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協同治理對策研究

郭永帥，郭曼曼

（1.安徽公安職業學院 網安系，安徽 合肥 230031；2.安徽警官職業學院 法律系，安徽 合肥 230031）

協同治理的概念起源于西方，旨在解決復雜的社會公共問題。德國學者赫爾曼·哈肯認為，在處理國家公共事務的過程中，需要相關部門協調合作來解決日益增加的復雜社會問題?？死锼埂ぐ踩麪栒J為，協同治理是政府主體與非政府主體擁有共識，共同參與社會公共治理。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威廉·埃格斯提出了網格化治理即政府與社會組織協同合作的理論。[1]因此，西方學者協同治理的研究觀點認為協同治理是需要政府以外的行動者通過共同參與、集體決策，與政府一起對社會公共服務各方面進行治理。我國的社會治理工作中，綜合性社會問題的解決難度大，跨部門的公共問題的處理還存在職能界定問題。國內學者熊光清等對協同效應進行分析，將之與多中心協同治理模式融合，形成合理權責體系來緩解一元治理困境。田培杰認為協同治理強調多元化主體一同參與治理，更注重一致性以及互動性，也就是協同性。沙勇忠、解志元認為協同治理應通過建立協作機制，從而提高協同治理的效率和能力。[2]綜上所述，協同治理本質上是指多元化的主體共同參與社會治理，互相配合構建規范合理的權責體系，從而實現對社會的有序治理。[3]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創新發展，大量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也隨之產生，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案件的偵破、追贓涉及多個行業的不同主體，給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的防治工作帶來很大挑戰。針對此類案件涉及主體多、范圍廣等特點，以協同治理為視角，以公安機關為主導，采取主體協同、相互配合的路徑對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的防治進行研究。

一、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的類型

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主要是以金融交易、金融投資或借貸等方式吸引受害者，包括金融交易類詐騙、借貸活動類詐騙和金融投資類詐騙等。

一是金融交易類詐騙?；ヂ摼W金融經過十幾年的快速發展，第三方平臺支付已成為交易常態，這些平臺根據客戶的信用等級評定金融資質，為消費者提供一定的透支或信貸額度以促進消費。借助授信方式，犯罪分子詐騙形式主要包括竊取客戶信息，進行透支消費或者貸款；利用套現廣告，向被害人收取手續費后攜款潛逃；發布虛假廣告或虛假鏈接，消費者支付款項后，詐騙分子攜款消失。

二是借貸活動類詐騙。借貸活動類詐騙分為銀行信用貸款詐騙和小額貸款詐騙。銀行信用貸款詐騙犯罪是犯罪分子通過非法手段獲取受害人的身份信息，利用信息假冒受害人進行貸款詐騙，將所貸款項轉移后，給受害人帶來較大財產損失。小額貸款詐騙提供借款一方為職業放貸人或小額貸款公司，“校園貸”為常見方式之一。犯罪分子選取在校學生作為詐騙對象，以招募兼職工作為借口，騙取學生的身份信息，在各種網絡借貸平臺上分期付款或是申請信用貸款，使被騙學生背負高額債務。

三是金融投資類詐騙。該類詐騙由犯罪分子虛構投資項目，包括理財推銷、非法傳銷、股權眾籌、私募基金等。例如，理財推銷由犯罪分子虛構理財項目，并以高利率回報作為噱頭吸引消費者購買。在前期消費者購買金額較小的情況下，犯罪分子會給予一定的投資回報以消除消費者戒心，最終促使消費者購買大額理財產品騙取款項。非法傳銷則是典型的“龐氏騙局”，非法傳銷組織要求投資人拉入更多的下線投資人投資以維持資金鏈的完整，一旦沒有新的下線加入，資金鏈就會發生斷裂，無法給予原來的投資人分紅，屬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一種。股權眾籌模式，由詐騙分子設立一個融資項目，發布融資需求，假稱有保險公司提供擔保、大型公司共同持股、行業發展前景廣闊等，宣傳吸引投資者購買股權或進行投資。該種方式以合法方式掩蓋其非法目的，在部分案件中，受害人難以察覺其資金虧損或蒸發是由詐騙行為導致，受害人認為是正常投資虧損而不及時報案，為案件偵破帶來巨大挑戰。近年來，隨著私募股權投資的爆發式增長，個人投資者增加，披著私募基金的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成為新的犯罪熱點。

