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考核能破解“資源詛咒”嗎？

任勝鋼 周羅瓊 汪陽潔

關鍵詞：資源詛咒；綠色考核；資源型城市；綠色經濟增長

“資源詛咒”一直以來是發展經濟學關注的一個重要現象。已有大量文獻從資源稟賦視角探究了“資源詛咒”發生的驅動力、形成機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等［1-5］，但重點幾乎都著眼于回答“是否存在‘資源詛咒”，以及“為何會發生‘資源詛咒”等問題上。他們認為“資源詛咒”產生的根源是城市對自然資源過度依賴，產業發展“一業獨大”，過多擠占了對其他經濟領域的投資。也有許多學者從資源依賴度的視角，從跨國和國內區域層面實證研究支持了“資源詛咒”假說的成立［6-8］。其中，尤其以依托本地礦產、森林等自然資源發展起來的特殊類型城市，即資源型城市更為嚴重［9-10］。

如何有效破解資源型城市的“資源詛咒”問題、促進資源型城市向綠色高質量增長轉變，是擺在政策制定者和學者面前需要回答的一個關鍵難題。一方面，資源型城市對資源產業過度依賴，產業結構單一，替代產業乏力；隨著資源總量減少，產業效益呈下降趨勢，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不足。另一方面，資源開采過程往往伴隨高耗能、高污染，城市生態環境歷史遺留問題嚴重；再加上承接發達地區污染產業轉移任務，環境治理壓力持續增長。據統計數據分析，2020年資源型城市SO2排放量占全國排放的60%左右，CO2排放量接近全國水平的55%，能耗占比在50%以上，但同期GDP占比不到30%。經濟增長和生態環保的“雙損”效應極大制約了資源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本研究旨在探究綠色考核政策能否破解資源型城市“資源詛咒”、促進綠色經濟轉型。蔡昉等［11］指出，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向可持續發展方式轉變，離不開政府規制和行動。作為最重要的綠色考核手段的之一，節能減排目標考核政策是政府促進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中央政府在“十一五”規劃綱要（2006）中首次提出了“節能減排”的總體目標，將節能減排指標作為硬約束性指標與地方領導人的政績考核掛鉤［12］。這一舉措試圖通過將環境治理效果考核與傳統GDP考核相融合，作為引導地方政府行為轉變的“指揮棒”［13］。那么，這種政府行為導向的綠色考核能否破解“資源詛咒”，成為資源型城市綠色轉型發展亟待研究的問題。

近來不少文獻開始關注這種政府行為導向的綠色考核政策效應，但結論莫衷一是。一種觀點認為此舉帶來了經濟福音。因為綠色考核倒逼“技術創新”，產生的創新補償效應彌補規制成本，進而促進經濟增長［14-15］。二是認為其加劇了“資源詛咒”效應。原因是綠色考核增加環保成本，將有限的地方政府資源用于綠色環保而非生產性活動，反而損害經濟增長［16-17］。以上爭議可能源于現有研究基本上以全部城市為分析對象，未區分不同類型城市可能導致的不一致結果［15，18］。事實上，綠色考核政策具有偏向性，對不同地區的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異質性［19-20］。此外，對政策的關注點及指標測度的不同，也會影響政策評估結果［18］。

不同于已有文獻，本研究通過手工收集2006—2020年資源型城市節能減排目標考核數據，運用綜合指數法計算這一綠色考核政策的強度，并通過方向距離函數模型（GML?DDF）計算城市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作為城市綠色經濟增長的代理指標，以此研究綠色考核政策能否破解“資源詛咒”。結果表明，綠色考核顯著提升資源型城市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通過綠色技術創新、工業產業結構清潔化、資源配置優化等途徑促進資源型城市綠色全要素生產率。進一步分析發現，地方國企依賴、地方官員晉升激勵、資源型城市類型等因素會影響綠色考核和資源型城市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關系。

可能的創新點有以下3個方面。首先，為已有“資源詛咒”效應及其治理文獻提供有益補充。以往研究大多圍繞資源管理本身，從政府資金扶持、人力資本投入、非礦業部門發展和吸引外資等經濟發展視角［21-23］來考察“資源詛咒”的破解問題。本研究從政府行為規制視角出發，剖析綠色考核政策破解“資源詛咒”的傳導機制和經濟后果，為解決區域層的“資源詛咒”問題提供新的理論支撐。

其次，為現有節能減排政策的經濟效應評估結果爭議提供了新證據。一方面，如前所言，城市異質性極大影響環境治理改革效應的評估結果［19-20］。另一方面，現有研究往往單獨從節能政策［18-19］或減排政策［15-16，24］的角度進行分析，鮮有將二者納入同一考核框架的研究。由于節能減排會相互影響；節能側重于源頭控制，減排側重于末端治理，很難將它們割裂開［25］。并且中國節能減排工作是一體部署、一體推進、一體考核。本研究將節能減排作為統一整體，有助于增進對資源型城市綠色考核政策效應更全面的理解。

