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安全研究十年進展?

左希迎 姚寰宇

【內容提要】 總體國家安全觀提出十年來，中國的傳統安全研究取得了顯著進步。從研究議題看，中國的傳統安全研究主要聚焦地區沖突，領土爭端，聯盟政治與伙伴關系，核安全、太空戰略與網絡安全，安全秩序等重要議題。在理論研究上，中國傳統安全研究在宏觀理論和中層理論方面都有大的提升?？偟膩砜?，中國傳統安全研究在過去十年研究水平和國際化水平不斷提升，中國學者發展了一些安全理論，在國際學術界產生了重要影響。在研究方法、人才梯隊和學術共同體建設上，中國傳統安全研究也取得了進步。不過，中國傳統安全研究也面臨著一些挑戰：一方面，目前理論創新仍落后于中國的外交實踐，難以滿足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要求；另一方面，中國傳統安全研究也面臨學科碎片化和產出泡沫化的問題。展望未來，中國傳統安全研究需緊扣中國和世界面臨的重大戰略問題，重視對中國經驗的提煉和總結，通過基礎理論創新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智力支撐。

國際安全研究是國際問題研究最核心的研究領域之一，大致可以分為傳統安全研究（traditional security studies）與非傳統安全研究（non-traditional security studies）兩類。當代傳統安全研究興起于冷戰期間，聚焦于國家間的軍事和國防問題，如戰爭、領土爭端、武力使用、結盟、威懾和裁軍等議題，將國家視為主要的安全行為體，并通過運用不同的軍事手段和安全戰略來維護或提升國家安全。傳統安全研究與現實主義理論高度相關，強調國家的中心性、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和國家間的權力政治，關注國際安全秩序的變革。相比之下，非傳統安全研究擴展了安全研究的視野，關注除傳統軍事和國防外的其他議題，包括恐怖主義、跨國犯罪、生態安全、能源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和公共衛生安全等領域。非傳統安全研究認為安全主體不僅限于國家，還包括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和個人等行為體。非傳統安全研究的理論框架較為多元，涵蓋了自由主義、建構主義、批判理論和哥本哈根學派等理論流派。①有關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研究的相關論述參見：Paul D. Williams, ed., Security Studies: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 1-13; Joseph S. Nye, Jr., and Sean M. Lynn-Jon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 Report of a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2, No. 4, 1988; Stephen M.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5, No. 2, 1991; David A. Baldwin,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orld Politics, Vol. 48, No. 1, 1995; 余瀟楓、王江麗：《非傳統安全維護的“邊界”、“語境”與“范式”》，《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 年第11 期；巴里·布贊、琳娜·漢森：《國際安全研究的演化》，余瀟楓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

在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涌現了無數關于戰爭與沖突以及安全與秩序的論著，誕生了大量偉大的軍事家和戰略家。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在帶領中國人民謀求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的斗爭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安全理念，積累了豐富的安全思想和實踐經驗。然而，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傳統安全的理論研究相對薄弱。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國際關系學科不斷發展，中國傳統安全研究也逐漸規范化、科學化、國際化。新時代以來，中國傳統安全研究進入黃金時期。2014 年4 月15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傮w國家安全觀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傳統安全研究與非傳統安全研究之間的界限，將人的安全與國家安全相結合，將傳統安全研究與非傳統安全研究統籌到國家安全的視野下，既突破了傳統安全研究過度強調軍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局限，又補足了非傳統安全研究對國家安全重視不足的短板?？傮w國家安全觀的提出，在思想和理論上為中國傳統安全研究指明了方向。過去十年，中國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愈加復雜多變，傳統安全問題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性凸顯，百年大變局的時代背景為傳統安全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歷史機遇。那么，中國傳統安全研究主要關注哪些議題？中國傳統安全研究主要有哪些理論流派？這些研究取得了哪些成就，又有哪些不足？中國傳統安全研究又該如何發展？本文將通過回顧總體國家安全觀提出十年來中國傳統安全研究的發展歷程，總結取得的成就并分析存在的不足，從而為中國未來的傳統安全研究提供借鑒。

一 傳統安全研究的核心議題

過去十年，中國傳統安全研究的核心議題與中國所處的外部環境變遷息息相關。尤其是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中國傳統安全研究與中國外部環境變化形成了共振效應。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升，中美戰略競爭加劇，地區安全危機頻發，這些現實問題為中國傳統安全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社會事實和研究案例。中國近十年傳統安全研究的核心議題基本回應了中國的重大現實關切。

（一）地區沖突

二戰以來，核武器的出現以及對大國戰爭的恐懼使得全面戰爭逐步退出歷史舞臺，有限戰爭逐漸成為國家間沖突的主要形式。從冷戰時期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到冷戰結束后的科索沃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再到當下的俄烏沖突，大國對這些地區沖突的介入也對地區乃至國際安全局勢產生了深遠影響。過去十年，中國學術界對地區沖突的研究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第一，研究大國介入地區沖突的行為模式。牛軍研究了冷戰時代中國兩次對外戰略決策中“聯盟”與局部戰爭之間的關聯以及對外戰略決策與中國國家戰略轉變之間的關聯。①牛軍：《“聯盟與戰爭”：冷戰時代的中國戰略決策及其后果》，《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 年第6 期。對于美國進行軍事干涉的驅動因素、手段和模式選擇，以及美國實施軍事干涉的理念基礎，中國學術界也進行了建設性的探索。②劉豐主編：《美國軍事干涉與國際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有學者對美國戰略精英在地區沖突中如何評估外部威脅進行了分析，并探討了美國政治精英在戰爭決策時夸大威脅以及戰爭過程中威脅流散的內在機理，解釋了美國輸掉反恐戰爭的內在邏輯。①左希迎：《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轉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 年版。俄烏沖突爆發后，不少學者更是集中探討了該沖突爆發的原因、美俄互動的模式及其戰略影響；②馮玉軍：《俄烏沖突的地區及全球影響》，《外交評論》2022 年第6 期；左希迎：《美國威懾戰略與俄烏沖突》，《現代國際關系》2022 年第5 期；曾向紅、陳明霞：《俄烏沖突前的外交談判與信息測試》，《國際政治科學》2023 年第1 期。針對西方對中國的質疑，達巍撰文指出，中國反對“大國尋求獨占影響力范圍”的想法，但認為應該尊重國家合法的安全關切。③Da Wei, “Security Concerns are Reasonable, Spheres of Influence are No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5, No. 2, 2022.

