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反貧困視角重思馬克思的人類解放理論〔*〕

周露平

(上海交通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 200240)

就問題的起源來講,現代性解放作為現代資產階級話語,彰顯出反抗傳統封建社會的基本訴求與斗爭原則,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但問題在于資產階級的解放事業,導致難以克服的無產階級貧困化現實。因此,當弗朗西斯·福山試圖以資本運動作為歷史藍圖,終結任何企圖超越的論斷,無疑是錯誤與可笑的。換言之,在貧困現實的歷史巨幕中,現代資產階級并未帶來人類解放的終極許諾,反而成為充滿矛盾沖突的烏托邦幻象。

就解決的效果而言,面對人類解放問題,已有的研究進路主要聚焦諸如,社會制度改造與人類解放的成型、生產力發展與人類解放的形成、生產關系變革與人類解放的塑造、社會形態變遷與人類解放的確立等。這些討論有共性傾向:以一種“應然性”的方式,如人類的自由全面發展,來規定社會運行機制的“實然”,但問題在于人類解放如何從人類生產世界自我生成出解放之路徑且展示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之圖景。這是理論研究缺失的重要一環,容易走向一種所謂批判的無批判之路。

故縱觀兩種進路可以發現,人類解放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旨趣與終極目標,同時也是馬克思思想區別于其他思想的本質內容。貫徹人類發展史的貧困議題恰恰證實了人類解放、資本批判與社會變革之間的本質關系。有一種誤解似乎難以消除:馬克思資本批判理論變成危機的“警告”與“提示”,而被納入資本主義的辯護話語之內。

事實上是這樣嗎?我們以為,當馬克思將無產階級的“物質利益”問題提升至社會批判時,則將無產階級貧困議題深嵌唯物史觀批判與政治經濟學批判之脈絡核心。故海德格爾斷言,馬克思的社會異化批判那一向度恰恰是極具理論高度的,與人類解放命運分享著共同的內容:消除異化成為馬克思與其他思想家的重大理論分野,因為異化勞動是致貧的謀生活動?！?〕

在此還要澄清兩種錯誤思潮,因為它們作為理論頑疾瓦解著解決貧困問題的任何企圖。一種是否定任何救濟方式,因為貧困是人類永恒樣態。如富蘭克林認為,《濟貧法》的制度是造成無產階級不愿勞動的原因,“他所指的制度,是向窮人提供一定救濟的《濟貧法》”,即“富蘭克林意識到,要建立雇傭勞動制,一定程度的貧困是必要的”;〔2〕李嘉圖的態度則更為明確,認為濟貧法會影響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一切貧民都能確實得到扶助,人人生活都得安適,則按由學理推論,這種賦稅的繁重,怕會駕在其他各種賦稅總和之上。救濟法的作用,使富強變為貧弱,使勞動的努力僅僅為了生計,使智能優劣的界限紊亂,使人類心靈,為滿足肉欲而不絕忙碌,最后,使一切階級陷于貧困”;〔3〕馬爾薩斯的觀點尤為激進,認為濟貧法不能解決人口激增的問題,反而使整個國家陷入困境,因為“根除貧困超越了人類的能力范圍”,〔4〕這樣的實踐后果是,以他的人口論作為設計藍圖,資本家頒布了新的救濟法,〔5〕等等。他們意在說明,貧困是資本進步的直接體現,是人類進步的必然代價;假如沒有貧困,那么無產階級就道德墮落與人性乖張,那么資本家則喪失了勞動力來源,那么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必然受到阻礙。

另一種,貧困是技術進步的必然產物。那么是否如技術批評者所言,現代技術或機器進步導致了無產階級貧困化。他們堅信無產階級因被機器技術淘汰而導致分工化貧困。如,黑格爾專門提及勞動抽象化問題,其背后就是機器技術的抽象化導致了人被機器所取代的問題,“勞動的抽象化與滿足的具體化”的矛盾關系導致了片面化的社會分工,它帶來勞動者被機器取代而導致貧困問題,“生產的抽象化使勞動越來越機械化,到了最后人就可以走開,而讓機器來代替他”;〔6〕卡爾·洛維特認為,生產力發展導致了技術致貧,“新發現的財富的源泉,由于某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魔力而變成貧困的根源”;〔7〕海爾布隆納也得出同樣的結論,“資本主義的厄運是,它創造出了超越其社會制度掌控能力的生產技術機構”?！?〕顯然,這些技術批評者們堅信是技術導致了貧困。顯而易見,他們并未看到技術生產背后資本致貧的實質,只抓住了技術致貧的膚淺表象。

總之,這兩大問題所隱含的判斷都一樣,都認為貧困作為人類缺陷或技術附庸是無法根治的。換言之,人類解放作為一項未竟事業成為烏托邦式的想象,被禁錮于資本生產方式而難以實現。

