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中國參與中東安全治理的理念與實踐?

劉中民 徐張敏

【內容提要】 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始終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倡導構建中東安全新架構。在參與中東傳統安全治理、化解地區沖突方面，中國始終推動對話協商，致力于公正合理解決中東熱點問題，構筑兼顧各方合理關切的集體安全架構。在改善地區安全環境方面，中國抓住中東地區主要安全矛盾，順應地區國家尋求緩和與發展的時代潮流，取得了促成沙特與伊朗復交的重大成果。在參與非傳統安全治理方面，中國與中東國家共同提高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能力，共同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權益。在參與中東安全治理的過程中，中國形成了以共同安全破解獨享安全、以綜合安全破解分割安全、以合作安全破解競爭安全等理念和經驗，在中東安全事務中發揮了重要的建設性作用。

對于安全環境脆弱、安全威脅復雜多樣的中東地區來說，安全治理既需要地區國家、地區組織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通力合作，也需要世界大國的積極參與并發揮建設性作用。進入21 世紀以來，伴隨中國中東外交從總體超脫轉向有所作為，中國對中東事務的參與逐步增多。新時代以來，中國在中東地區的建設性作用日益增強。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新型國際關系，編織互利共贏的伙伴關系網絡，推進“一帶一路”等外交理念和實踐，特別是近兩年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都與長期飽受戰亂對抗、民族沖突、宗教爭端和文明隔閡困擾的中東人民的需求高度契合。①劉中民：《中國促成沙伊和解 推動中東和平發展新潮流》，《光明日報》2023 年4 月5日，第4 版。伴隨中國對中東事務參與的不斷增多，積極參與中東安全治理已經構成中國中東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安全治理理念和實踐，進而在2023 年取得了推動沙特阿拉伯（以下簡稱“沙特”）與伊朗實現和解這種極大改善中東地區安全環境的巨大成就。

對于中國參與中東安全治理，國內外已經有一定的研究。例如，將中國參與中東安全治理置于中國中東外交或大國與中東關系的視角下進行分析，②相關成果參見李偉建：《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的外交理念及其在中東的實踐》，《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 年第3 期；汪波、姚全：《新時期中國中東外交思想構建研究》，《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 年第2 期；仝菲：《海灣地區安全局勢的特征、趨勢及中國參與治理的路徑探析》，《世界社會科學》2023 年第4 期；牛新春、李紹先：《乘勢而上：中國斡旋沙特伊朗復交及其影響》，《國際問題研究》2023 年第3 期；Andrew Scobell and Alireza Nader, China in the Middle East: The Wary Dragon,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6,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1200/RR1229/RAND_RR1229.pdf; Mordechai Chaziza, “China’s Mediation Effort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Constructive Conflict Management,” Strategic Analysis, Vol. 42, No. 1, 2018; Martina Poní?ilová, “Foreign Policy Activities of China in the Middle East: Establishing Energy Security or Being a Responsible Emerging Power?”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21, No. 6, 2019; Ashiley L. Rhoades et al., Great-Power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23,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reports/RRA900/RRA969-3/RAND_RRA969-3.pdf?；驅χ袊鴧⑴c中東非傳統安全治理的個別領域進行了分析，③相關成果參見朱威烈：《中東恐怖主義、全球治理與中國的反恐政策》，《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 年第2 期；邵雪婷、榮正通：《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東海域的安全機制建設研究》，《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4 期；劉勝湘、李云鵬：《地區治理與大國責任：中國中東抗疫合作論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 年第6 期；章遠、於賓強：《國際秩序變動與霍爾木茲海峽能源運輸安全》，《阿拉伯世界研究》2023 年第4 期；曹峰毓：《論中東能源地緣政治中的海上通道問題——對霍爾木茲海峽安全問題的再思考》，《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1 年第2 期；Yahia H. Zoubir and Emilie Tran, “China’s Health Silk Road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Amidst COVID-19 and a Contested World Ord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31, No. 135,2022。只有少數研究對中國參與中東安全治理進行了相對全面的分析，其內容主要包括中國特色的中東安全治理觀、中國對中東地區沖突治理的參與等。①參見孫德剛：《中國參與中東地區沖突治理的理論與實踐》，《西亞非洲》2015 年第4期；李偉建：《中東安全形勢新變化及中國參與地區安全治理探析》，《西亞非洲》2019 年第6期；孫德剛：《從順勢到謀勢：論中國特色的中東安全治理觀》，《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5 期；孫德剛、吳思科：《新時代中國參與中東安全事務：理念主張與實踐探索》，《國際問題研究》2020 年第4 期。但是，對于新時代以來中國參與中東安全治理的思想與實踐尚缺乏全面、深入、系統的研究。

中國參與中東安全治理的理念既塑造了中國對中東安全問題根源和出路的系統認識，也為中國參與中東安全治理提供了遵循；中國參與中東安全治理的豐富實踐既是新安全觀、全球安全倡議等理念在中東的運用，同時也進一步豐富了中國參與全球安全治理的經驗。因此，本文擬結合中國外交特別是中東外交的政策文件、報告、領導人講話以及豐富的外交實踐，對中國參與中東安全治理的理念與實踐進行較為全面的研究。

一 中東地區安全的復雜性與治理困境

由于深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內部矛盾等因素的影響，中東地區安全體系具有典型的依附性、沖突性特征。依附性主要是指中東地區事務長期受到外部強權尤其是西方大國的控制；沖突性突出表現為域外大國爭霸中東和地區大國矛盾對抗引發地區沖突連綿不斷。無論是冷戰時期美蘇爭霸格局下的數次中東戰爭和兩伊戰爭，還是后冷戰時期的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和敘利亞戰爭，都是殖民主義歷史遺產、大國干預與中東地區內部矛盾交互影響的產物，也是中東地區安全體系依附性、沖突性特點的具體表現。

長期以來，在具有依附性和沖突性特征的地區安全體系下，中東國家發展缺乏自主性，更缺乏和平發展的地區環境與地區機制，形成安全與發展之間的長期惡性互動，即地區國家重安全、輕發展的傳統根深蒂固，導致安全困境制約、掣肘發展，而發展缺失又加劇安全困境，導致中東地區極端主義、恐怖主義猖獗，進而使中東地區成為全球安全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②劉中民：《重構中的中東地區格局：迎來和平發展“新氣象”?》，《世界知識》2022 年第18 期，第15 頁。

從安全的角度看，一方面，中東地區存在著形形色色的傳統安全威脅，并突出表現為國內沖突、國際沖突、大國干預戰爭甚至是三類沖突的混合疊加，以及對抗性的地區環境和戰略文化造成的安全信任缺失、安全環境脆弱；另一方面，中東地區還存在著層出不窮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如國際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裂主義、難民問題、海盜問題、環境污染和氣候變化、水資源紛爭等。

進入新時代以來，恰逢中東地區形勢因阿拉伯劇變急劇動蕩并發生深刻變革的重要歷史時期。中東地區既出現了敘利亞危機、利比亞危機、巴以沖突、也門內戰、蘇丹內戰和地區大國對抗等傳統安全威脅，也面臨“伊斯蘭國”恐怖主義肆虐、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環境危機加劇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更為嚴重的是，以沖突性、對抗性為特點的中東地區安全環境，導致中東地區長期深陷零和博弈盛行、安全信任缺失的困境。概括起來，中東地區的安全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層次：

