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是蒙古語？

王越，北京地理學會秘書長、北京學研究所特約研究員。1965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學院（現首都師范大學）地理系。先后任中國人民警官大學六系副主任、高級工程師，北京地震局宣教中心主任、政策研究員。致力于人文地理、地震和北京文化研究。著有《奧運北京叢書·人文北京》《源遠流長話胡同》《胡同與北京城》等。

北京的胡同，承載著鮮為人知的歷史，豐富多彩的胡同名兒，蘊含著北京不同的地域文化。胡同里蘊含著很多文化記憶，胡同文化為我們帶來怎樣的啟示？

看到一篇對宋朝人林季仲《次韻林楙南見寄》詩“若得封胡同里巷，底須屈宋作衙官”的注釋：“胡同，蒙古語。元人呼街巷為胡同，后即為北方街巷的通稱?！焙喼蹦涿?。

詩里的“封胡”是兩個人的名字，系東晉謝氏諸子中的堂兄弟。封指謝韶，小字封，謝安弟謝萬之子，官至車騎司馬；胡指謝朗，小名胡兒，謝安之兄謝據的長子，官至東陽太守?！叭舻梅夂锵?，”意為假若與封胡二人同住一個里巷，屈原、宋玉也只能做他們的下屬，全詩與蒙古語一點關系也沒有。

這首詩的作者林季仲，北宋宣和三年（1121）進士，南宋紹興八年（1138），因力阻秦檜和談被免職，后任婺州知州，加封龍圖閣直學士。林季仲在世時，成吉思汗（1162—1227）還沒有出生，更談不上成吉思汗的孫兒忽必烈建立元朝，何來元人呼街巷為胡同？

在胡同文化中，既不注重文獻追蹤、地圖對照、地理考察、語言分析和綜合研究，也不考慮語音的歷史發展、詞義的演變過程，見到胡同便信口拈來妄談蒙古語，牽強附會地推測詞源?！昂ヵ柜R焉因而愈誤，魯魚帝虎久則失真”，把近代個別地區隨著內地農民攜眷出關墾耕，遂形成失音的蒙古語水井錯認為胡同的，包括今人編輯的書刊在重復或刻意制造的這類偽詞源，在研究胡同文化時尤其值得警惕。

把胡同說成來自蒙古語，出自上世紀的一篇道聽途說的報道。調查顯示，報道中所提的村落建于清末民初，與北京明代的胡同沒有任何關系

胡同，是我國北方地區對城市中小巷的俗稱。經明清儒師的考證，弄堂與胡同源系古衖（巷）字的南北兩音，意為小巷，各占南方吳語區和北方話地區互不干擾。把胡同說成來自蒙古語，并非源于史料或考古發現，而是出自上世紀的一篇道聽途說的報道。

1937年，《世界晚報》載文稱，前冬余游蒙地，其村落恒名“郝頁魯胡同”“烏蘭胡同”。后與土默特總管蒙人談及，據稱：“北平之胡同，亦譯蒙語井字而來，元朝勢力所及之地，改巷為胡同，蒙人名其聚處為胡同，謂有井也?！边@是關于胡同來自蒙古語最早的說法。

1944年，日本人多田貞一在《北京地名志》一書中寫到，他聽說胡同來源于蒙古語音“浩特”，意為村落、城市。多田貞一沒有去過內蒙古，全憑聽說，他還說在蒙古地圖上能找到烏蘭胡同，“據最近從蒙古來的人說，錫林郭勒地方的包，五個六個集在一起，就稱為胡同?！?/p>

我在內蒙古、東北、新疆等地采訪蒙語專家和民眾得知，蒙語井的規范發音是忽都格而不是胡同。為此我特意向中央民族大學對漢語頗有研究的蒙族朋友請教，他們說胡同和蒙語水井不是同一事物，也不是同一語素，無論元明時的漢譯地名忽都、古都黑，抑或現代的忽都格，蒙語井的發音都不可能變成北京的胡同?？汕傻氖?，我們地理系有八位同學分配到內蒙古從事教育工作，他們在那里與蒙古族同胞共同生活了50多年，有的后來還調到民政部管理地名事宜。我曾經向他們了解，北京的胡同與蒙古語水井有沒有關系？他們回答在當地沒聽過有這種說法。

