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數據治理概念研究進展與演進邏輯

王喜鳳，李佳男

（1.洛陽理工學院 檔案館，河南 洛陽 471023；2.中交第二航務工程勘察設計院，湖北 武漢 430070）

在數據時代和國家治理現代化背景下，檔案數據治理成為國內近幾年檔案學術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從2019 年開始相繼有《大數據時代檔案數據治理研究》《國家大數據戰略背景下檔案數據治理體系構建研究》《大數據環境下檔案數據治理標準體系構建研究》等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獲得立項，在國家社科基金2021 年度選題指南中“檔案數據管理體系構建研究”“數據科學與技術在圖情檔學科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國家檔案治理體系建設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等選題被列入其中，反映了學界對這一研究話題的關注?！度珖鴻n案事業“十四五”發展規劃》中提出要加大重點科研任務攻關力度，“著力開展新時代檔案治理相關理論及政策研究”“重點開展新一代信息技術在檔案管理中的應用、大數據環境中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一體化管理……檔案數據治理……重大課題研究”。［1］檔案數據治理研究成為政策話語的重點導向之一。實踐中，“山東省數據大廳在山東省檔案館建成啟用，強化了數據就是檔案意識，開辟了檔案工作與大數據融合發展的新思路”。［2］浙江省檔案館啟動檔案數據中心建設項目，“以省檔案館為基地，依靠大數據和區塊鏈技術，利用各地數字檔案館建設成果，搭建全省檔案數據總庫和應用平臺，建設的主要內容包括檔案數據共享服務和檔案業務智慧治理兩方面。使全省檔案館對外開放、政務服務、便民服務和治理水平得到提升”。［3］可見檔案數據治理話題在學術、政策、實踐中受到重要關注。

但也有學者指出“對檔案數據治理基礎理論的研究廣度及深度不夠……未形成系統的檔案數據治理理論”。［4］檔案術語在檔案學基礎理論建設以及檔案事業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5］對檔案數據治理基礎理論進行研究首先要將這一術語的概念明晰，檔案數據治理作為一個新出現的檔案學術語，亟需對它的概念進行梳理和闡釋，以更好地推動理論研究和實踐的深入開展。

1 檔案數據治理概念研究進展

檔案數據治理是近幾年國內提出的一個相對本土的學術話語?，F今對檔案數據治理概念的研究大體可劃分為定義檔案數據治理內涵、構建檔案數據治理框架、檔案數據治理子領域拓展、辨析檔案數據治理相關概念關系等。

1.1 檔案數據治理內涵定義

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檔案數據治理概念進行了定義。常大偉等［6］、胡曉慶［7］、陳艷［4］從數據管理、數據治理的視角出發對檔案數據治理重新定義，強調對數據治理理念的借鑒、大數據相關技術運用、數據管理方法的應用，實現檔案數據激活、增值、共享、開放、服務等目標。趙躍等［8］從檔案數據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過程出發對檔案數據治理進行定義，認為“檔案數據治理主要是對不同生命周期的檔案數據進行質量管控、組織管理、開發利用等活動”，與許多學者之前論述的檔案數據管理概念相似。金波等[9]對檔案數據治理的定義則綜合考量了數據治理、檔案治理、檔案數據管理的內涵，強調多元主體的協同合作、理論與技術的充分利用、檔案數據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檔案數據價值的充分發揮以及實現檔案數據善治的目標。

目前學界對檔案數據治理的定義各有不同，但在對象上都強調檔案數據及其生命周期，在方法上強調對治理工具和數據技術的應用，在目的上強調挖掘檔案數據價值，提供服務和滿足社會利用。單從定義看，現在對檔案數據治理的定義更類似于利用新技術在（檔案管理業務流程或生命周期）檔案數據管理基礎上融入了“多元共治”“協同治理”等主體治理理念。

