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貝父子世紀”：查爾斯·狄更斯的英國海權想象

段波

引 言

所謂“海權”(Sea Power)，屬于典型的權力政治概念，泛指一國在政治、軍事、經濟、貿易、思想和文化方面控制和利用海洋的綜合力量。對西方國家而言，海權即海洋霸權。人類的海權意識特別是西方的“海權”觀念可追溯到古希臘時期。古希臘哲人用“制海權”(thalassocracy)這一術語，來揭示地中海區域列國霸權紛爭背后的“海洋霸權”(Maritime Supremacy)或“海洋統治”(rule over the sea)這一歷史規律(Abulafia，2014：139-140)。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1874：3)首次用“制海權”這一概念來描述古希臘城邦中以克里特島為中心的米諾斯文明，其權力依賴于其海軍；他還區分了海權和陸權，并談到需要發展希臘“海洋帝國”來對抗腓尼基的制海權(Thucydides，1874：138)。隨著歐洲一批新興民族國家從中世紀的封建廢墟中的崛起，西方民族國家的海洋探險、遠洋航線開辟和海外殖民地的拓殖浪潮高漲，利用和控制海洋日益成為這些國家發展壯大的重要途徑和支柱。

英國的“海權”戰略是在其與西班牙、荷蘭及法國爭奪海外殖民地和維護海洋權益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1616年，英國冒險家、殖民頭子沃爾特·雷利(Walter Raleigh)提出了掌控海權能為英國帶來巨大利益的論斷：“誰控制了海洋，誰就能控制世界貿易；誰控制了世界貿易，誰就能控制世界財富，進而控制整個世界”(Raleigh，1829：325)。1621年，英國哲學家、政治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也曾宣稱：“誰控制了海洋，誰就能獲得最大的自由，誰就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或多或少地進行戰爭”(Bacon，1900：149)。類似的海權論斷層出不窮，可見英國人對海權的認知非常深刻。在現代海權思想發展過程中，真正將“海權”觀念上升到思想和理論高度的，是美國戰略家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1890年，馬漢著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TheInfluenceofSeaPoweruponHistory，1660—1783)一書正式出版，標志著海權論的創立。馬漢的海權論主要包括以下核心觀點：首先，海權不只是海上軍事力量，而是“涉及了使一個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強大起來的所有事情”(馬漢，1998：1)。也就是說，“海權不僅在于強大的海軍”“也不只單獨存在于興旺的貿易之中”，而是“在于強大的海軍和海上貿易兩者的結合”(馬漢，1998：217)；其次，海權的三個環節分別為生產、航運和殖民地。這三者也是決定瀕海國家歷史和政策的關鍵所在(馬漢，1998：29)。馬漢的海權思想對20世紀歐美諸國的海洋霸權擴張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無獨有偶，同雷利和馬漢的海權思想極其相似的是，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作為一名于19世紀英國海洋霸權鼎盛時期成長和創作，并以“城市平民，尤其是底層市民，孤兒、流浪漢”為主要關注對象的現實主義作家(蔣承勇，2022：33)，也在其小說中竭力宣揚資本主義強權世界中的所謂海洋“真理”。正如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精辟論述：“現代英國的一批杰出的小說家，他們在自己卓越的、描寫生動的書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會真理，比一切職業政客、政論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還要多”(馬克思、恩格斯，1965：686)。狄更斯力圖展示的其中一個政治和社會“真理”，就是雷利和馬漢等人提出的“誰控制了海洋，誰控制了世界貿易，誰就控制了整個世界”的海權論斷。以發表于1848年的小說《董貝父子》(DombeyandSon)為例。在該小說中，狄更斯塑造了一幅英國商人群體或普通人卷入帝國如火如荼的海洋貿易擴張的“輝宏”圖景，并積極渲染“巍然挺立”的東印度公司巨廈“華麗的”圖景和倫敦金融城的繁華“盛景”，以此來展現19世紀大英帝國的海洋貿易霸權的現實，從而通過小說撒播了“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世界貿易，誰就控制了整個世界”的海權觀念。

