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會稽士僧群與浙江詩歌之路的早期開拓

蔡彥峰，魏小利

浙江詩歌之路是浙江地方文學的重要課題，包括錢塘江詩路、甌江山水詩之路、浙東唐詩之路、大運河詩路。浙江四大詩路都與會稽有密切關系。目前學界較多關注謝靈運對錢塘江詩路和甌江山水詩路的開創之功，而對謝靈運之前會稽地區的詩歌創作活動，及其對浙江詩歌之路的早期開拓等問題則缺乏研究。東晉穆帝永和年間，浙江的詩歌創作已得到比較明顯的發展。此時名士名僧群集會稽，支遁等高僧長于五言詩創作，士僧之間的廣泛交往帶動了會稽的詩歌寫作風氣，使會稽成為東晉中后期詩歌創作的中心。永和之后，會稽諸多名士名僧往來于會稽、錢塘、剡縣、天臺山、永嘉等地，促進了會稽詩歌創作風氣的傳播，為浙江詩歌之路的形成做了早期的開拓。

一、支遁與會稽詩歌中心的形成

東晉成帝咸康六年（340）庾冰執政，有意抑制佛教與玄學清談，諸多名僧、名士從建康轉移到會稽。至穆帝永和年間，會稽成了名僧、名士群集的文化中心①。值得注意的是，支遁等會稽僧人大多富有文學才能，文學活動是會稽士僧交往中的重要內容。尤其是士僧群的五言詩創作，使會稽成為引領風氣的詩歌中心，對浙江早期詩歌發展及詩歌之路的開拓皆有重要意義，有進一步加以分析和揭示的必要。

永和年間會稽出現多個以高僧為核心的僧團。從《高僧傳》正傳所載來看，即有“晉剡東仰山竺法潛”“晉剡沃洲山支遁”“晉剡山于法蘭”“晉剡白山于法開”“晉剡葛峴山竺法崇”“晉始寧山竺法義”“晉山陰嘉祥寺釋慧虔”等。這些僧團與士人交往密切，其中有不少士、僧共同參與的詩歌活動，實際上可視為東晉詩歌史的重要內容。其中，以支遁的影響最大，對會稽詩歌中心的形成及詩風的變化都具有重要作用。

支遁在永和一、二年間進入會稽，此后其活動區域主要在會稽山陰和剡縣一帶，謝安、許詢、孫綽等會稽名士皆與之過從甚密。永和七年（351）王羲之為會稽內史，加入到支遁、謝安這一士僧交游之中?！妒勒f新語·雅量》劉孝標注引《中興書》云：“（謝）安先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意也?！盵1]369從“談說屬文”來看，他們在游賞山水和清談義理之外，還一起進行詩歌創作，因此以支遁為核心的這一會稽士僧群帶有顯著的文學群體的性質。支遁富有才藻，《高僧傳》本傳載：“遁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于世?！盵2]164《隋書·經籍志》：“《支遁集》八卷，梁十三卷?！盵3]1067縱觀其現存作品，不難看到其中有諸多交往之作，文學創作貫穿于支遁與士人的交往活動之中。支遁詩歌雖然表現佛、玄義理，但都采用五言體，注重辭藻，是繼承陸機、潘岳太康詩風的一種詩學[4]，與“淡乎寡味”的玄言詩風實有所區別。因此支遁在會稽的詩歌活動，某種程度上可視為晉宋之際詩風變革的開端，對會稽士人的影響十分顯著。被稱為一代文宗的許詢、孫綽在詩學上皆與支遁有密切的關系。