一、問題的提出:反貧困以何種形式深嵌人類解放事業

就解決難度而言,貧困問題是人類發展史難以解決的頑疾之一。有一種誤解頗為流行且迷惑至深:人類解放就是經濟解放、政治解放與人性解放的多元綜合。假如將之貫徹到底的話,很容易得出這樣的誤判:現代解放論等同于資本創造論、人類解放論是資本解放人類論。前面已提及,這種誤解容易幻象化為以資本終結任何未來發展的圖景。如,黑格爾以精神哲學論證了這種歷史終結論,將歷史原則劃定在精神或理念的范圍內;弗朗西斯·福山將這種終結論轉化為赤裸裸的意識形態主張,企圖以此證實資本主義制度是現代世界最為完美的社會制度等。但作為資本主義制度頑疾之一的貧困問題,無論是黑格爾還是福山都將之歸結為社會懸置的議題,“怎樣解決貧困,是推動現代社會并使它感到苦惱的一個重要問題”?！?〕如何把握與解決貧困問題,成為他們的理論空場。故資產階級思想家們只看到資本的文明性,有意淡化其否定性。換言之,大多數思想家們只關注財富的增長問題,注重實現資本層面的“富國裕民”的制度設計,而忽視反貧困視域中的人類解放議題。

因此,資產階級的解放實驗是有歷史限度的,以致馬克思批判當時的普魯士王朝時,諷刺當時的政治改革只是“局部的純政治的革命”,“就是市民社會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統治,就是一定的階級從自己的特殊地位出發,從事社會的普遍解放”?！?0〕就革命效果而言,資產階級革命使得人的解放成為一種歷史命運,卻封閉了人類解放的任何可能。

(一)資本生產與人的解放的社會協同

資本所有權使人身依附關系中倫理實體之人變成了現代市民社會中的原子個人,“人們(Mensch)當然是平等的,但他們僅僅作為人(Person),即在他們的占有來源上,是平等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每個人必須擁有財產”,〔11〕財產的占有是現代世界的平等本質。換言之,財富的占有才使得人的解放成為社會化運動,那么與人的現代屬性相關的自由、平等與博愛的精神才有可能。

黑格爾的解放觀體現了資產階級哲學意識形態的反思高度,其中《法哲學原理》對解放的理解頗為重要,也代表了黑格爾關于解放的理解。他認為,解放是人的自我意志或任性(特殊的自由意志)轉向社會化的普遍性過程?！?2〕雖然“這種解放是形式的”,因為黑格爾看到了市民社會中人的解放的必然性內容,但由于“社會狀況趨向于需要、手段和享受的無窮盡的殊多化和細致化”,這必然導致社會需要與滿足的矛盾:奢侈與貧困的對峙是難以消除的,〔13〕即人的解放出現了“兩難問題”。

但不可否認的是,黑格爾的解放理論有幾點比較重要,值得揣摩:其解放思考并未站在貧困階級的立場上,必然有意識地淡化這一階層;已注意勞動在人的解放過程中的異化阻力;其目的不是人類解放的現實實現,而是依附于絕對精神的人的解放等。這些思考其實從社會制度的視角考察了人的解放問題,激活了馬克思對市民社會的重新設想?！?4〕

(二)貧困生產與應對機制的差異理解

傳統社會存在等級貧困與絕對貧困,這種貧困現實是由物質財富貧瘠以及社會生產力極端低下引發的。工業革命與機械化生產,使得資本具有了征服世界的革命能力,新的生產方式與革命方式改變了人類生存方式。以前的高度依附的人身關系,變成了以勞動能力換取生活資料的生存方式。由此貧困形成是由于生產資料受資本調節,變成了一種相對貧困,即現代世界中的貧困是相對貧困。

如何解決相對貧困,不同思想家之間產生了重要的理論分野:一種觀點認為,貧困是由于懶惰等人性缺陷造成的,故諸如約翰夫·湯森、威廉·坦普爾、洛克等認為,應該讓無產階級的后代盡早勞動,以解決生存問題,減輕社會壓力,如洛克呼吁孩子在3歲的“成熟年齡”就可以開始工作;〔15〕另一種觀點認為,貧困是社會發展的要求所致,這種看法主要包括弗萊徹、哈奇森、斯密、李嘉圖、貝克萊等人,他們認為“永久化的奴役是他們最好的命運”,“逼迫他們對國家的財富做出更大貢獻”?！?6〕

