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詩總集叢考
——以張文鉞《來鶴集》等為中心

朱則杰

（浙江大學 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杭州 310058）

清代詩歌總集極其繁富，存世者可有成千上萬種。近年來學術界關注越來越多，正在形成一個重要的領域。而有待解決的各式各樣的問題，同樣也非常之多。茲就常熟張文鉞《來鶴集》等若干清詩總集的有關問題，集中做一考辨，或可有助于這方面的研究。

一、《來鶴集》與張文鉞

清初張文鉞輯《來鶴集》，現今很可能已經遺佚，但流傳下來的有關資料還相當豐富，可以為它做一些考察。

（一）關于《來鶴集》的序言

李學穎先生集評標校的吳偉業《吳梅村全集》（梅村其號），卷六十《輯佚·文》從別本《梅村集》卷二十三輯錄有一篇《來鶴集序》，全文如下：

新安張君以韜僑居虞山，有鶴來集其庭，一時文士多投贈之作，而乞余為之序。記曰：“鳥獸之巢，可俯而窺?！本忧矣脼槿?，況鶴之飲啄必于山水之間，不與凡鳥伍？張君居城邑之聚，乃漓然而至止，豈非祥歟！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蘇子瞻以為南面之君所不得好；然是鶴也，以清遠閑放之物，舍山林而縻榮寵，又其德之衰也。宋隱士林和靖，屏居西湖，有鶴甚馴，朝飛暮還，至今孤山之鶴猶為美談，誠能擇地而處也。雖然，物之幸不幸有不可知。彼游乎江海，淹乎大沼，安知不為碆盧繒繳之所加？即和靖之西湖，曾幾何時，而南園之莊、葛嶺之第，所致文禽異獸必多矣，其物之蒙辱乃更甚于衛之鶴，安在托跡山林者遂為得善地歟？《莊子》曰：“至人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比粍t物雖無知，亦能擇人以為歸歟；茍得其人，固無問其山林、城市之跡歟。新安俗多素封，君獨孝友溫睦，工詩善書，多長者游，又不鶩走聲利，有退讓君子之風，其能冥機事而葆天真者耶？夫人能脫乎塵垢，雖近市之居，猶之隱士之山也；茍耽于混濁，雖無人之境，猶之衛君之庭也。斯鶴之來，固其所矣，遂不辭而序之。[1]下冊，1201-1202

又魏禧《魏叔子文集·文集外篇》卷九有一篇《來鶴詩敘》，同樣為此集而作：

新安張君以韜僑于常熟屋［邑？］城之南偏，有鶴翩然下庭際，久而不去。于是主人以“來鶴”名其堂，自為記。四方能文士，咸和詩歌之，積日帙成，累十黍而未止。主人愛鶴，重文雅，將付諸梓人。時予客吳門，乃命扁舟謁予為敘。蓋《易》稱：“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薄对姟费裕骸苞Q鳴于九皋，聲聞于天?！兵B之見于“經”，于靈鳥而外，固莫先于鶴矣。衛侯好鶴，而百姓怨之。東萊氏以為國家養虛名之士，高談坐論之人，與鶴無異。夫自古高士隱民，恒好之，君子不以為病，至有竊比之子者。然是鶴也，不于山林，而來于城之庭，則又何也？竺法深曰：“吾雖有朱門，如游蓬戶?！惫庞斜苁缐|者，不必盡南山之南也。則主人以之名其堂也，固宜。諸詩歌中，皆言張氏有世德，以韜恂恂修君子之行，故以鶴來之異征之。夫詩歌之應于四方，則亦“在陰之和”、“九皋之聞”之義也。余于是樂得而敘之。[2]

這樣，我們首先就能夠為此集輯得兩篇序言。

（二）關于張文鉞及張文鑌

上引兩篇序言，都提到此集編者張文鉞——以韜其字，一作以弢①此字主要見于地方志系統，例如下引民國《重修常昭合志》卷十八《藝文志》“清”張文鉞名下有關介紹。、以②此字目前僅見于其弟張文鑌《亦有集》卷下最末《癸巳閏五月，哭大兒道澍》頸聯下句“王家從父識兒嬉”自注：“以 伯兄亦極稱之?！庇赫旯锩?723）持巽軒刻《陸張合刻》本，第21a 頁?？梢姟爸腥A古籍資源庫”網站，網址：http://read.nlc.cn/thematDataSearch/toGujiIndex，2022 年11 月29 日?！绊w”與“弢”或“ ”的類似用法，亦可參見拙作《〈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訂補——以秦嘉銓、瞿有仲、畢朗三位蘇州作家為中心》第三條“畢朗”，《常熟理工學院學報》2023 年第1 期，第106—111 頁。不無巧合的是，畢朗原籍也是徽州，并且嫁到蘇州。，號鶴客，原籍安徽徽州府休寧縣。其弟張文鑌《亦有集》卷首第一篇王材任《張處士就庵公傳》，開頭敘述張文鑌（就庵其號，字以純）的家世說：

