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的頓挫：晚清天津半日學堂的興衰歷程述論

胡曉明

（中國人民大學 歷史學院，北京 100080）

自《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面世以來，諸多學者從戲劇、演說、畫報、語言文字改革等對象切入，對清末最后十年下層社會的啟蒙潮流進行了探討①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典型研究略列于下：田濤《民間文化資源與清末社會啟蒙》，《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6 期；肖朗、劉璐《“文明”的誤解：從清末畫報看近代中國啟蒙觀念的內在矛盾》，《社會科學戰線》2019 年第6 期；吳俠《清末民初啟蒙思潮中的戲劇服裝變革兼及梅蘭芳的“新戲”探索》，《四川戲劇》2020 年第3 期。。但是，既有研究亦多如發端之作一般，雖將半日學堂納入晚清下層社會的啟蒙之中，但并未如戲劇、演說般予以系統論述。同時，除張仲民、徐佳貴等人的述作外②徐佳貴《地方士人與晚清地方的下層“啟蒙”——以浙江省溫州府為例》，《史林》2018 年第2 期；張仲民《清季啟蒙人士改造民眾閱讀習慣的論述》，《“中研院”近代史所集刊》第68 期，2010 年6 月。，諸多相關研究存在高估清末下層社會啟蒙效果的傾向。鑒于此，本文通過梳理承載官紳下層啟蒙理想的天津半日學堂的發展歷程，為考察半日學堂與清季下層社會啟蒙間的關聯啟一門徑③按本文中的啟蒙，是時人“開蒙啟智”之語的簡寫，含于李著以來學界“下層啟蒙”研究的范疇內。。

半日學堂是授課時間上區別于整日學堂的一種特殊學堂，向學生提供免費的基礎教育④文中的半日學堂僅指一般半日學堂，不包括為各種實業開設的專門性半日學堂。二者區別較大，特別是晚清的普通半日學堂往往發揮著補充、甚至替代普通初等學堂的作用。。這種學堂最早由嚴修、林墨青等士紳引入天津。光緒二十九年（1903），“本邑（天津）林墨卿茂才（林墨青）在城隍廟內設立半日學堂一區”[1]。由此，在袁世凱等官員的支持下，天津士紳陸續籌辦了20 余所半日學堂①關于清末天津的半日學堂，典型研究略舉如下：高俊《半日學校與清末社會教育》，《西部學刊》2013 年第11 期；裴文玲《清末新政社會教育述論》，山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0 年，第10～16 頁。但整體上，既有研究對天津半日學堂的論述較為零散與瑣碎，幾乎不能體現出這類學堂的歷史重要性。此外，限于史料，諸多相關研究遺失了半日學堂的豐厚面向。。其中，包括1903、1904 年集中設立的民立第一至第八，共8 所民立半日學堂；1904 年春夏間，在直隸學校司主導下，創立于城隍廟、慈惠寺等地的8 所官立半日學堂；1905 年底至1906 年，西馬路、甘露寺等宣講所附設的4 所半日學堂②另有一所創立時間不明的民立第九半日學堂，從學堂排序來看，創設時間應該晚于其他半日學堂。。大多數半日學堂在創辦后的兩三年內，便停辦或歸并，城隍廟官立半日學堂更是僅維系了一年③因而，即使創辦時間有異，大多數半日學堂在1908 年前后便已停辦。維系時間接近或超過五年的半日學堂僅4 所。至1910 年前后，天津的半日學堂已然消逝，參見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記》，載來新夏、郭鳳岐主編《天津通志·舊方志點校卷》（下），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 53 頁。。整體上，天津的各半日學堂旋開旋廢，存續時間十分短暫。

1903 年初，天津甫一設立半日學堂，國內便有輿論倡議其他地區仿效之：“查北洋大臣袁世凱，現在天津設立半日學堂……用意最為美善?，F在各省……尤宜仿行其法?！盵2]至該年底，保定士紳鑒于“現在天津一埠半日學堂已設有數處”，便“某等擬仿其規模，于省城漸次開辦……其集捐之法亦仿照辦理”[3]。毗鄰天津的保定是最先仿效天津之法開辦半日學堂的地區。隨即，湖南在巡撫趙爾巽的倡議下，“現據天津辦法，先于省會創辦長沙府半日學堂十所”[4]。此外，通州府[5]、北京[6]、山東省均先后效仿天津設立半日學堂[7]。北京公立初等清真小學堂附設工藝半日學堂的做法，便直接取自天津半日學堂的辦學規章[8]。天津的半日學堂除了發揮示范作用外，還間接推動了1906 年給事中劉學謙的“半日學堂……無論城鄉，每三百家應設一處”之奏[9]579，造就了學部通飭開辦半日學堂的現實，開啟了清季十年全國興辦半日學堂的潮流。半日學堂自天津推至全國，也是晚清直隸教育模式輻射全國的一環④據統計，1907 至1909 年，全國半日學堂的數量分別為614、728 及975 所，分布于24 個省區，參見陳元暉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普通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92～93 頁。。因此，在清季下層社會啟蒙的視域中考察半日學堂的興衰歷程時，天津的半日學堂無疑是關鍵個案。

