求，明確法制宣傳教育的針對性。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有關法制領域的宣傳教育始終基于受眾實際情況選擇適宜的路徑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并通過宣傳教育對象訴求的反饋及時調整法制宣傳教育的方式手段，體現出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法制宣傳教育極強的針對性。

抗日戰爭時期，邊區政府法制宣傳教育的內容針對不同受眾群體的利益訴求有所差異。具體而言，這種法制宣傳教育的針對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針對法制宣傳教育要解決的核心訴求，明確宣傳教育的主要內容。比如，將蘇區時期的“沒收土地分給農民”的土地法律修改為“農民減租減息，地主交租交息”。其次，針對革命實踐的實際需求，進行相應的法制宣傳教育活動。比如，中國共產黨在邊區維持了較長時間的局部執政，抗日戰爭前期為了爭取政權，需要積極進行群眾動員，其中最直接的宣傳教育活動便是通過司法實踐動員人民群眾參與斗爭；抗日戰爭中后期的邊區建設時期，法制宣傳教育內容則轉變為傾向于通過法制宣傳教育呈現民主性與人權性的法律內容與法制理念為主。最后，法制宣傳教育的手段與內容是要依據受眾群體的需求差異隨時進行調整，選擇不同類型與內容的法制內容進行宣傳教育。譬如，針對農民和支持抗日的地主、開明紳士群體，宣傳的法律內容主要包括經濟方面的減租減息政策與政治方面的三三制等內容；針對婦女的宣傳教育，法制宣傳教育的主要內容就是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人權保障法律理念。

4.2 立足新實際，創新法制宣傳教育的方法性。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法制宣傳教育內容與手段始終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努力使人民群眾都能有效了解法律內容，掌握法律精神，實現法制宣傳教育手段方式上的多元性與大眾性。譬如，在蘇區時期，通過法制宣傳教育動員大眾革命的目的就決定了語言表達使用上的大眾化色彩，從而較少使用專業術語或其他有礙于受眾理解的語言表述。毛澤東在古田會議決議中曾詳細指出應當針對不同類型的大眾進行不同類型的法制宣傳教育。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說話內容必須堅持通俗性、說話目的是要他人聽明白、說話手段必須有趣味性、說話過程可借助肢體姿勢協助宣傳教育等宣傳教育過程中必須遵循的內容追求。這一時期的法制宣傳教育充分尊重社會日常實際中對于聲音、語言、文字、圖畫的綜合運用，倡導從多元化、導向化的路徑開展豐富的法制宣傳教育活動，將非日常表達化的法制語言的轉化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傳播表現，形成從報刊專欄到石刻標語，從印刷傳單到宣傳口號，由文字表達到圖像表達，由傳統的單一語言宣傳到崇尚實踐表達，由說到唱等多元傳播路徑構建的法制宣傳教育體系。這種法制多元維度的宣傳教育路徑及時克服了諸如受眾群體識字率低、自我學習能力較弱的障礙，成功實現了法制宣傳教育的傳播目的。

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在當前構建中國式法制現代化道路的過程中，需要借鑒紅色檔案所見中國共產黨法制在不同歷史時期宣傳教育實踐的歷史經驗。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多元路徑的法制宣傳教育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智慧，明確了新時代黨的宣傳教育工作要始終堅持的目標導向，利用全方位、多維度的方法手段，不斷創新宣傳教育機制，實現中國共產黨法治宣傳教育多元路徑的拓展與深化。

（作者單位：1.北京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楊揚，博士，講師；2.河南省檔案館辦公室 張皓晨，學士，二級主任科員 來稿日期：2023-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