同樣,盡管伊格爾頓看到,“貫穿人類歷史的是物質的匱乏、強迫勞役、暴力和剝削”,但他沒有看到資本主義不是傳統世界的絕對貧困,而是資本剝削所導致的新的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故其論斷無疑是錯誤的,“人類有史以來的所有文明都是以它們為基礎建立的”;〔17〕同時很容易得出一種悲觀性的結論:貧困問題本身是無解的,人類解放的可能性遙不可及。那么,面對社會形態的本質變遷,思想史也會有三種反饋:資本創造財富,經濟活動為財富增長提供了“富國裕民”的科學規律;資本形成現代政治,政治活動為資本發展提供了公民解放的條件;資本創造解放前景,空想社會主義將解放限定在私有財產的共有化之路上。

但問題在于,它們并未意識到人類解放如何超越資本社會的復雜性矛盾問題,換言之,只是抓住了資本的某一種內容加以肯定或否定,并未真正切入現代世界的問題核心。換言之,在資產階級的理論視域內,人類解放只是資本增殖向度上的財富解放,那么無產階級失去財富的樣態就成為“科學議題”的邊緣內容。

(三)理論反思與歷史批判的矛盾對峙

第一個真正以歷史視角進入反貧困視域的是黑格爾。盡管黑格爾的結論是,貧困問題作為現代性的癥候是無解的,但黑格爾做了很多開拓性的工作,“對19世紀初黑格爾的一些著作的研究表明,他那時已經深刻思考過工業社會增長與物質和精神貧困增長之間的關系。他的思考達到了令人驚訝的深度,因為他所思考的問題先于青年馬克思的異化理論”,〔18〕這值得學界關注。

如,黑格爾區分了占有與收入之間的區別,以剖析現代貧困的本質屬性。占有是法權意義上的,而收入是市民社會之中的謀取生活資料的手段,即占有其實就是私有財產的所有權問題,收入是在市民社會生存中獲取的,二者有本質差異——占有是現代世界的平等來源。在黑格爾這,收入多寡或有無屬于市民社會領域,因為失去收入的貧困者是社會調整的產物。黑格爾只側重資本創造財富的宏大敘事,卻淡化了無產階級的收入缺失(不正義的分配)的現實。但黑格爾已經注意到,資本支配下的社會分配本身并不能帶來全面發展之可能。

再比如,盡管黑格爾無法提出財富生產與賤民貧困之間矛盾的解決路徑,但他已經意識到賤民貧困的歷史生成內容:現代分工體系與生產關系容易形成貧困與賤民。以此觀點對話其他觀點,則立分高下。如,近代功利主義以抽象的“最大幸福論”取代“利己主義”的“最大利潤論”,以此掩飾貧困的生成說明。換言之,貧困與賤民的形成是與集體幸福原則相悖的,是這些貧困者受過度欲望驅使而失去最大幸福的效用,“幸福便是人類行為的唯一目的,而促進幸福便是判定一切人類行為的檢驗標準了”,故“真正說來人們欲求的唯有幸?！??！?9〕但功利主義者們并未看到,幸福問題不僅僅是一種體驗性的效用,更是根植于社會化運動之中的。簡言之,黑格爾否定了任何以集體或社會為名的考察方式,直接回歸至歷史批判視域,但問題在于他以思辨形式考察了貧困與賤民,而并未面向社會現實,即現代生產制度造就了現代貧困。

總之,這些思考本身并未真正澄清反貧困與人類解放的內在關聯,而是將之歸結為人類的不完善的人性結構或社會管理機制。與之相對,馬克思通過唯物史觀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雙重視角,揭示反貧困作為一種歷史性議題,如何深嵌在人類解放的敘事結構之中,即它們協同推進且彼此互動:馬克思從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學說兩大方面予以解讀,直接論證了反貧困深嵌在人類解放事業之中,證實了人類解放的可能性與必然性。

二、反貧困的理論聚焦:馬克思人類解放理論的研究進路

馬克思將謀求人類解放作為畢生事業,一直孜孜以求。反貧困直接聚焦了人類解放的現實批判與未來圖景,成為馬克思終身研究的對象?？梢悦鞔_的是,他在《萊茵報》時期用“人民理性”去質問“自由精神”,轉向關注窮人利益。由于“物質利益困惑”,馬克思從青年黑格爾派的“自我意識”批判,轉向了對市民社會的物質利益關系的批判,一直到《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包括后來的《人類學筆記》《歷史學筆記》等,完成了人類解放與反貧困關系的原則定位與研究設計。

