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建設中數字法學教育的爭議與消解

儲陳城 胡晚霞

（安徽大學 法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一、問題的提出

在科技的迅速發展和信息革命的巨大推動下，人類已經進入數字時代。數字化的競爭已然成為未來各領域競爭發展的核心動力。2015 年我國提出了“數字中國”的發展戰略，2021 年國家在《“十四五”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和《“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中確立了建設“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政府、數字生態”的目標。與此相應，新的價值觀念、新的理論體系以及新的研究范式浮出水面。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和新文科建設，也逐漸成為一項時代主題[1]169。在數字化的背景下，傳統的文科教育體系和方法受到了嚴重的沖擊，與數字時代教育更加注重實踐性和創新性相比，傳統以理論研究教育為主的模式已經不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新文科發展理念隨之出現，這一理念最早源于美國希拉姆學院（Hiram College），它是將哲學、文學等傳統的文科學科與現代的信息技術相融合，開展文理兼修的交叉課程模式，為學生提供綜合性的跨學科交流學習。我國引進新文科發展理念，2018 年9 月教育部決定實施“六卓越一拔尖”計劃2.0，全面推進新文科建設。2019 年4 月教育部決定實施一流本科專業建設“雙萬計劃”，從而進一步打破專業壁壘，推動各專業之間深度交叉融合，深化專業綜合改革與知識整合[2]9。法學學科作為新文科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不能脫離數字技術而發展。為適應數字時代背景下新文科的建設和復合型人才培養的需求，法學教育要與數字緊密結合向著數字法學教育方向轉型。但在新舊事物交迭的過程中，矛盾爭議是不可避免的。新文科建設背景之下，數字法學教育這一概念自提出就被廣泛關注的同時，也遭受不少質疑。在巨大爭議之下，數字法學教育是否能夠實現突圍為法學界所接受以及如何發展，是法學教育理論界中需要加以解決的問題。

二、新文科建設提出與數字法學教育的興起

新文科發展理念是以繼承與發展、協同與共享、交叉與融合為主要途徑，旨在打破學科之間的層層壁壘，促進多學科知識的深度交叉融合，進而推動傳統文科轉型升級[3]。新文科的建設給法學教育帶來了巨大的挑戰，提出了嶄新的要求。在國家倡導數字化背景下，法學與數字技術的結合愈加密切。為了順應數字時代的發展以及復合型人才培養的需求，數字法學教育的概念也正式被提起。

在數字法學教育被提出之前，我國法學界已經有相當數量的數字法學的研究成果，并且就數字法學的基本理論問題形成了較為體系性的知識存量。數字法學研究很大程度上是現代法學的重建和轉型。隨著大數據、區塊鏈等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引發諸如數字主權與安全、數據權屬等法律問題，傳統法律體系難以有效回應，新興的數字法學應運而生，成為近幾年研究的熱門話題[4]14?？v觀我國當前數字法學研究的現狀，其研究范疇大致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從本體論角度來看，表現為數字空間的法律治理，即數字法治化；二是從方法論的角度出發，表現為法治領域的數字模式，即法治數字化[5]8。前者是在數字社會化發展的模式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法來規制數字領域，側重于對具體的法律問題進行深度分析，來保障數字權利和個人權利，使得數字朝著健康有益的方向發展。為此，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后者則是在法治軌道上，借以數字思維和數字化模式提高法治的效率、賦能法治效果。在我國的應用具體表現為：在立法上，利用網絡平臺了解民意，進行大數據分析，為立法提供參考和依據，提高立法的質量以及效率；在執法上，通過監控系統，對執法者進行監督，提高執法公正性和規范化；在司法上，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對案件的審議和裁判進行分析，檢索類似案件作為此案的參考，提高立法的公正性和效率。當今，我國對這些方面都著手實施，如線上訴訟、網絡仲裁、案件檢索等等，都取得較好的反響。

