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檔案文化產品的開發邏輯：定位與取向

葛悅　謝詩藝

關鍵詞：檔案文化產品；檔案文化；文化創意；文化產業；生活方式；文化內核；文化再生產

檔案文化在參與文化產品開發的過程中正逐步構建起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依靠相關產業融合，生成了一些風格鮮明的檔案文化創意產品。但就“檔案文化產品的內涵與本質”等學科元理論研究而言，理論界與實踐界均沒有給予本體論的理論構建與回應，盡管諸多學者或多或少地觸及檔案文化產品原理與方法問題，但這些描述性的解釋并不能作為檔案文化視角下的本體論閾定，進而導致我國檔案文化產品理論體系構建的根本性缺失。本文嘗試從檔案文化產品的定位與取向兩個問題入手，對“檔案文化產品”的核心邏輯進行思考，從更高和更深層次上關注檔案文化產品，以指導具體的檔案文化創意實踐。

1 文獻回顧——我國檔案文化產品研究的兩次集中探討

1.1 第一次集中探討：“檔案文化產業”可行性論辯。在具體到“檔案文化產品”這一命題之前，學界和業界首先對“檔案文化產業”的可能性展開了一輪小規模的論辯。2003年10月，第四次“京津滬渝檔案學會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會議以“檔案文化產業發展”為主題，圍繞檔案文化產業的歷史背景、檔案文化產業概念的外延與內涵、誰是發展檔案文化產業的主體、檔案部門參與檔案文化產業發展的途徑和辦法等問題展開，[1]并引發了學界對于“檔案文化產業”研究的第一次集中探討。同年11月起，檔案學者和檔案一線工作者針對“檔案文化產業”的可行性問題發表文章展開激烈論辯。支持者大膽暢想“檔案文化產業”未來，認為“檔案文化產業”不僅“可行”，而且“必要”。代表觀點有大檔案觀、檔案文化產業是檔案文化服務的必要條件、檔案文化是文化產業的組成部分且具有市場價值等[2-4]。

反對者主要依據檔案機構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以及檔案事業的社會公益性質，結合政策不支持、產權關系不順、自身條件不足等客觀問題，對檔案文化產業化持保守態度，如陳姝認為產業化運作需要有一大批熟悉甚至精通市場行為和運營機制的專業人員來具體規劃、運作，依靠現在的檔案工作人員無法進行，如認為將文化的“事業”與“產業”之分，“盈利”與“營利”之別作為主要論據，認為檔案機構不適宜開發檔案文化產業等。[5-7]

對此，陳兆祦先生的觀點相對折中，他在一則漫談檔案專業用語的短文中提出建議將“檔案產業”改稱“檔案服務產業”。陳老指出，各級各類檔案館是公益性的文化事業單位，是國家檔案事業的主體，不能將它辦成經營性的文化產業單位；同時，我們要大力發展為檔案事業服務的各種經營性的檔案服務產業。[8]這段描述部分程度上調和了檔案機構與文化產業相結合的可能性，但在某種角度上也體現出學界對于“檔案產業”“檔案文化產業”“檔案服務產業”等主題概念的辨析仍不夠明確。

總體看來，這一時期的研究初步明晰了“檔案文化產業”作為檔案事業的發展規劃和研究主題向度，在檔案具有文化屬性、認同檔案館開展經營性活動和檔案工作需要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等問題上達成了一些共識。[9]然而，后續研究較為零散，在理論深度上也未能實現突破，筆者認為，這與此次集中探討中關于概念與范疇的討論始終未能達成統一以及檔案文化產業化條件不足的客觀事實密切相關。

1.2 第二次集中探討：“檔案文化創意產品”探索。

不同于第一次集中探討的發生，“檔案文化產品”研究的第二次興起立足到了更為廣闊的國際視野。2014年10月，國際檔案理事會（ICA）以“檔案與文化產業”作為年會主題，深入探討了檔案文化價值的顯現、檔案文化產品的開發、檔案文化產業建設等諸多問題。次年，王貞在《中國檔案》雜志上發表《檔案文化創意產品的開發》，[10]這是國內首篇以“檔案文化創意產品”為題進行的研究，中國學者對檔案文化產品研究的第二次集中探討也由此開啟。

