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英國海洋小說中的自由貿易經濟思想

鄧穎玲 李堯

引 言

1978年，馬克·夏爾(Marc Shell)在《文學的經濟》(TheEconomyofLiterature，1978)一書中提出文學與經濟學跨學科研究范式，認為“文學作品是由小的修辭轉化或隱喻而成，其中一些可以用符號化的經濟內容來分析；所有文學作品都可以用經濟形式來分析”(Shell，1978：7)。

19世紀英國經歷了深刻的經濟形式變革。早在17、18世紀，英國為了促進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實力增長，實施了重商主義經濟政策，包括實施保護主義、殖民擴張和貿易順差等。重商主義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推動了英國經濟的發展和海上霸權的形成。但隨著工業革命在19世紀的不斷深化，“重商主義變得越來越不合時宜了，于是，突破重商主義的束縛，建立新的理論，就成為新時代的需要”(劉成等，2016：3)。最終，以亞當·斯密(Adam Smith)為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成為英國19世紀占主導地位的經濟理論。自由貿易政策的實施，不僅“使英國工業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發揮競爭優勢，為大宗工業品的輸出和大宗原料、糧食的輸入準備了前提”，還使英國“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貿易的中心”(劉成等，2016：3)。19世紀的英國海洋小說家們對這一經濟變革表現出強烈的興趣，并通過創作進行了積極的回應和文學再現。他們在創作時將抽象的自由貿易思想映射到小說人物對其經濟生活的主觀體驗中，從文學層面與社會經濟生活中的自由貿易原則展開了對話。

重商主義之批判與自由貿易訴求

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TheWealthofNations)，討論了自由市場、勞動分工、國際貿易、政府角色等自由貿易經濟問題。該書對世界經濟和政治理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19世紀早期英國的不少作家也對斯密的自由貿易思想產生了濃厚興趣，弗雷德里克·馬里亞特(Fredrick Marryat)(1792-1848)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馬里亞特常被稱為“英國海洋小說之父”①。據克里斯托弗·勞埃德(Christopher Lloyd)考證，馬里亞特在船上常讀《國富論》《唐璜》(DonJuan)和《憂郁的解剖》(TheAnatomyofMelancholy)，他驚訝于這樣“一個古怪的海軍軍官，竟然在自己的船艙里有這樣的讀物，而且還在寫小說”(Lloyd，1939：241)。1832年，馬里亞特出版了《牛頓·福斯特》(NewtonForster)，小說的副標題為“海上貿易”(The Merchant Service)，表明它在主題上與貿易、經濟的關聯。馬里亞特通過描述英國商人牛頓(Newton)在英國海外貿易點與殖民地間的重商主義貿易行為，向讀者展現了19世紀初英國海上貿易的具體行為及其弊端，表達了他對自由貿易的訴求。

馬里亞特生活的時代正是英國重商主義主導海上貿易的時代?！杜ｎD·福斯特》中所描寫的海上貿易行為具有典型的重商主義特征。首先，牛頓所進行的海上貿易受著國家的嚴格管控，而對貿易行為“主張國家干預”是重商主義的特征之一(劉成等，2016：3)。小說多處提及一個事實，即牛頓是否能夠出海貿易，關鍵在于他是否得到國家的批準。在第九章中，當牛頓把所有貨物都搬上船后，“他趕緊從海關取回他的許可證和其他文件”，并“將文件小心翼翼地扣在大衣里”(Marryat，1832：56)②?！靶⌒囊硪怼币辉~揭示了國家許可對牛頓進行海上貿易的重要性。馬里亞特在聚焦牛頓整個海上貿易過程時，有意回避向讀者展示牛頓向海外販賣了什么，只使用“貨物”(goods)一詞統而稱之。但當牛頓完成貿易返航時，馬里亞特則有意向讀者展示牛頓用這些“貨物”換取了什么：“‘溫莎城堡’號在一場有利的大風面前，滿載著金銀珠寶在浩瀚的海洋上穿行”(314)。馬里亞特對故事細節進行的選擇性敘述，向讀者呈現了一個文本暗示，即讀者不必在意牛頓販賣了什么，而要關注他通過商品買賣換回的是“金銀珠寶”。這里，馬里亞特對“金銀珠寶”進行的前景化描寫，一方面反映了19世紀早期英國重商主義經濟政策中的金本位制度，即貨幣的價值與一定數量的黃金相對應；另一方面，也暗示了“金銀珠寶”作為國際貿易通用貨幣的屬性。19世紀，英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制造和貿易中心。金銀是當時英國經濟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英國主導國際貿易的貨幣媒介。

