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權力與族群認同：阿瑪拉松塔政治參與二重向度的考察

劉榕榕

女性權力與族群認同：阿瑪拉松塔政治參與二重向度的考察

劉榕榕

(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湖北武漢，430062)

526年，東哥特王國的開創者塞奧多里克去世，王位由外孫阿塔拉里克繼承。因阿塔拉里克年幼，其母阿瑪拉松塔攝政。阿瑪拉松塔有意在王國中促進羅馬元素與日耳曼元素的融合，這一目標同哥特人日益強化的族群意識產生了難以調和的矛盾，其施政引起哥特貴族勢力的反對。阿塔拉里克去世后，阿瑪拉松塔失去權力并喪命。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缺乏保證女性獨立執政的社會環境、法律基礎和權力機制，女性權力具有顯著的依附性，這是阿瑪拉松塔攝政政權垮臺的關鍵原因。阿瑪拉松塔政權的垮臺則成為該時期地中海世界政局發生顯著變化的重要契機。

東哥特王國；阿瑪拉松塔；族群認同；女性權力

公元5至6世紀，地中海世界西部地區先后出現多個蠻族①王國，其中，塞奧多里克(Theoderic，493—526年在位)建立的東哥特王國統治著羅馬國家的發源地——亞平寧半島。公元526年，塞奧多里克去世，由于他的外孫兼繼承人阿塔拉里克(Athalaric，526—534年在位)年幼，作為塞奧多里克之女、阿塔拉里克之母，阿瑪拉松塔(Amalasuntha)于526至534年為其子攝政[1](139)。534年，阿塔拉里克離世，在阿瑪拉松塔扶持下，阿瑪爾(Amals)家族成員塞奧達哈德(Theodahad，534—536年在位)成為新王[2]。塞奧達哈德上臺不久，阿瑪拉松塔就遭受囚禁并喪命[3](8)。從阿瑪拉松塔掌權至垮臺，前后歷時8年，這段時期不僅見證了東哥特王國政權建構中羅馬元素與日耳曼元素互動的復雜關系，也為后人展示了地中海世界蠻族王國中貴族女性的政治選擇與權力界限。

在國外有關阿瑪拉松塔的研究成果中，這位 王室女性的活動常在通史作品中得到簡略敘述[4](149?150)[5](129)[6][7](383?384,386)，或是在研究其他政治人物及事件時有所涉及[8][9](104?106)[10](8)[11]，又或是以阿瑪拉松塔和其他人物之間的關系為研究對象[12?13]。而國內只有少數幾篇論文在論述東哥特王國歷史發展時簡要提及阿瑪拉松塔的政治活動[14?16]?？傮w而言，對阿瑪拉松塔自身性別對其執政產生的不利影響以及東哥特王國內部族群認同②與其喪失執政權力之間關系的關注有待提高。有鑒于此，筆者結合政治史與女性史研究視角，嘗試對這一問題進行初步探討，以求教于方家。

一、阿瑪拉松塔的攝政背景與施政概況

西羅馬帝國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都努斯(Romulus Augustulus)于476年被蠻族將領奧多亞克(Odoacer)廢黜，西羅馬帝國政權自此消亡。同一時期，東羅馬帝國皇帝澤諾(Zeno，474—475年、476—491年在位)因忙于應對利奧一世(Leo I,457—474年在位)遺孀維瑞娜(Verina)的兄弟巴西利斯庫斯(Basilisicus)的叛亂而無暇西顧[3](132)，無奈之下默許了奧多亞克對亞平寧半島的統治。之后，為了擺脫在巴爾干半島對帝國安全造成威脅的東哥特人，澤諾授意東哥特人的首領塞奧多里克前往亞平寧半島[17](16)。493年，塞奧多里克設計鏟除奧多亞克，建立了東哥特王國[3](13?14)。由此可見，東哥特王國的創建是以西羅馬帝國政權的衰亡以及同時期東羅馬帝國的內憂外患為歷史契機的。學者曾指出，澤諾在位時期，不得不通過重金收買并說服東哥特人領袖塞奧多里克放棄在希臘地區的搶劫活動，轉而進攻意大利[18]。

作為王國開創者，在位長達30余年的塞奧多里克的系列政策為東哥特王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與方向。沒有男性子嗣的塞奧多里克原本希望女兒阿瑪拉松塔的丈夫尤薩里克(Eutharic)能夠繼承王位，尤薩里克的繼承人身份也得到時任東羅馬皇帝查士丁一世(Justin I，518—527年在位)的承認[17](101)。然而，在尤薩里克與阿瑪拉松塔成婚7年后，這位王位繼承人就于522年棄世，留下了幼子阿塔拉里克。526年塞奧多里克去世后，阿塔拉里克即位，因年幼，由其母阿瑪拉松塔攝政[1](139)[19](15)。