第二，討論代理人戰爭的實質和效果。地區沖突中還有一種比較常見的形態，即代理人戰爭。過去十年，中國學術界對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比較豐碩。文少彪提出，代理人戰爭是一種“委托—代理”關系，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的雙向博弈會影響代理人戰爭的效果和進程。在內戰中，當內外雙方都存在利益需求時，內戰往往演變為代理人戰爭。④文少彪：《控制與自主：美國的中東代理人戰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 年版，第166-173 頁。陳翔則認為，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多次以不同借口、不同手段發起代理人戰爭，其根本目標在于進行霸權護持。⑤陳翔：《內戰為何演化為代理人戰爭》，《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 年第1 期；陳翔：《霸權護持與美國的代理人戰略》，《當代亞太》2020 年第1 期。然而，代理人戰略并非大國完美的“白手套”，當代理人戰爭無法達到目的時，大國往往需要直接介入地區沖突。

第三，關注族群沖突與內戰的深層原因。二戰以后，國家間沖突的頻率大幅下降，族群沖突和內戰成為沖突的主要形態。唐世平、熊易寒和李輝提出，石油并非引起族群沖突的深層原因，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才是導致族群沖突的關鍵。⑥Shiping Tang, Yihan Xiong and Hui Li, “Does Oil Cause Ethnic War? Comparing Evidence from Process-tracing with Quantitative Results,” Security Studies, Vol. 26, No. 3, 2017.蘇若林系統研究了統治者發動戰爭以轉移國內視線的原因、時機和方式，她認為國內危機烈度會影響決策者是否挑起戰爭來維持統治以及選擇何種對手發動戰爭，決策者不同的過往經歷和特質也是誘發地區沖突的重要影響因素。⑦蘇若林：《國內危機烈度與沖突對象選擇》，《世界經濟與政治》2021 年第8 期；蘇若林：《內外沖突關聯的實力維度與沖突對象選擇》，《世界經濟與政治》2023 年第11 期；Ruolin Su, “Wars of Choice: Leaders, Rebellion Legacy, and Domestic Unrest,”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4, No. 4, 2021。

（二）領土爭端

領土爭端是中國成長過程中需要面對的重大安全議題。過去十年，南海問題、釣魚島問題和中印領土爭端不斷出現，這些爭端本身以及中國在領土爭端中的行為模式成為傳統安全研究的重點。

在南海問題上，中國學術界高度關注美國南海政策及其影響。周琪指出，南海問題的不斷復雜與惡化，與美國的南海政策從“觀察”轉為“干預”、在南海問題上選邊站隊有著直接關系。①周琪：《冷戰后美國南海政策的演變及其根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 年第6 期。胡波認為，隨著中國軍事現代化加速發展，美國逐漸將大國戰略競爭視為其面臨的最大海上挑戰，開始實施從“由海向陸”到“重返制?！钡暮Ｉ蠎鹇赞D型。②胡波：《中美在西太平洋的軍事競爭與戰略平衡》，《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 年第5期；胡波：《美軍海上戰略轉型：“由海向陸”到“重返制?！薄?，《國際安全研究》2018 年第5 期。在南海地區，美國采取敘事戰爭、議題聯系、民事介入、自由航行、前沿存在和軍事聯盟等六類“灰色地帶”策略與中國進行海上安全競爭。③陳永：《精準修正主義與美國對華海上“灰色地帶”策略》，《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年第9 期。美國還試圖通過在避免與中國發生大規模武裝沖突的情況下運用綜合手段進行“成本加強”，增加中國的戰略成本。④趙明昊：《美國在南海問題上對華制衡的政策動向》，《現代國際關系》2016 年第1 期。

在釣魚島問題上，學術界重點討論了日本將釣魚島“國有化”后中國的反制措施。黃大慧等學者詳細分析了釣魚島問題的來龍去脈，批駁了日本政府的錯誤主張。⑤黃大慧等：《釣魚島爭端的來龍去脈》，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 年版。日本將釣魚島“國有化”后，中國借助大眾動員、資源汲取與投送、制度整合等手段，在釣魚島爭端中取得了一定的戰略優勢。⑥左希迎：《中國在釣魚島爭端中的戰略動員》，《外交評論》2014 年第2 期。節大磊從前景理論的視角出發，認為在日本對釣魚島進行“國有化”之后，最初中國處于損失區間，因此中國通過加強?？昭策?、暫停危機管理機制，表現出高度的風險接受態度；當中國逐漸掌握有利態勢、開始認為自己處于收益區間時，中國在釣魚島爭端中的行為轉向風險規避，開始減少巡邏和恢復有關危機管理機制的談判。⑦Dalei Jie, “From ‘Shelving Sovereignty’ to ‘Regularized Patrol’?: Prospect Theory and Sino-Japanese Islands Dispute (2012–14),”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23, No. 2, 2023.

在中印領土爭端上，學術界主要關注中印在2017 年洞朗對峙和2020 年拉達克對峙中的戰略行為。謝超研究了印度對中國的“懲罰性威懾”及其效果，他認為盡管莫迪政府多次失敗，印度國內對危機的不同看法促使其在失敗后更積極地挑起新的對峙。①謝超：《從洞朗到拉達克：印度對華威懾戰略為何失敗》，《世界經濟與政治》2021 年第8 期。葉海林研究了中印在邊界爭端中如何判斷對手的自我認知，他認為國家應準確判斷次要對手的自我認知和關系認知，避免因信號釋放失當造成政策目標與手段不匹配的消極后果。②葉海林：《自我認知、關系認知與策略互動——對中印邊界爭端的博弈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20 年第11 期。

（三）聯盟政治與伙伴關系

聯盟政治與伙伴關系是傳統安全研究中經久不衰的議題。過去十年，美國持續推動其全球聯盟體系轉型，中國也不斷發展自身的伙伴關系。中美兩國各自的行為與彼此互動極大地塑造了全球安全環境，因此中國學者對美國的聯盟體系、中國的伙伴關系發展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

首先，研究聯盟形成、轉型與瓦解的過程。一是關注美國構建新聯盟的努力。拜登政府上臺以來，試圖加強盟伴體系在應對所謂“中國威脅”上的作用。③趙明昊：《盟伴體系、復合陣營與美國“印太戰略”》，《世界經濟與政治》2022 年第6 期。尤其是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的升級，反映了美國重構同盟關系的理念。④樊吉社：《美英澳三國新防務合作探析》，《現代國際關系》2021 年第11 期。二是聚焦美國分化其他聯盟體系的努力。凌勝利通過研究冷戰期間美國的聯盟實踐，指出美國基于聯盟重組、聯盟解除、聯盟預阻和聯盟分化等多重目標，采取楔子戰略限制蘇聯勢力范圍擴張，從而贏得了冷戰的勝利。⑤凌勝利：《分而制勝——冷戰時期美國的楔子戰略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15 年版，第33 頁。

其次，分析美國聯盟管理的邏輯。有學者認為，美國的聯盟管理服務于其霸權護持的目標，一般通過利益協調式管理、制度規則式管理和霸權主導式管理三個模式展開，以安撫和施壓相結合的策略約束盟友，以減少其對美國安全利益的損害。⑥劉豐：《美國的聯盟管理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外交評論》2014 年第6 期，第95 頁；節大磊：《約束盟國的邏輯與困境》，《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 年第3 期。周方銀比較了奧巴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采取的不同聯盟管理策略及其影響。⑦周方銀：《有限戰略收縮下的同盟關系管理：奧巴馬政府與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選擇》，《國際政治科學》2019 年第2 期。左希迎認為，美國在戰略收縮的態勢下將面臨沒有能力兌現盟友驟然增長的戰略承諾需求的“承諾難題”，需要在聯盟的成本與所面臨的風險之間進行權衡，為此美國實施雙重再保證戰略，以維持聯盟威懾的可靠性。①左希迎：《承諾難題與美國亞太聯盟轉型》，《當代亞太》2015 年第3 期；左希迎：《亞太聯盟轉型與美國的雙重再保證戰略》，《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 年第9 期。