先世為休寧之蓀田人。明末其父叔宜公遷嘉興沈蕩鎮，自嘉興來虞山，遂家焉。時以純方十歲……③張文鑌《亦有集》，雍正元年癸卯（1723）持巽軒刻《陸張合刻》本，第1a 頁。

虞山在江蘇蘇州府常熟縣，即借指常熟?！捌涓甘逡斯泵M不詳（叔宜其字），但據《亦有集》卷首第三篇黃與堅序“家世新安，擁多貲，走吳會”④張文鑌《亦有集》，雍正元年癸卯（1723）持巽軒刻《陸張合刻》本，第3a 頁。，以及前引吳偉業《來鶴集序》“新安俗多素封”云云，其家族大概屬于通常所說的“徽商”（“新安”以及下引“天都”，均系徽州別稱）。而張文鑌出生于清順治五年戊子（1648）⑤張文鑌有關情況，詳見拙稿《 〈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訂補——以常熟〈陸張合刻〉三位作者為中心》，將載《蘇州教育學院學報》。，其“十歲”約當順治十四年丁酉（1657）前后，即從其父輩開始在常熟定居，算到張文鉞兄弟已經是第二代。又《亦有集》卷上第一題《來鶴詩》二首小序，開頭也說：

常熟縣治之南，有橋曰“望仙”。稍西，有橋曰“文星”。其中有宅一區。順治戊戌［十五年，1658］，予父叔宜公由武源移家，僑寓焉?？滴豕锩鄱?，1663］，予父沒。三弟以信，次年亦逝。予與伯兄以韜、季弟以襄、五弟以南，同居宅中，奉遺命也。⑥張文鑌《亦有集》，雍正元年癸卯（1723）持巽軒刻《陸張合刻》本，第1a頁?！拔湓础迸c前及“蓀田”類似，也是休寧一帶的地名。

這里對張宅位置的敘述，比前引魏禧《來鶴詩敘》更加具體。同時，我們還可以知道，張文鑌兄弟共有五人，張文鉞居長，張文鑌為次。

張文鉞的生年也可以考知。陸貽典《覿庵詩稿漸于集》卷四倒數第二題，為康熙二十二年（1683）所作五言古詩《癸亥歲暮，為鶴客五十覽揆。因其在新安，未及贈之以言。頃有歸耗，為次其自述四十韻以贈》⑦陸貽典《覿庵詩稿漸于集》，清鈔本，第28a-29b頁?？梢姟爸腥A古籍資源庫”網站，網址：http://read.nlc.cn/thematDataSearch/toGujiIndex，2022 年11 月29 日。陸貽典有關情況，詳見拙稿《 〈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訂補——以常熟〈陸張合刻〉三位作者為中心》。；本年張文鉞五十歲，逆推可知其出生于明崇禎七年甲戌（1634）。不過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其生日在農歷“歲暮”，而該甲戌年十一月十三日即為1635 年元旦，所以其于公歷一定已經進入1635 年。

陸貽典《覿庵詩鈔》卷四《漸于集·一》內，又有七言絕句《次和鶴客四十述懷五首》①陸貽典《覿庵詩鈔》，雍正元年癸卯（1723）持巽軒刻《陸張合刻》本，第11b—12a 頁?？梢姟爸腥A古籍資源庫”網站，網址：http://read.nlc.cn/thematDataSearch/toGujiIndex，2022 年11 月29 日。鈔本《覿庵詩稿漸于集》卷一標題作《和鶴客四十述懷》，正文只有其中的第三、第四兩首，見第18b—19a 頁。而前引《覿庵詩稿漸于集》卷四該詩，則《覿庵詩鈔》未載。。其寫作時間，雖然由前后作品排序無法準確判斷，但從生年推算，即可知作于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比“五十覽揆”詩早十年。同理，陳維崧有一首詞《木蘭花慢·壽虞山張以韜四十（應王石谷之請）》[3]，自然也是作于這一年。至于陸貽典此題最末第五首，后二句正文云：“年年一度書弧矢，早覺春風筆底來”，又自注說：“其誕在歲杪”②陸貽典《覿庵詩鈔》，雍正元年癸卯（1723）持巽軒刻《陸張合刻》本，第12a 頁。，則可以與前述生日在“歲暮”互證。

（三）關于“來鶴”

前引兩篇序言，敘及“來鶴”只有簡單的“有鶴來集其庭”，或“有鶴翩然下庭際，久而不去”。而描寫最詳細的，魏禧《來鶴詩敘》所說張文鉞那篇記文未見不論，大概也就是張文鑌《來鶴詩》二首小序：