“巍然挺立”的東印度公司巨廈

19世紀上半葉，自由貿易成為維持英國海洋貿易主導地位的經濟制度(張本英， 2019：27)。自由貿易政策的轉向無疑對英國的海外擴張與皇家海軍發展都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其一，自由貿易理論與工業革命改變了英國海洋擴張的方向?！坝非蟮牟辉偈堑蹏鎴D的擴張，而是適應工業時代貿易需求的‘勢力范圍’，……經濟理由成為其擴張的最主要推動力”(吳昊，2017：95)；其二，皇家海軍不再成為戰場上的急先鋒，而是成為彼時全球海洋貿易體系的守護者，并為確立英國的“全球海權優勢并開始在國際力量方面追求一種穩固的平衡”而開始戰略性轉變(吳昊，2017：96)。狄更斯敏銳地捕捉到英國在海權發展戰略方向的變化和政策調整，因此，他通過《董貝父子》來“反映一個貿易強國而非一個軍事大國的心理”(Peck，2001：72)，就不足為奇了。

《董貝父子》的創作正值大英帝國經濟政策向自由貿易轉向時期，自由貿易理論已經融入英國社會的各個領域，海外貿易不僅成為國家繁榮的保證，也成為英國海權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以董貝父子代表的英國貿易商正在試圖控制世界海權中的重要一環：全球海洋貿易霸權。

首先，小說第一章對董貝先生的心理描寫呈現了一個以英國商人為中心運轉的全球海洋貿易體系。這是一個以海洋貿易為中心的商貿世界，日月星辰、山河湖海，甚至萬事萬物皆圍繞英國海洋貿易運轉，而掌控這個貿易中心的正是英國商人董貝先生：

掌控……正是商人董貝先生。在他眼中，尋常的縮寫詞A.D.并非指“公元”，而是指“董貝父子世紀”①。(狄更斯，2012：2)

一方面，必須指出，以董貝父子為中心運轉的海洋商貿體系正是19世紀雄霸全球的英國海洋貿易帝國的一個縮影：“到18世紀末，英國的海外帝國的領土遍及五大洲和世界各大洋……整個19世紀，帝國不斷擴張，英國的海軍霸權也在不斷擴張，因此到1880年，英國擁有最大的海外帝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海軍和商業艦隊”(Killingray，2004：1)。傲慢、自戀的董貝先生期待幼子小董貝的誕生，幻想著在父子的攜手下，共同成為英國海洋商貿的主宰者，讓世間萬物都臣服于他的商業帝國之下。另一方面，董貝先生的海洋貿易擴張的欲望和野心正是日益膨脹的英國貿易商群體日益增強的投資能力的一個真實寫照。以英國的對外投資為例?！?9世紀50至60年代，外國凈投資量逐漸上升，從1870年至1914年間，英國對外投資額平均占到國家年財富積累總量的三分之一”(Floud &Johnson，2004：191)。有實力的商人希望擴大海洋貿易的范圍，制造商希望擴大貨品的傾銷市場等等。盡管董貝先生的內心獨白不等于狄更斯本人的想法，但正如愛德華·威廉·薩義德(Edward William Said)所言：“狄更斯對董貝的利己主義的刻畫、呼喚、模仿，最終還是依賴了經過嘗試而正確的帝國自由貿易語境，英國商人的道德本質和關于海外發展機會無限的意識”(薩義德，2003：16-17)。

其次，狄更斯從側面描繪董貝先生的“商業巨擘”形象，試圖證明英國商人巨大的海外市場的開拓能力和實力。例如，貝格斯托克少校(Major Bagstock)與董貝先生初次見面時，對其阿諛奉承道：“‘這個名字，先生，’……‘在不列顛的海外疆土是遠近聞名、備受尊敬的。和這個名字沾邊是很值得驕傲的，先生’”(116)。這段奉承之詞把董貝先生的商業巨擘形象和其海外拓殖能力形象地襯托出來。此外，董貝先生新婚宴會上一眾商業巨賈的出場無疑再次渲染了英國商人巨大的海外拓殖能力。宴會開始的時候，“富如五車的東印度公司董事準時駕到”“第二位來賓是英格蘭銀行經理，傳聞他什么東西都能夠買下來”(457)。上述描述不僅使董貝先生的商業“巨擘”形象再次得到鞏固，而且英國商人開拓海外貿易、控制全球貿易體系的潛力和能量似乎也得以展現出來。