再次，考察中國的伙伴關系戰略。閻學通認為，中國選擇伙伴關系戰略而非結盟，原因在于聯盟維護生存和推廣意識形態的價值下降，從經濟成本考慮，結盟被視為包袱。②閻學通：《反思為何結盟戰略不受大國青睞》，《國際政治科學》2019 年第3 期。對于伙伴關系戰略的價值，門洪華認為，它既為中國的崛起創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地區乃至全球的和平與穩定。③門洪華、劉笑陽：《中國伙伴關系戰略評估與展望》，《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 年第2 期。孫學峰等人提出，建立伙伴關系是中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伙伴國類型是影響中國伙伴關系升級的核心因素。其中，中國與支點國家或結點國家的伙伴關系更可能實現升級，原因在于推進與支點或結點伙伴國的政治及安全合作有助于中國緩解崛起困境。④孫學峰、丁魯：《伙伴國類型與中國伙伴關系升級》，《世界經濟與政治》2017 年第2 期。陳志瑞和吳琳指出，新時期中國的全球伙伴關系構建正呈現出多邊主義轉向，中國將區域作為全球伙伴關系構建的主層次，以新興市場、發展中國家、區域性大國和組織作為包容性治理平臺的生力軍，視共建“命運共同體”和提供“和平公共產品”為落實全球合作倡議的議程載體，推動多邊主義守正創新。⑤陳志瑞、吳琳：《中國全球伙伴關系構建的多邊主義轉向》，《外交評論》2023 年第4 期。

（四）核安全、太空安全與網絡安全

核安全和太空安全也是傳統安全研究的重點領域。十年來，中國學術界對核安全、太空安全和網絡安全等議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闡述中國核政策的基本邏輯。中國在核戰略上有自己獨特的思維和邏輯，學術界系統闡述和研究了中國核戰略思想。⑥李彬、趙通主編：《理解中國核思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年版。樊吉社認為，中國的核政策整體比較穩定，但是也可能適當調整核政策，以謹慎務實地應對國際環境變化、核裁軍進程停滯、美國導彈防御系統發展及新興技術影響。⑦樊吉社：《中國核政策的基本邏輯與前景》，《外交評論》2018 年第5 期。也有學者提出，由于中國的核威懾實力弱于美國，容易使美國產生壓制和削弱中國核報復能力的機會主義思想。①胡高辰：《中美不對稱核穩定與美國戰略機會主義論析》，《國際安全研究》2021 年第2 期。吳日強認為，盡管中美戰略穩定性意味著雙方都沒有動機率先發動核打擊，但是一旦中美陷入常規沖突，沖突仍然可能在無意中升級到核層次，因此有必要建立自我約束機制。②吳日強：《不對稱核力量結構戰略穩定性研究》，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22 年版，第127-214頁；Wu Riqiang, “Assessing China-U.S. Inadvertent Nuclear Escal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6, No. 3, 2022。

二是分析美國核戰略的歷史演變。江天驕在回顧了美國核戰略理論、歷史和現實后指出，以實戰威懾和延伸威懾構成的絕對自由核戰略才是長期指導美國核政策實踐的根本。③江天驕：《美國實戰威懾核戰略：理論、歷史與現實》，《國際安全研究》2021 年第2 期。在延伸威懾方面，美國冷戰后的延伸威懾從以核保護傘為核心轉變為核保護傘與導彈防御并重的模式，它加強了美國聯盟體系的凝聚力，但是美國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成本。④程志寰、李彬：《導彈防御與美國延伸威懾政策》，《國際安全研究》2021 年第6 期。由于美國與盟友之間的確保機制不同，延伸威懾的可信度有所差異，導致盟友之間出現不同的核擴散行為。⑤江天驕：《同盟安全與防擴散——美國延伸威懾的可信度及其確保機制》，《外交評論》2020 年第1 期。

三是研究當前有核國家的核戰略。在宏觀上，中國學術界系統研究了全部擁核國家的核戰略。⑥張沱生主編：《核戰略比較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版。在微觀上，中國學者在過去十年聚焦朝鮮核問題。樊吉社認為，朝鮮核武器已經不是有無的問題，而是多少的問題。⑦樊吉社：《朝核問題重估：僵局的根源與影響》，《外交評論》2016 年第4 期。也有學者對朝鮮的行為邏輯進行了系統研究，包括朝鮮通過虛張聲勢的行為成功跨越核門檻，以及美國和朝鮮在互動中的威逼戰略。⑧左希迎：《核時代的虛張聲勢行為——以朝鮮在第四次核試驗后的行為為例》，《外交評論》2017 年第6 期；吳日強：《朝美雙向威逼與朝核危機的出路》，《現代國際關系》2018年第2 期。

四是探究太空安全、網絡安全和人工智能安全等問題。一方面，中國學術界關注核技術與空間技術、信息技術的結合及其對威懾戰略產生的影響；⑨徐能武、黃長云：《太空威懾：美國戰略威懾體系調整與全球戰略穩定性》，《外交評論》2014 年第5 期；蔣家敏、石斌：《網絡威懾與霸權重塑：美國網絡威懾戰略的演化及動因探析》，《國際安全研究》2023 年第4 期。另一方面，重視研究新技術對軍事安全領域的影響。在太空安全上，學術界高度關注美國“星鏈”的軍事化，尤其是關注其對俄烏沖突和未來戰爭的影響。①張煌、杜雁蕓：《“星鏈”軍事化發展及其對全球戰略穩定性的影響》，《國際安全研究》2023 年第5 期；余南平、嚴佳杰：《國際和國家安全視角下的美國“星鏈”計劃及其影響》，《國際安全研究》2021 年第5 期。在網絡安全上，當前網絡空間處在穩定與不穩定之間的脆弱穩定狀態，原因在于大國采取機會主義行為，操弄網絡空間公共產品；因此西方大國應認識到維護網絡空間的完整性和互聯互通性的重要性，塑造網絡空間的穩定性。②Lu Chuanying, “Forging Stability in Cyberspace,” Survival, Vol. 62, No. 2, 2020; 江天驕：《全球網絡空間的脆弱穩定狀態及其成因》，《世界經濟與政治》2022 年第2 期。張耀和許開軼提出了網絡沖突的攻防關系模型，并指出“攻防制衡”模式所具有的低烈度特征，使其成為當前國際網絡沖突攻防互動的常態。③張耀、許開軼：《攻防制衡與國際網絡沖突》，《國際政治科學》2019 年第3 期。

（五）安全秩序

過去十年，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全球安全秩序與地區安全秩序面臨變革，中國傳統安全研究也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剖析。

首先，闡釋全球安全秩序變革。早在2016 年袁鵬就指出，世界正在經歷近四百年來第四次歷史巨變，其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④袁鵬：《四百年未有之變局——中國、美國與世界新秩序》，中信出版社2016 年版。有學者提出，有效的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有助于更為進步的世界秩序的構建。⑤陳志敏：《國家治理、全球治理與世界秩序構建》，《中國社會科學》2016 年第6 期；劉雪蓮、姚璐：《國家治理的全球治理意義》，《中國社會科學》2016 年第6 期。對于全球安全秩序變革的動力，西方理論界往往將中國視為“修正主義國家”。然而，中國的崛起并不能從“修正—現狀”的二分法進行分析。⑥溫堯：《理解中國崛起：走出“修正—現狀”二分法的迷思》，《外交評論》2017 年第5 期。為解決全球安全赤字，中國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議。蘇長和認為，中國提出這一倡議的目的是克服聯合國集體安全模式的不足，避免排他性安全結盟體系的危害，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拓展安全架構的范疇。⑦蘇長和：《全球安全架構設計的理論思考》，《國家安全研究》2022 年第5 期。