乙巳九月十二日，天高氣清，窗幾晃朗。日猶未午，予坐樓之西偏，忽覺云光飛墮，風聲驟來，恍若欲雨將暮之狀。案頭書卷，亦颼颼然。而中庭則有聲，聲若九皋之音。予以為訝，趨而視之，見有丹頂雙翎，軒然而立者，則鶴也。③張文鑌《亦有集》，雍正元年癸卯（1723）持巽軒刻《陸張合刻》本，第1b 頁。

這里的“乙巳”為康熙四年（1665），并且還具體到月日，因此這個時間最為可信。

前及陸貽典《次和鶴客四十述懷五首》，其一開頭兩句即云：“一鶴橫空下九天，因過訪鶴識君賢?！雹荜戀O典《覿庵詩鈔》，雍正元年癸卯（1723）持巽軒刻《陸張合刻》本，第11b 頁?？梢姀埼你X與陸貽典因“來鶴”而定交。張文鉞的別號“鶴客”，顯然也取于此時。而張文鑌，不但同樣因此與陸貽典定交，而且跟隨陸貽典學詩，從此走上詩歌創作的道路。其詩集《亦有集》，上來就是《來鶴詩》二首，并且還有如此詳細的小序，也正說明了這一點。

“來鶴”這年，張文鑌還只有十八歲，又剛剛學詩。而張文鉞則已經三十二歲，比張文鑌大十四歲，并且明顯已經“工詩善書”。所以，有關《來鶴集》的編纂之類，的確應該由張文鉞來張羅、主持。

（四）關于《來鶴圖》

乾隆年間陸時化撰《吳越所見書畫錄》，卷六有“王石谷《來鶴圖》卷”條[4]296-297。所錄題辭，從引首的孫朝讓，到王翚（石谷其字）本人，再到王時敏、吳偉業、王鑒、金俊明、歸莊、鄭敷教、徐乾學，總共有九家之多。其中王翚自題，全文如下：

鶴客先生，天都佳士也，僑寓吾虞，筑室近市，讀書談道于其中。歲乙巳，有鶴來至庭際，飛鳴飲啄，若素馴畜者，一時名輩競為詩文歌詠之。先生亦自喜，命余作圖，以紀其事。四五年來，東西奔走，不遑著筆。今秋，余將有白門之行，來責宿諾，因遲行李，展拂縑素，用伯駒青綠皴法，綴為此卷。圖成，識始末以歸之。圖名“來鶴”，志實也。己酉中秋日，虞山小弟王翚并識。[4]296

這里關于“來鶴”的時間，說“歲乙巳”；又歸莊、徐乾學兩家題辭，分別說“乙巳歲”“歲乙巳之九月”[4]297——雖然都不如前述張文鑌《來鶴詩》二首小序“乙巳九月十二日”詳細，但至少“乙巳”這個年份完全一致，因此可以確信無疑；同時，進一步反證張文鑌在《覿庵詩鈔》卷首第三篇《陸覿庵先生詩序》中所說的康熙五年（1666）“丙午秋，余家有鶴下庭中”，乃屬于后來的記憶錯誤。

王翚自題所署的康熙八年（1669）“己酉中秋日”，則是“圖成”的時間。此圖所有的題辭，自然都作于這個時間以后。最遲的徐乾學題辭，作期為康熙十七年（1678）“戊午十二月”，上距“圖成”頭尾共十年。至于圖卷后面可能還有佚失，則只能借助其他文字資料予以補充。

上述《來鶴圖》的題辭，其中至少吳偉業的這一篇，很早以前筆者大學同窗葉君遠學兄撰寫、馮其庸先生共同署名的《吳梅村年譜》附錄之一《吳偉業佚作輯存·佚文》就已經據此予以輯錄[5]。

（五）關于《來鶴集》的作品

《來鶴集》的作品，正常應當包含“詩文”兩大類體裁。上述《來鶴圖》的九家題辭，自然都應當收在其中。特別是鄭敷教的題辭，本身就是兩首七言律詩[4]297。

有關“來鶴”的最早作品，散文方面，前面提到的張文鉞那篇記文至少就是其中之一。詩歌方面，則張文鑌《來鶴詩》二首小序末尾也有敘及：

適童子來告，堂上有客至。予出而揖焉，客……遂作《來鶴詩》示予?！粫r士友，咸來觀焉；詩賦歌詞，雜相投贈。予因作二首，以相酬云。①張文鑌《亦有集》，雍正元年癸卯（1723）持巽軒刻《陸張合刻》本，第1b-2a 頁。

這里雖然“客”無定指，但說“來鶴”當時就已經有人吟詠，這一點至少在理論上值得相信。并且在那以后，包括《來鶴圖》問世之后，在題圖之外專門吟詠“來鶴”的作品，應該還是會不斷產生的。例如《吳梅村全集》卷十七《詩后集·九》“七言律詩”有一首《贈張以韞［韜］來鶴詩》[1]上冊，461，不見于《來鶴圖》題辭，顯然就是另外所作，唯具體創作時間不容易考知。