數字法學研究如火如荼的展開，數字在法學中的廣泛應用，再加上數字時代下法學發展需要不斷完善，迫切需要法學教育向數字法學教育進行轉型升級?？v觀當前國內外數字法學教育的主要模式，可以看出數字法學教育大致也可以分為兩個范疇：其一是數字與法學學科的交融，用法學教育培養的人才解決數字時代發展中所遇到的現實問題。從國際上來看，如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等院校的法學院相繼開設“數字治理”“法律與數字”等數字與法學相結合的新型課程[6]45。我國國內高校也紛紛開設數字法學學科，如清華大學法學院增設“計算法學”學科，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學院設立“數據法學”學科，東南大學法學院設置“大數據與互聯網法學”學科，西南政法大學設置“人工智能法學”學科等等。雖然數字法學教育在名稱上千差萬別，但也代表了數字法學學科設置越來越被接受和認同。其二是數字賦能法學教育，用數字技術來提高法學教育的質量和效率，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如斯坦福大學率先為“法律、科學和技術”的法律碩士提供高水平的實踐課程，包含法律和生物科學、計算機與法律等六個方面的項目[7]133。2020年11 月，我國多所高校聯合發布了《新文科建設宣言》，其中提出應通過現代信息技術賦能文科教育，聚焦法學等學科的應用型人才培養。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積極響應，通過設立法律人工智能實驗室、實踐基地與系統平臺等對傳統的法學教育實現轉型，提高學生司法實踐能力。但需要說明的是，目前我國大多高校對數字技術的使用度不高，限于簡單的法條查詢、案例檢索、學術分享等，其數字與法學的結合還不夠完善。

三、數字法學教育面臨的爭議及其展開

2023 年2 月26 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以下稱“兩辦《意見》”）在提到“加快完善法學教育體系”的目標中，明確指出要加快發展的新興學科，其中數字法學赫然在列。這也為數字法學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明確的規范性依據和足夠的動能。然而，數字法學教育是否值得開展，仍然在法學教育理論界引起了紛爭。法學理論界支持并肯認數字法學教育的學者依然占據主流，但是對數字法學教育這一概念提出質疑的學者亦不乏其人。

（一）數字法學教育的支持論

支持數字法學教育的學者認為，數字法學教育可以應對傳統法學教育模式所面臨的危機，在國家政策大力支持的背景之下，完全可以利用數字技術給人們生活帶來的便利，加快發展數字法學教育這一全新的法學教育模式。

1.傳統法學教育模式面臨危機

傳統法學教育模式所面臨的危機主要源于兩個方面。首先，法學自身的特性是其固有挑戰之一。法學作為一門專業性較強的學科，與其他學科的交叉融合度較低，甚至在法學內部，“理論法”與“部門法”之間也缺乏緊密的交融。這一特性導致法科生在解決具體的案例時，難以綜合運用所學的法律知識。傳統教育模式注重培養理論型人才，卻忽略了實踐性、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然而，在數字時代背景下，特別是國家倡導“新文科”建設的趨勢下，法學作為一門社會性學科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系日益緊密。這要求法科生在學好法學的基礎上，還需對其他學科知識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鐚W科的學習可以讓法科生不只拘泥于基礎的法學理論知識，還能夠綜合掌握并靈活運用所學知識解決社會問題，有利于復合型法律人才的培養。其次，法學教育理論體系落后于法治實踐的發展是另一個危機來源。當前法學教育未能充分反映法治建設在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機制創新、實踐創新方面的最新成果，無法科學合理地解釋和說明法治發展的道路[8]66-83。這對法學教育的學科化發展形成了阻礙，也不能適應法治實踐化的需求。數字法學教育能夠針對現代社會的主要矛盾，構建出新的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以滿足社會發展的不同需求。為了應對這些挑戰，有必要推動法學教育的跨學科化發展，并加強數字法學教育。