1.2 檔案數據治理框架構建

在對檔案數據治理框架構建這一問題上，胡曉慶［7］、陳艷［4］、金波等［9］在構建檔案數據治理框架內容時都圍繞檔案數據為對象。胡曉慶從信息生命周期視角出發提出檔案數據治理可以從檔案數據形成、組織、存儲、開發、利用展開。陳艷認為檔案數據治理包括數據管理、安全治理和服務治理三個方面內容。金波等構建了由檔案數據質量控制、檔案數據整合集成、檔案數據共享利用、檔案數據安全保障、檔案數據治理運行機制組成的檔案數據治理體系。常大偉［6］、趙躍［8］等都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視角出發構建了檔案數據治理的框架體系。常大偉從治理能力視角出發，認為檔案數據治理應當包含檔案數據流程管理和檔案數據生態治理兩方面能力要求，并從這兩方面出發構建了檔案數據治理能力結構體系。趙躍認為檔案數據治理既要上升至頂層設計形成檔案治理框架，也要對各類檔案活動的應用場景設計規則。楊鵬認為“檔案數據治理包含宏觀生態層面的檔案數據戰略治理、組織治理、文化治理、生態治理、安全治理、權利治理等；中觀機制層面的檔案數據治理運行動力、機理、規律、模式、機制；微觀資源層面的以檔案數據初治、善治等治理周期和檔案數據采集、處理、存儲、利用、傳播等數據生命周期為主線，雙軌開展檔案數據資源治理”。［9］

在對檔案數據治理的框架構建研究中，不同的學者提出的框架也側重于不同的層面，學者們所提出的宏觀生態層面、中觀機制層面、微觀資源層面包含了學界現有研究成果的主要內容，整體分析更有層次，內涵更為豐富。但這樣的檔案數據治理框架內容范圍或許已經超出了學者們之前對檔案數據治理的定義，整體內涵受檔案治理這一概念的影響程度加深。

1.3 檔案數據治理子領域拓展

展倩慧認為“檔案數據是重要信息資源，檔案數據開發能夠挖掘檔案數據價值，提高檔案數據治理能力”。［10］周林興等認為有效的檔案數據安全治理是檔案數據治理的重要部分，并構建了檔案數據安全治理能力成熟度模型。［11］金波等在分析檔案數據面臨的安全問題基礎上提出了應對這些風險的檔案數據安全治理策略。［12］倪代川等分析了數字記憶與檔案數據治理的內在邏輯和互動關系，希望通過提高檔案數據治理能力，促進檔案數字記憶共享。［13］楊茜茜在文化治理的框架下探討了檔案文化數據的整體性治理思路。［14］趙躍認為有必要從數據粒度對檔案的證據價值保障進行系統規劃，把技術部署技術方案嵌入相關信息系統，將司法認可的真實性保障技術嵌入檔案數據治理流程中，實現“檔案數據—電子證據”全鏈條治理。［8］譚必勇認為檔案數據治理與電子證據保全是“共融共生”的關系，檔案數據治理的質量控制研究與其關系密切，電子證據保全可以說是檔案數據治理的一個目的。［15］

在子領域的研究中檔案數據安全治理是目前最集中的研究方向，檔案數據質量控制和檔案數據服務治理也是其中重要領域，在對子領域拓展的研究中檔案數據治理的概念得到進一步深化。

1.4 檔案數據治理與相關概念辨析

第一，學者們從概念包含與延伸角度討論檔案數據治理的概念歸屬。金波等認為“檔案數據治理是數據治理與檔案治理的交叉，檔案數據治理是數據治理的重要子集，檔案數據治理可以借鑒數據治理已有的經驗、技術、工具以及方法,創建檔案數據治理理論體系。檔案數據治理是檔案治理的重要構成部分”。［9］常大偉等認為“檔案數據治理是檔案治理的重要內容，也是檔案工作數字轉型的重要保障。這就要求從數據治理的視角審視檔案治理問題，并通過數據治理工具和治理技術的應用、檔案數據治理業務流程的優化以及檔案數據治理生態的構建，實現對檔案數據價值的激發，從而為檔案管理范式轉型以及檔案數據治理功能強化提供理論參考”。［16］趙躍認為“檔案數據治理與檔案治理是被包含與包含的關系，即在檔案事業的治理轉型過程中，檔案數據治理是檔案治理的重要治理內容”“檔案數據治理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在繼承檔案治理核心理念的基礎上，對檔案數據領域的深化”。［8］金波等將檔案數據治理體系研究納入檔案數據研究題域當中，認為檔案數據治理將是檔案數據研究未來應當深入拓展的研究領域。［17］劉越男在研究中總結，數據治理和數據管理關系存在三種觀點：一是數據治理和數據管理是數據決策權分配和執行的關系；二是數據治理是數據管理的組成部分；三是數據管理是數據治理的子功能，［18］這種觀點的劃分在檔案數據管理和檔案數據治理概念辨析上具有借鑒意義。