攝政期間，阿瑪拉松塔在宮廷政治、國政治理、軍事外交等多個領域統領王國事務。其一，阿瑪拉松塔采用“羅馬式”教育理念培養兒子阿塔拉里克，任命哥特人中三位謹慎的長者陪伴在阿塔拉里克身邊[19](17)，進而操控在位者的教育。其二，阿瑪拉松塔全方位管理政府事務[20](15)。面對國內對其權力的質疑和挑戰，阿瑪拉松塔既有妥協之舉，如在阿塔拉里克的教育問題上作出讓步[19](19)，又有強硬策略，放逐乃至處死了對其施政持反對意見的哥特貴族[19](21?23)，以儆效尤。其三，阿瑪拉松塔主動加強與東羅馬政權的關系。在東羅馬帝國與汪達爾王國的戰爭中，阿瑪拉松塔為東羅馬軍隊提供援助[20](127)，在國家外交事務方面展現了個人意志。其四，面對阿塔拉里克早逝所誘發的王國最高權力者缺位的危機[1](139)，阿瑪拉松塔指定堂兄塞奧達哈德為王位繼承人并與自己共治[17](131?132)，以此延續家族在亞平寧半島的統治地位。

綜上所述，隨著塞奧多里克的去世與阿塔拉里克的繼位，作為延續家族統治的紐帶，阿瑪拉松塔上臺攝政并在內政外交等諸多方面作為王國的實際統治者發揮重要影響力。而在諸多施政舉措中，扶持新王上臺形成共治局面雖暫時延續了其家族在王國的統治權，但也是導致阿瑪拉松塔攝政權力喪失、生命終結的誘因。為了盡快獨攬大權，上臺后的塞奧達哈德與王國內反對阿瑪拉松塔施政方針的勢力成為盟友，迅速將阿瑪拉松塔囚禁并殺害[3](8)。阿瑪拉松塔之所以在王位更替后迅速喪失權力，一方面，是因為她希望融合王國治下的亞平寧半島原有羅馬傳統與哥特元素的施政措施同王國內部哥特貴族的族群意識發生了激烈碰撞；另一方面，是因為在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女性的地位與身份均從屬于男性，阿塔拉里克的離世讓阿瑪拉松塔失去了權力合法性的來源，新王的上臺則導致完成權力過渡與轉移任務的阿瑪拉松塔徹底失勢。

二、哥特人族群意識的強化與阿瑪拉松塔“親羅馬”政策之對立

在新王上臺后，阿瑪拉松塔很快淪為階下囚并喪命，這一結果看似偶然，實則必然。隨著東哥特王國在亞平寧半島統治勢力的日趨穩固，王國核心權力階層—— 哥特貴族強化了本族群利益至上及王國政權獨立的意識。這與阿瑪拉松塔攝政時期有意在其治下的亞平寧半島利用王國中既有的羅馬元素，主動向東羅馬政權示好，進而穩固家族統治地位之國策相悖。阿瑪拉松塔所推行的政策被東哥特王國統治階層視為嚴重有損于哥特人群體利益且削弱族群特征的“親羅馬”政策，雙方背道而馳的理念及其誘發的內爭嚴重威脅了這位女攝政的地位。

阿瑪拉松塔攝政時期所推行的政策，總體上延續了其父塞奧多里克政策中“親羅馬”的一面。塞奧多里克曾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1](129)，他率部前往亞平寧半島乃至其后統治意大利地區、獲得執政官頭銜以及確定王位繼承人選等各項事務，均得到了東羅馬皇帝的支持或認可[17](25?26,101)。塞奧多里克在位時期，尤其是在位前期，維系與東羅馬政權的和諧關系是出于國家建構的實際需要。就人口數量而言，東哥特王國中的統治者哥特人及其貴族階層屬于王國中的少數派。研究成果表明，跟隨塞奧多里克進入亞平寧半島的哥特人為3.5萬～4萬，至多不超過10萬，而意大利地區的原有居民將近400萬[21]。在人口比例如此懸殊的狀況下，當東哥特王國統治者考慮如何在亞平寧半島保證長治久安的問題時，原有的羅馬帝國時期的統治模式、機構及東哥特王國與東羅馬帝國的關系必然受到重點關注。

眾所周知，作為東哥特王國核心區域的亞平寧半島，是原羅馬文明成長并存續千余年的核心地區。無論是政治理念與制度、經濟模式與體系，還是宗教信仰與文化，在羅馬帝國的政治統治結束后，羅馬文明遺產在亞平寧半島仍然長期發揮影響。費迪南·洛特指出，西羅馬帝國衰亡后，意大利地區的社會結構并未立即發生根本性變化，不僅行政體系維持原樣，行省制度仍舊存在，市政與財政體系也一如既往地發揮作用。羅馬元老院、總督、執政官依然存在于意大利地區，民眾也保持著原有的生活方式[22](239)。有鑒于此，塞奧多里克希望從羅馬帝國的繼任者—— 東羅馬帝國獲得認可，同時借鑒有深厚積淀的羅馬物質和文化遺產，服務于社會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東哥特人的國家政權建設，進而鞏固家族及哥特人在亞平寧半島的統治。因此，塞奧多里克在位時期，在國家治理方面，羅馬法在東哥特王國得到了傳承與接受[23]?？ㄎ鲓W多魯斯筆下曾多次出現塞奧多里克就重要事件致信羅馬元老院的記載[17](28,32,35,49,61,84,89)。

