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高校服務鄉村振興的困境、成因及路徑優化
——以云南省為例

王恩浩,張婉堯

(1.云南省教育科學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21;2.云南林業職業技術學院,云南 昆明 650224)

以鄉村現代化為最終目標的鄉村振興戰略是實現國家共同富裕的必經之路,而考慮到全國各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實情,西部地區是有效推進鄉村振興從而實現共同富裕的最大制約條件。西部鄉村振興需要眾多社會力量共同參與,其中對高等教育參與之需求尤為迫切?；谥袊鴤鹘y文化觀念,高等教育服務鄉村遵循民本思想承載、教育功能延續、鄉村生態發展的歷史邏輯,國家治理、教育功能論、共生教育的理論邏輯以及國家元治理引領下教育全方位服務鄉村全面振興的實踐邏輯[1]。在西方主流觀點和宏觀范式中,高等教育服務社會是一種用于管理其對外部公民、社會和自然環境之影響力的道德和知識層面的戰略,應與其所在社會目標、洞見和全球價值保持一致,以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2]。而較好地履行社會責任,能夠為高校帶來特定情境下的聲望和獨特的競爭優勢[3]。

近年來,國家層面高度重視高等教育在鄉村振興戰略中的價值,然而,西部高校對服務鄉村振興之認知水平依然滯后,基本以他賦性應對為主,迫于政府政策壓力而被動完成服務任務,缺乏內生性動力,未將主動參與社會服務作為拓展生存空間和實現自我價值的內在需要[4],由此導致西部高校在參與鄉村振興過程中總體呈現瞻前顧后或淺嘗輒止之狀態,參與鄉村振興之程度、方式、成效等均未及社會預期。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西部高校自身內涵式發展,長遠來看也會阻礙西部鄉村振興以及國家層面共同富裕目標的如期實現。

基于此,本文將借鑒高校本科專業認證的反向設計、正向施工之分析思路,對西部高校服務鄉村振興的現存問題進行探究,梳理西部高校在回應鄉村振興需求過程中存在的不足,進一步探究制約西部高校發揮振興鄉村作用的內在因素,并由此探討西部高校如何通過多樣創新舉措和有效內部機制調整以提高其滿足鄉村振興需求之能力。研究西部高?？蓞⑴c之機理、可發揮之作用、所需要之改革等問題,既能豐富相關理論探究,更能回應多元實踐之需求。

一、西部高校服務鄉村振興的現實困境

(一)鄉村振興對西部高校提出較高期待

高校參與鄉村振興,為確保其所做工作切實有效,首要前提是明確鄉村發展對高等教育之真實需求,此為基于需求導向的反向設計分析思路之第一環節。鄉村振興本身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以產業興旺為重點、生態宜居為關鍵、鄉風文明為保障、治理有效為基礎、生活富裕為根本,涉及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等五方面振興,而且還負有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矛盾以及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之重大歷史責任。由此,服務鄉村振興自然對西部高校提出較高的社會期待,這對西部高校而言可謂難度極大的挑戰。

第一,鄉村振興需要西部高校為其產業融合發展提供多元的智力、知識、科技等方面支持,為西部落后地區鄉村產業的改造升級和長效發展提供理論與實踐指導[5],改變如云南等地區鄉村產業集中于上游粗加工環節,產業層次低、精深加工能力不足、產品附加值低的落后現狀①。第二,需要西部高校培養大批多樣背景、復合能力、高尚情懷的優秀人才參與西部邊遠山區鄉村振興具體工作,同時,還需要激發鄉村本地人力資本潛能,如幫助在云南境內規模超過66萬人的20個“直過民族”(從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同胞,將其培養成為自力更生的“三農”人才。第三,需要西部高校發揮文化傳承創新的責任,挖掘西部地區鄉土文化中優秀人文精神和獨特文化內涵[6],如促進云南26個多元少數民族文化與現代都市文明相互交融,推進鄉村精神文明建設,并為西部鄉村爭取社會和經濟正義營造文化氛圍[7]。第四,需要西部高校宣傳普及生態文明之價值,改變當地居民落后的生態觀念,推動開展農業綠色發展[8],研究并落地適用于云南的廣袤山地和險峻山谷的發展方式,促進農業生產和優美生態環境的有機融合。第五,還需要西部高校幫助提升當地基層干部隊伍的組織、工作能力,從管理者及組織者的角度為鄉村社會再生產助力[1]。