第二，學者們從檔案部門在實踐中的角色參與討論檔案數據治理的概念。劉越男認為檔案是一種數據，檔案管理是數據管理的組成部分,數據治理包括對檔案數據的治理，檔案管理是數據治理需要控制和支撐的對象。［18］倪麗娟同樣是以檔案部門參與國家社會治理、數據治理的視角理解檔案數據治理，她將檔案數據治理能力歸為檔案外部治理能力的重點，“檔案部門的主要責任在于將檔案數據融入社會數據系統,實現檔案數據的可獲取性,而不是由檔案部門獨立、自主地進行檔案數據治理,這是數據治理的本質所決定的”。［19］

第三，學者們從不同概念的差異與對比角度辨析檔案數據治理的概念。陳艷認為檔案數據管理與檔案數據治理是兩個側重點完全不同的概念。檔案數據管理偏重于技術層面，側重于從具體的檔案工作實務對檔案數據流進行全流程管理。而檔案數據治理側重于檔案工作理念，以服務為中心，旨在打破業務系統內檔案數據的信息孤島和數據煙囪，促進檔案數據共享開放和利用服務。并且認為檔案數據治理外延要大于檔案數據管理。［4］何玲等認為目前檔案數據管理與檔案數據治理研究之間存在大量交叉，未來應關注檔案數據管理向檔案數據治理轉變的問題。［20］趙躍認為檔案治理與檔案數據治理在治理理念、治理主體、治理目的上趨同，最大差異在于治理內容上，檔案數據治理的對象是檔案數據，檔案治理則更加廣泛，涉及與檔案相關的一切事務。[8]檔案數據治理概念在辨析過程中主要與檔案數據管理、檔案治理、檔案數據、數據治理、數據管理等概念相關，都在強調幾個概念之間的包含關系、交叉關系或者演化關系。

1.5 檔案數據治理概念研究評述

檔案數據治理概念是數據時代轉型和國家治理現代化語境下的產物，學者在對檔案數據治理理解時，也都是把數據管理、數據治理、數據科學或者社會治理、國家治理、檔案治理等作為背景或概念來源。關于檔案數據治理有“對檔案數據治理”和“用檔案數據治理”的理解，即把檔案數據理解為對象和手段，目前的研究中大都采用“對檔案數據治理”的理解，但是在對檔案數據治理的相關子領域研究中存在的檔案數據服務治理、檔案數據共享利用等研究的含義就側重于“用檔案數據治理”，只不過依據檔案數據管理流程或信息生命周期理論內嵌在了現有“對檔案數據治理”研究中。同樣，早期對于檔案部門參與國家或政府大數據治理的內容也部分內嵌在了現今多元共治、協同治理的治理理念當中。

于英香在早期對檔案數據管理研究中曾將檔案數據管理拆分為“檔案+數據管理”“檔案數據+管理”“檔案數據+數據管理”。［21］同樣檔案數據治理概念也會存在不同的拆解，如“檔案+數據治理”“檔案數據+治理”,前者強調檔案參與數據治理，借用數據治理理論，是總體數據治理的一部分，后者強調治理理念的引入以及治理對象的變革，是社會治理的組成部分。綜合兩種理解以及學者目前的研究成果，筆者認為“檔案數據治理=檔案數據+檔案治理”，因為檔案數據治理不再是檔案學科術語+其他學科術語的簡單組合，這兩個概念都是檔案術語與其他學科術語融合后的再融合與再交叉。之所以這樣拆解是因為在現有研究中，學者主要將檔案數據治理劃為檔案治理或檔案數據的研究范疇，并且檔案數據治理研究的側重也反映了學者研究該話題的邏輯起點差異。