第一，脆弱的安全環境。首先，地區大國對抗導致中東地區安全環境脆弱、安全信任缺失甚至是代理人戰爭頻仍。其突出表現是沙特和伊朗的陣營化、教派化對抗，①劉中民：《中東地區的冷戰化趨勢及其影響》，《當代世界》2018 年第2 期。以及沙特領導的“反穆斯林兄弟會陣營”與土耳其領導的“親穆斯林兄弟會陣營”之間的對抗和競爭，②劉中民、趙躍晨：《從相對疏離到權力競逐——土耳其與沙特阿拉伯爭奪地區領導權的邏輯》，《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 年第8 期。而伊朗和以色列對抗的不斷固化和升級更是成為影響地區安全的結構性矛盾。其次，西方大國特別是美國中東戰略對地區安全環境具有破壞性作用。美國一方面總體上在中東進行戰略收縮，另一方面又為維持中東霸權而策動中東地區國家進行陣營化對抗，組建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對抗伊朗的盟友體系，片面推進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系正?；摹皝啿眳f議”。此外，美國還不斷把大國戰略競爭引入中東，極力排斥中國、俄羅斯對中東的影響，強調“美國應該采取競爭行動”，“對中國和俄羅斯在中東地區的活動予以反制”。③Becca Wasser et al., Crossroads of Competition——China,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22, p. x.總之，阿拉伯國家、伊朗、土耳其、以色列之間的復雜對抗，美國不斷挑撥和激化地區大國對抗并把大國戰略競爭引入中東，都導致中東地區安全環境不斷惡化。

第二，傳統安全威脅。其主要類型包括：首先，民眾抗議浪潮、內戰（準內戰）與外部干預相交織，嚴重沖擊中東國家政權安全，導致國家發生政權更迭或陷入嚴重沖突，如突尼斯、埃及民眾抗議浪潮導致原國家政權倒臺，也門、敘利亞和利比亞局勢長期動蕩不安。④劉中民：《關于中東變局的若干基本問題》，《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 年第2 期，第7 頁。其次，大國軍事干預后遺癥、戰后國家重建失敗導致的國家政治轉型艱難、族群和教派沖突頻仍、宗教極端主義泛濫，如伊拉克和阿富汗局勢長期動蕩。最后，傳統熱點問題復雜化、長期化并導致沖突周期性爆發。其突出表現是中東和平進程陷入僵持、巴勒斯坦問題不斷被邊緣化和周期性爆發的巴以沖突，以及受敘利亞危機、伊拉克動蕩、打擊“伊斯蘭國”等多種因素影響的庫爾德人問題復雜化?？傊?，中東地區的傳統安全威脅主要表現為以國內沖突、國際沖突和大國干預沖突為表現形式的各種沖突，即人們通常所說的中東熱點問題。

第三，非傳統安全威脅。主要表現為國際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離主義、難民問題、海洋通道安全（特別是海盜問題）、公共衛生安全問題（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糧食安全、生態危機和氣候變化等形形色色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在中東地區，非傳統安全威脅和傳統安全威脅互動或疊加的情況非常突出。例如：巴以沖突、伊拉克戰爭、敘利亞危機和利比亞戰爭等傳統安全問題滋生難民問題、恐怖主義問題等非傳統安全問題；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問題作為非傳統安全威脅，又引發或加劇地區沖突、民族沖突、族群沖突和反恐戰爭等傳統安全威脅，如域內外國家圍繞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復雜矛盾斗爭。

綜上所述，中東地區的安全威脅復雜多樣、盤根錯節，其原因具有歷史根源與現實矛盾相互交織、內生矛盾與外部干預交互作用的特點，進而使中東地區傳統安全的治理異常困難。冷戰結束以來，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作為中東地區安全治理的主導者，把軍事干預、政權更迭、民主改造、盟友體系和經濟手段（援助或制裁）作為中東安全治理的主要方式。①詳盡論述參見劉中民、范鵬等：《中國熱點外交的理論與案例研究——以中東熱點問題為例》，世界知識出版社2017 年版，第26-31 頁。美國的治理方式顯然具有軍事強制性、政治脅迫性、意識形態滲透性、壟斷排他性等消極屬性，不僅未能解決原有的中東安全威脅，而且導致了一系列新生的安全威脅。此外，美國采取的民主改造、政權更迭、反恐戰爭擴大化等做法，也是導致其國力衰落，在中東地區國際形象不斷下跌的重要根源，給域外大國參與中東治理留下了十分沉痛的教訓。

二 倡導新安全觀：中國推動構建中東安全新架構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基于對國內國際安全形勢變化的深刻認識，首先提出了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繼而又提出全球安全倡議，推出《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形成了中國關于全球安全治理的思想體系。它不僅為中國參與中東安全治理提供了思想指南，同時也在中國參與中東安全治理的實踐中得到豐富和發展。

2014 年，習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贏得國際社會普遍響應和廣泛認同。①習近平：《積極樹立亞洲安全觀 共創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第四次峰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4 年5 月21 日，http://xinhuanet.com/world/2014-05/21/c_126528981.htm。十年來，習近平主席在一系列重要講話中不斷豐富和完善了新安全觀。習近平主席在參加博鰲亞洲論壇2022 年年會時提出“全球安全倡議”，強調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堅持尊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堅持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堅持重視各國合理安全關切；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堅持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等，為實現世界持久安全提供了中國方案。②習近平：《攜手迎接挑戰 合作開創未來——在博鰲亞洲論壇2022 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人民網，2022 年4 月22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0422/c1024-32405432.html。

2023 年2 月，中國政府發布《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這是中國全球安全治理思想系統化、理論化的重要標志。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作為全球安全倡議的核心內容，主張秉持共同安全理念，尊重和保障每一個國家的安全；重視綜合施策，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協調推進安全治理；堅持合作之道，通過政治對話、和平談判來實現安全；尋求可持續安全，通過發展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的土壤；只有基于道義和正確理念的安全，才是基礎牢固、真正持久的安全。③《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人民日報》2023 年2 月22 日，第15 版。

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既與中國對包括中東安全在內的全球安全問題的深入認識和探索有關，也為中國參與中東安全治理提供了指南，并在中國中東外交中得到具體體現。2016 年1 月，習近平主席訪問埃及時在阿拉伯國家聯盟總部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化解分歧，關鍵要加強對話。武力不是解決問題之道，零和思維無法帶來持久安全”；“破解難題，關鍵要加快發展。中東動蕩，根源出在發展，出路最終也要靠發展”；“解決熱點問題，?；鹗钱攧罩?，政治對話是根本之道”。④習近平：《共同開創中阿關系的美好未來——在阿拉伯國家聯盟總部的演講》，《人民日報》2016 年1 月22 日，第3 版。同年1 月，中國政府發布《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倡導在中東實踐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支持阿拉伯和地區國家建設包容、共享的地區集體合作安全機制，實現中東長治久安與繁榮發展”。①《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人民日報》2016 年1 月14 日，第13 版。這些重要論述都體現了中國運用新安全觀對中東安全問題根源和出路的深刻認識。

2018 年7 月，習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我們要堅持對話協商。中東很多事情盤根錯節，大家要商量著辦，不能一家說了算，一家說了也不可能算。我們要堅守主權原則，反對搞分裂割據。我們要倡導包容性和解，反對搞壓制性妥協。我們要反對恐怖主義，加強綜合施策，抓好民生建設”。②習近平：《攜手推進新時代中阿戰略伙伴關系——在中阿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 年7 月11 日，第2 版。這段講話更加具體地體現了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