然而有趣的是，牛頓的重商主義貿易行為在小說中卻成為了馬里亞特批判的對象。小說開端呈現了牛頓一家用餐的場景。牛頓母親問他父親：“和往常一樣，所有東西都是冷的——(注：晚餐包括一個吃剩的冷羊肩)——或者你晚餐想吃什么？”(23)。在母親的問話中，馬里亞特有意插入注釋“一個吃剩的冷羊肩”，而且這個冷羊肩其實“已經吃過兩次了”(23)，當它被再次嘗過幾口后又被牛頓母親“鎖進了櫥柜”(25)。馬里亞特通過對一塊冷羊肩反復食用的敘述，凸顯了牛頓一家食不果腹的生活境遇。這種凸顯與其后小說敘述的葡萄牙殖民地的婚禮形成了鮮明對照：

宴會非常精彩，而且是按照葡萄牙的習俗。第一道菜是煮的：包括煮牛肉、煮羊肉、煮火腿、煮舌頭、煮培根、煮雞、煮火雞、煮香腸、煮白菜、煮土豆和煮胡蘿卜。[…]第一道菜被撤下后，第二道菜出現了，都是烤的：烤牛肉、烤小牛肉、烤羊肉、烤豬肉、烤火雞、烤雞、烤香腸、烤所有食材；中心菜是一頭大豬的一半，像一塊巨大的牛肉片一樣卷起來。[…]之后，所有的甜點都被清理掉了，包括橙子、甜瓜、松子、番石榴、檸檬、香蕉、桃子、草莓、蘋果、梨[…]不了解情況的人現在以為晚餐結束了；但事實并非如此。甜點被清理掉后，接著是各種冒著熱氣的煮著和烤著的餡餅和布丁、撒有奶酪的甜點、撒有奶酪的橄欖、各種腌制的水果，以及上百種其他的東西。(219)

這里，馬里亞特不惜筆墨，對婚禮宴會上的每一個環節、每一道菜品都進行了精雕細鏤般的勾勒，凸顯了葡萄牙人生活的富裕、甚至奢靡，它與牛頓一家的生活窘況形成了巨大反差。馬里亞特有意在小說中設置這一反差場景，目的是為小說設置有別于情節發展的隱性進程，即隱藏在英國重商主義情節之下呼吁自由貿易的隱性情節。