區別于第一次集中探討，這一時期研究的突出特點之一是：研究主題從宏觀的檔案文化產業向具體的檔案文化創意產品轉變。作為文化創意產業的主流業態，開發檔案文創產品相較于其他的產業形式擁有更高的認可度，[11 ]研究主題的轉變表現出檔案文化產業實踐進度與研究深度的雙重發展。

觀察到檔案機構文創產品開發工作的零散現狀，學界以研究檔案機構開發檔案文創的態度、數量、類型作為入題的基礎，如檔案文化創意產品開發阻礙和策略、跨界合作與整合社會資源進行領域的補位等。[12-13]

這一時期相關研究的突出特點之二是：研究內容與成果表現出更多的維度與視閾。一方面，學者充分調研國內外檔案館、博物館文創發展歷程與開發路徑，以期為中國檔案文創的產業化發展提供參考。有的借鑒故宮博物院開發文化創意產品的成功經驗，指導尚處在起步階段的檔案文創工作[14-17]，有的深度剖析美、英等國檔案文創成功路徑，提出中國檔案文創事業需要爭取自身的主動權，積極參與數字文化建設，實現檔案文創產品形態的升級[18]；另一方面，國內學者立足新《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社交媒體、公眾等不同視閾，并采用心流理論、扎根理論、檔案多元論、SPSS分析等多種理論、方法，以擴展檔案文創的研究范圍與研究視角。[19-25]

2021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十四五”全國檔案事業發展規劃》將“加強檔案文化創意產品開發，探索產業化路徑”作為主要任務，鼓勵繼續深入推進檔案利用體系建設，充分實現檔案對國家和社會的價值。[26]時至今日，我國的檔案文化創意產品開發理論與實踐已步入新的發展格局，并憑借更大的“討論舞臺”進而擁有了更為廣闊的作為空間。

1.3 癥結與反思：文化本質思考的忽略與不足?！皺n案文化產品”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開發檔案文創產品的可行性與必要性上。然而，在深度剖析已有研究成果時不難發現，理論的深入相對有限，早年與近年的文章對檔案文創開發工作所提出的策略與建議并無本質上的區別。產業化路徑相較迷茫的原因來自檔案部門財政相關規定等諸多方面。具體的研究中，文化產品作為國內乃至于國際的研究熱點，在文獻梳理上已有多種劃分方式，有學者將其歸結為“釋義范式”“文化范式”“經濟范式”[27]三種范式，亦有學者從“文學藝術”“新聞傳播”“產業經濟”[28]三重研究視角來說明問題，通過以上劃分對照檔案學的研究成果時，既能看到經濟視角[29]下的營銷策略分析，亦有管理視角[30]下的知識服務觀念闡釋，然而，在“文化”視角上則處于空白。盡管早有學者在文章中發出詰問“檔案文化是什么樣的文化，檔案文化產業又是什么樣的文化產業”，[31]但始終未有學者對這一根本問題做出系統的回答。

上述不足看似僅是“檔案文化產品”研究中一類下屬問題或視角的缺失，但實則反映了研究中對問題本身的忽視。在缺乏財政政策支持的情況下，盲目借鑒圖書館、博物館等機構的做法并不適用于我國當前檔案部門的具體情況，而要回答上述命題，首先必須弄懂我國檔案文化產品“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南開大學柯平教授對此也指出，目前文創研究領域存在“有實踐，缺理論”的情況，對于“什么是文創的本質屬性，什么是文創的哲學觀”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更持久的探索。[32]解釋概念并不是粗暴地下一個定義，而需深入歷史與邏輯的源頭，發掘其根本，從而為檔案文化產品提供一個可延展的平臺，并在思考其文化本質的基礎上，進一步構建檔案文化產品乃至檔案學科的內生力量。誠然，我們需要借鑒先進經驗，需要關注檔案領域在文化產業建設中的后發優勢，但以文化視角研究檔案文化產品，探尋其背后之底層定律與理論源流，回答我國當前檔案文化產品的開發邏輯則更需要學界加以重視且只能由學界來完成。