其次，研究海洋安全秩序演變。21 世紀以來，軍事技術和國際規范正在改變海上格局態勢，朝著海上多極的趨勢發展。⑧胡波：《從霸權更替到“多極制衡”——16 世紀以來的海上格局演變》，《中國社會科學》2023 年第2 期。其中，關鍵的歷史動力就是中國海權的崛起。胡波認為，中國海洋強國建設應包含三大目標體系，分別是擁有地區性海上力量、成為國際海洋政治大國、成為世界海洋經濟強國，這將對國際海洋安全秩序產生深遠影響。①胡波：《2049 年的中國海上權力：海洋強國崛起之路》，中國發展出版社2015 年版；胡波：《中國海上興起與國際海洋安全秩序——有限多極格局下的新型大國協調》，《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 年第11 期。張文木指出，中國的海洋強國建設需要發展海權，而中國的海權不同于西方海權。②張文木：《論中國海權》（第三版），海洋出版社2014 年版。此外，海軍戰略是海洋戰略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吳征宇認為，中國“近海防御”與“遠海護衛”的結合，意味著中國全球利益不斷擴大與不對稱的海權途徑之間存在緊張關系，也標志著中國將在未來發展馬漢式藍水海軍和一系列海外基地的基礎網絡。③Zhengyu Wu, “Towards Naval Normalcy: ‘Open Seas Protection’ and Sino-US Maritime Relation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2, No. 4, 2019.

再次，關注東亞安全秩序調整。唐世平通過博弈論分析指出，域外大國對于地區主義的演化至關重要。④Shiping Tang, “Regionalism in the Shadow of Extraregional Great Powers: A Gam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Central Asia and Beyond,”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4, No. 3,2021.東亞最重要的域外大國顯然是美國，因此中國學術界聚焦美國戰略調整對東亞安全秩序的影響。⑤達?。骸度蛟倨胶猓簥W巴馬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再思考》，《外交評論》2014 年第2期；左希迎：《美國戰略收縮與亞太秩序的未來》，《當代亞太》2014 年第4 期。針對學術界認為東亞經濟秩序和安全秩序分立的現象，有學者提出，東亞地區秩序并非單純的“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而是通過經濟和安全配置的巧妙耦合形成了具有靈活性的地區結構。⑥Feng Liu and Ruonan Liu,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Order Transition in East Asia: An Economy-Security Nexus Approach,”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2, No. 6, 2019.然而，由于地區內部復雜的歷史記憶、民族主義以及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東亞地區始終難以形成穩定的安全架構。⑦Dong Wang and Friso M.S. Stevens, “Why Is There No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 Architecture?Assessing the Strategic Impediments to a Stable 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4, No. 4, 2021.對此，王俊生認為東亞安全架構走向中美“雙領導體制”將是可能的方向。⑧王俊生：《大變局時代東北亞區域安全理論探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 年版，第183-230 頁。此外，對于以東盟為中心的地區秩序，魏玲認為東盟之所以能夠推動東盟中心的制度化，根本原因在于它維持了“關系平衡”，將地區大國納入東盟的關系網絡中，通過對關系的主動管理和調節，實現各種關系親疏均衡和關系體系環境的最優。⑨魏玲：《關系平衡、東盟中心與地區秩序演進》，《世界經濟與政治》2017 年第7 期。

二 傳統安全研究的主要理論流派

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傳統安全研究并不從屬于特定理論流派。21 世紀以來，國際學術界在國際安全研究上的理論創新趨緩，中國學術界卻出現了一系列理論創新成果。近十年來，中國學術界對傳統安全的理論研究主要聚集在宏觀理論和中層理論兩個方面。

（一）宏觀理論

從宏觀理論上看，中國傳統安全研究主要集中在現實主義理論范疇，中國學者從現實主義理論范式出發，對現實主義理論本身和國家安全戰略兩個部分進行了研究。

首先，在現實主義范式內，中國學術界發展了現實主義理論，拓展了現實主義范式的理論范疇。閻學通將現實主義思想與中國古代王道思想結合，提出了“道義現實主義”理論。道義現實主義遵循古典現實主義的基本假定，但是更加重視國家領導人的道義關注對決策的影響。閻學通指出，雖然國家利益是國家行動的主要驅動力，但在國際關系中，道德和倫理同樣重要。這意味著，在制定和執行外交政策時，國家不僅要考慮實際利益，也要考慮行為的道義正當性。道義現實主義認為，崛起國成功超越霸權國、實現權力轉移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強于主導國的政治領導力。①閻學通：《大國領導力》，李佩芝譯，中信出版社2020 年版。宋偉提出了“位置現實主義”理論，位置現實主義將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位置分為實力地位和秩序地位兩大類，并將大國分成了霸權國、爭霸國、潛在爭霸國和非爭霸國四類。這一理論認為，國家首先應該準確認識自己所處的位置，然后確定合理的位置性目標，這樣才能制定理性的外交政策。國家在尋求提升國際秩序地位時，需要遵循實力原則與審慎原則：實力原則意味著需要謀求力所能及的秩序地位目標；審慎原則意味著不過分熱衷權力位置以及對規則位置的改變保持謹慎。②宋偉：《位置現實主義——一種外交政策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唐世平對進攻性現實主義和防御性現實主義概念進行了重新梳理和界定，并提出了“進攻性現實主義國家”和“防御性現實主義國家”兩個概念。進攻性現實主義國家通過蓄意損害他國來追求自我安全，而防御性現實主義國家則并不會刻意損害他國來追求自我安全。①唐世平：《我們時代的安全戰略理論——防御性現實主義》，林民旺、劉豐、尹繼武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版。唐世平還借鑒生物演化的邏輯，指出從公元前8000 年至今，世界已經從伊甸園世界，經歷進攻性現實主義世界，演化至今天的防御性現實主義世界。②唐世平：《國際政治的社會演化——從公元前8000 年到未來》，董杰旻、朱鳴譯，中信出版社2017 年版。