“隱性進程”是申丹教授提出的一個理論概念，“指涉一股自始至終在情節發展背后運行的強有力的敘事暗流。情節發展和隱性進程的并列前行表達出兩種不同的主題意義、兩種相異的人物形象和兩種互為對照的審美價值”(申丹，2019：82)。從表面上看，《牛頓·福斯特》的故事情節主要是描述當時英國盛行的重商主義貿易及其具體行為。但馬里亞特通過在不同章節設置兩個毫不相干的情節，在文本深層制造了強有力的敘事暗流，將小說的主題指向對英國當時盛行的重商主義貿易保護政策的批判。眾所周知，追求貿易順差、獲取更多的黃金和銀幣是重商主義保護政策的主要措施。正如亞當·斯密所言：“重商主義所提倡的增加金銀量的第二個方法，是對其貿易差額被認為不利于[英國]的那些國家的幾乎一切貨物的輸入加以異常的限制”(亞當·斯密，2017：47)。這種保護主義的做法在1815年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當時政府實施了新的《谷物法》，幾乎禁止了糧食的進口”(?elikkol，2011：5)?？蛇@種做法不但沒有起到保護貿易的作用，反而抬高了稅收，為國內糧食商人抬高物價制造了機會。正如馬里亞特在小說中的評價：“這種最可惡、最令人痛心的稅收甚至在勞動者的家中也能感受到，因為他們需要支付比平常高出兩倍的價格才能買到日常所需品”(160)。這就解釋了小說中常年在海外做貿易的牛頓一家依舊食不果腹的原因。這種反差式場景描寫從文本層面質疑了重商主義貿易形式和財富觀，表明金銀不是衡量國家富裕的唯一標準，缺乏基于自由市場經濟的重商主義雖然為國家累積了足夠的金銀，但不能實現英國民眾與國家的共同富裕。

此外，馬里亞特通過設置希爾頓先生(Hilton)這一次要人物，將隱性進程的情節發展由批判重商主義推向對自由貿易的呼吁。19世紀初的英國，重商主義實施的貿易保護政策限制或杜絕了外國商品的進口，抑制了市場競爭，導致國內產業的壟斷和高物價，不少英國民眾為了生存只能避開國家管控進行貿易走私?！杜ｎD·福斯特》中的希爾頓先生就是一名走私者，“直到‘做了一點違禁品生意’，他才賺到了足夠的錢，使他能夠為自己購買一艘單桅船”(36)。在18與19世紀，“走私者常被稱為自由貿易者”(?elikkol，2011：23)。雖然整本小說只簡要提及希爾頓先生的發家史，但寥寥數語卻表明，具有自由貿易特征的走私已成為當時英國民眾累積財富的主要渠道。在馬里亞特看來，只有突破重商主義的關稅壁壘，使自由貿易合法化，英國民眾才可能在國際市場進行自由的貿易交換。因此，他在《牛頓·福斯特》中有意設置了一對反差性人物：走私者希爾頓先生和重商主義者牛頓。通過賦予走私者的敘事合法地位，馬里亞特推動小說的隱性進程朝著呼吁自由貿易的方向發展。小說的結尾表明，只有撼動當時英國盛行的重商主義經濟的合法地位，讓個人在經濟活動中擁有更大的自主權和自由選擇權，英國民眾以走私為具體表征的自由貿易行為才能合法化，并最終實現個體的富裕。

國際分工與自由貿易經濟殖民思想

西蒙·赫弗(Simon Heffer)曾指出，19世紀40年代，“英國正處于嚴重的內亂時期，飽受貧困之苦”(赫弗，2020：38)。造成英國如此狀況的主要原因是英國政府推行的《谷物法》等保護性政策，限制或杜絕了英國民眾獲取更多物質生活生產資料的途經。當時英國各地爆發了大大小小的反谷物法運動。哈麗雅特·馬蒂諾(Harriet Martineau)正是在這一社會背景下完成了《黎明島》(DawnIsland，1845)的創作。馬蒂諾是當時關注該社會問題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也是自由貿易的支持者。在她生活的年代，“因工業革命完成，經濟和社會迅速發展，英美和其他西方國家人口中的一個很大比例現在有了一大把閑暇，甚至已經有能力以閱讀來打發時光”(高照成、阮煒，2023：22)。因此，她試圖通過小說創作來擴大自由貿易在英國民眾間的影響。她在小說序言明確指出：“我創作的這個故事是給全國反谷物法聯盟集會的獻禮[…]如果它能在其他無數對自由貿易事業感興趣的聲明中占有一席之地，我將感到欣慰”(Martineau，1845：序言)。顯然，《黎明島》的創作具有強烈的政治目的，即在英國反谷物法運動中為推行自由貿易進行合理性辯護。