有鑒于此，本文將深入檔案現象的文化本質，回歸“檔案文化產品”之肇始，并基于中國檔案文化的功能和內核重新審視當下已有的檔案文創實踐，從而在研究檔案文化產品理論的同時，仍然重視其實踐品格。

2 邏輯定位——從檔案文化的定義出發

在政治、經濟、生態等各個研究領域都與文化息息相關的今天，想要研究這個“內在于人的所有活動的深層的機理性的東西”，[33]似乎都不得不追溯到T·S·艾略特和雷蒙德·威廉斯等英國文化研究者們對文化的重新定義中。其將文化視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做法極大地促進了文化研究的多元化發展，在這種“社會化”的定義下，文化因其可以連接并平衡權力控制技藝與自我規訓技藝而具備文化“治理”功能，也因其學科屬性而呼喚批判意識的文化“自覺”，[34]同樣，文化產品的產生亦與其密切相關。

2.1 從分歧到共識：“生活方式說”下的檔案文化現象研究。20世紀4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在《啟蒙的辯證法》中首次提出“文化產業”的概念，[35]并對此展開了猛烈的批判，他們認為標準化的文化商品操作模式磨滅了藝術的創造性和超越性，進而否定了這種大眾文化的合理性。然而，這種完全掩蓋甚至拒斥大眾對文化發展的能動性的做法并不符合工業化的現代語境，作為對法蘭克福學派的反駁，威廉斯等文化研究學者們基于工人階級作為文化產業的主體以及受眾的主動性，對文化產業提出了更為積極的觀點。[36]威廉斯拒絕了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雅俗之分，考慮到文化產業建設中的意義選擇與重構，將文化定義為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37]這種“整體”充分肯定了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社會組成要素之間的互動關系和影響機制，將文化的生產與消費納入其中，并通過對大眾進行一定程度的文化賦權使其具備了主體性的再生產的可能。

“生活方式”的定義在今時的檔案文化研究領域并不陌生，2010年，姜龍飛在其論文《檔案文化論》中提出：“檔案文化，就是人們創造并面對和圍繞檔案所展開的全部生活方式?！盵38]2017年，謝詩藝在其博士論文中進一步豐富深化了這一認識，將檔案文化界定為“一種層累生成的，以檔案的原始記錄性為基原的生活方式”。[39]而在肯定這一定義相較于之前“成果說”與“規則說”的進步意義之上，一些更為重要的理論價值，需要被再次強調。

2021年8月，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宮曉東教授召集并主持了名為“檔案現象的文化本質”的學術沙龍，其間，多位知名學者和教授對這一議題展開了討論。文化名人毛佩琦提出“所謂文化就是人類生存的狀態，不但帶有主觀性，而且帶有客觀性”“檔案文化涉及個人生存，每個主體或多或少地都已經參與到檔案文化現象之中”。[40]這一解讀不僅恰與“生活方式”的本質相一致，更在后續的討論中切中了這一定義的張力。徐擁軍犀利地指出“對于檔案文化，人們更多關注的是檔案內容文化，而沒有認識到形成檔案、保存檔案、利用檔案這一種現象背后的文化意義”。[41]這些學者的觀點和呼吁與威廉斯“文化唯物主義”與“意指實踐”，或者如上文所述“文化的研究”不謀而合，檔案研究對象納入個體而帶來的視閾擴大化，使其學理性的需要更為迫切，而唯有“生活方式”的定義，才能為其提供土壤。

2.2 從經濟學到文化哲學：定位檔案文化產品的雙重視角。具體而言，檔案文化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研究，包括對內含于生活方式中的各種要素進行的分析和探討。這些內含于社會過程的因素既有構成社會政治經濟活動的生產組織，也包括構成社會基本細胞的個體家庭結構，還體現于表征現實社會關系的制度體系，以及體現人與人之間溝通機制的各種社會關系。