一、初始：啟蒙構想與實踐

李鴻章早先任直隸總督時，貫徹其“中國欲自強……則莫如覓制器之器，……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10]10的教育自強思想，在天津陸續創辦了北洋水師學堂、北洋電報學堂等新式學堂。天津的新式教育在李鴻章的大力推動下得到了初步發展。但是在較長時期內，天津的新式教育大都是為了滿足對專門人才的需要，“多數人還把傳統教育視為正宗”[11]97，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新式教育的進一步發展。直至甲午前后，維新思潮的涌起給天津的新式教育帶來了契機。彼時，開明知識分子群起疾呼改革教育、開啟民智，將辦校興學視作開民啟智的重要途徑，倡言：“民智之始何基乎？基于學校?！盵12]203天津官紳在時潮的影響下，先后創辦了北洋大學堂、天津普通學堂等新式學堂。

庚子之后，出任直隸總督的袁世凱重視新式教育，教育理念也相對開明。他不僅在津興辦了北洋軍醫學堂、天津警務學堂等新式專門學堂，而且大力支持天津普通教育的發展[13]，促成了天津第一所私立初等學堂的創辦。此時參與學務的興學官紳，早先雖在時風浸染下，懷著“本育才興學之意，為窮變通久之謀”的看法[14]83，多僅從傳統的育才觀出發理解新式教育的價值。但到此時，轉而積極推動天津興辦半日學堂，從實踐的角度突破育才觀的架構，切實以興學推動下層啟蒙。

士紳設立半日學堂主要是基于“貧戶子弟或為小本營生，或習各項手藝，若令終日就學，恐有礙生計，觀望不前。查東西各國，有半日學堂名目，其法甚善……不惟易于謀生，而心地可以開通，氣質可以變化”[15]。半日學堂的教學聚焦貧戶子弟，教學目標亦非將學生都培養成人才，僅是使學生“心地開通、氣質變化”。這種舉措是士紳考慮到多數的貧民無力接受一般的學堂教育，因而為他們開辟了一條啟蒙門路?！逗睂W報》曾登文說：“此校所以教貧民、工人，其種類曰半日學校?！盵16]當時，直隸總督袁世凱也說：“現在各小學堂漸次衍設，但限于學齡，故年長失學之人無從補習，此半日學堂之用意最為美備也?！盵17]576各方構想中的教學對象，無論是工人、貧民，還是年長失學者，都可表明半日學堂具有鮮明的啟蒙下層民眾的特質。

輿論也將半日學堂視作讓溺于玩鬧的孩童“受教化”的機構[18]。直至1906 年，學部亦仍將半日學堂視作啟蒙下層的著力點，稱“半日學堂之設，所以為貧寒子弟者尤備”。并通咨各省設立半日學堂[9]571。而這些最初的啟蒙構想，也影響了研究者的判斷。有關半日學堂的諸多研究便將其教育對象歸為“無力受教者”“常年失學的貧寒子弟”等，一些論述更是將半日學堂定義為“專收貧民子弟，不取學費，不拘年歲，皆可入學”的貧民學堂[19]203。但從天津等多地的辦學實踐來看，這種定義與史實存在出入。

鑒于課程設置、學堂秩序等緣故，在實際辦學中鮮有半日學堂對學生的年齡不作限制的情形，也沒有半日學堂可以接收“年長失學者”“工人”等作為學生。第三半日學堂在設立之初，便規定“學生年歲自九歲起，至十三歲止，太幼太長者俱不收”[20]，對學生年齡作出了明確限制。同樣，第五半日學堂只收“自八歲以上，十五歲以下者”[21]。第一半日學堂招生亦“以八歲至十二歲為合格”[22]。官立的天齊廟半日學堂也規定學生“由十二歲至二十三歲者為合格”[23]。