最后，拓展了影響綠色考核效果的情景因素文獻。揭示了地方官員晉升激勵、地方國企依賴、城市資源稟賦類型和成長階段等異質性因素在綠色考核效應中的作用，為分類施策、因地制宜探索資源型城市綠色經濟增長的轉型之路提供科學的決策依據。

1制度背景與理論分析

1.1制度背景

為應對能源短缺和環境污染的雙重挑戰，自“十一五”以來，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推進綠色考核的政策措施（圖1），促進經濟綠色發展。其中“十一五”規劃綱要（2006年）中首次提出“節能減排”的總體目標，即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SO2、COD等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并將節能減排指標作為綠色發展硬約束性指標與地方領導人的政績考核掛鉤。另外，國務院也于2013年發布了《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年）》，明確規定綠色考核指標是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性硬約束指標。

為確保節能減排這一綠色考核目標的實現，在每個五年規劃期，國務院均專門印發了《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以下簡稱《方案》），統籌推進節能減排工作，實現節能減碳降污協同增效，推動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斗桨浮酚袃蓚€亮點：一是強化了目標責任考核。具體包括：①上級主管單位將年度目標考核與進度跟蹤相結合，對地級市每年節能減排目標完成情況、措施落實情況，以及“五年規劃”目標完成進度等進行統一評價考核。②對地方政府實行問責制和“一票否決”制。綠色考核結果要轉給相應的干部主管部門，作為地方官員政績考核的重要內容。對于未完成年度考核任務的地區，要取消相關負責人當年評先選優和提拔重用的資格；對考核結果為超額完成等級的單位和個人給予表彰獎勵。2007年國務院頒布的《國務院批轉節能減排統計監測及考核實施方案和辦法的通知》中，進一步健全完善了《方案》中綠色考核的問責制和“一票否決”制要求。

二是對各地區、各部門的節能減排工作進行任務分解，明確了各地方政府推動節能減排的主要措施和目標。具體而言，中央政府將全國總指標分解落實到各省，省級主管部門在《方案》中將節能減排指標層層分解落實到地市、縣以及轄區內重點污染企業。各地級市實施差異化的節能減排目標，而且每五年規劃期的目標強度不一。綜合上述政策背景分析可知，城市節能減排目標考核為綠色考核政策分析提供了良好的樣本。

1.2理論分析

基于上述政策背景，“十一五”以來，節能減排作為綠色發展硬約束性指標與地方領導的政績考核掛鉤［12］。政績考核體系不再“唯GDP論”，而是開始關注綠色考核。

綠色考核對官員晉升有直接影響［17］。因此，面對綠色政績考核，地方主政官員為增加晉升籌碼，將轉變地方政府行為，從“十一五”之前的普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獲取GDP增長，轉為“十一五”之后的重視節能減排發展綠色經濟［17］。此外，綠色考核也強化了節能減排在地方政府政治任務中的重要性，明確了未能達到年度考核目標的地方政府官員將受到處罰或被免職的嚴重后果，具有高壓威懾和強制性的特點，迫使地方政府出臺更為嚴格環境規制政策和采取一系列治理手段來督促當地的環境治理行為［14］。在中國式分權的制度下，地方政府對地方經濟的發展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和控制力［13］，因此，綠色考核導致地方政府行為轉變最終表現為當地經濟發展的顯著差異。

本研究從綠色技術創新、工業產業結構清潔化、要素配置優化三個方面，具體分析綠色考核政策影響資源型城市綠色轉型的內在邏輯。

第一，綠色考核通過綠色技術創新，使資源型城市實現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的綠色經濟增長。

資源型城市由于較少受到資源不足的制約，通過技術創新提高資源使用效率的內在激勵往往不足。但當面臨嚴格的能耗降低和污染排放減少的“硬約束”時，資源型城市的技術創新水平將會提高，從而增強當地綠色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和能力。一方面，為滿足嚴格的綠色考核要求，地方政府采取多種舉措推動節能減排技術創新。例如，推動節能減排關鍵共性技術研發、示范、應用、推廣，通過建設創新園區和培養創新型技能型人才等促進綠色發展［15］。另一方面，綠色考核引致的嚴格環境規制，給當地企業帶來了合法性壓力，倒逼企業制定戰略規劃縮減生產成本并采用“綠色”新技術生產［26］，如資源型企業進行低碳化、綠色化、智能化技術改革。因此，綠色考核有助于提升綠色技術創新水平［14］，以更少的資源消耗和環境影響，獲得更多的產出和利潤［27］，彌補綠色轉型成本的同時也帶動勞動生產率變革［28］。