2.數字法學教育擁有政策支持

2019 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印發的《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中提出“調整學科專業結構，將教育與實踐進行緊密結合，加大培養應用型、復合型、技術技能型人才的比重”“加快信息化時代教育變革，建設智能化校園，統籌建設一體化智能化教學、管理與服務平臺”[9]3-14?！吨腥A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中單列篇章，提出加強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的明確目標。兩辦《意見》中提到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承擔著為法治中國建設培養高素質法治人才、提供科學理論支撐的光榮使命，在推進全面依法治國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10]124-128，并且還明確指出高校要加強法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融合發展、強化法學教育實踐學習、創新教育教學方法手段，持續培養德才兼備的復合型人才。國家出臺這些政策，為數字化時代社會應當如何發展指明了大方向，明確了一些重要領域的細節。數字化是社會發展的趨勢，在這個變化莫測的時代，要盡力將數字的優勢發揮出來。于法學教育而言，國家對數字法學教育發展的態度是鼓勵和支持的，無論是將數字與法學學科結合來解決現實問題，還是將數字作為技術手段使法學教育向更高質量發展，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成，為使中國法治在國際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

3.數字法學教育具備技術基礎

法學教育的數字化機遇主要源于數字技術對人們的行為方式及學習方式的深刻改變。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法科生的學習方式變得更加便利，這為法學教育數字化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大模型的崛起顯著提高了法科生查詢信息的效率，并強化了他們的學習能力。例如，ChatGPT、文心一言、星火大模型等具有大量參數的深度學習或機器學習模型，其參數可通過訓練過程自動調整，以捕捉輸入數據中的復雜關系。在法學領域，這些大模型可以通過對大量案件、判決、法律條文和法律文件進行分析，為法律問題的解決提供有力支持。在實踐層面，大模型可作為輔助工具，幫助律師進行法律咨詢的回答以及文書的撰寫。它們能夠提供法律意見、案例分析和文件起草的參考，進而提高工作效率和質量。數字技術在法學教育中的應用已經相當普遍，如雨課堂、騰訊會議等線上教學工具被廣泛應用于法學教育領域。這些工具使得法學教育能夠實現數字化轉型，讓學生能夠隨時隨地查詢資料、解答疑惑。此外，網絡中海量的資源可以滿足學生進行不同深度、廣度以及不同方向的學習需求。數字時代為學生的個性化學習提供了良好的平臺，使得學生和教師能夠在不同的時空進行交流，使教師從傳統課堂的知識灌輸者走向實踐教育的引導者。數字技術為法學教育帶來了巨大的機遇，使得法學教育能夠更加便捷、高效地進行。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的法學教育將更加數字化、智能化。

（二）數字法學教育的質疑論

然而，如前所述，數字法學教育從提出的一開始就褒貶不一，遭受的質疑之聲不絕于耳。對于數字法學教育持質疑論的學者認為，法學教育的傳統教育模式培養了大量法治人才，中國法治在幾十年的發展歷程中已經形成了完善的解決問題的體系和框架，對于新型的數字法學教育，在發展過程中會存在諸多困難。具言之，在質疑論者的眼中，數字法學教育之所以難以實現，主要有如下四個原因：

1.數字教育技術的不完善

當前現代化信息技術尚處于不完善的階段，數字教育技術在實際應用中存在數據丟失、系統崩潰等不穩定的情況，這會降低使用者的信任度和使用體驗。而隨著數字化應用越來越普遍，數據安全問題也變得更加突出。黑客攻擊、竊取、泄露和破壞數據等風險增加，數字法領域亟待加強，數字安全、數字平臺治理和數字沖突等問題急需解決[11]232。盡管國家已經出臺相關的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等法律規范進行規制，但數字法學教育的轉型對于未來法學教育人才的培養和法律制度的發展至關重要，應該在數字技術相對成熟穩定時再進行教育改革。目前數字技術在法學教育領域的應用程度較低，數字與法學的融合度較弱。其主要原因在于研發隊伍主要由信息網絡專家而非法學教育專家組成，他們缺乏對法學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的深入了解[12]62，無法將深層次的法學教育理念在數字化的平臺上充分展示。因此，數字法學教育改革應當慎重，在轉型前要妥善解決數字技術問題。