《黎明島》講述了英國商人將自由貿易事業帶到黎明島，為當地土著居民帶來文明與進步的故事。帕特里克·布蘭特林格(Patrick Brantlinger)曾在題解《黎明島》時指出，“黎明島的這次‘商業降臨’，在馬蒂諾看來，是唯一真正的黎明”(Brantlinger，2013：31)。自由貿易的到來是黎明島居民從落后走向進步、從野蠻走向文明的黎明。在英國商人到達黎明島之前，這里的居民還處在拜物教的原始階段。他們信奉一位名為奧羅的神，一根紅色的羽毛是“作為奧羅神存在與認可的象征”(Martineau，1845：10)。根據習俗，他們必須將每位夫妻的第一個嬰兒作為祭品獻給他們的神，并在與其他島上居民戰斗后“吃掉他們的敵人”(Martineau，1845：33)。黎明島上這種未開化的野蠻狀態一直到英國商人的到來才有所改變。在小說第六章，英國人帶著商品登陸了黎明島，并在遇見當地居民時提出可以通過以物易物的方式換取他們想要的英國商品。這是商業活動第一次降臨黎明島，也是該島居民第一次通過物物交換體驗先進文明帶來的便利。在這之后，黎明島的居民意識到，如果他們能夠與其他先進文明國家進行貿易，“他們就能得到舒適的生活”(Martineau，1845：72)。只要他們與附近的其他部落進行貿易，那么為爭奪資源而發起的戰爭就會消失，“他們之間就會有持續的和平”(Martineau，1845：72)。從這一維度來看，自由貿易帶來了進步，是解除黎明島野蠻狀態的良藥，因此可視作黎明島進入文明與進步社會的黎明。

但從《黎明島》的創作意圖來看，僅將自由貿易解讀成黎明島的黎明并不全面，無法實現《黎明島》在“其他無數對自由貿易事業感興趣的聲明中占有一席之地”(Martineau，1845：序言)。在美洲殖民地獨立后，英國內部開始質疑開拓殖民地式的英帝國發展模式。隨著英國在19世紀海上霸權地位的確立，“‘貿易優先于統治’成為新的殖民政策”(劉成等，2016：380)。在細察了英國人與黎明島人之間的自由貿易行為后，本文認為，促使馬蒂諾為自由貿易辯護的真正原因是她認為自由貿易應該成為帝國重建的核心思想，因此，自由貿易也是英國的黎明。