支遁是會稽士僧群的核心，且又長于詩歌創作，故與之交往密切的許詢、孫綽、王羲之、謝安等會稽名士大多受其影響，在詩歌創作上亦較為積極。他們在會稽共同游賞山水、談說屬文，相互之間的切磋學習也提升創作藝術水平。諸人中支遁的五言詩作品數量最多，寫作水平也最高。許詢、孫綽等人的五言詩寫作似不能不考慮到支遁的影響因素。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專列“永和政局與永和人物”，認為：“永和以來長時間的安定局面，使浮沉于其間的士族名士得以遂其閑適。他們品評人物，辨析名理，留下的軼聞軼事，在東晉一朝比較集中，形成永和歷史的一大特點?！盵5]141永和名士大多居于會稽，從其性質來看，這是一個清談貴游群體，但是作為其中核心的支遁、孫綽、許詢、謝安、王羲之等人，皆具有文學才能和創作實績，所以他們優游山水、談說屬文還具有一定的文學集團的性質。此后在蘭亭集會上的詩歌創作，可以說是會稽詩歌創作的第一個高峰期，而以孫綽、王羲之、謝安等人的成就最高。這與會稽士、僧群的文學交游實有重要的關系。

永和九年王羲之組織的蘭亭雅集，是東晉規模較大的一次詩歌盛會，在東晉文學史及浙江地方文學史中都具有重要意義?！妒勒f新語·企羨》劉孝標注引王羲之《臨河敘》云：“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余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盵1]630參加蘭亭雅集者多達41 人，賦詩的26 人，共創作了37首詩，作品數量是很可觀的。能在會稽匯集如此多的文士，說明會稽詩歌創作風氣盛行?，F存《蘭亭詩》未見支遁作品。以支遁與會稽文士群的密切關系及其創作能力，支遁未參加蘭亭雅集是頗令人費解的。比較大的可能是支遁此時應已離開會稽②?！陡呱畟鳌繁緜鬏d其“俄又投跡剡山，于沃洲小嶺立寺行道，僧眾百余，常隨稟學”[2]160。支遁離開會稽赴剡縣，當在王羲之等舉行蘭亭集會的永和九年三月三日之前。某種意義上來講，像支遁這樣富于名士風度與文學才華的名僧的缺席，是蘭亭雅集的缺憾；但是透過這次雅集及詩歌，仍然可以看出支遁及佛教對會稽詩歌的影響。

首先是支遁對會稽詩歌創作風氣的促進。蘭亭雅集東晉名士盡傾，實得益于會稽佛教中心匯聚了大量的名士、名僧，士僧的廣泛交往為蘭亭雅集做了各方面的準備，尤其是支遁在這方面作了重要的推動。在蘭亭雅集之前，支遁組織的一些活動即帶有文學集會的性質。如咸康八年（342），支遁與何充等組織了一次24 人參與的八關齋會，支遁留下了《八關齋詩》三首。明嘉靖楊儀七檜山房鈔本題為《土山會集詩三首》[6]158。邵武徐氏刻本、宛委別藏本題作《土山會集詩三首并序》[7]127?？梢娺@次由支遁與何充等名僧、名士組織的佛教活動，就帶有文士集會的性質。這成為支遁與士人交往的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文學成為士僧交往中的重要內容。這也是支遁為東晉士僧交往開創的一個基本模式，支遁也將這種交往模式帶到了會稽。升平五年（361）謝安為吳興太守時致書支遁，傷感地回憶會稽士僧的交往說：“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戚戚，觸事惆悵?！盵2]160所謂的“風流得意之事”，自然也包括文學活動的內容，可見支遁對會稽士人的影響之深。甚至可以說，支遁使清談名士群體第一次兼有文學群體的性質。支遁之前的玄學名士之間的交往，幾乎看不到這種清談與寫作相結合的活動。正是在這種清談和文學創作相結合的交往中，會稽士人的詩歌寫作熱情被激發出來?！短m亭》諸作中，恰以與支遁交往密切的孫綽、王羲之、謝安、謝萬等人所作水準為高，其風格也與支遁相近。這恐怕不是一種巧合，而應該視為支遁對王羲之諸人詩歌寫作藝術的影響和促進。