(二)西部高校未能有效滿足鄉村振興對其需求

西部高校理應對鄉村振興迫切需求作出積極回應,因為該行為與高等教育之三類價值取向有機適配[9]:西部高校為有志參與鄉村振興之人才提供必要的知識、態度、技能,符合以人的發展需要為中心的個人本位論;為鄉村社會發展提供必要的人力、智力等保障,符合以社會需要為中心的社會本位論;在參與解決鄉村現實問題過程中反向推動自身研究能力和知識創造能力的提升,符合以知識發展需要為中心的學科本位論。但現實情況是,西部高?，F階段還不能滿足鄉村振興各項需求,其服務鄉村振興的理念、方式、效果等均未達到社會期待。由此對西部高校滿足鄉村實際需求情況之探討是為反向設計思路的第二環節。

從服務理念來看,很多西部高校事實上并沒有明確的制度和體系來促進和推動其社會責任的實施,對社會服務的重視程度明顯不足,甚至對于社會服務這個理念本身缺乏共識。例如,云南省大部分高校并未將支持鄉村振興列入學校年度重點工作計劃,甚至在當地高?；谧陨硖攸c確定功能定位的過程中,僅有如云南農業大學、西南林業大學、云南林業職業技術學院等與鄉村關聯較為緊密的農林類院?；蚵殬I院校將其作為重點任務,其他各類高校尤其是綜合院?；卩l村振興服務的多維互動尚未建立[10]。更重要的是,現階段服務鄉村振興動力基本來自教育行政部門委派任務,如云南省各高校在省內都被委派縣級幫扶點,大多位于與越南、老撾等邊境接壤的8個州市,工作繁重且難度大,高校疲于應對定點幫扶的各項工作指標,對上級要求回應性有余而自發行動之主動性不足。

從服務機制來看,西部高校多樣化的服務功能發揮不足?，F階段西部高校參與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主流方式總體較為單一。如云南省高校多以響應省級行政部門的指令為主,包括捐贈物資、購買扶貧點農產品、派駐村干部和開展鄉村教師培訓等,深度教育扶智的功能價值體現不夠充分。高校聚焦云南本地鄉村發展需要的科研優勢也未能彰顯,甚至有的高校不考慮自身和幫扶地區實際而盲目套用其他高校的幫扶模式,幫扶形式同質化傾向嚴重,沒有做到因地制宜。如云南位于省會的高校和位于邊境地區的高校對于鄉村振興的開展形式和手段并無二致。更棘手的是,在云南16個州市中,怒江、迪慶、西雙版納、德宏4個位于邊境且鄉村振興任務繁重的州市,至今仍沒有一所本科高校,高校服務鄉村振興的潛在能力難以有效發揮。簡言之,西部高校對鄉村提供支持的廣度、深度、精準度均有待提升[11]。

從服務效果來看,鄉村振興需要的很多能力和技術,西部高校事實上無力提供。很多高校對“三農”問題的研究不夠深入,與現代農業產業核心競爭力相關的科技創新不夠,生物技術、信息技術、工程技術等新技術與“三農”的融合不多[5]。如在云南,鄉村地區新技術使用來源多為大型國有企業,而地方高校對此貢獻頗低,云南高校R&D成果應用及科技服務項目數僅為浙江的1/4、江蘇的1/16②。此外,西部高?？蒲心芰εc鄉村振興需要的科技成果轉化之間還存在差距,研究不夠契合市場需求,與鄉村之間的對接渠道不夠暢通,先進的科技成果尚未轉化成真正適用于鄉村產業發展的生產力[5],如云南高校90%以上的人文社會科學科研成果價值不高③,難以為鄉村振興提供必要幫助。高校密集的人力資本和科研優勢未能在鄉村充分施展,如茶壺里煮餃子,令人遺憾。

二、制約西部高校有效服務鄉村振興的因素探究

西部高校服務鄉村振興之理念、方式、效果在現實中未盡人意,當然有其客觀原因。鄉村振興本身難度大,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是一個很大的跨越,是由依賴物質資本同時向利用物質、人力、社會“三維資本”轉變,是更復雜的扶貧過程[12]。其貧困治理主體也更加復雜,由單一主體支撐向多元主體參與轉變,幫扶對象由絕對貧困轉為相對貧困,致貧原因也由單一性限制轉為多元化因素[13]。此外,西部廣大農村在地理、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差異巨大,村民認知能力、觀念理念等參差不齊,再加上農村地區基礎建設不足,各樣客觀因素增加了西部高校振興鄉村的難度。但此客觀情況本就是西部高校參與鄉村振興過程中需面對的基本前提,不在本文討論范圍內。本部分作為反向設計的第三環節,重點關注的是西部高校如何因自身條件限制而在服務鄉村過程中力有不逮,導致無法全面滿足其對高等教育需求。深層原因可從認知、動力、能力三方面進行分析。

