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七年《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檔案學》載文特征及啟示

陳慶怡　周銘　王先發

關鍵詞：檔案學；人大復印資料；載文；熱點主題；電子文件；數智化；檔案治理；檔案服務

作為國內檔案學領域權威的學術文摘，《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檔案學》（以下簡稱《檔案學》）涵蓋了檔案學基礎理論、實踐案例、研究方法等多方面的文章，對反映學科研究主題、方向和趨勢，推動學科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因此，針對《檔案學》載文的研究較早便受到檔案學界的重視。但由文獻梳理來看，目前的總結性研究[1-5]要么只覆蓋了2015年及之前的載文情況，要么只關注了個別分支領域，無法全面反映2015年以后《檔案學》的整體情況。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后，各檔案機構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時代檔案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對檔案學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對學科演進方向和發展脈絡進行總結，以便不斷探索和創新?；诖?，在上述總結性研究基礎上，本文進一步展開文獻追蹤，以《檔案學》2016年—2022年全文轉載論文為對象，對近7年來《檔案學》全文轉載的情況進行分析，以把握其基本情況并得出對我國檔案學后續研究的啟示。

1 載文的基本情況

1.1 來源期刊分布。期刊是學科情報最重要的載體之一。

從《檔案學》轉載論文來源期刊的分布可以看出檔案學研究中主要的情報分布點和大致的文獻利用范圍。據統計，近7年《檔案學》發布了42期共465篇全文轉載論文，這些論文來源于34種期刊，其中被轉載量在8篇及以上的期刊共有10種，總計419篇，占被轉載論文總量的90.1%。

由數據來看，這10種期刊的被轉載文獻量大致呈階梯狀分布。居于第一梯隊的為《檔案學通訊》和《檔案學研究》，作為國內檔案學領域僅有的CSSCI來源期刊，這兩家刊物的被轉載量遙遙領先，占到了總被轉載論文的39.3%，反映出這兩家刊物在我國檔案學研究中的權威地位。排在第二梯隊的是《檔案與建設》《北京檔案》和《浙江檔案》，這3家刊物的被轉載量分別為57篇、54篇和45篇，依次占比12.3%、11 .6%和9.7%。位居第三梯隊的則是《檔案管理》《山西檔案》和《中國檔案》，其被轉載量分別為24篇、20篇和19篇，累計占比13.6%?！短m臺世界》和《檔案》分別以9篇和8篇的被轉載量位列第四梯隊，合計占比3.6%。不難看出，被《檔案學》轉載量較高的刊物絕大多數為中文核心期刊（《山西檔案》《蘭臺世界》《檔案》歷史上也曾多次入選中文核心期刊），這印證了《檔案學》“選文發表載體較為權威，核心期刊選文占比較高”[6]的說法。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被轉載量排名前10的期刊均為檔案學領域的刊物，但在被轉載的其他期刊中，也有8種圖書館學情報學領域的CSSCI來源期刊，其被轉載篇數累計有22篇，占到了總被轉載量的4.7%，反映出近年來圖情檔學科在專注各自領域的同時，也在不斷進行學科的交叉融合，實現共同發展。

1.2 作者分布

1.2.1 核心作者分布。核心作者在數量、人員結構等方面的狀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學科人才隊伍、科研力量儲備的情況。數據表明，《檔案學》近7年全文轉載論文的作者（第一作者，下同）共有258人，其中被轉載1篇的有182人，占所有作者人數的70.5%；被轉載2篇的有33人，占所有作者人數的12.8%；被轉載3篇及以上的共有43人，占所有作者人數的16.7%。根據普賴斯定律，在某一研究領域發表N篇以上的作者是核心作者，N=0.749√（n_max ），其中nmax為發文量最多的作者的論文數。[7]本文中nmax=11 ，N≈2.48，可知被轉載論文在3篇及以上的作者即為核心作者。經統計，核心作者發文量共計217篇，占全部作者發文總量的46.75%。這個數值非常接近文獻計量學中核心作者發文量應至少占總發文數50%的要求，說明《檔案學》選文基本形成了較為穩定的核心作者群，持續性科研人員的隊伍在逐漸壯大。