最后，“華麗的”“巍然挺立”的東印度公司，似乎深深吸引著狄更斯羨慕的目光，透過東印度公司和其充滿異域風情的東方商品，我們似乎看到狄更斯展望并試圖構建一個更為龐大的英國主導和控制的全球海權體系的雄心。東印度公司是英國全球海洋擴張的重要國家力量。該公司草創于1599年9月，1600年英格蘭女王伊麗莎白一世授予該公司皇家特許狀，給予它在印度貿易的特權而組成(East India Company，1886：x，1-2)。此后該特許公司壟斷了英國的亞洲貿易長達兩個世紀，從最初的一個商易企業變成印度的實際政治、經濟和軍事統治者。到狄更斯所處的19世紀，“東印度公司在英國的貿易和帝國建構中占據中心地位……對英國國內外實力的日益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Bowen，2006：29)。在《董貝父子》中，狄更斯是這樣描繪東印度公司的：“拐角處巍然挺立著華麗的東印度公司巨廈，它的巨寶使人浮想聯翩，有貴重的織品和寶石，有老虎、大象和象轎、水煙筒、雨傘、棕櫚樹、轎子，還有衣著華麗的棕色皮膚的王子悠閑地坐在地毯上，穿著腳尖部分向上翹起的便鞋”(31)。這些充滿異國情調的物品，大多來自加勒比、印度等英國的海外殖民地市場。需要說明的是，這些充滿異國情調的商品和原材料，大都由東印度公司直接經營或壟斷。單以茶葉為例，據統計，從1783年到1833年的半個世紀里，“東印度公司的茶葉銷量從1786年的15,931,193磅增加到1833年的32,913,840磅，銷量翻了一番”(Robins，2006：149)。貿易的增長意味著巨大的利潤收入。透過富麗堂皇的東印度公司大廈和一件件充滿異域風情的商品，狄更斯不僅展示了一個壟斷了世界貿易的東印度公司的“挺立”形象，也呈現了英國作為世界貿易中心的“華麗”形象。然而，“華麗的”東印度公司的背后卻隱藏著經濟殖民和血腥掠奪的本質。18世紀后半葉開始，東印度公司進入全新的發展階段，“由成立初期的一個海上冒險家公司，變成一個擁有軍隊、領土，可以宣戰、媾和的權力機構”(張亞東，2019：11)，完全變成英國海權擴張的排頭兵，給包括中國和印度在內的亞洲國家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狄更斯不可能不知道東印度公司所從事的是貿易掠奪活動和殖民擴張行徑，因為在他的特別安排下，他的第二個兒子于1856年被派往東印度公司，并擔任總統府軍隊的一名軍官學員(Forster，1892：351)。但他不僅沒有批評東印度公司的商業殖民和掠奪行為，反而沉醉在該公司所取得的“華麗的成績”中，并且還對此浮想聯翩。此外，聯想起狄更斯對于1857年印度兵變事件的反感和憎惡的態度，就不再懷疑狄更斯對于英國的海權擴張的支持態度。當時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建議東印度公司采取雷厲風行的措施來鎮壓印度兵變：“但愿我是印度的總司令……我的目的就是以一切仁慈的快速行動將印度人從地球上消滅”(Dickens，1995：473)。狄更斯希望東印度公司采取果斷措施來鎮壓印度爆發的反殖民統治，這不僅說明他對英國推行的海洋霸權政策表示極大的支持，同時，他赤裸裸的種族主義思想也暴露無遺。因而，他對東印度公司的“華麗”書寫，不僅體現了他對帝國海權擴張行徑的支持，也直接暴露了他的海洋霸權意識和帝國意識。

“在碼頭上走來走去”的董貝先生：倫敦港的“盛景”

狄更斯不僅渲染以董貝父子為中心的英國經貿商和東印度公司為“先鋒”的英國海權擴張的“偉績”，他還力圖展示作為國際貿易中心港口的倫敦港的繁華“盛景”。首先，狄更斯重現了倫敦的繁華和其作為世界金融和貿易中心的重要地位，這正是19世紀英國的海權得以向世界擴張的重要起點?！皬哪闷苼鰬馉庨_始，倫敦便成為世界金融中心，其地位超過阿姆斯特丹、漢堡和巴黎，國際貿易在這里融資和結算，外國人可以自由地貸款。1850年以后，倫敦城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愈加凸現，倫敦不僅是世界范圍內匯票流通的中心，而且是世界各地短期資本尋求投資的主要對象”(劉成等，2016：55)。董貝父子公司正是坐落于世界貿易中心倫敦的商業中心區內。

倫敦金融城中遍布著銀行、股票交易所、保險公司、鐵路公司和船舶公司，還有大英帝國公司，以及大英帝國開拓海外貿易市場最為重要的機構——東印度公司?！八羞@一切象征著倫敦金融城作為世界貿易的中心、信貸的提供者和海外投資的來源在全球范圍內廣泛的商業活動”(達爾文，2015：166)。這正是董貝先生等商業人物從事商貿活動的現實語境。坐落在倫敦商業核心區的董貝父子公司，同英國其它大大小小的貿易公司一樣，不僅見證了19世紀英國商業和貿易發展的“奇跡”，同時也深度卷入英國的海洋貿易擴張和海權建構的進程。