檔案文化產品正是這種“生活方式”里的關鍵要素，它涉及檔案文化的創意、生產、消費、再生產等諸多環節，消費者進一步成了“生活方式”里的主體，擁有檔案文化“生產”和“意義再造”的能力，并在此過程中進一步深化了文化認同。同時，檔案文化產品也具象化了對“生活方式”的認知和理解，恰如胡惠林所述，文化產業的特殊性在于文化產品的獨特性，其最重要、最核心的價值在于“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涉及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認同”。[42]一言以蔽之，檔案文化與日常生活合流的趨勢及其重要性在不斷提升，這一生活方式里的主體產生了檔案文化消費、生產、再生產的需要，于是，檔案文化產品研究與實踐便呼之欲出了。

在厘清檔案文化產品在“生活方式”定義下的出場邏輯以后，其更為核心和本質的東西仍需挖掘，對此，我們不但要借用文化哲學的觀點，也要深入到經濟學的思想當中。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人類的經濟活動會受到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約束，非正式制度指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逐步形成并廣泛認可的風俗習慣、倫理道德、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其與法律規則、組織章程等正式制度相互依存和補充，并作為正式制度存在的前提和基礎。[43]而風俗習慣、倫理道德、思想觀念等非正式制度的具體內容與文化積累的因素是相對應的。這種非正式制度的效果在于文化滲透性的效果，文化潛移默化地影響群體和個體，進而影響到檔案文化產品這種特殊的經濟體中。

文化哲學的觀點可以與這種非正式制度相對應，具體而言，作為生活方式的檔案文化有兩個層面的功能：一是在社會層面可以成為政治、經濟等活動及社會制度安排的內在機理和文化圖式，二是在個體層面能夠為人們的實踐活動提供行為規范和價值規范并具有制約功能。[44]在文化功能發揮的過程中，文創產品作為一種承載，參與到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對話和交流之中，并引導、影響和制約大眾對檔案文化的理解，與此同時，消費者激發了自身的再造潛能，并在消費與再生產的過程中放大了自我價值。

因此，檔案文化產品的邏輯定位應是檔案文化的“載體”產品，或者說，檔案文創等各種業態的文化產品模式是檔案文化引導、影響、制約大眾的“中介”，其既能在社會層面凝聚民眾精神，又能在個體層面影響思維觀念，這種功能作為非正式的制度經濟安排，多層面多角度多維度地輻射社會經濟生活與檔案文化產品開發實踐。文化產品能夠承載其社會性勞動的主體性價值，借由這一中介環節的擺渡，群體精神需求與文化需求的發掘、滿足和再造才得以發生和實現，進而不斷形成個體的邏輯與運作規則，否則，發生在流通之外的主體仍然是概念的、抽象的主體，而從“可能”到“現實”的理路里，正是這些中介在發揮作用。需要解釋的是，檔案文化產品并非是唯一的中介，也不可能“直達實踐”，但其易于被個體所容納和接受的客觀屬性正在不斷為檔案文化功能的實現構建結構，在這個意義上，檔案文化產品的社會性是通達自我性的歷史通道。

3 邏輯取向——基于檔案文化內核的審思

學界在討論借由“檔案文化”開發“文化產品”的合理性時，通常以強調“檔案是一種文化資源”為切入點。然而，許多學者并不滿足于僅將檔案記載的內容作為檔案文化加入到文化產品開發中，更期待在檔案文創產品中凸顯“檔案文化”作為一種“自在之物”的差異性和獨立性，以展現檔案文化這種“特殊的生活方式”。對此，學界進行了一些有益的嘗試。周林興等認為，檔案游戲制作應探索檔案理念、檔案方法的引入與融合，例如使讀者體驗檔案的原始記錄性，[45]楚一澤、陳祖芬也提出，互動解謎類檔案文創產品可以圍繞檔案利用規則、檔案安全教育等內容進行機制設計，[46]陳建等則指出在設計檔案故事時必須重視檔案全宗間的關聯，可以體現檔案收集、鑒定、保管、利用等具有檔案特色的脈絡。[47]這些觀點為我們探索具有檔案文化特色的文創產品建設提供了一些思路，然而，這些內容是否能代表檔案文化，檔案文創又應當圍繞什么體現檔案文化，這些問題的思考正是當前學界所欠缺的，而其需要深入到檔案文化的內核來分析。