(一)反貧困哲學的解放設計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及其導言明確,無產階級的貧困問題是物質利益矛盾的社會結果,同時提出無產階級反對貧困的哲學方式,即“心”(無產階級)與“腦”(無產階級哲學)的辯證運動,即哲學批判需要無產階級作為物質武器,無產階級革命需要新哲學作為精神武器。具體而言,馬克思已經轉至對現代性進行批判,特別是抓住了現代性的“副產品”——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是顛覆與反抗現代性世界的根本力量,也是人類解放的革命主體,“無產階級宣告迄今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體,只不過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為它就是這個世界制度的實際解體”?！?0〕簡言之,它們是完成反貧困與人類解放的革命主體。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人類解放為系統議題,為讀者展示了其反貧困的問題意識與初步思考。一方面,以異化勞動為內容的貧困樣態。異化勞動導致了無產階級貧困,這種貧困樣態就是謀生活動:失去產品而貧困、勞動過程被剝削而貧困、人的本質喪失而貧困、社會關系扭曲的貧困等四種貧困樣態。另一方面,以揚棄異化勞動為內容的消滅貧困路徑。馬克思提出,通過積極揚棄私有財產來完成消滅貧困的歷史重任。什么叫積極揚棄私有財產?就是利用私有財產發展財富的同時,揚棄異化勞動,實現人類解放。這種解放是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反之亦然,“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1〕因此,青年馬克思的反貧困更加側重于哲學批判視域。

更為關鍵的是,馬克思已經注重異化生產、財富統治與無產階級貧困之間的經濟學研究。如,詳細考察三者的矛盾現象:一是財富衰弱時,工人的相對貧困加劇,深受貧困折磨;二是財富增長時,工人從事奴隸勞動,但依然擺脫不了勞動過度與餓死的命運;三是財富增長穩定時,工人貧困處于相對狀態的頂峰。因此馬克思判斷,“在社會的衰落狀態中,工人的貧困日益加劇;在增長的狀態中,貧困具有錯綜復雜的形式;在達到完滿的狀態中,貧困持續不變”?！?2〕簡言之,無產階級的貧困是現代社會的必然樣態,那么追問現代社會的運行機制就成為馬克思思想研究的重要議題——為什么無產階級必須進入資本積累的系統之中呢?此時馬克思以哲學作答,由于無產階級從事的是謀生勞動或異化勞動而致貧,“資本是對勞動及其產品的支配權力”?！?3〕這樣的考察內容為《資本論》及其手稿開辟了準確的研究道路。

(二)反貧困哲學的對象聚焦

盡管思想史對貧困有過碎片化的反思,但這些反思都游離于貧困的外部現象,不能準確把握貧困形成的對象內容。馬克思做了三個方面的工作:其一,吸收前人的反貧困思考,甄別他們有關反貧困問題的得與失,如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空想社會主義理論、工廠統計學與黑格爾的貧困理論等;其二,收集與整理官方文件,佐證貧困現實,如《童工調查委員會報告》《工廠視察員報告》《公共衛生報告》《總結報告》《皇家鐵道委員會報告》《泰晤士報》等;其三,與恩格斯等人進入工廠調研,掌握大量的無產階級貧困素材。這三大方面使得馬克思從對無產階級貧困現象的外部考察,轉入對貧困成因的本質批判。

首先,考察貧困的方式不再局限于人性論批判。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們側重于對無產階級的貧困成因的討論,將之歸結為無產者自身的道德墮落與人性缺陷。如,馬爾薩斯認為,貧困是由于人口的繁殖力,導致食物供給不足,而人口膨脹的原因是由道德墮落引起的,〔24〕故貧困難以消除,“消除下等社會階層的貧困確實是一項艱巨的工作。老實說,貧困對社會成員的壓迫,乃是一種頑疾,并非人類智慧所能根除”〔25〕等。類似的觀點很多,它們的共性在于沒有看到貧困生成的社會機制,而將貧困反思歸結為人性論批判。馬克思認為貧困考察應該回到社會生產方式之中,如《資本論》及其手稿大量舉證了資本如何致貧的現實。

其次,貧困成型的考察視角轉換。馬克思通過資本批判,直接從勞資交往轉到勞動生產,放棄了關于貧困的外部分析。如韋克菲爾德認為,窮人在勞資交往過程中,應該處于“自然被奴役的狀態”,任何提高工資的措施都無助于貧困的解決,反而將問題引向了城市,加劇了城市的負擔,這與斯密、李嘉圖,包括馬爾薩斯等的觀點非常類似。原因在于這些資產階級思想家只是從勞資交往過程出發,但仍然以工人貧困作為基本代價,為資本增殖提供“科學規律”。究其本質,它們對資本合理化加以論證,進而避開勞資對峙的矛盾說明。與之相對,馬克思直接從勞動者的視角考察了資本增殖與貧困生成的關系,從原則高度上把握資本存在必然以無產階級貧困化作為基礎,即貧困生產過程是資本剝削過程。如,很多經濟學家將機器作為勞資關系和諧化的重要內容,正如馬克思所批判,“被經濟學上的樂觀主義所歪曲的事實真相是:受機器排擠的工人從工場被拋到勞動市場,增加了那里已可供資本主義剝削支配的勞動力的數量”;〔26〕再比如,經濟學家關于資本積累是為“富國裕民”的斷言,其實質是資本“積累過程的機制本身,會在增大資本的同時,增加‘勤勞貧民’即雇傭工人的數量”,〔27〕無限增加貧困的生產者數量。