需要注意的是，塞奧多里克的內外政策并不僅僅只有“親羅馬”的一面，實際上，在處理與東羅馬帝國的關系時，塞奧多里克始終堅持王國利益為上。塞奧多里克希望在地中海世界多股勢力并存的情勢下尋找平衡點，確保王國的戰略地位并拓展其勢力范圍。西羅馬帝國覆亡前后，西地中海世界出現了法蘭克王國、汪達爾王國、勃艮第王國、西哥特王國等蠻族政權，東羅馬帝國控制著幾乎整個東部地中海世界；東哥特王國所轄區域位于東羅馬帝國與西部蠻族王國的中間地帶。塞奧多里克在位時期，其外交政策并不僅僅停留在與東羅馬政權保持穩定關系，而是多措并舉，在擴充軍力的同時，結合外交手段，精心布局以為王國贏得戰略優勢地位。為此，塞奧多里克迎娶了法蘭克王國國王克洛維一世(Clovis I，481—511年在位)之妹奧杜弗雷達(Audofleda)[1](137)，將兩個非正妻所生育的女兒西迪格圖(Thiudigoto)和奧斯特羅格托(Ostrogotho)分別嫁給西哥特國王和勃艮第國王[1](137)，將妹妹阿瑪拉弗瑞達(Amalafrida)嫁給汪達爾國王[1](137)，試圖與西地中海世界重要蠻族政權構建一個以家族為中心的婚姻網絡[24]，進而建構以東哥特王國為中心的國際體系。

經過塞奧多里克30余年的苦心經營，東哥特王國發展成為國家治理體系漸趨完備的政權，歷經近一個世紀政治動蕩和經濟衰退的意大利地區重新恢復了活力，開始穩定發展[10](241)。與此同時，統治東羅馬帝國的澤諾、阿納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I，491—518年在位)、查士丁一世等皇帝由于將精力主要用于內政治理以及應對與東部薩珊波斯和北部蠻族的戰爭[3](132)[25][26](107,112) [27](220,224,225?226)[28](181)[29](222)[30]，雖然擁有恢復舊日羅馬帝國榮光的雄心壯志，但有心無力，唯有通過授予西部蠻族統治者以頭銜和榮譽[17](101)[27](212)、伺機介入西地中海世界蠻族政權的摩擦與對抗[17](37)等方式，插手西部地中海世界的軍政事務。在國內外局勢均出現變動的情勢下，堅守哥特人群體利益的東哥特王國統治階層，自然而然地加強了王國政權的自主性和哥特人的族群意識。蓋伊·哈薩爾指出，隨著統治日趨穩固，塞奧多里克在位后期更強調哥特人自身的英勇和力量是族群統治亞平寧半島的合法性來源[31](290)。在強敵環伺下，東哥特王國上層人士對不時利用蠻族間沖突漁利的東羅馬政權不僅反感，而且保持了高度警惕。

根據史家記載，塞奧多里克與東羅馬皇帝澤諾多次因利益沖突出現摩擦[32](63)。之后，在宗教問題上，塞奧多里克抗議并抵制查士丁一世禁止阿里烏斯派(Arianism)信仰的決定[33]。塞奧多里克還以叛國罪囚禁并處決了羅馬元老貴族波愛修斯(Boethius)[19](13)，同時遭到囚禁的還有波愛修斯的岳父西馬庫斯(Symmachus)，借口是波愛修斯等人與東羅馬政權關系過于密切。由此可見，塞奧多里克并未一味服從東羅馬帝國，而是在借鑒東羅馬政權治國理念的同時，向其展示兩國具有同等地位。塞奧多里克的這些措施，本身反映了哥特貴族群體對東羅馬帝國的態度。東羅馬皇帝阿納斯塔修斯一世曾經為法蘭克國王克洛維一世提供支持，插手西地中海世界蠻族王國之間的爭斗，此舉當即就引起以塞奧多里克為代表的東哥特王國上層社會的強烈不滿[17](37)。