此外，目前偶然見到的有關詩歌，還有馮班《鈍吟全集·鈍吟集》卷下《贈張以韜來鶴詩》一首，體裁與前述吳偉業同題之作、鄭敷教題辭以及張文鑌《來鶴詩》二首一樣，也是七言律詩[6]。又何洯《晴江閣集》卷八“七言絕句”，有《王石谷為張以韜索題來鶴庭》二首[7]。聯系前述王翚作圖，以及陳維崧《木蘭花慢·壽虞山張以韜四十》也是“應王石谷之請”來看，王翚對張文鉞，特別是《來鶴集》的作用確乎極其重要。

《來鶴集》的這些作品，無論是作者主動創作還是被動“索題”，在張文鉞都應該是從“來鶴”當時就開始積累的，并且看不出時間下限。前述吳偉業《來鶴集序》，與其《來鶴圖》題辭，不但各自都沒有時間署款，而且相互也沒有提到對方，無法判斷孰先孰后；不過，吳偉業卒于康熙十年辛亥十二月二十四日（公歷已入1672 年，1 月23 日），因此可以認定至少在此之前，《來鶴集》已經形成書稿。而魏禧《來鶴詩敘》，從其自述“時予客吳門”，結合其較長時間客居蘇州（“吳門”系其別稱）的經歷推測，大約作于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陸勇強先生所著《魏禧年譜》，即將作序之事系于本年[8]。不過，從該序來看，似乎此集究竟只收詩歌還是兼收散文，在當時仍然沒有確定，除非魏禧聽錯了。至少序中說它“將付諸梓人”，可見當時還沒有真正付刻。至于后來有沒有付刻，實際上也不得而知。所以，此集在歷史上，也許就只是一種稿本。

另外，作為《來鶴集》編者的張文鉞，他的謝世時間又偏偏不知道。這樣，此集成書的時間下限就更加難以確定了。倒是它的上限，亦即“來鶴”的康熙四年乙巳（1665），這個時間十分明確。因此，就像《吳梅村年譜》將吳偉業贈詩及《來鶴集序》一起放在該年敘述那樣②馮其庸、葉君遠《吳梅村年譜》，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 年版，第442 頁；轉本年第六條注釋，第445-446 頁。另外，《來鶴圖》題辭，依其上一家王時敏題辭的署款時間“庚戌長夏”類推，即定在康熙九年（1670），見第516 頁；轉本年第七條注釋，第523-524 頁。，用這個時間給《來鶴集》定位，這確實是最為可行的一個辦法。

（六）關于張道浚及張道淙

張文鉞有子張道浚，也是一位詩人。道光年間彭蘊璨《歷代畫史匯傳》卷二十六本傳，有關介紹較為詳細：

張道浚，字廷先，又字庭仙，新安人，寓虞山。善山水，又畫竹，書法“二王”，工詩，鼓琴，風流儒雅，翛然修潔之士也。著《鶴還堂集》。（《琴川志》、《海虞詩苑》）③彭蘊璨《歷代畫史匯傳》，《續修四庫全書》第1083 冊，第428 頁?！扒俅ā薄昂Ｓ荨迸c“虞山”類似，均系常熟別稱。

不過，張道浚的表字，本來應當是“廷宣”。陸貽典《覿庵詩稿漸于集》卷四有一首《人日，張廷宣招飲，懷尊甫鶴客》④陸貽典《覿庵詩稿漸于集》，清鈔本，第16a-b 頁。，在《覿庵詩鈔》卷六題作《人日，張庭仙招飲，懷尊甫鶴客》⑤陸貽典《覿庵詩鈔》，雍正元年癸卯（1723）持巽軒刻《陸張合刻》本，第5b 頁。，可以推知“廷宣”就是張道浚。而“庭仙”，無論作為表字，還是更大的可能作為別號，其取意類似于張文鉞的“鶴客”，明顯都與前述“來鶴”有關。至于“廷先”，目前只見到所謂《琴川志》這個系統的文獻這樣表述，不知是不是因“庭仙”及“廷宣”讀音及字面相近而牽連致誤。

王譽昌《含星集》卷四有一首五言律詩《聽張廷宣彈琴》，尾聯“來鶴堂中聽，空庭月正圓”自注說：“廷宣尊人以韜作《來鶴圖》，諸名人俱有題贈?！盵9]這話如果只看字面，那么很有可能會誤解為《來鶴圖》的作者是張文鉞；而其原意，應該是說張文鉞請人作圖。同時，王譽昌顯然也注意到了有關“來鶴”的“題贈”作品很多——他的這個認識，可以視為《來鶴集》的一種側面影響。