二、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的主要特征

現階段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催生了“互聯網+金融”模式，互聯網的無國界地域、傳播快等特點導致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具有不同于傳統金融詐騙犯罪的特征。

第一，財產范圍不再拘泥于實體財物，財物虛擬化特征明顯。以支付寶、微信、銀聯等手機軟件為載體的電子支付成為主要支付手段，通過互聯網平臺，以互聯網信息技術為手段，現實貨幣被轉化為電子貨幣。貨幣從有形轉化為無形的數字呈現在電子賬戶中。針對電子貨幣等財產類權益作為財產犯罪的對象，實務界仍存在一定的爭議。物權法對貨幣的定義是占有即所有，雖然電子貨幣改變了貨幣的形態及流通方式，但本質上和現實中的屬性一致。[4]個人對電子賬戶中的貨幣擁有所有權，貨幣也具有流通價值，電子貨幣就是貨幣在互聯網領域的虛擬化。

第二，犯罪主體團隊化、專業化趨勢明顯，跨境犯罪問題突出，技術手段更新換代。與傳統金融詐騙犯罪相比，互聯網金融詐騙案件團隊化與專業化特征明顯。在組織實施犯罪時，犯罪團伙從選擇犯罪對象、聯系對象、提供技術支持、竊取受害人信息到完成贓款轉移、隱匿，均有專人負責。犯罪團伙的組成，不局限于境內或國內，跨境特征明顯，犯罪分子會通過境外賬戶進行洗錢?？缇撤缸锸够ヂ摼W金融詐騙犯罪更依賴于互聯網平臺，對技術手段要求更高，犯罪門檻比傳統金融領域犯罪高。犯罪團伙通過技術手段竊取受害人的身份信息、賬戶信息，用于竊取款項或進行貸款詐騙，這些新技術的應用及團隊化、專業化分工使犯罪進程縮短，對該類案件的偵查、追贓帶來極大挑戰。

第三，犯罪對象的選取更具有針對性。大數據技術的應用為社會生活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威脅著廣大民眾的隱私及信息安全。犯罪分子可以更方便地獲取公民隱私及個人信息，推斷信息主體近段時間的金融活動軌跡與可能的金融需求。根據既得信息判斷擬詐騙對象是否具有詐騙可能及詐騙價值，即信息的獲取程度、財產的可能規模、防范意識的高低等。例如，以銀行信用貸款詐騙為例，以提高授信為理由，吸引年輕人辦理各類信用卡，這類詐騙主體更偏向于年輕人，而新興的私募基金類詐騙，因有資金數額限制，這類詐騙對象通常是有一定存款金額的中年群體。

三、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協同治理可行性分析

從協同治理的主體關系看，協同治理強調的是不同主體之間建立信任、增強動力、采取合作、構建共同體，從方式方法看，強調的是協同領導、有序參與，多維度、多層次參與社會治理，實現跨界信息共享和有效溝通。由于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的復雜性、頻發性，無論是國家、市場還是被許多人寄予厚望的公安機關都無法單獨承擔其應對風險的重任。[5]該類案件不僅包括預防、偵查等階段，還包括受害人最關心的財產、款項追回。以預防階段為例，僅以政府或者公安機關為主體進行犯罪預防收效甚微。即便公安機關預防、預警及宣傳體系非常完善，也難以杜絕該類犯罪發生，依靠其他主體如企業、金融機構、消費者提高反詐意識與技術才能有效減少該類犯罪發生。偵查階段與款項追回階段亦是同理，僅依靠公安機難以保證偵查的全面性及追贓的及時性，其他主體廣泛主動參與才能有效提升該類犯罪防治的效果。因此，以政府為核心、以市場及社會等主體共同參與的協同治理方式進入公眾視野，并被廣泛應用到犯罪防治之中。