伴隨權位日益穩固、治國經驗逐步積累、文化漸趨發展，以及羅馬軍政勢力在西部地中海世界日漸消失，塞奧多里克利用羅馬物質與文化遺產以鞏固哥特族群統治權力與核心利益的政策，極大強化了王國內部哥特貴族群體的族群認同以及作為亞平寧半島統治階層的角色認知[34]。由此形成歷史的吊詭：東哥特王國在塞奧多里克時期的發展壯大，來源于塞奧多里克有效利用羅馬元素和堅持東哥特王國的主體性；而隨著東哥特王國的發展，東哥特王國的主體性與哥特貴族群體的族群認同日益高漲，結果至塞奧多里克統治晚期，在哥特貴族群體中卻萌生了對王國內部羅馬元素和理念以及對東羅馬帝國的懷疑與不滿，并由此威脅到此前塞奧多里克施政的政策根基以及王國賴以壯大的重要條件之一，即善加利用羅馬元素并與東羅馬帝國保持友好關系。阿瑪拉松塔攝政后，她的施政措施更為重視繼承塞奧多里克政策中“親羅馬”的一面，這必然進一步引起哥特貴族的不滿。

正因為如此，阿瑪拉松塔試圖在亞平寧半島延續并深化羅馬元素的種種做法，均被族群意識強烈的哥特貴族解讀為不利于族群發展且有損國家利益的行為。最為典型的事例是，阿瑪拉松塔沿用塞奧多里克為自己所選擇的“羅馬式”教育方式[35]培養阿塔拉里克，由此引發了以哥特軍事貴族為首的王國統治階層的強烈反感，反對者對此相當憤慨并公開批評[19](17)。

阿瑪拉松塔為阿塔拉里克設置的教育模式引起軒然大波的主要原因在于，在哥特貴族看來，“羅馬式”教育中包含的古典元素與軍事能力存在對立[36](96)，他們強調經典閱讀的教育模式會嚴重削弱哥特人原本突出的軍事特性。在東哥特王國30余年的發展過程中，哥特人軍事方面的優勢本就因經濟上依賴當地原羅馬人和行政上模仿羅馬國家架構而遭受挑戰。肖恩·D.W.拉弗蒂指出：“在東哥特王國內部，哥特人與羅馬人的角色得到明確區分。占據統治階層的哥特人，其主要職責是通過武力保護國家免遭外部軍事威脅和應對內部叛亂，進而確保和平。作為回報，哥特人獲得了由羅馬人提供的稅收和福利?！盵10](106)帕特里克·阿莫里進一步指出：在東哥特王國的國家建設過程中，憑借武力成功奪取統治權后，與意大利當地間經濟紐帶的強化侵蝕了哥特士兵對族群的忠誠度和認同感[36](164)。

在哥特貴族看來，國君的教育不僅關乎個人，而且攸關族群和國家發展，應當選擇能夠滿足東哥特王國統治階層核心利益的方式。在羅馬式教育潛移默化的影響下，國君有可能出于對羅馬文化的認同而更加親近作為潛在敵人的東羅馬帝國，從而做出不利于哥特人群體利益的決策。哥特貴族因此認為，在國君教育中注重羅馬元素并弱化族群軍事特征，不僅將導致哥特人喪失族群特性及核心利益，并削弱王國統治者應對外來軍事危機時的作戰能力，而且在教育模式上以羅馬為借鑒和模仿對象將不利于在地中海世界的復雜局勢中尋求平衡，從而可能威脅國家戰略安全。

此外，阿瑪拉松塔處理內政的方式也導致哥特貴族深感族群利益受到嚴重威脅。在關于阿塔拉里克教育方式的爭論中，阿瑪拉松塔處決了三位重要的哥特貴族，這種做法不僅壯大了王國統治階層內部敵視阿瑪拉松塔的勢力，也為對方使用暴力提供了口實。愛德華?吉本認為，阿瑪拉 松塔謀殺三位顯赫的哥特貴族引起王國內部臣民的憎恨[37]。費迪南?洛特認為，阿瑪拉松塔的這一舉措讓自己成為反“羅馬派”的犧牲品[22](251)。不僅如此，在阿瑪拉松塔上臺攝政初期，曾經將塞奧多里克沒收的羅馬元老財產歸還其后代[19](17)，此種措施也被視為她試圖徹底轉變塞奧多里克統治后期“疏離羅馬”政策的表現[21]。

除內政事務之外，阿瑪拉松塔還過于主動地向東羅馬帝國示好，喪失了塞奧多里克贏得的與東羅馬政權的對等外交關系。根據東羅馬帝國史家普羅柯比的記載，阿瑪拉松塔小心翼翼地維系與東羅馬帝國的關系，在國家事務上遵從查士丁尼一世的意志[20](127)。在東哥特王國內部出現反對勢力后，阿瑪拉松塔迅速向查士丁尼一世尋求庇護[19](21,27)，她還做好了局勢惡化時逃亡至東 羅馬帝國的準備。阿瑪拉松塔當時將包括4萬 磅黃金在內的全部私財裝上船只，預備在政局惡化時逃往君士坦丁堡[19](23)。史家筆下甚至出現了阿瑪拉松塔打算將王國送給查士丁尼一世的記載[19](27)。有學者認為，阿瑪拉松塔與東羅馬帝國秘密商議將意大利交給東羅馬皇帝[12]。在哥特貴族看來，這種外交政策的出發點是為了加強其個人與東羅馬政權之間的關系，而非建基于哥特人的群體利益。