第二，綠色考核通過工業產業結構優化，使資源型城市實現從“無序規模擴張”轉向“有序結構升級”的綠色經濟增長。

資源稟賦優越地區由于選擇資源產業作為主導產業優先發展，一定程度擠占了制造業，呈現出資源產業占比上升而制造業比例下降的“去工業化”現象［29］，不利于經濟綠色增長。但經濟增長和綠色考核“雙重約束”，會迫使地方政府推進工業產業結構優化，助力資源型城市經濟綠色增長。一方面，綠色考核目標促使地方政府調整地區主導產業的選擇和認定，推進資源產業比重下降的工業產業結構升級。例如，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資源產業過快增長，培育壯大低能耗低排放的制造業，發揮制造業產業前后關聯效應強的產業帶動力［29］。通過延伸產業鏈條，改變過去簡單地“挖”資源和賣資源，由“一礦獨大”的單一資源型經濟向“多業并舉”的多元經濟轉變，逐漸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另一方面，強綠色考核目標增強工業產業結構“綠色化”的內在激勵。強綠色考核目標引致的嚴格環境規制提高了污染行業的環保成本，擠出了利潤空間壓縮的污染型企業［30］，發展利潤更高的清潔生產企業，促進工業產業結構“綠色化”升級［15］。

第三，綠色考核通過去“資源錯配”，促使資源型城市實現從“資源錯配”轉向“資源優配”的綠色經濟增長。

對于傳統資源型城市而言，由于資源產業對生產要素的吸納、黏滯和鎖定效應，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被牢牢地阻滯在資源產業體系范圍內［31］，引起整個經濟中生產要素的成本增加，資源嚴重錯配［32］。但是，差異化的節能減排目標硬約束具備引導和重新配置生產要素的功能［12，19］。一方面，綠色考核能有效抑制“資源詛咒”效應的資源轉移機制［32］，阻止生產要素向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率的資源產業進一步過度流入，引導生產要素流向資源稀缺的非資源產業，防止資源產業因過度開發與重復投資帶來的低資源配置效率［33］。另一方面，擁有總量信息優勢的地方政府會制定合適的經濟政策引導物質資本投資，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帶動資源優化配置。因為地方政府出臺財政激勵和綠色金融等經濟政策有明確的傾向性，如抑制重污染資源產業的信貸融資，鼓勵資金用于淘汰落后產能和重大工程等，可以抑制資源產業的要素吸納效應，帶動多方資金投入非資源產業來緩解投入不足問題［21］，從而提高資本效率［34］。

2研究設計

2.1基準模型

基于2006—2020年的中國114個資源型城市相關數據，建立如下面板數據模型來實證識別綠色考核對資源型城市綠色經濟增長的影響：

其中：GTFPi，t是城市i在t年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Targeti，t是城市i在t年的節能減排目標考核強度，β0為常數項，β1為其系數；Controli，t代表一系列影響城市綠色經濟增長的其他控制因素，包含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經濟集聚程度、金融發展水平、經濟結構、市場化程度、貿易開放度、人力資本水平、城市化程度、物流發展水平等；δ為該控制變量矩陣的估計系數向量；di為城市固定效應；dt為時間固定效應；εi，t表示隨機擾動項。

2.2數據來源及變量設定

資源型城市名單來自《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年）》中按照資源依賴度界定的114個城市。城市節能減排目標考核數據通過手工整理各省的“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和各地市當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對應的指標數據獲得。區域經濟指標數據和污染排放指標數據分別來自2006—2020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地方官員特征數據來自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CNRDS）的中國地方政府官員數據庫。

節能減排目標考核強度：借鑒鄧慧慧等［28］的研究，采用綜合指數法，構建一個城市層面節能減排目標考核指標來代理綠色目標考核。計算步驟為：首先，通過計算分別獲得每年的節能目標值（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削減率）、減排目標值（SO2削減率）。國家節能減排目標由國家下達給省，一般發布于五年規劃期內第一年或者第二年，省將目標下達到地市，為了緩解內生性，在計算時將5年的指標值平均分配到每一年。其次，對指標分別進行標準化處理。最后，采用熵值法確定指標權重，并根據權重和標準化數值計算節能減排目標考核綜合指數。該綜合指數得分越高，地方綠色考核壓力越大［16］。

城市綠色經濟增長：將綜合考慮經濟增長、資源節約和環境改善因素的城市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作為地方綠色經濟增長的代理指標［10］，采用GML?DDF模型測算城市綠色全要素生產率。