表1列出了《檔案學》近7年被轉載量≧5篇的作者，其中既有科研經驗豐富的專家骨干，也有創新意識活躍的年輕教師。

1.2.2 作者機構分布。對《檔案學》記錄的第一作者機構進行統計與整理，將作者所在的二級機構歸并為一級機構，共得到71家機構，轉載量排名前20的作者機構如表2所示。

從表中數據可知，這些機構各自的總被轉載量均≧6篇，被轉載量共計356篇，占全部被轉載論文的76.6%；被轉載作者總人數為181人，占到了全部被轉載作者人數的70.2%。

國內檔案學領域被轉載論文主要產自高等院校，其中中國人民大學被轉載作者和文獻的數量具有明顯優勢。作為雙一流高校，上海大學依托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和教育資源，被轉載文獻量排在第2名。黑龍江大學作為東北地區的一所省屬高校，雖然沒有地區經濟發展的加持，但被轉載量位列第3，領先眾多雙一流高校，足以看出其檔案學科的科研實力強勁，發展潛力十足。其他高校由于辦學歷史悠久、底蘊深厚，被轉載的論文數量也頗為可觀。從整體上看，高校檔案學科發展狀況會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但高校分類層級不能決定學科發展上限，眾多非雙一流高校（如廣西民族大學、上海師范大學、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正在迎頭趕上，預示檔案學研究人才與實力格局正處于不斷演變和調整之中。

1.2.3 作者地域分布。對論文作者的地域分析能夠揭示一定時期學科研究主體的空間分布情況，反映不同地區的科研能力和科研質量。分省域來看，近7年《檔案學》所轉載論文的258位作者分布于26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見圖1），涵蓋了我國開展檔案學高等教育的大部分省份，說明《檔案學》選文的地區來源具有廣泛性。但觀其數據，各省份之間的作者分布呈現出明顯的不均衡態勢：得益于中國人民大學和上海大學兩所高校的突出表現，北京、上海兩地的作者人數要遠高于其他省份。其中，北京市70人，占比27.1%，上海市43人，占比16.7%，二者占比和達到了43.8%。相較于這兩個省份，排在第三至第七位的江蘇、河南、湖北等5省份的表現要遜色不少，其作者數在10～20人之間；其余19個省份的作者數則均為個位數，反映出省域之間的巨大差距。

從大的區域來看（見圖2），作者數量最多的是華東地區，高達91人。

華東地區作為我國目前開設檔案學高等教育最多的地區，擁有12個檔案學本科教育點，11 個碩士教育點和7個博士教育點，并有諸多檔案學省級重點學科、優勢特色（A類）學科、教育高地或培優（培育）專項計劃，檔案科研氛圍濃厚，研究方向眾多，學科特色鮮明，因此被轉載作者人數最多。華北地區的作者數量位列第二，有81人，其中中國人民大學起了關鍵作用。西北地區因受到經濟水平和教育資源的限制，僅有1個本科教育點和1個碩士教育點，其科研成果數量較少，科研實力相對薄弱，被轉載論文的數量最少?？傮w來看，作者的地域分布大致與我國現階段的經濟發展局面相匹配。

2 載文研究的熱點主題

2.1 熱點主題的演進。作為文章研究主題和內容的精練表達，關鍵詞能夠直觀地展現文章研究的核心內容。因此，對關鍵詞展開分析能夠揭示特定時期特定領域的研究熱點和重點。[8]為準確掌握近7年《檔案學》轉載論文熱點主題的分布和演進情況，利用Cite Space軟件，對465篇論文進行關鍵詞聚類——因為2016年《檔案學》轉載論文包括部分2015年發表的論文，在運行時Cite Space中起始年份設置為2015，得到關鍵詞聚類數據及其時間線圖譜分別如表3和圖3所示[其中，聚類模塊值（Modularity）為0.7098，大于0.3，表明聚類結構顯著；聚類輪廓值（Silhouette）為0.9385，大于0.7，表明聚類結果是可信的]。