2019 年11 月，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組織召開首屆中東安全論壇，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闡釋了解決中東安全問題的“中國倡議”，提出打造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中東安全架構：一是要堅持政治解決的正確方向；二是要捍衛公平正義的基本原則；三是要發揮聯合國的關鍵作用；四是要形成地區和國際社會的一致合力。③《王毅闡釋中東安全問題的中國方案》，央視網，2019 年11 月27 日，https://m.news.cctv.com/2019/11/27/ARTIPVVLhq9TVyp2Jf9aXT2c191127.shtml 。2021 年3 月24 日，王毅訪問沙特，在接受阿拉比亞電視臺采訪時提出了實現中東安全穩定的五點倡議，即倡導相互尊重、堅持公平正義、實現核不擴散、共建集體安全、加快發展合作，明確提出“探討構建中東信任機制，逐步打造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中東安全架構”，并且把“排除外部施壓干擾，以包容和解方式，構建兼顧各方合理關切的安全框架”，作為“中東由亂向治的根本出路”。④《王毅提出實現中東安全穩定的五點倡議》，中國外交部網站，2021 年3 月26 日，https://www.mfa.gov.cn/web/wjbzhd/202103/t20210326_9137065.shtml。

2022 年12 月，習近平主席在首屆中國—阿拉伯國家峰會開幕式上發表講話，強調“構建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中東安全架構”的重要性，同時提出了運用全球安全倡議促進中東地區和平安寧的“中國智慧”。⑤習近平：《弘揚中阿友好精神 攜手構建面向新時代的中阿命運共同體——在首屆中國—阿拉伯國家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講話》，《人民日報》2022 年12 月10 日，第4 版。2023 年2 月，中國政府發布《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把“落實實現中東安全穩定的五點倡議”作為全球安全倡議的“重點合作方向”之一，倡導相互尊重，堅持公平正義，實現核不擴散，共建集體安全，加快發展合作，共同推動構建中東安全新架構。⑥《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人民日報》2023 年2 月22 日，第15 版。

中國提出“構建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中東安全架構”，并將其作為重要內容納入《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之際，正值2022 年年底中國—阿拉伯國家峰會召開，中國與阿拉伯國家戰略伙伴關系提質升級、中國正在積極推動沙特和伊朗復交之時。因此，“構建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中東安全架構”既是新安全觀在中國中東外交中的具體運用，也為中國參與中東安全治理提供了指南。相對于過去依附性、沖突性的地區安全結構，中國提出的中東安全新架構具有以下突出特點：

第一，系統性。中東安全新架構突出體現了系統性思維，用相互聯系的觀點強調了實現安全、發展、文明等各領域良性互動的重要性，具體問題則涉及自主選擇發展道路、公正解決巴勒斯坦等問題、防止核擴散、通過包容性對話實現地區和解、打擊恐怖主義和去極端化、維護能源設施和通道安全、加強發展合作等一系列內容。這種思維與那種片面從地緣政治博弈出發謀求政治和軍事安全的思維和做法有著本質區別。

第二，自主性。中東安全新架構特別強調中東國家自主性的重要性，其核心內容是：中東是中東人的中東，中東由亂向治的根本出路在于擺脫大國地緣爭奪，以獨立自主精神，探索具有中東特色的發展道路；在于排除外部施壓干擾，以包容和解方式，構建兼顧各方合理關切的安全框架。①《王毅提出實現中東安全穩定的五點倡議》，中國外交部網站，2021 年3 月26 日，https://www.mfa.gov.cn/web/wjbzhd/202103/t20210326_9137065.shtml?？傊?，構建中東安全新架構有賴于在發展方面探索具有中東特色的發展道路，在安全層面排除外來干涉，不斷“壯大維護地區安全的內生力量”。②《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人民日報》2023 年2 月22 日，第15 版。

第三，包容性。長期以來，沖突性、對抗性構成了中東地區格局的特點，中東地區也成為當代世界沖突最為集中的地區，對抗思維、安全困境和零和博弈構成了中東地區根深蒂固的戰略文化，進而使中東國家缺乏互信，導致中東地區發展缺乏應有的和平環境。③劉中民：《中國促成沙伊和解 推動中東和平發展新潮流》，《光明日報》2023 年4 月5日，第4 版。因此，中東安全新架構的包容性既包括不同文明、不同社會制度包容互鑒等內容，也包括運用政治方式解決中東熱點問題，通過政治對話實現包容性和解，構建兼顧各方合理關切的安全框架。

伴隨中國中東外交從“有所作為”到“積極有為”的變化，面對中東地區的復雜安全威脅和對抗性的地區安全環境，中國以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為指導，積極參與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治理，努力推動中東地區和解、重塑地區安全環境，彰顯了中國參與中東安全治理的不懈努力，并且取得了促成沙特和伊朗實現和解的歷史性成就，為改善中東地區的安全環境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下文主要圍繞中國參與中東傳統安全治理（以推動政治解決中東熱點問題為例）、推動地區和解以及中國參與中東非傳統安全治理等問題作重點論述。

三 堅持公平正義：中國積極推動政治解決巴以問題

中共十八大以來，面對中東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更加嚴重，恃強凌弱、巧取豪奪、零和博弈等做法對中東安全環境的毒化和破壞，中國在中東熱點問題上的政策更加旗幟鮮明、堅定不移地堅持公平正義，并在巴勒斯坦問題、敘利亞危機等中東熱點問題上得到了持續的體現。這也恰如習近平主席2014 年在中阿合作論壇第六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講話所言：“中國將以建設性姿態參與地區事務，主持公道、伸張正義，同阿拉伯國家一道，推動通過對話找到各方關切的最大公約數，為妥善解決地區熱點問題提供更多公共產品?！雹倭暯剑骸逗霌P絲路精神 深化中阿合作——在中阿合作論壇第六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人民網，2014 年6 月5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606/c1024-25110600.html。推動政治解決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的主張在《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中得到了更加系統的闡釋，具體內容包括：鼓勵當事國堅持通過坦誠對話溝通，化解分歧，尋求熱點問題的解決之道；支持國際社會在不干涉內政前提下，以勸和促談為主要方式，以公平務實為主要態度，以標本兼治為主要思路，建設性參與熱點問題政治解決。②《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人民日報》2023 年2 月22 日，第15 版。下文主要以巴以問題為例，說明在中東和平進程受阻，巴勒斯坦問題被邊緣化的背景下，中國始終堅持公平正義、推動巴勒斯坦問題政治解決的不懈努力。

（一）長期堅持以“兩國方案”為基礎政治解決巴以問題

在巴以問題上，中國一直主張在聯合國有關決議和“土地換和平”原則基礎上，通過對話公正、合理地解決中東問題。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在巴以問題上的態度和立場更加積極主動，并為促進巴以問題的解決作出了一系列連續努力。在中國看來，在中東實現公平正義，最突出的標志就是解決好巴勒斯坦問題，落實好“兩國方案”。③《王毅提出實現中東安全穩定的五點倡議》，中國外交部網站，2021 年3 月26 日，https://www.mfa.gov.cn/web/wjbzhd/202103/t20210326_9137065.shtml。

2013 年5 月6 日，習近平主席會見了來訪的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并就推動解決巴勒斯坦問題提出四點主張：第一，應該堅持巴勒斯坦獨立建國、巴以兩國和平共處這一正確方向。同時，以色列的生存權和合理安全關切也應該得到充分尊重。第二，應該將談判作為實現巴以和平的唯一途徑。第三，應該堅持“土地換和平”等原則不動搖。第四，國際社會應該為推進和平進程提供重要保障。面對巴勒斯坦問題被邊緣化的危險，習近平主席強調指出，“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問題的核心問題”，“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巴勒斯坦問題，必須把解決巴勒斯坦問題放在重要而突出的位置”。①《習近平同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舉行會談》，中國政府網，2023 年6 月14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6/content_6886283.htm。同年5 月9 日，習近平主席在會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時也指出，通過政治途徑化解爭端是符合各方根本利益的戰略選擇。