丁華東在研究中將檔案學學術研究劃分為人文取向、管理取向、技術取向三大取向，并分別對其歷史演變和當下發展展開了論述，在論述管理取向的當下發展時認為“檔案治理”的學術意義宏闊而深遠，具有管理取向的新意蘊，在論述技術取向時主要從“大智物云移”等信息技術對當下帶來的深刻變革和應用研究使得檔案學技術研究進入了“新技術（主義）時代”。［22］檔案數據治理概念的側重差異是檔案學研究取向當下發展造成的。筆者認為檔案數據治理概念的形成與演進是檔案學研究管理取向與技術取向雙向建構的結果。

2 管理取向下的概念演進

管理取向下的檔案數據治理概念邏輯演進，突出“管理”在檔案數據治理概念產生以及深入研究的重要性。政策話語變革催生了檔案治理概念，以此為邏輯起點產生了檔案治理主體、檔案治理體系、檔案治理能力等相關研究，在治理對象從檔案信息轉變到檔案數據后，檔案治理研究領域擴展到了檔案數據治理。

2.1 政策話語推動檔案管理方式變革

國內學者進行檔案治理研究時，常常會提到兩個理論來源，一個是西方公共治理理論中治理概念的引入，一個是2013 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治理理論對檔案治理概念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除了早期的借鑒，后面還引入了“善治”［23］“元治理”[24]“協同治理”[25]等理念來完善和發展檔案治理的內涵?！?0 世紀90 年代以來，治理以驚人的速度流行起來，成了又一個風行的詞匯”，［26］但很長時間以來并沒有檔案學者借用這套理論用于檔案學研究。

對檔案管理方式發生變革產生決定性影響的因素一定是政策話語變革的影響。從2013 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開始，緊接著2014年國家檔案局將推進檔案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年度工作重點，[23]之后在2016年《全國檔案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要“加快完善檔案治理體系、提升檔案治理能力”，[27]到了2017年，晏秦發表了《論檔案治理的內涵、特征和功能》一文，自此檔案治理作為檔案學研究的一個新的學術概念被正式提出。檔案治理自此以后迅速成為檔案學研究的熱點話題之一。

2.2 從檔案管理到檔案治理

檔案治理概念自2017 年形成后，發文量逐年上漲，2020 年以檔案治理為主題的論文數量高達68篇，也標志著學者們在檔案治理領域研究的不斷拓展。對于檔案治理研究的主要內容包括檔案治理的法制與法治、檔案治理的理念解析、檔案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檔案治理的模式與實現路徑、治理視域下的檔案工作拓展、全球檔案治理、檔案治理主體等領域。［28］

檔案治理自從被引入以來一直是以一個其他學科術語與檔案術語結合的角度被理解和論述的，因此學者們對其的論述常常是基于對象視域的變化，或對某一層面的專注研究，如吳雁平、劉東斌就分別從個人視角、機構視角、國家視角、國際視角對檔案治理進行解析；[29]常大偉則在國家治理現代化背景下對檔案事業管理轉型的方向和路徑做了探討。直到金波等論述了一個宏觀語境下的檔案管理（即對檔案事業內的所有對象的管理活動）到檔案治理轉變與實現路徑，[30]才將檔案管理與檔案治理聯系起來，將外來術語與檔案管理理論聯系起來，檔案治理的內容與內涵除了從外部借鑒以外，也有了從檔案學內部發展的理論動機。此后學者們對國家治理視域下的檔案管理制度、檔案行政管理、檔案事業管理轉變等多角度開展了檔案治理研究。

2.3 檔案治理的子領域：檔案數據治理

檔案治理研究不斷深入開展，對象領域十分豐富，與此同時，檔案數據作為獨立的學術概念也很快被提出，檔案治理在治理客體中的資源對象屬性發生了變化，因此檔案治理也要根據變化拓展研究，亟需開展對檔案數據的治理。