最后,貧困塑造的社會矛盾確立。黑格爾的貧困理論對馬克思影響非常大。馬克思細致研讀了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肯定了后者關于賤民思考的重要意義;同時,將賤民直接定位為無產階級,提出了解放向度的反貧困議題,“一個并非市民社會階級的市民社會階級,形成一個表明一切等級解體的等級”,“社會解體的這個結果,就是無產階級這個特殊等級”?！?8〕馬克思進而提出,市民社會的政治解放與人類解放的本質區別,確認了人類解放的主體就是無產階級,他們“真正是社會的頭腦和社會的心臟”?！?9〕那么無產階級的貧困問題,一方面回到社會運行機制的批判,即現代資本造就了無產階級貧困,另一方面無產階級反貧困不能簡單依賴于法律約束或道德批判,而是走向自我革命,無產階級在人類解放的向度上提出反貧困的終極訴求,“無產階級宣告迄今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體,只不過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為它就是這個世界制度的實際解體”?！?0〕簡言之,馬克思的反貧困主體是無產階級,且反貧困途徑是消滅現代資本制度——它們直接貫通著唯物史觀與《資本論》研究,成為人類解放的核心內容。

正如恩格斯所言,“以前所有的歷史觀,都以下述觀念為基礎:一切歷史變動的最終原因,應當到人們變動著的思想中去尋求”?！?1〕故與黑格爾不同的是,馬克思扭轉了致貧過程中的“市民社會與國家的關系”。貧困不再是國家層面的邊緣現象,而源自市民社會中物質利益的復雜矛盾運動——反貧困是新世界觀指導下的批判進路。無產階級貧困化現實不是資產階級革命所賦予的人類解放,資產階級革命只是人類解放的一個環節,需要在反貧困中加以揚棄。

(三)反貧困哲學的全面呈現

《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等都直接證實了人類解放與消滅貧困的內在關聯。黑格爾也提及解放問題,但是他的解放是絕對精神中的解放環節。絕對精神的運動環節中必定不會有貧困的位置,即貧困在他那只是情緒或意志的主觀缺失,而非絕對精神的客觀內容。黑格爾提出,貧困形成于不勞動的情感或情緒,“貧困自身并不使人就成為賤民,賤民只是決定于跟貧困相結合的情緒,即決定于對富人、對社會、對政府等等的內心反抗”,〔32〕賤民就是不勞動以及有消極化情緒的無產者。那么,在黑格爾這,貧困與賤民問題變成了以待揚棄的情緒化主體精神。如何揚棄之,黑格爾認為可以通過諸如同業公會、殖民事業與社會救濟等方式來解決。故只要沒有達到對現代資本的批判,黑格爾依然停留于資產階級的保守視域。

與之相對,馬克思的反貧困直接面向資本現實?！顿Y本論》提出了貧困成因、運動與擴張等規律。首先,現代貧困形成于資本及其邏輯。假如僅僅看到貧困現象,則無法真正切入現代世界。勞動力商品化是資本致貧的現象,其實質在于資本如何通過商品化過程導致無產階級形成,即形成“一無所有”且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同時,資本占有勞動力而不是簡單占有勞動,目的是占有勞動者的剩余生產能力,即剩余勞動。簡言之,資本致貧是一個生產過程的主體性事件,它不斷變換、轉換勞動力與剩余價值的關系,改變著貧困程度,以滿足自己的增殖需要。

其次,貧困程度受資本構成的嚴重影響。馬克思特別通過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來標識貧困程度問題。不變資本是剩余價值生產過程中不變的資本部分,是資本擴大再生產的目的與歸宿;可變資本是剩余價值生產過程中變化的資本部分。資本積累需要一方面通過絕對擴大勞動力商品量即擴大支配剩余生產的勞動者數量,使得更多的勞動力獲取生活資料;另一方面相對減少勞動力使用,以絕對增加不變資本,促逼更多無產階級變為“產業后備軍”。因此,不變資本是無產階級貧困的絕對形式:它不斷將剩余價值轉換為生產資料,進而無限壓低無產階級的生活資料;可變資本是無產階級貧困的相對形式,“受剝削的工人人數的減少可以由勞動力受剝削的程度的提高來補償”〔33〕就是資本增殖的擴大化:它通過市場化調節來控制無產階級貧困的相對性。再比如,馬克思分析了資本有機構成問題,當技術構成提高時,無產階級的產業后備軍規模進一步加大,那么無產階級貧困化就無限加劇。