其次是佛教與會稽五言體詩的發展。東晉前中期士人與五言詩傳統極為隔膜，但是《蘭亭》組詩37 首中23 首為五言詩，作詩的26人中12 人只作五言詩，11 人四言、五言各作一首，只有3 人只作四言詩，說明五言詩在會稽士人中已頗為流行。許詢更是被晉簡文帝贊嘆為“五言詩妙絕時人”。孫綽則自認為詩歌寫作水平超過許詢[1]262?？梢?，五言詩已被士人普遍接受，不再被視為俗體了。這是東晉中期詩歌觀念上的一個重要的轉變。詩歌觀念的這種轉變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許詢、孫綽、王羲之、謝安，這些體現了東晉詩歌觀念轉變的會稽人物，恰恰都與佛教有密切的關系。這是以往學界探討會稽士人五言詩創作復興時容易忽視的問題。檀道鸞《續晉陽秋》認為，佛教是東晉士人五言詩傳統中斷的重要原因，其言曰：“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并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盵1]262但是，從許詢等人的詩歌創作實踐來看，這個判斷其實并不準確。佛教對東晉詩歌的影響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佛教義理，二是詩歌體制，即內容和形式。孫綽、許詢等人現存的詩歌中，幾乎看不到表現佛教義理的內容，佛教對他們詩歌的影響更主要的是在體制上。陳允吉先生撰《東晉玄言詩與佛偈》道：“玄言詩依靠‘三世之辭’佛偈的加入而誕生?！盵8]114將玄言詩的產生歸因于佛教當然不符詩史事實，但陳氏在分析佛理詩與玄言詩的關系時又指出：“這種浸潤互融之所以表現得如此普遍，根本原因要歸結到它們詩體來源上的一致性?！盵8]116他注意到“三世之辭”對詩歌體制的影響，這一點是很有見地的。黃侃《詩品講疏》更明確提到許詢、孫綽詩歌體制與佛偈的關系：“若孫、許之詩，但陳要妙，情既離乎比興，體有近于偈語，徒以風會所趨，仿效日眾?！盵9]518在東晉士人普遍與五言體隔膜的背景下，許詢、孫綽能成為寫作五言詩的妙手，恰恰是因為他們與佛教的關系密切，能夠比較好地學習東晉以來以五言體為主的佛教偈頌。

東晉詩僧群的詩歌寫作幾乎都用五言體。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全晉詩》卷二十“釋氏”，收錄十五位與佛教密切相關的詩人的作品，除楊苕華為竺僧度的未成禮之妻外，其余十四人皆為東晉僧人，所收詩歌34首，五言體32 首。在東晉前中期四言體玄言詩占主流、五言詩創作處于低谷的背景下，這個數量是比較可觀的。此外還可以看到與詩僧關系密切的一些士人，如張翼、孫綽、許詢、王羲之、謝安、王喬之、劉遺民等，也都擅長五言詩，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東晉詩僧群出自中下層家族，他們比較自覺地繼承了源自寒庶的五言詩傳統。錢志熙先生說：“東晉初的玄言詩，實為雅頌之體。到了中葉，張翼、支道林等人多改用五言詩為酬贈之體，直接導致了中期五言體玄言詩的盛行?！盵10]270這是佛教對五言詩的一個重要貢獻。東晉僧詩又在轉向山水描寫中結合言詠寫懷、名理奇藻而形成了新的五言詩風格。由于東晉以來士僧交往的廣泛和深入，詩僧這種融合新舊的五言詩，對士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彌縫了東晉士人以五言為俗體及與漢魏西晉詩歌傳統的隔閡。

東晉中后期，會稽成為詩歌創作的中心，士人的五言詩創作風氣首先在此地萌生并發展起來。士人五言詩的藝術水平不算高，胡應麟《詩藪》評《蘭亭詩》道：“永和修禊，名士盡傾，而詩佳者絕少，由時乏當行耳?！盵11]142但在東晉這種崇尚清談的環境下，能出現即使在后世亦極少發生的如此大規模文士雅集同題賦詩[12]507，也是非常難得的。這種創作盛況顯然有其相應的文化基礎和發生機制，佛教即在其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此外，《蘭亭詩》的藝術水平雖然有限，但其影響卻很大，對浙江地區的詩歌創作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