張道浚的所謂《鶴還堂集》，王應奎輯《海虞詩苑》卷十四曾經選錄一部分作品，小傳稱之為“鶴還樓詩一卷”①王應奎《海虞詩苑》，乾隆古處堂刻本，第21b 頁。浙江圖書館藏。；又其《柳南文鈔》卷一有一篇《鶴還樓詩鈔序》[10]，即為該集而撰，當時張道浚謝世已經“二紀”，亦即二十四年左右。從張文鉞的“來鶴堂”或曰“來鶴庭”，到張道浚的“鶴還堂”或曰“鶴還樓”，剛好經歷了一個循環。而其《鶴還樓詩鈔》，連同張文鉞個人的《雙虹集》（參見下文），也都像《來鶴集》一樣，現今很可能已經遺佚了。

好在前述張文鑌的《亦有集》，以及其子張道淙的《霅溪吟》②張道淙有關情況，詳見拙稿《 〈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訂補——以常熟〈陸張合刻〉三位作者為中心》。，在張道淙手中付刻，至今還留存于世，從而為我們考察《來鶴集》等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需要注意的是，《霅溪吟》中多次寫到“大兄庭仙”，這個“兄”不是張文鉞之于張文鑌那樣的胞兄，而是伯父家的從兄。

民國《重修常昭合志》卷十八《藝文志》“清”，同時著錄有張文鉞“雙虹集”無卷數、張文鑌“亦有集二卷”、張道淙“霅溪吟一卷”、張道?！拔募痪怼薄苞Q還堂［樓］詩鈔一卷”[11]。這里其他毋論，其于張文鑌未注“文鉞弟”，又張道淙已經注為“字［文］鑌子”，而于張道浚卻未注“文鉞子”，并且排在張道淙之后，顯然沒有全面注意到四位作者相互之間的多種關系。

另外，張道浚有一篇散文《游勞（嶗）山記》，曾被收入多種叢書及游記散文之類選本，但某些注釋稱之為“清代新安人，寓常熟”，甚或“新安（今河南省新安縣）人，寓居江蘇省常熟縣”（具體出處從略），這里的“新安”明顯不妥甚至是錯誤的。

二、《江左三大家詩鈔》版本與三家排序

康熙初年顧有孝、趙沄兩人合輯《江左三大家詩鈔》，選錄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三家詩歌，分別以其別號稱作《牧齋詩鈔》《梅村詩鈔》《芝麓詩鈔》，各上、中、下三卷，而三家之間卷次互不相屬。這樣，不同版本在三家排序上，就有可能出現差異。

此集過去常見的版本，以《中國叢書綜錄》著錄所謂“康熙六年（1667）序刊本”為代表，三家次序普遍列作錢謙益、龔鼎孳、吳偉業③上海圖書館《中國叢書綜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冊，第873-874頁。編者趙沄之“沄”因繁體形近而誤作“澧”。。又如《四庫禁毀書叢刊》影印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所謂“康熙刻本”，不僅內部三家確實如此排序，而且底本的書名頁還相應地列有三家次序“錢牧齋、龔芝麓、吳梅村”（版式雙行兩欄，自右往左）[12]。筆者過去所見，同樣也是如此。

這樣一來，當我們在比較三家詩歌成就而又認為吳偉業高于龔鼎孳的時候，通常就需要專門對這個現象做一個說明。例如拙著《清詩史》第四章《吳偉業和古代敘事詩的高峰》第四節《江左三大家》，對此集三家排序有意予以回避④朱則杰《清詩史》，分別見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版，第75 頁；2000 年再版本，第72-73 頁。；而《清詩知識》第三輯《典籍介紹》第四十三條“江左三大家詩鈔”回避不了，就只好補充說：

但是，它在排列次序上以龔鼎孳冠于吳偉業之前，卻并不妥當?！聦嵣?，無論從詩歌創作本身的成就還是從詩歌史上的地位和影響等方面來看，龔鼎孳都明顯不及吳偉業；即使論出生年代和科舉次第，龔鼎孳也都晚于吳偉業。[13]

特別是十數年前撰寫《清史·典志·文學藝術志·詩詞篇》稿，第一章《詩》第二節《流派》第二部分《并稱群體》第一款即為“江左三大家”，而依據的仍然是常見版本，所以一方面只能說是“指清初錢謙益、龔鼎孳、吳偉業”，另一方面又補充說：

唯《江左三大家詩鈔》……以龔鼎孳《芝麓詩鈔》次于吳偉業《梅村詩鈔》之前，似乎與作者官位大小不無關系。

該稿按照《清史》纂修的統一步驟，先后修改過好幾輪，可是這段文字一直還是如此。只不過其中的省略號處，已經注意到所見“卷首顧有孝、趙沄兩序”均以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為序①顧有孝、趙沄《江左三大家詩鈔》卷首顧有孝《江左三大家詩鈔敘》、趙沄《序》，依次見《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39冊，第3頁、第4 頁。。