其次，中國學術界還從現實主義的路徑來考察國家的安全戰略問題。安全戰略決定國家如何有效地使用威脅和軍事力量，更決定著國際體系的穩定，影響著戰爭與和平的轉圜。③Paul D. Williams, ed., Security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13, pp. 2-3.中國學者結合現實主義的基本假定，對大國戰略競爭和戰略透支問題進行了討論。第一，從體系結構的角度，對大國戰略競爭進行理論探索。過去十年，戰略競爭重新成為大國政治的核心內容，④門洪華、李次園：《國際關系中的大國競爭：一項戰略研究議程》，《當代亞太》2021年第6 期。中國學術界對中美戰略互動進行了理論分析，解釋了中國的崛起與對外戰略變化所帶來的安全影響。中國崛起是國際體系變遷的重要影響因素，美國必然會采取各種措施維護和鞏固其霸權地位，遏制或削弱后發國家。⑤唐永勝、李冬偉：《國際體系變遷與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籌劃》，《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 年第12 期。吳心伯提出，競爭的性質和形態將對未來中美兩國關系乃至國際格局產生決定性影響。⑥吳心伯：《論中美戰略競爭》，《世界經濟與政治》2020 年第5 期。閻學通認為，中國奮發有為的外交政策有助于塑造有利于民族復興的外部環境。⑦閻學通：《從韜光養晦到奮發有為》，《國際政治科學》2014 年第 4 期；Yan Xuetong,“Becoming Strong: The New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100, No. 4, 2021。也有學者對中國在應對美國“印太戰略”和在南海爭端中的行為進行了分析和解讀。⑧Liu Feng, “The Recalibration of Chinese Assertiveness: China’s Responses to the Indo-Pacific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6, No. 1, 2020; Zhou Fangyin, “Between Assertiveness and Self-Restraint: Understanding China’s South China Sea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2, No. 4, 2016.第二，關注國家的戰略透支問題?！耙粠б宦贰背h提出后，引發了中國學者關于戰略透支問題的辯論。時殷弘指出，中國推出包括“一帶一路”倡議在內的多項戰略經濟和戰略軍事政策，存在戰略透支的風險。①時殷弘：《“一帶一路”：祈愿審慎》，《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 年第7 期；時殷弘：《傳統中國經驗與當今中國實踐：戰略調整、戰略透支和偉大復興問題》，《外交評論》2015年第6 期。這種觀點引起了學術界關于什么是戰略透支、中國是否會戰略透支的熱議。為此《戰略決策研究》雜志組織了專題討論，閻學通、周方銀、高程和劉豐等學者對戰略透支的學術定義、戰略透支與戰略冒進的關系，以及如何進行戰略平衡等議題進行了深入討論。②參見《戰略決策研究》2017 年第3 期的討論。也有學者做了進一步研究，并認為止損失敗對戰略透支的形成具有決定性作用。③章玨、徐進：《大國戰略透支研究》，《國際政治科學》2020 年第2 期。

（二）中層理論

相比宏觀理論，中國學者在傳統安全的中層理論成果產出方面則更加活躍。宏觀理論關注體系變動、戰略問題，中層理論更聚焦于探討國家在不同安全背景下的行為邏輯與互動模式。

第一，探討武力使用、威懾和對沖行為。首先，有學者研究了武力使用的邏輯與作用。學者們討論了美國及其盟友對外軍事干預的行為邏輯，美國如何退出非對稱戰爭等議題。④王立新：《世界領導地位的榮耀和負擔：信譽焦慮與冷戰時期美國的對外軍事干預》，《中國社會科學》2016 年第2 期；左希迎：《威脅流散與美國退出非對稱戰爭》，《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 年第12 期；魏冰：《美國北約盟友在海外軍事行動中的行為選擇》，《歐洲研究》2021 年第3 期。就武力使用的效果而言，研究者大多認為，從其他崛起大國的經驗教訓來看，使用武力往往弊大于利，無益于崛起國實現自身目標。⑤張清敏：《外交的本質與崛起大國的戰略選擇》，《外交評論》2016 年第4 期；Liu Feng, “Balance of Power, Balance of Alignment, and China’s Role in the Regional Order Transition,”The Pacific Review, Vol. 36, No. 2, 2023。其次，有學者研究了中美戰略威懾的行為模式，對美國的“一體化威懾”，以及美國威懾戰略過于注重威脅而減少了安撫進行了系統研究。⑥Zuo Xiying, “Unbalanced Deterrence: Coercive Threat, Reassurance and the US-China Rivalry in Taiwan Strait,”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4, No. 4, 2021; 左希迎：《美國對華常規威懾戰略的調整》，《國際安全研究》2022 年第5 期；陳曦、葛騰飛：《美國對華拒止性威懾戰略論析》，《國際安全研究》2022 年第5 期。最后，有學者研究了中小國家的對沖行為。查雯認為，這種戰略選擇不僅取決于國際體系壓力，也取決于國內政治和決策者自身執政地位。⑦查雯：《大國競爭升級下對沖戰略的瓦解與延續——以澳大利亞、菲律賓、新加坡的對華政策為例》，《外交評論》2021 年第4 期。孫德剛等提出，安全伙伴和經濟伙伴越是錯位，中東國家就越有可能選擇對沖政策。①孫德剛、李典典：《俄烏沖突與中東安全伙伴的異化》，《國際政治科學》2023 年第1 期。

第二，關注中美沖突管控和危機管理。在沖突管控上，祁昊天認為，大國對實力轉移強度和對軍事轉型進攻優勢的認知會影響沖突管控。②祁昊天：《規則執行與沖突管控——美國航行自由行動解析》，《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16 年第1 期；祁昊天：《大國隱性軍事競爭與中美沖突管控》，《外交評論》2021 年第4 期。李開盛提出，中美兩國的沖突管控還受到第三方的影響。③李開盛：《第三方與大國東亞沖突管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年版。在危機管理上，如何管理中美?？瘴C成為學術熱點議題。關于中美海上安全合作，朱鋒認為相互尊重是前提，行為自律是關鍵，規則的制定應緊跟問題變化。④朱鋒：《中美海上安全合作：原則與路徑》，《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18 年第1 期。胡波則提出，有效的中美海上危機管理必須在戰略、規則和機制三大方面相互適應和妥協。⑤胡波：《中美海上危機管理面臨的困境與改善路徑》，《美國研究》2021 年第5 期。

第三，關注安全困境問題。在安全困境的生成方面，唐世平批駁了學界關于安全困境的定義，提出了安全困境的主要特征，其中無政府狀態、雙方均無惡性意圖以及一些權力的積聚是安全困境產生的必要條件，且安全困境并非戰爭的主要原因。⑥唐世平：《我們時代的安全戰略理論——防御性現實主義》，林民旺、劉豐、尹繼武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版，第125-136 頁。在安全困境的緩解方面，尹繼武認為，緩解安全困境的核心在于克服國家意圖的不確定性，通過戰略溝通增強國家意圖傳遞的可信性與正確認知，這有助于實現命運共同體以及管控中美戰略競爭關系。⑦尹繼武：《國際安全困境的緩解邏輯：一項理論比較分析》，《教學與研究》2021 年第1 期。秦立志認為，戰略不確定性帶來的安全困境難以消除，不過可以通過威脅預期進行調節。⑧秦立志：《戰略不確定性與安全困境的生成機制》，《國際政治科學》2023 年第2 期。