二、會稽其他士僧群的詩歌活動

在支遁與王羲之、謝安、孫綽、許詢等引人注目的士僧群體之外，會稽還有為數不少的其他高僧及眾多追隨者。這些高僧大多以義解著稱，愛好山水，形成了山林與文義相結合之風。這是南方早期山林佛教中心的典型風格，與文學有密切的聯系。

（一）剡縣仰山竺法潛僧團

《高僧傳》載法潛隱跡剡山后“追蹤問道者，已復結旅山門”[2]156。形成了以法潛為核心的僧團。哀帝時法潛被征召回建康，后又返回剡縣仰山“率合同游，論道說義，高棲皓然，遐邇有詠”[2]157?！板谶冇性仭奔匆髟伾剿?，與廬山僧團《廬山諸道人游石門詩序》之“因詠山水”相似，他第一次隱跡剡縣仰山時應該也與此次相同，同游之人應當也有山水之詠?？梢姺撋畧F也有詩歌創作，惜未流傳下來。

法潛的弟子中知名的有竺法友、竺法蘊、康法識、竺法義、竺法濟等人。這些弟子在文義上皆足稱道，如康法識以“有義學之功，而以草隸知名”[2]157。東山諺曰：“深量，開思，林談，識記?！盵2]168“記”有博聞強記及作為文體的箋記之意?？傊?，都與文學頗有關系，這說明法潛門也富有藝術氛圍。

仰山還有一位高僧釋道寶，《高僧傳》載：“（道寶）本姓王，瑯琊人，晉丞相道之弟。弱年信悟，避世辭榮，親舊諫止，莫之能制。香湯澡浴，將就下發，乃詠曰：‘安知萬里水，初發濫觴時?！笠詫W行顯焉?！盵2]171

據此可知，釋道寶與竺法潛是瑯琊王氏的堂兄弟。從依師為姓來看，道寶可能不是隨法潛出家，但是他后來住在仰山，顯然也屬于法潛僧團。他出家前的詠詩，頗可見其詩歌之才，也體現法潛僧團與詩歌的關系。

（二）剡縣石城山于法蘭僧團

剡縣還有于法蘭及其弟子于法開、于道邃等在石城山建立的影響頗大的僧團。

《高僧傳》載：“于法蘭，高陽人。少有異操，十五出家，便以精勤為業……性好山泉，多處巖壑……后聞江東山水，剡縣稱奇，乃徐步東甌，遠矚嶀嵊，居于石城山足，今之元華寺是也。時人以其風力比庾元規，孫綽《道賢論》以比阮嗣宗?！盵2]166

于法蘭、于道邃師徒大概在西晉滅亡后（317）過江。他們先到浙南永嘉一帶游覽，之后才棲身浙東的石城山，游遍了浙東南的山水，可謂開謝靈運之先。孫綽以之比阮籍自然也有詩歌方面的考慮。

法蘭、道邃在會稽不久即西行求法，于法開繼續留在剡縣石城山續修元華寺，他“深思孤發”，以義學著名?！夺屖弦[》曰：“高僧法開，以義解知名天下，與謝安、王文度等為文學之友。孫綽曰：‘深通內外，才華贍逸，其在開乎？’”[13]418這里說的“文學”也包含有文章詩歌之義。法開的弟子法威“清悟有樞辯”[2]168，其主要事跡即受其師法開指點而駁倒支遁，正體現了其“清悟”的特點。博學、才華、清悟、善談論，這些雖與文學不完全是一回事，但與文學的關系都很大，有助于在僧團內形成良好的文學氛圍。這正是東晉會稽義學僧人的一個突出特點。

（三）剡縣葛峴山竺法崇僧團

《高僧傳》載：

竺法崇，未詳何人。少入道以戒節見稱，加又敏而好學，篤志經記，而尤長《法華》一教。嘗游湘州麓山……后還剡之葛峴山，茅庵澗飲，取欣禪慧，東甌學者，競往湊焉。與隱士魯國孔淳之相遇，每盤游極日，輒信宿妄歸，披衿頓契，自以為得意之交也。崇乃嘆曰：“緬想人外，三十余年，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焙蟠局畡e游，崇詠曰：“皓然之氣，猶在心目，山林之士，往而不反，其若人之謂乎?！盵2]170-171