2.學生個性化發展難度高

數字化學習給學生帶來了極大的便利性，學生能夠根據自己的興趣、學習方式和需求進行自我評估，并制定一套個性化的學習計劃和學習模式。然而，學生的個性化學習和發展是否能夠實現，仍需進一步思考和討論。法學教育轉型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將傳統教育模式中的“喂養式”學習方式轉化為數字時代為學生“個性化”定制的教育模式。在大模型的發展下，學生容易造成“技術萬能論”的依賴癥，從而過度仰仗數字技術來解決問題。在遇到法律問題時，有些學生會不假思索地將自己的問題輸入，從而得出一個“標準”答案。這種行為可能會弱化學生的思考過程和創新能力，使答案往往都局限于大模型提供的“模式化”的答案中。長此以往，教師可能無法了解學生的優勢和劣勢，無法對他們進行個性化的分析和培養。疫情期間的網課表明，學生無法完全控制自己，在線課程和自主學習的效率和質量都不高。數字技術的發展是為了便利人們的生活，而不是讓人們成為技術的跟隨者和控制者。大學生的心智還未完全成熟，他們的興趣和發展方向往往需要教師的指導，數字法學教育減弱了教師引導的功能，數字定制化的學習模式只能根據知識的掌握程度進行評價和選擇，無法考慮學生性格、學習習慣、學習方法等因素。因此，過于急切將傳統的法學教育模式進行轉型可能不利于學生的個性化發展，也不利于培養復合型法治人才。

3.數字法學教學成本高

要將數字技術與法學教育進行充分融合，這不僅需要國家的政策支持，更需要大量的經濟支持。在技術投入上，數字法學教育是建立在先進的數字化的基礎之上的，如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等，這些技術的引進和使用需要大量的投資。未來所應用的VR、3D 影像等硬件設備都需要考慮購買。在數字法學教育的軟件開發和維護上，要開發專門的教學軟件進行教學，如在線學習平臺以及教學管理系統。為保障軟件使用的安全性和穩定性還要培養具有法學素養和法學知識的網絡設計人員、高水平的網絡安全員。在教師教學上，教師的工作量增加，既要對自己的數字化技術進行提升，還需花費更多時間來制作數字教學課程。在學生參與成本上，對于經濟條件匱乏的學生，購買數字化設備進行學習可能較為困難。雖然數字法學教育的理論框架已規劃完成，但在落實中可能存在較大的差距。教學成本增大，教學資源的浪費，教學的效果能否達成都是值得深究的問題。

4.數字法學學科體系尚未形成

在法學教育中，雖然數字法學教育已經在悄無聲息的進行，但目前處于初創階段，需要注意其中的隱患。由于數字技術廣泛應用，帶來的各種潛在風險如人工智能的法律責任認定、互聯網平臺的監管等實際問題都是傳統法學學科所無法回應的。數字法學是一個熱門話題，同時也是一個難題。作為一個新興學科，數字法學需要與其他學科進行融合發展，并且要掌握數字技術等方面的知識。法律從業者應該對數字化發展規律有一個具體的認識和規劃過程。兩辦《意見》中對法學教育的研究領域和研究體系給出了指導方向，但數字法學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和研究范式暫未定型，其概念、屬性、定位、研究方法等范疇，學者們還沒有達成統一的共識。如何構建系統的數字法學學科體系是法學界的一個重大課題[5]9。由于數字法學不僅需要傳統的法學學科知識，還需要綜合運用法律、計算機科學、數據科學等多個學科的知識，而目前這些學科的融合程度還不夠深入。此外，數字法學教育需要具備雄厚的師資力量和先進的教學設備，以提供高質量的數字法學教育。因此，綜合數字法學學科涉及面廣、結構復雜等因素，在數字法學學科體系尚未成熟之前，應當謹慎推進數字法學教育的轉型。