據史料記載，各半日學堂在設立之初設定的學額是兩百，如河北大寺官立半日蒙學堂“專授貧寒未曾讀書子弟，額收兩百名”[24]。藥王廟半日學堂[25]以及大悲庵半日學堂亦如是[26]。民立第三半日學堂將“學生分為……四班，每班五十人”[20]。在三所民立半日學堂辦學之初，時人便謂：“每一處收學生兩百人?！盵27]而事實上，各半日學堂日常就讀的學生遠少于兩百人，學生流動十分頻繁①1905 年，每所半日學堂平均有76 名學生，其中人數最多的也僅150 名。1907 年，這兩項數據分別是45 和50。等到1908 年時，平均生數更是減到僅38 名，最多的一所也只有48 名學生。數據比對之下，可發現半日學堂學生人數存在大幅變動，特別是第三半日學堂的生額變化達以百計。參見《各學堂學生數目》，《大公報》，1905 年 4 月 16 日，第 2 版；《移款助賑（續前）》，《大公報》，1907 年 9 月 30日，第4 版；《萬壽圣節各大中小學堂學生應得點心錢業蒙》，《大公報》，1908 年10 月28 日，第9 版。。

但是，即使難以招收到足額的學生，各半日學堂也從未放寬對學生年齡的限制，更毋論令“年長失學者”等入學接受啟蒙[28]。顯然，半日學堂的下層啟蒙，并非是“不拘年歲”、面向下層全體成員。而且，各半日學堂持續的登報招生行為，以及數據統計所見學生人數短期內的變動，也側面反映了半日學堂學生的強流動性②羅志田等早已注意到新式學堂招生困難，且特別論及“一些鄉民竟然謝絕免費讀書的機會”。而半日學堂招生困難、學生流動率高的問題，同樣也是這種社會現象的一部分。至于此現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科舉改革使“布衣卿相的夢想不再”，而學生由未切實納入新學制的半日學堂，來攀上“成功之階”的渠道幾乎是封閉的；另一方面，半日學堂雖然免費，但仍然收取書本費、操衣費等費用，這對貧寒子弟而言更是重負。在科舉改革后的新學制中，貧寒子弟在完成半日學堂的學習后，若再依照學制繼續就讀，花費之巨是根本無力承受的。參見羅志田《科舉制廢除在鄉村中的社會后果》，《中國社會科學》2006 年第1 期。。慮及此點，半日學堂對學生個人的啟蒙效果又須打折扣。

同時，理論上針對年長失學者和貧民子弟開設的半日學堂，在時人看來只是“將下流社會之人補授以普通簡單之學，使之稍明事理”?？梢哉f，“這半日學堂，本是識字學堂之別名”[29]。三言兩語間，表露出時人對半日學堂的期許，而正是這不高的期許匹配了僅有的國文、算數等簡單課程③這一期許，也如嚴修所言：“今欲推行普通教育……修身、國文、算數等科皆舉其易知易從者，勖之以實行，課之以實用?！眳⒁妵佬蕖蹲酁閷W部初立擬定教育宗旨請明降諭旨宣示天下事》，陳鑫、楊傳慶整理《嚴修集》上冊，中華書局，2019 年，第15 頁。。這種構想也與辦學之初士紳的想法相同。天津初設半日學堂時，士紳對課程的設置力求簡化與實用，推行最初級的教育啟蒙。最早設立的第一半日學堂擬“授以漢文、算學兩種”[1]，稍后的第三半日蒙學堂“課程專教識字、習算，字以能識字、能默為主；算以加減乘除，能見諸實用為主”[20]。第五半日學堂亦稱“教之習字、習算”[21]，設立稍晚的慈惠寺半日學堂開設之初亦只是“半日識字、習算”[30]。

在當時的辦學條件下，如果一直堅持這樣的課程安排，至少半日學堂的運轉成本會大幅降低。就教學課程而言，啟蒙質量雖會受限，但若能保證半日學堂的長期延續，至少能對下層社會子弟進行最一般的文字啟蒙，使他們具備接觸其他啟蒙質素的條件（識字）①清末關于西學學科次第的討論，多認為算學在西學中居首要地位，如梁啟超《西學書目表》言：“故西學之屬，……故算學重學為首，電化聲光氣等次之?！保ㄔ斠娛现段鲗W書目表序例》，載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1 冊，中華書局，1989 年，第122～126 頁）但由材料可見，天津的半日學堂起初開設算學科目，更多是基于“習作小買賣”的考慮，與此處接引西學關系如何，尚缺確證。然而，思潮如“風”，士紳如此排課幾無不考慮學科次第的可能性。。但是，之后的走向并非如此。