最后,徹底解決貧困在于消滅資本、實現人類解放?！顿Y本論》及其手稿、《哥達綱領批判》等關注這樣的議題:資本主義并非人類發展的終點,因為資本帶來的不是整體性富裕,而是社會絕大多數成員的貧困現實,“生產剩余價值或榨取剩余勞動,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特定的內容和目的”?！?4〕因此,人類解放必須解決貧困問題。一是解決社會貧困,重建個人所有制。個人所有制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個人生活資料的全面豐裕與按需分配;二是解決個人貧困,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解決貧困的最終表現是,消滅異化勞動與自發分工,全面共享社會發展成果,人成為自由發展的個人,“人終于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從而也就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薄?5〕

總之,馬克思的反貧困最終指向人類解放,為人類解放提供了諸多實踐性環節,如對于相對貧困與絕對貧困、共時貧困與歷時貧困、貧困生產與貧困積累,以及結構貧困與系統貧困等的超越與揚棄。這些問題只有真正厘清與超越揚棄,才能為人類解放提供現實基礎與方向指導。換言之,反貧困哲學賦予了人類解放的問題向度:一是人類解放不是哪個人的解放,它不是以利己主義為原則的原子個人解放;二是人類解放不是哪個階級的解放,它不是以剩余勞動為占有機制的統治階級的解放;三是人類解放不是物質財富的機械性擴張,它不是以財富生產最大化為唯一標準等。弄清這些問題,才能真正提供超越貧困的具體內容,以實現人類解放之可能。

三、反貧困的時代聚焦:資本致貧批判與人類解放向度

那么,貧困是進步的代價還是進步的環節?對此一直有激烈的爭論。很多思想家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認為貧困是社會進步的必要環節,能為社會全面富裕提供基礎。如斯密認為貧困是社會進步的動力,是社會分工的積極后果。但正如邁克爾·佩羅曼所批評的那樣,“斯密在這段話中完全沒有對工人們的狀況表示關心。相反,他所關心的是對富人的福利的威脅”;〔36〕當然還有浪漫主義的反思,認為貧困犧牲了大部分成員的利益,是社會進步的痛苦代價。如,盧梭所堅信的“現代文明使人進步,但使人類墮落”的看法,至今頗具思想穿透力。無論代價論還是進步論,只要沒有上升至人類解放的高度,就只是貧困現象的理論說明。故需要厘清資本致貧的建構內容,才能賦予人類解放的超越向度與實踐進路。

(一)超越相對貧困與絕對貧困

現代資本主義所達到的解放是人的類解放,即如盧梭所言,現代性世界中人不斷得以解放,但是作為人類卻不斷墮落。資本塑造了現代性世界,終結了封建等級制度下的絕對貧困。一方面,資本瓦解了“人身依附關系下的貧困樣態”;另一方面,資本通過生產力的發展,為整個社會提供了日益增長的社會財富,進而改善了整個社會的絕對貧困狀態。但問題在于,資本生產并未帶來人類解放的基礎內容,卻塑造了新的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的悖論問題。

絕對貧困是無產階級由于資本全面控制生產資料而“一無所有”,即絕對貧困是無產階級失去生產資料而極度貧困;〔37〕相對貧困是由資本的生產積累制度必然導致無產階級相對游離于資本引發的。這種相對貧困,不是相對于資本的財富積累而言,而是相對于工資的調節機制來說。如,隨著資本的有機構成的質的變化,導致了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后備軍的累進生產,那么工資受資本調節導致工人處于相對貧困狀態,“決定工資的一般變動的,不是工人人口絕對數量的變動,而是工人階級分為現役軍和后備軍的比例的變動,是過剩人口相對量的增減,是過剩人口時而被吸收、時而又被游離的程度?！薄?8〕

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為相對貧困問題的解決提供了物質基礎,但想要同時徹底解決無產階級的絕對貧困問題,就不能僅僅依靠于提高就業人口的工資或對失業人口進行救濟等方式?！顿Y本論》認為,應從導致兩大貧困問題的社會生產機制入手,在揚棄資本的同時,通過生產分配的方式加以調節。因此,解決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問題的路徑就是,在顛覆資本帶來的絕對貧困的同時,以按需分配為原則,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以解決相對貧困問題:財富生產力不再是歷史限制,且勞動不再是謀生手段或異化方式,而是社會生活的第一需要,“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39〕