2016 年1 月，中國政府首次發布《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文件針對巴勒斯坦問題指出，中國“支持建立以1967 年邊界為基礎、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享有完全主權的獨立的巴勒斯坦國”，②《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人民日報》2016 年1 月14 日，第13 版。這一主張旨在改變中東變局以來中東和平進程不斷被邊緣化的狀況，彰顯了中國對巴勒斯坦政策的道義高度。2016 年1 月19 日至23 日，習近平主席對沙特、埃及和伊朗進行國事訪問。1 月21 日，習近平主席訪問埃及時在阿盟總部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指出：“巴勒斯坦問題不應被邊緣化，更不應被世界遺忘。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和平的根源性問題。國際社會定分止爭，既要推動復談、落實和約，也要主持公道、伸張正義，二者缺一不可。沒有公道，和約只能帶來冰冷的和平。國際社會應該堅持以公道為念、以正義為基，盡快糾正歷史不公?！覀兝斫獍屠账固挂試疑矸萑谌雵H社會的正當訴求，支持建立新的中東問題促和機制，支持阿盟、伊斯蘭合作組織為此作出的努力?！雹哿暯剑骸豆餐_創中阿關系的美好未來——在阿拉伯國家聯盟總部的演講》，《人民日報》2016 年1 月22 日，第3 版。

2018 年7 月10 日，習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他再次強調：“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和平的根源性問題?！覀冎С终匍_新的巴勒斯坦問題國際會議，支持探索創新中東促和機制，以‘兩國方案’和‘阿拉伯和平倡議’為基礎，推動巴以和談盡快走出僵局?！雹芰暯剑骸稊y手推進新時代中阿戰略伙伴關系——在中阿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 年7 月11 日，第2 版。

2022 年12 月9 日，在沙特利雅得召開的首屆中國—阿拉伯國家峰會上，針對巴勒斯坦問題被邊緣化和無限擱置的風險，習近平主席再次強調了巴勒斯坦問題的重要性，重申了中國的“兩國方案”立場。他充滿感情地指出：“巴勒斯坦人民遭遇的歷史不公不能無限期延續，合法民族權利不能交易，獨立建國訴求不容否決。國際社會應該堅定‘兩國方案’信念，堅守‘土地換和平’原則，堅決致力于勸和促談，擴大對巴勒斯坦人道主義和發展援助，促進巴勒斯坦問題早日得到公正解決?！雹倭暯剑骸逗霌P中阿友好精神 攜手構建面向新時代的中阿命運共同體——在首屆中國—阿拉伯國家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講話》，《人民日報》2022 年12 月10 日，第4 版。

2023 年月6 月14 日，習近平主席在會見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時宣布建立中巴戰略伙伴關系，同時提出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三點主張。第一，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以1967 年邊界為基礎、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享有完全主權的獨立的巴勒斯坦國。第二，巴勒斯坦經濟民生需求應該得到保障，國際社會應該加大對巴勒斯坦發展援助和人道主義幫扶。第三，要堅持和談正確方向。尊重耶路撒冷宗教圣地歷史上形成的現狀，摒棄過激和挑釁言行，推動召開更大規模、更具權威、更有影響的國際和平會議，為重啟和談創造條件，為幫助巴以兩國和平共處作出切實努力。②《習近平同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舉行會談》，中國政府網，2023 年6 月14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6/content_6886283.htm。

自2023 年10 月7 日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以來，中國一直在為緩解和結束加沙沖突，避免加沙出現嚴重人道主義災難而不懈努力，并通過雙邊和多邊方式為緩解沖突、停止暴力進行積極的外交斡旋。在聯合國框架內，中國不斷為實現加沙?；?、避免人道主義災難作不懈努力。2023 年11 月，中國擔任聯合國安理會輪值主席國。11 月15 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關于巴以問題的第2712 號決議。這是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以來安理會首次通過決議，也是2016 年年底以來安理會就巴以問題通過的第一項決議。決議內容聚焦加沙最為迫切的人道主義救援問題，彰顯了中國在聯合國框架內為緩解巴以沖突發揮的建設性作用。③劉中民：《為推動巴以沖突降溫發揮建設性作用》，《文匯報》2023 年11 月21 日，第4 版。

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后，習近平主席多次就巴以局勢闡明中國原則立場，強調應立即?；鹬箲?，保障人道主義救援通道安全暢通，防止沖突擴大，根本出路是落實“兩國方案”，凝聚國際促和共識，推動巴勒斯坦問題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決。2023 年11 月21 日，習近平主席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巴以問題特別視頻峰會并發表題為《推動?；鹬箲?實現持久和平安全》的重要講話，呼吁盡快召開更具權威性的國際和會，凝聚國際促和共識，推動巴勒斯坦問題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決。①《習近平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巴以問題特別視頻峰會》，《人民日報》2023 年11 月22日，第1 版。

2023 年11 月29 日，在聯合國安理會輪值主席國中國的倡議下，安理會舉行了巴以問題高級別會議，中方向會議正式提交了《中國關于解決巴以沖突的立場文件》，強調聯合國安理會承擔著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首要責任，應當在巴以問題上發揮積極和建設性作用，并且提出了全面?；鹬箲?、切實保護平民、確保人道救援、加大外交斡旋、尋求政治解決等五大建議。②《外交部發布〈中國關于解決巴以沖突的立場文件〉》，《人民日報》2023 年12 月1 日，第2 版。

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以來，中國政府外交官員多次赴中東與地區國家進行積極接觸，參加在埃及召開的巴勒斯坦問題國際會議，而且與來華訪問的阿拉伯伊斯蘭國家聯合代表團就推動巴以沖突降溫、保護平民、公正解決巴勒斯坦問題進行了深入溝通和協調。

綜上所述，在近年來巴以問題不斷被邊緣化、中東和平進程陷入停滯、巴以沖突周期性爆發的情況下，中國在政策主張方面始終堅持公平正義，持續堅持以“兩國方案”為基礎政治解決巴勒斯坦問題。

（二）通過機制創新和政策舉措推動巴以問題的政治解決

首先，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特使機制。中國外交中的特使機制產生于2002年設立的中國政府中東問題特使，迄今為止已任命五任特使，他們均為有豐富經驗的資深大使。二十余年來，中東問題特使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積極宣傳中國政府的政策主張，在巴以之間進行斡旋，積極溝通地區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巴以問題多邊機制等。針對巴以問題的中東事務特使機制還拓展到其他熱點問題領域，中東問題特使與敘利亞問題特使、阿富汗問題特使等頻繁穿梭于相關國家之間，積極勸和促談，與各方面保持經常性的溝通，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特使工作機制。③汪波、姚全：《新時期中國中東外交思想構建研究》，《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 年第2期，第88 頁。

其次，利用各種方式聲援巴勒斯坦的正義事業。例如，中國已舉辦四次巴以和平人士研討會，并呼吁召開更大規模、更有權威、更具影響的國際和會，切實推動巴勒斯坦問題解決進程。又如，中國長期支持聯合國“聲援巴勒斯坦人民國際日”紀念大會，習近平主席更是連續十余年向聯合國“聲援巴勒斯坦人民國際日”紀念大會致賀電。

再次，長期為巴勒斯坦提供援助，緩解巴勒斯坦的民生困難。2016 年1 月，習近平主席在開羅阿盟總部講話中承諾向巴方提供5 000 萬元人民幣無償援助，并為巴勒斯坦太陽能電站建設項目提供支持。①習近平：《共同開創中阿關系的美好未來——在阿拉伯國家聯盟總部的演講》，《人民日報》2016 年1 月22 日，第3 版。在2018 年的第八屆中阿合作論壇上，中國承諾再向巴勒斯坦提供1 億元人民幣無償援助，用于支持巴勒斯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并向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追加捐款。②習近平：《攜手推進新時代中阿戰略伙伴關系——在中阿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 年7 月11 日，第2 版。在2023 年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后，中國很快通過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和聯合國機構提供了200 萬美元緊急人道主義援助，通過埃及向加沙地帶提供了價值1 500 萬元人民幣的食品、藥品等緊急人道主義物資。③習近平：《推動?；鹬箲?實現持久和平安全——在金磚國家領導人巴以問題特別視頻峰會上的講話》，中國政府網，2023 年11 月21 日，https://www.gov.cn/gongbao/2023/issue_10866/202312/content_6918866.html。