協同治理理論在該類犯罪防治過程中的應用，與我國現階段的社區警務模式有相同之處。社區警務強調，在一個地理位置相近的空間單元內，警察和社區之間應該盡可能積極地相互合作，共同解決社會治安問題。[6]社區警務模式引入我國后，已成為我國公安機關基層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協同治理在該類犯罪防治中的適用提供了環境基礎。聯系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為協同治理在犯罪防治中的應用提供了方法論的支撐。協同治理理論應用于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的防治，是公安機關與轄區內其他市場主體在該類犯罪預防、偵破等階段協作的一個過程。因此，協同治理與社區警務模式在協同這一維度上，在社會治安治理方面具有相近甚至相同的核心要求。簡而言之，協同治理理論在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防治中具有可行性基礎。

四、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協同治理核心要求

首先，以公安機關為主導打擊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政府是國家的行政機關，依法對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公共事務進行管理。公安機關作為維護社會穩定的國家機器，承擔預防犯罪、打擊犯罪、維護社會治安的職能，具有法定性和主體特定性的特點。在日常預防犯罪中，公安機關是偵查的主體，承擔著重要的偵查取證工作，在協同應對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打擊防治的過程中，以公安機關為主導，統籌各方，制定行動綱領和計劃。

其次，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建立聯合機制。多元主體共同參與是協同治理的重要特征，在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的協同治理中，除公安機關外，還可能涉及金融監督、證券監督等行政機關，以及銀行、第三方支付平臺、行業協會等非政府組織。各主體間因角色不同而在治理環節中具有不同的優勢、資源等，強化各主體間進行協作，建立聯合機制，以此產生協同效應，這也是協同治理的關鍵內容。多元主體共同參與能夠充分發揮各自優勢，共同構成高效的協同治理體系，提高對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防治的速度與效率。[7]

最后，以公安機關為主導，銀行、金融、證券、電信等主體協同治理實現保護人民財產安全和維護國家金融穩定的目標。雖然在協同治理過程中，單一主體被侵害的法益種類可能并不相同，各協同治理主體間因性質、角色不同，追求的治理具體目標不一，但是，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整體侵害的是同種復雜客體即公私財產所有權和國家金融管理制度。在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的協同治理中，各協同治理主體間在總體目標方面具有高度一致性，即做好犯罪預防與犯罪偵破，避免或者挽回受害人的財產損失，維護金融安全與金融交易穩定。在此基礎上，努力尋求協同治理各主體間更加深入的合作，逐漸整合各方資源，通過建立全流程防控體系，加強監管，從事后走到事前，實現從源頭治理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提高打擊效率，保護人民財產安全和維護國家金融穩定終極目標。

五、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協同治理既有措施和不足

（一）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協同治理的既有措施

2017 年2 月，國家反詐中心的成立標志著國家機關對打擊和防范詐騙等違法犯罪行為的決心。各地區反詐中心的試點工作相繼開展，以公安機關主導，聯合街道、社區、工商、銀行、第三方支付機構等主體，逐漸建立統籌各方、功能齊全的反詐機制。2023 年，國家反詐中心累計攔截涉案資金3288 億元，抓獲犯罪嫌疑人7.8萬人。完善反詐機制過程中，逐漸形成研判、偵查、防范、宣傳、協調行業治理等一體化綜合機制，能夠運用大數據進行動態預警、異常行為監測、異常通訊宣防堵截等反詐措施，有效從源頭上減少互聯網金融詐騙的發生數量，提升案件偵破與贓款追回的效率，減少因該類犯罪發生的財產損失，提高了金融交易的安全與穩定程度。

2023 年3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組建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印發《銀行保險機構涉刑案件風險防控管理辦法》，健全涉刑案件風險防控全鏈條治理機制，前移涉刑案件風險防控關口，全面提升銀行保險機構涉刑案件風險防控工作的規范性、科學性、有效性。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欺詐發行上市股票責令回購實施辦法（試行）》，完善追責體系，大幅提高違法成本，強化相關主體的法律責任，維護證券市場的秩序。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規范了金融行業管理，減少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的發生。