控制變量：經濟發展水平，采用各地區人均實際GDP對數（Pgdp）進行衡量；經濟集聚程度，具體為人口密度（Popden），各地區年末人口除以行政區域面積；金融發展水平，用各地區的金融從業人員占城市人口比重（Finalrate）進行度量；經濟結構，具體為社會商品零售額與生產總值的比值（Strlsrate）；市場化程度，城鎮私營和個體從業人員與城鎮單位從業人員期末人數的比值（Strsq）；貿易開放度，用各地區的當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與GDP的比值取對數進行度量（Fdirate）；人力資本水平，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來代理（Hc）；城市化程度采用各地區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表示（Ur）；信息化程度，采用城市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從業人員占城鎮單位從業人員比例表示（Softrate）；物流發展水平，用公路貨運量與年末戶籍人口比值的對數來衡量（Logi）；基礎設施水平，以年末公路里程數與總人口比值取對數衡量（Infra）。

表1報告了重要指標的描述性統計。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節能減排目標考核強度采用綜合指數法進行測算，該方法已被廣泛應用［28］。從節能減排綜合指數分別與節能指標、減排指標的關系來看（圖2），二者均高度相關，并且根據綜合指數折線圖的走向可知，綜合指數總體趨勢與日益加強的政策導向相吻合，展示了該綜合指數的有效性。

2.3內生性及工具變量回歸模型

對模型（1）的識別存在內生性問題的潛在影響?？赡艽嬖谀承┎豢捎^測的因素同時影響城市節能減排考核目標的制定和綠色經濟增長；也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關系，即城市綠色經濟有較快的增長趨勢時，節能減排潛力大，省級政府為完成考核任務，可能會優先給這類城市分配更高的節能減排目標考核任務。

參考Nunn等［35］的方法，通過分別尋找與個體變化有關、與時間有關的工具變量，并構造這兩者的交互項作為城市綠色考核的工具變量。具體而言，一方面，借鑒余泳澤等［15］的研究，從地方官員的“晉升機會”視角選取省內的地級市個數作為與個體變化有關的工具變量。與自上而下的官員任命制方式相耦合的是政府績效考核，地方官員晉升的可能性在金字塔式的科層制結構下愈來愈小，為了更好地贏得上級的信賴與認可從而獲得有限的“入場券”，同級之間存在著一種“較量”，地方官員聚焦于轄區內考核績效的提高從而向上級展現自身執政能力［17］。因此，在省內晉升職位固定且有限的情況下，相比地級市數量較少的省份，地級市數量越多的省份官員晉升的概率會隨著對手的增多而降低，則晉升錦標賽越激烈，為了在省內同級競爭者中達到“先聲奪人”的效果以便更好地獲得上級認可，對綠色考核需付出更多努力。此外，省內的地級市個數還滿足工具變量的外生性要求，因為樣本期內各省地級市數量基本不變，不會隨時間而發生改變；而且各省地級市的劃分取決于中央政府，不會受到地級市經濟變量的影響。

另一方面，從地方官員的“晉升激勵”視角選取省內除本城市外的其他城市每年節能減排目標考核平均值作為與時間有關的工具變量。省級主管部門對節能減排目標考核實行年終“一小考”，3年“一中考”，5年到期“一大考”，并將考核結果向社會公布，對沒有完成目標的地區進行懲罰，對超額完成等級的地區給予獎勵。這種定期排序考核和獎懲機制強化了地方政府官員“競相向上”的策略現象，為避免“數字不如人”，地方政府在決定執行節能減排努力程度的過程中，會受到省內其他城市的影響，符合工具變量的相關性要求。而且省內其他城市的節能減排目標平均值不會直接影響本城市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只能通過激勵本地政府提高節能減排努力程度來影響，符合工具變量的外生性要求。

綜上所述，為定量考察節能減排目標考核對資源型城市綠色經濟發展的影響，兩階段最小二乘回歸模型（2SLS）設定如下：

其中：μ0為常數項；Numi是省內的地級市個數，作為與個體變化有關的工具變量，μ1為其系數；γ0為常數項；Mean_Targett是省內本城市外的其他城市每年節能減排目標考核平均值，作為與時間有關的工具變量，構建兩者的交互項作為工具變量，γ1為其系數。交互項加強了第一階段的擬合性，增強了模型的整體說服力：一方面能夠克服傳統工具變量只隨時間變化帶來的與時間固定效應存在共線性問題；另一方面有效解決城市節能減排目標考核強度設定可能受不隨時間變化的個體因素影響帶來的內生性問題［35］。