直到2019 年，從“中華古籍資源庫”網站見有國家圖書館藏一種“康熙綠蔭堂刻本”（影像版）②網址：http://mylib.nlc.cn/web/guest/shanbenjiaojuan，2019 年12 月12 日。，這個問題才得以重新認識。此本卷首在康熙六年丁未（1667）顧有孝、趙沄兩序之前和之后，還分別有盧綋康熙七年戊申（1668）序和趙沄凡例，于三家同樣也都是以“虞山”（常熟）錢謙益、“婁東”（太倉）吳偉業、“廬江”（合肥）龔鼎孳為序③顧有孝、趙沄《江左三大家詩鈔》卷首盧綋《江左三大家詩鈔題》、趙沄《凡例》第七款至第九款，國家圖書館藏康熙綠蔭堂刻本，第4b 頁、第1b-2a 頁。即上文所說影像版。。同時，此本不僅內部三家同樣如此排序，而且書名頁也相應地列有三家次序“錢牧齋、吳梅村、龔芝麓”（版式同為雙行兩欄，自右往左）。這就說明，此本三家排序，正符合編者的原意。此集本來的面貌，應該就是這樣，才是正常的。因此，這個“康熙綠蔭堂刻本”，很有可能正是此集的原刻本。

此集的版本，據河南師范大學2014 級碩士研究生楊琳琳同學的學位論文《〈江左三大家詩鈔〉研究》第一章《〈江左三大家詩鈔〉的編選者、體例及版本》第三節《〈江左三大家詩鈔〉的版本》考察[14]，在三家排序上確實存在上述兩個系統，并且各自具體還都不止一種。猜想非正常的那個系統，其始作俑者的出現總在康熙十年辛亥（1671）吳偉業謝世之后，但不清楚具體是哪一種版本，在哪個時間，由什么人操作。而對于兩個系統，筆者過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并且所知又恰恰是非正常的那一個，以致在涉及三家排序時偏聽偏信，所述既顧此失彼，補充說明又多此一舉，如今回想起來，真是有點郁悶。還好《清史》出版遲滯，拙稿該處得以在2023 年3 月的一次校改中趁機更正?，F在把這個問題梳理在這里，或可提醒日后的其他讀者注意。

楊琳琳同學的這篇學位論文，我當初也未能及時讀到，而是承蒙門人周于飛特地見告，因此在這里一并向兩位同學致謝。

三、《韜光紀游詩冊》與《韜光庵紀游集》

清初釋山止輯《韜光庵紀游集》，光緒七年辛巳（1881）武林丁氏竹書堂刻《武林掌故叢編》（第六集）“附刻”有一種乾隆年間戴廷熺、金吰兩人合輯的《韜光紀游詩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10 冊曾一并據以影印，并在最末附錄《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四集部總集類存目之四關于《韜光庵紀游集》的提要④釋山止《韜光庵紀游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10冊，第852頁。原《四庫全書總目》可見中華書局1965年版，下冊，第1776 頁。。

頃見今人標點排印的《杭州文獻集成》本，卷首《目錄》在“附刻：韜光紀游詩冊”的中間插入“韜光庵紀游集附錄”這樣一個小集的書名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這樣一行標題[15]576，又內文從“韜光庵紀游集附錄”這里開始另頁起[15]647，這就誤將《韜光紀游詩冊》拆成了前后兩個部分，而后面這個部分變成了另外一種所謂的《韜光庵紀游集附錄》，與《韜光庵紀游集》的關系也完全被攪亂了。至于該《目錄》中的這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內文并沒有對應的文字，并且事實上已經見于《韜光庵紀游集》卷首諸家序言之后[15]582，因此這里絕對屬于衍文。筆者擔心日后此本的讀者可能會受其誤導或者心生疑惑，所以特地予以指出。此外，還有不少其他的細小錯誤，則讀者可以自己留意。

四、《養素園詩》脫文

乾隆年間王鈞、王德溥父子先后合輯《養素園詩》，舊有光緒七年辛巳（1881）錢塘丁氏竹書堂刻《武林掌故叢編》（第五集）本，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叢書集成續編》第116 冊曾據以影印。全書凡四卷，以編者所居杭州養素園“十景”題詠為主體，卷一至卷三依次為《十景舊作》《十景新作》《十景后作》，卷四則為《介壽詩》，以及《浴鵝圖》題詠、《耕讀圖》題詠等，收錄各家詩作及詞作很多，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此集曾見今人標點排印的《杭州運河文獻集成》本[16]，于全書僅收前面三卷；這可能是切合書名中的“養素園”，有意去除卷四，因此形成一個節本。又后來見到另一種《杭州文獻集成》本[17]89-176，明確依《武林掌故叢編》本標點排印，四卷完整，但全書止于金顧裴的四句詩歌：