3.1 界定內核：“守真”規定下的檔案文化。文化有層級之分，而其根本在于內核，內核固有的內在性使其必須通過體認才能被認識，而文化的不同層次為這種體認提供了投影，并作為這種內核的外緣不斷地累積和延展。同時，文化的內核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沉淀并具有子文化特色，在較長的時期里具有相對穩定性，于是，深層次性和相對穩定性共同構成了文化內核的兩點特性。

檔案文化的內核是什么呢，無論是作為研究對象的檔案、檔案管理、檔案現象，還是作為檔案文化層次的思想、行為、器物都無法代表這種深層和穩定的東西，認識到這一點，謝詩藝借用斯賓格勒提出的“觀相法”的歷史研究方法，通過將檔案文化與其他子文化以及將中國檔案文化與其他國家檔案文化的兩層剝離，得出中國檔案文化是以“守真”為內核的。隨后，謝詩藝給予了“守真”更為嚴密的限定，“守”是對“真”的奉行和維護，而“真”指的是權力博弈后選擇的歷史真相。[48]所謂“權力博弈”，是指“真”的主客體之間并不是直接達成統一的，其間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政治權力的影響，或如何嘉蓀在總結德里達的檔案思想時所述，“檔案是一種外在于人體的物質，也是其形成者執行職能的產物，它與‘本原概念相對應，集‘開啟與‘戒令兩種原則于一身”，[49]這里的本原凸顯了“真”的內涵，而“開啟”和“戒令”作為了政治權力影響的法理學解釋。因此，檔案所記錄下來的信息不可能是社會實踐活動的全貌，但這并不影響人們后來利用檔案建構社會實踐活動的關鍵性原貌。[50]于是，“真”構成了檔案最一般的品格，而圍繞“真”出現的制約行為，成為檔案文化最基本的行為規范和價值規范?；谶@種認知，檔案文化的理論研究空間得到了進一步的拓展，對于本文的研究，我們可以由其延展到檔案文化參與文化產品開發的取向上。

3.2 劃定空間：檔案文化產品取向解析。在明晰檔案文化的“守真”內核以后，我們可以理解到檔案文化產品更為深層的文化價值與內在意蘊。上文已述，檔案文創并不僅是檔案館的紀念品和衍生物，而應視為引導、影響和制約大眾，并與大眾溝通的有力工具和“中介”，那么，產品的設計也必須超越檔案內容信息的傳達，導向為一種“意義的再生產”，這種“意義”，圍繞檔案文化的“守真”內核而存在，并作為檔案機構開發檔案文化產品的宗旨、特色與教育目標，在借由其延伸過去的生活、文化與記憶的同時，傳達“守真”的行為規范與價值規范。

筆者以為，檔案文化產品的開發取向，就是從檔案現象里發掘檔案文化內在的精神價值，并借由產品化的方式進入藝術審美場域，進而獲取檔案文化行為規范與價值規范的養成力量。而上述“意義的再生產”可以理解為這種價值規范養成的一種標志，其不僅體現了一種柔性治理、大眾參與、效益共享的現代公共意識，也呈示了檔案文化對大眾生活的豐富、浸入與生命感知。而這種圍繞“守真”的“意義”，筆者需要針對精神價值和藝術審美場域再做兩點說明。