張衛東等在對檔案治理研究綜述中對檔案治理的內容進行識別，認為檔案數據治理是檔案治理的主要研究內容之一。他認為“檔案數據是檔案資源的核心部分，也是國家的戰略性文化資源。檔案數據的收集、管理、挖掘與利用是數字時代檔案信息資源開發利用的基本前提，檔案數據治理也是檔案治理的基本內容”。［28］從此可看出，作為檔案治理子領域的檔案數據治理，僅僅作為檔案治理中資源對象的治理，是只針對檔案數據資源本身的治理，至于宏觀的生態環境治理則并不包含在內，從檔案治理的角度出發，宏觀的生態環境治理以及中觀的機制治理也是國家檔案治理的重要研究領域，這與現有的檔案數據治理內涵存在矛盾沖突。

3 技術取向下的概念演進

技術取向下的檔案數據治理概念邏輯演進，強調“技術”在概念產生和深入研究的重要性，在技術變遷下檔案對象屬性的變革催生了檔案數據概念，以此為邏輯起點產生了檔案數據化、檔案數據管理等相關研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使得檔案數據管理需求產生變化，需要應用數據技術和治理工具應對風險和問題展開治理，檔案數據研究題域因此拓展到檔案數據治理。

3.1 技術變遷促進檔案管理對象變革

關于檔案數據概念的產生，許多學者進行了理論探討。有學者在總結檔案數據研究進展時將學界對檔案數據產生背景的研究做了梳理，認為現今檔案數據產生背景主要有五種觀點構成，“一是檔案數據是檔案數字化的延續與強化；二是檔案數據是檔案管理對象的技術變遷；三是檔案數據是大數據時代數據思維的轉變；四是檔案數據化是檔案挖掘利用的客觀要求；五是檔案數據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17］并認為這些觀點雖有差異，但都是在大數據浪潮影響下的結果。梳理其中主要觀點其實不難發現，無論是“檔案數字化的延續與強化”還是“大數據時代數據思維的轉變”，都是技術變遷影響下直接或間接產生的結果。實際上以技術變遷作為研究視角，在媒介與傳播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很常見，技術變遷常常是推動其他要素產生變革的重要因素，技術哲學研究中就有學者提出“似乎還沒有一種力量比技術更能影響我們的社會生活與社會進程了”。［31]因此筆者認為推動檔案數據概念產生的諸多要素中，技術變遷是其中最核心的要素。

在大數據浪潮影響之前，于英香就從術語的演變分析了檔案信息技術革命的三次浪潮，[32]分析了檔案管理是如何在信息技術變遷下進行變革的，也反映出檔案學研究在技術取向下的發展與變革趨勢。在數據時代來臨后，作者繼續對檔案與大數據的關系進行思考，并在檔案數據管理缺乏基礎理論論證的背景下，從數據與信息的演化關系重構了檔案數據價值并闡述了大數據背景下檔案數據的內涵，認為檔案數據概念發展將促進檔案數據管理轉型。［33］錢毅基于技術變遷的視角提出了在學界產生廣泛影響的“三態兩化”理論。［34］在此基礎上檔案數據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概念得以存在與發展，后來學者才能繼續在檔案數據這一研究領域內進行拓展研究。

3.2 檔案數據研究與技術應用

在檔案數據概念成型后，圍繞檔案數據的研究大量開展，其中針對檔案數據管理和檔案數據化的研究成果很多，也開始有許多研究專注于如何將技術應用于檔案數據化和檔案數據管理過程。

在目前對于檔案數據化的研究中，許多學者產生了不同的見解。趙生輝等基于檔案數據化概念定義不清晰，使用語境混亂的背景下，將檔案數據化的使用語境劃分為基于數值型數據視角的“檔案數據化”、基于二進制數據視角的“檔案數據化”、基于原料型數據視角的“檔案數據化”、基于結構化數據視角的“檔案數據化”。［35］在我們現有的檔案數據化概念較多使用的應該是后兩種，如金波在對檔案數據特征進行描述時就提出了檔案數據應當具有易算性，“檔案數據化后易于被現代算法技術所加工處理，進行信息分析、價值挖掘、知識發現”。［36］這一描述就是原料型數據視角的檔案數據化。對于檔案關聯數據和語義組織的研究則側重于基于結構化視角的檔案數據化，在進行此類檔案數據化的過程中則需要語義網、知識工程、人工智能等技術。［37］