影自空中見，涼從硯畔知。

似經鴻雁口，銜出鳳凰枝。[17]175

而金顧裴此詩所在的全書最末一題，系王德溥所作《金麴農、秫田兩先生以梧葉吟箋、畫扇詩見贈，因疊前韻奉答（澹和原作）》（澹和其字），凡同韻五律二首；金顧裴屬于“次韻”三人中的第二人，其詩實際上也是五律二首，上引四句屬于第一首的前四句。經對照影印本，可知金顧裴這四句恰巧止于底本卷四的第25b頁[18]640，而其后脫漏的金顧裴一首半，以及“次韻”第三人陸飛的兩首詩歌，底本都在全書最末的第26a 頁[18]641。由此推想，《杭州文獻集成》本所用的《武林掌故叢編》本原書，一定是最末這一頁缺失了。有些時候，刻本原書可能反而不如影印本，這大概就是一個例子。

另外，關于《養素園詩》的編者，拙著《清詩考證續編》第一輯第三篇《清詩總集叢考》第十六條“《養素園詩》編者”曾經指出《杭州運河文獻集成》本在王鈞、王德溥父子之外誤造了一個所謂“曾馭陶”[19]，則《杭州文獻集成》本同樣也是如此。

五、《國朝詩鐸》誤收顏統

咸豐、同治年間張應昌輯《國朝詩鐸》，中華書局曾據同治八年己巳（1869）永康應氏秀芝堂刻本斷句排印，書名改題《清詩鐸》。卷首有一份關于全書作者的《詩人名氏爵里著作目》，排印本給每家標上序號，非常方便使用。其中第十四家為“桐鄉顏統士鳳：明諸生，入國朝不仕。有《不除草》?！盵20]上冊，13 入選作品《貧交行》一首，見于卷二十二“交際”門[20]下冊，811。

顏統與著名理學家張履祥為同鄉摯友，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內有不少散文及詩歌敘及顏統的謝世。例如卷九《與屠闇伯（癸未）》說：

適亡友顏士鳳，祥十有三載肝膽道義之交也，一旦相失，痛何能已！……祥之交游……士鳳為最……今年又失士鳳。[21]上冊，258

卷二十一《邱平叔傳》也說：“崇禎癸未，士鳳卒?！盵21]中冊，615 這就可以知道，顏統（士鳳其字）卒于明末崇禎十六年（1643）。該書附錄道光年間蘇惇元撰《張楊園先生年譜》，崇禎“十六年癸未，先生年三十三歲”記載更為具體：“秋八月，顏士鳳訃至?！保踇21]下冊，1495 聯系該書卷十四《示兒（一：甲辰）》“吾三十以前所交，不愧‘三益’者，惟顏家伯伯一人（字士鳳，戊申，與伯父同庚）”提到的生年“戊申”即萬歷三十六年（1608）來看[21]上冊，440，顏統享年也恰巧只有三十六歲。

張履祥在顏統謝世之后，不但如上及年譜該條所說“經紀其喪，收其詩文，手錄藏之”，而且為顏統寫下了許多帶有紀念性的文字。例如《楊園先生全集》卷十五有一篇《顏士鳳詩集序（甲申）》[21]上冊，465，據題注時間知其作于明清交替的崇禎十七年，亦即順治元年（1644），其中列舉到的一首“《貧交》詩嘆當世之無朋”，應該就是指《國朝詩鐸》所收的那首《貧交行》，而它只能作于明代。特別是該書附錄的蘇惇元整理的《編年詩文目》，記載張履祥在崇禎“癸未”和“順治甲申”這兩年還寫有《哭顏士鳳文》和《顏士鳳傳》《書顏士鳳傳后》等[21]下冊，1520；可惜這三篇文章在這個以同治十年辛未（1871）江蘇書局刻本為底本的“全集”內都讀不到，并且不知道別處是否還有保存，不然對于了解顏統的生卒年之類將更加直接、確切。

不過，《編年詩文目》第一條列“崇禎壬申：《送顏士鳳之金華序》”[21]下冊，1520，《張楊園先生年譜》崇禎“五年壬申［1632］，先生年二十二歲”相應記載：“是年顏士鳳之金華，先生作序送之?！盵21]下冊，1492 這并不準確。蓋該文在《楊園先生全集》內也見于卷十五[21]上冊，463，題下明確注有寫作的年份“癸未”，亦即崇禎十六年（1643）。唯其正文說：

顏子士鳳，予自定交后，蓋各相期勉，毋為鄉黨之學；既歲行一周矣，將有金華之行……

這里從崇禎四年辛未（1631）兩人定交算起①參見《楊園先生全集》附錄《張楊園先生年譜》，中華書局2002 年版，下冊，第1491 頁；或前引《與屠闇伯（癸未）》“十有三載肝膽道義之交”云云。，“歲行一周”，意思是已經一“紀”十二年②參見拙作《〈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訂補——以金漸皋等五位嘉興作家為中心》第五條“屠爌”，《嘉興學院學報》2023年第2 期，第53-55 頁。；蘇惇元將其理解作一年，所以導致了這個錯誤。