(二)否定共時貧困與歷時貧困

貧困問題在古典經濟學那屬于歷史難題。斯密試圖論證貧困是市場經濟的破壞性阻力,懼怕無產階級所蘊含的消滅貧困的革命潛力。同時,他將貧困的來源歸結為社會分工及其與無產者能力匹配的問題,以說明無產階級貧困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現象,而是整個歷史發展的共性現象,即共時貧困是歷史永恒樣態。那么,消解貧困只能依靠不斷進步的市場自由或市場資本主義本身。正如佩羅曼所言,斯密鼓吹高工資,即“市場的和諧運作,會有利于工人的利益”,是小資產階級烏托邦的制度設計;〔40〕而黑格爾的貧困理論則將貧困看作是現代市民社會的頑疾,同時也是歷史難以解決的困境;馬爾薩斯直接面向貧困與歷史之間的關系,認為歷史進程、人口增長與貧困形成之間存在內在聯系,故他企圖繞開歷史制約性,直接提出“能否在不產生罪惡和貧困的條件下,抑制人口的增殖力,從而使人口增長與生活資料的增長保持一種均衡狀態”?！?1〕簡言之,他們都以歷史的普遍性視角考察貧困,并將之普遍化為歷史頑疾,但沒有看到貧困本身的歷史性特質,即現代貧困是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貧困形式與內容,即共時貧困而非歷時貧困。

那么,人類解放就不是簡單地解決歷時貧困或面向一般意義上的貧困問題,否則容易滑向浪漫主義批判或激進主義批判之路,反而認為貧困是無解的。馬克思認為,人類解放需要徹底解決共時貧困問題(資本主義社會貧困),必定能解決歷時貧困問題(歷史普遍性貧困),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有史以來最為完備的生產體制,形成了最殘酷卻最隱蔽的致貧機制。由此,只要解決資本時代的共時貧困問題,那么歷史進程中的所有貧困現象都將“迎刃而解”。

(三)消滅貧困生產與貧困積累

有一個錯誤的理解,工人的工資隨著資本的積累而提高。資本擴大財富生產的同時,提高了工人工資,實現了資本與工人的“和諧發展”——隨著資本積累的擴大化,必然最終解決工人貧困問題。正如馬克思所諷刺的那樣,“這對于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是一個多么美好的運動方法啊!”〔42〕這種看法沒有澄清貧困生產與貧困積累及其致貧能力:貧困生產是資本生產過程必然帶來的結果,體現為資本致貧的經濟權力,是對無產階級生產的強制權,“生產資料立即轉化為吮吸他人勞動的手段”;〔43〕貧困生產是為資本主義生產財富,不斷生產出龐大的無產階級,即無產階級的貧困積累。簡言之,兩者共同固化了無產階級的貧困樣態。

蒲魯東看到貧困的“壞的方面”,堅信只要消除它,就可以實現小資產階級的“共富”。馬克思批判蒲魯東未看到貧困所蘊含的革命潛能,即蒲魯東“從社會主義者那里借用了把貧困僅僅看做是貧困的幻想(而不是在貧困中看到將會推翻舊社會的革命的、破壞的一面)”?！?4〕進而言之,蒲魯東不可能理解貧困生產與貧困積累的現實劃分與革命動力:貧困生產是財富生產的積累制度,它生產出人類解放的物質基礎;同時,貧困積累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原因,是它們完成人類解放的革命內容。兩者共同聚焦為貧困化的無產階級是顛覆世界、消滅資本的革命力量。因此,諸如盧梭的“人類起源的不平等批判”、馬爾薩斯的“人口增殖論”批判、蒲魯東的“所有權就是盜竊”批判、拉薩爾的“勞動資料批判”〔45〕等,都沒有理解現代世界的貧困生產與貧困積累的實質。故我們必須回到馬克思的判斷,即馬克思認為貧困生產與積累是資本主義的內在機制所造就的,那么貧困批判應該回到資本生產與積累的消滅之路。

(四)揚棄系統貧困與結構貧困

系統貧困直接聚焦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如何系統性地生產貧困;同時系統貧困深嵌社會生產生活之中,變成了一種固化的結構貧困?？v觀資本主義發展,主要有四大結構貧困:工人貧困、生態貧困、精神貧困與全球貧困等。但馬克思對貧困的批判,不僅停留于結構貧困本身的理論分析,還對形成結構貧困的系統貧困加以嚴格澄清與批判——資本生產導致了系統貧困,系統貧困又固化為結構貧困,嚴重阻礙了人類解放之可能。

因此,很多思想家很喜歡以統計學視角考察貧困的發生問題。如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就是例證。再比如,舒爾茨以統計學的方式,研究過生產運動〔46〕與貧困形成之間的關系。他認為,“這種專制而恣意的價格等級制度——與之相關的是一種專制而恣意的職業聲譽等級制度,數量最多的工人階級因此在經濟上和道德上被壓低——因此產生了一種歷史的正義和非正義”,〔47〕這種生產運動使整個社會形成了等級制度、產生了貧困問題。正如格拉布所評判的那樣,“他的困境首先在于,盡管他一方面尖銳地批判在早期資本主義條件之下資產階級剝削所造成的貧困;另一方面,作為資產階級思想家的他,卻沒有認識到貧困的原因是根植于依靠生產資料的私有財產”?！?8〕因此統計學研究有其優勢,即能夠直接給讀者展示貧困問題及現象,更能直觀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如貧富差距、人口激增、貧困程度、管理失范等現象。但問題在于,它們不能深度把握住這些結構貧困背后的系統貧困,即資本生產積累致貧的系統性內容。