(一)對接鄉村發展實情的認知偏差

西部高校服務鄉村效果不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了解鄉村發展的真實需求。西部高校在缺乏對鄉村具體需求的準確把握前提下,僅憑借以往面對城市提供服務之舊有經驗以及長期工作慣性而貿然參與,容易造成教育資源不適銷也不對路的尷尬。以西部高校提供鄉村教師培訓為例,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從2013—2018年連續組織西部連片貧困地區鄉村教師公派留學,國內多所高校承擔西部鄉村教師出國前培訓任務。根據項目事后評估發現④,45.94%的參訓鄉村教師表示高校對其培訓內容全部基于城市教學環境假設,未考慮鄉村教學環境特殊性,所學知識也無法運用到日常教學中,培訓收效甚微。

西部高校幫扶資源與鄉村實際需求脫節,不只是簡單的服務觀念未轉變或者決策者個人眼界不開闊,細想來有其深層原因。

一是從宏觀層面來看,高校長期基于城市辦學,與鄉村本就關聯薄弱。新中國成立后,高等教育將服務百廢待興的城市和重工業發展作為辦學中心工作;改革開放以來,高等教育著力培養各行業專門性人才參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進一步將辦學重心聚焦城市。與高校辦學重心相適應的是資源依賴,因高校對于資金、場地、設施設備等所需巨大,非為繁華之大城市不能供給其辦學需求,而且很多教職工長期生活在城市,高精尖的專業教育是為城市服務,高校已完全融入城市發展之經濟鏈,自然與鄉村社會發展實際長期脫節。

二是高校人才培養目標與社會需求存在偏差。高校本應圍繞當地社會經濟發展辦學,但西部很多高校在設置制定專業人才培養目標時,基于現有資源調整的考慮較多,并未對當地相關領域人才需求開展細致調研和前景預測。以云南省已通過師范類專業認證的60個師范專業為例,45%的專業在其認證報告中被評價為“專業制定人才培養方案時未實際開展針對地方基礎教育師資需求的調研”⑤。師范專業開展人才培養多憑經驗,閉門造車,產出的師范生早已不能滿足當地中小學校對入職教師的真實需求。

三是高校針對鄉村具體需求的調研不充分。盡管不少西部高校開展過下鄉調研,但仔細分析參與調研的人員情況,能窺見其中不足。西部高校下鄉調研一般分為四類[14]:一類是校領導和中層干部到對口扶貧點調研,以聽取地方政府和駐村干部的匯報為主,由此獲取的多是加工包裝過的二手信息,距離鄉村真實狀況有一定距離;第二類是高校教師以科研課題為契機下鄉開展田野調查,目的在于收集課題研究相關數據,而對主題之外的鄉村發展需求關注較少;第三類是大學生的各類下鄉社會實踐,主題眾多,但是由于在校生專業基礎薄弱,涉及鄉村問題探究較少,所以其調研成果尚難具備采納性;第四類是高校派駐的駐村干部在當地的實際工作調研,駐村干部雖深入一線,但沒有明確職權,工作中可能因為各樣信息差而導致不一定能完全將鄉村實際需求轉達到委派高校。由此可見,在現有方式下高校對獲取鄉村振興實際需求的努力無異于隔靴搔癢。

四是高校內部機構設置難以為鄉村振興提供系統性支持。鄉村振興是一項長期性的社會事業,需要高校內部各部門協調而形成長效幫扶機制,但目前西部高校內部的機構設置和運行機制暫無法回應此訴求。首先是鄉村振興工作缺少專門負責部門,分派工作行政化明顯。西部眾多高校均在政府要求下參與鄉村振興工作,但是少有為此工作成立專門機構。以云南省為例,在32所本科高校中只有云南農業大學、昆明理工大學、云南經濟管理學院等少數學校設置或掛牌鄉村振興研究院,多數高校都是將鄉村振興工作直接委派到如統戰部、組織部、科研處等職能部門,或是歷史學院、旅游學院等二級學院。如此安排客觀上使得服務鄉村僅成為部門職能,而單個部門又無力完成從需求調研到采取對策的整套工作,這導致鄉村振興工作逐漸行政化甚至邊緣化。其次是內部機構缺乏統籌協調,多數西部高校未形成校級層面完備的鄉村工作規劃,幫扶政策散存于多種項目工程之中,資源分散、各行其是,所以難以實現全校聚焦鄉村需求的統籌謀劃和有效協同[13]。