英國人在初登黎明島時，并不是抱著與當地居民進行自由貿易的目的，而是因為他們船上的糧食儲備已嚴重不足，他們想登島“四處尋找水果和其他新鮮食物”(Martineau，1845：53)。當他們發現島上居民以豬、雞和水果為生時，他們決定與島民進行物物交換，“并拿出一些神秘的奇珍異寶，重復著表示豬、雞和水果的詞語”(Martineau，1845：55)。但這種物物交換并沒有立即完成，因為英國人發現島民們“是多么不習慣以物易物，多么不了解所生產的物品的價值”(Martineau，1845：55)。于是船長決定將這些奇珍異寶鋪陳在島民面前供他們觀察，直到他們意識到這些東西“比一整片可可果樹林更有價值”(Martineau，1845：55)。這里，“奇珍異寶”的價值通過自由市場中的供求關系和商品的稀缺性表現出來。這次物物交換之后，嘗到甜頭的島民還以食物與英國人進行了幾次交易往來，直到船長要他們“好好考慮島民能提供什么，或學習什么，以換取這些有益的物資”(Martineau，1845：72)。顯然，此時的食物不僅代表著使用價值，還代表著交換價值。在船長拒絕再以食物進行交換后，島民們意識到“這些都是吃的或喝的東西，這些東西很快就會消失[…]如果陌生人能夠帶些東西到他們自己國家，而那里的人會欣賞或使用它們，船長可能會回來，給島上帶來更多精美的禮物”(Martineau，1845：75)。顯然，黎明島上的居民對物品的崇拜逐漸轉化為對物品所代表的勞動力和價值生產關系的崇拜。于是，發展制造業的想法開始在黎明島萌生，“那些有斧頭的人開始提供檀香木；還有一些人對棉布和亞麻布很感興趣[…]于是開始詢問如何能夠指導他們種植這些東西。他們很快就能提供少量的墊子和繩索”(Martineau，1845：87)。毋庸置疑，商業的再次降臨暗示著黎明島居民提供的工業產品正是船長所期望換取的東西，但它同時也表明了馬蒂諾試圖通過自由貿易實現國際分工的設想。政治經濟學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曾指出：“有些商品只能在特定的地方生產。金屬、煤炭和其他各種最重要的商品，都是特定地點的產品[…]有些商品雖然不局限于特定地點，但在某些地方生產比在其他地方更方便、更便宜”(Mill，1826：113)。在英國商人與黎明島居民以“價值”為導向的物物交換中，英國船長最后選擇與黎明島居民所生產的工業產品進行交換，這表明這些產品在黎明島生產比在英國本土生產更方便、更便宜，因而這些產品更具有可交換的價值。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在19世紀穆勒重申了斯密自由貿易思想中關于國際分工的論述，并指出：“一國與另一國的貿易實際上只是分工的一種延續，人類可借此得到諸多益處”(Mill，1808：38)。但馬蒂諾在使用國際分工概念進行創作時，賦予了其殖民的語義內涵。在《黎明島》中，自由貿易帶來的絕大部分益處都流向了英國而非黎明島。英國船長憑借英國先進的工業產品將黎明島居民變成了英國商品的拜物教信徒。黎明島居民對英國商品的迷戀使得他們自愿接受以英國價值為導向的貿易行為，他們之間的國際分工遵循著英國需要什么，黎明島居民就制造什么的原則。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自由貿易的降臨雖然為島民帶來了進步與文明，但黎明島也被迫成為了為英國提供生產、生活資料以及廉價商品之地，從而廉價地被圈入了英國的商業版圖。顯然，在馬蒂諾筆下，自由貿易披著自由交換與進步的外衣，使得英帝國的對外擴張不再訴諸武力與殖民地搶奪，而是通過自由貿易和國際分工等經濟形式完成了對類似黎明島等國家或地區的干預、控制與剝削，從而使英國成為19世紀世界范圍內名副其實的經濟帝國。這種經濟殖民不僅為英帝國在19世紀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更為重要的是，它遮蔽了19世紀英國統治世界的帝國野心。從這一維度上看，馬蒂諾將自由貿易從經濟行為上升到了一套英國發展的帝國修辭，黎明島的“黎明”也成為了英國從殖民地拓殖發展模式向經濟殖民發展模式轉變的黎明，它為英國推行自由貿易提供了一個新的辯護思路與借口。

自由貿易的國家倫理取向

《谷物法》的廢除標志著英國進入自由主義經濟時代。自由貿易的實施不僅幫助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還確立了其“世界工廠”和金融中心的國際地位。到19世紀60年代，自由貿易“已成為英國政治的正統觀念，幾乎與新教繼承一樣根深蒂固”(Matthew，2011：525)。但伴隨著自由貿易正式地位的逐步確立，英國內部出現了對這一經濟形式的擔憂。不少英國人擔心，個人財富的無限制累積與對外國商品的無限制消費會消解英國的國家主權與邊界，使個人對英國的依戀與忠誠變得子虛烏有(?elikkol，2011：3-5)。因此，自由貿易的反對者們反復告誡英國人：“我的同胞們，不要忘記，你們與英國人——你們自己的同胞——的關系比你們與外國人的關系要密切得多。你們還不是‘世界公民’，而是這個偉大國家的公民；你們應該以最神圣的責任、情感和忠誠的紐帶保持與國家的聯系”(轉引自?elikkol，2011：46)。伊麗莎白·蓋斯凱爾(Elizabeth Gaskell)創作的《西爾維亞的兩個戀人》(Sylvia’sLovers)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對這一擔憂的思考與文本回應。