第四，關注國家的安全認知與承諾問題。國際政治心理學為傳統安全研究提供了一個不同的視角，更加關注國家和領導人的安全認知與承諾等問題。通過關注國家和領導人的心理和行為，國際政治心理學有助于發現傳統安全研究的新問題，同時也挑戰和豐富了安全研究的傳統框架。有學者分析了安全認知問題，尤其是領導人如何判斷對手。岳圣淞從圖式視角出發，認為美國在冷戰結束后對華政策一直受到價值觀的影響，但是不同領導人對價值觀的重視程度不同，他們看待事件、人物和行動時會根據自身理解來選擇具體策略。①岳圣淞：《圖式演繹、敘事重構與冷戰后美國對華價值觀外交》，《世界經濟與政治》2023 年第4 期。有學者研究了安全戰略中的承諾問題，尤其是威懾中承諾的可信性問題。楊原提出，核威懾理論中確保摧毀原則忽略了承諾可信度的重要作用，以及核武器數量與承諾可信度之間的相互影響，他認為確保摧毀不是核威懾唯一有效的手段或必要條件，核武器數量少于確保摧毀水平也可能實施有效核威懾。②楊原：《超越“確保摧毀”：核武器數量、承諾可信度與核威懾原理》，《國際安全研究》2021 年第5 期。

三 中國傳統安全研究的進展及不足

過去十年，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指引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催化下，中國傳統安全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進展，在研究水平、研究方法、人才梯隊建設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當然，也不能忽視學術界存在的一些問題?？偨Y過去十年的經驗教訓，有利于推動中國傳統安全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一）中國傳統安全研究的進展

1. 研究水平不斷提升

第一，中國傳統安全研究的論文質量不斷提升。不管是理論類抑或政策類研究，學術論文大多具有較強的問題意識，試圖解答理論謎題（puzzle）或經驗困惑，解答中國面臨的重大戰略與安全問題，而非單純進行描述性研究。過去十年，中國傳統安全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中國的部分現實安全關切。傳統安全理論的發展與國家的現實關懷之間存在著緊密聯系。理論與現實的結合是一個交互影響的過程。一方面，現實政治環境和國家安全需求推動著理論發展；另一方面，理論創新又可以幫助國家更好地理解自身所處的安全環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指導實際的政策制定，影響國家的行為模式。在此過程中，理論與實踐相互作用、共同演化，形成了一個動態的、自我調整的生態系統。十年間，無論是中國傳統安全研究的核心議題還是理論進展，都積極回應了中國崛起所面臨的安全挑戰、中美戰略競爭帶來的安全問題（如臺海問題、威懾問題等），呈現出現實發展推動理論進步，理論研究回應現實關切的正反饋效應。

第二，提出了一系列原創性理論研究。在經歷了對西方國際安全理論的引介和消化之后，中國傳統安全研究開始聚焦中國與世界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進行自主研究。其一，發展出了一些原創性的傳統安全理論，諸如道義現實主義、位置現實主義等現實主義相關的宏觀理論，以及依托關系理論、社會演化理論、國際政治心理學等理論發展出的傳統安全議題的中層和微觀理論。這些理論建樹推動了中國傳統安全研究的發展，在國際學術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其二，重視對中國傳統安全思想的挖掘和經驗總結，拓展了傳統安全研究的范疇。有學者總結了“仁”與戰爭正義性、“禮”與傳統東亞穩定、“統”與大國興衰和體系變遷的關系，①陳康令：《禮和天下：傳統東亞秩序的長穩定》，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 年版；潘忠岐等：《中華經典國際關系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也有學者對古代中國國家安全理念與戰略思想、戰爭和結盟經驗進行提煉和中西對比研究。②趙鼎新：《國家、戰爭與歷史發展——前現代中西模式的比較》，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時殷弘：《從帝國復興到華夏野蠻——對〈后漢書〉的政治/戰略解讀》，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周方銀、李源晉：《實力、觀念與不對稱關系的穩定性——以明清時期的中朝關系為例》，《當代亞太》2014 年第4 期；劉偉：《先秦時期國家安全思想述論》，《國際安全研究》2019 年第5 期；孟維瞻：《古代中原王朝統一與崛起時期的聯盟安全經驗與啟示》，《國際安全研究》2022 年第6 期；蒙克、董琦圓：《“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春秋等級制下會盟的興衰》，《世界經濟與政治》2023 年第8 期。

第三，國際化程度有了很大提升。一是不少學者在頂級英文期刊上發表文章。③筆者統計了中國學者過去十年發表在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Security Studies,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rvival, The Pacific Review,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等代表性國際期刊上傳統安全論文的數量，2014—2018年五年間年均發文量約10 篇，2019—2023 年五年間年均發文量約16 篇。二是社會演化理論、道義現實主義和關系理論的相關著作在國外知名出版社出版，④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print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Qin Yaqing,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Princeton, 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在學術界產生了較大影響。其中，唐世平的著作《國際政治的社會演化》獲得國際研究協會（ISA）2015 年年度最佳著作獎。三是國際話語權有了極大的提升。清華大學主辦的《中國國際政治雜志》（TheChineseJournalof InternationalPolitics）躋身SSCI 一區，成為國際知名的國際關系類研究期刊。2023 年12 月，唐世平還當選國際研究協會副主席。

第四，進一步譯介了國外經典和前沿成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東方編譯所譯叢”和“國際戰略研究叢書”繼續翻譯和引介了大量傳統安全研究的著作。近十年來，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大戰略研究叢書”和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國際安全譯叢”聚焦國際安全研究相關議題，翻譯了不少新作。這些譯作拓展了中國學術界的國際視野，豐富了讀者對于傳統安全問題的理論理解，也提升了中國學者的研究方法水平。①任曉：《中國國際關系學史》，商務印書館2022 年版，第359 頁。

2. 研究方法不斷精進

第一，對定性研究方法的掌握更加深入。研究者熟練掌握了基本的定性研究方法，注重研究設計的科學性，通過“機制+因素”的分析框架、半負面案例比較法、正負案例對比等方法進行案例研究，同時重視對案例因果機制的考察。②周亦奇、唐世平：《“半負面案例比較法”與機制辨別——北約與華約的命運為何不同》，《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 年第12 期。中國學者還知曉定性方法本身存在的問題并提出改進方案。有學者深入討論了定性研究中選擇性偏差問題及其識別、類型化與研究設計、理論化與整合性的案例選擇策略等問題。③劉豐：《類型化方法與國際關系研究設計》，《世界經濟與政治》2017 年第 8 期；劉豐：《定性比較分析與國際關系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 年第1 期；游宇、陳超：《一切為了理論——理論化與整合性的案例選擇策略》，《世界經濟與政治》2023 年第12 期。

第二，對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更加廣泛。過去十年，越來越多受到嚴格方法論訓練的中國學者使用定量方法對武裝沖突、沖突調停、聯盟和安全合作網絡等傳統安全議題進行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④Xun Pang, Lida Liu and Stephanie Ma, “China’s Network Strategy for Seeking Great Power Statu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0, No. 1, 2017; Yiyi Chen, “Why Appoint a Weak Mediator? A Strategic Choice to Reduce Uncertainty in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2, No. 3, 2019；Chong Chen and Kyle Beardsley, “Once and Future Peacemakers: Continuity of Third-Party Involvement in Civil War Peace Processes,”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 28, No. 2, 2021；陳沖、胡競天：《空間依賴與武裝沖突預測》，《國際政治科學》2022 年第2 期；曹瑋：《選邊還是對沖——中美戰略競爭背景下的亞太國家選擇》，《世界經濟與政治》2021 年第2 期。與此同時，學術界也意識到定量研究的邊界。龐珣指出，定量方法具有透明度高、可重演性和明確程序化的優勢，但不適用于探索規范性理論或尋找歷史的真相，因此定量方法的使用必須注意其功能的邊界。⑤龐珣：《國際關系研究的定量方法：定義、規則與操作》，《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 年第1 期。在定量方法普及的同時，傳統安全的研究者也意識到，要根據具體研究問題來選取合適的研究方法。