葛峴山在剡縣西北二十里[14]54，竺法崇曾到湘州弘法，之后又回到葛峴山，可見他先在葛峴山住過一段時間。從湘州返回葛峴山，大概路過東甌一帶，這與于法蘭“徐步東甌，遠矚嶀嵊”[2]166所行路線相同。東甌當地的求學問道者也跟隨他而來，因而在葛峴山形成了僧團。其中令竺法崇最愜意的是與隱士孔淳之相遇，《宋書·隱逸傳》載：“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為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盵15]2283-2284

兩人甚為相得，在葛峴山過著山水之游的隱逸生活。許理和說竺法崇與孔淳之的隱居生活有力地證明了“寺院生活在士大夫圈內具備了新的功能和意義”[16]187。許氏沒有解釋何為“新的功能和意義”，按竺法崇和孔淳之的方外之游，大概即指士僧交往與山水文詠的功能。從兩人的知識學養來看，他們的山水之游當也有詩歌創作。法崇所詠數句可謂言簡意深，可見竺法崇與孔淳之的山水之游也帶有文學的色彩。

東晉以來剡縣先后出現了以竺法潛、支遁、于法蘭、竺法崇等為核心的幾大僧團。這些僧團選擇剡縣，與剡縣的山水之美有密切的關系。宋代高似孫《剡錄》云：

會稽境特多名山水，潭壑鏡澈，清流瀉注，惟剡溪有之。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弊泳此?，豈惟山陰，特剡溪又過耳。[14]56

《剡錄》卷六記錄了謝靈運以來尤其是唐代詩人的詠剡縣之作。實際上，剡縣士僧群的山水之游中已有相應的詩歌創作。后來提出的“浙東唐詩之路”，剡縣便是其重要的區域。而東晉時期剡縣一帶的士僧群的詩歌活動，已為這一詩歌之路作了早期的開拓。

（四）若耶山帛道猷、竺道壹僧團

關于“帛道猷”，《高僧傳》載：

少以篇牘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詠，有濠上之風。與道壹經有講筵之遇，后與壹書云：“始得優游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為詩，陵峰采藥，服餌蠲疴，樂有余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為恨耳。因有詩曰：連峰數千里，修林帶平津。云過遠山翳，風至?；拈?。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閑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币技鹊脮?，有契心抱，乃東適耶溪，與道猷相會，定于林下。于是縱情塵外，以經書自娛。[2]207

若耶山范圍比較大，所以帛道猷詩云：“連峰數千里，修林帶平津?！比粢较掠兄娜粢?，即相傳西施浣紗處，歷代文人吟詠不絕，帛道猷之作可謂開啟了這一創作之風。道壹本好山水，接到帛道猷的書和詩之后，“有契心抱”，即前往若耶山。道壹與帛道猷在山水審美上相契合，帛道猷長于文學創作，道壹也博通內外?！妒勒f新語·言語》載：“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盵1]146

所謂的“整飾音辭”，即重視表達的聲音、辭藻，道壹所言數句的確富有音辭之美。這是東晉清談注重聲音辭藻之風的體現，與詩歌有密切的關系[17]。劉孝標注引《沙門題目》曰：“道壹文鋒富贍。孫綽為之贊曰：‘馳騁游說，言固不虛。惟茲壹公，綽然有余。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猗蔚，枝干扶疏?！盵1]146特別突出了道壹語言富麗的文學才能。劉孝標的注還引了王珣《游嚴陵瀨詩敘》：“道壹姓竺氏，名德?！盵1]146嚴陵瀨在桐廬縣，又名七里瀨?！端洝u江水注》：“自（桐廬）縣至于潛，凡十有六瀨。第二是嚴陵瀨，瀨帶山，山下有一石室，漢光武帝時，嚴子陵之所居也?！盵18]936謝靈運有《七里瀨》，詩云：“目睹嚴子瀨，想屬任公釣?！盵19]51嚴陵瀨是一處富于自然和人文內涵的景觀，其所在的桐廬縣又與會稽相鄰。道壹大概是到若耶山后，與王珣等人同游嚴陵瀨，并且一起作了詩。其性質與王羲之等人的蘭亭集、慧遠廬山僧團的石門之游相近，皆山水之游與文學創作相結合?？梢?，道壹的若耶山僧團也富有文學色彩。