其次，倫敦之所以成為全球貿易和金融中心，主要歸因其優越的港口優勢。作為帝國的經濟首都，英國在1851年的世界博覽會被贊譽為“世界工廠”，而位于這個巨大的世界商場中心的正是倫敦港，它正是英國全球海洋貿易霸權的橋頭堡壘。如果沒有倫敦港，倫敦永遠不可能發展成為世界級港口城市。18世紀開始，英國工業革命的巨輪推動了英國工業快速發展，數量和品類繁多的英國工農業品被裝載上了帝國的船舶，它們從倫敦港出發，發往世界各地。倫敦港口變得如此繁忙，以至于在18世紀早期，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聲稱他一次就看到有兩千艘帆船，“泰晤士河的那一部分是真正的港口……在目及的范圍內，我懷著好奇心，盡我所能地清點了路過的船只，并發現了大約2000艘各種類型的帆船，還不包括各種式樣的駁船、游船和游艇，它們是真正出海的船只”(Defoe，1748：147)。笛福統計的數字或許不準確，但可以斷定，當時的倫敦港確實非常繁忙。19世紀的倫敦港，既是英國工農業產品和外貿進出口物資的集散地，“也是一個樞紐——一個轉口站——貨物通過它從世界的一個地方運往另一個地方”(Stone，2017：1)。倫敦港作為全球海洋貿易中心的核心地位和其所發揮的堡壘作用，在狄更斯同時代的英國作家沃爾特·桑伯里(Walter Thornbury)的《昔日和今天的倫敦》(OldandNewLondon)中曾有過精辟的定位：“在倫敦的任何一個地方，甚至在銀行，都不能像在碼頭那樣生動地感受到英國的巨大財富”(Thornbury，1880：121)。

值得強調的是，董貝先生也常常在繁忙的倫敦港的碼頭上忙忙碌碌，打理他的海洋貿易事務，員工們常?？吹蕉愊壬霸诖a頭上走來走去(他自己還以為人家沒有看見)，看看他的船只，看看他的財產，看看這看看那，……”(42)。董貝先生的船只，連同東印度公司的船隊，“隨時準備揚帆駛向世界各地”(31)。在倫敦港的碼頭上忙碌的董貝先生的身影無疑正是19世紀的英國通過倫敦港向全球海洋輻射其國家利益、商業利益和霸權文化的一個縮影，董氏繁忙的船只成為帝國利益向全球海洋輸送的浮動的平臺，他的船員則成為帝國海權擴張的排頭兵。

“乘風破浪去中國”：海權擴張的想象

19世紀英國對海權尤其是對海洋貿易的控制與狄更斯關于海洋商貿的跨國想象相互交織，互相影響，成為《董貝父子》中一個鮮明的主題意蘊。在《董貝父子》中，一群參與海外貿易并擁有海外旅行經歷的人和幻想擁有跨國旅行經歷的人紛紛粉墨登場。不論是有著海外旅行親身經歷的角色，還是對跨國貿易或旅行抱有浪漫幻想的角色，都說明英國對海權的控制尤其是英國對全球海洋貿易的壟斷已經深深影響了包括狄更斯在內的英國人的日常生活。

一方面，在貿易擴張思潮的渲染下，域外世界似乎成為了財富、地位和希望的代名詞。在《董貝父子》中，狄更斯塑造了眾多幻想異域世界圖景的人物，例如蘇珊·尼珀(Susan Nipper)和比瑟斯通(Bitherstone)。蘇珊是小說中最早顯露出對海外世界有所認知的小人物。她是弗洛倫斯小姐(Florence)的女仆，深受英國自由貿易氛圍的影響。小說第三章中，蘇珊告訴弗洛倫斯，“她希望乘船到中國去……但不知道怎么離開倫敦碼頭”(26)。狄更斯巧妙地利用單詞拼讀的錯誤，將蘇珊言語中的“China”寫作“Chaney”，在刻畫蘇珊未接受過教育的形象的同時，也反映了19世紀英國社會對海外世界的普遍關注：連身份低下、未曾接受過教育的女仆蘇珊尚且可以隨意引用來自海外的新觀念來表達其思想，更何況身居社會中上層的英國人了。