3實證結果分析

3.1“資源詛咒”效應的檢驗

在實證檢驗綠色考核能否促進資源型城市綠色經濟增長，有效緩解“資源詛咒”效應這一問題之前，通過繪圖對比分析資源型城市和非資源型城市在表征“資源詛咒”效應關鍵指標上的差異，如減排（SO2排放）、節能（單位GDP能耗）、資源產業依賴和經濟增長（人均GDP）等方面的差異，來驗證資源型城市的“資源詛咒”效應。

圖3的（a）至（d）分別報告了這兩類城市關鍵指標的動態變化?？梢园l現，在“十一五”前，即地方官員考核“唯GDP論”時，資源型城市的污染排放、單位GDP能耗、資源產業依賴程度都遠遠高于非資源型城市，但人均GDP反而明顯低于非資源型城市。表明在“十一五”之前，與非資源型城市相比，資源型城市呈現高污染、高能耗、高度依賴資源型產業及低效率的特點，存在比較明顯的“資源詛咒”現象［10］。

如圖3的（a）至（d）所示，隨著“十一五”之后，節能減排目標這一綠色考核指標被納入地方官員考核體系中，資源型城市與非資源型城市的污染排放、能耗強度及資源產業依賴程度都呈下降趨勢，而且二者之間的差距逐漸縮小。特別是，兩類城市的人均GDP均呈增長趨勢，甚至在“十二五”期間資源型城市的人均GDP超過了非資源型城市。上述結果初步表明，隨著綠色考核政策推進，資源型城市逐漸由高污染、高耗能、過度依賴資源產業及低效率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向高質量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資源詛咒”現象逐漸緩解。

3.2基準回歸結果

表2報告了綠色考核對資源型城市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基準回歸結果。其中，不加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顯示Target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綠色考核顯著提升了城市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加入一系列控制變量，模型的整體解釋力有所增強，結果依然十分穩健。其他變量的估計結果也與預期基本一致。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保持其他條件不變，節能減排目標考核強度每增加1單位，資源型城市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加了29.05%（0.430/1.480）。該結果表明，綠色考核能顯著促進資源型城市綠色經濟增長?？赡艿脑蚴?，在實施綠色考核后，新的綠色政績考核體系迫使地方政府行為發生了一系列轉變，如倒逼城市綠色創新，打破對資源產業的過度依賴，優化資源配置防止資源要素被牢牢地鎖定在資源產業體系內等?？傊?，地方政府行為從單純追求GDP增長向追求經濟增長的綠色化轉變，推動資源型城市綠色經濟增長，有效緩解“資源詛咒”問題。

3.3工具變量回歸結果

據前文可知，省內的地級市個數和本城市外的其他城市每年節能減排目標考核平均值的交互項（IV）作為綠色考核的工具變量，在2SLS的統一框架內進一步地估計綠色考核對資源型城市綠色經濟發展的影響。

表3匯報了基于式（2）和式（3）的工具變量回歸結果。Cragg?DonaldF統計量均遠大于10，工具變量第一階段的Kleibergen?PaaprkWaldF檢驗統計量均明顯大于在10%偏誤水平下的臨界值（16.39），表明模型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表3中第二階段回歸結果顯示，保持其他條件不變，節能減排目標考核強度每增加1單位，資源型城市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加了約62.02%（=0.918/1.480），綠色考核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為正。這表明，即使在考慮內生性問題的情況下，理論判斷仍然成立。

3.4穩健性檢驗

3.4.1排除競爭性解釋

2006—2020年長達十五年時間跨度，中國經濟和環境政策經歷了諸多變化?；鶞驶貧w結果除了受到節能減排目標考核這一政策外，可能還受同期的大氣污染防治重點城市和節能或（和）減排試點城市等政策的影響。首先，剔除大氣污染防治重點城市政策對估計結果的干擾?！笆晃濉逼陂g，該政策以努力改善試點城市空氣環境質量為目標，直接影響減排目標的實現。刪掉資源型城市樣本中的35個大氣污染防治城市以排除該政策的潛在干擾。其次，剔除節能或（和）減排試點城市政策對估計結果的干擾。刪掉2007年以來的排污權交易試點城市、2009年以來的節能與新能源汽車試點城市、2016年用能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城市及自2011年以來的節能減排財政政策試點城市。由表4的回歸結果可知，分別排除了污染防治重點城市和節能減排相關政策試點城市，即控制同期競爭性政策因素后，綠色考核依然顯著促進城市綠色經濟增長，這也佐證了基準回歸結論的穩健性。

3.4.2改變自變量測度

前文分析中使用相對值，即從節能減排削減率角度，估計綠色考核對城市綠色經濟增長的影響。當城市具有相同的節能減排削減率時，由于城市的能耗和污染排放的基數值存在區別，基數值越大的城市，削減節能減排的額度越大，需要為此付出的努力可能越大。因此，用節能減排削減額這一絕對值，來替代地方節能減排目標考核強度的衡量。表4中改變自變量測度的回歸結果顯示，實證結果與基準回歸結果保持一致。