從以上對會稽佛教中心的分析來看，山水文詠是會稽士僧交往的重要內容。士僧的這種交往對文學的影響是很直接的，支遁、孫綽、竺法崇、帛道猷、竺道壹等人的文學之作，很大一部分即在這種交往中創作出來的。而其更大的影響，是形成了一種山水審美和義理相結合的風氣，這種風氣直接影響了東晉以至謝靈運的詩歌創作。謝靈運在給廬陵王劉義真的信中說：“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盵19]307他對東晉以來在會稽形成的普遍的隱居求義的風氣是相當熟悉的，謝靈運的文學創作及其靈感離不開這種風氣的浸潤。

三、遷移與傳播：會稽士僧流動與浙江詩歌之路的形成

永和年間，會稽聚集眾多名士名僧，成為詩歌創作的中心。這些士僧的遷移和流動，是會稽詩歌傳播的重要途徑，帶動了浙江地區的詩歌創作風氣。他們的行進路線與浙江三條詩歌之路有比較多的重合，對浙江詩歌之路起到了初步的開拓。茲分別述之：

（一）支遁

會稽是支遁主要的活動地區，《世說新語》中所載他的軼事即大多發生于會稽山陰和剡縣一帶?！陡呱畟鳌繁緜髦^其：“俄又投跡剡山，于沃洲小嶺立寺行道，僧眾百余，常隨稟學?！盵2]160支遁沒有參加永和九年的蘭亭雅集，因此他離開會稽赴剡縣，當在永和九年三月三日之前?！陡呱畟鳌酚终f：“后還吳，立支山寺，晚欲入剡?！敝Ф菰诠?53—361 年和公元364—366 年兩度駐錫于剡縣石城山。其《詠懷詩五首》中之三：

晞陽熙春圃，悠緬嘆時往。

感物思所托，蕭條逸韻上。

尚想天臺峻，仿佛巖階仰。

泠風灑蘭林，管瀨奏清響。

霄崖育靈藹，神蔬含潤長。

丹沙映翠瀨，芳芝曜五爽。

苕苕重岫深，寥寥石室朗。

中有尋化士，外身解世網。

抱樸鎮有心，揮玄拂無想。

隗隗形崖頹，囧囧神宇敞。

宛轉元造化，縹瞥鄰大象。

愿投若人蹤，高步振策杖。

這首詩即作于支遁從會稽遷移到剡縣之后。剡縣石城山距離天臺山不遠，曾駐錫在石城山的竺曇猷，后住于天臺山石室，詩中所謂“中有尋化士”，應即曇猷。此詩融合了魏晉詩歌多種筆法，開頭以魏晉詩人常用的感物興思起調，中間“泠風灑蘭林”至“寥寥石室朗”一段的寫景，雜取張協《雜詩》、左思《招隱詩》的寫景之法，“泠風灑蘭林”出自張協《雜詩十首》其二“飛雨灑朝蘭”[20]745，“丹沙映翠瀨”出自左思《招隱詩》“丹葩曜陽林”[20]734、張協《雜詩十首》其二“浮陽映翠林”[20]745?！爸杏袑せ俊币韵碌倪\思結構則明顯學郭璞《游仙詩》其二：“青溪千馀仞，中有一道士?！边@種融合山水、仙道、義理、抒懷的詩歌對謝靈運影響很大，甚至對后來游覽天臺的詩人都不無影響。支遁又有《天臺山銘》，《文選·游天臺山賦》李善注引了兩處支遁《天臺山銘》，其一《游天臺山賦》解題李善注：“支遁《天臺山銘序》曰：余覽《內經·山記》云：剡縣東南有天臺山?！逼涠俺喑窍计鹨越恕崩钌谱ⅲ骸爸Ф荨短炫_山銘序》曰：往天臺，當由赤城山為道徑?！盵21]210也可見支遁在天臺山的影響。