《世界晚報》所記的“郝頁魯胡同”和《北京地名志》同樣提到的“烏蘭胡同”，實為兩個以井為專名的村落，即郝頁魯胡同村和烏蘭胡洞村?！盀跆m胡洞”系蒙古語，意為紅井，標準漢譯地名應寫作“烏蘭呼都格”，后因漢人建村失音為烏蘭胡同。據內蒙古自治區地名委員會《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盟分冊》，烏蘭胡洞村屬老圈溝鄉，在鄉駐地西南2.5公里。八百多年前，此地屬于游牧之地，蒙古族人在此舉行祭敖包活動時，常在此圈羊。又因此處四面環山，中間形成天然的羊圈，故名老羊圈。1913年開地建村，當時人們在村中打了一眼井，因屬于紅土井，故名烏蘭胡洞村。顯然直到1913年才因打井而名的烏蘭胡洞村，起碼比北京的胡同晚出500多年，明顯構不成北京胡同的語源。

郝頁魯胡同村，“郝頁魯”又做“哈業”即“二”。哈業胡同鎮，隸屬于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九原區，地處烏拉山南麓，九原區西部。區域面積214.4平方公里，相當于北京市東、西兩城區總面積的兩倍。該鎮下轄哈業胡同村、新勝村、前進村、柴腦包村、烏蘭計一村等12個行政村。我能順利到哈業胡同鎮考察，多虧在包頭工作的學友郭慕珍一家的幫助。

他們開車帶我去哈業胡同鎮那天，正趕上星期日，鎮長和干部們依舊在村里忙碌著。當知道我們的來意后，王永安鎮長特意安排楊志強助理接待了我們。楊助理介紹說，包括他在內，現今哈業胡同和周邊一些鄉村的人，絕大多數是清末民初從晉陜一帶走西口人的后代。到解放初期，這里先后形成了46個自然村落，平均每個村約40人。其中有百年歷史或近百年歷史的自然村43個，多由最早定居的墾荒者的名字或姓氏作為村名。

楊助理還為我們聯系了老書記杜永富，并帶我們去看了位于哈業胡同的那口水井。說起哈業胡同鎮的歷史，老書記杜永富和九原區民政局張貴林副局長如數家珍。今哈業胡同鎮所在地，早年屬烏蘭察布盟烏拉特西公旗（今烏拉特前旗）節制，隸屬山西省管轄，是為草原牧場的一部分。那時候這一帶只有蒙人游牧，沒有漢人農耕。光緒年間，實行“蒙疆放墾，移民實邊”政策，允許拉家帶口投親靠友的晉陜佃農擇地而居，租種或購買土地維持生活。直至民國初年，這一帶仍歸蒙古王爺放墾收租，養活梅力更寺廟的喇嘛和僧人。

哈業胡同村的那口井在哈業八村正街東邊，井側巨石的正面有古井兩字，巨石背面赫然刻著“清朝年間，六、八村各有一眼井。周圍風調雨順，水草肥美。人們飲馬牧羊，過著豐衣足食的生活。哈業胡同蒙語意為‘兩眼井，因此得名”。

世居這里的“哈爾諾氏家族”后人、在包頭市民委擔任副主任的斯琴扎布，出生在哈業胡同的區稅務干部李志厚等人證實，這里過去是蒙古王爺的地盤，在清末才打了兩口井，蒙古人來收租的時候稱這里叫“海兒胡都格”，意為“有兩口水井的地方”，解放初才形成“哈業胡同村”。不過村里最初打的兩口井早已干枯不存，現在這口井是后建的，約距原八村的井20多米，算是給村鎮上的老人留下一個念想。

和烏蘭胡洞村一樣，哈業胡同村與北京的胡同也沒有任何關系。

蒙古語水井與道路不是同一個詞素，既然蒙古人沒有把“水井”作為街巷的習慣，漢族人莫名其妙地用“水井”來叫街巷是不可能的事情

蒙語井的讀音，元以前無考。元世祖忽必烈命人編撰《至元譯語》，收入《事林廣記》（1330-1333），井曰忽都，村曰信典，城或墻曰八剌合村①。沒有街、巷、胡同，也沒有與“胡同”相同或音似的對譯漢語。直到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編著蕃語言和漢語的對譯辭書《華夷譯語》，才增加了國、市、關、口子、圈子、大道、路等詞匯。井曰古都黑， 城曰巴剌哈孫，市曰把咱兒，村曰申迭延，路曰枺兒，大道曰帖兒格兀兒。②

在《華夷譯語》中，作為道路的“枺兒”和“帖兒格兀兒”，與水井都不是同一個詞素。換言之，蒙古人從沒有把“水井”作為街巷的習慣。正如北京地方志協會副會長羅保平所說，“胡同”作為蒙古語來說，得有第一個基本前提——蒙古人有用“水井”作為街巷通名的習慣。張清常先生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找了半天，在整個蒙古地區只找到三個。通過張先生的調查，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蒙古人沒有把“水井”作為街巷通名的習慣。如果蒙古人沒有這個習慣，漢族人莫名其妙地用“水井”來叫街巷是不可能的事情。③