其一，文化產品在設計上能否凸顯文化內核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這種文化的傳播效果，國內首個活字創意品牌劉美松曾言：“中國當前的文創都缺少精神上的解析，沒有把文化的精髓挖掘出來”“現代要做的是文化解構，再引入藝術，這叫精神力加實用性，實用性就是賣點，精神力是它的核心價值”。[51]因此，在開發檔案文創產品時，只有圍繞檔案文化的內核，才能談檔案文化的生態服務，才能進行檔案文化的創意孵化，才能為其注入文化生命力。換言之，“守真”是創意的聯結、是人的存在、是解碼人主體性追求的原點、是哲學解釋學里人與闡釋對象展開的雙向對話和相互詰問。

其二，“守真”內核應當作為檔案領域對于文化產品研究重要命題的肯定——文化產品是對審美的解放而不是消解。文化產品并不如某些反對者所言是將高級、復雜的審美過程粗鄙地簡化為“刺激——反應”的過程，[52]使某些文化“被商品”了，相反，檔案文化內核成了大眾理解這一生活方式最基本的模式，以及在這種生活方式里所要探尋的共同的價值，其所延展的是對個體精神需求和文化需求的發掘、滿足和再造。

4 實踐論證——以互動解謎類檔案文創為例

“文化內容+生活用品”是當前開發檔案文創的主流模式，然而，這種形式產品的文化承載力有限，其傳播效果并不理想，[53]而互動解謎類的文創產品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這一局限。筆者曾對中國絲綢檔案館和蘇州市工商檔案管理中心出版的《第七檔案室》（下文簡稱《七室》）解謎書的讀者開展訪談，[54]其間，得到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回復，“我在玩這本解謎書時，最大的快感并不來源于書的內容，而是打開檔案袋的過程，這讓我有種打開真相的興奮感”，而與這種“打開真相”所對應的，正是檔案文化“守真”的本質?；谏鲜龅闹黧w積累與客體屬性，筆者選取中國絲綢檔案館和蘇州市工商檔案管理中心出版的《七室》作為本次研究的實例以印證上文的理論猜想，旨在使本文的理論能真正如托馬斯·庫恩所言“生于實踐，又歸于實踐”。

4.1 “守真”內核——《第七檔案室》的檔案文化解讀?！镀呤摇肥窃跇I內和學界相較“出圈”的檔案文創作品，除筆者外，相關學者研究主題主要聚焦在檔案文創開發、運營和傳播路徑上，[55-57]而對解謎書本身的深層解讀則較為鮮見。

《七室》的故事線路由一本描述自身檔案工作經歷的日記和一位想查明父親死因的檔案工作者的心理路線所組成，而故事核心則是圍繞一代代檔案工作者為守護記憶而奮斗的精神所展開的，這一核心可以追溯到《七室》的設計背景——中央文庫第七科。因此，《七室》所展現的是老一代檔案人在內憂外患的動蕩歲月里誓以生命守護檔案的決心，是新一代檔案人“為黨管檔，為國守史，為民服務”初心和使命的延續，其所抽象的，正是以“守”政治權力建構的“真”為原始象征的中國檔案文化，或者說，《七室》講述的是一個檔案人“守真”的故事。這并非是一種偶然，而是因為中國檔案文化的內核已然深層而穩定地內化其中，成為一種內在規定。同時，《七室》對檔案文化各種外延的體現也很豐富，如各種專業化的檔案道具和檔案工作介紹，集中制與分散制的管理體制等檔案知識。

4.2 文化再生產——《第七檔案室》之后的檔案文化產業化走向。在上文的論述中，“再生產”一直作為一個關鍵詞貫穿“定位”和“取向”的始終，事實上，《第七檔案室》不僅是我國檔案文化再生產的典例，也是當前檔案文化產業化走向的一個坐標。文化再生產是由許多支撐其理論框架的概念所組成的一個總體性術語。其中，最核心的概念有“慣習”“資本”與“符號權力”等。[58]文化再生產理論的提出者布爾迪厄并未給出“慣習”直接的定義，但在論述過程中，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深刻地存在于性情傾向系統中的、作為一種技藝存在的生成性（即使不說是創造性的）能力”[59]或者“通過我們在世界的感知、判斷和行動而形成的長期的可轉換的性情系統”。[60]這種“慣習”在文化研究的過程中，其實可以用上文的“生活方式”來解讀“慣習”，但存在一些差別——布爾迪厄在使用“慣習”“符號權力”時，強調其使用依賴于人們的“資本稟賦”。這意味著，如若在檔案文化研究中引入文化再生產理論，則必須將檔案文化視為一種“文化資本”。