只有馬克思通過資本批判,剖析了現代社會的系統貧困。馬克思提出,人類解放不僅僅是一種社會運行結構的貧困改良,而是整個社會系統機制的貧困變革。那么,馬克思反貧困就明確聚焦對資本邏輯的批判,實現兩大系統性的揚棄顛覆:資本生產關系顛覆為重建個人所有制,建立以公有制為基礎,生活資料個人化占有的新形態;異化生活世界顛覆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擺脫了謀生方式的生活內容。換言之,消滅資本關聯著系統貧困的徹底解決,并直接瓦解結構貧困的社會成因。

四、結 語

以上討論從原則高度澄清了,人類解放不是必然性進程中的理論預設,而是無產階級反貧困運動的歷史過程。換言之,人類解放假如沒有根本解決世界貧困問題,那么它只是一種超越歷史的理論預設。盡管現代世界出現了很多新的特征,它們高度掩飾了資本剝削致貧的現實,如金融資本、數字資本、大數據主義、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興起。但有一個基本判斷:只要沒有脫離資本剝削的社會系統,這些新技術仍然嚴格從屬于資本增殖的社會性質,不可能真正改善無產階級貧困,〔49〕也不可能實現人類解放。簡言之,縱觀現代反貧困,只要沒有上升至人類解放與資本批判的原則高度,那么只能停滯于解決貧困現象,諸如物質財富短缺、權利資源分配不均、生活資料不足等。只有馬克思以反貧困哲學為原則高度,把握貧困解決、資本批判與人類解放的本質關聯,為人類解放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實踐向度。

注釋：

〔1〕〔10〕〔20〕〔21〕〔22〕〔23〕〔28〕〔29〕〔3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4、14、17、185、122、130、16-17、14、17頁。

〔2〕〔15〕〔16〕〔36〕〔40〕〔英〕邁克爾·佩羅曼:《資本主義的誕生——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一種詮釋》,裴達鷹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305-306、8、8、203、207頁。

〔3〕〔英〕大衛·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郭大力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第50頁。

〔4〕〔24〕〔25〕〔41〕〔英〕托馬斯·馬爾薩斯:《人口原理》,楊菊華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35、11、34、15頁。

〔5〕新濟貧法取消一切救濟,只是培訓失業工人,這樣的習藝所被稱之為“濟貧法巴士底獄”,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7頁。

〔6〕〔9〕〔11〕〔12〕〔13〕〔32〕〔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210、245、58、208、208、244頁。

〔7〕〔德〕卡爾·洛維特:《從黑格爾到尼采》,李秋零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第207頁。

〔8〕〔美〕羅伯特·L.海爾布隆納:《馬克思主義:贊成與反對》,馬林梅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16年,第89頁。

〔14〕黑格爾的貧困理論對馬克思的反貧困哲學起到了一定理論激活作用,可參見周露平:《馬克思對黑格爾貧困理論的批判性超越》,《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

〔17〕〔英〕特里·伊格爾頓:《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李揚等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115頁。

〔18〕〔加〕查爾斯·泰勒:《黑格爾》,張國清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年,第597頁。

〔19〕〔英〕約翰·穆勒:《功利主義》,徐大建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第47、46頁。

〔26〕〔27〕〔33〕〔34〕〔38〕〔42〕〔43〕〔德〕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07、710、354、344、734、735、359頁。

〔31〕〔35〕〔39〕〔4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7、566、436、20頁。

〔37〕傳統社會的絕對貧困是由于生產力限制了社會財富的生產能力,整個社會都處于財富極度貧乏的絕對貧困;資本主義時代是新的絕對貧困,它是由于資本占有制而導致的貧困樣態。故兩者的發生原因與表現形式迥異。

〔45〕拉薩爾派所制定的《德國工人黨綱領》,認為“在現代社會,勞動資料為資本家階級所壟斷;由此造成工人階級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貧困和奴役的原因”,馬克思認為土地也是重要的勞動資料,土地所有者參與到剝削無產階級,具體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1頁。

〔46〕舒爾茨用了大量統計學數據,說明了物質生產運動的具體情況,他稱之為價格等級制度,以及與之相關的職業聲譽等級制度,參見〔德〕弗里德里?！ねな鏍柎?《生產運動》,李乾坤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

〔47〕〔48〕〔德〕弗里德里?！ねな鏍柎?《生產運動》,李乾坤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67、203頁。

〔49〕盡管無產階級的生活條件有所改善,正如馬克思所言,“他們越想多掙幾個錢,他們就越不得不犧牲自己的時間,并且完全放棄一切自由,在掙錢欲望的驅使下從事奴隸勞動”,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