（二）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協同治理的不足

1.協同治理主體間協作程度不高。在以反詐中心為主要載體的協同治理體系中，普遍存在各主體間協同程度不高的問題，在打擊犯罪環節中，公安機關雖然作為統籌主體，但因其他主體性質與參與方式的限制，無法強制性要求其他主體予以無條件配合。因此，其他主體與公安機關之間的協同程度與效率依賴于各主體內部對于協同治理的意愿與執行程度。在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協同治理過程中，部分企業主體內部并未建立明確的協同治理相關制度，且因公司分級機構設置，部分事項權限審核在總公司，請示總公司過程較為漫長，不能及時凍結或止付涉案資金，導致該類犯罪的協同治理效果達不到預期。

2.跨地區公安機關協同程度有待提高。為有效打擊互聯網金融犯罪，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針對利用計算機網絡進行的犯罪，服務器所在地、網絡服務提供者所在地、被侵害的網絡信息系統及其管理者所在地、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使用的系統所在地、被侵害時所在地、被害人財產遭受損失地的公關機關均有管轄權，該種管轄規定是根據網絡相關與行為相關兩條標準線。此類案件管轄模式有利于加強對犯罪的發現與打擊，但是，該種管轄模式不易操作，易造成重復立案。此外，跨地區公安機關內部協作程度不高，管轄沖突時有發生，犯罪信息共享欠缺，從而造成重復偵查、浪費警力資源、打擊辦案民警積極性等負面影響。

3.群眾防范意識仍有待提升。群眾是防范意識較弱的群體，一般表現為接觸互聯網金融時間短，缺乏專業知識甚至缺乏基本常識，受逐利等心理支配，從而導致忽視可能存在的異常情況甚至是明顯異常的情況進而受騙。降低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案件發生的根源在于提高群眾的反詐防范意識，通過預防犯罪從而在源頭上遏制犯罪的發生。在犯罪預防方面，除了以公安機關為代表的組織主體進行積極宣傳外，廣大作為案件潛在被害對象、同時作為協同治理參與主體的群眾，也應該積極提示自身的反詐防范意識，避免為犯罪分子可乘。

4.社區警務兼容性有待加強?，F階段，以管控為主要目的的社區民警警務工作仍被視為社區警務的全部內容，而忽略其作為一種警務模式理論或者工作戰略方面的內容。[8]這種思維模式下，轄區內的警民、警企互動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滿足穩定社會秩序的需要，回應民眾訴求也只是社會管理的一種手段，無論是公安還是非公安主體均未認識到協同治理在社區警務模式中的重要作用，從而導致互聯網金融詐騙領域的犯罪防治缺乏非公安主體的參與，在協同治理過程中未能形成有效治理機制，使該類犯罪的協同治理效果不顯著。

六、現階段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協同治理對策

（一）健全協同治理機制，提升協作速度與效率

在推進反詐中心工作同時，不斷納入更多治理主體，完善反詐中心體系建設，豐富反詐中心功能，逐步完善公安、銀行、金融、證券、信息通信等部門專門反制系統和作戰平臺，對異常交易行為進行監測并及時反饋，及時發現互聯網金融詐騙行為，從而實現精準攔截、實時預防、有效打擊，提升協作速度。簡化各主體間協作推進的工作審批流程，必要時可采取法律賦權的方式為各主體協同預防、攔截詐騙信息或者迅速凍結、止付涉案資金提供權限，以提升協作效率。

（二）加強協同治理理念引導，提高反詐宣傳針對性

如前所述，協同治理理念貫徹不深入與對社區警務的理解偏差有關。公安機關應該更加深入、主動聯系企業、群眾主體，取得其他主體的配合，實現協同維護社會治安的目標。企業、群眾等主體也要認識到自身在社區警務中的責任與作用，加深對協同治理理念的理解，對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的協同治理提供有力支持。公安機關劃分犯罪對象中的重點人群，有針對性地開展反詐宣傳，對受眾群體重點展開金融知識普及，以及針對不同性別、年齡、身份可能展開的詐騙方式進行宣傳，幫助廣大互聯網用戶以及互聯網金融的潛在受眾了解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的特點與常見形式，達到防微杜漸目的。