雖然數字法學教育的改革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和復合型法治人才的培養要求，但還需在實踐中加以完善。除了上述幾點，還要考慮版權保護、知識產權、隱私權和個人信息等各種權利的侵犯所引發的一系列的矛盾。否定論者認為當前不是數字法學教育轉型的最佳時機，應在數字化技術發展完善、數字法學學科體系形成之后，在探索出適合學生學習、教師教學的模式的基礎上進行變革。

四、數字法學教育爭議的紓解

（一）數字法學教育改革的必然性

數字法學教育作為符合社會發展規律、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新事物，必然會逐步取代舊事物。在發展過程中，數字法學教育要吸收和繼承傳統法學的優秀部分，同時增加新的元素和功能，摒棄過時、腐朽的內容。近現代法學教育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形成了符合中國國情的法學知識體系，培養了大量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的法治人才。法學自身的特性要求法學具有穩定性，因此數字法學教育在改變傳統法學學科體系以及教學模式時，不可否認的要探索出新的知識體系，并且將中國優秀傳統法律文化融入數字法學教育中，認真總結中國的法治體系建設和法治經驗。在日新月異的數字化時代中，法學教育如果一成不變，不僅會讓法學的學習無法解決社會發展所產生的問題，還會影響中國在國際上的法學影響力和法學話語權。即使不提出數字法學教育的轉型，法科生和教師也在潛移默化地接受著數字化的影響，如通過網絡平臺學習、網上案件搜索、法條檢索、利用聊天軟件進行知識分享和案例研討等等。社會發展要求開展“新文科”建設，國家強調卓越法治人才培養，高校需要提升教育質量和效率，在此基礎上，數字法學教育轉型升級是不可避免的，是符合數字時代發展規律的。

（二）數字法學教育改革的基本要求

數字法學教育盡管有別于傳統法學教育模式，但是無論其如何發展、如何創新，也無法完全脫離法學教育的本質，仍然需要遵循傳統法學教育模式通過長久積淀并確立的基本底線。

第一，數字法學教育要以正確的教育理念為指引。法學的教育理念是法律人才培養的首要條件，決定了法學教育的發展方向，能夠解決“培養什么樣的人”這個關鍵性的問題。立德樹人是我國教育的根本任務，無論在何時進行教育的變革，都應當將學生的德行培養放在首位。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政法大學考察時強調，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為指導，立德樹人，德法兼修，培養大批高素質法治人才”[13]38-46。時代在改變，但教育理念不能改變。數字法學教育要培養德法兼修的高素質法律人才。在未來，現代化信息技術以“教書”為主，教師仍然要擔任“育人”的角色。

第二，數字法學教育要以教育模式改革為基礎。教育模式包括教學內容、教學方式、教學資源等，它貫穿于整個數字法學教育全過程，能很好地解決“如何培養人”這一問題。2020 年《新文科建設宣言》積極呼吁應通過現代信息技術賦能文科教育，聚焦法學等學科的應用型人才培養。這要求在教學內容上，改變以往的“理論法+部門法”的教學，將重心轉移到數字化時代下的法律問題，將數字化技術、數據保護、網絡安全、人工智能等納入教學內容。根據網絡法、數據法、人工智能法三大模塊構建新的法學體系，更新傳統的教學內容和知識體系。以“現實問題”為導向，加強法學與數字化的交叉，融合理論法和部門法、部門法之間的學習，更好解決數字化時代的現實問題。在教學方式上，將傳統的以教師為中心，課堂填鴨式、單方式的知識傳播轉化以法科生為中心、法學教師為主導、人工智能為輔助的法學教育模式。老師和學生可以運用在線教育和數字化技術，利用網絡平臺和數字化工具進行授課和互動，提高教學效果和學生的參與度。同時，也可以采用翻轉課堂、混合式教學等新型教學方式，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主動性。在教學資源上，高校應最大限度地利用數字化技術和網絡平臺，整合和共享優質的教學資源。各高校內部可以結合自身的特色搭建校內跨學科實踐平臺，廣泛整合法學與人工智能、數據學等學科。為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打造法學院與司法實務部門的相銜接平臺，運用平臺，邀請資深法官、檢察官、律師等進行案例研討，實現法學教育資源的優化共享，真正培養出實踐性的法治人才。