第三，對新研究方法的嘗試更加普遍。過去十年，越來越多的學者探索大數據、機器學習、實驗、田野調查等方法在傳統安全研究中的應用。①陳沖：《武裝沖突與婦女賦權——基于兩項自然實驗的實證研究》，《國際安全研究》2021 年第4 期；陳然、于朔：《支持還是反對軍事沖突?——日本與鄰國爭端中民意的調查實驗分析》，《國際安全研究》2014 年第5 期；盧凌宇：《政治學田野調查方法》，《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 年第1 期；汪段泳、趙裴：《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國公民安全風險調查——以剛果（金）為例》，《復旦國際關系評論》2015 年第1 輯。董青嶺提出用大數據態勢感知重塑國際沖突預測的模型與路徑，并提出機器學習的沖突預測范式。②董青嶺：《大數據與機器學習——復雜社會的政治分析》，時事出版社2018 年版；董青嶺：《大數據安全態勢感知與沖突預測》，《中國社會科學》2018 年第6 期。然而，盡管大數據和機器學習等研究方法非常前沿，但是不少學者也指出它們在沖突預測等方面的表現不盡如人意。③劉辰輝、唐世平：《機器學習在沖突預測方面的局限——基于對暴力預警系統的再檢驗與討論》，《世界經濟與政治》2023 年第12 期。

3. 研究隊伍不斷強化

第一，老中青人才梯隊不斷優化。過去十年，老一輩學者繼續發揮引領作用，不僅進行理論創新并提出了一系列理論成果，還積極提供學術公共產品、獎掖后學。在此背景下，一大批中青年學者快速成長起來，成為傳統安全研究的中堅力量。中青年學者的學術訓練更加專業和科學，并且相當一部分在海外一流名校取得學位。這種學術背景讓中青年學者在研究議題上更前沿國際，研究方法更多元科學，從而推動了傳統安全研究的發展。④祁懷高：《“雙一流”建設背景下北大復旦人大清華國關青年教師的發展現狀與思考》，《復旦國際關系評論》2023 年第1 輯。

第二，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體系更加完善?？傮w國家安全觀提出以來，傳統安全研究迎來巨大歷史機遇。2018 年，教育部印發《關于加強大中小學國家安全教育的實施意見》，明確要求設立國家安全一級學科。2020 年12 月，“國家安全學”一級學科正式設立，傳統安全研究的人才培養體系更加完善。此外，安全研究專門類教材不斷修訂、不斷推陳出新，例如王帆和盧靜主編的《國際安全概論》、李少軍和李開盛等撰寫的《國際安全新論》以及陳拯編寫的《國際安全導論》等。⑤王帆、盧靜主編：《國際安全概論》（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年版；李少軍、李開盛等：《國際安全新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年版；陳拯編著：《國際安全導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23 年版。

第三，學術期刊建設不斷進步。隨著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提出，學術期刊更加重視傳統安全研究?！妒澜缃洕c政治》專門開設“國際安全”“安全研究”“國際安全理論”“國家安全學”等欄目，十年間發稿近百篇，起到了良好的導向作用?！秶H安全研究》以“加強戰略思維、審視國際安全、維護國家利益”為宗旨，十年間專注于安全研究各類議題，發表了一大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論文，極大地帶動了中國傳統安全研究的進步?！秶H展望》《太平洋學報》《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等期刊的轉型與蛻變，以及《國家安全研究》《國家安全論壇》等專注于國家安全的新期刊出現，都為傳統安全研究持續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平臺保障。

（二）中國傳統安全研究存在的問題

盡管中國傳統安全研究在過去十年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在理論創新和學科發展上仍存在一些問題。

中國傳統安全研究在基礎理論上的創新能力仍然不強。其一，公允來講，21世紀以來全球安全研究的大理論創新都趨于停滯，中國也不例外。大理論的“終結”，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冷戰期間已經發展出較為完備的大理論，對當前反復出現的一些國際關系事實仍有解釋力。然而，大理論發展的停滯并不意味著理論整體的停滯，傳統安全研究理論的增長點從宏觀理論轉向了中層理論和微觀理論。①David A. Lake, “Theory Is Dead, Long Live Theory: The End of the Great Debates and the Rise of Eclectic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3, 2013；宋偉：《興盛的國際關系理論與已終結的大理論研究》，《教學與研究》2019 年第10 期。對于中國學者而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將傳統安全研究的新議題帶入已有的理論框架進行檢驗，如何通過研究中國自身的特殊性重新推動理論創新與發展。同時，值得引起警惕的現象是，老一輩學者致力于理論創新，但是中青年學者對理論研究的興趣在急劇下降，多聚焦于議題導向的研究。其二，傳統安全研究的理論創新與中國外交實踐有著較大差距。中國傳統安全研究雖然存在一定的理論與現實“共振”，但這種共振更多是對現實發展對理論研究的單向引導，理論對現實的影響則相對有限，難以滿足中國外交的實踐需求，也落后于中國政府提出的思想、理論和倡議。其三，傳統安全研究在構建自主知識體系上仍然有著較大距離。過去十年，百年大變局和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為學術界提供了巨大的學術機遇，中國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學術界提供了深厚的學術理念，中國的外交實踐給學術界提供了豐富的學術素材，但是傳統安全研究領域并未產生與之相匹配的理論創新和理論成果，對中國立場和中國方案的支撐也遠遠不夠。

中國傳統安全研究的學科發展仍需進一步提升。其一，國家安全學和區域國別學成為一級學科后，傳統安全研究橫跨政治學、國家安全學和區域國別學三個一級學科，在學科建制上更加碎片化。由于各學科缺乏統一的研究議程和研究共識，都試圖在傳統安全研究中掌握更大話語權，這無疑增加了研究重疊和資源浪費，強化了各學科之間的溝通藩籬，加大了理論創新難度，限制了傳統安全研究發展的空間。國家安全學的學科內涵是研究國家生存與發展的根本性、全局性安全問題，是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綜合性、交叉性核心支撐學科。①《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簡介及其學位基本要求》，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學會網站，https://www.acge.org.cn/encyclopediaFront/enterEncyclopediaIndex。這要求中國學者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既要熟悉西方傳統安全理論和實踐，還要能夠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安全學理論。同時，中國的傳統安全議題的研究者要打破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研究在研究取向上的分歧，采取更加綜合和多元的視角來審視安全問題，盡快補齊在學術研究和人才上的不足。其二，當前傳統安全研究成果量有余而質不足。傳統安全研究離不開對現實問題的深度研究，但過度聚焦熱點議題往往伴隨著無效、同質化的研究大量產出，這導致研究的泡沫化，其中能夠沉淀下來并經得住歷史考驗的成果相對有限。對熱點問題追逐，還會導致難以形成長期有效的研究議程，從而使重大理論創新受限。其三，過于依賴西方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過去十年，盡管中國傳統安全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對西方理論的翻譯引介和消化吸收比較系統，但是在理論創新上還沒有完全脫離西方的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為了提高理論創新能力，中國傳統安全研究應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致力于構建中國傳統安全研究的自主知識體系。