清初，內蒙古地區的地名均以蒙古語命名，蒙古語水井的漢譯地名為呼都格或呼都克，沒有胡洞或胡同這種稱謂

有清一代，蒙古語水井的漢譯地名為呼都格或呼都克。土默特左旗編纂的《土默特志》載，“清初，本地區的地名，均以蒙古語命名，如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張鵬翮在《奉使俄羅斯日記》所記本地區地名，有昌河兒托諾、巴爾蘇泰、庫庫河屯、昆都勒必納、席喃莫洛、烏蘇禿等?？滴跄觊g繪制的本地區輿圖，地名有蝦蟆拜商、察罕蝦蟆兒、多爾濟拜商、薩爾沁、呼圖克圖城、喀喇河屯等?！雹?/p>

康熙三十二年（1693），營建阿爾泰軍臺，張家口以下至阿爾泰軍臺計四十四臺站，多取所在地的泉河山石地貌為臺站名稱，其中用河、泉為臺名的11處，以井為臺站名稱的四處，均以蒙古語命名：

第四臺鄂拉呼都克臺，漢譯“水井很多”，在今張家口市尚義縣石井鄉四臺蒙古營村；

第十四臺烏蘭呼都克臺，漢譯“井有多處”。清代志銳《竹枝詞》云：“琥都克與胡都克，譯語同為土井名?！痹诮駷跆m察布市四子王旗吉爾嘎郎圖蘇木阿莫吾素嘎查；

第十五臺察哈呼都克臺，漢譯白井，志銳：“察罕，白也，琥圖克，井也?！痹诮駷跆m察布市四子王旗腦木更、白音敖包和吉爾嘎郎圖三個蘇木的交界處，稱察汗呼都嘎營子；

第十七臺鄂蘭呼都克臺，漢譯“井在山上”，志銳記“鄂勒胡圖克”，今烏蘭察布市四子王旗格少巴嘎阿日奔營子。

另一處第四十臺哈沙圖臺，漢譯“石井”。志銳記“哈沙圖”，《竹枝詞》云：“哈沙日暮客停車，石井甘泉譯語夸?！?/p>

在阿爾泰軍臺四十四臺站中，沒有忽洞、胡同之稱。

按蒙地向例，對于漢人貿易耕種，有攜帶眷屬之禁。乾隆年間，一些中原的漢族兵民遷徙到土默特地區，才出現稱為“板升”的漢語村名

《綏遠通志稿》載：“按蒙地向例，對于漢人貿易耕種，有攜帶眷屬之禁。外蒙在清時，此例終未或弛。故通商二、三百年，其屬境荒闊如故也。內蒙之在元末、清初，情況當亦如是。故當時內地農人，春至秋歸，謂之雁行?！?清初實行嚴格的蒙漢分治政策，禁止漢人越過長城進入蒙古地區墾種。少數去蒙古地區貿易耕種的漢人，不能攜帶家眷。因此蒙地在清初“有客籍之漢族，無土著之漢族焉”。直到清乾隆二年（1737年），才在今包頭市東河區一帶逐漸形成幾處分散的居民點，因那里經常有鹿群出沒，蒙古語稱鹿為“包克圖”，即今包頭市的前身“包頭村”。

《土默特志》收錄有土默特滿文檔案第75卷132號（已殘），記載乾隆年間，士默特兩翼各甲喇（甲喇又寫作“札蘭”，為滿語音譯，漢譯為“參領”，是八旗制度里的中層組織，其首領為甲喇額真。）所屬村莊計有：喀吉拜、大公尼富、小公尼富、齊格齊、薩肯板升、登婁素、固爾本阿爾班、達拉特、寶勒齊老圖、達岱、諾木齊太、蘇巴爾林、妥博齊克、潮岱、庫克板升、蘇木沁、呼齊力托亥、和林格爾、古爾半呼都克、哈坦板升、納克依圖、綽爾亥、小里保、王畢斜氣、額樂得依、勾子板升、班定營子等200個。在其他檔案中散見若干村名，有蘇巴爾罕、永碩布、圖蘇圖、大營、五十家子、白廟子、噶尼、喇嘛營子、托輝、畢力卓特亥、海留蘇太等35個。以上235個乾隆年間的村莊，絕大多數使用蒙古語名稱，也已出現一些漢語村名。