第三，數字法學教育以培養卓越法治人才為目標。這是解決“為誰培養人”的問題。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國家對卓越法治人才的需求愈加迫切。卓越法治人才需具備應用型、復合型、創新型法治人才的內涵，而數字時代學教育必須切實服務好這一人才培養目標[7]135。新文科所倡導的學科交叉融合、文理交叉學習目的在于培養學生全方位、多領域的知識化體系。數字網絡的發展，使得法學與經濟學、醫學、教育學密切交融，與個人隱私、社會治理以及國家安全息息相關，這對法治人才的培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數字時代下，法科生將面臨與人工智能的競爭，簡單的法律咨詢、案件處理，人工智能已經能夠輕松解決。法科生要加強綜合性知識的學習、積極深入司法實踐，在自己感興趣的方面著重學習，利用便利的數字化的學習方式，讓自己在數字時代發展競爭中發揮自己的優勢。同時，國家也出臺了相關政策鼓勵要求高校注重社會實踐的教學，通過組織科研項目、舉辦跨學科學術研究論壇、開展模擬法庭等方式，培養學生綜合性能力。

（三）數字法學教育改革的方向

法學教育的改革會向著在線化、智能化、實踐化的方向發展。首先，在線化是利用在線平臺的技術，讓學生更高效、便捷化學習。具體可以實施以下措施：國家主導開發在線教育平臺，設置在線教育課程；各高校聯合參與，上傳優質的課程教學并及時更新內容；法科生進行注冊使用，隨時隨地在網絡上學習法學知識或者自己感興趣的其他學科的知識；教師能夠實施遠程教學，從而打破時間和空間限制的教學模式。建立在線教育互動平臺，學生和教師的互動更加自由高效，學生可以選擇不同教師進行問題的探討和研究，得到多方位的知識解讀。對于學習效果的檢測，可以改變考試的內容和形式，推廣在線考試。在線化是將學生作為學習的重心進行改革，提高學生知識的探索能力和學習效率。其次，智能化是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實現個性化教學和管理。運用大數據來對學生的性格、愛好、學習方式等進行分析，提供個性化的學習方案和精準的教學模式，從而達到個性化學習目標。智能化的管理和評估對教學課程、資源以及學生學習態度進行規范，為教師提供學生學習狀態的反饋，讓學生對教師的課程教學進行評價，相互選擇相互監督，提升學生學習體驗和教學效果。再次，實踐化則是在數字技術的幫助下，實現理論和實踐的聯合培養模式。傳統法學教育的實踐課程大多通過模擬法庭的課程設置以及實習的方式進行，但模擬法庭的案件真實性有待考察，案件針對性較強、且經過反復雕琢，學生無法感受真實案件的處理過程。多數院校也開始與法院、檢察院等進行對口工作，建立“學校+實務部門”的培養模式[14]98。高校如果能夠聯合搭建網絡平臺，邀請有經驗的律師、檢察官、法官進行線上的案例解讀，與學生進行交流，這種模式更能切實提升法科生實務知識應用能力和實際問題解決能力，培養應用型法律人才。數字法學教育改革的方向是將數字技術與法學教育進行融合，回應了新文科建設的要求和數字化時代法治人才的需要。

（四）數字法學教育疑難問題的解決

數字法學教育改革存在爭議和矛盾是作為新興事物發展的正?，F象，但不能因新興事物不完善或者有現代技術無法解決的問題而反對它的發展進步。數字法學教育要直面否定論中的觀點，在此基礎上，完善自身的改革。