更為嚴重的是，阿瑪拉松塔為東羅馬軍隊遠征北非提供軍事援助，幫助東羅馬軍隊征服汪達爾王國，由此導致地中海世界整體局勢出現了不利于東哥特王國戰略安全的變化。在東羅馬政權占據以迦太基城為中心的原汪達爾王國統治地區后，東哥特王國的領土(亞平寧半島)就受到東羅馬帝國核心疆域(巴爾干半島等東地中海沿岸地區)與新獲得領土(與亞平寧半島隔海相望的北非地區)的包夾，在戰略上兩面受敵，這讓熟知軍事事務的哥特貴族深感國家安全陷入危機。哥特貴族的憂慮不無道理。事實上，東羅馬帝國從未放棄重新收回西地中海世界控制權的想法[38]，征服汪達爾王國是東羅馬皇帝權衡內外局勢后開始西征活動的第一步。針對汪達爾人的戰爭大獲全勝，不僅為東羅馬帝國向東哥特王國采取軍事行動提供了前進基地，也刺激了東羅馬皇帝更大的擴張欲望。有學者指出，征服西地中海世界經歷了長期的醞釀和準備，而輕易征服汪達爾王國，則為查士丁尼重新征服意大利和羅馬提供了跳板[31](499?501)。從歷史發展來看，在勝利結束汪達爾戰爭后不久，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便主動開啟針對東哥特王國的戰爭[1](139?140)。阿瑪拉松塔支援東羅馬軍隊遠征的外交決策對王國戰略局勢產生了難以彌補的惡劣影響，也進一步增強了哥特貴族對其政權的離心力。

綜上所述，東哥特王國的發展以及地中海世界的局勢變化，讓東哥特王國統治階層逐漸形成強烈的族群意識和自身作為亞平寧半島統治者的自豪感。在族群利益至上的哥特貴族看來，曾在王國建立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羅馬元素已經威脅到東哥特王國的存續。正因如此，塞奧多里克晚年的政策顯現出“疏離”羅馬的趨勢。阿瑪拉松塔上臺時，由塞奧多里克時期延續而來的“表面羅馬、內在哥特”的王國政策面臨選擇，也就是新政權是繼續借鑒與融合羅馬元素，還是強化哥特人的族群特征與利益。而選擇后者，自然對以武力控制亞平寧半島并占據王國統治地位的哥特貴族更為有利。

然而，阿瑪拉松塔在學習和模仿羅馬方面比其父走得更遠，甚至還做出了嚴重威脅王國戰略安全的決策。也因此，阿瑪拉松塔的內政與外交政策均受到哥特貴族的嚴重質疑與反對。隨著塞奧達哈德上臺，哥特貴族立即站在新王一方，導致阿瑪拉松塔政權迅速垮臺。帕特里克·阿莫里指出，535年，塞奧達哈德將阿瑪拉松塔囚禁，借口正是懷疑阿瑪拉松塔預備將意大利轉送給查士丁尼一世[36](10)。

三、貴族女性的依附性與阿瑪拉松塔攝政權位合法性之內在矛盾

除了東哥特王國內部哥特貴族的族群意識與阿瑪拉松塔“親羅馬”政策之間的深刻矛盾與對立外，阿瑪拉松塔政權垮臺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在女性依附于男性的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由于社會與家庭角色的明確區分，女性缺少獨立出現于國家政治領域的權力基礎與法律機制。阿瑪拉松塔的公主身份來自其父塞奧多里克，攝政身份來自其子阿塔拉里克，在其子去世后，阿瑪拉松塔缺乏在東哥特王國獨立行使權力的合法性。

在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女性在國家、社會與家庭層面均從屬于男性。羅馬法賦予了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導地位。根據羅馬法的規定，不允許父親在任何方面次于母親[39](82)。在繼承和分割家產時，父親或祖父的意愿必須得到特別遵守[39](56)。25歲以內的寡婦，如果父親健在，即便已經脫離父權的制約，她在選擇第二次婚姻時，也必須符合父親的意愿[39](70)。從這一時期的詩歌也可看出，父母對男孩更加期待[40](119)。東哥特王國是對羅馬法傳承與接受程度較高的蠻族王國。塞奧多里克在位時期頒布的《塞奧多里克法令集》()充分借鑒了5世紀30年代頒布的羅馬帝國首部官方法典《塞奧多西法典》()，并以此約束其治下的哥特人和羅馬人[23,41]。對此，拉爾夫·W.馬西森指出，在羅馬原有權威消失后，地中海西部地區仍然保持羅馬法律傳統，以維系社會秩序[42](104)。因此，在模仿羅馬建國理念的東哥特王國，作為社會最基本單位，家庭內部依然保持著以男性為主的格局。