從會稽到剡縣，是浙東唐詩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支遁的遷移與詩歌創作對此具有開創意義?！妒勒f新語·傷逝》載：“戴公見林法師墓，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

劉孝標引王珣《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高墳郁為荒楚，丘隴化為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凄懷?！盵1]643支遁對剡縣的詩歌創作風氣影響巨大，甚至在他去世之后，仍有人到剡縣追隨其遺風。

（二）孫綽

孫綽曾為王羲之的右軍長史，永和十一年王羲之辭官后，孫綽轉為永嘉太守，他是謝靈運之前第一個到過永嘉的重要詩人。孫綽雖被稱為“一時文宗”，但現存詩只有十三首，包括《蘭亭詩》二首和著名的《秋日詩》，都作于會稽。在永嘉太守的任上，孫綽仍有文學活動，《文選·游天臺山賦》李周翰注：“孫綽為永嘉太守，意將解印以向幽寂，聞此山神秀，可以長往，因使圖其狀，遙為之賦?！盵21]209《游天臺山賦》的最后一段，雜糅了玄學、佛教、仙道等諸多概念，顯示了東晉玄佛合流的思想特點，但其觀物、運思的方式則是“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21]213，這是支遁“即色游玄”的直觀體現?！澳加膸r，朗詠長川”更直接寫到在山水觀賞中的詩歌吟詠活動，這實際上是孫綽在永嘉生活的一種映射。賦中華麗精妙的山水描寫，道釋仙靈神秘氣氛的渲染，皆與平淡之體的玄言詩不同。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說：“孫綽《天臺山賦》，詞旨清新，于晉賦最為特出。其他諸家所作，大抵規模前作，少有新體?！盵22]62孫綽《游天臺山賦》的“新”在于體現了一種新的審美和藝術表現方式，這是在東晉玄佛合流的思想背景下實現的，梅維恒則稱這篇賦：“在某種程度上預見了后世山水詩的發展?！盵23]288這一說法是有道理的，謝靈運《山居賦》即主張詩與賦“文體宜兼，以成其美”。李白《與謝良輔游涇川陵巖寺》云：“且從康樂尋山水，何必東游入會稽?！睘楹笕怂纺〉闹x靈運山水描寫藝術，其近源實來自支遁、孫綽等會稽詩人的創作實踐。永初三年謝靈運外任永嘉太守時，從建康取道會稽始寧后再入永嘉，其路線與孫綽從會稽到永嘉相同，謝靈運在途中寫了《富春渚》《七里瀨》《東陽溪中贈答》等詩，“這是謝靈運詩歌創作從擬古型的樂府詩向創新型的山水詩轉型的開端”[24]176，同時標志著錢塘江詩路的開啟。但是謝靈運之前，于法蘭、竺法崇、孫綽等人已往來于東甌與會稽之間。謝靈運從會稽到永嘉一路上的詩歌創作或許即受到會稽諸人，尤其是同樣出任過永嘉太守的孫綽山水詩賦的某些啟發和影響。

（三）王羲之

《晉書》載：“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盵25]2098永和十一年王羲之辭去會稽內史，居于剡縣金庭。高似孫《剡錄》云：“金庭洞天，晉右軍王羲之居焉，墨池書樓，遺雅不絕?！盵14]53辭官后，王羲之“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采藥石不遠千里，遍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盵25]2101。遍游浙東山水，并且與僧人仍有交往，《高僧傳》載：“赤城山山有孤巖獨立，秀出干云。（竺曇）猷摶石作梯，升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余人。王羲之聞而故往，仰峰高挹，致敬而反?！盵2]404