(二)參與振興鄉村工作的動力缺失

西部高校雖有振興鄉村無可比擬的資源優勢和無可推卸的社會責任,但普遍缺乏服務鄉村振興的主觀動力,被動回應遠超過主動謀劃。究其原因,與評價體系和互利機制有關。

一是各層級官方和非官方高校評價體系并未鼓勵其服務鄉村振興。官方院校評估以新一輪審核評估為代表,在其7個一級指標和27個左右二級指標中,均未提及高校參與社會服務相關內容。非官方評價體系以各類關注度甚高的第三方大學排名為代表,如軟科“中國大學排名”,其評價指標絕大部分的權重還在于生源質量、就業情況、頂尖科研產出等硬性量化指標,雖有“社會服務”一項,但其比重僅占10%⑥,而且關注點在于經濟量化產出,與鄉村振興之類公益服務相去甚遠。從省級層面來看,教育行政部門對高校以及校領導的評價同樣未體現對服務社會的重視。以云南省從2018年開始的年度高校本科專業綜合評價為例,其評價結果直接與各生均經費撥款掛鉤,而如此關鍵評價僅關注本科專業課程、教材、師資、測試和就業5維度的表現情況,社會服務或與之相關的內容均未納入考量。此外,在云南省現階段教育事業指導性文件《云南省教育高質量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23—2025年)》⑦中,針對高等教育質量提升16項重點工作均未提及高校社會服務能力。文件明確提出對于高校領導班子考核指標,關注點集中在專業評價情況、碩博點增加情況以及畢業生就業落實率,與支持鄉村振興或其他社會服務均無關聯。

二是教師評價體系同樣缺乏對參與社會服務的考量。對于高校教師職業發展來說,職稱評定十分重要,其核心考核內容是科研產出成果,而以參與鄉村振興為代表的社會服務工作,除非是轉化為學術成果發表,否則不會納入考量。除職稱評定外,現階段高校干部、教師的履職考核中,社會服務同樣占比極低,而且也未給予積極參與扶貧及鄉村振興的工作者以公允的評價和激勵[13],即便有所獎勵,也多是以宣傳推廣、榮譽表彰等偏重精神鼓勵的方式[12],如此激勵效果自然不盡如人意。

三是對振興鄉村成效本身缺乏合理評價制度,對此甚至缺乏必要的意識和討論。目前,教育行政部門每年對高校鄉村振興工作進行考核,考核內容基本以簡單直接的培訓人數、投入資金數額、開展活動場次為標準,沒有將幫扶對象的滿意度和實際可衡量的成效考慮在內?？己朔绞街饕歉咝φ漳瓿鹾炗喌膸头鋈蝿胀瓿汕闆r提交書面自評報告,主觀性過強,缺少重視幫扶成效的對照性評估,更缺少重視基于起點差異的形成性評估[15],如此評價很難發揮以評促行動、促成效之功用。

四是高校畢業生因個人發展考慮而缺乏投身鄉村建設的動力。大部分高校畢業生不會把振興鄉村作為自己就業的首選,以云南為例,全省約14.5萬畢業生中,升學、入職政府、企事業單位等有明確非鄉村去向的占畢業生總數的70%以上;而與去基層、西部、貧困地區直接相關的“國家地方項目就業”人數只占年度畢業生的1.35%⑧。高校師范生培養去向也同樣能夠說明問題。云南共有11所地方師范學院把培養“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鄉村教師作為辦學目標,過去3年全省累計輸出師范畢業生4.75萬人,而其中只有約1萬人最終下鄉任教,僅占畢業生數的22.2%⑨。當農業行業的報酬明顯偏低,人力資本在此領域配置的效率會大幅下降,高校畢業生很難無視多年教育投入的“產出比”而主動選擇投身“三農”等較低經濟回報的工作。此外,大量專業本就基于城市發展開設,即便畢業生有投身鄉村建設的意愿,鄉村也無法提供對應崗位讓其學有所用。缺少施展多年所學專業能力的平臺,也難獲得有競爭力的薪資回報,高校畢業生自然難有下鄉工作的動力。