之所以有漢語村名出現，系因明末清初有中原漢族兵民遷徙到土默特地區，在那里修筑房舍，開墾荒地，建立村落，當地蒙古族稱這些房舍、村落和漢族百姓為“板升”。板升為蒙古語漢語百姓之音譯，與“房”構成同位關系，以后這些漢語村名多稱為板升，有薩肯板升、庫克板升、哈坦板升、勾子板升等29個；沒有忽洞或胡同為專名的村莊，只有四個以井為村名，全用蒙古語準確譯音記作呼都克，分別是古爾半呼都克、南中呼都克、北中呼都克和果爾班呼都克。沒有所謂“比村稍大的部落就叫胡同，五六個集中在一起的蒙古包也可以稱為胡同”的例證。

清末，隨著漢族農民不斷遷入，遂形成許多以漢語命名的村莊，有些村莊的蒙語名稱往往被傳訛，使后人不解其意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實難留，提起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淚常流?！边@是100多年來，廣泛流行于山西、陜西、甘肅、內蒙古以及河北省北部等地的一首民歌。當時，晉陜地區災年頻發，十年九旱，正如民謠所說：“河曲府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掏苦菜?！痹跓o法活下去的情況下，晉陜等地老百姓背井離鄉，拋家舍業，經河曲縣“西口古渡”或長城殺虎口等地出關，走上了去內蒙古墾荒的艱辛路途。

嘉慶初年，清廷松弛禁令，內地農民攜眷出關墾耕漢人由南向北逐漸推移。光緒二十八年初（1902），清廷任命貽谷為督辦蒙旗墾務大臣，全面開放招墾土地。成千上萬的晉、陜等地老百姓涌入歸化城、土默特、察哈爾和鄂爾多斯等地謀生，形成“走西口”移民浪潮，漢族人口漸成絕對多數。蒙古族在和漢族的長期互相交往中，吸收了不少漢族文化，大大促進了內蒙古中西部地區與內地的交流。伴隨著“走西口”和漢族農民的不斷遷入，口外蒙古地區以傳統單一的游牧社會演變為旗縣雙立、農耕并舉的多元化社會。

《土默特志》載，隨著漢族農民的不斷遷來，遂形成許多以漢語命名的村莊，如孔家營、劉家營、董家營、代州營、崞縣營、忻州營、陜西營、寧武營、榆次營、祁縣營、四美義、福如東、六合店、慶豐社、聚寶莊、豐泰莊、新安莊、萬裕莊、太平莊等。以后村莊的名稱變化很大，有些雖保留了原來的蒙語名稱，但往往被傳訛，使后人不解其意，如哈喇烏素訛為哈素或拉素，必力格沁訛為玻璃圪沁，再訛為可沁，阿也格沁訛為瓦窯圪沁等。有的成為蒙漢合璧名稱，如毫沁營子、達賴營子、甲蘭營子、臺吉營子等。有些用漢字記蒙語地名而偏重漢意，如德力波日取諧音寫作獨立壩，扎達蓋板升寫作吉泰板升，珠拉氣寫作祝樂慶，常黑賴記作常合理等。有的則以漢譯名取代蒙語名，如古爾板毛獨寫作三把樹，哈登哈少寫作石嘴子等。另有一些地名干脆用漢語名稱代替蒙語名稱，如以南雙樹代替莽倒圖沙拉烏素，以八里莊代替達爾計和圪力更，以瓦房院代替可補勒，以安民代替囊囊，等等。

在內蒙古上萬條地名中，蒙古語井絕大部分用規范化譯音呼都格，個別呼都格失音的只有23個譯音漢字“忽洞”、3個“胡同”，可見胡同與蒙古語的“水井”自始就是風馬牛不相及

1991年，照那斯圖先生從1976年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蒙古自治區地名錄》⑤中查得，井的譯音漢字用“忽洞”23個，用“胡同”3個，他和張清常先生認為這與《薊門防御考》中“井”的譯語“忽洞”一致，系蒙古語“井”保留至今的最早譯音形式。⑥《中華人民共和國內蒙古自治區地名錄》，共編入內蒙古自治區地名11000多個。在上萬條地名中，蒙古語井絕大部分用規范化譯音呼都格共見180條，個別呼都格失音的不足30個，所占比例極少，足以說明胡同與蒙古語“水井”沒有關系，這一點應以澄清。