赤城山在天臺山西北，是天臺山南門。王羲之所居之金庭是天臺華頂的東門，所以特地致敬竺曇猷?？梢哉f，王羲之辭官后仍保持了永和時期名士名僧交游與山水文詠的生活特點。移居金庭后，王羲之曾作書與謝萬：“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暇。衣食之余，欲與親知時共歡宴，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25]2012所謂的“不能興言高詠”，是一種謙虛的說法，其實恰恰透露王羲之仍保持著會稽時期與支遁等人交往中“言詠屬文”的習性?！稌x書》載王羲之《蘭亭序》作后，“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聞而甚喜”[25]2099，可見王羲之對詩歌創作的重視?！妒勒f新語》記載王導批評庾亮與殷浩等人在荊州登南樓詠吳聲歌，而王羲之為之辯護云：“唯丘壑獨存?！彼碾s帖中也有“得君戲詠”“歌章輒付卿”之說，也說明他對吳聲歌曲及友朋間詩歌往來的重視[17]。由此可見，王羲之在離開會稽士僧群之后，仍保持著詩歌創作，只是這些詩歌沒有流傳下來。但是以王羲之在當時已有的巨大影響力，他對從會稽山陰到剡縣以及天臺山一帶詩歌風氣的發展，實具有重要的帶動作用。

（四）孔淳之

剡縣葛峴山竺法崇與隱士孔淳之極為相得，他們的山水之游也有文詠活動?！陡呱畟鳌氛f孔淳之與法崇交游三年后“別游”，《剡錄》說：“元嘉初征為散騎常侍，乃逃于上虞界中?！盵14]66又《宋書》謂謝靈運從永嘉太守辭官后“遂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為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遍，遠近欽慕，名動京師。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15]1754。謝靈運在景平元年（423）秋辭官歸隱始寧，與王弘之、孔淳之的交游始于此時?？状局靶院蒙剿?，每有所游，必窮幽峻”[14]66，這與謝靈運相似，孔淳之這次“別游”應該就是與謝靈運的交游。他們在會稽形成了一個山水詩群，孔淳之成為溝通東晉會稽士僧群與謝靈運的一個直接而重要的人物。

（五）竺道壹

道壹與帛道猷在若耶山的山水文詠之外，還曾沿錢塘江到達嚴陵瀨，并進行詩歌寫作?！妒勒f新語·言語》“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條，劉孝標的注引王珣《游嚴陵瀨詩敘》提到道壹，可見他也參與了這場詩歌活動。永初三年（422）謝靈運赴永嘉太守任，也沿著錢塘江上行，到達嚴陵瀨時寫了《七里瀨》。此詩融合羈旅之愁和山水之景，已開了謝靈運山水詩之風。謝靈運是錢塘江詩路和甌江詩路的開創者[24]176。道壹等人的《游嚴陵瀨詩》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謝靈運錢塘江紀行山水詩的先導，從側面體現了會稽佛教對浙江詩歌之路的意義。

結語

會稽是浙江詩歌之路的重要節點，因此會稽的詩歌創作對浙江詩歌之路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東晉永和以來，名士、名僧群集會稽，形成士僧融合的交游群體。隨著士僧交往的深入，支遁等高僧的詩歌創作以及佛教五言偈頌文體，對會稽士人的詩歌寫作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帶動了詩歌創作之風昌盛，使會稽成為東晉詩歌創作的中心。永和之后，由于朝廷政策的轉變，名士名僧紛紛離開會稽。其中如支遁、孫綽、王羲之、道壹等人的遷徙與流動，其所經行如剡縣、錢塘、天臺山、永嘉等地，與浙江幾條詩歌之路多有重疊之處。這種流動帶動了會稽詩歌傳播，開啟了當地的詩歌創作風氣，為錢塘江詩路、甌江山水詩之路、浙東唐詩之路等的形成，做了前期的準備。佛教是會稽詩歌的發生、發展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從這個角度可以說，會稽佛教對浙江詩歌之路有早期開拓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