五是高校服務鄉村振興尚未實現雙向互利?，F階段,西部高校服務鄉村基本是以派駐干部、捐資捐物或組織購買農產品之單向度資源輸出為主,工作思路與脫貧攻堅階段類似,而高校又沒有找到一種充分利用鄉村資源以豐富自身學科專業發展的方式,致使高等教育資源投入有去無回。此外,高校面對鄉村振興所做工作,除獲得教育行政部門一定程度的表彰之外,并不能轉化成公眾認可的名望和招生階段的競爭優勢。在如此背景下,高校與鄉村在鄉村振興事業中地位嚴重不對等,僅是高校單方面“輸血”而非雙向互利,甚至很大程度上高校還無“名”無“利”,自然缺乏深度投入的動力。

(三)滿足鄉村振興需求的能力局限

高校服務鄉村振興不能僅停留在簡單的派人、捐物,而是期待利用其密集的人力資本和科研優勢為鄉村提供足以推動其內生發展的高階能力?，F階段,西部高校服務鄉村振興成效不盡如人意,關鍵問題還在于其服務能力欠缺,無力支撐鄉村所需。例如,大規模的“5G+AI”智慧設施設備在云南很多鄉村都有廣泛應用,如楚雄彝族自治州大量鄉村和保山市萬畝咖啡園等,數字化技術為村民的農產品出售以及智慧安防、公共治安等提供極大便利,也為現代咖啡農業種植、監測、營銷等提供支持。但如此數字鄉村建設中幾乎不見西部高校身影,只能完全依賴大型企業的支持,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高校對于懂技術、會管理、知鄉村的復合人才的培養能力不足。仍以數字鄉村建設為例,當前我國數字人才缺口約在2500萬至3000萬左右⑩,省域高校每年培養的數以十萬計的畢業生,能符合報告所需人才標準的屈指可數。

對服務鄉村的高水平人才培養能力的不足,與西部高校人才培養模式落后和專業結構不合理有很大關系。西部高校面臨其教育內容與勞動力需求之間的矛盾,傳統專業陳舊、課程老化,大學生培養模式未及時更新,制約了愿意且能夠服務鄉村的人才的產出[5]。高校人才培養同質化程度較高,培養目標、教學內容等大都過于追求標準化,缺乏針對性,不能很好地適應不同鄉村經濟與特色產業發展的需求[16]。進一步分析,高校專業設置與當地變化的經濟社會需求的脫節則是從根源上限制了學生社會服務能力的發展。以云南為例,《云南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綱要》指出,要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綠色產業“三張牌”,由此提出重點培育5個萬億級和8個千億級產業的發展思路,其中大量綠色產業與云南鄉村經濟直接相關。然而,大部分現有本科專業與云南重點產業發展關聯性較低。根據2022年數據,云南省1607個本科專業中,分別僅有約300個和340個專業與5個萬億級和8個千億級產業直接相關,換言之,僅有不到四成高校專業直接支撐云南現代化產業體系。具體到各州市,高校專業設置與地方經濟發展脫節情況則更為突出。2021年云南省委省政府召開州市現場辦公會,對昭通市重點產業規劃為“精深加工產業,蘋果、馬鈴薯等產業,電力、綠色硅、綠色鋁等產業”,而昭通學院,作為全市唯一一所本科院校,其33個本科專業中僅2個專業與當地重點產業相關。保山市同樣作為云南省鄉村振興的重點區域,其重點產業規劃為硅光伏全產業鏈、硅電子產業鏈、碳化硅產業鏈等,而保山學院36個本科專業中僅有1個專業與之直接相關,對全市重點產業的支撐捉襟見肘。

西部高?？萍紕撔滤较噍^東部地區明顯落后,科研成果轉化不足,同樣制約了其服務鄉村振興的能力。以國家科技三大獎和發明專利數為例,2016年至2018年,西部高校累計獲得國家科技三大獎總數僅為東部高校的24%,校均專利所有權轉讓及許可數僅約為東部高校的40.6%,校均專利所有權轉讓及年收入僅約為東部高校的32.4%。如此數量差距凸顯西部高?？蒲心芰Φ牟蛔?無力提供與現代農業產業核心競爭力相關的科技創新。而科技創新能力的不足與西部高校的經費投入狀況不無關系。高?？蒲谐晒a出和成果轉化,尤其是在應用科學領域,前期研發和后期成果落地需要大量的持續的經費投入,而西部高校整體教育經費普遍投入較低,相比東部發達地區差距明顯。東部高校生均教學日常運行支出費用為5076.13元,而西部高校僅為3373.68元;東部高校本科專項教學經費為5843.74元,而西部高校僅為4844.3元;東部高校生均科研儀器設備值達到2.88萬元,西部高校僅有1.81萬。辦學資源不足也就難以支撐科研所需的投入,西部高校校均R&D全時人員當量僅約為東部高校的一半,校均R&D經費內部支出僅約為東部高校的四成。西部高校本身經費投入水平較低,作為地方財政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又缺少教育扶貧專項資金,自然無力投入促進鄉村產業振興所需的科技研發。