在國家和社會層面，男性也居于絕對主導地位。在阿瑪拉松塔生活的時代，制度本身并沒有女性行使公共權力的正式規定，甚至反對女性參與公共事務。學者指出，在這一時期，男性和男性行為構成了社會規范，而女性的角色受制于由男性訂立的準則。女性需要待在家中，遠離所有的公共活動。女性的政治，抑或“公眾的”生活受到了嚴格限制。她們在國家、教會、軍隊層面均沒有一席之地[43](35)。特定的公共角色與事務被認為是“男人之事”，女性不適合參與。這種對不同性別角色的態度深深植根于古代文化之中[44]。這一時期，國家層面幾乎所有公職只向男性開放，男性占據了宮廷、官僚機構和軍隊中的所有職位以及幾乎所有教會中的神職[45]。

由此可見，在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女性依附于男性、女性與男性擁有不同社會與家庭角色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女性時常被定性為軟弱和不可靠的人，在法律地位、受教育機會和行動自由等方面受到區別對待[40](118)。正因如此，這一時期的女性群體在政治、軍事和外交等公共事務中的整體參與度不高，能夠行使軍政、外交權力的女性在整個女性群體中所占比重較低。少數參政女性，如東羅馬帝國利奧一世的皇后維瑞娜、查士丁二世的皇后索菲亞(Sophia)、莫里斯(Maurice，582—602年東羅馬帝國皇帝)的皇后君士坦提娜(Constantina)等，其施政背景幾乎均是國家面臨政局不穩、軍事壓力等的特殊情況[28](132)[29](423)[46]，并且大多具有暫時的過渡性特征。學者就此指出，政治混亂令部分女性獲得跨越通常的行為界限并承擔男性角色的機會[42](211)。

從阿瑪拉松塔出生開始，作為女性的她就并非父親塞奧多里克所認定的王位接班人。從塞奧多里克著力為阿瑪拉松塔尋找伴侶尤薩里克并力促東羅馬政權認可尤薩里克的繼承人身份就可以看出，作為女性的阿瑪拉松塔無法直接成為東哥特王國的統治者。塞奧多里克為阿瑪拉松塔安排的“羅馬式”教育沒有引起哥特貴族的憤慨，其中的重要原因也是阿瑪拉松塔并非未來國君的人選。常年生活在宮廷中的阿瑪拉松塔，其本職是生育與教導子女、管理宮廷事務。實際上，在當時的地中海世界，一旦成為母親，就意味著女性需要將所有的注意力集中于子女[47]。

東哥特王國王位交接過程中出現的原有繼承人早逝、幼子登基的特殊情況為阿瑪拉松塔提供了執掌政權的機會。初登王位的阿塔拉里克年僅8歲，必須由長者給予有效引導。為防止權力旁落并確保家族統治穩固，同時杜絕家族外的男性奪權，在缺乏適當的男性候選人時，攝政者往往會從與在位者有直接血緣關系且較為年長的王室女性成員中產生。這一時期，地中海世界先后出現了多位由年長的母親或姐姐代為執政的統治者，如：塞奧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408—450年東羅馬皇帝)，瓦倫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425—455年西羅馬帝國皇帝)，希爾德貝爾特二世(Childebert II，575—595年奧斯特拉西亞王國國王)，克洛塔爾二世(Chlothar II，584—629年紐斯特里亞王國國王)等幼年即位時，就分別是由普爾克里亞(Pulcheria)、加拉?普拉西迪亞(Galla Placidia)、布隆希爾德(Brunhild)、弗雷德貢德(Fredegund)等女性攝政[26](15)[48?50]。從家庭角度看，王室女性擁有控制子女生活的合法性[51]。與此同時，存在直接血緣關系的女性攝政者能夠為年幼在位者提供有力保護。蘇拉密斯?薩哈認為，代表年幼的在位者行使攝政權是母親的正規職責，也是被賦予的正式權利[52]。傳統習俗和意識允許一位母親代其子控制政府[43](44)。

因此，幼主之母的身份是阿瑪拉松塔攝政的基礎與關鍵。憑借與尤薩里克的婚姻以及為其子阿塔拉里克攝政，阿瑪拉松塔在東哥特王國王位與王權轉移過程中充當著重要角色：王位繼承人阿塔拉里克由于年幼而無法正常行使王權，且幼王的人身安全與其王位都需要長輩保護，阿瑪拉松塔的任務便是在國王能夠獨立行使王權前代替其治國理政、防止王位旁落，從而保證王位的傳承與王權行使的連續性。正如哈里森所言，作為母親，阿瑪拉松塔有效履行了王位過渡者的角色[53]。