由表3和圖3可見，近7年《檔案學》轉載論文研究共形成了9個聚類，根據熱點關鍵詞的時間分布，其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2016年—2017年，“電子文件”“檔案數據”“大數據”“檔案管理”“檔案服務”“檔案館”“區塊鏈”等關鍵詞節點較大。這一階段，受到“互聯網+”行動計劃、《全國檔案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綱要》《“十三五”國家信息化規劃》等政策的推動，學者們重點思考檔案事業在新環境下面臨的機遇和挑戰，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互聯網+”時代的檔案利用、數字化政府轉型、電子文件歸檔與管理。2018年—2022年，大數據、智能化、物聯網、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區塊鏈的相關研究加速進展，技術環境發生了較大改變，“數字人文”“數字記憶”“人工智能”等新的節點持續涌現；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北京冬奧會的召開、《“十四五”全國檔案事業發展規劃》使得“新冠肺炎”“奧運遺產”“檔案治理”相關關鍵詞數量開始增長，成了這一階段新的關注點?？傮w看來，關鍵詞的時間變化呈現出了國內檔案學研究緊扣社會形勢的特點，反映出社會重大事件、新的政策和法律的頒布，共同引導了檔案學在2016年—2022年間的研究走向，驅使其不斷探索自身的變革與創新之路，與時代發展緊密結合。

2.2 熱點主題聚焦的內容。通過關鍵詞聚類和研讀文獻，發現近7年《檔案學》載文研究主要聚焦在檔案數據、檔案新功能、電子文件、檔案管理與檔案服務5個領域。

2.2.1 檔案數據研究。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使檔案樣態由數字化走向數據化。趙生輝等[9]提出通過檔案文本結構化的方式，將檔案信息轉換為計算機可以高速、精準處理的數據形式，使檔案數據同時滿足閱讀利用和智能分析兩種應用需求。從治理視角出發，崔旭[10]、孫向陽[11 ]分別構建了企業檔案數據治理成熟度模型和檔案數據安全治理模型，識別出了檔案數據在法律、制度、技術和人員4個維度的安全風險。金波[12]則提出檔案部門利用“數智”技術參與政府治理的四維路徑，并認為[13]應從法治建設、管理制度、技術壁壘、協同共治等角度來保障檔案數據的安全?？傮w來看，基于對檔案數據重要價值的認識，學者們關注檔案數據的本質、特征和管理原則，并提出相關的理論框架和管理模型，為檔案數據管（治）理實踐提供參考。

2.2.2 檔案新功能研究。在社會記憶方面，學者們以公共檔案館[14]、蘇州絲綢檔案[15]等為對象，探討了檔案在發揮社會記憶功能方面的作用。在檔案記憶與身份認同的關系上，徐擁軍等[16]指出，檔案記憶促進身份認同，但記憶構建過程中檔案的客觀性如何保障值得深思。謝麗等[17]以中國農民工這一特殊群體為切入點，透過其“半城半鄉”“非城非鄉”等身份認同上的障礙，探究檔案實際工作乃至社會資源配置中身份認同的困難。在知識功能方面，學界重點關注檔案知識的挖掘及其功能發揮的路徑。馬寅源[18]通過SWOT分析，論證了用關聯數據實現檔案知識服務的可行性。牛力等[19]提出通過信息抽取技術挖掘文本核心內容，認為這一思路直接體現了檔案知識服務的本質。呂元智[20]立足新型智庫建設，提出了檔案知識服務工作的發展對策。