總之，新時代以來，在中東和平進程陷入停滯，美國和以色列單方面推進“亞伯拉罕協議”，巴勒斯坦問題面臨邊緣化風險的復雜形勢下，中國始終強調巴勒斯坦是“中東和平的根源性問題”，堅持通過“兩國方案”政治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并通過雙邊、多邊機制積極倡導和推動，同時還多次為巴勒斯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提供經濟援助和緊急人道主義援助。④劉中民：《中國是巴勒斯坦正義事業堅定支持者》，《文匯報》2023 年6 月13 日，第7 版。

四 重塑中東安全環境：中國促成沙特與伊朗和解

近年來，中國十分準確地抓住了中東地區安全中的主要矛盾，順應地區國家尋求緩和與發展的內生動力，在中東地區實踐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進而取得了促成沙特與伊朗復交的重大外交成果。2023 年3 月10 日，中國、沙特和伊朗在北京發表三方聯合聲明，沙特與伊朗同意恢復外交關系。此后，沙特與伊朗已經實現互派大使、高層互訪、經貿合作、在新一輪巴以沖突中保持溝通協調等一系列復交和開展合作的成果。盡管沙特和伊朗有改善關系的內生動力，但中國無疑為雙方復交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是全球安全倡議的一次成功實踐。沙特與伊朗和解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它直接帶動了伊朗、敘利亞與阿拉伯世界關系的緩和，各方改善關系的步伐在不斷加快。此外，沙特與伊朗和解也將對雙方長期爭奪的敘利亞、伊拉克、也門等熱點問題產生積極影響。①劉中民：《中國促成沙伊和解 推動中東和平發展新潮流》，《光明日報》2023 年4 月5日，第4 版。中國成功促成沙特與伊朗復交的經驗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中國的安全理念和政策契合中東地區的需要

長期以來，受復雜內外因素的影響，中東國家多從自身安全出發，強調排他性安全，多側重軍事安全和政治安全，進而使中東地區國家陷入零和博弈的安全困境，也難以形成可持續的安全架構，沙特與伊朗的長期矛盾對抗就是這種安全困境的產物。盡管中東地區擁有海灣合作委員會和阿拉伯國家聯盟，但卻缺乏有實質意義的地區安全安排，其沖突解決能力和機制安排甚至遠遠落后于非盟。②Dr. Amichai Magen, ed., The Crisis of Governance in the Middle East: Implications for Democracy,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Jerusalem: Konrad-Adenauer-Stiftung Israel, 2013, p. 24, https://www.kas.de/c/document_library/get_file?uuid=e95f3785-9c7e-17f8-6ca7-7f2182d77df2&groupId=252038.

因此，中國提出的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對于改變中東地區的安全困境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2014 年3 月13 日，習近平主席在北京會見時任沙特王儲兼副首相薩勒曼時指出，海灣和中東形勢具有全球性影響，本地區國家在維護海灣安全穩定方面負有共同責任。2014 年8 月16 日，習近平主席在會見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時指出，巴以、敘利亞、伊拉克等問題彼此交織，相互影響，復雜難解，推動中東和平需要群策群力。③杜尚澤、趙成：《中國以建設性姿態參與地區事務——習近平主席關于中國同中東地區以及中阿關系的重要論述》，《人民日報》2016 年1 月17 日，第3 版。

2018 年7 月，習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議上強調，“要摒棄獨享安全、絕對安全的想法，不搞你輸我贏、唯我獨尊，打造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架構”。④習近平：《攜手推進新時代中阿戰略伙伴關系——在中阿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 年7 月11 日，第2 版。2022 年12 月，習近平主席在首屆中國—阿拉伯國家峰會開幕式上發表主旨講話，強調“要維護地區和平，實現共同安全。中方支持阿方運用阿拉伯智慧推動政治解決熱點難點問題，構建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中東安全架構。中方敦促國際社會尊重中東人民主人翁地位，為中東安全穩定增添正能量。中方歡迎阿方參與全球安全倡議，愿繼續為促進中東和平安寧貢獻中國智慧”。⑤習近平：《弘揚中阿友好精神 攜手構建面向新時代的中阿命運共同體——在首屆中國—阿拉伯國家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講話》，《人民日報》2022 年12 月10 日，第4 版。這兩次主要論述不僅強調了在中東推行新安全觀、構建中東安全架構的重要性，而且表達了中國愿為中東安全“貢獻中國智慧”的良好愿望。2023 年發布的《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更加明確地指出，中國“支持中東國家加強對話、改善關系的積極勢頭和努力，照顧各方合理安全關切，壯大維護地區安全的內生力量，支持阿拉伯國家聯盟等區域組織為此發揮建設性作用”。①《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人民日報》2023 年2 月22 日，第15 版?？傊?，在對中東的外交實踐中，中國不斷貫徹新安全觀和全球安全倡議，對于影響中東國家樹立新的安全理念，重塑地區安全環境發揮了建設性作用。

（二）抓住地區安全主要矛盾 順應地區緩和的歷史潮流

2011 年阿拉伯劇變以來，沖突對抗、零和博弈構成了中東地區國際關系特別是地區大國關系的核心特征，并呈現出陣營化、意識形態化和代理人化等典型的身份政治特征，形成了民族、教派等矛盾相交織的集團對抗，其核心矛盾是沙特和伊朗的對抗。②Daniel Byman, “Sectarianism Afflicts the New Middle East,” Survival, Vol. 56, No. 1, 2014, p. 80.

自1979 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以沙特和伊朗兩大地區強國為核心形成的陣營化對抗構成了海灣乃至整個中東地區格局的重要特點，③Shaul Bakhash, The Reign of Ayatollah: Iran and the Islamic Revo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p. 232.雙方的主要矛盾包括民族矛盾、教派矛盾、爭奪地緣政治主導權的矛盾，以及雙方在諸多地區熱點問題上的代理人戰爭或競爭，但爭奪地緣政治主導權的矛盾是雙方矛盾的核心。沙特和伊朗的對抗可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9 年伊朗伊斯蘭革命至冷戰結束，中東地區的主要矛盾是伊朗輸出革命與沙特等海灣阿拉伯國家抵制革命的矛盾、波斯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矛盾，海灣合作委員會的成立和兩伊戰爭都與此密切相關。第二階段，2003 年伊拉克戰爭至2010 年“阿拉伯之春”之前，雙方的主要矛盾是伊拉克戰后重建、伊朗核問題，沙特、約旦等阿拉伯遜尼派國家提出“什葉派新月地帶”的概念，高度警惕伊拉克戰爭后伊朗崛起的勢頭，“伊朗擁核”成為沙特最大的戰略焦慮。第三階段為2011 年“阿拉伯之春”爆發以來，集中表現是沙特與伊朗雙方圍繞阿拉伯國家轉型，以及地區熱點問題如巴林問題、也門問題、敘利亞問題上的矛盾。④劉中民：《中東地區格局的冷戰化趨勢及其影響》，《當代世界》2018 年第2 期。2016 年沙特與伊朗斷交事件導致雙方的對抗具有陣營化、教派化和代理人化的特點，特別是雙方在巴林、敘利亞和也門展開了激烈的代理人競爭。⑤陳翔、申亞娟：《伊朗介入中東地區事務的動力及限度》，《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 年第1 期。