在缺乏女性執政先例與社會氛圍的東哥特王國，認為女性缺少執政能力的固有觀念導致哥特貴族對阿瑪拉松塔的攝政缺乏信任和安全感?；仡櫚斃伤?年攝政生涯，阿瑪拉松塔的政治才能事實上并不構成其倒臺的必然因素。絕大多數近現代學者對阿瑪拉松塔的能力持較為正面的評價，認為她接受過良好的教育、精通語言、意志堅強、精力充沛、聰明且果敢[4](149)[7](383)[9](104)[32](119)。阿瑪拉松塔攝政期間的諸多內外政策，從根本上說，也并未徹底顛覆其父的政治主張，所謂出賣東哥特王國的指控很可能出自政敵的攻擊。然而，正是在對女性執政的疑慮和猜忌情緒的影響下，原本能夠接受或部分接受塞奧多里克做法的哥特貴族完全無視阿瑪拉松塔施政的出發點。學者指出，在這一歷史階段，女性的生活被傳統信念和觀點束縛，女性必須依照男性意愿行事[54]。一旦認為阿瑪拉松塔的施政與其設想的方向出現了偏差，哥特貴族便站在其對立面，以捍衛他們所認為的哥特人群體利益。A.H.M.瓊斯指出，哥特貴族無法接受女性掌權者，這是阿瑪拉松塔在東哥特王國的統治難以持久的重要原因[55]。

由于受到傳統、習慣的引導以及法律的制約，在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認為女性無法獨立長期執掌權力的觀念根深蒂固。534年，阿塔拉里克的離世導致阿瑪拉松塔政權的合法性和連續性面臨危險[32](258)。阿瑪拉松塔本人也意識到，她的政治地位由于她的性別而易受攻擊，這是其無法扭轉的弱點。在阿塔拉里克死后，阿瑪拉松塔希望通過扶持傀儡塞奧達哈德上臺延續其政權。阿瑪拉松塔認為，只要自己向塞奧達哈德示好，對方必定就會接受[19](35)。然而，個人恩怨或友好關系在政治權力的爭奪中一般不具有決定性意義。羅伯特?布朗寧指出，阿瑪拉松塔希望塞奧達哈德滿足于享受國王的物質待遇，而自己則掌握實權，這種想法太過于理想主義[9](105)。

隨著阿塔拉里克的離世以及塞奧達哈德的上臺，因阿塔拉里克之死所導致的東哥特王國王位繼承危機已經結束。作為一名失去權力合法性來源的女性，阿瑪拉松塔在東哥特王國政治體系中的地位是不堪一擊的，這注定了她的失敗。約翰·W.巴克爾認為，一旦阿塔拉里克離世，阿瑪拉松塔便無法保持權力[4](150)。還有學者指出，534年阿塔拉里克的離世，暴露了阿瑪拉松塔政權的脆弱性[5](533)。塞奧達哈德是一位成年已婚男性，難以代替成年男性執政且無法嫁給新君的阿瑪拉松塔失去權力是必然的。凱特·庫伯認為，阿瑪拉松塔扶持男性成為自己的政治搭檔，這種策略不同于女性通過婚姻進而傳遞權力的傳統方式，它具有高度風險性[56]。阿瑪拉松塔希望繼續保持權力的意圖難以被塞奧達哈德以及反對其執政的哥特貴族所容忍，也無法得到認同傳統習俗的民眾的支持。

此外，阿瑪拉松塔之所以在危機中無力自救，與男性壟斷了東哥特王國所有軍職有重要關系。在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女性在軍事領域同樣受到排斥。這一時期，女性很少統兵作戰或參與戰爭，特例僅有3世紀的帕爾米拉女王芝諾比婭(Zenobia)、4世紀的阿拉伯女酋長瑪維婭(Mavia)與羅馬帝國皇后多米尼卡(Dominica)、6世紀的軍事將領貝利撒留(Belisarius)之妻安東尼娜(Antonina)等寥寥數人[20](111)[57?58]，而阿瑪拉松塔則不在這些人之列。缺少直接領導軍隊以及擔任軍職的機會，是阿瑪拉松塔在政治斗爭中難以彌補的劣勢。有學者指出，由于哥特軍隊無法接受一位沒有軍事領導能力的女性統帥，在塞奧多里克去世后，軍隊并沒有掌握在阿瑪拉松塔之手，而是先后由圖魯因(Tuluin)和里貝瑞烏斯(Liberius)控制[36](9,92)。

無論是羅馬帝國，還是蠻族王國，面對地中海世界復雜的局勢，軍功是統治者政權穩固的最重要保障。卓越的軍功是阿瑪拉松塔之父——塞奧多里克王位穩固的關鍵。塞奧多里克曾長期率領東哥特士兵東征西戰，并一手建立東哥特王國[26](28)[27](212?213)。憑借軍功，深具威望的塞奧多里克能夠通過精巧的政治操作保持哥特人內部不同派別的長期平衡，讓東哥特王國雖披上羅馬的外衣，但仍舊維系著哥特人的統治地位。而戰場上的失利也是塞奧達哈德的統治很快被推翻的重要原因[19](109?111)。無法直接控制軍隊，導致阿瑪拉松塔難以建立軍功，從而提升個人威望，無法憑借軍隊強化其攝政基礎。這些就使得阿瑪拉松塔在面臨危險之時只能束手就擒。