（三）加強個人信息保護力度，提升協同治理水平

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呈現多發性的特點，主要原因是個人信息泄露。一種是被害人主動將身份信息告知犯罪分子，使其獲取從事金融活動的必要個人信息；另一種是個人信息處理企業等主體未能妥善保管、存儲、傳輸公民個人信息，被犯罪分子獲取。個人信息泄露亂象逐漸成為擾亂社會秩序、誘發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加強個人信息的保護，加大對侵犯、濫用公民個人信息的法律懲處勢在必行，是提升互聯網金融犯罪協同治理水平的重中之重。

（四）完善全流程協同防控體系，提高案件偵破率

1.事前監控?；ヂ摼W金融詐騙犯罪的犯罪階段有明顯的循序漸進的特點。犯罪分子通過各種非法手段獲取詐騙對象的個人信息后，針對不同的被害人實施不同的騙術，從而獲取被害人的信任。在協同治理中，各主體均可以通過大數據的預測功能，監測異常行為以排除違法犯罪端倪，如可以利用大數據預測技術，整合互聯網數據，對詐騙多發區域、網頁等進行排查，預測詐騙類型、詐騙行為人及詐騙犯罪發展的態勢，實時驗證、更新、發布詐騙最新特征及反詐對策，提高事前制止詐騙行為的成功率。

2.事中攔截?；ヂ摼W金融詐騙犯罪實施關鍵在于事中的犯罪階段。犯罪實施階段犯罪分子會通過電話等方式不斷誘導被害人按照他們的要求處理個人財產，同時犯罪分子還會進行分工合作，對錢款進行轉移。對于投資類型的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分子還會長期洗腦被害人，分步驟進行，直至犯罪結束。因此，及時介入并阻斷實施階段的互聯網金融詐騙行為，是挽回被害人損失、提高反詐效率的核心措施。加強警銀合作、警企合作，在金融平臺上植入反詐提示，對出現與互聯網金融詐騙相似交易行為的用戶及時提醒，并且加強金融交易活動審查，能夠有效提高事中攔截的效率。

3.事后追贓。就該類案件而言，受害者更加關注的是被騙款項能否追回。因此，事后追贓是降低或者避免造成受害人損失的關鍵環節，而事后追贓主要涉及查明涉案款項流動去向，對涉案款項進行止付、凍結，該步驟的速度決定挽回損失的程度，越快止付、凍結越能夠追回涉案款項。因此，各相關主體間要加強配合，特別是涉及止付、凍結功能的主體，如銀行、第三方止付機構，增強協同能力，配合公安機關對被害人賬戶緊急止付，凍結犯罪分子流轉渠道，及時向公安機關開放與犯罪相關的數據，從而提高偵查效率，并對已發生的互聯網金融詐騙案件進行整理分析，對犯罪分子最新詐騙技術進行研判，加快攔截受騙資金的速度，形成分工合理、互相配合的追贓機制，最后匯總經典案例，積極向公眾宣傳，增強公眾防騙意識。

七、結語

協同治理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方法，在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防治中引入協同治理理論，以協同治理理念為引導，健全以公安機關為主導、多元主體共同參與防治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的協同治理機制，實現從源頭治理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可以提高打擊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的效率，從而達到保護公私財產安全以及維護國家金融管理制度的最終目的?；ヂ摼W技術不斷發展，犯罪方法也會隨之不斷更新，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的類型和特點也會發生變化，未來協同治理過程中，多元主體應化被動為主動，及時研判新型犯罪方法，同時在深化協作治理的基礎上，加強協同治理制度建設，進一步優化協同治理機制，明確多元主體的權責，使多元主體能夠在互聯網金融詐騙犯罪防治中發揮各自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