二、發展：辦學中的困境

清廷頒布施行的“癸卯學制”中雖言及“半日小學堂之科目……由管理人或創立人酌定；惟須稟經本省學務處核準”[31]421。但因其明確規定了初等小學堂所須開設的課程，大多數半日學堂亦因之。甚至如城隍廟官立半日學堂，因成本過高難以仿照學制開設課程，而改辦為單級學堂[32]。因此，該學制頒布實施后，最初僅開設習算、識字兩門科目的第一、第三半日學堂等便作出調整，開設了幾與學制要求吻合的課程類別。無疑，士紳對啟民智的渴求與這一因應有關，但迎合學制而在課程設置中“內卷”，以獲得官方及社會認可的需求也是這種變動的有力推手。

1904 年春時，第一、第二、第三半日學堂合計開設有字課、修身、習仿、地理、體操、圣跡、筆標、物理、習字、尺牘、填字、史學、合聲字母、國朝掌故、九類字、少年世界史等[33]。無疑，1904 年初，這三所半日學堂的課程已經十分豐富，遠不止于最初的識字與習算范疇。地理、體操、物理等趨新課程，也表明在這一過渡時期，士紳將下層啟蒙豐厚化的面向。而圣跡、修身之類課程的設置，還可說明在士紳迎合中央學制，將半日學堂課程標準化前，其課程安排便具有濃厚的傳統色彩?？芍?，士紳構想與踐行的下層啟蒙并非是純粹、單質的。但不久，這一課程安排便作了迎合學制的調整。

1905 年初時，民立的八所半日學堂開設的如圣諭、填字、默字等課程均不出“癸卯學制”，第二至第七半日學堂，更是全數開設學制中的相應課程。半日學堂所設課程至此時已經經歷了一番標準化[34]。而這一標準化，在具體操作中則主要由直隸學務處等地方興學機構負責統籌與協調。此后，各半日學堂所開課程均不出“癸卯學制”規定的初等小學堂的課程范圍[31]414-417。與之相應，1906 年初，宣講所附設的三所半日學堂（除地藏庵半日學堂），便“改定章程與各初等小學堂功課一律”，開設課程有“修身、讀經、造句、書札、習字、字課、珠算、筆算、歷史、地理、格致、圖畫、手工、體操”[35]。這三所半日學堂調整后的課程亦屬“癸卯學制”規定的初等小學堂的課程范圍，只是更為細化。而宣講所附設的其他半日學堂開設的課程則稍顯不同。

據“京外學務報告”載，上述學堂在調查時（一般比刊出早一年）所開課程為“國文”“作文”“修身”“識字”“珠算”“筆算”“書札”“體操”[36]。所涉課程雖明顯缺失“癸卯學制”硬性規定的“歷史”“地理”和“格致”科，但相較開設之初僅“半日識字、習算”之設置已經變更不少，且這種課程設置依據的是學部對初等小學堂簡易科的課程規定，是學部針對辦學條件難以滿足教育需求的妥協產物。無力仿效初等小學完全科學制課程的半日學堂，便仿效了初等小學簡易科的課程設置。

半日學堂意在關照“不能終日在學”的底層子弟[37]，因而其考慮的不僅是他們的就學，還有他們的謀生，擔憂的是“使（學生）不急講工藝，恐學生異日饑寒仍屬可慮”[38]。彼時，有輿論言：“立半日學堂的本意，原是為寒苦子弟無力上學，教他們半日做小買賣，半日入堂讀書?！盵39]加之，清廷當時極力督促地方興辦實業教育。因此，在天津士紳的籌措下，專教某一實用技能的行業性半日學堂陸續開辦，如半日藥學堂、半日藝徒學堂等，前此的各半日學堂在實業教育的大潮中也增強了教授內容的實用性。

1906 年，改章后的第六半日學堂分設兩班，給年齡大的一班“教他工商的本事”[40]。除在課程方面作出調整外，興學士紳亦通過附設工廠、生計訓練等方式拓展半日學堂的教學內容。在紳商穆楚帆的主持下，第三半日學堂招取學生“在堂中稍習工藝之事”[41]，嚴修亦擬在文昌宮收“半日學堂之學生教以紡織等藝”[42]。而民立第六半日學堂自改章后，使年歲稍幼的學生兼“習做小買賣”[40]，這與第三半日學堂派學生入教養局學習織染相近[38]。

在天津的半日學堂七八年的辦學歷程中，以第一、第三半日學堂為典型的各半日學堂因迎合“癸卯學制”的要求而使課程設置漸趨于一致，教授內容大大超出了設立之初“習字、算數”的范疇。同時，第一、第三、第六等半日學堂不僅在教學中納入了“習藝”及學“工商本事”等新內容，而且采用的是讓學生前往教養局、工廠實地學習的方式。但是，在有限的師資、經費和教學時間的制約下，不僅要使半日學堂啟民智，還要教謀生，這無疑會制約半日學堂在下層啟蒙中發揮的作用。