此外，沙特與土耳其的矛盾、以色列與伊朗的對抗也是中東地區的主要矛盾，但就地區大國矛盾對中東地區安全結構的影響來看，沙特與伊朗矛盾對抗的影響最為廣泛、深刻，其不僅阻礙雙邊關系，而且對整個阿拉伯世界與伊朗的關系以及敘利亞、伊拉克和也門等地區熱點問題也有著深刻的影響。

2021 年以來，復雜的內外因素導致地區大國的戰略透支處境加劇，“阿拉伯之春”迸發的諸多矛盾得到相對緩釋，進而使地區大國關系出現緩和，伊朗與沙特等海灣阿拉伯國家的關系，土耳其與沙特、埃及等阿拉伯國家的關系，海灣合作委員會內部關系、阿拉伯國家與敘利亞的關系都出現了對話、緩和的積極互動。①劉中民：《2021 年中東地區形勢》，載余泳主編：《中東地區發展報告（2021—2022）》，時事出版社2022 年版，第27 頁。

鑒于沙特與伊朗的矛盾是影響中東地區安全的主要矛盾，并且地區國家出現了尋求緩和的內生動力，中國不僅高度贊賞和肯定地區國家緩和關系的努力，而且積極做沙特、伊朗方面的工作，進而贏得了兩國的信任。2021 年3 月24 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訪問沙特時特別指出，促進中東安全穩定，需要兼顧各方合理關切。應推動海灣（波斯灣）地區國家平等對話協商，相互理解照顧，改善彼此關系；中國倡議在華舉辦海灣（波斯灣）地區安全多邊對話會議，從保障石油設施和航道安全等議題入手，探討構建中東信任機制，逐步打造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中東安全架構。②《王毅提出實現中東安全穩定的五點倡議》，中國外交部網站，2021 年3 月26 日，https://www.mfa.gov.cn/web/wjbzhd/202103/t20210326_9137065.shtml。這些建議無疑明確表達了中國愿意為建立中東地區安全架構提供幫助的愿望。

2022 年12 月，首屆中國—阿拉伯國家峰會、中國—海灣合作委員會峰會、中國—沙特峰會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開，習近平主席出席峰會并對沙特進行國事訪問；2023 年2 月，伊朗總統萊希訪問中國。在中國與沙特、伊朗的互動中，沙特、伊朗都表示歡迎中方提出的實現中東安全穩定以及促進波斯灣地區國家對話的倡議；中方表示支持地區國家加強團結協作，通過對話化解分歧，實現睦鄰友好，愿同沙特、伊朗一道，共同維護地區和平、安全和穩定。③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沙特阿拉伯王國聯合聲明》，《人民日報》2022 年12 月10 日，第6 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聯合聲明》，《人民日報》2023 年2 月17 日，第2 版。由此可見，中國倡議打造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中東安全架構，得到了沙特和伊朗的高度認可。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斡旋沙特和伊朗復交，并為雙方復交提供平臺和機制，對于雙方建立信任和持續改善關系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中國中東外交奠定的深厚歷史基礎和道義基礎

中國與中東國家的長期友好關系，中國秉持公道、不偏不倚的中東政策，是中國促成沙特和伊朗復交的深厚的歷史基礎和道義基礎。

歷史上，中國與中東地區創造了長期和平交往和文明交往的佳話。從1956 年中國與埃及建交到1992 年中國與以色列建交，中國與所有中東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長期以來特別是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與所有中東國家均建立了友好合作關系，并與包括沙特、伊朗在內的十多個中東國家建立了全面戰略伙伴關系，進而與中東各方力量都保持著不同程度的合作，建立了較為通暢的溝通協調通道。

在對中東國家的外交政策方面，中國長期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干涉中東國家內政，從未把任何國家稱為“失敗國家”“專制國家”“流氓國家”，更沒有對任何國家實施過經濟制裁；中國不在地區沖突中選邊站隊，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唯一在中東沒有軍事基地、駐軍的國家。①牛新春、李紹先：《乘勢而上：中國斡旋沙特伊朗復交及其影響》，《國際問題研究》2023 年第3 期，第47 頁。中國與中東國家長期友好的歷史為中國在中東進行斡旋外交奠定了基礎，也是中國在沙特、伊朗復交過程中贏得雙方信任的基礎所在。這也恰如一位國外學者的分析評價所言，與西方大國不同，中國在中東并沒有宗教、政治、歷史或殖民的包袱，它是打破地區沖突僵局、扮演“誠實中間人”（honest broker）角色的理想選擇。②Mordechai Chaziza, “China’s Mediation Effort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Constructive Conflict Management,” Strategic Analysis, Vol. 42, No. 1, 2018, p. 29.

盡管沙特與伊朗長期對抗，但中國始終與雙方都保持著長期友好關系。中國一直秉持平等對待沙特和伊朗的基本原則。2016 年1 月，習近平主席對沙特、伊朗、埃及三國進行訪問，當時恰逢沙特和伊朗斷交，但由于中國與雙方的長期友好關系，中國領導人仍在同一次出訪中訪問了這兩個國家。在沙特與伊朗斷交后，中國從未在對抗的雙方中選邊站隊，而是利用自身與雙方的友好關系，平等對待雙方，并勸說雙方捐棄前嫌，不斷為沙伊復交創造條件。

實踐表明，正是2022 年底到2023 年初中國與沙特、伊朗的頻繁互動，最終促使雙方實現了復交。反觀美國政府特別是特朗普政府，一直極力把伊朗塑造成中東地區威脅的核心，并挑撥沙特、以色列等地區國家組建對抗伊朗的聯盟。因此，中國在處理沙特與伊朗關系中采取的平等對待、勸和促談的做法，與美國對沙特與伊朗對抗采取推波助瀾的做法有著天壤之別，也對中東地區安全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影響。因此，盡管“中國不是在中東具有重要影響的唯一大國，但卻是對沙特和伊朗保持平衡外交的唯一大國。正是長期積累的外交信譽，讓中國成為最可靠的斡旋者”。①牛新春、李紹先：《乘勢而上：中國斡旋沙特伊朗復交及其影響》，《國際問題研究》2023 年第3 期，第47 頁。

中國與沙特、伊朗保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關鍵時刻使中國在沙特與伊朗復交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這也是中國中東外交堅持公平正義、相互尊重等道義原則的結果。2016 年1 月，習近平主席在阿拉伯國家聯盟總部演講時強調，中國的中東外交要“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我們在中東不找代理人，而是勸和促談；不搞勢力范圍，而是推動大家一起加入‘一帶一路’朋友圈；不謀求填補‘真空’，而是編織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網絡”。②習近平：《共同開創中阿關系的美好未來——在阿拉伯國家聯盟總部的演講》，《人民日報》2016 年 1 月22 日，第3 版。2018 年7 月，習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議上發表講話時指出，“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當前，中東面臨消除和平之殤、破解發展之困的緊迫任務，中國的中東政策順應中東人民追求和平、期盼發展的強烈愿望，在國際上為阿拉伯國家合理訴求代言，愿為促進地區和平穩定發揮更大作用”，“中國將與阿拉伯國家共同做中東和平穩定的維護者、公平正義的捍衛者、共同發展的推動者、互學互鑒的好朋友，努力打造中阿命運共同體，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貢獻”。③習近平：《攜手推進新時代中阿戰略伙伴關系——在中阿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 年7 月11 日，第2 版。2022 年12 月，習近平主席在首屆中國—阿拉伯國家峰會開幕式上發表主旨講話，強調中方支持阿拉伯國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把前途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愿同阿方深化戰略互信，堅定支持彼此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民族尊嚴。雙方要共同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正當權益。④習近平：《弘揚中阿友好精神 攜手構建面向新時代的中阿命運共同體——在首屆中國—阿拉伯國家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講話》，《人民日報》2022 年12 月10 日，第4 版。這一系列論述都強調了中國中東外交的道義高度。因此，中國能夠贏得沙特和伊朗的信任，本質上取決于中國在中東事務中秉持公道、不偏不倚的原則立場和外交政策。