三、促進西部高校更好服務鄉村振興的實踐探討

基于過往經驗辦學的西部高校在新發展階段難以立馬適配鄉村振興的實際需求,雖能理解,但實有遺憾。上文對此困境從認知、動機、能力等方面進行歸因分析,猶如把脈問診而后找到病灶?；诖?西部高?？勺裱m切性、互利性、系統性等原則[4],對自身進行有效內部改革以優化其服務鄉村振興能力。此為反向設計最后一環,同時也是啟動正向施工對接需求的第一環,西部高校據此開展內部改革,以期待提升農村振興服務能力。

(一)加強內外部資源統籌整合以對接鄉村發展需求

適切性原則強調高校服務資源輸出應注重供給側與需求側的平衡,其知識的轉移與吸收消化必須與產業環境及市場主體的訴求和能力相互匹配。由此,西部高校在參與鄉村振興過程中,需考慮資源配置的精準性,將內部優勢資源與鄉村急迫發展訴求有機結合。這需要西部高校全面調研當地鄉土社會,響應黨中央“大興調查研究”之號召,挖掘地方獨特資源稟賦,尤其是除農業之外的生態、社會、文化等方面價值。同時,基于適切性原則,西部高校也要根據自身學科優勢,有針對性地幫助地方制定產業振興的策略,將其智力資源融入當地產業提升過程。

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首要之負責人是當地政府,西部高校深入基層需政府牽線,基層所缺資源也可經由政府與高校對接。所以,西部高校在參與鄉村振興工作中與地方政府保持密切聯系至關重要。緊密圍繞當地政府的鄉村經濟社會發展規劃開展深度合作幫扶,不僅需要回應地方政府需求,更需要發揮校內人才眾多、學科甚廣的優勢,積極主動探索更多學校與地方合作的方式和領域。如針對云南邊境地區鄉村,地方高校除了回應當地農業種植或鄉村教師培訓等基礎訴求外,還可為當地政府探索與毗鄰的緬甸、老撾、越南等地區的交流合作機制,將潛在的鄉村振興實現路徑拓寬到國門之外。同時,地方高?？煽紤]將當地鄉村在科研、人才、產業等方面發展訴求融入邊境地區自身發展規劃,促其組織發展目標與云南經濟社會需求進一步擬合,避免自身發展方向與鄉村振興思路相左而造成資源損耗。

除產業發展外,鄉村振興另一項核心訴求是人力資源提升。過往的幫扶經驗都是直接向鄉村投入現成人力資源參與當地建設,默認當地農民僅靠自身能力無法解決居住地的發展問題,必須依賴外界資源的輸入。高質量教育發展的目標是通過推動人的全面發展而實現社會的全面進步,所以除了直接向鄉村投入現成人力資源參與建設,還可以通過直接提高農民自身的知識技能、改變其態度觀念,促其發揮內生性能力以主動引領鄉村發展。如此,不僅可以破解城市人才引不來、留不住的困境,還能更加長效地解決鄉村發展內生動力不足的問題。西部高?？梢猿浞掷闷浣逃嘤栙Y源,駐村開設專題培訓班,幫助農民學習農業生產之外的第三產業知識技能。以云南鄉村為例,培訓內容可以包括多元少數民族文化節日體驗,本地雪山、古城、紅土地等深度旅游規劃,融入當地民族風情的現代民宿設計管理等,結合云南當地資源優勢的技能,同時,向村民普及與工業化城市化相適應的新理念、新觀念。由此引導村民從傳統的農民、農民工向現代農民、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身份轉換,提高其綜合素質,扶持培養一批農村職業經理人、鄉村工匠、非遺傳承人等。針對基層村干部還可開展管理類專門培訓,如在云南可專門面向少數民族自治區的干部開展本地少數民族文化和現代政務管理結合的系統培訓,促使其摒棄基于鄉土社會的人情管理,帶頭移風易俗,使得基層鄉村開展有效自我管理。多措并舉,以人為本,從而實現由輸血式扶貧向造血式幫扶的轉變。