無獨有偶，同樣對海外世界有著朦朧渴望的還有皮普欽夫人(Mrs. Phipps)寄宿所里的比瑟斯通。比瑟斯通對印度一無所知，但自始至終都十分渴望離開英國前往印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為了擺脫皮普欽夫人的虐待。當皮普欽夫人在保羅(Paul)那兒吃了虧，將氣撒在他身上后，“當天夜里他就開始為橫越大陸返回印度做好準備”(126)。此外，在《董貝父子》中，英國的海權擴張還將許多國內外的英國人緊緊地聯系在一起。譬如，貝格斯托克少校為了結交董貝先生，才想起來身處孟加拉的朋友曾給他寫過一封信；皮普欽夫人的丈夫曾在秘魯的礦井投資水泵生意，“自從她丈夫去世之后，她借助于這個聲譽……年復一年地想方設法維持一種還算不錯的生活”(93-94)。由此可見，在19世紀的英國，無論是達官顯貴，商業巨賈，還是平民白丁，都深受大英帝國的海權擴張的影響，海洋商貿擴張與海外殖民地拓殖的海權觀念無疑早已深深根植于英國公眾的意識之中。

另一方面，盡管蘇珊和比瑟斯通等人深受英國的海權擴張的影響，但他們的海權意識僅僅停留在想象之中，而航海儀器商店里的沃爾特·蓋伊(Walter Gay)和所羅門·吉爾士(Solomon Gills)則是英國的海權擴張的主角，海洋成為他們實現夢想成就事業的主戰場。首先審視沃爾特如何憑借英國的海權擴張實現了人生夢想的“傳奇”故事。沃爾特是一個迷戀海上冒險生活的男孩。起初，出海對沃爾特來說也僅僅只是個幻想，但當他暗戀弗洛倫斯之后，他夢想著去干“一番令人稱奇的事業”，夢想成為“艦隊司令”和“海軍上將”，或者“小軍艦艦長”，然后“把弗洛倫斯娶過來”(103)?？梢?，在沃爾特的想象中，所謂干一番令人稱奇的事業，就是參與帝國的海權擴張事業，并成為海軍上將或是艦隊司令，繼而獲得金錢、榮譽和地位，從而縮小他與弗洛倫斯之間的階級差距。后來，一次陰差陽錯的海外機遇讓沃爾特的海洋夢想變成了現實?？ㄌ貭柎L轉述了他的“傳奇”經歷：

船長若有所思地又說了一下，“這位漂亮的人兒就要跟著沃爾特乘風破浪去中國了?！?703)

他最后成為大英帝國在廣州的商務負責人，回國后又迎娶了曾經不敢奢望的弗洛倫斯——曾經的浪漫幻想在帝國的海權擴張中變成令人難以置信的現實成功。

狄更斯選擇將沃爾特派去廣州絕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巧合。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沃爾特在廣州取得的商貿成功似乎受到現實中英國海權擴張的影響，他對中國與中國市場的興趣可能源自英國追求海權控制特別是英國試圖控制英中貿易這一變化。長期以來，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對中國的絲綢、瓷器和茶葉等商品的需求量大，導致英國政府和商人打開中國市場的欲望急速膨脹?！?840-1842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表面起因是林則徐大刀闊斧的禁煙行動使英國鴉片商人遭受了損失，實質上卻是英國借機實現其徹底打開中國市場的野心所致”(張本英，2019：48)。第一任駐華商務總監威廉·內皮爾勛爵(William Napier)更是聲稱：“大不列顛的商人希望與整個中國通商，它們在未達到自己的目的以前是不會安心的”(張立平，1998：90)。1842年的《南京條約》要求清政府五口通商，廣州正是其中之一。于是乎，狄更斯的英國海權國家敘事，即將沃爾特塑造成一個為了國家的榮譽和利益而冒著生命危險的忠誠臣民——既為了國家和公司的商業利益，也為了個人利益——就自然而然地誕生了。另一方面，身處英國海權擴張的語境之中，狄氏其作品不僅難以消除英國海權擴張的時代印痕，他也深深卷入其中：

1846年，當狄更斯開始出版《董貝父子》時，《觀察家報》和《衛報》發表了超過843篇與中國茶葉有關的文章；這比前兩年增加了113篇以上。這表明人們對中國及其貿易產出的興趣日益濃厚，這種興趣也存在于狄更斯的作品中，其作品對中國地域和商品的提及顯示了他關注中國并卷入中國事務的事實。(Lewis-Bill，2013：28)