正如安徽巡撫馮熙所言，半日學堂不同于一般學堂，能關照到“迫于時間無入學之暇”的人[43]。這源于半日學堂將授課時間限定于“半日”，但這“半日”具體又指什么時段？天津的半日學堂最初設立之時，多仿照第一半日學堂之法“分為四班……辰班早七點鐘入堂，至九點鐘放；巳班九點鐘入堂，至十一點鐘放；未班十二點鐘入堂，至兩點鐘放；申班三點鐘入堂，至五點鐘放”[44]。設立于其后的第二半日學堂[45]、第三半日學堂亦如是[20]。

不過，之后陸續設立的半日學堂則對授課時段有所調整。如第八半日學堂授課時間分為“早班，八點至十一點；午班，兩點至五點”[46]，不僅突破了最初的分四班之制，而且將授課由兩小時改作三小時，河北大寺半日學堂對授課時間的調整亦有類似之處[24]。至于調整分班制、更改授課時間的原因，擬授課兩班的第七半日學堂上稟稱：“實緣荒村孤陋，風氣尚未大開，雖經百端勸導，僅招募學生六十余名，只得權分兩班?！盵47]而慈惠寺半日學堂的上報則更詳細：“附屬半日學堂一處……分辰、巳、未、申四班授課，每班授課兩小時，因授課時數太少，學生無多，改定學生一百名，分上下午輪班授課?！盵30]班次減少、教學時間縮短，是士紳遭遇辦學困境時的無奈之舉?？梢?，即使在如天津這般的通都大邑，半日學堂也同樣遭遇著“風氣不開”帶來的挑戰，直面無人向學的尷尬，啟蒙也因此受滯。

基于辦學條件，天津的興學士紳起初僅將識字與習算作為教學內容，著手“啟發民智”[44]。但是，規定初等小學堂須開設近十門課程的“癸卯學制”頒行后，直接影響到半日學堂的課程安排。雖然，半日學堂在課程設置上擁有一定自主權，但彼時恰逢興學熱潮，智識階層對興學滿懷熱情，以嚴修、林墨青、陳寶泉為代表的興學士紳，積極參與到半日學堂的教學工作，使經費無多的半日學堂得以迎合學制規定，開設了一批超出識字、習算范疇的課程[48]。在士紳的推動下，半日學堂在教學中還納入了裨益謀生的內容。然而熱情只敷一時，半日學堂的啟蒙不僅受制于風氣不開，而且從辦學條件來看，僅憑創辦伊始的熱情，士紳與民眾一時性的辦學投入遠不足以維持長期的學務，這需要制度化的經費安排等保障。

三、退場：經費不足的無力

天津的半日學堂并未面向下層社會全體成員，課程的“奢華”也制約了其進一步普及。但更要緊的則是，即使這種有限的下層啟蒙，也未能維系較長時期，經費不足直接導致了多數半日學堂停辦，這對下層啟蒙的效果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朱鵬指出“官立學堂靠官費來運營”，民立學堂“依靠富裕紳商寄捐設立和運營”[49]。區分“官立”與“民立”學堂的主要標準是經費來源。其論針對的是天津的學堂整體，對于天津的半日學堂而言也基本成立。天津的半日學堂興辦伊始，并無明確的定章可據。1903 年初，天津設立的第一所半日學堂是民立第一半日學堂，其與稍后設立的民立第二、第三半日學堂參照了彼時已經頒布施行的袁奏《籌設直隸師范學堂、小學堂擬訂暫行章程》，可能也參照了《欽定學堂章程》。上述學堂在自立于民立學堂的基礎上，面向社會廣籌辦學資金，并且自行擬定了學堂的經費額度。

民立第一半日學堂擬定的學堂年經費是600 元[48]，其后設立的各半日學堂基本均以此為準[50]。而在民立半日學堂設立之初，面對暫無經費的現實，士紳群體多采用募捐集股的形式向民間籌措資金，嚴修等人初設第一半日學堂時，便擬定“此次勸捐系用集腋成裘之法，每股每年十元”[51]。以“集腋成裘”之法募集初設資金的做法之后被第二[45]、第三半日學堂沿用，廣泛向民間募捐[20]。起初，這種募捐并“登報以志不忘”的做法效果較為明顯[48]。在第三半日學堂創立后的半年內，共收到了林墨青、卞庚言等士紳在內的26 位個人的資金支持。除去第三半日學堂的興辦者穆楚帆出資的700 元外，其他25 人合計捐助305 元。這一數額雖然不多，但已超過了半日學堂維系一年之所需[48]。不過，這種捐贈只是熱于一時，不堪為穩定之經費。