2.2.3 電子文件研究。在這一議題下，學者們首先關注的是單套制。多數人認為在當前全球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推行單套制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實現電子文件管理目標的最佳方式，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包括系統隱患和數據失信[21]，電子文件歸檔的技術、組織和環境困境[22]，以及缺少高位階綜合法導致難以全面認定電子文件法律的證據力和行政有效性[23]等，需要采取相應的措施予以解決。

隨著區塊鏈技術的出現，有學者開始關注區塊鏈技術與文件檔案管理的結合方式，[24]進而探討了區塊鏈技術在電子文件長期保存[25]、提高可信度[26]、保障真實性[27]方面的應用。另外，在整體層面，盡管電子文件管理在數據存儲和管理技術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但在實際中仍然面臨歸檔規范不完善、歸檔標準不統一等困境，亟須加以化解。因此，宋華[28]對行政審批電子文件流程、一鍵式存檔、歸檔系統進行了研究設計；王燃[29]指出了電子文件“四性”與電子證據“四性”的差異，建議將電子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合法性及證明力要求吸收至電子文件管理制度中，以促進電子文件證據價值的保全和發揮。

2.2.4 檔案管理研究。當前，檔案學與其他學科、技術領域的結合日漸緊密，要求對檔案管理作出新的檢視。丁海斌[30]對檔案管理的概念進行了重新梳理和界定，他首次將哲學范疇的概念與檔案管理相結合，重建了檔案管理教學體系的邏輯架構。在學科交叉視角下，加小雙[31]指出了檔案學與數字人文的脫節問題，并就檔案學發展如何融入數字人文大潮給出了建議。為了明確檔案管理的研究對象和實踐范圍，推動檔案管理工作發展，學者們對檔案管理的體系和要素也作了進一步劃分。劉凱[32]以境外企業為主體，提出了“三維四層”的檔案管理體系。劉越男[33]以我國政務服務部門為主體，提出檔案部門多元主體協同關系的路徑。徐擁軍等[34]則從治理體系、資源體系、利用體系和安全體系四個維度梳理北京奧運檔案管理的“中國模式”。除此之外，還有學者注意到了檔案參與重大公共危機治理及其工作轉型的問題，如張斌[35]系統闡述了建立面向重大公共危機治理的檔案工作常態化參與機制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問題，章燕華[36]提出了對我國檔案工作戰略轉型的啟示。檔案管理主題的研究總體上遵循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原則，突出了該話題高度的應用性特征，同時相關議題又帶有很強的前瞻性。

2.2.5 檔案服務研究。在檔案服務研究中，學者們多關注信息化、數字化環境下檔案服務的轉型、技術和路徑等問題。趙屹[37]指出移動化檔案利用服務是傳統檔案利用服務方式的重大變革和發展方向。田忠強[38]認為O2O檔案服務模式可以節約人力物力，提升服務效果。在辨析智能化環境和環境智能概念的基礎上，趙雪芹[39]提出通過用戶畫像、構建檔案智能化關聯檢索系統和檔案實時性交互服務平臺來實現檔案工作的轉型升級。

在國外先進經驗梳理借鑒研究方面，李財富[40]通過調研總結美國、加拿大、英國三國檔案服務理念等，從檔案館藏建設、檔案數字化信息建設、用戶參與、多元化深層次服務體系建設等方面得出了對我國的啟示；蘭鑫[41]研究了美國國家檔案館APP開發實踐借鑒；袁倩[42]研究了美國社交媒體戰略，提出以人為本的人文關懷思想。

由學者們的研究來看，在新的技術環境下，檔案服務正日益呈現出數字化、移動化、互動化等趨勢，其效果和質量可以通過科學的評價體系進行測量，而通過對國外檔案服務模式和機制的考察和借鑒，能夠為國內檔案服務帶來新的啟發，使之不斷創新發展。