五 綜合施策：中國積極參與中東的非傳統安全治理

“非傳統安全”是一個動態性的概念，體現了安全現實和安全理論的變化和拓展，主要涉及軍事、政治領域之外的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生態和信息等更廣泛領域存在的生存性威脅。①余瀟楓主編：《非傳統安全概論》（上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 年版，第28 頁。習近平主席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新安全觀以及全球安全倡議，都認為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倡導世界各國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共同應對地區爭端和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網絡安全和生物安全等全球性問題，多管齊下、綜合施策，完善規則，攜手尋求長遠解決之道，推進全球安全治理，防范化解安全困境。②《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人民日報》2023 年2 月22 日，第15 版。在與中東國家以及阿拉伯國家聯盟、海灣合作委員會等地區組織的合作中，中國不僅提出了一系列關于非傳統安全治理的理念，而且圍繞非傳統安全的治理與中東國家和地區組織進行了廣泛的合作。下文選擇主要領域略作總結。

（一）綜合施策 合作打擊國際恐怖主義

習近平主席始終強調恐怖主義根源的復雜性，提出絕不能把恐怖主義同特定民族宗教掛鉤，打擊恐怖主義需綜合施策、標本兼治。他明確指出：“打擊恐怖主義和極端勢力，需要凝聚共識?？植乐髁x不分國界，也沒有好壞之分，反恐不能搞雙重標準。同樣，也不能把恐怖主義同特定民族宗教掛鉤，那樣只會制造民族宗教隔閡。沒有哪一項政策能夠單獨完全奏效，反恐必須堅持綜合施策、標本兼治?！雹哿暯剑骸豆餐_創中阿關系的美好未來——在阿拉伯國家聯盟總部的演講》，《人民日報》2016 年1 月22 日，第3 版。習近平主席還提出了一些具體安排，比如，在中阿合作論壇框架內召開文明對話與去極端化圓桌會議，加強網絡安全合作，共同參與制定網絡空間國際反恐公約，開展執法合作和警察培訓等項目。

2016 年發布的《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提出了多項支持阿拉伯國家反恐、加強中阿反恐合作的理念和舉措，主要包括：支持阿拉伯國家在加強團結、抵制極端思想蔓延、打擊恐怖主義等方面的積極努力；搭建雙多邊宗教交流平臺，倡導宗教和諧和寬容，探索去極端化領域合作，共同遏制極端主義滋生蔓延；堅決反對和譴責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反對將恐怖主義同特定的民族、宗教掛鉤，反對雙重標準；支持阿拉伯國家的反恐努力，支持阿拉伯國家加強反恐能力建設。④《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人民日報》2016 年1 月14 日，第13 版。

在反恐合作機制方面，中國在國際、地區及雙邊層面支持和參與中東反恐斗爭。在國際機制方面，中國積極發揮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作用，支持聯合國反恐努力，支持落實《全球反恐戰略》和《防止暴力極端主義行動計劃》；作為全球反恐論壇的創始國，中國已在論壇框架內倡議并舉辦了兩次打擊網絡恐怖主義研討會，凝聚國際共識，拓展務實合作，取得重要成果。①《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在全球反恐論壇第十一次部長級會議上的書面發言》，中國外交部網站，2021 年10 月8 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20/kjgzbdfyyq_699171/202110/t20211008_9591908.shtml。中國重視通過上海合作組織、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等機制進行跨境反恐。中國還關注防范網絡恐怖主義，強調加強打擊利用互聯網傳播恐怖主義思想的必要性，積極在地區機制內舉行網絡反恐聯合演習。

在地區及雙邊合作方面，反恐合作成為中國與阿拉伯國家聯盟及中東國家合作的重要領域?！吨袊鴮Π⒗畤艺呶募分赋?，中方愿同阿拉伯國家加強反恐交流合作，建立長效安全合作機制，加強政策對話和情報信息交流，開展技術合作和人員培訓，共同應對國際和地區恐怖主義威脅。②《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人民日報》2016 年1 月14 日，第13 版。2022 年12 月發布的《新時代的中阿合作報告》再次指出，中國將同阿拉伯國家支持彼此反恐和去極端化努力，抵制“雙重標準”，合力打擊聯合國安理會列名的恐怖組織。③《新時代的中阿合作報告》，中國外交部網站，2022 年12 月1 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202212/t20221201_10983991.shtml。

（二）積極參加亞丁灣護航 維護海洋通道安全

構建和平安寧、合作共贏的海洋秩序，④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總體國家安全觀學習綱要》，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126 頁。是總體國家安全觀和新安全觀的重要內容。新時代以來，中國一直倡議國際社會攜手打擊海盜、武裝搶劫等海上跨國犯罪，合力維護海洋和平安寧和航道安全。⑤《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人民日報》2023 年2 月22 日，第15 版。索馬里和亞丁灣海域的海盜問題一直是中國在聯合國框架下高度關注的非傳統安全問題，也是中阿合作論壇長期關注的問題。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共同支持根據國際法和國際關系準則以及聯合國安理會有關決議，打擊索馬里海域、亞丁灣海盜活動及其他對航運安全、國際貿易、地區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機遇、國際地區安全和平構成威脅的行為。⑥《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公報》，中阿合作論壇網站，2012 年6 月1 日，http://www.chinaarabcf.org/lthyjwx/bzjhywj/diwujiebuzhangjihuiyi/201206/t20120601_6836957.htm。支持國際社會打擊海盜的努力，繼續派遣軍艦參與執行維護亞丁灣和索馬里海域國際海運安全任務，構成了《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的重要內容之一。⑦《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人民日報》2016 年1 月14 日，第13 版。

自2008 年中國參加亞丁灣海域護航任務以來，中國海軍護航編隊不僅在維護亞丁灣和印度洋海洋通道安全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在保障聯合國銷毀敘利亞化學武器、協助中國和其他國家撤僑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首先，中國為維護亞丁灣海上通道安全作出重要貢獻。2008 年12 月，中國首次派出護航編隊赴亞丁灣索馬里海域執行護航任務。①金永明：《海洋問題專論》（第一卷），海洋出版社2011 年版，第385 頁。截至2023 年11 月，中國已累計派出45 批艦隊。護航亞丁灣15 年來，中國海軍護航編隊多次順利護送包括注冊國為中東國家在內的外籍船舶駛抵預定海域，也多次開展反海盜演練以提升應急處突能力，為亞丁灣索馬里海域提供了非排他性、非競爭性的海上安全公共產品，為維持紅海地區的航道暢通等作出了貢獻。

其次，在保障聯合國銷毀敘利亞化學武器、協助中國和其他國家撤僑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2013 年，中國響應聯合國和禁止化學武器組織號召，派出鹽城艦參與護航，以保障敘利亞化學武器銷毀順利進行，進而為政治解決敘利亞危機創造有利條件。②《為銷毀敘化武護航體現大國擔當》，《新華每日電訊》2013 年12 月20 日，第3 版。2015 年3 月，也門安全局勢嚴重惡化，中國海軍護航編隊赴也門亞丁灣海域，首次直接靠泊交戰區域港口，安全撤離621 名中國公民和279 名來自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亞、新加坡、意大利、波蘭、德國、加拿大、英國、印度和日本等15 個國家的公民。③《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中國國防部網站，2019 年7 月24 日，http://www.mod.gov.cn/gfbw/fgwx/bps/4846424_3.html。