與之相仿的還有第七半日學堂，其在初設時便擇定抽“牙用”以辦學。但“牙用”難有定數，而士紳設想的補充之法“職等認捐”“籌有他款，再行接續”均為不定的經費來源，經費結構本身蘊含著不穩定性[47]。以社會零散捐贈或“牙用”為主要經費來源，使民立半日學堂難以獲得長期穩定的經費供應，最終導致了多數民立半日學堂的消亡。

民立第六半日學堂由王新銘等于1904 年創辦于河東施廠。據該堂紳董王新銘稱該堂“常年經費六百元”，起初由“糧木商公所勸任籌撥”，但是至1905 年正月忽然停撥[52]。該學堂經費一時間無從著落，只得暫借錢款維持至1905 年7 月。經費再次完結后，該堂創辦者林玉成等人合捐50 元，再維持至8 月底。該年10 月的經費則又“爰勸河東紳商二十五家，每月各出銀洋二元，集得每月經費五十元暫為支持”[40]。商董楊明僧憶及當時經其“說合，每年由跑合人（商家）報效河東民立第六半日小學校經費三百元”[53]。爾后，王新銘等人便上稟為紳商義舉請獎。但民立第六半日學堂于此后不久（1907 年夏）便被歸并于民立第五十兩等小學堂，這極有可能是商家捐贈中斷導致的。

天津的各官立半日學堂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官立半日學堂設立之初，并無定章明確規定其經費來源。當時，《籌設直隸師范學堂、小學堂擬訂暫行章程》已經頒布實施，內言初等小學堂（官立）將“州縣現存款項作為常年經費”[54]391。幾與此同時頒布施行的《奏定學堂章程》也擬定“初等小學堂（官立）……須酌籌官費”[31]412。因此，官立的各半日學堂理論上可由政府供給經費。然而，晚清財政支絀的現實下，屬于興學邊緣的半日學堂難以得到清廷足夠的財政支持?！度珖逃y計表》顯示，半日學堂的經費僅為“一萬九千零九十六兩”，尚不及小學堂的六百分之一[55]。具體到天津的半日學堂，清廷實難長期給各官立半日學堂提供穩定經費。因而，官立半日學堂的經費來源也一直處于變動中。與民立半日學堂類似，經費的不穩定與支絀也導致了官立半日學堂的消亡。

大悲庵官立半日學堂創設于1904 年夏[56]。該堂先由賑撫局支撥了三年經費，其后于1907 年停撥。此情況經賑撫局上稟袁世凱后，袁批：“改由天津縣廟產項下接續籌給?！盵57]350之后該堂所獲的經費捉襟見肘，“每月只五十元，毫無余款”[56]。在經費無制度性保障的情況下，學堂難以為繼。果然，大悲庵官立半日學堂不久便被改辦[56]。

經費的不穩定性還體現在同為一縣的官立半日學堂，但經費卻并非出于一源上。首先，毗鄰或附設于初等小學堂的各官立半日學堂，其經費來源多系廟產所得[58]。這也與定章之“廟產興學”相吻，這類學堂包括河北大寺官立半日學堂、慈惠寺官立半日學堂、藥王廟官立半日學堂等。其次，附設于宣講所的四所半日學堂，即西馬路半日學堂、天齊廟半日學堂、地藏庵半日學堂和甘露寺半日學堂的經費均由宣講所提供[36]。而上述之大悲庵半日學堂的情形則更為特殊。

經費來源的不穩定與支絀相互交疊，決定了半日學堂的走向。1904 年底，半日學堂興辦不久，林墨青等便上稟：“天津蒙養各半日學堂……款項奇絀，學堂經費不足?！盵59]就在林墨青等人“請給”半日學堂經費后不足半年，嚴修等人稱因開設僅一年的城隍廟官立半日學堂經費支絀，而決定將其改為“只設正副兩名教員”，“給薪水亦較（半日學堂）分請各教員節省實多”的單級學堂[60]。河北大寺半日學堂亦有可能是因為勸學所將原本供給半日學堂的經費轉供營業學堂所致[61]。而林墨青在1909 年初，鑒于大悲庵半日學堂“每月只五十元，毫無余款”，便將其與天齊廟、甘露寺半日學堂等四所宣講所附設的半日學堂一并改為簡易小學堂[56]。前述因經費籌集困難而先修改學堂章程、后歸并于兩等小學堂的民立第六半日學堂亦是經費影響半日學堂走向的典型。