首先，我國已明確“數字中國”的建設，這一目標的實現需要國家大力投資研發數字化安全系統?；诂F在的網絡技術發展，黑客技術、個人信息的竊取等問題是能夠加以避免。并且國家將網絡安全和個人信息的保護納入了刑法的調整范圍，增加了使用者的安全感。另外，數字教育開發機構應與科技機構進行合作，引進先進的技術和解決方案，加強對法科生學習的保障。法學教育領域對數字技術的應用程度相對較低，這主要是因為系統開發者缺乏對法學理論和實踐的深入理解，導致系統更多地反映了人工智能專家的價值觀念。因此，在數字法學教育平臺的研究和開發過程中，需要積極投入法學人才，對法律知識圖譜的繪制、大數據案例的篩選、數據的清洗和過濾以及邏輯推理算法的構建等環節進行專業指導和把關。通過將法律思維注入機器思維，確保數字化系統符合法律和倫理規范[15]36。

其次，高校在對法科生生源的挑選上，將以文科生為主轉向文理兼修。網絡法學、數據法學以及人工智能法學是數字法學學科中最常提及的。因此，可以將法科生的研究方向按照以上三個板塊進行劃分。借助數字技術賦能法學教育，制定出適合學習發展的規劃。值得注意的是，科技應用效果如何，無論在何時都要依靠學生的自覺性，科技只是能夠幫助學習的工具，而不能代替學習。傳統法學教育的教學一般依靠教師對學生的觀察，教師的精力是有限的，無法對每個學生都進行分析，定制個性化的發展計劃。但數字法學教育可以通過學生在線上學習平臺的學習及考試情況形成初步的優勢學科，再通過搜索記錄、問卷調查、意向選擇等方式來對學生進行專門化的數據分析，能夠有效且準確地制定出學生感興趣的學習方法和研究方向。

最后，建立學習共享平臺是實現數字法學教育的有效方式，它能夠整合優質的教學資源，對資源可以反復使用。各高校聯合構建數字大學教育平臺，設置準入標準，遴選優質法學教育課程。將課程以線上課程的方式共享給學生，充分擴充學生學習的資源，達成資源共享。教育部高等學校教學指導委員會要發揮多方面的指導作用，需要制定相應的標準、規章、程序，來協助平臺的建設[16]8。教師錄制課程發布在平臺上，既可以使教師教學時間更加靈活，又方便教學內容及時更新，學生可根據自己的時間和精力選擇適合自己的課程和學習進度。線上課程的開拓能夠節約線下資源，雖然在數字法學教育發展初期確實需要大量的技術開發和資金投入，但從長期來看，數字法學教育相對于傳統法學教育在資源的利用周期和利用率上，總體成本投入是較少的。而且對教師和學生而言，網絡技術的學習不必達到專家的程度，掌握基礎的操作流程進行簡單的技術學習即可。高校適當開展數字技術教學課程，提高學生使用網絡技術的能力。數字已經改變了人們的行為方式，網絡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數字平臺的搭建不僅便利法學學科的學習，還能夠應用于高校各個學科教學。國家通過合理規劃投入、制定詳細的預算和計劃，合理分配資源，能夠確保投入與產出成正比。

五、結語

進入數字時代，人類社會迎來了一個“可以被計算的世界，一個由算法定義的世界”[17]341，人們的生活習慣和行為方式都在發生改變。數字技術革命既給我們帶來了可貴機會，也讓我們迎來了未知的挑戰。面對數字化時代的巨大變革，立足新時代，回應新需求，倡導多學科交叉與深度融合的新文科建設應運而生[1]170。數字時代引起了新興法律問題，如網絡安全、數據保護、個人信息、人工智能的法律責任等，這對法學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戰和要求。在新文科的建設中，法學教育要面向實踐，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同時要更新法學理論知識、探索數字與法學教育相融合的模式，以培養適應數字化時代發展的法律人才。

改革總是伴隨著風險和爭議，我們要盡可能地去消解其中的爭議。數字法學教育的改革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我們需要在改革過程中逐步解決遇到的問題，并不斷優化和升級教育技術，推動數字法學教育不斷完善，當傳統法學教育知識體系無法應對數字社會發展中的新法律問題時，數字法學教育所構建的全新學科體系和知識體系能夠及時提供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