以上情況表明，在女性對男性具有高度依附性的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女性缺乏獨立掌握軍政、外交等公共權力的基礎。在羅馬法、社會風俗以及大眾意識所構筑的社會框架之下，即便在特殊時期短暫執政，女性的政治權力往往也因性別而遭到質疑與挑戰。這是阿瑪拉松塔攝政時期屢遭哥特貴族非議并誘發王國內部紛爭的重要原因。阿塔拉里克的早夭導致阿瑪拉松塔喪失了權力的根本來源，并促使阿瑪拉松塔倉促扶持塞奧達哈德上臺，新王的出現則加速了阿瑪拉松塔政權的垮臺。由此可見，在古代晚期地中海男權社會的權力框架中，女性親自長期執掌公共權力具有相當大的難度。王室女性更多是作為政治聯姻的工具來拉攏各派勢力，或是通過與非王室出身的男性聯姻，進而為其執掌政權提供合法性[59?60]。

四、結語

綜上所述，隨著西羅馬帝國政權的崩潰，受到東羅馬皇帝澤諾的推動，塞奧多里克率部進入亞平寧半島并建立東哥特王國。作為統治者，塞奧多里克的策略是盡量獲得東羅馬帝國對其新建政權的認可，同時借鑒羅馬治國理念、教育模式，達到鞏固哥特人在亞平寧半島統治的目的。至塞奧多里克去世時，東哥特王國的國家建構、政權建設與文化發展都取得顯著成效。然而，塞奧多里克去世后僅20余年，東哥特王國就在與東羅馬帝國的戰爭中滅亡。東哥特王國發展趨勢的變化與阿瑪拉松塔攝政政權的興衰存在直接的關系。阿瑪拉松塔政權的興衰，又與其“親羅馬”政策同哥特貴族族群意識之間的矛盾與對抗存在緊密聯系。

從阿瑪拉松塔的政權興衰可見，從古代到中世紀，王室女性憑借顯貴出身擁有更多接觸并參與政治事務的機會。然而，與同時期的男性掌權者相比，王室女性能夠參與政治的概率遠遠不及男性政治人物。只有在王室內部男性因各種特殊情況無法掌握權力并導致政權存續出現危機時，王室女性才能獲得機會替代男性行使政治權力。一旦危機解除，國家政治體系中出現了新的男性掌權者，女性就有可能再度淪為政治陪襯，甚至如阿瑪拉松塔一樣徹底失勢乃至喪命。阿瑪拉松塔攝政政權垮臺是東哥特人在亞平寧半島的統治步入終結的序幕。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以此為借口向東哥特王國發動戰爭，東哥特王國最終滅亡，東羅馬帝國國力也因為這場綿延20年的戰爭而大受影響，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的政治格局以此為契機再次發生重大變化。

① “蠻族”一詞出自約定俗成，無關任何個人觀點，特此說明。

② 關于族群的概念，學者帕特里克?阿莫里指出：族群是人類學的概念，指擁有共同血統，在語言、服飾、宗教、法律、習俗等文化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性的群體。參見：Patrick Amory,489—55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4. 關于認同的概念，國內學者錢雪梅認為，認同是一種特殊的集體現象：一個群體的成員具有重要乃至根本的同一性，群體成員團結一致、有共同的性情意識及集體行動。參見：錢雪梅：《從認同的基本特性看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系》，《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第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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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s power and ethnic identity: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dual dimension of Amalasuntha'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LIU Rongr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In the year of 526, Theoderic, the founder of the Ostrogothic Kingdom, died, and the throne was inherited by Athalaric, Theoderic's grandson. As Athalaric was little, his mother Amalasuntha began her regency career. Amalasuntha intended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Roman elements and Germanic elements in the Kingdom. This goal led to irreconcilable contradictions with the increasingly strengthened ethnic consciousness of the Goths, so much so that her regency caused the opposition of the Goth aristocratic forces. After the death of Athalaric, Amalasuntha lost power and died immediately. In late antiquity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there lacked social environment, legal basis and power mechanisms to ensure women’s independent governance. So, women's power had a remarkable dependence, which was the key reason for the collapse of the Amalasuntha's regency. And the downfall of the Amalasuntha's regime became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for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during that period.

The Ostrogothic Kingdom; Amalasuntha; ethnic identity; women's power

2023?01?13；

2023?06?29

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晚期羅馬帝國與周邊‘蠻族’關系研究”(19ASS002)

劉榕榕，女，湖北麻城人，歷史學博士，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世界古代中世紀史、拜占庭史、晚期羅馬帝國史，聯系郵箱：liurongrong1985515@163.com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4.01.019

K131

A

1672?3104(2024)01?0199?10

[編輯: 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