興學有賴于經費的支持。倡學之初，張之洞等人便坦言：“中國此時初辦學堂，一切費用甚巨，自應亦令學生貼補學費，不致全仰給于官款?！盵62]214但是，半日學堂在層次上屬于初等學堂，按學制規定，官立初等小學堂不收取費用，因而官立半日學堂也不向學生收取費用①“官設初等小學堂，永不令學生貼補學費”。見《奏定學堂章程》，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中冊，第412 頁。。在辦學宗旨上，半日學堂關照底層民眾，因此民立半日學堂也不收取學費。故而，官立半日學堂的維系仰賴官款，民立半日學堂的維系依賴多方籌資、捐贈。但是，晚清支絀的財政使官立半日學堂難有穩定的經費供給，依賴社會資財的民立半日學堂更遑論有穩定的經費。經費沒有保障，是天津多數半日學堂停辦或歸并的根本原因。

四、困境：迎合學制與啟蒙下層

天津興辦半日學堂在晚清為創舉，既無先例可供參考，又無規章可資憑借。士紳在興辦半日學堂中所做的更多是應勢而變。民立第三半日學堂設立之初就規定“學生年歲自九歲起，至十三歲止”[20]。到1907 年，其招生時則規定“年歲自八歲至十五歲”，明顯放松了年齡限制，但仍未包含官紳最初期許的“年長失學者”“工人”等群體，其辦學雖然因各種“優惠”而更適宜貧民子弟，具有鮮明的下層啟蒙色彩，但這種啟蒙相比于最初的構想，在實踐中仍是“縮水”的。士紳最初鑒于辦學條件，在半日學堂僅開設“識字、習算”等少數課程。但“癸卯學制”施行后，各半日學堂紛紛調整課程迎合“癸卯學制”中的課程設計。這種迎合學制的做法，收效有限。但繁多的課程帶來的對經費、師資的需求成為半日學堂的不堪之負，是許多學堂停辦的根本原因。而這背后還折射出地方邊緣性的興學機構與中央學制之間的張力和離合關系。

天津的半日學堂作為一種邊緣性的教育機構游離于清廷中央學制之外。彼時的興學事業中，更受重視的是農工商的實業教育學堂，外加普通教育中正途的初高等學堂、中學堂和大學堂，這些學堂均正式地載于清廷的中央學制。相較之下，半日學堂僅是邊緣性的興學機構。天津初辦半日學堂時（1903年），適用的規章只有清廷批準的袁奏《直隸師范學堂、小學堂擬定暫行章程》，以及發布后并未施行的《欽定學堂章程》。況且，這兩個章程還未涉及半日學堂。在“癸卯學制”頒布實施之前，半日學堂的辦學均由興學士紳自行探索。在此情況下，創辦的民立第一、第二、第三半日學堂均是未入官方學制系統的化外之物。

1904 年清廷頒布施行“癸卯學制”，內中雖承認了半日學堂的合法性，并在課程設置和教授時段上，給予了半日學堂一定的權限，但是“癸卯學制”并未切實將半日學堂納入官方教育體系，半日學堂在中央學制中仍無處安置，不像初等小學堂畢業生可入高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畢業生可入初等中學堂一般，半日學堂畢業生的出路問題，并未得到該學制的回答②其實，在創設半日學堂之初，嚴修等人就有意將半日學堂畢業生送入“壬寅學制”所納的蒙學堂中：“其有材質出眾者，隨時保送蒙學堂?！保▏佬薜取短旖虻涝斕旖蚩h詳據翰林院編修嚴修等稟集資捐設半日蒙學堂請查核立案由》，《北洋官報》，1903 年4 月18 日，第57 冊）因此，后來調整半日學堂課程以契合“癸卯學制”，企圖使畢業生進入初、高等小學堂，也是這批興學士紳自然而然的想法。。1905 年底，給事中劉學謙上陳《奏設半日學堂片》，于1906 年初諭旨通行全國。劉學謙所奏只是倡言各地廣設半日學堂，亦未涉及將半日學堂安置在中央學制中的問題[63]38。如此，清廷雖在1904 年初頒布施行了“癸卯學制”，但半日學堂在理據與事實上均游離于中央學制之外。

天津的士紳在興辦半日學堂的過程中，不斷迎合中央學制。1903 年第一批半日學堂設立時，各半日學堂開設的課程基本上多不出“識字、習算”兩項科目。但1904 年初頒布施行的“癸卯學制”，將初等小學堂正式納入中央學制。與初等小學堂層次相近的半日學堂則只是得到了官方的認可，而未切實安置在中央學制中，更遑論中央學制專門規定半日學堂的課程。當時的興學士紳卻紛紛調整半日學堂所設的課程，將早先的“識字、習算”等課代以十門左右的課程，而這些課程則是“癸卯學制”所含的初等小學堂的課程。然而，即使在天津這一學務領先全國的地區，“癸卯學制”規定的初等小學堂課程也無法盡數開設，更遑論將之推行到遠不及初等小學堂辦學條件的半日學堂中。同時，因為“癸卯學制”沒有安排半日學堂學生的出路，士紳便開設“教工商本事”的謀生課程，這無疑也加重了半日學堂辦學的負擔。