3 未來研究啟示

綜上可以看出，近7年來《檔案學》轉載論文主要來源于檔案學核心期刊；所涉作者多來自高校檔案學專業，并且具有省域集中度和地區集中度高的特點；載文研究內容發現比較及時、所涉話題廣泛，但主要聚焦于檔案數據、檔案新功能、電子文件、檔案管理和檔案服務等五大領域；就研究對象的空間分布來看，絕大多數文章聚焦于國內檔案事業，關涉境外檔案事業的則比較少。根據以上結論并結合國內外檔案事業發展的趨勢，可以得出未來國內檔案學研究需重點發力的地方有5個方面。

①檔案數智化轉型。2020年新修訂的《檔案法》增設“檔案信息化建設”一章，規定各級政府應當將檔案信息化納入信息化發展規劃，[43]這為檔案信息化建設法律的制定奠定了良好基礎；2023年3月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中提出，組建國家數據局，統籌推進數字中國、數字經濟、數字社會規劃和建設等。[44]以上政策和環境的變化表明，國家越來越重視數據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將數據視為重要的戰略資源，明確了檔案數智化將成為推動檔案信息化建設的核心。然而，目前“檔案數據相關概念界定交疊含混，如何進行學術規范；檔案數據流通和對接過程中主體與環節之間的割裂導致的信息孤島現象如何破除；不同類型的檔案數據在選用數智化方案時需要考慮哪些具體的影響因素；檔案數據的共享平臺模式和數據交換格式應該如何標準化”等問題的研究還難言完滿。如能對這些問題加以探索，將為檔案數智化的轉型實踐提供堅實的理論保障。

②檔案安全。新時代，檔案事業面臨的環境更加開放，同時也更加動蕩，使檔案安全面臨新的形勢。一是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提出對檔案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數智化進程加速的同時也帶來了安全隱患。但整體而言，目前國內有關檔案安全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受到研究主題分散和技術應用薄弱的鉗制，諸多問題尚不明朗。如，檔案數據安全立法問題、檔案安全標準和安全體系問題、檔案倫理道德觀問題、檔案部門加強安全建設的路徑問題、檔案安全的支撐技術和保障技術應用問題、檔案信息安全可控標準和有效實施問題等。厘清這些問題，將極大提升研究的深度。

③檔案治理。2021年發布的《“十四五”全國檔案事業發展規劃》[45]中新增了檔案治理體系，并將其置于四個體系中的首要位置，凸顯了檔案治理在檔案事業發展中的重要性。檔案治理應以服務國家治理為目標，致力于為國家治理提供檔案支持。[46]它強調“共治”，學者們從多種視角解讀了各項政策及規劃，針對檔案治理主體、治理手段、檔案治理現代化等問題做了探討，但在實施時涌現的諸多新情況、新問題目前并沒有明確的答案。未來，構成檔案共治的各主體協同模式問題、關鍵因素問題、各因素之間的聯動和影響機制問題、治理結構問題、效果評價機制及評價標準統一問題、檔案治理主體何以“共同”問題等都需要納入考究視野。

④新的學科分支。分支學科的細化使得學科不斷向縱深和廣度兩個方向發展。有學者立足生態理論，從生態學的角度探討檔案生態學問題[47]。將來，除繼續深化計算檔案學、檔案生態學研究，完善其學科理論和體系外，加強檔案學與數據科學、心理學、教育學、國家安全學等學科的進一步融合，將能為檔案學的創新發展創造新的契機。

⑤國外檔案事業。國外（主要指發達國家）在很多方面（如檔案開放、檔案立法、新技術的應用等）積累了不少成熟的經驗，合理借鑒和吸收具有積極意義。針對近年來對國外檔案事業研究較薄弱的情況，拓展國內學界研究的視野，對國外檔案學理論和檔案事業的最新實踐進行跟蹤分析和借鑒，是值得高度重視并持之以恒地付出努力的領域。

（作者單位：1.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 陳慶怡，碩士研究生；周銘，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通訊作者；2.海南省社會治理創新與人才培養研究基地 王先發，講師 來稿日期：2023-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