將檔案文化視為一種“文化資本”，以當前的檔案文化產業發展程度來看還比較抽象，但是市場對這種文化再生產的回應儼然已經出現。2023年6月，筆者在全國連鎖書店“西西弗書店”的熱銷書架上赫然發現兩本名為《零號事件》和《看不見的病人》的互動解謎形式檔案文創，“案卷題名”“密級”“病人檔案”等字樣出現在了解謎書的封面上，其外形設計也參考了檔案袋的樣式和色調；無獨有偶，筆者其后調研發現，在淘寶、閑魚等網絡購物平臺上，《五十號檔案》《漫威：絕密檔案》等檔案題材互動解謎作品也有了上百的銷量；此外，曾有專業密室策劃公司主動與筆者聯系，并就“檔案密室”這一創意與筆者探討商業化路徑。以上種種“檔案+解謎”系列產品不僅是一種典型的文化再生產現象，也更加凸顯出檔案文化產品“產業化”之可能。

文化再生產是一個集體性行為，并受到社會某階層的總資產以及生產工具關系的影響，[61]布爾迪厄將這種生產歸結為階級內部的內驅力，而這種內驅力源自大眾對這種生活方式的關注、消費、模仿和推銷。

大眾在擁有了一定的“文化資本”便成了具有行動力和創造力的消費者，并在主動推銷這一生活方式的過程中產生了規?；慕洕?。大眾作為生產者，參與滲入到產業鏈上游的內容創意與生產制造環節，圍繞檔案文化的守真內核、全宗關聯等各種檔案文化“符號”作出主體性、多元化的闡釋，主動挖掘和創意文化產品，在內容理解與擴展的過程中參與了檔案文化的建構。

誠然，當前的檔案文化再生產實踐還不夠成熟，上述一系列檔案文化產品是否真正基于檔案文化還需更加深入分析，背后的受眾范圍也猶未可知，但“檔案”二字背后的文化張力與市場潛能我們無法忽視?；谝陨险J識，中國檔案學會[62]、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63]等主流學術機構紛紛為大眾檔案文化再生產構建平臺，吸引各機構、高校和社會檔案文創愛好者參與其中。當前，大眾檔案文化再生產不僅作為“產業化”的一條可選取的路徑，也需以“產業化”為目標，回應《“十四五”全國檔案事業發展規劃》的任務要求。一方面，應呼吁手握更多“文化資本”的群體積極參與到產業化建設中，延展檔案文化產業鏈，并實現更高維度的“檔案文化資本”賦權；另一方面，還應嘗試解構并重構更多的檔案文化符號，揭示其運行規律與實質，立足“定位”與“取向”完善檔案文創理論框架與哲學觀，從而更好地聯合、控制和生產檔案文化產品。

5 結語

本文從基礎理論構建的視角對檔案文化產品的開發邏輯展開了分析與探討，在研究其與相關學科和理論的關系的基礎上，總結出檔案文化產品的定位與取向，旨在為今后的檔案文化產品的研究與實踐提供參考。透析檔案現象的文化本質能幫助我們充分挖掘檔案學科的內生力量，在體現一定的理論價值的同時，回應檔案文創的本質屬性和檔案文創的哲學觀等根本問題，為檔案文化產品建設提供理論給養與想象空間。

（作者單位：1.上海大學文化遺產與信息管理學院葛悅，碩士研究生，通信作者；2.蘇州大學社會學院 謝詩藝，博士，副教授 來稿日期：2023-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