3.4.3改變估計模型

考慮到當期的城市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也可能受過去因素的影響，需要進一步考察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的估計結果。具體而言，在基準模型中依次加入滯后一期的城市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作為新的控制變量，以捕捉動態因素的影響。因為，動態面板數據的問題是將滯后因變量作為自變量所引發的內生性問題，由于個體效應影響所有期限內的因變量，這導致固定效應模型難以解決這種內生性問題。為此，系統GMM（SYS?GMM）和差分GMM（DIF?GMM）被用來檢驗估計模型的穩健性。表4中改變估計模型的回歸結果顯示，無論是SYS?GMM還是DIFGMM估計模型，Arellano?Bond二階序列相關檢驗（AR（2））均表明，模型不存在顯著二階殘差自相關，驗證了GMM估計結果的一致性和無偏性。同時，各模型也通過了驗證工具變量有效性的Hansen過度識別檢驗，說明工具變量是有效的。在改變估計模型后，Target的系數依然顯著為正，這進一步佐證了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3.4.4綠色考核結果的應用情況

基于前文理論分析可知，驗證綠色考核能有效影響資源型城市綠色經濟增長的先決條件是，綠色考核的指揮棒作用發揮和實效取得，即支持綠色考核是政府官員晉升中的可置信承諾。首先，根據手工收集的綠色考核數據可知絕大部城市完成了節能減排考核目標。接下來，基于手工編碼的地方官員晉升數據，進一步驗證綠色考核對地方官員晉升的影響。表4中基于地方官員晉升的回歸結果顯示，綠色考核顯著促進了資源型城市官員晉升。這支持了綠色考核是政府官員晉升中的可置信承諾，證明了綠色考核政策的有效性。

3.5綠色考核效果的異質性分析

從地區官員晉升激勵、地方國企依賴、資源型城市類型差異等角度探討綠色考核對資源型城市綠色經濟增長的異質性影響（表5）。

3.5.1地方官員晉升激勵的異質性影響

從晉升激勵的積極性和能力視角出發，分別考察在地方官員年齡和工作背景的異質性情境下，綠色考核如何影響資源型城市綠色經濟增長。如前所言，綠色考核影響地方官員的晉升概率，但綠色考核的實現程度，由官員晉升激勵的官員行動的積極性和能力決定。

首先，對晉升激勵差異的年齡異質性進行分析。參照余泳澤等［15］的方法，對地方官員的年齡進行手工分組編碼，市長年齡低于57時，意味著政治生涯仍擁有升遷機會，編碼為1（Age=1），否則市長年齡大于57歲的編碼為0（Age=0）。表5中基于地方官員年齡的分組回歸結果顯示，Age=1時，Target的系數正向顯著；Age=0時，Target的系數為正，但統計上不顯著。這說明市長年齡低于57時，地方官員具有較強晉升動機，為增添晉升籌碼，在實現綠色考核任務上會更積極地付出努力，充分結合政府“看得見的手”和市場“看不見的手”，發揮總量信息優勢對產業發展和資源配置進行引導，并致力于本地體制機制的創新［36］，促進地區綠色經濟增長。

其次，對晉升激勵差異的官員工作背景異質性進行分析，考慮市長“高管背景”和“高校背景”的異質性影響。從企業中提拔而來的干部，特別是大中型國有企業中遴選各級政府部門的領導干部，稱為“高管背景”官員；具有高校任職和教授背景的官員稱為“高校背景”官員［37］。表5中基于地方官員工作背景的分組回歸結果顯示，官員具有“高管背景”的城市，Target的系數顯著為正，但具有“高校背景”官員城市的Target估計系數不顯著?？赡艿脑蚴?，資源型地區的經濟增長往往依賴大中規模國有企業，在面對綠色考核壓力時，從企業中提拔而來的“管理型”官員由于具備較強的管理能力和豐富的經濟實踐經驗，能夠更加高效地引導當地企業進行資源配置，提高經濟生產效率。正如羅黨論等［38］所指出的，具備高管背景的官員儲備了大量的企業關系，長期的企業工作經驗使他們與企業的合作更容易取得成功，從而在經濟發展中占得先機。