四 傳統安全研究的發展方向

過去十年，中國傳統安全研究取得了諸多進展，為這一研究領域的繼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當前中國傳統安全研究面臨著難得的歷史機遇，未來十年將是理論創新的關鍵階段。在某種程度上，傳統安全研究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的共振將給理論創新提供前所未有的可能?？傮w而言，未來中國傳統安全研究可從以下四個方面展開。

（一）聚焦重大戰略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堅持問題導向是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點。問題是創新的起點，也是創新的動力源。只有聆聽時代的聲音，回應時代的呼喚，認真研究解決重大而緊迫的問題，才能真正把握住歷史脈絡、找到發展規律，推動理論創新?！雹倭暯剑骸对谡軐W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14 頁。傳統安全研究也應遵循這一要求。首先，回答中國崛起帶來的理論和現實問題。中國崛起是世界歷史進程中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國學術界無法回避的研究課題。我們需要堅持理論創新，正確回答中國式現代化如何走和平道路、如何統籌發展和安全、中美如何找到正確相處之道等重大課題，從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其次，深入研究大國競爭和大國沖突問題。全球化遭遇逆流，地緣政治重新回歸，大國競爭空前激烈，中美關系也進入一個關鍵階段。中美兩國如何作出正確歷史選擇，如何共同有效管控分歧，推進互利合作，共同承擔大國責任，這將關系到兩國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福祉。再次，關注新興技術帶來的安全問題。太空、網絡和人工智能等科學技術的發展，極大地塑造了國家的行為模式和互動模式，形成了傳統安全研究的“新邊疆”。對此，中國傳統安全研究可開展跨學科交叉研究，注重對新技術問題的理解和把握。

（二）重視中外經驗總結

傳統安全研究應該重視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安全實踐的經驗總結。學術界不僅要對1949 年以來中國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不結盟政策等重要安全理念進行總結，還要進一步提煉新時代以來中國豐富的安全實踐。當前，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華民族復興處于關鍵時期，中國的安全實踐重要而獨特。諸如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卻遭受美國前所未有的遏制、圍堵、打壓，中國在安全赤字的世界里提出“全球安全倡議”等一系列重要理念，這些社會事實都為傳統安全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此外，學術界要從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安全實踐中汲取經驗教訓。美國的傳統安全研究和安全實踐為其維護霸權地位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政策指導。然而，當下美國的傳統安全研究出現了理論與實際脫節、過度經濟理性化和技術化、對歷史重視不夠、對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了解有限、過度意識形態化等痼疾。②于鐵軍：《霸權的護持：冷戰時期美國的國家安全研究》，《國際政治研究》2022 年第5 期?？梢哉f，美國傳統安全研究曾經的輝煌見證了美國曾經的輝煌，當下美國傳統安全研究的困境展示了美國當下的困境。中國學術界應總結美國傳統安全研究的經驗教訓，避免重走美國的老路。

（三）堅持基礎理論創新

理論創新是學術研究的生命，也是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支撐。未來中國學者堅持理論創新宜遵循三個原則。一是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指引?？傮w國家安全觀是新時代國家安全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是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的思想體現，是百年來黨的國家安全思想不斷自我總結、修正、完善的結果，是中國共產黨百年來國家安全思想的系統集成。①袁鵬：《對總體國家安全觀理論體系的戰略思考》，《現代國際關系》2021 年第7 期，第2 頁。發展中國特色的傳統安全理論，必須加強對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把握和理解?？傮w國家安全觀要求研究者從系統思維角度重新認識和分析安全問題，相比西方傳統安全理論視角下由威脅或能力所界定的安全，中國學者可以探索以風險界定的綜合安全，重新討論傳統安全概念和思維及其對國家行為的影響。②代表性的研究參見張宇燕、馮維江：《新時代國家安全學論綱》，《中國社會科學》2021 年第7 期；唐士其、龐珣：《綜合安全論：風險的反向界定和政治邏輯》，《國際政治研究》2022 年第6 期；祁昊天：《國家安全系統理論芻議》，《國際政治研究》2023 年第1 期。二是重視對中國傳統安全思想的研究總結。中國特有的歷史文化和政治實踐，為傳統安全研究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和豐富的智慧源泉。一方面，學術界應繼續加強對中國古代安全概念和思想的挖掘，通過中華經典概念和理論彌補西方理論的不足，解構西方的邏輯陷阱；另一方面，對中國傳統安全思想文化和歷史的總結不能脫離現實問題，需堅持以解決現實問題為目標，為中國古代議題的研究注入靈魂，而非為了研究而研究。三是積極推進與西方理論之間的對話和交流。傳統安全研究的理論創新不應該是拿來主義，也不能畫地為牢而孤芳自賞，而是應該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國傳統安全思想和西方安全理論融會貫通。在此基礎上，積極推進與西方學者之間的交流對話，用西方聽得懂的學術概念和學術話語闡釋中國的思想和理論，發出中國聲音。

（四）使用科學研究方法

中國傳統安全研究應該積極運用科學研究方法，推動傳統安全研究成為“有用之學”。一方面，科學研究方法可以提升傳統安全研究的科學化水平，也是保證學術質量、促進學術交流的重要手段。其一，中國傳統安全研究要在學生培養、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等多個層面夯實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訓練、使用和推廣。其二，以研究方法服務研究問題為根本，超越定量和定性之爭，堅持合適有用方法論使用原則。其三，積極使用社會實驗、大數據和機器學習等新研究方法，以推進傳統安全研究的發展。另一方面，堅持強調實踐、重視調查研究等中國特色的研究方法，積極參與到中國和世界的安全實踐中，避免走美國傳統安全研究的老路——成了一門“精致而無用”的學問。美國學者邁克爾·德施（Michael C.Desch）指出，當前美國社會科學學術界對政策的影響減弱，主要原因是研究越來越重視狹義的科學嚴謹性，忽視了政策相關性，走向了知識上的死胡同和政策上的潰敗。①Michael C. Desch, Cult of the Irrelevant: The Waning Influence of Social Science on 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8-19.這給中國傳統安全研究的啟示是，要注重研究大問題和真問題，走出書齋并重視田野調查研究、實地考察、訪談等研究方法的應用，做出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學問。

結 語

過去十年，中國傳統安全研究蓬勃發展，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研究水平不斷提升，研究方法不斷精進，研究隊伍不斷強化。然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的時代背景亟需理論創新，亟需構建傳統安全研究的自主知識體系。對于中國傳統安全研究而言，這是最好的時代。面向未來，中國也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高水平的傳統安全研究創新成果，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保駕護航。歷史上，英國的戰略研究與美國的安全研究為英國和美國的崛起與稱霸提供了理論知識上的支撐?，F在，這一歷史重任交到了中國學者手中。中國學者能否實現理論創新，能否踏踏實實做好“有用之學”，能否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全人類的前途命運緊密連結起來并提供思想支撐，事關中國國家安全之穩固、大國崛起之成敗、人類之和平與發展。未來大國之爭不僅僅是國力之爭，還是理論創新能力之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傳統安全研究的水平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