《西爾維亞的兩個戀人》的故事發生在海濱小鎮蒙克莎汶。蒙克莎汶“人人都以捕鯨業謀生”(蓋斯凱爾，1991：3)。捕鯨業給蒙克莎汶帶來了財富，以至于“在那些氣味難聞的碼頭上，常有老人孩子閑逛，一逛就是好幾個鐘頭，真好像他們迷上了鯨油味似的”(蓋斯凱爾，1991：3)。但蒙克莎汶的財富來源不僅僅依靠捕鯨業，“哪怕最低一級的水手，除了工資外還有許多賺錢機會”(蓋斯凱爾，1991：8)。這種賺錢機會與走私有關，“在蒙克莎汶，能走私的都走私，穿戴得起走私物品的都穿戴走私物品”(蓋斯凱爾，1991：25)。據陳禮珍的考證，蓋斯凱爾“至少看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并且在這方面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陳禮珍，2011：23)。蓋斯凱爾不僅在小說中反映了《國富論》中業已闡明的自由貿易優勢，還以自由貿易小鎮為故事發生背景，從國家層面表達了她對英國自由貿易的擔憂。

在小說第一章，蓋斯凱爾點明故事發生于拿破侖戰爭時代，并指出在這一時期，“英國人勃然大怒，反高盧的情緒高漲”，“于是他們頒發了‘強募令’，要求全國各級地方政權支持海軍軍官們執行強募任務”(蓋斯凱爾，1991：6)。強募隊是為國家招募海軍以抵抗外敵的入侵，“他們是在為國王效勞，為國家出力”(蓋斯凱爾，1991：10)。但奇怪的是，面對法國的入侵威脅，蒙克莎汶人卻表現出與其他英國人截然不同的態度。當強募隊來到蒙克莎汶并入駐一間下等酒館時，“每個蒙克莎汶人走過時都要朝它唾上一口，以示厭惡”(蓋斯凱爾，1991：9)。蒙克莎汶人之所以厭惡強募隊，與他們的走私事業不無關系。在那個年代，法國是英國人進行貿易走私的核心國家之一。強募隊的駐扎與執行強募任務，不僅可能削減蒙克莎汶捕鯨者的人數，而且一旦蒙克莎汶人卷入與法國的戰爭，他們與法國之間的走私貿易也將毀于一旦。蓋斯凱爾以強募隊入駐蒙克莎汶作為小說的開篇，其實是為蒙克莎汶的居民設置了一個倫理困境：即在外敵入侵的時代，他們究竟是繼續對國外商品進行無限制消費，使個人對英國的依戀與忠誠變得子虛烏有，還是接受強募隊的海軍招募，成為為國效力的一員，在英國國家框架內發展經濟生活。這顯然是小說要探討的主題之一。

雖然蓋斯凱爾熟知自由貿易的好處，但蒙克莎汶人對強募隊的態度也表明蓋斯凱爾對自由貿易的擔憂。作為英國公民，蓋斯凱爾自然不希望英國由于實施自由貿易而消解了國家的主權與邊界。因此，她以小說中主要人物的不同命運作對比，為英國民眾做出了她的倫理選擇，即自由貿易實施者的倫理取向應為國家認同。小說中，“福斯特鋪子”是蒙克莎汶的一家老商號商鋪。從表面上看，“鋪子里一半地方賣雜貨，一半地方賣布匹，算是個小小的綢緞鋪”(蓋斯凱爾，1991：24)；但暗地里，它則是蒙克莎汶走私貿易的中心，因為它的老板們雖然“事事認真謹慎，但購進些走私物品并不覺得問心有愧”(蓋斯凱爾，1991：25)。作為鋪子的伙計，男主人公菲利普偶爾也會做些走私的勾當。但與蒙克莎汶的走私者不同的是，菲利普是為數不多有國家認同的走私者。在小說“菲利普·赫伯恩”一章中，敘述者花大量筆墨講述菲利普拜訪西爾維亞一家并與她的父親羅布森談論關于強募隊的話題。在菲利普看來，“我們正在和法國人打仗，我們又不愿意戰敗。要是我們的兵數趕不上人家，戰敗的風險就大了”(蓋斯凱爾，1991：42-43)，因此他認為立法推行強募隊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利益。