附帶關于拙著《清詩考證》初編，第二輯第十一篇《清詩總集作者叢考》第一條“《感舊集》《國朝詩鐸》誤收程嘉燧”曾經指出《國朝詩鐸》誤收明代詩人程嘉燧（《詩人名氏爵里著作目》第十一家）[22]546—548，現在顏統又是一個例子。又程嘉燧“卒于崇禎［十］六年（1643）‘癸未十二月’（公歷已入1644 年）”[22]546，恰巧與顏統卒年相同，可見這種朝代相鄰之際的作家最容易出現錯誤。而如同這里的引文所示，拙著于年號紀年脫漏了一個“十”字。雖然按照拙著年號紀年、干支紀年、公元紀年三者并出的所謂“三保險”做法③參見《清詩考證》初編第三輯第八十篇《袁枚詩集編年干支及其他》有關敘述，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版，下冊，第1123頁。，這個錯誤讀者很容易看出來，但畢竟是一個錯誤。因此，我從2019 年開始，索性將自己使用頻率最高的明嘉靖四十三年甲子（1564）至“民國”這個階段的年份，專門建立了一個word 文件，每次寫文章用到的時候，就從這個文件“復制”“粘貼”，而不再參照歷書臨時打字。這樣，每個年份的三種紀年法綁定在一起，就再也不會出現其中某一種不一致的情況了。

六、《天臺三高士遺集》編者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歷代地方詩文總集匯編》第235 冊，影印有一種宣統三年辛亥（1911）木活字本《天臺三高士遺集》。同時，國家圖書館“中華古籍資源庫”網站，也有對應的影像版④網址：http://read.nlc.cn/thematDataSearch/toGujiIndex，2021 年5 月15 日。條目的書名誤作“天臺山高士遺集”。，閱讀更加方便。唯影印本和影像版，有關標注均將編者定作齊召南，這是一個疏忽。

此集原書各處，編者都沒有正式署名。但卷末有一篇張廷琛跋文《書天臺三高士遺集后》，頭尾如下：

予嘗搜羅鄉邦文獻，輯朱覺庵、徐確庵及族祖菊人三先生詩文，為《天臺三高士遺集》。又輯題贈三先生者，為“外集”。癸卯［光緒二十九年，1903］夏五，“外集”失去。擬重加編訂排印，而借筆硯為衣食，既無暇晷，亦乏余資。今歲春，吾友金大令性山親為刪定校印，其資則趙茂才肖秋所獨捐也?！y三年，歲次辛亥［1911］，三月朔旦，鄉后學張廷琛謹識于莪園隱居之兩銘樓。⑤張廷琛《天臺三高士遺集》，宣統三年辛亥（1911）木活字本，第1a-2b 頁。即上文所說影像版。

這就很清楚，此集編者乃是張廷琛。

此集還有一位參與“刪定校印”的金文田（性山其號），卷首有他的一篇總序。遺憾的是，該序一味夸贊“吾友趙君肖秋懼久而失也，爰出資排印，屬余序其簡端”⑥張廷琛《天臺三高士遺集》，宣統三年辛亥（1911）木活字本，第1b 頁。，而只字不提張廷琛，這樣讀者確實不容易想到張廷琛。特別是內文第一家朱之任（覺庵其號） 《遜敏堂稿》卷首，有一篇乾隆年間齊召南撰寫的原序，開頭從“三高士”引到朱之任：

吾臺有“三高士”，曰確庵徐印卿，曰覺庵朱君巽，曰介靖張菊人，皆賢而有文。當明季，隱居不出，清風苦節，足與古人頡頏。其操行語言，至今鄉里間傳相戒勖。雖婦人孺子，語及某先生，即肅然改容，其方正服人如此。三人中，著述最富則推覺庵先生。先生……①張廷琛《天臺三高士遺集》，宣統三年辛亥（1911）木活字本，第1a 頁。

此序又載齊召南《寶綸堂文鈔》卷四②齊召南《寶綸堂文鈔》，《續修四庫全書》第1428 冊，第515-516 頁。文字多有出入。，標題即作《朱覺庵遺集序》；但它這種寫法，又恰巧出現在《天臺三高士遺集》三家之首，如果讀者不注意它的中心所在，就有可能誤以為此序是為整個《天臺三高士遺集》而作，進而誤以為齊召南就是《天臺三高士遺集》的編者。不過，除了這些因素以外，之所以定齊召南為編者，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齊召南的名氣太大，另一方面更主要的還是由于忽略了張廷琛的那篇跋文——特別是如果某個時候剛巧脫去了。

當然，于此集編者著錄正確的著作應該也不在少數。例如陽海清先生編撰《中國叢書廣錄》“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本著錄”，編者即明確定為張廷?、坳柡Ｇ宓取吨袊鴧矔鴱V錄》“類編叢書（5001-8890）·集類（8001—8890）·地方藝文類（8356-8409）”，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上冊，第68 頁、第814 頁，編號“8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