（三）合作抗擊新冠肺炎疫情

加強在傳統和現代醫學領域的交流與合作，重視防治傳染性疾病和非傳染性疾病防控等相關工作，特別是傳染病疫情信息通報、監測等合作，推動雙方專家互派互訪，是中國與中東國家合作的重要內容。④《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人民日報》2016 年1 月14 日，第13 版。2019 年年底，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暴發后迅速席卷中國和中東國家，成為中國和中東國家共同面對的公共衛生安全治理難題。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中國與中東國家風雨同舟、守望相助，在疫苗研用、聯防聯控、經驗共享、醫療藥品等方面高效合作，成為全球抗疫合作的典范。

在疫情初期，中東國家對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給予了大力支持。沙特國王薩勒曼是第一個致電習近平主席支持中國抗疫的外國元首；阿盟是第一個同中國共同發表團結抗疫文件、集體肯定中方抗疫成就的重要區域組織；阿拉伯國家在病毒溯源問題上堅定同中國站在一邊，反對將病毒溯源政治化。⑤《新時代的中阿合作報告》，中國外交部網站，2022 年12 月1 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202212/t20221201_10983991.shtml。

伴隨中東疫情日趨嚴重，中國在多邊、地區和雙邊框架內為中東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在2020 年3 月中方擔任安理會輪值主席國期間，中國便支持并共同提出聯合國大會關于團結應對疫情的決議草案，參加“77 國集團加中國”聲明，呼吁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關注和投入，強調向敘利亞、巴勒斯坦等頻發沖突的地區提供抗疫支持。①《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大使：中方支持聯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積極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中國外交部網站，2020 年4 月10 日，https://www.mfa.gov.cn/web/zwbd_673032/wshd_673034/202004/t20200410_5843155.shtml。中國還以實際行動參與疫情防控國際合作，支持世界衛生組織繼續發揮專業優勢和協調作用，特別是幫助公共衛生體系薄弱的發展中國家有效應對疫情。

2020 年7 月，第九屆中阿合作論壇在約旦安曼以視頻方式舉行，中阿共同發表了《中國和阿拉伯國家團結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聯合聲明》，雙方重申加強團結、促進合作、相互支持，攜手抗擊疫情，應對共同威脅和挑戰，并達成以下共識：強調團結合作是國際社會戰勝疫情的最有力武器；強調多邊主義的重要性，進一步加強和完善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加強信息溝通、政策協調、行動配合，開展疫情防控交流與合作；強調面對全球衛生危機，負責任的公共信息傳播至關重要；利用中阿合作論壇框架下衛生合作機制開展抗疫合作；鼓勵在防控疫情的同時，繼續開展共建“一帶一路”合作。②《中國和阿拉伯國家團結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聯合聲明》，中國政府網，2020 年7 月7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0-07/07/content_5524804.htm。

中國在抗疫物資采購、抗疫指導、疫苗研制和生產、難民救助等方面向阿拉伯國家提供了全方位支持。中國向阿拉伯國家提供大量抗疫援助，協助其在華采購藥品、呼吸機、口罩生產設備等抗疫物資；向阿拉伯國家派出近百人次的醫療專家組，通過遠程醫療等方式對相關國家抗疫進行指導。中國同阿拉伯國家疫苗合作取得重要成果：同阿聯酋及巴林開展全球首個新冠滅活疫苗三期國際臨床試驗；同埃及合作建成非洲首條新冠疫苗聯合生產線；同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國開展疫苗本地化生產及藥物研發合作；通過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向約旦、敘利亞、黎巴嫩等國境內的巴勒斯坦難民提供疫苗援助。截至2022 年10 月，中國已向阿拉伯國家提供新冠疫苗超過3.4 億劑。③《新時代的中阿合作報告》，中國外交部網站，2022 年12 月1 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202212/t20221201_10983991.shtml。

總之，在合作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維護海洋通道安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等方面，中國與中東國家不僅始終通過平等合作共同提高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能力，而且在國際舞臺上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并為共同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權益開展了廣泛的合作。

結 論

在參與中東安全治理的過程中，中國以總體國家安全觀、新安全觀和全球安全倡議為指導，并且緊密結合中東地區的具體實際，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理念和經驗，在中東安全治理中發揮了重要的建設性作用。

第一，以共同安全破解獨享安全。秉持共同安全理念，就是尊重和保障每一個國家的安全。中國主張“任何國家的正當合理安全關切都應得到重視和妥善解決，不應被長期忽視和系統性侵犯。任何國家在謀求自身安全時都應兼顧其他國家合理安全關切”。①《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人民日報》2023 年2 月22 日，第15 版。在中東地區，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以及地區國家的沖突對抗，都旨在建立排他性的獨享安全，進而使中東地區長期陷入安全困境。中國斡旋沙特與伊朗實現和解的核心理念就是強調共同安全的重要性，支持地區國家加強溝通對話，舉辦地區多邊對話會議，構建中東安全信任機制，進而以共同安全破解獨享安全。

第二，以綜合安全破解分割安全。中國主張重視綜合施策，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協調推進安全治理。如前文所述，在中東地區，不僅存在形形色色的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地區安全環境也異常脆弱，形成了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國家安全與跨國安全、地區安全、全球安全聯動，國家行為體與非國家行為體相互滲透的復雜局面。因此，中國主張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則，倡導自身安全與共同安全不可分割，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不可分割，安全權利與安全義務不可分割，安全與發展不可分割，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安全架構，從而實現普遍安全、共同安全。②《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人民日報》2023 年2 月22 日，第15 版。這種綜合安全觀對于破解中東的安全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并在中國參與中東安全治理的實踐中得到了貫徹，如中國強調統籌維護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打擊恐怖主義要標本兼治、綜合施策，從發展的角度認識地區沖突的根源并運用發展手段解決地區沖突，都是綜合安全觀的具體體現。

第三，以合作安全破解競爭安全。競爭安全是一種典型的零和安全思維，也是中東地區盛行的戰略文化。長期以來，中東地區既是大國戰略博弈的場所，也是地區國家對抗的舞臺，中東地區被納入大國地緣政治博弈的軌道，中小國家和地區力量淪為大國的“代理人”和勢力范圍，使地區力量和域外大國陷入雙重安全困境。①孫德剛：《從順勢到謀勢：論中國特色的中東安全治理觀》，《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5 期，第183 頁。中國倡導合作安全觀的核心是堅持合作之道，通過政治對話、和平談判來實現安全，其主要方式是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②《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人民日報》2023 年2 月22 日，第15 版。針對中東的安全治理，中國始終主張通過對話協商，公正合理解決熱點問題，構筑兼顧各方合理關切的集體安全架構，維護地區長治久安。③《新時代的中阿合作報告》，中國外交部網站，2022 年12 月1 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202212/t20221201_10983991.shtml。圍繞巴勒斯坦問題、伊朗核問題、敘利亞問題以及伊拉克、利比亞、蘇丹和也門等熱點問題，中國始終推動通過包容性的政治對話尋找解決方案，而斡旋沙特與伊朗實現復交，就是中國不斷支持中東地區國家加強溝通對話，妥善解決分歧取得的重要成果。

總之，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始終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公正合理解決中東熱點問題，積極統籌維護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致力于構筑兼顧各方合理關切的中東集體安全架構。同時，中國參與中東安全治理起步晚，理論創新能力、機制統籌能力、智力支持能力、議題設置能力和話語主導能力等仍顯不足，并迫切需要通過理論和實踐創新增強參與中東安全治理的能力。當前，盡管新一輪巴以沖突對中東地區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但中東地區謀和平、求安全、促發展的歷史潮流并沒有改變，中國在未來中東地區的安全治理中也必將發揮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