3.5.2地方國企依賴的異質性影響

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在節能減排中的壓力和動力有著明顯差異。國有企業領導作為準官員，是綠色考核的第一責任人，綠色考核對國有企業是政治激勵，對民營企業則是經濟激勵。若地區國企依賴程度低，民營經濟發展好，則該地區以經濟激勵為主，反之則是政治激勵［37］。為檢驗地方國企依賴的異質性影響，參照李艷等［39］的研究，構建國有企業工業產值占比和國有企業從業人數占比這兩個指標來表征地方國企依賴程度，指標值越大，地方國企依賴越大。從表5的回歸結果可知，在地方國企依賴度低的地區，即民企占主導地位的地區Target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而國企依賴程度較高的地區Target的系數不顯著。這表明，在國企依賴度較低的地區，綠色考核更能促進地區綠色經濟增長?？赡艿脑蚴?，在國企依賴度較高的資源型城市，國企除了需完成節能減排目標，也需承擔穩就業功能，導致地區僵尸企業比例高，成本負擔沉重，扭曲了資源配置，影響經濟效率；相反，民營經濟發展較好的地區，綠色考核引致的經濟激勵激發了經濟活力，倒逼當地國企提高效率，加速地區技術創新和改善要素配置效率［37］，促進地區綠色經濟增長。

3.5.3不同類型資源型城市的異質性影響

根據資源保障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差異，將資源型城市劃分為成長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四種類型，分別考察綠色考核政策的異質性影響。表6中基于資源型城市成長階段的分組回歸結果顯示，綠色考核促進成熟型和衰退型資源型城市的綠色經濟增長，對成長型和再生型資源型城市的綠色經濟增長無顯著影響?？赡艿脑蚴?，處于不同階段的資源型城市，由于資源稟賦不一樣，對綠色考核壓力的反應存在區別。

一方面，成長型城市由于資源儲量最高，能源開采程度較低，面對較高的綠色考核目標，仍有較大的節能減排空間，因此實際的節能減排壓力較小，綠色考核對其影響不明顯；而再生型城市擺脫了資源依賴，實際感受到的綠色考核壓力較小，因而表現出綠色考核對其經濟增長無明顯影響的結果［40］。另一方面，成熟型城市的勞動力、資本等要素更多地配置在資源型行業，經濟增長呈現出高耗能高污染的特點，面對綠色考核壓力，當地政府將生產要素由采礦業投入到清潔制造行業，發展節能減排技術，培育接續替代產業，促進了城市綠色經濟增長；衰退型城市為實現綠色考核，在當地政府的經濟扶助政策下，促進生產要素流向清潔生產行業，從而減少資源行業的資源冗余導致的資源效率低下，實現城市綠色經濟增長［41］。

此外，按主導資源分為煤炭類、燃氣類、金屬類、森工類等類型，分別考察綠色考核政策的異質性影響。表6中基于資源型城市主導資源類型的分組回歸結果顯示，綠色考核促進煤炭類和金屬類資源型城市的綠色經濟增長，對燃氣類和森工類資源型城市無顯著影響?？赡艿脑蚴?，煤炭類資源型城市的煤炭具有價格優勢并帶來環境問題，面對綠色考核，為繼續獲取資源的最大收益，當地政府引進先進技術，發展煤化工、煤電等工業，把“原料礦業”轉化為“成品礦業”，形成煤炭-能源化工一體化的新興產業體系，促進城市綠色經濟增長；金屬類資源型城市有較大的礦石后加工制造企業，且加工能力強，具有延長資源產業鏈的先天基礎，面對綠色考核壓力，此類城市進行資源產業鏈的延伸，利用深加工和在特色資源上的技術優勢繼續發揮自身資源優勢促進綠色經濟增長；森工城市本身具有節能減排的潛力，作為陸地生態系統中最大的碳庫，森林碳匯正逐漸成為許多國家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重要工具［42］，實際節能減排壓力小。同理，對于燃氣類城市而言，燃氣作為一種清潔型能源，實際節能減排壓力較小，因而綠色考核對其無明顯效果。

4機制檢驗

根據前文理論分析可知，綠色考核對城市綠色經濟增長的影響可能通過“綠色技術創新”“工業產業結構清潔化”和“資源配置優化”三條長效機制進行傳導。

第一，綠色技術創新效應。借鑒邵帥等［43］研究，采用平均每百人研發從業人員擁有的綠色專利申請數量作為綠色技術創新的代理變量，進一步區分了綠色發明型專利和綠色實用型專利。表7中綠色技術創新效應的回歸結果顯示，綠色專利和綠色實用型專利的Target的系數顯著為正，綠色發明型專利的Target的系數為正不顯著。這說明綠色考核顯著提高了資源型城市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更多促進了實用策略型創新而不是研發周期和技術要求均高的發明型創新。這一結論驗證了為完成綠色考核，鼓勵地區節能減排關鍵共性技術研發等一系列舉措的有效性。