(二)優化評價制度和互惠機制以增強服務鄉村動力

互利性原則強調高校參與鄉村振興是其內在價值需求和核心職能的自然延伸,參與方式、投入資源應在滿足鄉村需求的同時,促進高校自身發展,全過程形成高校與鄉村雙向互惠的良性互動。簡言之,讓高校服務鄉村振興的各利益相關方能看到自身將獲得長遠發展預期。服務鄉村振興對于西部高校來說是一個長期辦學方向,對于學生和教師來說也是重要的人生選擇,所以基于互利性原則,西部高校要在激勵性的制度保障方面有所突破。

在鼓勵大學生投身鄉村振興方面,高校在日常育人過程中就要做好輿論宣傳,普及鄉村振興相關知識、政策和措施。一方面使學生充分認同鄉村振興對于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共同富裕宏偉目標的意義和價值,增強其服務社會的意識和能力,鼓勵各學科、各方向學生參與鄉村建設,成為規?？捎^的跨學科、多樣化、高素質的“三農”工作預備隊。另一方面也使其認識到投身鄉村建設從職業發展來看同樣大有可為,是解決就業困難、避免大城市內卷、探索新增長空間的有效路徑,由此提高學生未來投身鄉村振興事業的動力。針對畢業生,高?？芍贫鞔_的獎勵機制和幫扶政策。例如,云南高校學生畢業后選擇到怒江、臨滄、普洱等邊境貧困地區基層單位就業的,在達到一定服務期限后,學校對其給予學費及助學貸款的回退或減免,對于回本校升學或者申請輔導員等教輔崗位也給予一定的照顧。如此,可將空泛無力的動員宣傳落實為具體的制度,極大程度上提高學生投身鄉村建設的積極性。

在鼓勵教職員工服務鄉村振興方面,同樣需要制度保障。高校教職工相比畢業學生有更豐富的工作經歷和人生閱歷,可直接成為解決鄉村復雜問題的“即戰力”,所以要激發教職工服務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從制度上引導鼓勵教師在科研、教學和社會服務上向鄉村振興靠攏。西部高校需鼓勵各學科教師處理好學術研究和產學合作的關系,從各學科的不同視角為鄉村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知識服務。同時,還可考慮通過經濟杠桿促進教師提高研究成果轉化率。例如,對將本專業與“三農”問題融合較好且成果能與鄉村需求有效結合的教師,在績效工資方面給予額外照顧。在干部選派和職稱評審方面,高?？蛇x送積極上進、業務出眾、家庭負擔較輕的中青年干部積極投身鄉村建設中,形成科研、管理等人員定期或者長期服務鄉村機制,并對長期服務鄉村的教師在職務晉升、職稱評定方面予以適當傾斜?；蛘呖蓞⒖贾行W教師職稱晉升要求,將一定年限的鄉村服務經歷列為高校教師職稱評審的硬性指標,以此提高教師參與鄉村振興的主動性。

此外,改革先從觀念開始,西部高校應看到高校和鄉村雙向平等互利的可能性,而非默認為是高校的單方面幫扶。在教育教學和科學研究中將城市高校和鄉村的資源稟賦有機結合,實現與鄉村利益互換、功能互補的良性互動。用鄉村資源反哺教育教學就是一個很好的互惠樣例。如云南作為林業大省,鄉村地區有豐富的農林業自然資源,當地高校師生可從學術探究角度,借由課題研究、實踐教學、田野考察等教育教學環節,積極參與培育珍貴樹種、經濟林等幫助農民增收的工作,挖掘特色協助發展森林旅游、森林康養等新興業態,不斷為全國生態文明建設排頭兵之目標增磚添瓦,從而在保護生態資源的基礎上創新性發展,在助力當地生態文明建設的同時,不斷反哺高校學科和專業的內涵發展,促進相關專業教師和學生的學術成長,一舉多得。