當時，有輿論直言半日學堂的課程并不適宜：“凡半日學堂的學生，不必一定要教他們做操衣，立半日學堂的本意，原是為寒苦子弟無力上學，教他們半日作小買賣，半日入學堂讀書?！盵39]雖有這番質疑，且開設約十門課程帶來的經費負擔十分沉重，嚴修便苦于“初等小學堂課程繁多……必須延請六七人，往往經費支絀，憚于舉辦”，因而其將城隍廟官立半日學堂一舉改為單級學堂。但是，天津士紳雖面臨輿論質疑和經費重壓，但仍不采用“癸卯學制”所賦予半日學堂在開設科目上的自主權，而是選擇迎合學制，內中不乏糾葛①在體制性壓力下，士紳如此作為具有一定的被動性。但另一方面，也不乏在國族建構熱情的驅使下，積極趨向國家政權的意味。清季，天津興學士紳的行事邏輯和行為選擇都支持這一論述。。

另外，各半日學堂設立之初對學生年齡有所限定。并且，學部通行全國的奏片中倡議“半日學堂……不拘年齡”[63]38。但這一倡議并未得到天津各半日學堂的實際響應。之后各半日學堂發布的招生通告中，依舊對招生年齡進行限制。士紳如此作為的一個重要考慮，仍然是為了契合中央學制，在此主要涉及畢業生去向、教學秩序等問題?！肮锩畬W制”對初、高兩等小學堂學生的年齡均有明確規定，超齡則不能入學。因此，士紳設定年齡限制，依然是企圖讓半日學堂的畢業生有望進入學制認可的學堂，進而在事實上使半日學堂進入中央學制的框架。從實際效果來看，確有一些半日學堂學生得以成功進入高等小學堂，如“城隍廟內官立半日學堂拔出高等學生三十余名，保送高等小學堂內肄業”[64]。但是，更多半日學堂的學生難有這樣的流動機會。

更深層次的追溯，則無法回避晚清興學中的經費難題。天津各民立半日學堂的啟辦經費，多來自民間的募股或捐贈，也有部分屬于穆楚帆、嚴修等紳商的直接出資。一時籌措的經費，如果沒有切實的制度安排，顯然難以長期維持供應。一旦捐贈或募股未果，那么半日學堂便無以為繼。而理論上，官立的半日學堂似乎有著更為可靠的入項來源，但晚清政府財政困窘，興學尤其如此。在實踐中，各官立半日學堂的經費也無制度保障，往往是官方“拆東墻補西墻”的臨時湊集，一旦籌集遭厄，半日學堂也只能走向末路。因此，經費不足，是限制半日學堂長期維系，或者進一步推廣的根本原因。

總之，天津一地興辦半日學堂的個案，映射著清季半日學堂下層啟蒙中的普遍性困境，這也使我們有理由重審晚清下層啟蒙的實際成效②嚴修興學數年，直言普及教育、開啟民智的艱難：“自國民教育之義逐漸發明，辦學者以普及為美談，以強迫為急務。無如風氣閉塞，師資缺乏，財力艱窘，普及云者，第故存此說耳?！眹佬蕖缎挪荨?，轉引自嚴修自訂、高凌雯補、嚴仁曾增編《嚴修先生年譜》，第198 頁。。半日學堂啟蒙的局限，還昭示了開辦與維持成本較高的學堂，在下層啟蒙中的尷尬境地。整個二十世紀上半期，在社會精英啟蒙下層民眾的潮流中，收效可觀的并非辦學，而是更貼近于民的其他形式?？梢哉f，這一特點在最初的半日學堂的下層啟蒙中，便已發見端緒。從另一角度來看，在國家和社會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興學的制度性安排如若不能基于現實條件，將興學主流外的“異途”（如半日學堂）切實容納于內，那么極有可能造成制度性安排擠壓“異途”的情況，導致社會資源的浪費。這種國家制度客觀上對“異途”的擠壓，無疑是晚清國家擴張中的一環③徐佳貴在對清季溫州府興學的研究中，便提及：“國家擴張，亦有地方向國家迎合的面向?！保▍⒁娛现多l國之際：晚清溫州府士人與地方知識轉型》，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327～331 頁）天津的半日學堂迎合學制而調整課程，無疑也是題中之義。。而其造成的資源浪費，則是晚清國家擴張下，國家與社會在開民啟智中步調失調的必然結果。