第二，工業產業結構清潔化效應。本研究從縮減采掘業和提升清潔型制造業的生產規模兩方面來檢驗工業產業結構清潔化效應。其分別用采掘業就業人數［10］和制造業清潔行業與污染密集行業總產值之比來衡量。表7中工業產業結構清潔化效應的回歸結果顯示，采掘業規模的Target系數顯著為負，制造業生產清潔化的Target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綠色考核降低了資源產業依賴，提升了制造業生產清潔化規模。此外，還進一步驗證了綠色考核對工業生產規模（用第二產業增加值占比衡量）的影響。第二產業增加值占比的Target系數顯著為正，即綠色考核顯著地增加了工業生產規模。以上結果表明了綠色考核能縮小資源產業規模并擴大工業生產規模，破解削弱制造業的“荷蘭病效應”，即“去工業化”的現象，推動資源型城市產業從“一礦獨大”轉向“多業并舉”，促進工業產業升級發展。

第三，資源配置優化效應。從資本錯配、勞動力錯配及物質資本投資三方面進行檢驗。借鑒陳永偉等［44］計算資本、勞動力錯配的方法，值越小，錯配度越低。表7中資源配置優化效應的回歸結果顯示，資本錯配的Target系數顯著為負，勞動力錯配的Target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綠色考核顯著地降低了資本錯配，對勞動力錯配無更正效果。這與韓超等［12］的研究結論一致，綠色考核能夠“去資本錯配”，并不會直接作用于勞動要素層的錯配。綠色考核能“去資本錯配、提效率”，但仍需進一步探究綠色考核能否通過增加物質資本投資（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來衡量）起作用。表7中物質資本投資的Target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綠色考核顯著地增加了地區物質資本投資，通過經濟政策將物質資本投資于淘汰落后產能和引進先進生產設備，帶動綠色低碳領域投資，推動綠色經濟增長。

5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研究手工整理了城市層面2006—2020年節能減排目標數據，運用GML?DDF計算了城市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在此基礎上，實證探討了具有典型中國特色的綠色考核政策對資源型城市綠色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表明，綠色考核顯著促進了資源型城市的綠色經濟增長，有效破解“資源詛咒”。在地方國企依賴程度低、地方官員晉升激勵強的地區，綠色考核更能促進綠色經濟增長；同時成長階段為成熟型和衰退型、主導資源類型為煤炭類和金屬類的資源型城市的綠色考核政策效果更佳。進一步的機制分析表明，綠色考核政策破解資源型城市“資源詛咒”效應至少存在如下三種可能的長效機制：一是綠色考核能提高資源型城市綠色創新的內在激勵促進綠色經濟增長；二是綠色考核能打破資源型城市對資源產業的過度依賴，提高清潔型制造業的比例，促使工業產業結構清潔化；三是綠色考核具有顯著“去資源錯配”作用，避免資源要素被牢牢地鎖定在資源產業體系內，增加物質資本投資，促進綠色經濟增長。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提出以下政策啟示。

其一，中央需要從長遠著手健全資源型城市的綠色政績考核體系，避免激勵短視行為和落入“資源詛咒”陷阱。一方面，在綠色考核的地區與進度分解問題上，應對不同類型和成長階段的資源型城市的綠色考核目標采取“有差別的”“分而治之”的梯次推進方法，因地制宜開出“藥方”，因為不同資源型城市由于自身的產業發展水平、節能減排空間不一致，對綠色考核的承受能力存在很大差異。另一方面，應將綠色創新能力、工業產業結構清潔化及要素投入結構綠色化等成效指標納入資源型城市綠色政績考核體系，激勵地方政府依靠綠色技術水平提高和結構綠色化調整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其二，增強綠色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綠色化對綠色經濟增長的傳導作用。一方面，政府需繼續優化財政激勵和綠色金融等經濟激勵政策，發揮政府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多渠道引導企業和社會資金積極投入資源型城市產業轉型的接續替代產業培育、標志性重大工程實施、關鍵技術開發和技術引進等，推動經濟綠色轉型。另一方面，政府出臺相應產業政策促進資源型城市產業結構升級，對于資源型城市不應是鼓勵一刀切發展服務業，而是按照產業鏈發展模式，結合空間布局結構調整與產業戰略重組，加快產業鏈延伸，加大力度扶持非資源型產業重點項目，使資源型城市產業由“一礦獨大”單一經濟向“多業并舉”多元經濟轉變。

其三，針對性調整資源型城市國企依賴情況，促進經濟綠色增長。政府有必要采取激勵措施引導資源型城市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避免“一企獨大”，激發經濟活力，從而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和中小企業快速發展，形成多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共同發展的新局面，為承接資源型城市綠色轉型提供多樣化的企業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