《薊門防御考》附錄于明末天啟元年（1621）茅元儀輯《武備志》載（蒙古）《譯語》。⑦明朝末年，在薊門一帶由于蒙漢民族相互通商，個別蒙古語受漢語影響有所失音，如井曰忽洞。編錄者特別說明：“茅子（元儀）曰：北虜譯語，別類業詳。近有《薊門防御考》所載略異，或今昔之殊，風氣之更也。且有此詳彼略，故各載之于左?！薄端E門防御考》比忽必烈命人編撰的《至元譯語》晚出300多年，可見失音的“忽洞”不是蒙古語“井”最早的譯音形式。張清常先生把《薊門防御考》里失音的“忽洞”說成是蒙語井的早期譯法，顯然本末倒置。

耙梳1987出版的《內蒙古自治區地名志》呼和浩特市分冊、烏蘭察布盟分冊、包頭市分冊等有關調查資料⑧，發現這類失音的村名，大致出現在清末招墾土地后，由于成千上萬的晉、陜農民涌入口外，個別地區由呼都格失音為忽洞。對這類漢譯地名失音的個別村落，我按成村年代摘錄如下：

呼和浩特市腮忽洞村?？滴酰?661-1722）時該地有一眼泉井，蒙古語“賽音胡都格”，意為好井。后山西農民來此耕種成村，轉音為腮忽洞村。

察右中旗烏蘭忽洞村?！盀跆m忽洞”系蒙古語，由“烏蘭呼都格”演變而來，意為“紅井”。此處有一口井，打井時挖出紅膠泥，故名。以前蒙古族牧民曾居此放牧，以后漢族農民來此開荒種地，演變為現名。人口215，均系漢族。以農為主。

包頭市腮胡洞村，腮胡洞亦做賽音胡都格，蒙古語好井。一百三十年前，有蒙古族人在此居住，因井水好吃而名。

烏蘭察布盟哈拉忽洞村。1880年前后蒙古族牧民在此居住放牧，此地有一眼井，因水深看上去似有黑色之感，名“哈日胡都格”?！肮龆础毕得晒耪Z“哈日胡都格”之轉音?！肮铡币鉃椤昂谏?，“胡都格”意為“井”。

烏蘭察布市哈彥忽洞村。1882年前后，在村東沙溝邊南北相距1公里處各打了一眼井，故名浩堯爾呼都嘎。后轉音為哈彥忽洞，意為“兩眼井”。

包頭市大毛胡洞村、小毛胡洞村。由毛胡都格演變而來，意為不好的水井。百年前有蒙古人居此，因井水不好喝而名。兩相鄰村井有大小，故名。

烏蘭察布盟當郎忽洞村。1910年前后，名叫格力希、格力瑪和蘇格計寧布的三戶蒙古族牧民遷居此地，挖井七眼，故名道倫呼都格。后音變失真為“當郎忽洞”，系蒙古語，意為“七眼井”。

對于類似漢譯地名失音的現象，根據國務院《地名管理條例》，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內蒙古自治區地名管理規定》，對漢譯地名新譯的同義地名作了規范化處理。例如 ，內蒙古的不同盟市有幾個同表“水質好的井”這一意義的地名，解放前命名并漢譯的 ，稱為“腮忽洞”，解放后新建新譯的同義地名為“賽音呼都格”。二者相比 ，前者讀音不準 ，用字欠佳 ，隨意性很明顯;后者讀音準確，用字符合人們的心理要求。內蒙古師范大學哈森先生、揚清、英君《論內蒙古蒙古語地名漢譯類型》載：“哈業胡同，村名?！I即‘二，‘胡同即‘井，全稱意為‘兩眼井。這一名稱同名異寫者頗多 ，如‘哈彥忽洞‘哈頁忽洞等。比較而言 ，解放后新譯的同義地名‘浩雅日呼都格的譯音較為準確?！雹?/p>

我國著名地名學家、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孫東虎先生在所著《北京地名發展史》一書中指出，所謂“胡同”借自蒙古語“水井”的音譯，未必是一個正確的命題。根源就在“胡同”的緣起與蒙古語中的“水井”自始就是風馬牛不相及。

[注釋]

①（宋）陳元靚，《事林廣記》，中華書局，1992年2月

②賈敬顏、朱風，《蒙古譯語 女真譯語匯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③羅保平，“胡同”與蒙古語無涉，北京日報，北京印跡，2020-10-28

④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編纂委員會，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⑤照那斯圖，論漢語中的蒙古語借詞“胡同”，《民族語文》1991年第6期

⑥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測繪局、民政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蒙古自治區地名錄》，1976出版

⑦賈敬顏、朱風，《蒙古譯語 女真譯語匯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⑧內蒙古自治區地名委員會，《內蒙古自治區地名志》全12冊，1987年8月

⑨哈森、揚清、英君，《論內蒙古蒙古語地名漢譯類型》，《語文學刊》1999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