可見，沃爾特在廣州的“傳奇”故事，只不過是19世紀中葉英國拓殖亞洲尤其是中國并想象英國海權獲得“成功”的國家敘事罷了。

此外，通過所羅門的航海之旅，狄更斯不僅重現了19世紀傳統的海上冒險之旅，而且還借此塑造了英國在海權擴張中所謂的正面形象。被人們稱為“老所爾”的所羅門是英國在海洋冒險時代的代表人物，他經營著一家航海儀器商店。然而，面對自由貿易政策的沖擊，他的航海儀器商店從之前的受眾人追捧變得無人問津，正面臨著破產的危機。這一巨大的變化對老所爾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均帶來了巨大的沖擊，他變得無所適從，并感到困惑與恐懼：“我已經掉在時代的后面了，我年紀太大，再也跟不上了”(37)。然而，一切困難似乎都不能泯滅老所爾對家人真誠的、無微不至的關愛，這種愛在他對外侄兒沃爾特的尋找中體現得淋漓盡致。當他獲悉沃爾特疑似遭遇船難失蹤后，他不顧年邁的身體和商店的生意，四處打探沃爾特的消息。狄更斯通過塑造老所爾這一形象，試圖建構海權擴張時期的英國在道德上的“正面”和“正義”形象，這無疑反映了狄更斯對大英帝國的海權擴張的支持態度。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前往海外追求前程和從事跨國貿易活動也變成19世紀的英國人解決問題和挑戰的有效途徑之一?！哆h大前程》(GreatExpectation)中的皮普(Pip)離開英國前往東方發展，事業也小有成就；伊麗莎白·蓋斯凱爾(Elizabeth Gaskell)的《瑪麗巴頓》(MaryBarton)中杰姆(Jem)與瑪麗(Mary)夫婦一起離開英國到加拿大尋求事業的發展。正如摩爾(Moore，2006：1-2)所言：“起初，狄更斯將移民作為快速結束情節、讓工人階級人物發跡的一種手段，這遠非狄更斯獨有的，許多19世紀的小說家，包括伊麗莎白·蓋斯凱爾和愛德華·布威·利頓，都經常采用這種解決方式”。這無疑顯示了英國的全球海權擴張影響了包括狄更斯和蓋斯凱爾等作家在內的英國人的思想和觀念，讓他們無論是在文學世界抑或是現實世界中，都有意無意地把海外世界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案。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現實世界里，狄更斯與家人也身體力行地參與英國的海權擴張霸業。盡管狄更斯生平只訪問過加拿大和愛爾蘭這兩個英屬殖民地(Dickens，1909：62-63，621-622)，但是他把他的子嗣們派到了世界各地：“查理在遠東，悉尼在海上，沃爾特去了印度，阿爾弗雷德在澳大利亞，他還計劃將另一個男孩送過去加入他”(Hennessy，1946：411)?？梢?，小說中無論位高權重、地位顯赫的大人物，還是微不足道、籍籍無名的小人物，或是現實世界里像狄更斯這樣的作家，他們大多同海外世界有著某種聯系，他們都以某種現實或想象的方式參與了英國的海權建構，尤其是英國的海外商貿霸權和殖民地建構的進程。

結 語

需要明確指出的是，19世紀上半期，經濟政策的自由貿易轉向導致英國政府不再堅持積極主動的帝國擴張政策，而是采用一種更加隱蔽的、間接的經貿擴張手段，即以一種“不顯眼的、間接的、然而相當有效的手段”成功建構起英國的海洋霸權(摩根索，1995：88-89)。在帝國的海權擴張中，“走在最前列的，不是英國的外交大臣、海軍大臣以及陸軍與殖民地大臣，而是那些雄心勃勃的商人、船主、殖民地官吏、冒險家、軍隊軍官、傳教士等等”(張本英，2019：262)。以董貝父子為代表的商人和英國的水手和艦船等英國海權的追逐者在全球海洋上的流動不僅促進了英國海洋貿易的發展，也積極推動了英國海權的發展，由此帶來英國對世界海洋的控制與支配地位。與此同時，像狄更斯這樣心懷海權擴張意識的作家通過文學的海權表達來參與并塑造英國的全球海洋商貿的“華麗”圖景，從而潛移默化地把海權意識和海洋霸權思想深深植入英國人的意識之中。

注釋：

① 后文凡引自該著的引文將隨文僅標明頁碼。此外，本文作者的研究生陳尚毅協助整理和翻譯了相關文獻，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