在這次拜訪后不久，菲利普被福斯特兄弟選中，成為了“福斯特鋪子”的接班人。小說中雖未直接說明菲利普被選中的原因，但菲利普具有的強烈國家認同感顯然是蓋斯凱爾將他設計為店鋪接班人的理由之一。羅布森是女主人公的父親，即菲利普的岳父，他“當過水手，走過私，販過馬，最后又種田”(蓋斯凱爾，1991：38)。在反駁菲利普的國家利益論時，羅布森問道：“張口國家，閉口國家！我是一個人，你又是一個人，可是國家在哪兒”(蓋斯凱爾，1991：44)?！皣以谀膬骸钡姆磫柋砻?，多年的走私經歷已經消解了羅布森對英國國家主體與邊界的認同。這也合理解釋了之后羅布森為何會領導叛亂公開報復代表國家的強募隊。而同樣身為走私者的菲利普，卻在認同國家的前提下帶領著“福斯特鋪子”更上了一層臺階。蓋斯凱爾通過設計這對正反人物的命運啟示讀者：自由貿易的“自由”并不是跳脫出國家框架的絕對自由。若一味地追求通過自由貿易與國外發生密切聯系而消解本國的主體與邊界，不僅可能招致自身的毀滅，更可能招致國家的滅亡。自由貿易者應以國家認同為前提，通過適當限制“自由”，實現自身財富的累積，從而最終實現國家財富的累積，達到個人與國家的共同富裕。

結 語

無論在中國學界還是西方學界，施行何種單一的經濟形式成為學者們定義一個民族的重要維度③。19世紀，英國經歷了一系列重大的經濟變革，實現了從重商主義向自由主義經濟的轉型。這些變革深刻地改變了英國的經濟結構和社會面貌，也影響了19世紀的英國文學創作。19世紀的英國海洋小說家們通過小說創作對自由貿易經濟思想進行了合理化辯護。他們不僅承認自由貿易的財富累積優勢，而且認同英國通過自由貿易實現對他國經濟的干預與統治。此外，他們通過小說創作積極改寫自由貿易的“自由”內涵，將自由貿易置于國家認同的倫理框架之下，主張自由貿易者通過自身財富的累積最終實現國家財富的累積，從而達到個人與國家的共同富裕。研究19世紀英國海洋小說中的自由貿易經濟思想，不僅可以幫助讀者了解19世紀英國的經濟政策與社會面貌，了解自由貿易政策對英國經濟發展和“日不落”帝國形成的推動作用，而且可以加深讀者對自由主義價值觀的理解，以及這些價值觀對個人自由、社會秩序和國家認同的意義。

注釋：

① 關于馬里亞特為“英國海洋小說之父”的評價，參見 McKellan J G. 1968. A Study of Captain Marryat and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English Nautical Novel[D]. Rexburg：Brigham Young University；Blaszak M. 2006. Sailors，Ships and the Sea in the Novels of Captain Frederick Marryat[M]. Opole：Wydawnictwo Uniwersytetu Opolskiego.

② 凡引自馬里亞特《牛頓·福斯特》中的內容，均出自：Marryat F. 1832. Newton Forster[M]. New York：George Routledge &Sons. 引用時只出現頁碼，不另做注。

③ 安東尼·史密斯的《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徐杰舜、彭英明的《民族新論》等都將共有、統一的經濟形式視作認知民族的一個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