于英香在大數據視域下檔案數據管理研究的發展中，就曾論述“技術創新是大數據的核心要素，大數據視域下檔案數據管理研究技術層面需要考慮諸多問題，這些問題主要有技術的引進、選優與推廣”。在檔案數據研究開展過程中，對于新興技術的應用研究一直是研究熱點，國家社科基金選題與檔案局科研項目中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物聯網等新興技術名詞屢見不鮮。例如，有學者對人工智能技術在檔案數據化工作中的應用進行了問題分析和建議；[38]有學者研究了區塊鏈技術在檔案數據共享的策略。［39］但是在進行檔案數據化的過程中和應用新興技術進行檔案數據管理的同時，產生了一系列新的問題，亟需開展檔案數據治理。

3.3 檔案數據研究的新題域：檔案數據治理

在檔案數據研究深入開展時，治理理論引入產生的檔案治理也是同時期的學術研究熱點之一，[40]有許多學術共同體在同時進行檔案數據與檔案治理領域的研究。同時，在實踐中，由于檔案數據化工作的深入開展以及新興技術在檔案數據管理中的應用，檔案數據面臨著新的挑戰與風險，“數字化浪潮下檔案數據‘不可知、不可控、不可取、不可聯、不可用’等問題要求進行數據治理”，[9]檔案數據治理研究也由此開展。

隨著檔案數據相關研究的開展，檔案數據治理被納入檔案數據的研究范圍之內?，F有的檔案數據治理研究，主要包含宏觀生態治理、中觀機制治理、微觀資源治理。其實如果按現有定義的內涵來看，宏觀生態治理對象已經不是學者們所指涉的以檔案數據為對象的治理，它包含了對主體的治理和對制度的治理。金波在對檔案數據治理內涵進行描述時，首先論述了檔案數據治理的環境，其中包括數據環境、政策環境、社會環境、技術環境，［17］這幾個環境因素既是推動檔案數據治理開展的動因，也應當是檔案數據治理的對象。

隨著檔案數據化工作的開展，對新興技術的應用也在同時進行，由此也產生了一系列新的問題，但是縱觀現有的檔案數據治理的框架體系中，并沒有提及對技術的治理。但較早開展檔案數據研究的于英香在研究中發現人工智能應用于檔案工作中會導致檔案數據泄露等風險，會影響檔案數據的保管和利用，需要從意識層面、管理層面、法規層面對算法技術進行治理。［41］陳艷在對國外檔案數據治理研究現狀總結時就將“檔案數據技術治理研究”列為主要議題。［4］因此，隨著檔案數據治理的深入開展，檔案數據治理體系和框架也應當把技術治理納入其中。

4 結 語

檔案數據治理作為檔案學新興的學術研究話題，其產生的過程是復雜的，從對檔案數據治理研究進展的梳理中，比較容易發現檔案數據治理存在著不同的側重與傾向。檔案數據治理概念產生和演進的過程是檔案學研究中管理取向與技術取向雙向建構的結果。從兩個不同取向理解檔案數據治理概念的演進邏輯發現，從管理取向發展而來的檔案數據治理概念更傾向于狹義的檔案數據治理，即對檔案數據進行的治理。而從技術取向發展而來的檔案數據治理則是更加廣義的檔案數據治理，是從檔案數據產生發展帶來深刻變化影響下的體系內涵更豐富的檔案數據治理，換言之，這一取向發展中的檔案數據治理是將檔案數據作為檔案的一種新形態來研究，其研究對象則是整個檔案管理的對象，包含了從宏觀環境到中觀機制到微觀資源的系統整體。

但是就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檔案數據治理研究忽略了檔案數據治理環境中的技術因素。檔案數據治理本身是檔案學研究技術取向下發展演變的概念，檔案數據治理過程中許多現代信息技術被當作進行檔案數據治理的工具，這些工具的選取和使用過程中本身也會出現許多問題與風險。因此，檔案數據治理也應將檔案技術治理納入重點研究題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