(三)推動教育教學改革以提高振興鄉村的能力

首先,系統性原則強調鄉村振興是五位一體的系統性工程,而高等教育服務鄉村的社會實踐也是一個復雜體系,所以二者結合點不應是零敲碎打的突發性活動,而應是全方位資源有機組合的系統性方案。由此,西部高?？煽紤]從專業建設、課程改革等方面著手開展系統性改革以提高人才培養能力。一是要推動學科和專業融合,利用多學科優勢,充分結合區域發展需要,拓寬“三農”相關學科專業邊界,促其跨學科發展。如在云南,可以在“四新”建設的背景下,將新農科發展與互聯網、大數據、生物科技等新工科、新醫科相交融,結合云南當地高原、河谷、山地等地質特征,主動布局與智慧農業、生態保護開發、自然資源管理等相關的新興學科專業方向,營造多方服務鄉村振興的辦學生態。也可以在新文科建設方面,鼓勵將人文社科研究對象從西方經典轉向本地鄉土,挖掘并講好中國故事和家鄉故事,將“三農”問題置于跨學科背景下來研究,以培養更多能夠解決鄉村振興復雜問題能力的復合型人才。二是要以鄉村振興為契機重新梳理學校專業結構,撤銷或合并一批與區域經濟結構不相匹配的學科專業,優化一批與鄉村經濟社會發展對接緊密的學科專業,主動應對2023年《普通高等教育學科專業設置調整優化改革方案》所提的到2025年優化調整高校20%左右學科專業布點之新要求。三是考慮到投身鄉村事業之實踐導向,西部高校要推動教育教學方式變革。要拓展高校實踐育人路徑,推進農科教結合、產學研結合,建設一批與鄉村地區共建共享的實踐教學基地或是校內實踐教學示范基地,實現課堂與鄉村、理論與實踐的緊密結合。在課程教學中進一步加強課程思政,將社會服務意識融入課程體系設計,這有利于將被科研論文所淡化的教學活動重新轉變為對具有服務意識的人的培養,提高學生加入鄉村振興的意念與行為自覺性。

其次,西部高校服務鄉村振興非為單設專題項目,而是長期系統工程,所以需要內部各職能部門有效協同。高校要強化社會服務職能的頂層設計與統籌,將其提升到學校戰略高度而非二級部門行為,考慮在校級層面成立鄉村振興辦公室或鄉村振興領導小組等統籌性部門,有效協調全校服務鄉村振興的有關工作。在頂層設計的框架下,高校要精心研究與規劃校級層面、職能部門、二級學院的服務鄉村振興工作思路與工作任務,調動各職能部門服務的積極性,明確各自參與機制和評價方式,強調資源共享,形成全校支持社會服務的合力。此外,以鄉村振興為主的社會服務工作要與學科專業建設規劃、實踐教學改革、人事制度改革、質量保障機制構建等教育教學改革工作綜合考慮,同步推進,并以此為契機,進一步促進學校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等多項職能的融合和應用,更好地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

最后,西部高校和地方政府還應探索擴大高等教育地域范圍的可能性。在農村興辦高校理論上是一個更為直接的在農村發揮高等教育資源優勢的途徑[17]。發展農村高等教育是文化邏輯、社會邏輯、教育邏輯和公平邏輯之使然,是普及高等教育、助力鄉村振興、支撐城鎮化建設的使命所在?，F階段,直接將西部高校建到縣區尚難實現,但如在云南,地方高?？梢赃m度擴大農村尤其是邊境落后地區少數民族學生的培養規模,或者為所在地高中畢業的村民提供彈性學制的高等教育,開展遠程教學,使用慕課等形式擺脫交通地理的限制。同時,授課內容不局限于農業生產,還應擴展到以多民族文化融合為特征的人文社科和與云南生態地理資源緊密結合的自然科學,全方位提高農村學生的知識水平,使其內在素養和認知能力與當代社會發展同步提升,成為支撐云南鄉村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

注釋：

①云南省人民政府印發《云南省“十四五”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規劃》。

②數據來源于2021年各省科技廳“科技統計公報”。

③數據來源于云南省教育廳科學技術處,因具體數據涉密,此處僅體現比例。

④國家留基委于2022年委托云南省教育科學研究院對此留學培訓做項目評估。

⑤云南省教育科學研究院在2020-2022年已組織完成云南省60個師范專業的專業認證工作。此處數據來源于對60份專業認證報告內容的統計。

⑥數據來源于“軟科中國大學排名”官網:https://www.shanghairanking.cn/methodology/bcur/2023。

⑦文件來源與云南省人民政府官網:https://www.yn.gov.cn/zwgk/zcwj/swwj/202305/t20230524_259487.html。

⑧數據來源于云南省2022年高等教育質量檢測國家數據平臺。

⑨根據12所師范院校向教育行政部門提交數據計算得出。

⑩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年鑒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